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經濟新范式（上）

本文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范式可以具有哪些有別于西方式現代化的不同因素，或者說，在經濟領域設置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新議題時，不能忽略哪些方面的基本考慮。

本文重點從以人為本、新質生產力、數據生產要素、現代化產業體系、兩權分離、多樣化紅利六個方面探討在形成新的經濟范式方面，智慧化這一時代精神給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內核級影響。這些方面的“新”都是西方式現代化中沒有，而代表未來現代化趨勢的主要方面，能夠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性。有沒有這些新范式內容，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在從追趕到超越的轉變中是否“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能否“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一、中國式現代化頂層范式的邏輯提煉

（一）對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現代化”進行范式提煉

現代化不等于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現代化指什么？是否有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新范式內核存在？

1. 理論所指：如何認識現代性

西方式現代化建立在現代性這個核心范式之上。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范式需要對現代性中包含的西方式范式具有批判意識，要超越其中的西方中心論的局限。

現代性是指西方現代化中自啟蒙時代以來的“新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這個新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是以啟蒙主義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對應的經濟形態是以啟蒙主義理性為基礎體現現代性本質的經濟，即工業經濟。

西方自近代科學發展和工業革命興起以來，自信人類可以征服自然、駕馭自然，于是自然在主客二分中完全外化為人類的對象。這種二元對立趨勢內化為社會模式，形成人對于人（如資本對勞動）的征服與駕馭，其現代化的“新”是相對于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舊”（農業水平的“現代化”）的超越，也一致于對主客一元理念的排斥。從以工業經濟取代農業經濟主導地位來說，它是現代化的。

但現代化不等于現代性。因為農業經濟相對于更原始的經濟形態來說，也是一種現代化，然而其內核不是現代性，而是前現代性。工業經濟取代農業經濟的主導性，是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是以現代性取代前現代性意義上的現代化。而在工業經濟被數字經濟迭代后，現代性又會被現代性之后的新范式取代主導地位，現代性從主導范式降低為基礎范式。這種現代性不可或缺，但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首先要考慮其現代化內核與現代性是什么關系。如果是一樣的，它們應算作同一水平的現代化水平。當前，許多人對這一問題認識不清，認為新的經濟體系是工業化的4.0版，而不是本質與內核均有所不同的另一次現代化運動，如數字化1.0或信息化1.0。在這種認識主導下，人們會把數字化的主要任務當作工業化服務，工業化是主，數字化是仆，二者是主仆關系，而沒有認識到數字化在服務于工業化中，也存在專屬于自己的任務。這就如同認為電子商務只是賣實體經濟中的貨，而沒發現電子商務還可能創造出實體經濟沒有的、非實體形態的新需求，如網紅體驗。

倘若人們接受現代性是中國式現代化中現代化所指，就要接受其與西方式現代化在現代化這一范式上沒有根本區別。如果現代化的內核仍然是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就不能超越西方式現代化。

而這里要探討另一種可能，即中國式現代化所說的現代化，對于現代性既有“揚”的一面，也有“棄”的一面，在揚棄中生成不同的內核，而有別于西方式現代化。在這種新內核中，應以信息革命的新范式迭代工業革命的舊范式。

就深度和廣度來說，信息革命是與工業革命一樣層級的革命。信息革命不是工業革命4.0版，而是與工業革命完全不同的另一水平，而且是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以信息化、數字化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是繼工業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現代化。這里所說的“西方”，不是一個簡單的空間（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時間概念，是指“前一次”現代化。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應理解為前一次現代化與后一次現代化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實現工業化就已經“西方”化了，實現的是前一次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實現不同于“西方”化（工業化）的再現代化。反之，如果地理上的西方發展為更高水平的現代化，也不能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成功，反而恰恰會證明其成功。因為這本身就說明后一次現代化的普世性。中國式現代化要走出一條不同于工業革命的未來之路，這條路既是中國的路，也是世界的路。中國式現代化既要有啟示發展中國家按自身特色實現第一次現代化，更要對第二次現代化做出新的更大的發現，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從范式上區分現代性與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有比現代性更高現代化水平的范式作為指引。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性，要超越東西方范式的簡單對立，體現時代發展的方向，體現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以人為本的根本利益方向。要能分辨出工業化與數字化到底是一次現代化，還是兩次現代化。如果是兩次現代化，在范式上如何體現先進與落后的區別。這是別人不會提出，但中國要提出的議題。

