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疆域化，還是部落化？
——英語人文學界的理論旅行

劉 康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杜克大學 亞洲與中東研究系，達勒姆 美國 27708）

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下簡稱《霧月十八》）寫于1851年，被恩格斯推崇為“一部天才的著作”，“一篇簡短的諷刺作品，里面敘述了二月事變以來法國全部歷史過程的內在聯系，……圖畫描繪得如此巧妙，使得后來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證據來證明這幅圖畫曾是把現實反映得極為真確的”。［1］VI恩格斯用“諷刺作品”和巧妙的“圖畫”來描述《霧月十八》的文體形式、修辭手段和敘事結構，十分精準。一百多年之后，這部作品變成了歐美左翼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研究和政治符號學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在以美國為主的英語人文學界里，今天左翼“后學”（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依然占據主流，《霧月十八》恰好是分析和解構主流話語及其背后的現實的經典。當然，馬克思對歷史的洞察與預言遠遠超過了1848年歐洲革命時代在法國上演的戲劇，是我們理解和把握當今世界思想的利器。馬克思是這樣開篇的：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藗冏约簞撛熳约旱臍v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1］1

《霧月十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戲劇學的視野。今天在世界上上演的無論是“悲劇”還是“笑劇/鬧?。╢arce）”，對政治符號學或意識形態感性學（審美aesthetic）的解讀、解構和解剖，都很有必要。近半個世紀以來，歐美思想界形成的左翼“后學”理論，以解構和反思啟蒙理性主義現代性為己任，掀起了陣陣波瀾。左翼理論肇始于20 世紀60 年代歐美激進社會政治運動，最初在廣場和街道開展，到70 年代退隱入學院象牙塔。歷經20 世紀80 年代至今的孵化蛻變，左翼理論從英語人文學術界越界到現實社會，又一步步去疆域化，重現江湖，在今天歐美社會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新場面”。不過其語言并不新，口號和服裝也似曾相識，請出的亡靈并不久遠，但借助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文化思想藩籬的松弛、互聯網傳播技術的播散，已然形成了全球影響。在當今的世界，不同國家有其獨特的口號，訴求也各不相同，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卻極其相似。本文截取英語人文學術界上演的當代戲劇的一些片段，以管窺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動態。這些動態無不與中國密切相連，從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角度看，這些西方（英語）的理論四十多年來已與中國當代知識界、學術界融為一體。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角度來看，思想、文化、知識場域的戲劇，也類似恩格斯在《霧月十八》的序言中所言，一個又一個的事件，宛如“晴天霹靂”。恩格斯認為，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對當前的活的歷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把事變的意義洞察得如此明白，這真是無與倫比的?！保?］VI我們對本文主題的解讀，理應循著馬克思的啟示，來努力把握當前的活的歷史。

一、英語人文學界40年的“量子飛躍”（1980—2020年）

恩格斯認為《霧月十八》“對當前的活的歷史”有卓越的理解和透徹的洞察，就是把當前的現實看成活的歷史，首先是強調了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和一體性，再者是指出了馬克思對法國現實的歷史化分析，且有其理論支撐，即馬克思的總體的唯物史觀，恩格斯稱之為“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其實恩格斯講的是馬克思對歷史的理論化，反之亦然，即馬克思對其理論的歷史化。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苯裉?，我們對于當代英語人文學界（humanities in English language）動態的理解，也應該遵循歷史的理論化和理論的歷史化的思路。英語人文學界是當代世界思想和學術的大舞臺。人文學界（或學科）基本跟中文的文史哲學科相同，其目的是以歷史和文本解讀方法，來探究、反思和批判人類存在、宇宙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自然科學（理科）的目的是發現、探索未知世界，發現新規律；工科的目的是創新，技術創新、工藝創新乃是工程技術的生命線。中國現在把創新作為所有學術研究的目的，顯然是工科思維，源自近幾十年來有工程背景的技術官員的治理理念?，F代社會的學術研究是科技主導的，故而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的區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奉自然科學范式為圭臬，試圖發現社會運動的規律，并提出解決方案。然而，人類的主動性使按自然科學方法來找尋的社會規律難以確定，所以歷史的思考和人文的解讀不可或缺。對規律或理論的思考和探究，更離不開歷史化的思維。對思想和學術的范式、學科建構的反思和批判從來就是人文學科的要義，晚近更甚?！昂髮W”的元批評（meta-commentary）、元歷史（meta-history）揭橥歷史事件（史料）和歷史敘事（史論）之間犬牙交錯、糾纏打斗的權力關系。?？碌闹R—權力范式是對馬克思“活的歷史”的思路的深化，以知識考古和譜系的棱鏡拓展了政治戲劇學的視野。

