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協同測算及優化建議
——基于城市功能分工和產業協同視角

吳彩容, 周 景, 王玲慧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 廣東 佛山 528000)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出臺,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將建設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群,將成為世界生產總值最大、產業效率最高、競爭力最強的灣區之一。 要實現這一目標,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之間必須存在著較大的關聯,必須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協同發展。 然而,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前期各自產業布局的不同、各城市之間交通距離不同,導致現今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產業發展所處階段不同,因此必須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進行規劃,同時要加強灣區內城市之間的產業協同發展。 那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目前的功能分工處于什么水平,城市群內各城市之間的產業協同程度如何,是否已經較好地實現了灣區內城市產業間的優勢互補、協同聯動發展,各城市具體的產業外向功能量是多少,各城市的城市流強度以及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如何,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運用數理運算方法進行測算和分析,旨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進一步更好地融合發展,打造產業協同度高的大灣區發展典范。

一、 文獻綜述

(一) 城市群功能分工方面

國外學界對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從產業集聚的效益開始的,比如Krugman[1]的研究表明,城市功能分工能帶來知識外溢效應、中間投入品關聯效應和勞動力市場共享效應共三大效應。 其中知識外溢效應能在特定空間范圍內降低信息傳播、知識交流等成本,中間投入品關聯效應有助于生產規范化和專業化,勞動力市場共享效應有助于提高企業和人才的匹配概率。 隨著城市群的發展,不同城市會因各種原因導致發展水平高低不同,城市之間隨之出現分工,發展較快的城市會逐漸出現以創新和生產性服務為主的總部經濟和研發中心,而發展稍慢城市的產業結構則呈現出制造業專業化趨勢[2-3]。 國內學界關注和研究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時間相對較晚,但也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魏后凱[4]、張若雪[5]、蘇紅鍵等[6]、齊謳歌等[7]、馬燕坤等[8]、張志明等[9]對我國城市群功能分工進行定性描述,剖析了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影響因素及其生成機制。 此外,也有學者李學鑫等[10]、趙勇等[11]、駱玲等[12]、覃成林等[13]對我國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進行定量度量并將不同城市群的功能分工水平進行橫向比較,還有學者王猛等[14]、柴志賢等[15]、張松林等[16]、謝漾等[17]對因城市群功能分工而帶來的效應進行研究。 但目前學者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研究還不夠深入。

(二) 產業協同方面

學者在研究產業協同度中運用的測算方法主要包括灰色關聯度(陳燕[18],王曉文等[19],杜元元[20])、系統動力學(徐力行等[21])、哈肯模型(李琳等[22])、耦合協同度模型(張卓等[23])、復雜系統協同度模型(宋立楠[24],夏業領等[25])。 當前學者運用這些測算方法研究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京津冀地區的產業協同問題、路徑、影響因素、評價評估等方面的成果較多,而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研究相對較少,且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產業協同度水平至今仍然沒有定論。 本文擬從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的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強度和經濟聯系強度等方面探究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產業協同程度,具體運用城市流模型、引力模型等多種定量方法進行測算,力求準確反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各城市間的產業聯系現狀,研究結果可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協同融合發展和優化產業升級提供參考。

二、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數據來源

文章數據來源于2020年《廣東省統計年鑒》《香港統計年刊》《澳門統計年鑒》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普查局官方網站2020年的數據。 因當前沒有統一的數據平臺,有些數據統計年限不太一致,故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通過匯總整理后得到的。 此外,文中引力模型中兩個城市間的距離不是指地理距離,經綜合交通成本和便捷程度等因素考量,是兩個城市之間汽車直達的最短時間。

(二) 研究方法

通過城市功能水平測度來判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協同的基礎。 通過測算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各行業的區位熵值,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從而判斷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各產業、行業的錯位協同發展格局。 城市外向功能量測算,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里單個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產業經濟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從中判斷城市之間的協同狀態。 通過城市流強度測度,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產業結構差異,判斷其產業協同趨勢。 經濟聯系強度一般用引力值來表示,文章借鑒引力模型測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引力大小,從而判斷城市間產業經濟的協同程度。 以下詳細介紹文章用到的這五種測算方法。