這是我們為什么要把數字化當作中國式現代化新引擎的初衷。從這個角度理解異質生產力作為新的現代化動力，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2. 實踐所指：如何思考先進與落后

在人們當前的普遍共識中，已接受了數字化轉型的概念，但很少提信息生產方式的概念。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范式上的特征，是否可以由信息生產方式界定？我們即將進行的現代化，到底是與工業化相同的生產方式，還是相異的生產方式？正如在工業革命中，言不及生產方式，就無法真正區分農民與工人。在信息革命中，回避生產方式，也就無從區分前一次現代化與后一次現代化的區別。

中國式現代化議題設置上，要體現時代性。體現“前-后”這一層面的現代化的意思。為此，還要想一想為什么要在現代化這個問題上思考“前-后”“先進與落后”這類進步主義類型的問題。例如，為什么要把異質生產力當作先進生產力來選擇，而不干脆沿著慣性，老一代手中有什么生產力，哪個用得順手就發展哪個？比如，老一代種莊稼、紡織、煉鋼都很順手，為什么不將就下去湊合著過，為什么要開創新局面，為什么要創新？

說起為什么要現代化，中國人最容易想到的往往是：落后就要挨打。這時的“現代化”就無形中設下陷阱，隱含了“強比弱好”“只要強了就行”這樣的意思。

其中邏輯是，之所以要現代化，是因為如果不現代化就會挨強者的打，比如被八國聯軍攻陷首都。這種感覺無疑符合我們所經歷的歷史。但這只是一個得到及格分的問題，不是得到優秀分的問題；只是自立圖強的問題，而不是作出更大貢獻的問題。因為一旦領先，或試圖領先，就會茫然無措，失去目標方向。不及格自然不行，但僅以及格為滿足，不追求卓越，同樣有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比做大做強的內涵要廣泛得多，還要包含秦漢唐宋類型的另一問：如果一國已經做大做強，前面沒有老師，或追上領先者之后，還要不要現代化，往哪個方向現代化，自覺實現那種無人引領的現代化，甚至可以產生盛唐那種吸引力。

西方列強一直往現代化范式中給東方人灌輸弱肉強食這個方向的內容，其實與中國文明多有不兼容之處。

2024年2月17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彪[含邏輯是“不吃人，就會被人吃”。

這與中國式現代化真正所需的自主范式（“我是誰”）一對照，就能發現把西方的弱肉強食當作現代化的戰略動機，缺了中國文化中“柔弱勝剛強”這另一面的道理。

其實，無論弱還是強都不是“道”本身，而只是實現“道”的路徑。例如，鄧小平以和平與發展作為邏輯，帶領中國人走的實際是剛柔相濟的路，不靠戰爭與殖民實現了發展，是力求在“道”這個層面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新邏輯。

做強是必須的，確實落后一定挨打，但做強只是及格，做不回漢唐那種自我。中國式現代化要找出不同于西方的那個自我是什么，取得范式上的自我認同。

面向未來，我們可以嘗試把“優”（如高質量發展），當作對于“強”的升級邏輯。以強為及格，以優為優秀，重建現代化的頂層邏輯。做優，當前首先要實現的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本身就提出了比強更高的標準，要在及格后爭取高分。要超越西方現代化叢林中已經發現并證明有效的做強的邏輯，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給未來帶來什么新東西，包括軟實力、精神文明方面的新追求。