元批評把知識和權力、歷史敘事和理論批判的雙重關系作為起點。這也正是我們反思與批判西方后學的起點，頗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英語人文學界近40 年來的變遷百轉千回，跌宕起伏，堪稱量子飛躍（Quantum Leap）。量子飛躍是借用自2022 年美國同名科幻電視劇的一個隱喻，是指非規則、非線性的系統突變。我們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美國（以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文學（包括語言學）、歷史和哲學的動向，時間從20 世紀80 年代到21 世紀20 年代，但空間卻跨越了全球。歐陸的法國、德國、意大利等與英語學界之間的思想學術的穿梭變換，在激進的文化革命與社會運動、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大歷史背景之下，更加撲朔迷離?！扒缣炫Z”式的歷史事件貫穿于20 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世界依然動蕩，在意識形態“冷戰”的大格局下有各種刀光劍影的“熱戰”（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等）。激進的文化和社會革命事件席卷全球，在20 世紀60 年代到80 年代掀起新的高潮。我們關注的人文舞臺上，后學漸漸登場?；蛟S是出于對社會秩序、反秩序、規矩、反規矩的反復以及對所謂的“歷史規律”的缺席的高度敏感，后學元批評標榜反本質論、反形而上學、反啟蒙理性主義，貫穿的思想主線恰恰是對任何歷史“主線”或“規律”的深刻懷疑和解構。這種解構主義的立場也體現了對各種疆域、界限、區隔等現代社會的機制和理性原則的任意反叛和跨越。

就今天的“活的歷史”而言，斷裂、偶然、隨機、碎片化、任意性越來越成為新常態（new normal），這個詞在21世紀10年代頭兩年頗為流行，但最近這十幾年來的歷史事件越來越混亂無序，這使得“常態”“規范”“規律”之類的說法更加自相矛盾?！岸頌鯖_突”爆發后，2022 年2 月27 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國會演講時宣布，世界進入了一個歷史轉折點（Zeitenwende），“其核心問題是強權是否能擊潰法律”。［2］德文的das Recht 含法律、正義、權利、權力等意義，朔爾茨認為今天的世界面臨著法律、秩序、規律等在強權面前崩潰的危險。Zeitenwende 成為這兩年國際政壇的熱詞，所謂轉折點就是指今天這個混亂無序的時代。美國前國務卿賴斯2023年9月20 日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演說時更加直截了當地指出，現在世界的混亂局面前所未有。從她1989 年開始參與美國白宮高層的國際事務至今，30 多年來歷經了各種風云變幻，但都算是能夠理解的“系統的變遷”（system in transition），只有現在的“國際性混亂”（international chaos）才難以想象。［3］

人文學界一向關注話語動向、各種熱詞，多年以來也制造了許許多多的話語熱詞。本文關注的英語人文學界尤為典型，它不僅僅是話語變遷以及其背后的觀念、系統變遷的見證，也是變遷的制造者、推動者。政治家的話語與人文學界的話語孰輕孰重，其中的互文互鑒，亦成為學界反思的焦點。20世紀60年代以來半個多世紀的大歷史，走過了從“冷戰”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對峙到全球政治與社會的動蕩，再到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充滿矛盾和悖論的軌跡，在20 世紀末和21 世紀初似乎走入了全球化新“千禧年”。在中國，1985 年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989 年美國學者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1993 年另一位美國學者亨廷頓則提出了“文明沖突論”。這些均可以看成是世界大歷史舞臺上的主流話語，與思想史、學術史的軌跡既相向又相對。后“冷戰”時代大歷史的趨勢似乎是全球化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2008 年北京奧運會口號）。然而，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的“警世恒言”一語成讖，在2001年“9·11”事件后引發了大眾的擔憂，但在白宮主政的賴斯看來依然是“系統性的變遷”。近十年來世界大歷史向混亂無序轉折的運動幾乎是火山爆發式的。全球化向地緣政治沖突逆轉，美國式的所謂自由主義秩序在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嚴重受損，受到新版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改頭換面的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的嚴重挑戰。此時“文明沖突論”不再是理論和預言，而是世界的現狀。但我們往往忽略了人文學界（尤其是英語人文學界）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動態，跟大歷史的主流往往背道而馳。后學對社會秩序、反秩序、規矩、反規矩的反復，解構主義、相對論、懷疑論的立場與態度，時隱時現、草蛇灰線。如果我們沿著話語與思想的見證者、制造者、推動者的思路，不難看到英語人文學界激進思潮對于規范、法則、秩序等在認知上、邏輯上乃至本體上或原則上的顛覆作用。當然，在朔爾茨的演講里不可能提到解構主義人文思潮的“強權”（Macht）。當我們把視線聚焦到近40年的英語人文學界，用知識譜系學、考古學的顯微鏡觀測其“話語的權力”（pouvoir discursif，discursive power，diskursive Macht），也許能讓我們有所反思：激進主義的話語究竟是混亂的推手，還是分裂的彌合者？是對正義和真相的尋覓，還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偏執？

我們就西方人文學界中激進主義理論和話語的歷史脈絡進行過一些分析，①關于此問題，可以參見筆者的相關論文：《從“后學”到認同政治：當代美國人文思潮走向》（《學術月刊》2020年第2期）和《歐陸文論的美國化——百年歐美文學研究范式轉換》（《文藝理論研究》2023年第2期）。這里簡扼回顧一下。

