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22年明清大運河研究的新進展

孟祥曉,褚偉凡

(河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京杭大運河作為國家的經濟命脈,在明清兩朝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漕運、河工、鹽運一起并稱清代三大要務,故此,明清政府尤為重視大運河的疏浚與管理。大運河的暢通保障了漕運的安全,維護了王朝的正常運轉,并對地方社會產生諸多影響。2014年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7年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兩次實地考察大運河,并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重要指示,隨之大運河文化保護與傳承利用上升為國家戰略。大運河地位的提升與國家戰略的變化對學術研究產生的影響值得梳理總結。囿于文章篇幅,加以論文刊發周期相對較短,對政策導向反應、跟進較為迅速,本文以該時段內刊發的代表性論文為分析對象,希望通過對近五年明清大運河相關研究的梳理,在社會形勢和國家政策導向變化背景下,總結學界研究熱點的新轉向與薄弱之處,有助于深化對明清大運河的認識,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并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一、河道與河工方面

京杭大運河得以行運數百年,與有效的河道河工治理密切相關。明清統治者亦將運河河道河工作為關鍵政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而成為學者長期關注的重要內容。近五年,學者對該內容保持了極大熱情,與此相關的成果非常豐富,數量上保持著較高發展態勢。

河道方面,裴一璞從運河交通的角度看長蘆鹽業的發展,他認為便利的運河交通奠定了長蘆鹽業格局,擴大了長蘆鹽的營銷范圍[1]。張可輝對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站的概況、設置數量及時間進行了考證,認為水馬驛站的設置促進了運河沿岸的社會交流與經濟發展[2]。姜建國對元明清時期蘇州運河進行了考證,包含大運河蘇州段、大運河蘇州段各條支線、蘇州境內的其他水路航線的走向及其變遷過程,為公眾展現了完整的蘇州水道地圖[3]。趙珍分析了嘉慶年間的張家灣改道原因,認為清廷最終放棄張家灣而選擇康家溝,反映了清人對水資源的認知程度,以及時人對水利現象的觀察能力[4]。另外,趙珍還從河道地貌、水量補給、剝運制度、限制水勢等方面探討了清代北運河的河道治理[5]。袁飛對嘉慶年間的漕運河道進行考察,展現了處在世紀交替之際的嘉慶朝面臨的困境[6]。

河工方面,郝寶平、郭昭昭對明代山東運河段的暢通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明廷通過修建戴村壩來保證水源、修建南旺分水樞紐來分配水源及修建水柜水閘來調蓄水源,實現了對運河山東段的有效管理[7]。姜卓對會通河的水系特征、管理體系及過閘的工程技術進行了闡述。從漕船過閘的過程來窺測明王朝的漕運機制,最后得出明王朝漕運廢弛的原因[8]。張鵬程、路偉東利用河工圖信息,結合相關文獻還原了清口地區閘壩設施演替的細節,發現且糾正了以前研究的部分錯訛,對官方閘壩命名權與民間閘壩解讀權間存在的重大差異進行了分析和闡述[9]。朱年志與胡克誠都從政權角度對運河河工進行分析,均認為在運河的治理實踐中伴隨著政治斗爭,使得運河治理變得更加復雜[10-11]。

河道河工方面的研究主要以運河主體部分為研究對象,也有少量以與運河相關的河流湖泊為研究對象。袁慧探討了明后期淮揚運河的堤岸制度,認為堤岸制度的變化實際上是運湖關系互相作用的結果,并對淮揚運河沿線的湖泊景觀產生了深遠影響[12]。高元杰分析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微山湖湖口閘水位數據,給出了一百多年間微山湖水位的演變趨勢,并且這些數據還可轉換為海拔數據,給微山湖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數據資料支持[13]。

二、河政方面

大運河的財政問題是近年來學者關注的熱點之一。凌滟分析了明萬歷之后由驅逐堤民到鼓勵商民定居于堤上并收取賃基銀這種轉變的原因。明廷對堤上之房屋及耕地征收賃基銀,實際上反映了賃基銀從雜課到正稅的過程[14]。胡克誠通過分析明代運河中宦官扮演的角色,認為宦官參與大運河的商業稅收,是皇權對地方財賦征解過程的直接干預,是明代專制皇權在地方進一步滲透的直接體現[15]。王玉朋對運河道財政職能確立的過程進行了闡述,探討了運河道的經費來源和支出狀況,認為運河道的財政職能并未完全達到最初的設想,但在稽查等方面卻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6]。他還研究了山東運河冬挑的來源及冬挑經費問題,認為其經歷了起初由政府承擔到最后交與鹽商承擔的演變過程,但是由于鹽商無法負擔高額的利息,最終導致運河冬挑陷入困境[17]。

