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敘事與漢學的問題意識

黃卓越

（北京語言大學 漢學研究所，北京 100083）

一、緣說：新的開端

盡管從一種跨度更長的學術歷程上看，西方漢學對中國與世界各國關系的歷史研究由來已久，然而早年的研究都還主要是在“中外關系史”或“中西關系”這樣一些概念范疇下進行的，此外，在非漢學領域中出現的一些有關“現代世界體系”（如沃勒斯坦等）、“全球通史”（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等）、“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world history）等的研究也多少會涉及中國的內容，但因遠未形成后來所述的全球化或全球史視野，無論其所秉持的觀念還是使用的資料在目前看來均已顯得十分陳舊，在此可先忽略不計。

漢學，或在一些泛化的中國研究中出現的全球化敘述，約肇于20 世紀90 年代，并與新一輪全球化經驗帶來的刺激與圍繞之而展開的理論上的熱烈討論密切相關。從大的國際背景看，只有在打破橫亙在面前的意識形態“鐵幕”，并由此形成一嶄新的且較為完整的國際聯通網絡時，全球化的觀念才會從人們的意識中油然而生，并成為在學術上有充分的理由去加以論證與演繹的話題。作為一種歷史的回顧，也可將這一層面上的研究看作是站在新一輪全球化的起點上對過往相似經歷的一種比附性、回眸性追蹤。

如果撇開那些因圍繞“發明權”而出現的分歧不論，在與歷史研究相關的領域中，啟用全球史這一概念來構劃一種新型研究的歷程可溯自1990 年。該年，由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擔任主編的《世界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創刊，并在首期即陳述了這本雜志的宗旨是“從全球的角度”分析歷史，將“大規模的人員流動和經濟波動、技術的跨文化轉讓、傳染病的流行、長距離貿易以及宗教信仰、觀念和理想的傳播”作為研究所設定的主要目標，①也可參見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蘇普里婭·穆赫吉：《21 世紀初期的歷史學——一個批判性的回顧》，《歷史教學問題》，2018年第3期，第16頁。從而也將“流通”（circulation）與“聯 結”（connections，connectivity）這樣幾個十分關鍵的要素確切地置入對全球化內涵的解釋中。②對“全球化”概念的意義定位所做的這一解釋，也可參見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378.［1］“世界”當然很早就存在了，但是沒有廣泛流通與聯結的世界還不能被歸在全球化的解釋中，因此，后來也有部分學者傾向于采用“全球史”的概念來取代以往的“世界史”表述。③參 見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Comparative Education，42:3，2006，p.454；對相關概念的另一種解釋，可參見Brett Bowden，“The‘Idea’of Universal History: What the Owl Heard，the Angel Saw，and the Idiot Said”，New Global Studies，11: 3，2017，pp.197-209；也有一些學者依然使用了“世界史”這個概念，有關敘述在此不一一列出。不久，由另一位學者馬茲里什（Bruce Mazlish）主編的《將全球歷史概念化》（ConceptualizingGlobal History，1993）一書出版，［2］將在世界各處發生的并有相互關聯的廣泛事件整合到全球史這樣一個新的空間化范疇中，這也被學界看作是具有界碑性意義的事件。此后，相關主題的研究在歐美學術圈內迅速鋪陳開來，并成為新一輪國際知識生產中最具強勁推動力的話語引擎之一。在初期，從事這一課題的學者一般會對“全球化”這一概念有一個相對默契的界認，偏向于將之看作是15 世紀末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而啟動的一種新的世界運行態勢，與之相關，初期那些圍繞此概念而展開的敘述，也多還是以西方的視角（所謂“勝利者”的視角）為出發點，并以“現代性”的概念來對標其內含的。正如在西方，“現代”（modern）這個詞語一般確指的是15 世紀末以來的歷史發展階段，“現代性”（modernity）為此也常常會被看作可與全球化進行意義對釋的另一個核心概念。④在關于“全球化”與“現代性”關系問題的討論中，一種代表性的說法也可參見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Chapter 1，“Globalization as a Proble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2，pp.8-13.

很顯然，這種觀念上的革創也給西方的漢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啟迪，當然其間也出現過一些波折、分歧與遷轉，因此需要將不同的思路再行分析。就漢學在這一確定話題上的展開情況來看，如對之做一“總體性”的反觀，我以為可將之大致分成兩個階段或兩個層次的研究：在第一個階段或層次上，學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作為全球化趨勢的主動方、施動方的歐洲（歐美）是如何與中國在各個方面相遇與對接，并逐步將中國納入一種由其所主導的互動關系即整個全球拓展的宏大規劃中去的。雖然全球化在地理上的拓殖也包括對美洲、非洲、中亞、澳洲、南極與北極等的發現與開發，從而將地球上所有“未知”的空白之處均填滿人類的足跡，使原來分散于四處的“孤島”都聯結為一個整體，但漢學在這方面的考察則主要以中國為聚點，從而也可借此而為全球化這幅“坤宇全圖”的最終繪制補充進極為豐富的、必不可缺的內容。在第二個研究階段或層次上，當代的一些漢學家，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專門從事漢學的學者，對前一項研究所設定的概念內涵提出了嚴厲的質疑與反思，并在西方全球化的敘述框架之外開辟出了理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另一條思路，而這一方面的討論，在目前也成了國際漢學領域中后來居上的一種趨勢。下面，我將對上述的兩條系脈分別做一貫通性的梳理，然后一起加以評述。