首先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的全球激進主義。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的激進主義運動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思想方方面面都極為深刻地改變了世界面貌。激進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席卷西歐、東歐乃至北美，從中國到廣大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從南美安第斯山脈到南亞印度喜馬拉雅山脈，無一例外。歐美激進主義知識分子高舉著反抗、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旗幟，對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反越戰、反文化運動和民權運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段的激進主義在文化和思想領域的沖擊力極大，常被稱為“全球文化革命”。無論如何，政治社會運動與激進左翼思潮相互激勵、推波助瀾，是全球激進主義運動的一大特色。知識分子的激進思想因政治參與而不斷涌現和拓展，政治運動則被激進思想進一步推動，形成了一個思想和知識轉型的高峰，所以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認為，20 世紀60 至70 年代是“短暫的20 世紀”或“極端時代”的“黃金時段”。激進運動并未導致歐美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崩塌，許多激進派青年知識分子在政治風潮結束后，紛紛回到大學，或繼續學業，或開啟教育和學術研究生涯?！昂?968年”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如?？?、德里達、詹姆遜、薩義德等，在學術領域開啟了激進主義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新時代，嚴重沖擊了西方學術界在19 世紀末至20 世紀中期所建立的中立、自洽、超然的學術象牙塔神話，掀起了學院廟堂“茶杯里的風暴”。但此刻這些青年學者的學術話語深奧晦澀，甚為小眾，爭論雖然激烈，但罕被外界理解。

其次是20 世紀80 至90 年代，歐洲大陸后學理論在美國這個西方思想、知識、學術的最大集散地，或最大的“思想集市”（marketplace of ideas）里廣泛傳播。這個傳播過程可視為歐陸（法國）理論美國化的雙重變奏：一方面是文本/學科化，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政治化。70 年代中期，法國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被美國學界同步、大量地譯介，法國理論家如?？?、德里達等，在法美之間來回穿梭。60至70年代美國的社會動蕩給人文學術界帶來了很大沖擊，而法國新理論的進入則幫助美國人文學術恢復了活力。耶魯大學和其他大學文學系的學者把法國解構主義轉變成了一種新鮮的文學批評方法，對歐陸國家的激進左翼思想運動予以修正、改造、變換，轉變為一種精致奧妙、復雜深邃的文學批評，與美國原有的新批評文本細讀方法相輔相成。因此，法國理論在美國被迅速納入專業化和體制化軌道。不過這種專業化的“建制派”批評20多年來被日益邊緣化。此外，以薩義德和詹姆遜為首的一批激進主義青年學子，在美國掀起了譯介、效仿和轉變法國激進思想的潮流，逐步形成了人文學界里的政治干預與意識形態激進化的態勢，也即前面說到的在美國學界掀起“茶杯里的風暴”。與美國的自由派主流傳統相背離，這一群體延續了“二戰”后美國激進政治與社會運動思潮，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反越戰、反文化運動和民權運動的政治傳承。薩義德在《東方主義》（1978）里完美運用了?？碌闹R—權力、知識譜系學、考古學的深奧理論，分析、抨擊“東方主義”這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和知識體系，奠定了美國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基礎。后殖民主義理論是美國獨特的思潮，其土壤是美國移民社會中極為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趨勢和矛盾，以及與美國黑奴制歷史無法剝離的種族沖突。薩義德全面介入了美國和國際政治、社會運動，跨越學術和社會政治多重領域，是美國學術越界和去疆域化的先驅。詹姆遜卻始終保持了學院派學者的姿態，用折中主義和兼容并包的學術方法讓馬克思主義理念在美國人文學界受到普遍尊重。他對當代資本主義文化、傳媒和情感領域的商品化等種種后現代主義現象作了犀利深刻的剖析。同時，詹姆遜的“第三世界文學寓言”的觀點，涉及了認同政治、種族、性別、族裔等當代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最熱門話題，與今天美國社會的兩極化、激進化乃至影響全球的政治與社會的問題密切相關。詹姆遜卷入美國后殖民主義爭論的漩渦，備受攻擊，但在中國卻收獲甚豐，他的觀點成為中國詹姆遜主義的核心理念。

最后我們再把視線轉回21 世紀頭20 年的大歷史，也即當下“活的歷史”。無論是“歷史轉折點”，還是“國際性混亂”，在歐美社會內部尤其是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兩極化、部落化、政治對抗，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場難以想象、難以預測、難以理解的戲劇。我們全都是舞臺上的演員，也全都是觀眾。其中有呼風喚雨的主角，他們掌控了不受約束的巨大權力，如同《霧月十八》所揭示的路易·菲利普一世一類的昏君和路易·波拿巴一樣的僭主；也有絕大多數的民眾，在社交媒體后真相的時代往往被民族—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所裹挾；當然還有形形色色的話語權擁有者或話語制造者，其立場、定位和身份認同也處于空前的混亂狀態。這最后一部分，正是我們聚焦的群體，我們自己也是這部分的成員。所以我們需要依靠《霧月十八》的導航，以馬克思所繪制的認知地圖，來反思英語人文學界激進主義的去疆域化。我們看到，英語人文學界的激進思想的主線是對任何歷史“主線”或“規律”的深刻懷疑和解構，是對各種疆域、界限、區隔等現代社會的機制和理性原則的反叛和越界。把今天的兩極化、碎片化的混亂局面歸因于激進主義理論的推波助瀾也許過于簡單。但社會兩極化、碎片化、部落化與僭主政治、民族—民粹主義的共生共鳴，則是學界中人自我反思的一個前提。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指出：

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瓪v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還他們。［1］97-98

