以蘇聯解體教訓為鏡鑒的鑄牢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

何金生

（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建黨一百年的重要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此乃政治共識，亦為學術共識。而在學術研究中，普遍被忽視的問題是，國際民族問題的鏡鑒，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蘇聯解體的教訓。蘇聯解體導致民族分裂，兄弟反目成仇、兵戎相見，甚至影響至今，如俄烏沖突。作為多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家，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問題。以蘇聯解體教訓為鏡鑒，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中國特色，不僅有利于總結一百年民族工作的重要經驗，拓展民族研究的國際學術視野，推進中華民族凝聚力學術研究；而且對于貫徹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①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回顧黨的百年歷程，黨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參見習近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1年8月29日，第1版。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有其重大的實踐意義。

一、物質文明建設是鑄牢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物質基礎

物質文明建設旨在于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表明“物質文明不高，不足阻社會主義之進行”[1]，蘇聯的解體則證明物質文明建設是保障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的重要基礎。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蘇聯政府十分注重民族經濟的發展，并投入大量的資源予以支援。尤其在斯大林當政時期，凝聚各民族力量，在短期內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然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片面發展重工業，導致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緩慢，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收入分配上，長期搞平均主義，挫傷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并致使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甚至趨于停滯，最終導致落后的社會生產難以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蘇聯的經濟政策背離社會主義的本質和脫離本國的國情，導致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明顯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助長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并造成面向人民群眾的生活物資供應短缺，而少部分獲得特殊供應的地位特殊者，成為了脫離群眾的特殊階層。人民群眾與特殊階層的對立是蘇聯解體的一個直接原因，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是蘇聯物質文明建設在“為了誰”“服務誰”的目標、任務、使命上出了問題。

建黨初期面臨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極度匱乏等困境，如何帶領人民群眾擺脫貧窮落后成為黨的重要使命。在抗日戰爭時期敵后根據地遭遇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領導并開展大生產運動，帶領人民進行物質生產建設，為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對外”和抗戰勝利提供物質保障。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促進經濟生產和穩定社會秩序，黨中央確立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并通過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提升工業化水平，并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根據少數民族地區在經濟、政治和歷史條件等方面不同于漢族地區的特點，實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以解放生產力，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意識的形成。然而，由于新生黨缺乏經驗以及受到蘇聯的影響，曾出現如“大躍進”運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生產關系違背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冒進錯誤，并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意識到，不能照搬蘇聯模式，也不能僵化理解馬克思主義，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大峽谷”理論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依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不能跨越其先進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是一切社會歷史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首要任務?；谌嗣袢找嬖鲩L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狀，鄧小平作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等科學論斷，并提出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從解決溫飽問題到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三步走”戰略，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鄧小平指出，漢族地區的經濟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去，需制定一套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特殊政策，誠心誠意為少數民族服務。①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68頁。通過對民族地區實行重點工程扶持政策、西部大開發戰略、民族貿易政策照顧等經濟援助和經濟政策傾斜方案，提高民族地區的物質生產力水平，縮小經濟差距，促進各民族在經濟利益上達成共識，為鑄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意識奠定物質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不僅證明社會主義因“跨越卡夫丁大峽谷”而帶來的被束縛的物質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并且表明生產力因素不再是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首要限制性因素。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同時說明，新時代物質文明建設開始進入由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經濟發展任務階段轉向以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為主要經濟結構改革階段。在黨的領導下，基于我國民族發展的新特征，將民族地區作為脫貧攻堅的主戰場，推進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并通過“補齊短板”等舉措，推動民族地區特色資源的有效整合，以緩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和促進民族地區生產關系的深度變革，致力于讓全體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建設方針和改革措施，體現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 年我國將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建黨百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積貧積弱、解決溫飽問題到共同富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中華民族聚合力。