二、西人東進：兩套話術及其裂隙

第一階段或層次上的研究涉及的問題十分龐雜，不可能在此做全面的描述，因而還需再做提煉，由此形成兩組具有樣本化意義的分支論述。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是對來華傳教士的研究逐漸釀成漢學研究的新熱點。1985 年，美國學者孟德衛（David E.Mungello）所著的《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出版，［3］雖然該書面世較早，但由于作者在書中提出了“傳教士漢學”（missionary sinology）的概念，由此而將舊的、在“基督教入華史”名義下呈示的那些研究轉換為了漢學研究，或者說，用一個新的概念元素將一組具有某種同質性的西方介入中國的歷史事件從原來的基督教入華史中抽取出來，重新排列在了一個適度“去宗教化”并帶有宗教人文主義（Hermetism）傾向，同時也是以“知識史”（比如其所表現出的對“curious”的高度興趣）為導向的表述框架中，從而為后來的漢學研究牽引出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也在于，西方傳教士在16世紀末的陸續來華，不僅開啟了西方人在中國推行“全球教化主義”的先聲，而且，從另一種效果來看，直到18世紀末，歐洲有關中國的知識化敘述幾乎也都是由來華的傳教士完成的（至少是建立在傳教士們選擇性地傳遞至歐洲的資料基礎上的），進而也使之成了歐洲全球化知識工程構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于自19世紀初以來，盡管在歐洲的大學體制中陸續出現了“專業漢學”（世俗漢學）的設置，一些非福音信仰者如外交家、旅行者、探險家、記者等也陸續進入中國，并開始他們對這片陌生之域的探索，但傳教士的書寫仍然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在各類書寫之中占據著明顯的上風，因此，只有借助于對之的系統研究，才有可能將西方聯結中國的一條綿長線索較為完整地勾描出來。

從一個總體的氛圍上看，對傳教士漢學的研究，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青睞，這與知識風氣的轉向當然有密切的關聯，由此不僅帶動了整個西方漢學在課題設置上的轉變，也對中國國內的研究產生了十分明顯的影響。直至目前，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國內，這一話題的研究都還處在持續拓展的狀態中，并在整個漢學研究中占據著較大比重。盡管并非每個學者都會明確地參照全球化的概念來從事這項研究，但如果考慮到在該階段中釀造出的新的學術氛圍以及各種相關研究所依托的這一認知背景，無論是“西人東來”還是“西學東漸”一類的話題，都差不多可看作是在全球史這一理念的啟迪與感發下促成的。

當然，還可以從別的方面來描繪中西的這種接觸過程，較有代表性的即如加拿大著名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2008 年出版的大作《維梅爾的帽子——17 世紀和全球化 世 界 的 黎 明》（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4］該作品另辟蹊徑，通過一位17 世紀荷蘭小鎮上從未到過中國的畫家維梅爾的七幅畫（畫中的印跡），描述了在大航海時代的貿易路線是如何將相距萬里的歐洲與中國等地連接在一起的。作者運用了一個中國佛教中的術語“因陀羅網”來解說這種關聯，大意為，網上的每個繩結處都會綁著一顆珍珠，每顆珍珠不僅通過因陀羅網與其他珍珠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會相互映照。（如《華嚴經》有“一珠之中，現諸珠影。珠珠皆爾，互相影現”之語）——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繪制的因特網圖案，也是作者對全球化樣態的一種隱喻式解說。差不多同時，意大利學者曼斯繆·奎尼（Massimo Quaini）與米歇爾·卡斯特諾威（Michele Castelnovi）在2007年出版的《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Visioni del celeste impero:l’immagine della Cina nella cartografia occidentale）一書中，［5］試圖通過早期的地圖研究，以歐洲人的地理視角（地圖繪制）為中心，探討西人對中國的認知是如何經歷了從猜想到現實、從神話到科學的進程，進而在16 世紀之后，逐步地將中國“統合到其所歸屬的全球化背景”中去的。卜正民后來又撰寫了《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Mr.Selden’s Map of China: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the South China Sea，2013）一書，［6］試圖表露出的也是這樣一種觀念，通過一幅收藏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中的中國沿海地圖，借助這樣一個細小的“環扣”為讀者提供17 世紀初年全球貿易網絡構成的真實狀況，進而展示出這些“微塵”是如何黏掛在那個不斷成為現實的“無量”巨網上的。與其前書一樣，可將他的這項研究歸在“微觀全球史”的范疇中。這一類的書寫近年來似已與新文化史、新民族志的研究交匯在一起，聚焦于對全球化滲透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細微事件的考察，并不斷推出一些令人驚異的成果。這些來自歷史學方面的探索與考證固然都很有說服力，極大地開拓了我們的視域，然而尚未觸及全球史運演中的一些更為深層的結構性要素。

回到這一歷史的一般進程，如果單從知識獲取的角度看，亦如以上著作所示，西方人早期的這些探索活動其實都離不開傳教士在其間的穿針引線作用。在總體上，可將這一時期西方與中國的接觸大致分為兩個空間化的圈層，在內層是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們的活動，在外層則是漂在大陸架周邊或更遠的、暫時還無法進入中國內地的各種航海與外貿等活動，盡管從新近的研究看，兩圈層間事實上也存在著一些難以遽然駁分的關聯。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方面，便是從多個側面與角度反映出的自19 世紀初以來愈趨強盛的歐洲勢力對中國施行的強行介入，從而導致一個原屬緩進式的全球化進程為激進式的全球化進程所替代，西方與中國的關系也為此而進入到一種新的、劇烈震蕩的狀態。