今天我們也可以把后真相時代的民眾視為一個個馬鈴薯，被社交媒體的信息繭房和回音壁所隔離、分裂，不斷自我囚禁在情緒和認知的牢籠中，從而無法代表自己，只能呼喚新時代特朗普式的僭主。馬克思在他的時代看到的是路易·波拿巴身后的“法國農民”，我們今天則要認真辨析美國被不斷部落化的不同群體。而對于掌握了話語權和“代表權”的那個群體，我們不僅僅要剖析他們是否是路易·波拿巴或特朗普式僭主的“代表”，還要深挖他們的話語在使民眾“馬鈴薯化”過程中的作用。民眾在馬鈴薯袋子里面時“形成了一個階級”或身份認同，但在部落化的時代，他們的身份認同又不斷地讓他們的袋子分裂和跌落，變回一個個散落的馬鈴薯，無法“形成一個階級”。

二、人文學術的“去疆域化”

我們的反思可以從幾個方面展開。首先是最近20 多年來激進思潮從學院象牙塔走進美國社會，從深奧的學術理論向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流行話語轉變的過程?？梢詮膬啥蚊菜撇幌喔傻囊拈_始。

第一個是美國作家、政論家伯爾曼1987年的一段影評：“電影中（譯者注：女演員）卡爾曼·莫拉扮演了一個男人，這男人做了個變性手術，但由于跟他/她自己爸爸的戀情不快樂，所以不再跟男人相好，而轉向跟一個女人來了一段同性戀（我猜），這女人則由一位馬德里著名的異裝癖扮演?！保?］伯爾曼主要是寫政治評論的，他語氣反諷和調侃的影評講的是今天在歐美日益流行的LGBTQ（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酷兒）運動。這個運動肇始于后殖民主義理論話語中的女權主義和性取向多元論，逐漸在美國社會蔓延，形成一種文化時髦和風尚，近年來，在政治對抗性強烈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政治正確話語中的分量越來越重。近年來，激進派在民主黨主導的藍州的學校推動“變性人廁所”，由變性者自行選擇男女廁所，引發很大爭議，許多保守派共和黨主導的紅州紛紛通過立法禁止這類行為。［5］伯爾曼筆下的多元性取向電影展示了各種越界（transgression），從性別到倫理都挑戰常規和習俗。從電影到現實世界的僭越也只有一步之遙，據稱美國現在有兩百多萬人認為自己是變性人或非二元性別（nonbinary），這種多元性認同、性取向據稱得到了美國醫學協會的認可。［6］社會輿論的變化似乎不可逆轉。第二段引文來自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成功的示威游行并不一定要靠動員最多的人，而是靠能否吸引新聞記者們的最大關注。略微夸張的話，我們可以說50個聰明人在電視臺節目里成功策劃5分鐘的‘事件’，也許跟25萬人參加的示威游行效果相當?！保?］

今天這個社交媒體時代，專業新聞記者的作用和電視臺的節目已經不再有布迪厄時代的壓倒性話語權和輿論影響力，但他的論證邏輯卻依然強大。法國后現代理論家德波描述的景觀社會、鮑德里亞剖析的類像和仿真時代，不僅僅是對時代變遷的“客觀”陳述，更多是理論話語的自我指涉。理論話語一旦從學院象牙塔走入社會現實，不啻是提醒大家話語力量的強大功能，理論的言說和傳播本身，就是話語力量付諸實施。

無論是伯爾曼還是布迪厄的論述，都顯示了某種話語力量的連續和轉換。激進理論家們在投身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同時，也在做深層次的理論思考，其政治層面的話語實踐與學術思考密切相關。在德勒茲看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難解難分，并非孰先孰后的關聯，也缺乏整體性：“有時候實踐被看成是理論的應用，是理論的結果。有時候正相反，實踐被認為是激發了理論，是未來的理論形式創造不可或缺的?？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被理解成一個整體的過程?！抢碚撆c實踐的關系永遠是片面和碎片的關系。在一方面，一種理論總是地方性的，只跟一個很局部的領域有關?！保?］74德勒茲把理論與實踐的關聯視為接力賽程，它們形成了一個網絡，并在其中給我們設置了無數的柵欄和壁壘，只存在被連接在網格關系中的理論行為和實踐行動?？梢韵胂笤谖覀兠媲坝幸粭l跑道，橫陳著很多的柵欄。理解德勒茲的思路，我們要想象我們現在是劉翔。我們思考的時候就像劉翔在奔跑一樣，要不斷地跨越柵欄。德勒茲眼中的柵欄或許可成為疆域，有形或無形，理論與實踐要在跨越疆域和柵欄的過程中實現?！袄碚撟詈蟛蛔矇Φ脑捠菬o法發展的，必須由實踐來穿透墻壁?！保?］74“理論就是一個工具盒。所有的理論本質上是對權力的一種反叛和對抗?！保?］76這個理論與實踐跨欄接力賽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德勒茲的去疆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deterritorialization）這一關鍵詞的形成脈絡。