二、精神文明建設是鍛造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

從歷史上看，由于帝俄時期民族構成多元、復雜等因素，蘇聯各民族在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共同歷史記憶相對薄弱，缺乏全體人民共享的文化傳統，難以形成統一的思想共識。因此，蘇聯解體是文化認同危機的結果。從現實上看，受到西方和平演變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蘇聯共產黨以西方的普適價值觀念搞思想文化改革，造成否定蘇共黨史、否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成為西方文化的俘虜，加之受到各聯邦民族領導勢力的制約，最終被迫放棄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各共和國共產黨都從本民族本地區的角度和立場來看待全黨和全國性的問題，全黨一致的觀念、國家的觀念蕩然無存。①參見韓克敵《民族問題蘇聯之殤——再談蘇聯解體的原因》，《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23頁?？偠灾?，蘇聯的多數民族有著獨立的政治構架和文化認同，各民族之間以獨立個體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共同體的方式存在，因此也就缺乏建構共同體價值共識的思想文化基因。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基因流淌于早期共產黨人的血脈之中，并秉承著民族共同體思想去創建政黨。在五四運動前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已提出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冶融而成”的思想，“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2]。建黨初期，中華民族面臨著民族獨立問題以及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危機，這種敵我矛盾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爸腥A民族的‘一體’意識在反帝國主義中得以‘覺醒’，在表征上主要體現為團結抵御和中華民族要成為‘一個’?！盵3]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組織發動了一場要求獨立和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初步體現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價值共識。九一八事變后，在黨的領導下，形成民族革命壁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促進民族覺醒，并推翻“三座大山”，最終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正式建立獨立和統一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成為實體意義上的民族共同體，并形成休戚與共的民族共同體意識。1949年后，在黨的領導下，開展民族識別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并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價值共識的形成。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作出反對大漢族主義、承認和肯定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作出的貢獻、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文化建設等論述。②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4頁。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堅決反對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和積極推動各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思想主張。改革開放后，受到蘇聯局勢以及邊疆民族地區分裂勢力的影響，鄧小平指出：“要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盵4]同時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重要地位，主張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解放思想以抵制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和增強中華民族的思想凝聚力。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動員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指導作用”[5]。尤其對民族地區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促進民族思想的解放和振奮民族精神，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地區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實現民族認同奠定思想基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需要繼承和發揚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以增強各民族的思想價值共識。黨的十七大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主線，并推動優秀民族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有機結合，有利于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共識。

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是意識形態。習近平指出，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是蘇聯解體和蘇聯共產黨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和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和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導致民眾的思想混亂以及各級黨組織喪失領導地位。③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針對諸如此類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主動，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權。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現代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沖擊，黨中央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明確指出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根本制度”寫入黨章和憲法。新時代背景下，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根本在于增強文化認同，④參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 年9 月30 日，第1版?！吧鐣髁x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認同的基礎，決定著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涵和方向”[6]。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和精神紐帶，是熔鑄在56個民族血脈中的靈魂和基因，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領導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精神文明建設建構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建黨百年，從思想覺醒、思想解放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價值共識和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思想文化基礎，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三、政治文明建設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可靠保障

在政治上，蘇聯由于失敗的政治體制改革和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民族矛盾擴大化、民族沖突等問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沒有抵制以葉利欽為代表的分裂勢力，推行多黨制，弱化甚至否定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此外，戈爾巴喬夫將一切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根源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實際上，這些政治體制改革遵循了西方反社會主義、反蘇維埃政權，企圖將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的思想邏輯。

蘇聯共產黨在解決民族問題中，僵化理解馬克思的民族思想，把民族問題簡單地視為階級問題，并認為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消失，民族和民族問題必將隨之消失。在民族政策上，列寧主張“中央集權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7]和民族相對自決權，主張民主、平等與聯合的民族關系，反對暴力和階級特權。隨著蘇聯局勢的發展，列寧轉而贊同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各聯盟民族成員國擁有高度的自治權，這為民族的政治分歧埋下種子。列寧逝世后，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實行一些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偏離了列寧最初正確的民族政策和馬克思的民族思想原則，最終嚴重侵犯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拉大民族之間的差距和隔閡。尤其是有些不平等的主張，引起非俄羅斯族等少數民族的不滿與反抗，激化民族之間的矛盾對立和沖突，增強民族之間的自我意識和排外意識，形成以俄羅斯族為主的大俄羅斯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這些都為民族分裂留下了隱患。