除運河財政外,張菊對閘官產生的原因、閘官職責、閘官地位、閘官在漕運與地方社會中的影響進行了闡述[18]。石偉楠研究了明朝通惠河的管理體制,認為晚明時期通惠河郎中的設立,使得通惠河管理體制最終得到完善[19]。孫竟昊、佟遠鵬則分析了濟寧的河政,認為大運河能對城市發展帶來空前的繁榮,但不能實現社會形態的突破[20]。

運河系統中其他河流湖泊的河政問題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主要有凌滟、孟祥曉與王玉朋的3篇論文。凌滟探討了南旺湖權益分化的演變,認為湖田、湖產、湖水的權益雖然一直在軍民、地方政府、藩王之間轉換,但所有權一直由明廷控制[21]。孟祥曉分析了明清時期衛河流域的區劃變遷,指出區劃調整原因是中央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管控,但由于衛河流域的區位特征與其他因素相互交錯,使得區劃變遷變得更為復雜[22]。王玉朋對運河沿線的湖田開發政策進行了研究,指出明廷為保護運河水源對運河周圍湖田開發政策逐漸收緊,但隨著明廷的衰落,湖田侵占問題日益突出[23]。

三、漕運與漕糧方面

漕運自古以來被視為國家的生命線,有“得漕者得天下”之說。明清大運河的主要功能是漕運,故而運河漕運研究亦是一大熱點。

沈勝群研究了旗丁在漕運過程中的社交網絡,指出旗丁在漕運過程中充當了信息傳遞員角色,但所傳播的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對沿岸百姓的生活產生了雙面影響[24]。他還指出,嘉道年間旗丁幫派之間或者旗丁與百姓之間的矛盾一直無法得到根除,實際上反映了清廷漕運制度中的紕繆[25]。展龍對明代漕運總兵的職責、選任演變趨勢、出身、籍貫、任期、離職原因等進行了總結[26]。吳士勇討論了明代漕運總兵體制化過程,認為陳瑄在此過程中功不可沒,但由于繼任者的弱勢,最后演變為文官任總漕[27]。張程娟分析了明代漕運衛所中藩王護衛軍的模式與統轄關系,指出藩王護衛軍模式與統轄關系的變化體現了明代皇帝對藩王的態度與政治動向[28]。

漕糧征解方式是漕運中的關鍵。胡鐵球考察了明代折漕規模及漕糧折價原則,發現明代折漕規模呈上升趨勢;折價原則有南北之分,南方按時間順序分為三種模式,北方則流行“按領價折漕”[29]。吳琦、何晨對清代漕糧的“民折官辦”進行了探討,認為“民折官辦”從側面反映出清廷政策制定、實施與變通的特點:守舊中求變,施變中仍舊[30]。李成從民間文獻入手分析明代麻城永折漕額的分派問題,指出明代麻城改折的成功,實際上反映了基層勢力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31]。阮寶玉研究了明清時期江西、湖廣的漕糧運輸方式,認為“儀兌”制度的出現,不僅表明了長運法施行后民運與軍運的復雜關系,更是認識明清漕運組織轉變的重要視角[32]。吳滔對明廷施行長運法后遇到的凍阻問題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明朝后期凍阻已不僅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且是明代漕運系統中需要面對的制度性難題[33]。楊家毅以漕運倉儲為背景分析了通州城的歷史地位,認為通州城無論是城市格局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俱以糧倉為中心,甚至可以說通州城是一個依靠漕運倉儲興起的城市[34]。