去疆域化這個概念可以說貫穿了德勒茲的理論。這個概念首先出現在德勒茲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于1972 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癥》里。兩位學者把弗洛伊德對欲望無意識或力比多的形塑、分裂、壓抑、重構過程的解構進行了一番再解構。他們發揮了極大的想象力，將力比多之旅拓展到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資本主義乃是社會生產走向其去疆域化的極致的時刻”；資本主義是“新的大規模去疆域化，是去疆域了的流動的連接點”。［9］《千高原》中對此繼續發揮，認為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同時發生，有所謂絕對的去疆域化和相對的去疆域化。前者類似斯賓諾莎哲學的世界本體論觀念，德勒茲命名為“內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后者又回到資本主義的“勞動”和“資本”流動性不斷去疆域、再疆域化的過程。德勒茲的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的敘述，具有跨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精神分析學、文學及神話想象等多領域的思辨特征?！斗炊淼移炙梗嘿Y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癥》講述的故事是：“疆域化”乃是初民部落的神話，認為物質財富乃渾然天成，源于自然，歸于大地；到了帝國時代，君王則視物質財富為己有。所謂君權神授的天命觀，既是對自然神話的去疆域化，又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再疆域化，世間萬民萬物，皆歸君王也。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撕破了初民神話和君權神授的面紗，把勞動和資本的流動性徹底去疆域化或去密碼化（decoding），用量化經濟學將其連接，從中攫取剩余價值。我們在德勒茲的敘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共產黨宣言》敘事里的文學修辭：“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揭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10］當然，德勒茲跟馬克思敘事的相似處遠不止文學語言和修辭，德勒茲的深層邏輯中亦可看到無處不在的馬克思的影子。

去疆域化的概念本身就極富流動性，故而被各種領域的學者使用，許多歐美社會學者將其用于對全球化地緣政治的分析。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社群“錯位”（displacement）乃是一種去疆域化。［11］全球化理論家、美國印度裔人類學家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把去疆域化看成全球化在文化領域的嚴重問題，認為本土文化習俗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難以維持，對于民族身份認同產生了很大影響：

去疆域化總體上來說是現代世界的一股核心力量，把各民族的勞動者帶入低階層社會和富裕社會的不同空間，往往在其母國產生夸大和強化的政治對抗或依附……去疆域化也制造了電影、藝術和旅游業的新市場，在去疆域化了的人群中盛行，以此來建立與祖國的聯系。這些建構出來的祖國成了去疆域化了的族群的媒體世界，充滿奇幻和一廂情愿的想象，為新的意識形態世界輸送精神食糧，變成引發民族和族群間沖突的溫床。［12］

阿帕度萊慧眼獨具，在1990年就看到了全球化時代大規模的移民群體（去疆域化的人群）中的媒體世界（mediascapes）和意識形態世界（ideoscapes），是各種宗教、種族主義的土壤，也是種族、族裔沖突的溫床。他的預見在今天的世界已然成為活生生的現實。阿帕度萊筆下的當代全球盛行的民族—民粹主義，被各類僭主利用、操控。各類宗教、種族、族裔的身份認同變幻莫測，忙亂不堪，就像馬克思筆下《霧月十八》里的法國民眾，如同一個個馬鈴薯，被不停地裝入、倒出、再裝入各種不同的口袋，在不斷地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的過程中，翻來覆去。馬鈴薯們被各種意識形態情緒所煽動，規模大小不一的族裔、種族、文化和宗教沖突因之而不斷爆發。

現在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理論話語的去疆域化及其后果。激進的后學理論是如何一步一步不斷地越界，從學院象牙塔里高深莫測、晦澀難懂的后學理論，演變成歐美社會的政治正確話語的？又是如何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和越演越烈的政治對抗、社會和文化沖突中，走到舞臺中央，上演一幕幕驚天動地的戲劇的？詹姆遜1984 年的思想筆記《斷代60 年代》里有一段關于“他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的論述堪稱經典，我也在不同場合提到過，但依然值得放在美國近40年來的大歷史、思想史背景下重新闡釋：

60 年代初始，薩特的范式……被戲劇化地重組為非常不同的政治斗爭模式。弗朗茨·法農的有極大影響的《全世界受苦的人》①譯注：書名的中文翻譯，取自中譯《國際歌》歌詞。（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一書，描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斗爭。法農把薩特式的對象化（或客體化）凝視逆轉，以末日預警的口吻，重新書寫為奴隸對奴隸主的暴力反抗行動。此時此刻，在恐懼和焦慮中的世界，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的等級排序被強力扭轉；被殖民者逆來順受的意識取得了集體的認同和自我確認；殖民者則倉皇逃竄。［13］

