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早期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方法論轉變探析

朱家萱,邵發軍

(河南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在脫離青年黑格爾派之后,馬克思開始關注和重視政治經濟學。經過系統研究,馬克思發現,從早期政治經濟學以直觀自然對象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到斯密和李嘉圖透過經濟現象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一般抽象,都蘊含著以客觀現實為依據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馬克思意識到這一方法論的合理性,并將其運用于自己的理論構建。厘清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隱含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在馬克思科學方法論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對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本質內涵有積極的意義。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

在早期政治經濟學中已經蘊含了一種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吳易風認為:“如果說,培根和霍布斯哲學是早期英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觀點的基礎,那么,洛克哲學則是以后英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觀念的基礎?！盵1]27這種觀點指出早期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源自英國經驗論唯物主義。配第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物,馬克思稱他為“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配第的經濟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霍布斯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影響。英國經驗論唯物主義強調,在觀察的基礎上進行歸納、分析、比較和實驗,古典政治經濟學采用這種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成為一門建立在事實與實驗之上的科學。然而,從早期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中,可以看到與西方經驗論唯物主義的異質性。早期政治經濟學家從直觀的經濟事實中抽象出社會經濟運行中的諸多關系,并承認由人與人之間的實踐交往產生的經濟關系是客觀現實,是一種與人相關的事物性存在。而西方經驗論唯物主義者認為,實體性的自然物質存在是觀察的主要對象,一旦脫離實體性的自然物質存在,面對難以直觀的、隱性存在于社會關系中的諸多現象,西方經驗論者的唯物主義就站不住腳,他們無法認識到社會關系中的復雜經濟現象的本質,難免陷入唯心主義的錯誤。早期政治經濟學正是在運用西方經驗論唯物主義直觀自然物質存在的方法論基礎上超越了西方經驗論。

張一兵認為,存在于早期政治經濟學中的唯物主義是隱性的,他將這種隱性的唯物主義哲學觀點在場稱為“社會唯物主義”[2]44。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的演變,不僅體現了不同學派對社會財富的不同認識,也展現了這種以隱性唯物主義為脈絡的哲學觀點的發展歷程。重商主義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源頭,是一個從世俗視角出發的經濟學派,重點研究如何使手中的貨幣變多,進而創造了貨殖論,其世俗的崇尚金錢的觀點讓人們第一次從自然經濟中擺脫出來,經濟決定一切成為新的統治。不過,重商主義所注重的財富僅僅是具有物質實體性質的貴金屬,他們沒有看到隱藏于貨幣背后的生產關系,所以重商主義認為財富來源于流通。重農主義是作為反對重商主義而出現的經濟學派,產生于18世紀中葉的法國,馬克思將其稱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3]15。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魁奈認為,商業的流通和手工業的生產都不產生財富,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重農主義的這一理論定位將重商主義的流通決定財富重新帶回到物質生產中,承認了物質生產的基始性作用。由于此時法國經濟發展滯后,魁奈自然無法理解工商業發展中產生的社會財富,對財富過于簡單直觀的理解恰恰是魁奈理論的局限?？傊?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都是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理論產物,但是從中可以發現一種隱性存在的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前提。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辟了政治經濟學的新層級,他被譽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父。18世紀70年代的英國處于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已經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即手工業工廠下的產業分工和商品交換,斯密透過這種新的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新跨越。首先,斯密肯定財富是社會存在中的國民財富,是一種以商品為基礎的財富,而勞動是人們獲取財富的唯一手段。斯密所說的勞動不同于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視域中的具體勞動,而是從勞動具體規定中抽象出的勞動一般。其次,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下廣泛分工的出現,促使生產專門化,人們為獲得需要的商品只能通過交換的方式完成。斯密觀察到交換促成了財富的實現,從而成功地從商品價格中抽象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正是源自于一般勞動。在這個基礎上,斯密認為社會中各個部門的勞動都可以創造財富,由此,斯密確證了客觀存在的一般的社會勞動,這是斯密理論在哲學方法上的巨大進步。斯密的這種理論具有明顯的社會唯物主義色彩,他從分工與交換的角度出發,抽象出現象背后難以直觀的經濟范疇。然而,斯密所處的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交換并不是普遍客觀化的存在,更多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這一點難免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產生矛盾,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和勞動實現商品價值之間的沖突。交換市場中的需求具有隨機性和主觀性,在實際交換中,難免會出現高價換物的現象,商品實際價格又變成了為獲得此物的勞動量和努力,而斯密提出的交換價值是生產此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這之間的沖突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交換的過程中失效,因此,斯密的理論具有無法觸及資本主義社會根本矛盾的缺陷。

