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摘要：媒介的使用與普及對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新媒體的發展從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影響著社會的發展。本文從我國網民構成出發，結合社會學視域，分析我國社會階層的解構與分化，探究新媒體接入與使用后，社會結構如何向合理化、理想化進行轉變。

關鍵詞：新媒體；社會階層；社會結構；變遷

引言

媒介是人類社會生活重要的信息來源，會對人的感官系統、心理以及社會文化等產生重要的影響?？v觀人類發展史，傳播方式與媒介技術的發展，一次次解構、分化和重構著人類社會的組成，媒介技術打破了原有的傳播界限，更打破了時空限定，同時，使人類居住結構趨于合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革新發展。哈羅德·伊尼斯在《傳播的偏向》[1]中指出，媒介可分為時間偏向與空間偏向，其中時間偏向媒介如雕塑對于宗教、人類精神世界的影響，在歷史長河中有極強的穩定性；空間偏向媒介如紙張、網絡等，可克服空間的障礙，具有時效性。媒介偏向的觀點也充分說明了媒介技術對于社會發展、社會組成有深遠的影響。

信息革命后，新媒介技術發展迅速，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與快速發展，為傳統產業行業、為人賦予了更多能力與權力，加劇了世界變革，同時也對我國文化、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本文主要針對新媒體對社會結構的變遷展開分析。

1. 新媒體時代我國網民的構成

我國媒介技術與移動互聯技術建設與發展水平處于世界前列，“5G縣縣通，寬帶村村通”等建設目標的基本完成，使我國成為互聯網用戶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A設施、使用設施，以及互聯網的有用性，是縮小大眾互聯網可及性差異的關鍵因素[2]。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3]，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40～59歲網民群體占比由2022年12月的33.2%提升至34.5%，我國即時通信用戶規模達10.47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6.4%。其中農村用戶增幅較大，且新媒體發展衍生的領域中，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26億人，占網民整體的95.2%。

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7.81億，占網民整體的72.4%。網絡支付、搜索引擎、線上辦公等生活工作服務功能的使用也大幅提升。以上數據表明我國新媒體行業發展迅猛，民眾已經基本逾越了數字鴻溝中的“接入溝”，更加注重新媒介技術接入后的使用效果與成效，這無疑會對我國社會結構進行解構與分化。

2. 社會階層與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是一個較為寬泛或模糊的概念，廣義的社會結構指經濟、政治與社會各領域的結構狀況，狹義的社會結構主要指社會階層構成。馬克思指出，對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同導致階級的產生，在不同階級劃分中，又按照收入差距、教育、職業、特殊的生活圈子，以及各種依賴于情感、信仰、趣味等形成的同質化群體，劃分出不同的階層。社會學家吉爾巴特（Jilbert）和卡爾（Kahl）將決定社會階層的因素分為三類：經濟變量、社會互動變量和政治變量。其中經濟變量包括職業、收入和財富；社會互動變量包括個人聲望、社會聯系和社會化；政治變量則包括權力、階層意識和流動性?？梢妱澐稚鐣A層的主要要素包含經濟、教育、文化吸納、職業、社會資源等。新媒體的使用對人們的交際方式、政治參與權利、文化接收方式乃至職業構成重要影響，如新型職業“外賣騎手”“網約司機”“電競玩家”“直播帶貨”等。

3. 新媒體的網絡賦權（個體性賦權）

馬歇爾·麥克盧漢[4]指出，“改變人類生活與工作方式”是媒介發展的重要影響。從個體性賦權角度考量，新媒體用戶被賦予了新的資源或權利，在使用過程中建構了新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也致使人類生活與工作方式改變。

3.1 信息資源

馬克思根據生產資料占有不同劃分了階級。較傳統生產資料不同的是，新的媒介技術如終端設備、生產軟件、短視頻APP、傳播渠道等，在我國社會不同群體如年齡層、性別群、學歷層等普遍使用。尤其是移動互聯高速發展，使信息豐余者與貧乏者間的“鴻溝”淡化。我國移動互聯使用的低成本，更明顯使社會結構“底部”構成占有網絡資源的機會與其他中上游社會階層均等。