中國式現代化范式，需要把高質量發展的邏輯嵌入現代化概念之中。這個高質量是綜合性的，要以不同于西方的以人為本，作為范式核心，體現“美好生活”而不是唯利是圖這一特定內涵。中國式現代化不反對利，而且并不想少獲利，但應以體現“正道”的價值觀作為利的根本，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當然，中國式現代化在面向未來方面也不能走極端，也要連接過去，以承上啟下。一方面要開辟數字經濟的未來，進行第二次現代化；另一方面要繼續提高工業化的水平，進一步提高第一次現代化的水平。

處理好兩次現代化關系的正確做法是分清發展中主導與基礎的關系?；A的方面，在絕對值上，仍大于原來是主導的時候，而不是經常被誤會的絕對值下降；但主導的方面，是在比重上大于基礎。強調以第二次現代化為主導，絕不是忽略或放棄第一次現代化。比如在數字化的條件下，相比工業化主導而以農業為基礎的時期，工業化產值的絕對值應是上升，而不是人們誤以為的下降。只是由于戰略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速度更快，致使絕對值上升中的基礎性產業在總財富中的占比逐步下降。舉例來說，強調服務業發展，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削弱制造業。在服務業占比過半的經濟中，制造業雖然占比下降，但其產值絕對值卻是上升的。這與那種認為服務業上升就意味著不要制造業、一定空心化的認識是相反的。

兩化融合，在信息化的同時兼顧工業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中非普世的、由中國特殊國情決定的。例如，不僅要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而且要改造傳統產業、鞏固優勢產業。這既不同于已完成工業化的高收入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也不同于還沒有進入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新舊融合的現代化，是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相疊加的現代化。

（二）對中國式現代化中“中國”進行范式提煉

對中國式現代化中“中國”進行范式提煉，一方面要從當前的“中國特色”的經驗中歸納，另一方面要借助于對中華文明普世價值的演繹。

中國式現代化就其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總范式上的分別，可以從哲學上概括為主客一元與主客二元的分別。這是生成論與還原論的區別。映射到經濟范式上，主客二元對應的就是人與物的二元，表現為以利為本；而主客一元則是人與物的統一，表現為以人為本。所以我們把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取向上的總區別，概括為以利為本與以人為本的區別。下面分別從哲學與經濟學兩個層次進行解析。

1. 哲學范式上的分野：中國式現代化范式中的“中國”印記

（1）范式區別主要在主客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根本區別在于以人為本與以利為本的區別，這種區別的哲學前提是主客一元與主客二元的區別。

把以利為本這個社會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學概念，特點在于把主體（人）視為客體（物），用對待物的方式來對待人，把人加以物化。而經濟上代表物的典型符號，就是貨幣。以利為本，就是以錢為本，并與人相對立，形成利與人相對立的金錢拜物教。金錢是好東西，不好的是把金錢當作了教。這是西方從新教倫理開始就越走越偏的地方。

而把以人為本的社會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學概念上，實際就是把作為手段的物，復歸于作為目的的人，以這種方式達到主客一元化，在人與自然關系上趨向相對的自然生態均衡，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趨向相對的社會生態均衡。也就是從金錢拜物教這種異化狀態，復歸到以人為本這種主客一元狀態。以人為本與人本主義也有區別，人本主義也是主客二元的，只不過以主體為本反對客體，也可能帶來有違綠色發展、低碳發展，過度福利化等問題。而這里所說的以人為本并不與客體對立，是主客一元的。如果嫌主客一元太抽象，可近似理解為生態化，即活的（人）與死的（物）相容。

人與物，人代表社會人文的異質性，以自由為指向，具有非決定性的一面；物代表自然的同質性，以必然為指向，非有決定性的一面。本來，自由還是必然，都是同一個事物相互區別、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不可或缺的環節。而人類社會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無論是自然還是歷史，體現人文特質的一面與體現自然規律的一面，都是辯證統一在一起的。