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大衛·李嘉圖肯定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并進一步提出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時間。從這一理論出發,李嘉圖的觀察視域直指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的生產領域,面對多種類型的財富形式和復雜的經濟關系,李嘉圖拋開一切事物的表層現象和事物之間多余的聯系,直達事物發展的最深處,即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下社會生活的本質,那就是已經完全客觀化事物化了的生產關系,這種科學抽象的方法實現了剝離眾多現象而抵達本質的“一”。李嘉圖科學抽象出新的生產關系,并將其作為觀察社會歷史發展的基點,這種具有社會歷史觀邏輯層面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正是馬克思1845年哲學方法論革命性轉變的批判起點。李嘉圖的理論體現了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完全事物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居于統治地位,經濟關系中原本存在的人與人之間主體性的交往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取代,資本家的主體性也被抽離,成為事物化資本的人格表現。李嘉圖顛覆了斯密從主體性出發的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從客體出發的事物化的社會經濟結構。李嘉圖的經濟理論超越了斯密,他在斯密的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上又邁進了一步。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同樣具有缺陷:第一,在解決斯密勞動價值論中的雙重價值沖突時,李嘉圖以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時間為原則,把沒有闡明的經濟范疇界定為事實,然后用外部的經濟范疇和現象進行驗證,這種方法無法深入把握經濟范疇的內部關系,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第二,李嘉圖在分析普遍競爭中的商品價格時,過分強調因競爭引起的商品數量化價格變動,他沒有對創造商品價值本身的勞動做出合理的解釋,而是通過對數量關系維度的表層抽象,遮蔽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特殊性;第三,李嘉圖和斯密一樣把客觀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對經濟關系缺乏歷史發生學方面的分析,所以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社會唯物主義的終結。

無論如何,從早期政治經濟學中的一般唯物主義到斯密、李嘉圖經濟理論中的隱性社會唯物主義,在政治經濟學研究過程中所呈現的尊重客觀現實的唯物主義方法論,都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隱性唯物主義方法論線索

《巴黎筆記》是馬克思的第一個政治經濟學摘錄筆記。在《巴黎筆記》中,馬克思超越了費爾巴哈在宗教神學批判中關于人的類本質異化和赫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交往類本質異化的思想,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關系的全方面異化的現實,實現了經濟學和人本主義哲學批判的結合。從經濟學的方法層面看,馬克思經濟異化思想的生成是從交換領域到勞動生產再到異化勞動思想的遞進,這種遞進關系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交換到生產的理論邏輯相一致,這無疑是超越費爾巴哈和赫斯的地方,并直接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寫作過程中。

孫伯鍨認為,《手稿》中存在著兩條邏輯,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質為出發點的思辨邏輯和以現實的經濟事實為出發點的科學邏輯”[4]177?！妒指濉酚扇齻€筆記本組成,在筆記本Ⅰ中,馬克思從勞動出發,進一步拓展了《巴黎筆記》中的異化勞動思想,形成了異化勞動的四重規定,即人與勞動本身相異化、人與勞動產品相異化、人與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是從人的主體現象層面逐級提升,最終揭示出市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的顛倒現象。人通過勞動創造了一切,但在現實中,人的權利被自己所創造的對象物統治,人的異化勞動創造了敵視自己的對立面——私有財產。在其理論構建中,人和人的類本質作為一種先驗式的價值懸設成為理論前提,即人的本真的社會類存在“應該”,而現實中存在的人和人的類關系是一種不應該存在的“是”,這種從“應該”到“是”的發展正是馬克思所要批判的異化過程,通過消滅異化勞動和私有制實現人的類本質的復歸,從而使人回到彼岸的“應該”。馬克思在筆記本Ⅰ中的異化勞動理論是為在筆記本Ⅱ中具體批判政治經濟學所準備的哲學方法論前提,這一文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馬克思此時深受人本主義哲學話語的影響,在政治立場上堅決否定政治經濟學,這是一個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理論體系,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創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過渡性話語。