3.2 經濟層面

新媒體使得我國傳統產業向數字化轉型，但前提是先發展數字產業化。從第一代電商平臺到微商、微店普及，再到零購行業網絡銷售平臺更加細分化，更有勞力服務類、知識服務類平臺的產生，無不催生著新型經濟業態與經濟力量，甚至傳統產業壁壘也被打破。受眾轉型為用戶，實體經濟參與者進入電商渠道，用戶都被賦予線上商務經濟活動參與權利。

3.3 文化層面

互聯網的普及使話語權逐漸從精英把控向平民參與過渡，手機等終端的內容生產與傳播工具的多媒體特性，如文字、影像、語音等，加之傳受者界限的打破，新媒體亞文化呈現出多元化趨勢。社交媒體的使用權利下放給全體用戶，包括生產、表達、接受的權利，極大激發了普通民眾的表達欲望與信息獲得權利，促進了多元文化的發展。

4. 新媒體影響我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具體表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依據組織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占有等標準，將我國社會結構組成劃分十個階層?！懂敶袊鐣A層研究報告》顯示[5]，21世紀初，我國社會結構形態為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等中下部分的類別占比量最大，頂端國家與社會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等占比非常少，整體社會結構組成呈現出頂端細、中下部龐大的“洋蔥”狀。放眼國際社會，發展中國家中的相對更欠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類似于“金字塔”形狀，而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也并不是頂端階層占比多。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是處于發展中國家中的欠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兩種社會結構中間。新媒體除媒體屬性外，更是作為生存空間和社會形態作用于人，改變著傳統商業模式、催生產業融合創新，提供就業機遇，加之民眾被賦予的各項權利，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社會結構。

4.1 新媒體提供了更加通暢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

傳統社會中，精英階層具有代際繼承性，弱勢階層也較為固化，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身份分層，隨之而來的身份因素是決定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懂敶袊鐣A層研究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呈現出中下層逐步縮小、中層出現且不斷壯大的趨勢，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已經出現，且在逐漸取代傳統社會流動機制?，F代化的社會結構中，盡管各階層序位已被確立，“先賦性因素”還在影響人的社會地位，但“獲致性因素”逐漸成為影響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網絡時代媒介技術帶來的諸多重要影響，再次加劇了流動機制的開放性。

新媒體的發展與使用，催生了網絡經濟產業的發展，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轉型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崗位機遇，同時新型媒介技術的發展、使用和創意產業的推進，為更多人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他們占有著生產資料與信息資源，傳統的知識或信息壟斷也因為傳播環境與傳播渠道變化被逐漸打破，用戶對于網絡的使用權利與網絡獲知權利均等。例如，“網絡主播”“網約司機”“網絡配音”“網絡紅人”等線上崗位從業者從業門檻不高，通過虛擬空間借助勞力和基礎腦力勞動可提升原有的經濟、社會資源等，甚至網絡空間的某些意見領袖擁有的資源配置與現實社會相形見絀。再如占我國總人口比例6.34%的殘疾人士，在傳統社會結構底部原本失業無業或喪失勞動能力的弱勢群體，利用新興行業提供的就業機遇，通過自身努力成功實踐了不出家門自主創業的模式。新媒體打破了信息壁壘，數字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原有階層的固化，促進了行業的融合，加劇了階層流動，尤其是弱勢階層向中間階層流動的通暢度。

4.2 社會階層的構成復雜化、模糊化

新媒體促使社會階層流動加快的同時，也使得原有社會階層的構成分類變化或者增加。上文提到的互聯網催生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和新型行業的誕生，它們提供的工作機遇與崗位中，依照群類劃分，顯示某些群體并不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原本劃分的十大階層類別?！吨袊伯a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6]劃分出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此劃分方式中的前兩類雖與原有十大階層劃分有重合，但后兩類“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無疑與新媒體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是階層復雜化的表現。

另外，媒介技術的發展、傳播環境的變化，都使得個體社會屬性更加復雜，主要表現在絕大多數是人們繼承著傳統的社會角色與職責的同時，也在網絡這一社會形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新媒體對個體的劃分表象越發明晰，實則賦予了個體多重身份，現實社會個體可同時屬于多個“角色叢”，角色定位的模糊，使其階層定位搖擺不定[7]；另一方面，新媒體催生的新工作崗位也表現出碎片化、易準入等特點，哪一種勞動收入多，勞動者就會涌入哪個勞動市場，而且不少人在兼職工作[8]。這都使得階層構成在復雜化的同時也產生了模糊化特征。