但西方式現代化卻起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并由人與自然的對立內化為人與人的對立。西方式現代化總的哲學根據，在于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這是人的物化、異化的總的認識根源。將人與自然、人與人對立起來，有其歷史進步性。相對于農業社會的天人合一、人人和諧的理念來說，通過這種對立進行“祛魅”，瓦解了自然經濟，使工業生產力得到長足發展。但是對立過度，又使事情轉向其反面。人與自然的對立，帶來物質、能源方面的過度消耗，而需要物質上的綠色、能源上的低碳來糾偏；人與人的對立，使人變成了“物”，即人自身自然與社會關系方面的物化同人與人社會關系上的異化。

正是因為西方式現代化存在主客二元、心物二元這個根本特點，且深陷體系內核難以單靠保護帶的改變而自拔，中國式現代化獲得了一種利用主客一元、心物一元進行糾偏的正當性。這種糾偏不等于從以利為本的極端，走向以人為本的另一個極端，那將是另一種二元論。以人為本走向極端，也會存在背離客觀規律的問題。所以，要在物（利）與人（義）之間、在道的層面，取得動態平衡。以人為本的中國式現代，也要在自身內部取得公平與創新的相容，真正用人的能動性克服人的被動性。中國式現代化不應是反西方的，而是要實現東西之間取長補短，共贏發展。

（2）“中國的”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通點：生成

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范式，還需要設置一個重要議題：在頂層設計上，同時兼具中國文化的基因與馬克思主義的基因，以此來區別西方基因。中國式現代化在基本范式上，與中國文化及馬克思主義，在主客觀統一范式這一點上有一個交集，這就是“生成”。中國文化的基本范式是生成論的，而馬克思主義也是生成論的。

中國文化一直以彌合主客二元對立的生成（易）為頂層范式。典型概念如《大學》中的“誠”，就是指主客一元。這是笛卡爾二元論的盲區。這決定了中國古典經濟學具有以人為本的天然取向[1]。中國哲學一直以天人合一為取向，到近代才有了主客二分的意識，這一點與西方形成顯著區別，西方直到海德格爾時期才有了主客一元的意識。西方通過新教，將以利為本當作資本主義倫理，實現了以工業化為主的現代化。工業化本身就隱含著主客二元對立。西方在實現工業化后，一些國家也在自然而本能的狀態下向以人為本的方向轉變，只是缺乏像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那種文化自覺，還只是在生態意義上理解這種現代化新趨勢。中國在接受工業化過程中，不自覺接受了這種西方式現代化意識。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對工業化本身的西方式現代化基因有辨識能力，能夠用數字化這一更高的現代化基因，揚棄傳統工業化中以利為本的弊端。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哲學前提。

再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通的基因。歷史唯物主義是在克服西方主客二元的過程中形成的，這一點與傳統西方精神有極大區別?！榜R克思的實踐概念是對舊有的主客二分觀念的超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以及基于這兩大發現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即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是以對預設的主客二分的超越為基礎的”[2]“馬克思對人與歷史關系的回答既不是決定論的，也不是非決定論的，而是對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超越——歷史生成論?！盵3]作為馬克思核心概念之一的勞動，也應從生成論角度得到新解。真正的勞動不是被西方式現代化遮蔽了光芒的勞動，是創新與創造，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其普世價值就在于生成，即新質的涌現。馬克思明確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由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盵4]

生成論的核心特征表現在實踐這一范式上?！榜R克思的實踐概念是對舊有的主客二分觀念的超越?！盵2]實踐是抽離表象后的勞動的本質。生成論同時兼具主體的主動性和客體的受動性，并以實踐作為連接的橋梁，且為其特質。

強調認識與實踐的主客體一元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以克服西方中心論的根本邏輯。從這一點講，馬克思是一個“另類”的西方人，一位更像毛澤東那樣的東方人，而不是典型西方人。由此，我們也可以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加以新的理解。