在此，需要稍加回顧一下16 世紀（籠統地說是從1500 年開始）至20 世紀初整個西方介入中國的歷史，在時間上也可將之區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在19世紀之前，能夠在中國領土定居或旅居的歐洲人其實數量十分有限，并且以傳教士為主體，他們與中國的交往也主要限于思想與文化領域。加之，當時的歐洲正處在前現代（early modern）時期，依據一些學者的看法，即屬“低度發展”階段，而中國的國力在此期間還算強盛，甚至于在制度、思想、工藝、生活風尚等多個方面也對早期的現代歐洲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因此，在兩邊有限的對接中，雖然有主動與被動之分及在其間存在各種摩擦與掣肘，但總體上看，雙方采取的姿態都還是溫和的，并同時保持著力量上的某種均勢。在此情況之下，早期西人的入華自然會帶有明顯的“試探性”，比如由最初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確立的“適應政策”（accommodation）這一概念，便清晰地揭示出了這一思想上的特征，在此接觸過程中，以觀念的傳播與塑形為例，事實上既存在著西化，也存在著中化西的交互對流，這已為后來的大量研究所證明，并未出現某些“漢學主義”用簡約化思維所述的一邊倒的趨向。但是轉折點還是出現了，以1793年馬嘎爾尼英國使團的訪華為標志，揭開了中西沖突與政治、貿易、軍事碰撞的帷幕，并造成了原處于“外層”的擴張勢力開始逐漸侵入中國的“內層”，在此種情形下，傳教士的功能性角色也在發生某種轉化。依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的看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歐洲勢力的“矛盾的代理人”。［7］史學界一般也籠統地將這一轉變的年份定在1800年，兩域之間先是歷經各種協商性接觸，但總體來看是以西方為攻勢的一面，中國為守勢的一面，其后發生的一些事大家都已經十分熟稔，就不用在此絮叨了。

當代漢學界研究1800 年前后歐洲強行介入中國的各類著作相當之多，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當屬何偉亞（James L.Hevia）的研究，這主要是指他在1995 出版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簡稱《懷柔遠人》）與在2003 出版的《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課程》（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簡稱《英國的課業》）二書?！稇讶徇h人》一書，［8］很明顯是將馬嘎爾尼來華事件當作中國與歐洲關系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來確認的，過去也曾有一些漢學家對該事件做過一些解釋，比如將這場對話看成是“現代”/“傳統”“理性”/“文化”“西方中心主義”/“華夏中心主義”的交鋒，或視為是以外交與貿易為主導的開放的西方體系與以文化主義為主導的封閉的中國體系之間的沖突，然而何偉亞對這些說法都持明確質疑與否定的態度，認為這些解說都是預設性地將西方化（及由此產生的“國際法”—“外交法”）定義為了一種具有不言自明（the takenfor-granted）的特權與天然合理化的產物，為此，他希望超越“現代（性）”史學所構建出來的一切常規性概念，而更偏向于從后現代理論的視野出發，并采納了葛蘭西與斯圖亞特·霍爾等文化研究學者所使用的“霸權”概念，①對文化研究的這些淵源的敘述，可參見該書在導論部分中的“New Patterns in the Study of Imperialism”，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Introduction”，pp.2-7.將這一事件視為是在特定的時間點上發生的兩大帝國在全球層面上展開的一場重構世界“政治秩序”的碰撞與競爭。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何偉亞盡管在此時還未用流行不久的全球化這一概念，但卻已開始對將西方化等同于全球化的思想提出了明確的挑戰，這個隱在的意圖很重要，它也成了后來對全球化做“另類”解釋的一個主要論述原則。何偉亞的觀點對后來劉禾（Lydia H.Liu）撰寫《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沖突看現代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一書也有較為明顯的影響，［9］當然后者還汲用了更多其他的資源，并主要是從一個 特 定 的“跨 語 際 實 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的視角入手來探討19 世紀中葉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帝國在歷史的相遇點上圍繞話語權所展開的博弈，從而為從該路徑出發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解析層次。

何偉亞于此后出版的《英國的課業》一書講述的是馬嘎爾尼事件后中英之間在更為廣泛的層面上展開的接觸與撞擊。［10］我在閱讀《懷柔遠人》一書時就隱隱感到何偉亞的觀點似乎還未真正展開，因為提及的還只是中西關系轉折之際的最初接觸，事態尚不明朗，那么在此之后，全球化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將中國這片遙遠之地裹入其中的呢？應當還需要有一個說法。果然，《英國的課業》這本書沒有辜負我們的期待，對后續的許多問題做了詳細的解答。兩本書之間的這種聯系在何偉亞撰寫的“中文版序”中也有說明，即在較早的時候他已經在構思下一部書的寫作。作者在該書“導論”中又明確地提到，《英國的課業》一書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國歷史發展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性框架之中”。何偉亞在書中也數次強調了，如果將西人在中國的活動與他們當年進入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時的活動做一比較的話，是可以從中見出某種計劃與手段等的一致性的，因此中國的事例，其實也反映出了西方所實施的全球拓殖工程的一個側面。所謂“英國的課業”，顧名思義，就是按照英國的想法給中國人上課，概括起來看，這一課程包含了武器的暴力與語言的暴力的實施兩個方面。其中，格外需要關注的是書中援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兩個核心概念，即“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ing）與“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ing）。所謂的去疆域化，指的是以各種方式解除中國原來的地理與文化疆域，使中國最終匯入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版圖中；“再疆域化”，指的是歐洲，又主要是英國，通過對中國本土的一系列考察，比如人口統計與地理測繪等，也包括像《中國叢報》《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等出版物所做的工作，以及將越來越多的中文術語轉換到歐洲既有的認知結構中，生產出一套新的實用性知識體系，其目的還是為了能將中國納入其全球性管理的體系之中。這兩個概念中的前者（去疆域化）偏重的是一種破壞性，后者（再疆域化）偏重的是一種建構性，“流通”與“聯通”的含義在此依然是基礎性的，在跨越“疆域”中發生的所有關系都是由之引發的，但在此卻被作者以另類的方式，即不是在平面化的而是在批判與反思的意義上做了新的演繹。與漢學界對傳教士漢學的一般研究有所不同，何偉亞等漢學家對19 世紀后中國融入世界格局進程的描繪，展現出的是全球化運動帶來的殘酷與暴力的那一個側面。在具體的研究中，作者固然未生硬地執定那幾個為德勒茲提及的、由“理論機器”產生出來的簡單化概念，而是更偏向于采用羅伯特·揚（Robert Young）提 出 的“層 疊 論”（palimpsestual layering）去分析中西相遇過程中發生的那些更為繁復與錯綜的現象，這也體現出了學理上的一種進步。①可參見作者對這一問題的自述，James L.Hevia，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p.22-23.