1. 城市功能水平

關于城市功能水平測算的方法很多,文章主要參考趙勇等[7]的做法,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p代表城市;t代表時間;s代表生產性服務業;m代表制造業;FUNpt代表t時期p城市的城市功能專業化指數;代表在t時期p城市所有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人數;代表在t時期p城市所有制造行業的就業人數。 同理,分母中的代表t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11 個城市的所有生產性服務行業的就業人數之和,代表t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11 個城市的所有制造行業的就業人數之和。

2. 區位熵

用區位熵來反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均衡發展狀況的差距。 一般來說,用區位熵來判斷特定產業在特定地域內的專業化水平,文章擬用粵港澳大灣區特定行業的就業人數和粵港澳大灣區就業人數的比值,與全國范圍內該行業就業人數和全國就業人數的比值來表示。 如果區位熵大于1,則說明該行業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具有比較優勢;如果區位熵小于或等于1,則說明該行業在粵港澳大灣區中不具有比較優勢。 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e代表地區(e=1,2,3,…,n);f代表行業(f=1,2,3,…,m);Wef表示e地區f行業的就業人數;WQef表示e地區f行業的區位熵。

3. 城市外向功能量

城市功能量可分為內向功能量和外向功能量,其中內向功能量是指城市內部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外向功能量則指城市本身與其他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 把Ee設為一個城市的外向功能總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ef指滿足外向條件相關行業的功能量;Ee則為所有對外行業的外向功能量之和。Eef的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Wef指e市f行業從業人數,We指e市總從業人數;Wf指粵港澳大灣區f行業從業人數;W指粵港澳大灣區總從業人數。

4. 城市流強度模型

城市流是指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各種要素,比如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空間流等方面的雙向或多向流動或交換的過程,城市流強度作為衡量城市流強弱的測量量化指標,其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F表示城市流強度;N為城市功能效益,代表每一單位外向功能量發揮的作用大小;E為城市外向功能量。

5. 引力模型

引力最初是物理學概念,后來被延伸運用在經濟領域,特別是運用在國際貿易的研究中,并由Tinbergen 和Poyhonen 兩位學者合作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且簡便易懂的經濟學模型——引力模型。 該模型認為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單項貿易流量與其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它們之間的距離成反比。 而具體運用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體中,用GDP 來表示城市綜合經濟水平和經濟規模,用汽車直達的最短時間來表示城市之間的距離,則引力模型可用式(5)表達如下:

式中:Qbc表示b市和c市之間的引力大小;GDPb表示b市的地區生產總值;Pb表示b市的城鎮人口數量;GDPc表示c市的地區生產總值;Pc表示c市的城鎮人口數量;Dbc表示汽車來往兩市的最短時間。b市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的引力大小為:

三、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功能水平和產業協同度結果分析

(一) 功能水平測算

數據來源于《香港統計年刊》《澳門統計年鑒》和《廣東省統計年鑒》以及相關的官方網站,按照上述公式(1)對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功能水平進行測算,香港的分工水平值為9.26,澳門的分工水平值為3.06,都遠大于1,說明香港和澳門的生產性服務行業集聚度高,服務功能專業化凸顯,優勢十分明顯;廣州和深圳的分工水平值分別為2.42 和1.01,這兩個城市的服務專業化指數也大于1,說明其生產性服務行業集聚度較高,但稍弱于香港和澳門。 另外,結合統計年鑒的數據也可以得知,香港服務業的優勢產業是金融業,澳門的博彩產業和旅游業具有優勢,廣州的商貿等服務業較為發達,而深圳則在高技術制造業服務業方面占有優勢。 東莞、中山和惠州的分工水平值分別為0.26、0.28 和0.28,3 個城市的功能分工專業化指數都遠小于1,說明這幾個城市的制造產業集聚度高;珠海、佛山、肇慶和江門的分工水平值分別為0.82、0.42、0.44 和0.42,與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相比,這4 個城市的分工水平值都較低,與東莞、中山和惠州相比則稍高,但這4 個城市分工水平值都小于1,說明這4 個城市的服務業依然偏弱,城市分工依然以工業為主。 至此,可以把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列為服務功能專業化城市,把珠海、佛山、肇慶、江門、東莞、中山和惠州劃為制造業功能專業化城市。 這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劃分結果異曲同工,即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劃分為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而中心城市包括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4 個城市,而外圍城市包括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珠海和肇慶7 個城市。

(二) 區位熵測算

按照公式(2)計算出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11 個城市相關行業的區位熵,詳見表1。

