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成因分析與矯正路徑

郭雪嬌

中共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委員會黨校，云南 西雙版納 666100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滿18 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社會行為。2023 年6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顯示，2020 年到2022 年底，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37681 人、55379 人、49070 人，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54954人、73998 人、78467 人，總體呈上升趨勢。由此看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形勢愈加嚴峻。最近幾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低齡未成年人實施的惡性案件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諸如2018 年湖南益陽12歲小學生持刀殺母、2019 年湖南婁底13 歲男生捅死12 歲同學、2019 年大連13 歲男孩殺害10 歲鄰居女孩并拋尸等等案件，不僅帶來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還反映了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趨勢的持續發展。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未成年人所能接觸的外界事物遠超人們想象，如何應對和矯正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成為一項時代命題。

一、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與低齡化趨勢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并被列為繼吸毒、環境污染后的第三大公害。從整體來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三大典型特點，即犯罪主體的青少年化與低齡化、犯罪手段的暴力化與專業化、犯罪分布的地域化與群體化。其中，犯罪主體低齡化態勢尤為明顯，且犯罪手段、方法等傾向暴力化、多樣化，最高檢統計數據顯示，從未成年人首次犯罪年齡來看，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未成年人犯罪的初始年齡比70年代提前了2 到3 歲，且這一態勢仍在向更低年齡蔓延［1］。

從犯罪學意義上講，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是十分嚴重的，低齡化意味著以后再犯率與累犯、慣犯的比例會大幅增加。對于未成年人，特別是低齡未成年人而言，在未成年期間實施犯罪，若事后的社會管制與刑法管理措施跟不上，等到其成年后可能會變成一種經驗或背景，導致其再犯，加上未成年人犯罪嚴重程度與人身危險性的增加，一旦矯正跟不上，極易導致其由從犯轉向組織犯，危害整個社會的治安情況。從犯罪治理來看，未成年人犯罪比成年人犯罪更為復雜，特別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而言，在觀念上不能再將此類犯罪視為“小兒科”，而要理性審視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成因，貫徹寬嚴相濟的治理原則，據此構建完善、系統的矯正體系［2］。

二、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成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是多方面、深層次原因綜合的結果，既有未成年人內在心智發育畸形的原因，亦有外在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管控不足、誘因重重的影響。

（一）自身原因：身心發育失衡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青少年兒童的生理發育水平總體上要比改革開放前提高1 至2 年，加上大量網絡信息的攝入，有效加快了未成年人的智力發育。然而，與過快的生理智力發育相比，未成年人心理卻發展緩慢，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等發展速度跟不上身體發育速度，身心發育失衡導致未成年人更易沖動，有能力實施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卻并不了解行為背后的深層次含義［3］。

（二）家庭原因：管教監護缺失

家庭管教監護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根據我國低齡未成年人涉罪案件統計，很多為長期監護缺位的留守兒童，還有些涉罪未成年人存在監護人怠于管教或管教方式不當等問題。不良的家庭氛圍會導致未成年人為逃離家庭而過早踏入社會，受不良人員唆使或不良風氣影響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4］。

（三）學校原因：法治教育薄弱

低齡未成年人應屬義務教育階段群體，但根據檢察機關統計，涉罪的低齡未成年人中學生僅占34%，這反映了學?？剌z保學工作的不到位。此外，應試化教育模式下，很多學校一味追求高升學率，素質教育未能滿足現實要求，令部分學生在學校無法感受到自信與溫暖，繼而催生逃離校園的想法。加上很多學校并未開設專門的法治課程，法治教育往往由思想品德教師兼任，甚至以敷衍、應付的方法為主，無法保證青少年兒童系統學習相關法律知識，更難以發揮預防學生違法犯罪的作用。

（四）社會原因：社會環境失序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階段社會控制力度的減弱使得社會環境呈現一定程度的失序狀態。一方面，人口的頻繁流動造就了大批流動未成年人，他們面臨著不能很好地適應城市生活環境、不為城市教育體系接納等諸多問題，由此產生的心理落差容易導致其對學校產生抵觸心理，繼而導致越軌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虛榮、拜金、極端利己主義等不良風氣的盛行，容易造成低齡未成年人形成錯誤的道德價值觀，加上信息時代色情暴力等糟粕文化充斥、少年司法制度的不甚完善、行業監管的漏洞等諸多誘因，導致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逐步加?。?］。