進入21世紀后，同類型的著作在當代漢學中已成規?；楷F，批判性的書寫在中西接觸、中西關系研究中占據著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在此，不可能做詳細描述，我只向大家推薦一部可擇而閱之的著作，這就是范發迪（Fa-ti Fan）撰寫的《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Empire，and Cultural Encounter，2004），［11］主要是從一個選定的側面入手，借助于對自18 世紀中葉至20 世紀初英國來華博物學家的一系列科考活動的研究，講述了西方啟動的全球“知識帝國”或稱“科學帝國主義”工程是如何在中國展開的。從理論的站位上看，范發迪的這項研究也可歸在何偉亞所述的“再疆域化”的命題中，并與何偉亞的寫作一樣，均受到了其時蓬勃展開的文化研究的深刻影響。依據這樣一種視角，并擴展開來看，也意味著，無論是被冠以“Hermetism”（或稱人文知識主義）精神的早期傳教士的求知行為，還是此后西人在“科學”或“考古”等名義下在中國從事的各種活動，似都難以免脫其與殖民科學主義全球性實踐之間的干系——“沒有一只手是徹底干凈的”，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宿命。由于隨后發展出的這些研究的出發點帶有某種“靈魂考問”的屬性，并試圖去擊穿那個掩蔽在層層表象下的“結構化”神經，因而面對這樣的鋒芒，即便是那些并不贊成這一提法的學者，似也很難給出自己的辯解。

總體來看，大致可將以上兩組分支話題所反映出的對全球化進程中西方與中國關系的表述，概括為“現代性話語”與“殖民性話語”兩大話術。其間雖然也存在著某種較為明顯的裂隙與緊張，但又無一例外地都是建立在以西方為全球化實踐的主導者這一認知坐標上的。

三、“以中國為中心”：西方化以外的“世界”

下面轉換一下視角，重點考察另一個階段或層次上的研究。用“層次”這一術語，是因為就出現的時間看，這一類型的研究有時與前面已述的類型也會存在某種交叉，因此似還不能嚴格地將它們排列在一個有序出場的時間軸上，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一類的研究又在后來越來越占據上風，并成為漢學人文學科中受到熱切關注的話題，因此，既可以從階段，也可以從層次的角度來判說之。

在這個層次上的研究，也從起步時即受到了全球化理論的影響，雖然不完全限于漢學領域，卻仍與對中國的研究與重新認識息息相關，并同樣最初是在史學研究中醞釀開來的。撮而論之，它所提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將全球化的開端在時間上設定在1500 年，即哥倫布等經海洋發現新大陸之際，還是更恰當地將這個端點定在1400 年？有幾位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都提出了這樣的觀點，［12］［13］如我們所知，該年蒙古人在陸上圍攻大馬士革，從而標志著“世界島”的圍欄被最終打通。選用不同的時間標尺與我們對全球化含義的解釋是有密切關系的，當然，似乎也還能再向前追溯。第二，即便退到底線，即以1500年作為全球化的開端，就意味著西方的勢力從一開始就處在一個全面引領的位置上，還是在彼時仍存在其他更具實力的某種“中心”，然后再逐漸為西方的影響所趕超，過渡到以西方化為主導的時代？對于習慣于用西方中心主義的眼光來打量事物的人來說，這兩個問題都很“辣眼”并甚富挑戰性，而它們又均與對中國地位的重新確認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從一個寬泛的題域來看，較早涉入這一問題思考的著述，便有歷史學家阿布·盧格霍德（Janet L.Ahu-Lughod）撰寫的《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 年間的世界體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1989）、［14］喬 杜 里（K.N.Chaudhuri）撰寫的《歐洲之前的亞洲：從伊斯蘭崛起到1750 年印度洋的經濟和文化》（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1990）［15］等，以及漢學家王國斌（R.Bin Wong）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16］濱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的《禮物貿易體系與現代亞洲》（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1994）［17］等，在此很難盡述。但真正產生廣泛影響的還是一位名叫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德國裔學者，他在1998年出版了一生最成功的一本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譯成中文之后也曾在國內學界引起很大反響。關于該書的意義，弗蘭克在“前言”中也有一個自述：“在這本著作中，我將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我將從一種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史?！保?8］由此可見，他不僅已開始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歸入全球史研究的范疇中，同時又提出了另一種全然有別于學界慣常認同的“世界體系”概念。［19］