由于受到列寧民族思想的影響以及新生黨在理論和實踐經驗上的不足，中共二大提出實行“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制”的民族政策。實際上，這種政策主張具有雙重含義，既指中華民族對帝國主義的自決，也指蒙古、西藏和回疆對北洋軍閥的自決，①參見許彬《關于中共最早提出民族自決主張的時間考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7期，第119-125頁。體現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以及漢民族和各少數民族反對封建剝削的雙層意義上的“民族自主”?？谷諔馉帟r期，中共雖然沒有完全放棄民族自決的政治話語，但并不意味著以民族聯邦政策來處理民族關系。新生政權始終貫徹民族平等與團結的思想，明確提出“建立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國家，消滅一切民族間的仇視與成見”[8]。經過不斷地探索，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表達了取消階級特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民族平等的思想，批評大漢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新中國成立后，基于民族意識的自覺以及我國民族發展和聚居分布的基本特點，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民族團結的行為?！盵9]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導致20 世紀60 年代的中國曾出現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思想，但最終都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予以否定并在后來的撥亂反正中予以全面糾正。毛澤東將民族矛盾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說服的、教育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②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0頁。以此反對民族分裂、促進民族穩定和諧。改革開放后，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節點，加強黨的民族政策法律化并進一步保障全國各族人民的權益。反觀之，蘇聯在民族政策上提出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但“在法律上特化了群體并給予它特殊權利”[10]，即導致大俄羅斯民族的特權化并侵犯其他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和保留各民族差異性的基礎上，實現“和而不同”和“多元一體”，保障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穩定和諧。

在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的“兩個結合”科學論斷并提出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通過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內蒙古自治區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條例》等政策，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格局日臻完善。隨著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落實和推進，56個民族已結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成員都已具有高層次的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民族認同意識。③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頁。建黨百年，從民族自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到“兩個結合”，民族政策的不斷改進和完善，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穩定和諧意識，增強中華民族內聚力。

四、社會文明建設是強化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社會環境因素

人創造環境，環境亦創造人。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是強化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社會文明建設（意指狹義）是以人為本的具體實踐，主要指在科技、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方面所獲得的社會積極成果的總和。蘇聯在科技、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社會建設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由于蘇聯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模式，在民生改善上往往是力不從心。

蘇聯共產黨繼承的是一個多民族聯邦制、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國家，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同時意味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新經濟政策提出改善小農的生活生產條件、引進外來技術、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增加工業總產值等措施有效地促進了蘇聯的現代化發展。然而，蘇聯模式下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社會民眾生活改善不明顯、生產效益低、社會福祉保障水平低等問題。尤其在蘇聯后期，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導致國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消費動力不足，社會關系矛盾尖銳化。此外，官僚階層特權化的制度異化導致蘇聯社會生活的異化，即忽視人民群眾的正當利益訴求。以改善民生為主的社會建設，事關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它是鑄牢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基礎。蘇聯的社會建設未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它成為了瓦解蘇聯民族共同體社會基礎的一個原因。