我們看到詹姆遜在這篇讀書筆記中，難得地以直截了當的口吻，談論理論、學術之外的現實政治話題。他者政治、認同政治在1984 年還是高深莫測的美國大學文學系的后學話題。即使到了薩義德離世的2003 年前后，依然是在學院象牙塔內小眾傳播。但薩義德深知他的文學政治干預論和后殖民理論已經大大越界了學術圈，開始在美國、其他英語國家乃至全世界掀起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波瀾。詹姆遜則早就看到認同政治或他者政治的政治內涵。他的解讀類似薩義德1983年的《理論的旅行》，梳理理論話語的嬗變，并預測未來。詹姆遜首先回顧了從索緒爾到德里達、?？?、拉康的后結構主義的思想譜系，然后評點法國后學批判的靶子，即“薩特范式”的存在主義異化論、客體化凝視和逆轉等等。薩特的思路顯然還在黑格爾形而上學本質論里轉圈圈。但詹姆遜并未費口舌講述?？碌仍诶碚撊锶绾畏磁雅枷袼_特的故事，而是鷂子翻身般地直接跳到法農這個學術局外人、革命斗士那里，把話題從哲學理論轉到現實政治。相比之下，薩義德在《理論的旅行》中則不厭其煩地論述盧卡契的“階級意識”，用黑格爾主客體二元論層層包裝，背后則鼓吹革命造反的真正動機。薩義德將之與巴黎大學的戈德曼教授、劍橋大學的威廉斯教授精致奧妙的理論進行對照。薩義德的真實意圖不難揣測，乃是感嘆革命情懷或政治斗爭之“熵”在理論旅行中的不斷衰減。但詹姆遜似乎并不忌憚學術規范的柵欄，一下子就讓高深理論旅行到了火熱的現實政治的戰場。他大贊法農對薩特形而上學話語的重新書寫，即“奴隸對奴隸主的暴力反抗行動”。造反的集體身份認同或他者政治，在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呼喚下，讓殖民者“倉皇逃竄”。詹姆遜接下來繼續思緒飛揚，從法農的戰斗呼喚，跳到20 世紀60 年代在歐美盛行的左翼思潮，用一根激進政治的紅線串聯起60年代的回憶。如果這種回憶不僅僅是懷舊，還是對當代社會的觀察，詹姆遜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今天的認同政治就是60年代激進政治的繼承與拓展。

《理論的旅行》發表十年后，薩義德又寫了《理論旅行再思考》，這次他把法農的革命召喚抬到了極高的地位，似乎是再度強調前一篇《理論的旅行》的主旨，即文學理論必須“面向歷史現實、面向社會、面向人類的需求與利益，指向日?，F實的具體情境，超越理論預設的圈子所制造的障礙”。［14］但作為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旗幟和深刻卷入現實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又不乏自我反省，不乏猶豫彷徨。他清醒地看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立和沖突是無解的、無法終止的，推翻殖民主義統治后的新生的國家，一定會“生產出新的警察、官僚、商賈來取代歐洲殖民者”。［15］419他于2003年在紐約去世，2001年他曾見證了發生在離他家不遠處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何時了？這讓他深深憂慮，同時又無法對一生的尋覓和奮斗釋懷，感嘆道：“理論、批評、祛魅、去頌圣、去中心化的任務，永無終結。因此，理論唯有旅行，總要逾越自我監禁，總要移居他方，總要保持流放的狀態?！保?5］421

三、美國社會的部落化與人文學術的“深卷”

詹姆遜似乎沒有薩義德這種永遠旅行和流放的情懷，但他的洞察力卻被現實一再證實。認同政治在美國如火如荼，從小學、中學、大學的校園到政治最高“廟堂”的美國國會，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戲劇在持續上演。美國國會眾議院在2020 年選舉中形成民主黨激進派“進步主義黨團”（progressive caucus），其中由四位少數族裔年輕女議員組成的“四人團”組合最為耀眼。奧馬爾議員是索馬里難民出身，在2020年美國黑人弗洛依德（Floyd）被警察暴力致死引發的大規模反種族主義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異?；钴S。［16］名氣最響的是1989年出生的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國媒體稱她AOC），她以高調挑戰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著稱，在眾議院各種公開會議場合一直不斷地說：“你們共和黨議員們除了不斷實施種族主義和暴力攻擊有色女性之外，沒別的連續性可言?！保?7］美國眾議院成為AOC 等極左激進派議員反抗行動的平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激進派少數族裔議員都在美國著名的精英大學取得學位，多數主修英語、歷史等人文類專業。當然，極右翼議員也不遑多讓。近年來，美國議會已經成為極端派不間斷地相互攻擊的主場，沒完沒了的意識形態爭吵，讓美國國會正常的立法工作趨于癱瘓。更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是，2021 年1 月6 日上千名受特朗普煽動的極右翼成員對美國國會大廈的攻擊，已演變成不折不扣的暴力行動。也不知詹姆遜如何作想。他恪守學院派學者身份，從不在公共媒體發聲，但他當年的預言和評論，皆成現實。

雖然在科技、經濟領域里取得了極其耀眼的成果，美國社會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卻越來越呈現出對立、撕裂、分裂的特質。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第三次工業革命讓美國的全球實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少數人的財富積累驚人，而大量的“鐵銹帶”傳統白人勞工階層、社會底層的黑人和少數族裔卻深受其害。美國是個不折不扣的世界村，因種族、族裔、宗教、語言和文化習俗引發的矛盾沖突，是美國的一大特色，也是美國特有的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土壤。根據美國人口統計數據，白人雖然仍然占人口多數，但占比從2001 年的68.8%下降到2021 年的59.3%，20 年降了近10 個百分點。［18］黑人人口在20 年中變化甚微，但其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出現了嚴重分化。一方面，大多數黑人仍處于社會底層，種族主義的痼疾從未消失，貧困、失業、犯罪、警察濫用暴力、教育資源失衡等是美國黑人族群的主要困境。另一方面，少數黑人精英在政治和部分經濟、人文學術領域嶄露頭角，尤其在政治與公共輿論領域，發出越來越強烈的呼聲，以奧巴馬入主白宮達到高潮。他們與知識和傳媒界激進左翼相輔相成，成為認同政治和政治正確話語的主導力量。美國主流文化一度自詡為文化大熔爐，以其建國時代歐洲白人的文化價值觀來統合社會。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以及以批判反思歐洲中心論、解構啟蒙現代性為己任的激進左翼思潮逐漸形成氣候，在最近40 年時間里，“大熔爐”神話嚴重破損，被文化多樣性的政治正確話語壓倒。