如果將這些問題放到與中國的關系中來看，首先還是會涉及對我已述及的兩個時間點的確認：一是在西方資本崛起之前，中國究竟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另一是在1500年之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究竟又處在何種位置？對于這兩個問題，弗蘭克在書中都做了解釋。首先，弗蘭克認為，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具有連續性的世界貿易系統存在的話，那么并不是出現在大航海時代之后，而是在更早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亞洲（特別是中國，比如于宋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占據了世界經濟的中心位置。其次，即便是在1500 年之后，中國在較長的時期內依然是引領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特別是對白銀呈現出的巨大需求（吸引和吞噬了全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大約一半），不僅促成了中國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而且也帶動了歐洲與美洲貿易的增長，這也是弗蘭克一書討論的重點，并被看作是與全球性連通網絡的成形息息相關的。直到1800年始，即從前現代進入現代之后，西方才真正趕超中國，取代了中國原有的位置。用柯巧燕（Pamela Kyle Crossley）對弗蘭克一書所做的評述來看，也等于是認為：若從一個更長的時間坐標看，歐洲也只是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外圍，從一個機會主義的參與者（opportunistic participant），變成了暫時性的主導者。①更多論述可參閱Pamela Kyle Crossley，What is Global History，p.108.［20］就此而言，弗蘭克的敘述其實是將沃勒斯坦的那套“歐洲版”的世界體系理論做了一個幾乎是倒置式的處理。弗蘭克雖然并不是一個準漢學家，但他所帶來的理論上的沖擊力卻是十分巨大的，并對后來的全球化研究與漢學研究均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與弗蘭克差不多同時，也有一位漢學家正在從事類似的工作，這就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厄灣分校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教授，據弗蘭克的回憶，他在撰寫自己那本書的過程中，也與彭慕蘭交流過尚未出版的文稿，并且發現兩人之間的觀點極為相近。彭慕蘭一書的中文譯名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21］“Divergence”一語如譯為“分化”可能更易理解一些。與弗蘭克一樣，彭慕蘭也將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只將歐洲看作現代進步的唯一動力，而忽視其他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真實狀況，視為一種傲慢自大的“無見”。我注意到，這兩位學者都有一個對這種“無見”的差不多的表述，比如弗蘭克認為，如果只是在“歐洲的路燈”的下面來看待一切事物，那么，其他的東西自然也就全部變得暗淡無光了；彭慕蘭的說法是，如果你感到房間里有一頭不應當存在的大象，就可以假裝它不在那里。彭慕蘭的這本書也十分明確地將“全球化”作為自己論述的參照框架，因此而十分注重用“連續性”（在時間上）與“關聯性”（在空間上）這類概念構架自己對當時世界狀況的敘述，但與弗蘭克的疏放式研究不同，彭慕蘭一書偏向于采用了一種更為細致的比較法——一種兩兩對比的方法，對歐洲與亞洲（主要是英格蘭與中國）之間同時代經濟的相似性進行比較，如追蹤起來看，這一方法論路徑的選擇似也留下了稍早或同期如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王國斌思想的一些痕跡。他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歐洲，特別是英國的發展，與東亞，特別是中國江南地區的發展，在1800 年之前所呈現出的其實是差不多的水準，尚未出現力量上的失衡，因此，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也只能是一個多中心的版圖，只有在此之后，也就是至19 世紀，兩大板塊間才出現某種分化，形成一相對單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歐洲“中心”的格局?？傮w來看，彭慕蘭的著作并未倒向中國中心論的觀點，而是將中國視為多中心畫面中一個比重甚大的板塊，為此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全球化敘事中的分量，并從一個側面鞏固了弗蘭克的判斷。

弗蘭克、彭慕蘭的著作甫經問世，便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他們在中國研究中得出的論斷也被另一些正在思考相似問題的學者帶到了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其他一些洲域化的研究中，由此而觸發了歷史研究的一次重大轉向?？傮w上看，后來的大多數學者也都贊成將全球化的下一個轉折點切分在1800 年，并認為可對此前的整體世界格局另做處理，不同區域間雖然在更早即已形成初步的聯通關系，但尚未被某種中心化的力量定格或拖曳，而是仍然呈現為一種多中心或在勢力上均衡的狀態。［22］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思考，有時也涉及“agency”（主體能動性）的問題，且事關文化研究所謂的“structure”與“agency”之爭，比如著名的全球史專家杰弗里·卡岡（Geffrey G.Gunn），除了在自己的研究中表達了對弗蘭克的致禮，也列舉出了一些新發掘的事實，認為早期那些在亞洲發生的西方殖民活動不僅在許多國家受到限制，而且面對來訪的歐洲人，亞洲人其實還具有更大的主動性與發言權。①可參考Geffrey G.Gunn，First Globalization:The Eurasian Exchange，1500-1800，pp.275-282.［23］另有學者也以清朝前期（康熙時代）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宮廷與民間并不像之前所認為的只是域外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在彼時已通過各種方式自覺地搜集來自歐亞大陸（從中亞、印度到奧斯曼帝國等）的多種知識以應對外部的變化與挑戰，從而使北京也成了全球化初信息匯通的一個重要樞紐。［24］這樣一些研究都在提醒我們，全球化的展開方式從來就不是由某種單一化的力量自行決定的，即便是在帶有主導性取向的“文化接觸”與聯結中也會充斥著各種沖突與博弈等，甚至于在“雜交”（hybridity）、“轉譯”（translation）的過程中也會隨時伴隨著諸如改寫、逆寫、重塑等對流性、對沖性的活動。鑒于這個問題涉及更為廣泛的理論與實踐主張，例證也很多，在此只能點到為止。

在與中國相關的研究中，有必要補充提及的是耶魯大學漢學家韓森（Valerie Hansen）的研究，她在2000年出版了《開放的帝國：1600 年前的中國歷史》（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一書，2012年出版了《絲綢之路：一種新的歷史》（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2020 年出版了《公元1000 年：全球化的開端》（The Year 1000: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Began）。韓森的前兩本書不像前兩位學者那樣橫向鋪開，而是主要聚焦在中國這個點上，特別是《絲綢之路：一種新的歷史》一書，［25］將論述的重心放在對“交通路線”的勘察上，并以出土“文書”為線索，考察了從公元二三世紀到11 世紀初的中國與西部世界交往的歷程。②當然在此之前或其間，也有一些學者有類似的著述，比如2007 年由著名海洋史專家、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羅德里?！て账耍≧oderich Ptak）撰寫的《海上絲綢之路:前殖民時期的沿海地區、航海與貿易》（Die maritime Seidenstra?e: Küstenr?ume，Seefahrt und Handel in vorkolonialer Zeit，München:Beck C.H），即描繪了在15 世紀之前的數個世紀中，由亞洲人主導的東亞與西亞之間的各條海上航線的情況。更多的研究情況不再詳述。在其出版不久的新書《公元1000 年：全球化的開端》中，［26］韓森回到一種“全景式全球史”的描述框架中，并拉出了另一個時間點，即以公元1000年左右為端點，認為經由當時生活在北歐的維京人，加上中國人、印度人與阿拉伯人的共同經營，一條全球性的線路在此時已初見端倪，從而將原來分離于四處的各個“孤島”較為完整地勾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全球性聯結網絡，進而為1500 年之后的歸于“歐洲篇章”的新一輪全球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具體到中國，韓森認為，自宋代，中國就已經是世界性產品的最重要的制造國，也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這點也能在馬可·波羅后來撰寫的游記中得到充分的印證。很顯然，韓森為全球化確立的這個端點，既非1500 年，也非1400 年，而是要再前推幾百年，這與她對自己問題的設置有關，通過這樣一種方法，不僅將原先的“短歷史”擴展為“長歷史”，也進一步解構了過去那種以某個單一歷史時間為出發點的“單行道”式的全球史敘述模式，由此而將全球化視為一種復數式的，即由多方位力量參與并逐步成形的進程。相較于弗蘭克與彭慕蘭的研究，韓森的特點是更多地將視野從貿易與生產（多少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視角）擴展到了對文字、宗教、藝術、技術等交流的考察，并將注意力聚焦于中國與亞洲內陸之間的關系上。雖然這并非韓森所獨持的一種取向，但也可以將之作為一個例證，以說明在早期全球化研究中也存在著其他的展示路徑。