在漕運制度及改革方面,徐寶成闡述了清代漕運的剝船官制、剝船船制、剝船管理的利弊及清廷治理措施[35]。徐曉光、劉家佑分析了清代漕運的法律制度,認為清廷漕運法律制度完備,不僅保障了漕運正常運轉,而且有利于解決因漕運而引發的社會問題[36]。張程娟從瓜洲閘壩的更替著手,指出其細微變化對明代漕運制度及財政產生的重大影響,同時也反映了不同群體間的利益之爭[37]。另外她還分析了明中后期的漕運派兌改革與衛所分幫機制。王宗沐定“分幫派兌”之制,盡管他的后繼者在“定派”與“輪兌”之間搖擺不定,但均內含追求定制之精神[38]。鄭民德研究了清代漕糧入京監督機制,認為大通橋的監督不僅保障了入京漕糧的質量,還體現了清朝統治者以滿制漢的統治策略[39]。王羽堅、王思明對明代漕運中“隨船土宜”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考察,雖然“隨船土宜”政策在實施之初并沒有解決之前的問題,但明廷經過不斷調整優化,使得“隨船土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運河沿線的經濟[40]。鈕希強指出,嘉道時期腰牌在漕運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清廷漕運之頹勢[41]。另外他還從旗丁僉選、幫船修造、漕糧受兌、舵丁管理、漕運耗費等方面介紹了揚州衛三幫漕運檔案[42]。

運河系統中其他河流的漕運問題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主要有孟祥曉、張景瑞和高元杰3位學者的5篇論文。孟祥曉從“保漕”的角度,考察了明清衛河地位的變遷與涉漕吏民的群體形象[43-44]。另外,他還從漕運水源管控的角度探討了其對衛河沿岸水稻種植的影響,認為這種變遷反映了漕運、衛河用水與水稻種植之間的互動關系[45]。張景瑞從“通漕”的角度考察了泇河的開鑿過程,發現泇河的開鑿除了要解決開鑿過程遇到的技術難題,還要處理官僚體系內部治河理念的分歧及地方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46]。高元杰圍繞黃運關系,通過研究黃河遷徙對運河漕運造成的影響,指出官員的阻攔和統治者的保守是導致改漕治河思潮一一落空的原因[47]。

四、大運河區域經濟與城鎮問題

大運河的貫通使得南北交流空前便利,極大促進了運河沿線經濟的發展,有些地方甚至依靠運河帶來的機遇形成碼頭或城鎮。這些地區依“運”而興,也隨“運”而衰。

大運河對經濟貿易的影響。沈勝群對清代京杭運河周圍的流動市場形成原因進行分析,發現丁舵利用自身漕運之便隨身攜帶大量的土特產在漕船上進行貨物買賣活動,久而久之,漕船發揮了流動市場作用[48]。王羽堅、王思明同樣講到了“隨船土宜”,但主要是從農產品的角度出發,對所交流的農產品進行了細分。表面上看,這只是南北農產品的交流,背后則是南北生活習慣、飲食文化、思想觀念的碰撞與融合[49]。范金民從物貨流通的角度分析15世紀至19世紀蘇杭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提出流通稅收的升降成為蘇杭地區經濟發展快慢的重要指標[50]。

運河對沿途城鎮碼頭的影響。陳喜波、賈濛對明清時期張家灣碼頭的興衰進行了探析,描繪了它憑借運河經歷了從寂靜到繁華、但又隨著運河改道而回歸寂靜的歷史過程[51]。許哲娜、喻滿意從市場空間和社會空間兩個角度入手,展現了運河如何影響吳江地區市場的擴展、城鎮的發展及群眾的信仰[52]。朱年志以夏津縣渡口驛漕運倉儲和驛站的完備、佛寺林立以及官員文人在大運河留下無數詩作的事實驗證往日渡口驛憑借大運河成了繁華之地[53]。鄭民德對東光縣運河河工河政、商品經濟以及東光縣的興起衰落進行了闡述,并對如何保護運河城鎮,弘揚運河城鎮文化提供了方案[54]。他還對運河城鎮盛澤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再次為如何保護運河城鎮,弘揚運河城鎮文化提供了方案[55]。李德楠、呂德廷將民變、風水、舍利塔、徽商這四個看似不相關的事物進行聯系,對萬歷后期的運河城市臨清進行了重新解讀[56]。

王銀海從城市建設與運河的關系出發,發現無論是城市規模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都是以運河帶來的城市發展為前提,最終揭示出臨清的城市建設規律:“官-民”二元共建城市理論[57]。楊夢對運河滄州段沿線的城市空間分布情況進行了探究,分析影響城市空間分布的因素,以期能夠為運河滄州段沿線城市的保護與規劃提供幫助[58]。劉士林則從運河與詩性文化的角度研究運河城鎮,認為江南運河城市既不同于江南城市,亦不同于江南鄉村,它憑借運河實現了物質上的豐盈,又憑借江南詩性文化實現了精神上的豐盈[59]。