三、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矯正路徑

（一）加強數據分析預測，構建評估改善系統

為了有效應對低齡未成年人身心發育失衡可能引發的不良行為趨勢，關鍵是引入大數據技術支持，構建系統、完善的評估改善系統，從預防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角度出發，通過數據分析和預測，篩選已然存在不良行為的低齡群體，矯正其不良行為，幫助其成長。一方面，要求有關部門加快推進大數據平臺建設，全面收集、整合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成長經歷、家庭狀況、教育程度、日常行為表現等大數據，通過數據挖掘與分析鎖定問題未成年人，配合完善的社會調查制度，定期走訪調查問題未成年人在家庭、學校、社區等的表現情況，重點觀察其道德觀念與行為特征，包括能否認識到自身行為的不良、對不良行為是否有悔意等，以此作為矯正引導的參考依據；另一方面，針對具有不良行為、過錯行為的低齡未成年人，要錄入檔案，并構建評估改善系統，利用大數據技術對評估對象的心理、行為等進行長期跟蹤考察，確定其改善良好后方可消除記錄。

（二）強調家庭陪伴教育，發揮家庭保障作用

社會控制理論強調，未成年人缺乏與社會的有效聯系，是其走向犯罪歧途的主要原因，而未成年人與原生家庭之間的聯系不足是導致其與社會聯系減弱的主要原因。家庭是未成年人人格塑造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場域，和諧的家庭氛圍是未成年人，特別是低齡未成年人樹立科學價值觀的基礎。為了矯正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家長要提高個人道德修養與家庭責任感，既要在日常生活中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懷與引導，教育孩子明辨黑白是非，又要以身作則，在言行舉止上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發揮表率作用，還要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交流，與學校教師保持密切聯系，實時關注孩子成長動向，一旦發現孩子價值觀偏差，必須配合教師予以糾正和引導，幫助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與良好的道德品質［6］。此外，父母作為孩子的啟蒙教師，理應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充分發揮家庭的保障作用，使家庭成為孩子的“避風港”，而非孩子努力逃離的地方。

（三）推動法治教育下沉，強化學生素質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態勢增加了學校法治教育的緊迫性，為了從小培養學生的法治素養，關鍵是推動法治教育下沉到小學低年級段，在兒童進入學校教育體系之初就種下法律觀念的“種子”，使之樹立規則意識，做到守法守規則。一方面，要在小學低年級介入法治教育，開設專門的道德與法治課程，并配備專業的法治教師，構建完善的法治教育體系，以小學生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將規則意識、契約精神、公平競爭、融入社會共同體、尊崇公序良俗等基礎內容教授給學生，培養其自覺守法、依法解決問題的意識與行為習慣，為其進入系統化的法治教育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學校要廣泛推進法制宣傳活動，通過校園櫥窗、宣傳欄等建設法治宣傳陣地，并定期舉辦“法律知識講座”、開展“法律知識黑板報比賽”“法律漫畫展示大賽”等，鼓勵學生參與普法宣傳，學習法律知識。此外，還要打破傳統“唯成績論”的錯誤觀念，積極推動素質教育，嚴厲排查和打擊校園欺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7］。

（四）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加大社會規制力度

針對當前轉型期社會環境失序可能造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加劇等情況，一方面，要求社會承擔起對流動未成年人、留守兒童、問題青少年的關護責任，既要給予其幫助和溫暖，避免其仇視社會，不對生活失去信心，又要加強行業監管，將容易引誘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場所與未成年人隔離開來，還要凈化網絡空間，加大整治網絡不良信息、低俗文化的蔓延，并嚴格把控游戲市場，審核游戲內容是否健康，規避隱形危害，為未成年人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8］；另一方面，要全面檢視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積極借鑒國外優秀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情，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來發展為基點來設計制定刑事司法政策、訴訟制度與程序，構建“寬容而不縱容”的少年司法制度［9］，同時因地制宜推進司法轉介，聯合社會專業人員，加強低齡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導、觀護幫教、綜合救助與教育矯正，通過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服務有機結合，協同預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

綜上所述，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雖然在總量上有所下降，但在性質上卻有惡化趨勢，體現出成人化、暴力化、團伙化、低齡化等特點，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不僅有地域分布廣泛性的特征，且惡劣程度越來越高。我國法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始終秉持著“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然而，隨著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愈演愈烈，社會各界開始質疑這種政策是否是對犯罪行為的縱容。面對質疑，我們應當清醒認識到，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的出現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并非簡單的刑罰就能解決。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對宏觀社會轉型與價值觀變化、微觀家庭結構的解體等要敏感得多，這種敏感性加劇了社會壓力對未成年人的影響。面對成因復雜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多方協作與配合，構建一個全方位覆蓋的矯正體系，通過多管齊下，堅持“治早”“治小”，以此遏制不良勢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