在以上所述的基礎上，正如蘇源熙（Haun Saussy）教授提出的，如果以一個研究文學的學者來看待“China and the world”這樣的命題，我們又應當以何種方式去回應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呢？這當然是一個很有意思且無法回避的問題，因為它涉及我們是否還可以從更為廣泛一些的同時也是超越經濟、政治等的視角來把握與評估中國在早期的全球局勢中所占據的地位的問題。雖然這些年來在該話題上也有一些其他討論，然而，在我看來，蘇源熙的表述仍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其中，他在200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與世界：一個帶有傳統主題的故事》（“China and the World:The Tale of a Topos”），［27］不僅屬于在該領域中發聲較早的一篇專題論文，而且還帶有某些綱領性的意義，除了對之前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做了系統的回應以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在對之前歷史學家們所做的工作的梳理中，蘇源熙的論述涉及何偉亞、弗蘭克、韓森與劉禾等的看法，具體的評述就不在此復述了，其中，他比較關注的是“isolation”（封閉、隔離、絕緣）這一概念。如我們所知，這也是黑格爾對中國歷史所做的一個經典式論斷，從而將中國落后的原因歸之于此，這個話語機器釋放出的幽靈也隨后支配了幾代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想象性認知。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的全球化研究卻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比如弗蘭克、韓森等所持的都是這樣一種新的觀念，在他們的著作中，全球化，或者說全球主義，并非如過去所認為的那樣是與現代性（西方文明）完全捆綁在一起的，而是在文明之初即已潛存的一種極為古老的人類實踐樣式，中國的例證清晰地表明了這點，它一直以來就以“開放”而非“封閉”的姿態參與了這樣的進程，甚至于在某些方面還占據著一個無可替代的位置。學者們的這些想法，不僅祛除了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的虛幻式假想，也在時間上大大擴展了中國與世界交流的延長線，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China and the world”的命題?？偲饋砜?，蘇源熙是同意以上學者的表述的，當然，他也借此而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就是在以西方現代性為坐標的全球化趨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具有廣泛地域波及性的國際文化交流網絡？盡管這一含義也包含在如弗蘭克、濱下武志、韓森等的論述中，但蘇源熙以為還可做進一步的拓展，以此而從一個更具歷史深度，同時也是“文化”的角度來修正我們對全球化的習慣性認知，并借之對舊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樣一些概念給出新的闡釋。

此后，蘇源熙還發表過一些相關的論文，然而從他2018 年發表的《東亞文學史的比較研究：一份研究宣言》（“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s:A Sort of Manifesto”）一文中還是可以看到，對于十年前提出的“中國與世界”的這一命題，他已經做了更為深入的思考。［28］他也對標題中出現的“文學”這一概念做了解釋，以為雖然也可用以囊括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含義，但主要指稱的還是廣義上的“文”，這也屬傳統中國對“文”的解釋，比如包含文字、文本、文章等，因此也可賦予其“文化”的含義。蘇源熙認為，恰是這個以漢字為核心而構成的“文”的理念與實踐使中國在亞洲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受到歐洲文化影響之前（蘇源熙也將之確定為1800 年之前），在東亞地區構成了一個圍繞著中國而展開的、自我循環的、十分龐大的文化流通網絡。即便撇開歐洲，也能借之而勾勒出一幅“中國與世界”的廣闊圖繪，或稱之為一種“泛亞地區前現代文化的地圖”（the map of pan-Asian pre-modern cultures）。如果世界“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可以達到的交流視野所決定的”，那么我們也可將當時人們所意識的這個空間化閾域稱為“世界”。在這一畫面中，一方面是多種邊緣性環流自身的起伏波動，呈現為具有相對自足性的多樣化、多語化的面貌；另一方則又存在著圍繞某一特定坐標而運行的某種“秩序”。這個“秩序”，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在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內發生的語言與文化的流通，包括通過改編而使用漢字的日本、朝鮮與越南等國家與中國之間產生的各種交流，在此意義上，“中越、中日以及中韓文學也能（并常常會）被囊括在漢語文學史中來看待”；另一是漢字文化圈與非漢字文化圈的交流，比如使用蒙古語、突厥語、西夏語、粟特語、契丹語、緬甸語、泰國語、柬埔寨語、苗族語、彝語或其他語言的諸民族與漢語文化圈之間的交流。借助于以上兩點，便可描繪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并帶有整體可比較性的廣泛與多樣的“文學世界”（literary world）。從歷史上看，中國雖然很早就存在“華夷之辨”的觀念，但又似乎從來都不排斥與其他地域之間的交流，比如四世紀的一位中國君主就曾提出“遠通殊方九譯之俗”的說法，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些交流又是建立在某種等差意識上的（何偉亞稱作“等差包容”），在文字交流與交換的領域中也不例外，無可避免地會存在著如“高威望語”（high-prestige language）與“低威望語”（low-prestige language）的差序結構，這或許便是該交往圈所遵循的所謂“秩序”法則。以此而言，蘇源熙認為要想完全拒絕歷史上存在的“中國中心主義”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當然已不同于柯文早年所述的“中國中心論”。