克服以利為本的頂層范式根據，就在生成（實踐）這一最高原則基礎上。作為對比，以利為本的頂層范式根據，即西方式現代化的頂層范式根據，則是以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為代表的主客二元論。他們反對的，正是“生成”，即從中國的“易”到馬克思的“實踐”，支撐西方現代化或傳統工業化這次現代化的根本范式則是生成的反義詞，即“存在”。他們把物的存在與心的存在對立起來，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在經濟上，表現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對立，物質、物化的“利”（貨幣）與倫理、人性的“人”（勞動）之間的對立。西方式現代化經濟發展雖然具有歷史進步性，但問題和局限都出在這里。

2. 經濟學范式上的分野：“以利為本”與“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與以利為本的二元對立，是主客二元對立的經濟映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主客一元將人與利統一于道。

凱恩斯曾有名言：“務實的人自以為不受學術理論的影響，可他們往往淪為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誕的念頭，也往往系從學術界數年前的涂鴉之作中剽竊而來?！蔽鞣浆F代經濟學家自以為經濟學與形而上無關，并沒意識到藏在對工業化有限經驗的實證背后的，不過是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現代經濟學不過是主客二元論的一個經濟版注腳。把西方現代經濟學總的范式取向概括為以利為本，所對應的笛卡爾二元論之處在于，將人與物的關系以代表物的東西（貨幣）作為財富的根本。這與以人為本（以“美好生活”為本）產生了內在矛盾。表現在明面上就是，凡是不能通過市場用貨幣結算的東西，都不能計入財富（GDP）的范圍內。西方現代經濟學對應的經濟并不是整體經濟（“市場內+市場外”的經濟），而是“以利為本”這部分經濟。

之所以說以利為本是主客二元的，是因為在現代性（工業化）這個總的歷史范疇中，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自然，都是從物的單一視角來理解的。以利為本，是對物化與異化的總概括。

之所以說以人為本是主客一元的，在于其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不是把自然僅僅當作物，而是當作具有生命的生態來理解；在人與人的理想關系上，也不是把他人當作牟利的工具，而是當作社會生態中的相關者來理解。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以人為本特質，突出表現在對活勞動的強調中?；顒趧硬⒉恢苯拥扔凇肮と恕边@個概念，只是在工業化尤其是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二者是等號關系?；顒趧拥摹盎睢?，具有“物”（死物）的力量之外的“人”（活物）的力量的更基本的含義，包含有實踐這一彌合主客二分路徑的意義。日本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廣松涉用物與事之分，區分死勞動與活勞動。物是純自然的、純物理的，而事是人作用于物產生的活動?；顒趧訌母旧险f，體現了“事的世界觀”。

不僅體力勞動可以是活勞動，而且決策、創新、經營等凡是具有活動特征的行為，都屬于廣義活勞動的范圍。管益忻把這種廣義的活勞動區分為研發活勞動、作業活勞動、經營管理活勞動、產業管理活勞動和平臺活勞動。按照這種廣義的理解，管理活動并不一定只能是代理資本的活動，也可以同活勞動相聯系。例如，不僅是企業家可能具有企業家精神，一線勞動者在自主活動中也可能具有與企業家一樣的創新精神。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包括APP在內的以創新、創造為主的活動與自主決策行為，都可以歸入活勞動范圍。此時，每個人是自己的老板，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可以被新的生產方式所揚棄。

從生成的角度講，活勞動是創造、創新的活動，即創造價值、創新價值的活動。數字時代的活勞動實際對應的是“知本家”，并不是掌握知識的資本家，而是掌握新型生產要素（如數據、知識）的活勞動，是集勞動要素、資本要素與數據要素于一身，且諸要素處于一元狀態、不可分離的智慧主體。

反觀西方現代經濟學，以利為本，在經濟學上將公平、正義等專屬于人，而不屬于自然的價值，排斥于物質范式之外，形成了與哲學主客二分對應的經濟學“物-人”二分的基本邏輯。

西方現代經濟學并非不重視公平、正義，而是將它們當作基本范式之下的二級概念、從屬概念，當作經濟倫理這個二級分支問題?，F代經濟學將經濟學的物理學問題與倫理學問題對立起來，與笛卡爾將物理與道德對立起來，在范式上是完全對應的。