中國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既是一種社會性質，也表征一種社會狀態。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長期壓迫，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的苦難和屈辱中，并造成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尚未開啟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文明建設，但就社會實踐而言，這段時期內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在反帝反封的社會實踐中不斷探索改變貧窮落后狀態的社會建設之道。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推動以工業化為主體的物質生活文明建設。通過動員群眾興修水利、修復鐵路以及建造公路、恢復城鄉物資交流和貿易合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促進民族地區的往來。此外，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制定以工業化為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通過全面調整國民經濟結構、興建工業基地、引進技術專家、培養建設人才、發展文化教育等一系列舉措，促進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以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和制定改革開放戰略目標。為了有效推動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對民族地區實行興邊富民、稅收減免以及建設青藏鐵路等一系列措施，不斷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改善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環境，為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創造社會條件。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以“大雜居、小聚居”為分布特點的民族區域格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化和城市化改革的推進，大量生活在傳統聚居區的少數民族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西部流向東部，推動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交融，形成以交錯雜居為基本特點的民族空間分布格局，并產生一些新的民族問題?；诖?，在黨的領導下，制定和實施《關于新修改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若干意見》《城市民族工作條例》等政策，保障各民族尤其是城市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有效地推動民族團結、平等和互助，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基礎。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會文明建設，要求深入貫徹“五個統籌”，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政策、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投入力度以及堅持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科學制定發展思路和目標。①參見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 年5 月28日，第1版。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改變民族地區貧困落后狀態，推動各民族地區的協同發展，加強黨的社會向心力，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由小康到大同社會意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新時代社會文明的發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根據民族地區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黨中央提出，“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11]。通過建構一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環境，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以多元社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尊重和保護各民族的主體權利，激發社會各主體和各族人民共同治理和解決社會問題，不斷地創造一個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社會空間形態?？偠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文明建設的積極成果以及在外交上從弱國無外交到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由小康到大同社會意識的社會基礎?？v觀百年歷史征程，在黨的領導下，由擺脫殖民壓迫和封建愚昧到實行改革開放、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再到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文明程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五、生態文明建設是夯實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自然根基

生態文明建設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列寧的生態自然觀探討了在工業化建設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經濟發展問題，并提出資源節約和經濟資源建設等科學的生態理念。但是，這些理念沒有被充分地轉化為實踐。蘇聯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以及“加速發展戰略”，形成一種“生產至上”和“增長第一”的生態價值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超出生態環境的承載限度，對資源和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導致生態危機與經濟危機并存。此外，在西方和平演變陰謀的影響下，戈爾巴喬夫的“綠色”新思維成為政治斗爭工具。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打著生態主義的旗號趁機攻擊黨和政府，導致生態問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并形成以反政府、反社會主義制度的“綠色政治”。蘇聯后期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泄漏事件，直接成為蘇聯解體的導火線?！爱斘覀兏髯迦嗣竦倪z傳基因受到威脅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悲痛與憤怒的浪潮席卷了全國”[12]，生態問題的政治化以及惡性生態事件的發生，激發了蘇聯民族的生態抗爭意識并加速了蘇聯解體。蘇聯民族的生態矛盾危機印證了恩格斯自然報復思想的科學性。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必然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每一次勝利取得的預期結果，最終都會因其往后所產生的影響和后果而被消除。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頁。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永續發展不容忽視的主題。

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為主的最普惠的“民生”政策，惠及全體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構人與自然環境共榮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治理體系，推動美麗中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發展，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奠定綠色根基。早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就提出“綠化祖國”的口號，強調要改變自然面貌，綠化祖國的河山。②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林業局《毛澤東論林業》（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1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了發展工業和第一產業，忽視環境保護問題，形成“被動式”的環境保護理念。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日漸突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逐漸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建設生態文明，并正式把“生態文明建設”確定為黨中央的政策目標。這標志著黨中央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更加科學和深化，并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態意識的形成。針對民族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條件，制定《防沙治沙法》《草原法》等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加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建設，保障各族人民的生態合法權益，構建我國民族地區生態安全屏障。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步入制度化和法治化軌道。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提出“兩山”理念和新發展理念，并完善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中，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將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結合起來，促進民族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良性互動和可持續發展，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切實保護民族地區的生存環境和保障各族人民的生態權益。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進一步完善和建構生態環境效益補償制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法規體系，加強環境保護頂層設計和民族地區各地方政府聯合布局的有效互動，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態意識。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中，以“形成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作為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的目標，致力于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發展優勢，促進民族經濟在西部大開發中實現綠色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提升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深入能源革命，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生態文明建設，從科學發展觀到“兩山”理念，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有利于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并為民族地區后發趕超創造生態條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態意識，夯實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自然基礎。

六、結 語

面對復雜的民族矛盾，蘇聯共產黨沒能正確處理好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及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問題，是造成民族危機并加速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蘇聯解體這一教訓，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仡欬h的百年歷史征程，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下，不斷探索解決民族矛盾問題和改善民族工作的方案，加深全國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務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