蘇源熙的想法并非是孤立的，“文學世界”的提法與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在近年來的一些相關論文中所述的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事實上存在著帶有某種局域統合性的“文字書寫世界”（Scriptworlds）的概念在意思上是相通的，因此也可用于對其他區域如歐洲、遠東、近東、阿拉伯、高加索地區等語言與文學家族的考察中，［29］［30］由此為全球比較文學拓展出了一個新的話域。①達姆羅什有關scriptworlds 的那篇影響甚大的論文，與蘇源熙的“China and the World: The Tale of a Topos”均發表在2007同期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上，故也可將之視為該思潮發生的一個重要節點。在漢學研究中，近年來同樣有不少學者在從事類似的并且能夠落到實處的研究。舉一個例子，像劍橋大學的彼得·柯尼基（Peter Francis Kornicki）教授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就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也是我早些年就已經注意到的一位學者?？履峄难芯款I域之一，是前現代時期東亞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和其他族群）形成的漢語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趨勢，他最近的一部重要著作是2018 年出版的《東亞的語言、寫本與漢語文本》（Languages，Scripts，and Chinese Texts in East Asia），［31］在某種意義上看也是對其相關思想的一個具有總括性意義的表述。在他看來，將東亞視為一個帶有自行循環的文化圈是有其道理的，首先一點，便是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這些地區通行的是同一種書寫文字，也就是漢字（literary sinitic），“正是這些用漢字書寫的文本創造了整個東亞共享的知識和實踐的世界”。雖然乍一看這似乎并不一定是一個十分新鮮的話題，在20 世紀60 年代后就已被一些漢學人士（如費正清等）提出過，①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費正清，其于晚年時也曾組織過類似的話題探論，如1963 年在費城舉辦的“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研討會，1965年在洛杉磯舉辦的“中國的世界秩序”研討會，后費氏又將其他一些討論的成果匯聚一起，出版了《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一書，并在他所撰寫的首篇論文中提出了“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議題。他的這個議題因主要是圍繞東亞地區的“朝貢體系”展開的，因此與他在另一層面上提出的“沖擊/反應”模式并不矛盾。參見Fairbank，John 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3.并且在其后學界所熱議的“朝貢體系”等研究中也多少有所涉及，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這項研究依托的是一種新的理論背景，即它是因破解西方中心主義那套定式化的思維方式而發的，并同時又將考察的視野擴展到了波及面更廣泛的“文學文化”層面，因此依然可于其中體會到其所賦予的那些新意。這種基于語言與文化的考察，也由此而與全球化議題推布之后國際漢學界在東亞經濟、政治等諸領域中所做的各種反思形成特殊的榫接。

在參照從日本與韓國、越南等地獲取的一手資料后，柯尼基也對中國周邊國家使用漢字及其文本的歷史做出了總體上的梳理，他想要進一步闡發的問題意識包括如漢語書寫文本是如何在那些不講中國話的國家統治了這么長的時間，以致那些地區的人，無論是在符號的意義上還是在地理學觀念上都將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中心？而在早期，這些地區并不存在今天流行的所謂“東方”的概念。此外，漢語書寫在那些地區又是如何被接受和閱讀的？比如在“雙語并存”（diglossia）或說是“一文二語”（digraphia）的情況下，其他的東亞國家又是如何在歷史進程中處理官用漢語與當地土語之間關系的？在他看來，這似乎類似拉丁語與歐洲其他國家方言的關系。②可參考Peter Francis Kornicki，“The Latin of East Asia?”，Sandars Lectures in Bibliography，2008，Lecture 1，p.3.進而，在20世紀初，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他們對尊崇久遠的漢字文本興趣的遽然喪失?如果我們能對這問題做出求證，那么也就可將學界已出現的那些想象性判斷落實到更為細分化的史料證明層面上。據之，柯尼基教授想要去探尋的，也正是蘇源熙所講述的，在西方決定性地介入亞洲之前的那一幅“泛亞地區前現代文化的地圖”，同時也呼應了達姆羅什的在“文字書寫世界”概念下生發的那些帶有更多糾纏性的議題。

在這一總體氛圍之下，一種較為明顯的學術上的轉向也在持續醞釀與制造之中，首先是與該話題相關的國際學術會議陸續舉辦，與之同時，一些相關主題的英文版漢學研究文集也在近年被陸續推出，比如于2014年即出版了由艾爾曼（Benjamin A.Elman）教授主編的《重新思考東亞語言、方言與讀寫，1000-1919》（RethinkingEastAsian Languages，Vernaculars，and Literacies，1000-1919），［32］2020 年出版了由錢南秀等主編的《重新審視漢語文化圈：東亞地區的文化傳播 與 轉 換》（Reexamining the Sinosphere: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East Asia）、［33］《重新思考漢語文化圈：詩學、美學與身份構成》（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Poetics，Aesthetics，and Identity Formation），［34］再就是蘇源熙教授2022年出版的新書《夷的形成：中國文學與多語亞洲》（The Making of Barbarians:ChineseLiteratureand Multilingual Asia），［35］這類著述，也包括一些為雜志籌劃的專欄，比如由著名的《世界文學雜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于2016年推出的“中文書寫世界和世界文學”（The Chinese Scriptworld and World Literature）欄目等，集中關注的均是在新的全球史理念激發下如何去重新審視東亞漢字書寫圈內外文化交流的問題。如套用“絲綢之路”的說法，似可將這批課題所考察的線路稱為“文字之路”，或表意更窄一些的“書籍之路”（book route），由此而更突顯出了“文”/“文化”在區域化聯通中作為紐帶的意義。