這樣說，并不是否定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貢獻。揭示經濟活動中像物理現象一樣具有決定論傾向的客觀規律，代表了工業時代人們對自然歷史過程中自然過程一面的真理。以利為本最主要的積極作用，在于認識人類活動中與物質活動規律相同的一面，今天我們說要遵循客觀規律，就是從主客二分論中將一切客體化中來的。在強調以人為本的同時，也堅決反對不遵循客觀規律的唯意志論。

但這種以客體否定主體的經濟范式，正如陰陽各有局限一樣，一旦絕對化，也會在理論和實踐中同時產生有嚴重后果的局限性。這就是忽視人類社會作為自然歷史過程的歷史的一面。新古典主義理論完全排斥歷史主義，包括李斯特的歷史主義學派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失于在主客二元中排斥人的能動作用。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只關注物對于人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人對于物的反作用，即社會分配中體現的人的能動性、資源配置中體現的人的創新和創造性等?，F實的結果就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時，無法從范式高度認真對待以人為本，最多是在涓流效應水平把人從“本”理解為“末”，而無視了人的潛力發揮不可能只通過福利化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創新理論所存在的局限。熊彼特創新理論在以創新替代物質投入及其循環流轉的地位方面，具有歷史功績。但他的創新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所需要的創新理論相比，有一個重大局限，就是只強調精英創新，將大眾排斥出創新主體范圍。其中存在的西方式現代化特征在于，認為只有精英代表人，而大眾不具有人的資格，還是把多數人當作消極的物來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需要比較徹底地解決在主客二元關系中，將人的特性歸還給所有人而不是精英，強調大眾也有創新精神。例如，網紅也可以在直播等活勞動中體現不亞于老板的創新、創造性，有的網紅還可以與老板談合伙、談分成，而不是只補償成本、只拿工資。

以利為本與以人為本，在經濟統計計量上也可以看出實際差別。以人為本單從統計量化看，是以利為本的推廣。在財富上，把貨幣計量（基于交換價值）的“利”，推廣到不經貨幣結算（而可能是使用價值之間的物物交換，如數據要素以數據交互的方式交換[5]）的“人”（行為）。

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格雷姆·唐納德·斯諾克斯在《家庭在整體經濟中的作用》一書中，主張將家庭經濟納入“整體經濟”加以計算，將GDP擴展為社會收入總值（GCI），相當于在現有收入法中加入家庭經濟“收入”。根據斯諾克斯對1860～1990年澳大利亞長期動態的研究，家庭經濟占社會收入總值的35.8%，與私人經濟、公共經濟呈三足鼎立之勢[6]。

數字經濟將使在家辦公重新成為經濟的主要特征。當然，此時的家庭經濟有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作為社會化的基礎，不同于小農經濟。這給中國式現代化提出需要將以人為本具體化的特別問題。這就是需要有以人為本的計量范式的變化，以適應把數據的在家物物交換納入財富統計口徑的問題。

（三）作為經濟范式的“質的規定性”

新質生產力，第一次用質來刻畫生產力的特征。加之高質量發展，也突出了質的概念。我們可進一步將新質與高質量提煉為作為經濟范式的質，以區別于西方式現代化的同質性假定。質這個范式加入后，一方面形成對主客二元的西方現代性的超越，另一方面為現代化賦予高于西方工業化（經濟人理性）的內涵，同時體現了中國范式特性。

西方現代經濟的經濟人理性，代表著工具理性，其同質性假定是以主客二元為前提的，同質性代表心物二元中物的特征。西方現代經濟總的取向，是把自然當作物，加以同質化；把人也當作物來認識，加以同質化。以利為本，實際是以物為本。