隨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到政治經濟學中的客觀現實,并開始無意識地從人本主義哲學批判話語中脫離。在筆記本Ⅱ和筆記本Ⅲ的邏輯話語中,可以發現從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經濟哲學批判里生發出關注客觀現實的新視域。

其一,論及地租問題,馬克思開始關注農業、土地、不動產和工業、生產關系、動產之間的歷史關系,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地租理論“使土地所有者變成極其普通的、平庸的資本家,從而使對立單純化和尖銳化,并加速這種對立的消滅”[5]106。工業和資本的發展解放了固定在土地上的勞動,使其成為自由的勞動,而工業和資本本身擺脫了土地和自然的限制成為自由的動產,工業資本家取代土地資本家,封建社會的奴隸變成工業社會的雇傭勞動者,這種歷史性的差異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的進程。馬克思開始有限度地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封建社會的客觀進步性,這與馬克思此前用“非人”的異化理論描述資本主義社會有顯著的不同,馬克思通過對政治經濟學中客觀現實的關注,認識到從社會經濟發展中推動人的解放的作用,這正是此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方法論轉變的出發點,然而此時馬克思的思想還是受人本主義哲學的影響,這一線索依然被錯過了。

其二,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程,馬克思通過對重商主義到斯密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研究,對財富和勞動有了新的看法。馬克思認為,重農主義是一個過渡性的學派,他將重商主義對財富聚焦于貴金屬的認識轉移到生產領域,但是重農主義只承認源于土地之上的生產才是創造財富的勞動。馬克思認為斯密理論的意義在于“認識財富的普遍本質,并以此把具有完全絕對性即抽象性的勞動提高為原則,是一個必要的進步”[5]115,從而打破了重農主義對勞動的具體性規定,從各部門的勞動中抽象出創造財富的一般勞動,工業作為完成了的勞動形態登上歷史舞臺,馬克思又一次從客觀現實中看到了社會的進步。

其三,論及哲學共產主義,馬克思批判了當時主流的共產主義思潮普遍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企圖通過對私有財產消極的理解實現共產主義,這種方式的本質是在承認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通過改良私有制實現財產平均地被每一位公民享有。馬克思則認為,應該通過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保留之前所創造的財富,從而實現人自身的復歸。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顯然和其他的共產主義思潮之間具有很大的異質性,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是這一問題的核心,這體現了馬克思已經將革命的實現放置于社會歷史的考慮層面,而不是通過筆記本Ⅰ中有關異化勞動的人本主義價值懸設進行理論構建。此時,馬克思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私有財產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因而它的產生和滅亡具有歷史必然性[6]。私有財產的存在,不是沒有被異化的人的理想狀態下的“應該”所對應的那個壞的“是”,而是社會現實中存在的“是”。馬克思此時已經意識到共產主義的發生是歷史的結果,他認為“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7]186,所以才極力證明對私有財產積極的揚棄是革命的實現路徑。

總之,此時的馬克思還處于無意識的探索階段,兩條相悖的理論邏輯穿插其中,從中不難看到馬克思越來越向客觀現實靠近。雖然在《手稿》中人本主義哲學話語是作為統攝性的存在,但這種從客觀經濟現實出發的隱性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自筆記本Ⅰ被馬克思否定之后,再次在筆記本Ⅱ、筆記本Ⅲ中被馬克思無意識地肯定而接受,在峰回路轉之后,馬克思將要撥開迷霧,取得其人生中第一個偉大的成果,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