綜合近來的研究成果看，對中國與世界之間關系的研究在地域與種族這一層面上的考察還在不斷擴展之中，不限于中國與處在漢字文化圈內的東亞地區的關系，也包括對中國與整個印度洋沿岸（含東南亞）和內亞地區（中亞、西亞、北亞）所建立的互動性關系的研究，正在成為新一輪研究熱切關注的課題，用博達偉（David Porter）教授最近主持的一個國際專欄中的用語，也可將此種研究稱為是“中國+”（“China and”）的治學范型。［36］他編著的《比較早期現代性，1100-1800》（Comparative Early Modernities，1100-1800）也涉及相關問題。［37］與之同時，學者們對中華文化范圍內的漢語與藏語、維吾爾語、西夏文、滿語、蒙語等地區之間的跨語種、跨文化研究也在持續推進之中。在更深入一些的討論中，也會涉及對諸如民族、王朝與現代國家等概念問題的辨析，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又往往有賴于理論上所做的突破?？v目眺望，幾乎所有這些課題都正處在愈益細化的、令人欣喜的探索之中。

四、還不是尾聲

在以上講述中，我對海外漢學中與“全球化敘事”相關的主要思路做了一個框架式的勾勒，不僅梳理出了兩種有所分化的進路，也對兩大進路內部存在的一些分歧做了較為細致的展示與解析。從單方面看，兩種進路均包含有自身的一套論證邏輯，并均能自覺地將它們的敘述限定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因此而不僅是自洽的，也頗具說服力；然而如合起來看，則因各自在問題設置上的差異，也自然造成了意義上的偏差及由此而帶來的緊張，在這里，我也將之看作是普遍主義與區域主義兩種言說策略之間的緊張。

當然，還不能完全將二者都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對比，如稍轉換一下視角，又能發現其間事實上也含有一種范式轉換的意義，也就是從偏向于對西方與中國關系的研究，轉向于中國與其周邊地區關系的研究，這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是從以西方為中心的模式轉向于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模式。盡管在全球化這一議題的激發下，二者均探明了許多新的問題，但因前者依然受限于中/西對應這種習慣的、穩定不變的二分化邏輯，以及以西方為事件性的主角而以中國為配角的思維定式，因而還屬較為傳統的理解樣式，雖然在限定的范圍內這一類的研究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信的事理，然而如果僅限于這一視角，也很容易忽視在西方勢力以外發生的更為廣泛的事實，即其他區域人群在一般狀態或更為久遠的歲月中生存、接觸與認識到的“世界”，以致造成對全球化含義的狹隘理解，而這也可看作是后一種進路得以出場的一個問題式緣起。盡管在遽然一瞥之下，似還不能將這一類的區域性研究歸在“正經”的全球史范疇中，但它又很明顯的是作為西方全球化假設的一個反命題而提出來的，因而不僅在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史框架以外開辟出了認知歷史的另一面向，而且將對中國與更大范圍中的亞洲等區域的研究從帶有預設性的、刻板的、一體化的全球敘事模式中成功地解放了出來，進而也為對全球史的理解提供了諸種新的可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既然這類研究是以一種反題的形式出現的，那么在特指的話域中，所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說法，也會帶有其自身的限定性，不會因之而制造出另一種帶有本質主義含義的中心化敘述，或造成對“全景式的全球史”或“包含一切的全球史”的替代式書寫，它試圖去繪制的只能是“全球與地方共顯”的錯綜景觀，在這一景觀中，所謂“中心”的含義已是相當不穩定的了。

此一類研究的出現，如放在西學的大背景中來看，固然與當代學理邏輯的迭代式推進有關，并且也是西方理論內部展開的自反性對話的一個結果——這個似已不需要再做重復介紹了。與此話題相關，如擴展地看，這種以“解構”之方法為起點，以新的全球知識的“重構”為顯在或潛在目標的探索，在差不多的時間里也出現在與漢學研究或與之相關的諸如比較哲學史、比較科技史、比較宗教史、比較社會史等話題領域中，有學者也將之稱為“后比較方法”（Postcomparative approaches）。①可參見Jana S.Ro?ker（Editor-in-Chief），Journal Asian Studies，10:3，2022，“Introduction”，pp.7-10；Ralph Weber and Nevad Kahteran，“Towards Post-Comparative Philosophy”，Asian Studies，9:12，2021，pp.211-221.在這樣一個大的思想氛圍中，“比較”研究似重又借勢而起，成為在全球化理念引導下漸次成熟起來的另一個熱門選項。這種思路雖然在較早的如彭慕蘭等的比較歷史研究中已初露頭角，然而相較于我已介紹的那些注重“接觸”的研究，它更為偏重的卻是相對抽象的一些層面上的，同時也是超地域性的“關聯”與比照，它并不研究全球化的具體流程，但卻依然是在全球化意識的框架中形成與展開的，從理論上來看，也與對“間性”等問題的思考有密切的關系，為此而可將之歸在“后闡釋學”的范疇之中。又以學界對闡釋的重新定義來看，在這一問學系列中，重要的已不再是結論的確定性，而是能以何種闡釋方式為我們帶來思想上的啟迪，即重要的不再是它的“述是性”（constative），而是它的“述行性”（performative），即理論的實用性效果。如果這一觀念是可以被我們接受的，那么勢必會導致再次將傳統意義上的跨域式“平行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價值坐標上，我先將這一論題提出來，希望以后還有機會再做討論。

具體到當前的局勢，正如我們所見，因單邊主義、保守主義的興起而引發的各種沖突，使得眼下的這一波全球化面臨著巨大的沖擊，阻隔的力量與推進力量正處在激烈的膠著與對鋒狀態，世界看起來已經不再是“平的”，而是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各種溝塹，由此帶來的震蕩想必也會影響到學術的走向與學者們的選擇。在此種情形之下，在知識性探索領域內展開的全球化研究會以怎樣的方式被學者們討論，或還能繼續以何種方式展開，都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處于一種懸置未決的狀態。然而即便這樣，從中國方面發出的聲音看，我們仍然會將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與聯動看作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道路，這樣一種表述與決心，當然也會給學界帶來值得期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