而質的概念作為新范式，區別在于將質的范圍從同質性擴展到異質性，反映人不同于物的能動特性，以及自然不同于物的非決定性。用于經濟學，質性反映人作為自然歷史過程中的歷史特征。主客一元與心物一元，都強調人類經濟活動是兩方面的統一，一方面反映了自然的特征，具有客觀規律的一面，包括社會發展，也不是完全隨心所欲，要受客觀物質規律的決定；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歷史的特征，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一面，包括自然發展，也不是完全決定論的，也具有不確定性、復雜性等非決定論的一面。

質作為范式，反映中國特質的那一面在于，質（涌現生成、生生之德）一直是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核心范式。

質在中國文化中不是指狀態，而是狀態的變化（易），這種變化體現在舊質與新質的新陳代謝之中?！疤斓刂蟮略簧薄叭招轮^盛德，生生之謂易”。質這個范式強調的是，新事物既來自舊事物，但又不同于舊事物，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和鼎卦對此進行了非常深刻的闡釋[7]。同時，與主客對立意義上的變化不同，這個變化是物與事（人作用于物形成事）結合形成的“事物”，反映的不僅是客體的生生滅滅，而且是人的活動作用于物而形成的對世界的有破有立的改變。

與西方經濟學的同質性假定比較，中國范式中明顯在客體中加入了主體因素，“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弊詮姴幌⑹鞘?，而不是物?！吨芤住吩谔斓厝巳胖?，特別重視“人”主觀努力的作用。這與今天在創新中強調“人才是第一資源”是一脈相承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周易》蘊含的‘量變質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等深刻思想，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盵7]

對質進行量化，一直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包括其他社會科學）的弱項?，F有經濟學用于計量的數量（Q），一直是指同質的量。如何計量異質的量，以及這種量的規律，是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范式的一項任務。

我們可以在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基礎上，為從異質、高質量中提煉出的質的概念提供均衡水平的嚴密論證。對經濟學來說，可計量的質稱為多樣化（即質的多樣化），用以區分在創新中異質（與眾不同）的程度與水平，以及高質量發展中質量變化的程度與水平。1977年的D-S模型第一次將質（多樣化）對于均衡的影響，以內生品種的均衡理論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一般來說，質在量上每變動一個單位（如攀上一個“質量階梯”），均衡就會完全同步地沿著平均成本減邊際成本（AC-MC）這一不變價值尺度，從MC向AC變動一個單位。抓住了這個規律，從異質生產力到高質量發展（包括創新驅動）的實證量化，就有了深層范式根據。

利用質這一頂層范式，將經濟學從西方式現代化水平升級為中國式現代化水平，除了資源配置中的異質性（差異化、多樣化）外，還可以將社會關系意義上的質（如社會關系中的分蛋糕問題）加以內生。

高質量發展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是真實世界中的現實，但由于西方經濟學固守同質性假定，無法把這種現象提煉為經濟學頂層范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卻不受這種限制，可以通過范式突破為未來的現代化提出更高的指引。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式現代化，應加入以人為本，作為經濟新范式的核心。以人為本，代表主客統一范式，并與代表主客二元范式的以利為本相區分。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質的規定性。

把現代化因素與中國因素合并提煉為質（同質-異質）這一范式后，中國式現代化將在頂層范式上建立起理論制高點。由此出發，許多經濟問題將得到重新解釋。例如，現代經濟學重視價值分析，而忽視使用價值分析，但考慮到價值沒有質的區別，而只有使用價值具有質的區別，新質生產力創造新質使用價值，因此有必要對經濟學中的使用價值展開系統化的分析。

這種理論創新可以解釋為指導真實世界中的實踐，例如《“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中的復用，談的就是數據使用價值的復用與充分利用，其中許多問題是難以在交換價值（數據變錢）上解釋明白的；又如，對新劍橋學派、奧地利學派強調的資產異質性，需要重新評價；甚至，對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中討論的社會關系，新規制經濟學討論的網絡外部性等，都可以從質的角度（包括質的量化的角色，如梯若爾所說的會員費、使用費）加以新的解釋，從而打開經濟學本身進行第二次現代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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