三、哲學新視域中的方法論超越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將政治經濟學中從客觀現實出發的科學方法論上升到哲學層面?！短峋V》批判了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和唯心史觀的錯誤,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舊哲學存在著根本上的異質性。馬克思在《提綱》中用科學的實踐和歷史的規定性徹底批判了舊唯物主義哲學中存在的問題。馬克思對于實踐的規定已經擺脫了非歷史的抽象的實踐,這已經不是赫斯那種簡單地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感性的人的實踐相結合,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是革命的實踐,是通過實踐進入到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發展之中。在大工業時代,工業創造了特有的世界市場和經濟關系,工業的生產力讓人們擺脫了依附于自然的從屬關系,人第一次擁有了自然并改造著自然,人和自然通過工業這一中介形式再一次實現統一,而工業就是人歷史性、創造性的物質生產活動,人通過物質生產活動為自己的生活和生產提供條件,人們通過工業所創造的條件,不斷地掌握自然中的客觀規律。所以,馬克思的實踐并不是從哲學上抽象出來的非歷史的范疇,而是從客觀現實出發,具有革命性的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通過這種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即實踐本身,才能推翻資本主義,踏上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馬克思對實踐的界定不僅批判了費爾巴哈,更是對自己在《手稿》中建立的人本學異化史觀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借此,馬克思實現了對舊哲學一切邏輯本體論的否定。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7]501,宗教是歐洲中世紀發展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資產階級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借助宗教提出了人文主義精神的口號,所以,馬克思說費爾巴哈不懂得“‘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7]501。費爾巴哈把宗教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到頭來只能將人的類本質搬出來救場,人的類本質與資產階級所提出的“愛”共同被論證為永恒的,這恰恰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7]501在社會歷史進程中,隨著人的物質生產活動,有一定的生產力,就會有一定的社會關系,現實的人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人的本質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在《提綱》中所運用的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科學方法論終于浮出水面,這種變化不僅僅來自馬克思對哲學方法論的革新,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從客觀現實的視角進行實證觀察的方法之認同。馬克思理解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隱性存在的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并超越性地將這種方法論提升到哲學層面。由此,馬克思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武器,讓他與以往的一切舊哲學劃清界限,歷史唯物主義的雛形在此形成。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詮釋。馬克思認為,一切舊哲學都是圍繞著觀念解釋世界,但是哲學家們意識不到觀念本身就是一定的社會的產物。所以,不論這種觀念以何種形式被哲學家們借以使用,都是非歷史的抽象概念或范疇。馬克思認為,想要真正觸及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并以此改造世界,首先“須要跳出哲學的圈子并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去研究現實”[8]262,即作為一個現實的個人從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中觀察一切。此時,馬克思發現斯密和李嘉圖遠比德意志的哲學家們要高明得多,他們是真正直面客觀社會現實的人。這種由馬克思基于經濟學和歷史學所創建的新的科學方法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是伴隨著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基礎之上的方法論轉變而實現的,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實現了從《手稿》中受人本主義異化邏輯統攝下的對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價值否定,到《形態》中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有保留的接受,可以說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發源地正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哲學。

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同于以承認物質條件為基始的社會唯物主義,而是在部分接受的前提條件下對社會唯物主義的超越,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政治經濟學所宣揚的“自然”中,存在著一種永恒的觀念。資產階級是從此前的封建專制中解放,自文藝復興以來,改造宗教中對人的限制成為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借助天賦人權和自由放任的口號營造出一種完全符合規律和人性的“自然”狀態,這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永恒性的論證。馬克思揭示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口中的“自然”是非歷史的,這只是社會物質生產歷史進程中特有的形式。第二,斯密和李嘉圖已經從客觀物質生產的背后抽象出現實存在的經濟關系,這是社會唯物主義的前提。在復雜的現實經濟關系運轉中,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人與人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被物與物的關系所取代,人類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使經濟起統治作用的資本主義社會注定成為過渡時期,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將這種在社會生活中表象上存在的經濟關系上升為永恒。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以拜物教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根源所在,這種假象式的現象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揚為客觀存在的自然規律和人類社會永恒的發展規律。馬克思認為,對資產階級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之前是存在歷史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就不存在了,所以,社會唯物主義從本質上仍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所規定的人的歷史性存在規律就決定了沒有任何一種社會狀態是永恒的,現實的社會物質發展進程是永不停止的,人的社會物質生產永遠是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正是基于這種歷史性的客觀規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實現了對社會唯物主義的超越。

四、結語

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是馬克思基于經濟學和客觀歷史現實雙重視域下實現的革命性理論構建,經歷了復雜的心路歷程,反映了青年馬克思對社會現實的不斷思考和為無產階級革命尋求科學理論依據的不懈努力。馬克思思想上的轉變離不開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最終馬克思理解并有條件地接受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隱性存在的社會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正是對經濟學的研究和對社會歷史現實的考察,讓馬克思構建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方法論,使其成功突破了一切舊哲學,實現了從人本主義哲學向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革命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