另外,與運河相連的衛河流域,近年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孟祥曉從城水空間差異與地方因應入手,對衛河流域的城鎮進行了研究。認為城水空間類型的不同導致了河流對城鎮的差別影響,決定了地方社會迥異的措施因應,形成了不同地域獨特的人文景觀[60]。

五、與運河相關的社會群體、個體人物研究

大運河的暢通,不僅促進了沿岸地區的經濟發展、城鎮的繁榮,更影響著沿岸群眾的生活與生計,故沿岸民眾的生存狀態與生活面貌亦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內容。

關于運丁、纖夫等底層人員的研究。張葉通過對明末清初淮安地區運河徭役變化的研究,指出運河徭役的改革不過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延續[61]。吳欣對纖夫的來源、管理、工食的數量及勞動時間的長短都進行了闡述[62]。吳琦、李想提出清代依漕而食者數量龐大,包括運丁、水手、纖夫、腳夫、泉夫、行商以及官府人員等形形色色的人群。他們依漕而食的同時,也帶動了地區的繁榮。但隨著運河漕運的衰落,這個龐大群體也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63]。董慧源從生產領域、消費領域、文化教育領域、娛樂領域和宗教信仰領域分析婦女的日常生活。與之前相比,京杭大運河區域的婦女比之前有了更多的選擇,社會對她們的束縛也開始減少,家庭地位開始提高,她們逐漸融入社會的各個方面[64]。丁修真對幾名舉人經運河北上參加科舉途中的所見所聞進行剖析,認為明清時期的舉人通過大運河將個人的命運同社會、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65]。龍圣從明清時期京魯運河盜賊的搶奪種類、形成原因、防治方法及不能根除原因四方面入手,對明清時期京魯運河的盜賊情況進行了詳細描述[66]。孟祥曉對明清時期直魯豫交界區的動亂進行了研究,提出三省交界處動亂頻生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不僅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惡化相關,亦與政區間的各自為政及河流的流動性有關[67]。

關于運河沿線商人方面的研究。鄭民德提出徽商依“運”興起,遍及運河南北,經營范圍廣闊。他們也積極融入運河區域社會,通過會館、公益活動、入仕為官等途徑提升徽商的影響力,使得徽商成為運河區域一支重要力量[68]。郭琪以江南運河為研究對象,分析明清時期徽商對杭州城的影響,提出明清時期徽商在杭州的商業活動對徽州本土,以及營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清晰的雙向互動關系,二者共生共榮、相輔相成[69]。楊澤幸從客商形成的歷史背景、客商的音樂參與、客商的音樂空間三方面入手,得出客商的音樂生活實際上是山陜商人的地域認同和徽州商人的“儒商”自我認同[70]。

關于運河區域宗族方面的研究。凌滟對宋禮、白英的立祀過程及宋、白后人的宗族建構過程進行研究,提出宋、白二族實際上是利用國家對運河的重視及官僚內部的矛盾來壯大自己[71]。吳滔分析了“黃溪史氏”走出“役困”的歷程。黃溪史氏通過制造和傳播《致身錄》,對其先祖進行美化,最終將其先祖成功供奉于嘉興府和蘇州府的鄉賢祠,從而徹底走出長期阻礙該族發展的困境[72]。郭學信分析了明清時期聊城八大家族的崛起過程、興盛原因及八大家族的特點。提出明清時期八大家族的興盛與大運河的暢通及聊城運河區域的政治優勢密切相關,亦與八大家族自身的特點相關[73]。

關于個體人物方面的研究。盧海鳴認為,陳瑄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漕運總兵官,整治京杭大運河并且改革漕運制度,是明代京杭大運河復興的關鍵性人物[74]。鄭民德以崔溥的《漂海錄》為中心、胡夢飛以克拉克的《中國旅行記》和權近的《奉使錄》為中心研究國外人眼中的大運河文化[75-77],對中外運河的記載進行比較,有利于拓展研究思路,加強大運河文化帶建設。

六、大運河區域文化方面

大運河的貫通促進了運河區域文化的繁榮,同時在建筑、音樂繪畫、信仰、小說行記、飲食服飾、審美觀念等方面形成自己獨具一格的鮮明特色,因而也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出現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在建筑風格方面,劉蘇文對運河沿岸清真寺的建筑風格進行分析認為,由于大運河的影響,明清時期運河沿岸的清真寺已經具有中國特色[78]。張雪從運河沿岸道觀、佛寺、清真寺以及神廟的獨特建筑風格入手,展現了運河文化的包容性[79]。邊繼琛則從佛教古塔的角度展現了運河沿岸佛教建筑風格的中國化[80]。