美國社會的兩極對立在進入21 世紀之后迅速惡化。國際貿易、族裔沖突和全球化問題專家，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2018 年的學術專著《政治部落：群體本能和國族命運》出版后，迅速登上《紐約時報》和許多期刊評選的暢銷書榜首。她指出：“特朗普的震撼崛起充分揭橥，認同政治已經以極為危險和充滿種族對立情緒的方式，攫取了美國的左右兩翼。在今天的美國，每個群體都在感受著威脅：白人和黑人、拉丁裔和亞裔、男人和女人、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等。美國彌漫著集體的受迫害感和被歧視感?！保?9］2美國社會的撕裂和部落化的一個重要場所就是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淪為左右兩極對立的舞臺。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認為，今天英美社會的“文化戰爭”和政治正確話語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社會公正造成嚴重傷害，“認同政治、投機政客和社交媒體共同加劇了社會兩極化”。［20］“文化戰爭”（cultural war）是一頂大帽子，講的是今天美國社會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嚴重對立和沖突?！叭∠幕保╟ancel culture）是指攻擊、抵制或“取消”網絡名人的行動，針對的是這些名人涉嫌種族、性別歧視的言論?！叭∠袆印背３Ｔ谛@里發生，人文學科名人（如高校教授、演講者等）的言行若被激進群體認為涉嫌歧視和政治不正確，會立即受到攻擊或“取消”，遭受“網暴”?！熬盐幕保╓OKE）在激進左翼那里，是對一切涉嫌歧視的政治不正確言行保持警醒并堅決與其斗爭。但在極右翼立法者和政府官員看來，卻是極左勢力顛覆美國的危險舉動，必須通過立法來制止。如大學文學系、歷史系里流行的“批判種族理論”（也即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大眾傳媒版），在極右翼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看來，今天已經滲透小學和中學的課堂。把美國歷史描述為種族主義歷史的修正主義史觀顛覆了美國主流價值觀，必須通過立法來禁止。德桑蒂斯挑頭的右翼立法行動，現在已經在許多追隨特朗普極端右翼派的州政府和議會復制。從激進左翼的政治正確，到極端右翼的立法禁言，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是美國唯一的公共電視臺，擁有最廣泛的美國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師受眾群。其資深主播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在2023 年10 月12 日的專題節目《美國十字路口》中，報道了康奈爾大學、喬治城大學等校園內多起激進左翼學生轟走“政治不正確”教授和學術報告人的事件，也報道了由佛羅里達州領頭，迄今已有8 個右翼掌權的州通過了立法，禁止其州立大學的課程講述批判美國制度性的種族、性別歧視的內容。［21］保守右翼往往通過行政和立法的方式來與左翼對抗；激進左翼更多通過街頭抗議、校園攪局的運動方式來進行斗爭。PBS 在2020 年制作的專題片《美國大分裂：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里講述了美國認同政治從奧巴馬的“包容性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veness）始，到特朗普的“排斥性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veness）止，從政治頂層惡斗向社會最基層蔓延的演變故事。［22］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PBS 作為傾向民主黨左翼的公共媒體，如此犀利的剖析，頗有一點自省精神，殊為難得。奧巴馬的承諾是“實現美國民眾的聯合”，但專題片展示了他的承諾徹底落空，在他的8年任期內，美國社會的種族、性別、墮胎、槍支暴力等撕裂美國的嚴重問題都不斷加劇，尤其是在文化、傳媒等意識形態領域，社會分裂和部落化愈演愈烈。奧巴馬對此責無旁貸。特朗普本人就是真人秀明星，他充分利用各種媒體，高舉“另類右翼”的旗幟，大打種族對抗牌，極力煽動白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贏得大選，終于入主白宮。在他執政的4年中，美國社會的撕裂達到了極致。