4.3 社會階層組成向合理化、理想化社會結構轉型

上文指出，21世紀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得出，我國十大社會階層組成，整體尚屬于底部龐大的“土”字形態，而理想型的社會結構應當為頂部（經營階層）與底部（弱勢階層）占比較少，中間部分（中產階級）占比量較大的扁平化樣態的“橄欖型”結構。眾所周知，中產階級是一個國家社會結構組成的中堅力量，龐大的中產階層基礎有助于社會發展的穩定，是國家發展必不可少的“穩定器”，中間大兩頭小的合理化社會結構依據，來源于位于結構中部的階層具有正向功能的堅定信念。

本文仍依照中國社會科學院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占有為重要標準，從新媒體發展帶來的職業樣態多樣化、個人發展與創業機會增加、信息權利平等化等方面進行判定。

首先是組織資源，也可稱之為權力資源，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執政黨組織系統而獲得的支配社會資源的能力（包括人與物）。網絡發展為大眾提供了因互聯網產生的眾多資源，如信息資源、交流傳播渠道、休閑娛樂資源、電子商務資源，更有基于“弱傳播”理論與作用建立起的網絡社交媒體。網絡社交媒體不同于權威媒體或傳統社會的大眾媒體，是基于民眾全體使用的平臺和線上社區，其中所有個體都享有創作、分享、交流、表達的權利，可共同對于話題或基于共同觀點調動用戶，形成規模與影響力較大的意見群體。例如，社會話題有可能引起眾多用戶或群體共同關注、發酵，行動主體間高度信任，進而更為民主化地參與社會問題治理，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典型的分權化的網絡治理，這是新媒體賦予個體的社會資源與組織渠道和能力。

其次是經濟資源，具體指生產資料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奴隸制社會生產資料是被奴化的人，封建統治中生產資料是土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是工具，而新媒體時代媒介技術、網絡空間與使用權利也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之一。Web3.0時代，人們利用媒介技術、互聯網資源高效提升了工作效率，生產力急劇提升，世界早已成為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網絡產業的發展、行業間的“破壁”，都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新行業、新崗位的便利準入標準，也為人群自下而上的流動、為社會“穩定器”——中產階層的儲備與壯大提供了條件。

最后是文化資源，指社會以證書或資格加以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網絡文化是互聯網發展產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是各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開放式的文化意義網絡，不僅可以共存，而且在交流的基礎上相互影響和互相修正[9]。我國網絡文化催生文化由原本的“精英”范式轉向“大眾”范式，開放性、包容性或“反沉默性”加劇文化多元化發展，個體通過網絡獲取文化資源、進行文化交流的機會均等，知識服務類平臺與自媒體知識服務渠道都打破了原本的知識資源“壟斷”或獲取成本高的困境，文化資源獲取渠道暢通、成本較低。

結語

綜上所述，新媒體的發展使得社會群體重新聚合或分化，流動性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流動增加，弱勢階層向中間階層流動，逐步向理想型社會結構轉型。

參考文獻：

[1]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

[2]邱澤奇，張樹沁，劉世定，等.從數字鴻溝到紅利差異——互聯網資本的視角[J].中國社會科學，2016（10）：93-115，203-204.

[3]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發布[EB/OL].（2023-08-28）[2023-12-19].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4]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6]人民網.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EB/OL].（2021-01-06）[2023-12-1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106/c1001-31990197.html.

[7]何華征，孫娜.論新媒體時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調整及其意義[J].求實，2015（7）： 57-62.

[8]李強.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變遷的特征與趨勢[J].河北學刊，2021，41（5）：190-199.

[9]曼紐爾·卡斯特.傳播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31.

作者簡介：張蒙，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視聽語言、新聞實務、新媒體。

基金項目：2021年度青海師范大學中青年科研基金項目——青海省少數民族地區媒體融合發展研究（編號：2021QSK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