在宗教交流方面,來琳玲解釋了明代京杭大運河與佛教、伊斯蘭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互動關系[81]。史習雋講述了明清時期淮揚地區與江南地區的天主教傳播[82]。李冰從日本出明使臣策彥周良所著的《入明記》入手,提出運河沿岸佛教具有與世俗社會聯系緊密、儒釋道三者高度融合等特點[83]。張燕認為,運河沿岸的伊斯蘭教呈現出“以儒詮經”的特點,將伊、儒融會貫通,形成中國化的伊斯蘭教思想[84]。

在音樂繪畫方面,王多指出,京杭大運河的貫通使得佛教音樂、道教音樂與運河沿線的民間音樂相結合[85]。商蕤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闡述了運河沿岸宗教音樂與民間音樂的融合[86]。 姜麗、王靜怡發現源自山東西部的戲曲隨京杭大運河進行水路傳播,使得山東戲曲進入了繁榮期[87]。孫志虹認為,由于京杭大運河的貫通,具有“宮廷風”的天津楊柳青年畫傳播到了蘇滬地區,且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南派”繪畫風格[88]。孫璐、康康對揚州博物館所藏年畫進行分析,提出揚州年畫與我國傳統年畫立足農業的形象不同,揚州年畫具有精英文化特點[89]。

運河的暢通不僅使中外文化得以交流融合,同時也促使了本土信仰的傳播。鄭民德認為,運河的暢通使得具有“水神”之稱的真武大帝受到推崇。真武大帝廟宇遍及山東運河區域,對運河區域的經濟、文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90]。胡夢飛通過梳理金龍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廟宇分布、信仰群眾及其影響,發現金龍四大王信仰與漕運及河患密切相關,且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91]。他還以高郵地區為中心,探討了運道對信仰正統化的影響[92]。沈勝群則追溯了清代旗丁崇祀文化的形成過程,發現旗丁祭祀文化既受民間信仰影響,亦受傳統文化影響,且清廷一直參與其中,這也表明了清廷希望重塑國家祭祀體系的深意[93]。

在小說行記方面,王玨從小說“白蛇傳”的故事出發,對明清時期江南運河兩岸城鎮的社會生活進行了探究[94]。張美琪對運河沿線小說創作數量、敘述內容及作者居住地進行總結,并對運河小說何以如此集聚進行了分析,提出運河小說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對挖掘豐富的大運河歷史文化和弘揚大運河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95]。董宇婷認為,“三言”“二拍”及《金瓶梅》《紅樓夢》都與大運河有著緊密的聯系,其中描寫的眾多運河場景是研究及傳承運河文化的寶貴財富[96]。徐永斌從文人治生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文人治生促進了明清江南運河區域戲曲小說的發展,同時指出,讀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場的反饋情況又對文人的創作提出了貼近大眾和符合市場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戲曲小說題材和藝術性的變化[97]。張夢琪總結了四十余種清代運河行記,深度挖掘和展示了清代運河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98]。鄭民德認為,明清小說以城市空間及其政治、商業、社會文化環境來強化小說的藝術感染力與情節吸引力,既是對現實情境的客觀描述,又在文學創作與藝術塑造上有所提升,充分體現了小說源于現實、高于現實的藝術特點[99]。他還將明清小說中描述的運河城市臨清與淮安進行比較,發現這兩座城市既有各自鮮明的特點,亦有共性[100]。顧克勇從明清世情小說角度考察了邸報在運河的傳播,認為明清小說家借助運河之便,將邸報寫入小說中。同時,世情小說也憑借運河之便得到暢銷,這使得邸報內容得以廣泛傳播[101]。

在飲食服飾方面,胡夢飛詳細描述了山東濟寧飲食業的發展歷程[102]。李芳菲、姚偉鈞認為,大運河的貫通為山東運河區域帶來了交通上的便利,使全國各地的食材集聚于此,飲食材料得以豐富,促進了餐飲業的興盛,進一步推動了當地飲食的多元化[103]。付雅雯、梁惠娥、邢樂對清代江南地區服飾的傳播者及傳播途徑進行了匯總,認為傳播者主要有負責漕運的旗丁、南來北往的商人和外國旅行者,傳播途徑主要有貿易傳播、人際傳播和紙質媒體的傳播[104]。