總之，英語人文學術界從校園到社會，從深奧的學術理論到政治正確的流行話語，以意識形態的激進化為標志，越來越深地卷入美國政治與社會變動之中。后殖民主義理論麾下的種族、族裔研究，性別研究在大學的語言文學、歷史等人文學科形成主流。薩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朱迪·巴特勒等兩棲學術明星兼公共知識分子，通過大眾媒體、互聯網、中小學教材等渠道，使學術話語廣泛、迅速地通俗化，與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和LGBTQ 群體的社會運動緊密結合，走過了一條大眾化（學術話語通俗化）和化大眾（向大眾傳輸認同政治觀點）的雙向同步路線。這個過程值得深入探討，但本文已過于冗長，須另文詳述。遺憾的是，對于這種“深卷”，一向以批判和反思自居的美國人文學術界的文學、歷史、性別研究、族裔研究等領域，自我反思的聲音甚微，后殖民主義理論明星們更無自我批評之意。①詳見：James D.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New York: Basic Books，1991;Jeffrey Williams ，et al. PC Wars: Politic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y.New York: Routledge，1995; John K.Wilson. The My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Conservative Attack on Higher Educ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反倒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學人時有批判和反思的聲音。法學家蔡美兒指出：“左派的激進和排斥性話語鼓吹種族、性別特權和文化專許權，而右派則為排外恐懼癥和白人民族主義煽風點火?！保?9］2一改當年“歷史終結論”高調的政治學家福山，也憂心忡忡地認為：“自由主義的原則被右翼和左翼推向了新的極端，新自由主義派刻意打造經濟自由的神話，進步主義派的核心政治觀把身份認同凌駕于人類普世價值之上。我們的公民社會被肢解，我們的民主制度受到極大威脅?！保?3］然而，激進的后學理論在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每年一度的龐大年會上依然故我，以人文論述為主導的英美精英大學出版社仍然不斷推出性別研究、族裔研究、LGBTQ 研究的新書。近20 年來人文學界被邊緣化的“建制派”不痛不癢地喊幾句人文理性的回歸，［24］但基本漠視現實政治中人文學界激進理論和批評的意識形態“深卷”。但今天的現實是，歐美社會的媒體世界和意識形態世界被左右兩極的激進話語挾持，對真相的理性把握和分析，被這個后真相時代的極端情緒、情感、立場、態度所取代。今天全球蔓延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聯姻。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政治思想的德國學者米勒（Jan-Werner Müller）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義》，近年來受到國際學界的很大關注。他認為民粹主義是對“人民”代表性的壟斷。［25］民粹主義者們宣稱，只有他們才代表了“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這種對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是民粹主義的獨特之處。在現代世界，“人民”總是和“民族—國家”綁定的，民粹主義跟民族主義總是如影隨形。民粹主義對“人民”的道德壟斷主要是情緒的壟斷、意識形態的壟斷。今天美國極右翼的代表人物特朗普舉起的旗幟就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行僭主政治之實。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描繪的路易·波拿巴，其實離我們不遠：“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保?］98

四、余論：錯位與失衡

我們講述的英語人文學界理論話語到現實世界的旅行，是一個由去疆域化到部落化的脈絡，其中充斥著種種錯位和失衡。首先是后學激進理論與社會現實的錯位。如前所述，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的左翼思想與社會文化運動相輔相成，形成了20世紀西方思想的高峰，對西方思想、知識與信仰體系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無不蘊含著對人類社會更加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主義、世界主義的追求。但歷史告訴我們，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人文理想主義的激情在現實政治領域里往往成為激進烏托邦主義的工具。我們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人文學界激進左翼思想的演變，看到身體政治、身份（認同）政治的文化理論的泛政治化或武器化（weaponize，近年流行的英語熱詞），這跟經濟全球化、高科技革命帶來的人類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會財富極大增長的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與錯位。歐美激進左派一味強調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和斗爭，卻忽略甚而忘卻了尋求正義的初心。其次，歐美社會科學領域越來越追求自然科學量化研究的范式，關心學科本身的發展超過了對社會問題的關注。社會科學的社會關懷缺席，跟人文學科的意識形態激進化形成另一種錯位。

從更為宏觀的大歷史角度來看，今天世界極端對立沖突的混亂失序局面，揭示了現代社會幾大支柱領域的失衡。強權政治的不斷擴張、僭主政治的盛行、意識形態的極端化、經濟和科技領域里政治干預的強化、國際地緣沖突的加劇，體現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嚴重的力量失衡?，F代社會與傳統的封建皇權專制社會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現代不同領域力量的多元、分工和制衡。越來越復雜多元的現代社會，有序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是多極世界（multipolarity）的前提。①多極世界需要多邊主義的話題近年來受到歐洲社會的廣泛關注，參考：Michael Staack，et al.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polarity: Structures of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Berlin: Verlag Barbara Budrich，2013.但我們看到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里對現代性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主導的批判、解構和去疆域化，并未為多元、多樣化的人類社會的多邊主義建構做出積極的貢獻。我們看到的，卻是更多的破壞、顛覆和解構。在今天這個混亂的世界中，我們也許應該思考一下，進行理論越界和去疆域化的后學理論還有哪些正面意義？我們在?？履酥恋吕镞_中后期的倫理轉向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早年激進立場的反省。后期?？聝A力關注政治治理和倫理問題，但由此認為他是在向自由主義立場回歸，未免就一廂情愿了。?？乱簧鷪猿峙信c反思，早年立場激進，切身參與“深卷”的實踐，然而在生命最后幾年卻開啟了有進有退、百轉千回的尋覓，是否能為我們今天的反思帶來一點新的啟發？

今天我們面對的“活的歷史”，更清晰地呈現出全球數碼時代意識形態化的特征。后真相時代情緒、態度、立場的宣泄，通過信息回音壁、繭房效應與網絡社會的全景監控等各種手段，讓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在全球傳播，覆蓋世界所有的角落?？傮w而言，英語人文學術界的反思和批判的聲音缺位，西方知識界、思想界的理性思考也十分匱乏無力，19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座座思想的“千高原”，今天難見蹤影。情緒、感性（或審美）、意識形態的失范和混亂，本來是人文批判理論關注的焦點，但深卷于亂象之中的英語人文學界，卻鮮有自我反省和批判之聲。此時此刻，我們更加需要重溫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霧月十八》里作的判斷：

像十九世紀的革命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后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時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Hic Rhodus，hic salta！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