在審美觀念上,吳蔚提出江南運河文化的高度繁榮是在優渥的自然條件和市民積極活動雙向作用下實現的,文人的審美趣味受大眾文化的影響[105]。

在教育方面,舒方濤對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進行了梳理,認為良好的區位因素是書院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有著完善的管理體系,且同社會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隨著運河的斷流,區位優勢喪失,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也隨之衰落[106]。

另有一些學者從文化遺產的角度對不同地區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進行了分析,其中有涉及明清大運河的內容,如:于瀾對南運河文化帶的建設與發展路徑進行了研究;鄭民德探討了運河文化帶區域的遺產保護與利用;賈兵強對大運河河南段的研究態勢進行了總結[107-109]。

七、區域運河生態與環境問題

清代,河工物料經歷了柳枝、蘆葦、秫秸的轉變。高元杰以清代黃運地區為中心,從環境史角度考察河工物料的演變與區域生態植被變化的關系,以及河工物料采辦對區域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河工物料的演變清晰地反映了黃運地區自然植被的變化,這種轉變造成了環境問題,導致了百姓的貧困與生態的破壞,也是運河沿線農村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10]。肖啟榮通過分析明清時期下河地區的農民生計與淮揚水利工程的維護,探討農民、政府對環境資源的合理利用情況,指出政府應順應農民生計方式與環境的約束,將運東稻田的維護擺在水利維護的首要位置,以征收賦稅,維持行政的運轉,影響著淮揚運河與淮揚運河地區水利工程的維護[111]。趙珍、蘇繞繞分析了北運河楊村段的水環境,發現清廷在進行剝運過程中,無論是剝船置備、起剝定例,還是剝船的生產都要完全適應運河楊村段的水環境[112]。

在其他河流方面,孟祥曉研究了明清時期衛河流域生態與農業狀況,發現衛河流域磚窯業的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城鎮防御,促進了沿線城鎮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田地被破壞、植被被砍伐的現象,對衛河流域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113]。他還對衛河水災特點與地域環境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指出清代衛河流域水災的特點與其地域環境條件是一致的,是該區域各種自然要素綜合影響的結果[114]。

八、結論與展望

漕運、河工及鹽政為明清兩朝的國之大事,故而與之關聯的明清大運河有關內容一直是學界的關注重點。近年來,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深入人心,以及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提出,使得明清大運河文化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

總體來說,近五年明清大運河的研究呈現出研究下沉、視角多樣等特點,但也存在著研究區域不平衡的問題。從搜集到的文獻看,2018—2022年相關論文成果共有114篇,2018年至2022年依次發表13、21、21、36、23篇,除2018年稍弱外,其他年份均保持高位運行態勢。從內容上看,河工河道13篇、河政10篇、漕運24篇、大運河區域經濟與城鎮13篇、社會群體與個人17篇(婦女與舉人研究各1篇)、大運河區域文化32篇(教育方面1篇)、區域運河生態與環境5篇?？梢?在明清大運河的研究中,運河文化與漕運的研究成為最大熱點,運河生態環境雖逐漸被重視,但研究成果依然薄弱。對沿河居民生計、社會樣態以及商人、婦女、舉人等各類與運河相關的特殊群體及其相關面相等內容仍有待深入。

大運河不僅是一條流動的河流,還是一個流動的社會,更是不同區域典型文化交融與互動的場所,其關涉人員、區域社會、文化特點、社會治理等諸多層面,均應予以多層次、多視角研究,唯如此,才能更好地傳承與弘揚大運河文化,講好大運河中國故事,塑造好中華文化豐富立體的典型形象。自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和大運河文化保護與傳承利用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出現了大運河研究熱潮,但研究對象以京杭大運河本體居多,而對與之相連、共同構成運河網的其他河流湖泊關注程度不夠。在本研究所遴選的114篇成果中,關于運河本體的研究有100篇,而對其他相關河流湖泊的研究僅有14篇,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大運河并非僅指一條單線河流,而是由干流和眾多支流水系共同組成的水運網,各部分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相關支流不但承擔了運河補水的任務,而且是該區域通航運河干流的重要通道。也正因這種高度互依的關系,才保證了漕運的安全和運河系統的正常運轉。因而,這些支流和相關區域社會應為大運河研究的題中之義,亟須學者在未來的研究中給予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