表1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相關行業的區位熵

從表1 的農業區位熵看,除東莞外,其他10 個城市農業區位熵都不大于1.5,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10 個城市的傳統農業都不占優勢;東莞的農業區位熵大于1.5,相對其他城市的農業具有一定的優勢。 東莞、惠州、廣州、肇慶的農業區位熵分別為1.61、1.50、1.35、1.01,都大于1,說明東莞、惠州、廣州、肇慶這4 個城市的農業產業相對集聚,有一定的相對優勢;其他城市的農業區位熵都小于1,說明農業產業都不具優勢。 而香港和澳門的農業區位熵為0,說明香港和澳門的農業集聚水平很低,沒有比較優勢。

從表1 的制造業(工業)區位熵的計算結果來看,除了廣州、香港和澳門的制造業區位熵小于1之外,其他城市的區位熵都大于1,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雖經過了幾年的發展,卻仍然是以制造業為主。

因服務業的細分類別較多,故本文挑選交通運輸與倉儲及郵政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共5 個行業并測算了其區位熵。 從表1 得知,在這5 個服務行業香港的區位熵都超過1,說明香港的服務業整體優勢突出,其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的區位熵更是超過了1.5,說明香港服務業中的這3 個行業表現尤為強勁。 澳門批發零售業的區位熵為2.72,遠遠大于1,說明澳門的批發零售業優勢非常突出。 廣州區位熵大于1 的服務行業有兩個,一個是交通運輸與倉儲及郵政業,另一個是批發和零售業,其中前者的區位熵是1.52,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最高,說明廣州的交通運輸中心地位顯著,其綜合服務能力和區位影響力都很大。 深圳區位熵大于1 的服務業是金融業,說明深圳的金融業具有比較優勢,且位居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的第2 位。 由此看出,香港和澳門之間錯位發展相對明顯,而深圳和廣州的服務產業相似性較高,競爭較為激烈。 惠州和肇慶的住宿餐飲業的區位熵大于1,說明這兩個城市在該服務業占一定優勢。 而珠海、東莞、佛山、江門和中山5 個城市的5 個服務行業的區位熵都小于1,說明這5 個城市的服務業優勢不明顯,加上這5 個城市的服務業產業結構比較相似,說明優勢行業錯位發展的格局還未形成。

(三) 城市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測算

按公式(3)與公式(4)計算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11 個城市的外向功能量與城市流強度,結果見表2。

表2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

分析表2 可知,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據前4 名的依次是澳門、香港、東莞和中山,可見4 個城市對其他城市的外向輻射較大,這與4 個城市外向經濟的快速發展有關。 從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所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看,所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都為正值,而且最低的外向功能量也有173.6(肇慶),說明粵港澳大灣區所有城市都存在向外輻射的經濟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所有城市都處于核心位置,而且經濟發展整體都比較快,對周邊城市的輻射作用顯著。 城市流強度排前4 位的是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香港的城市流強度最高,對外服務能力最強。 澳門地區生產總值不大,雖然只有379.51 億元,但其人均GDP 卻高達574 799 元,排名第一,遠高于珠三角城市,城市功能效益很強。 廣州和深圳的城市流強度次于澳門,且二者的經濟規模接近,外向功能量排名也接近。 因此,按照城市流強度大小,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可歸為高強度城市,可被劃分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 東莞、佛山、中山和惠州4 個城市的城市流強度都超過200 萬,排位處于中間,可被劃為中等城市流強度城市。 而珠海、江門和肇慶3 個城市的城市流強度都低于200 萬,因此被劃分為低城市流強度城市。 從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看,這3 個城市的排名都靠后,同時其對外服務量也不夠大,所以整體城市流強度較低。

(四) 經濟聯系強度測算

經濟聯系強度一般用引力值來表示,引力值是經濟影響力的外在量化表現,由城市的經濟規模實力、交通發展狀況、人口素質等因素決定。 根據公式(5)和公式(6),求出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引力值,結果詳見表3。

表3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引力值

從表3 可知,引力值排名前5 的城市依次是廣州、深圳、佛山、香港和東莞。 其中,廣州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交通、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突出,輻射力強。 深圳經濟規模稍優于廣州,其與香港聯動性極強,輻射區域也很廣,由此廣州和深圳可以定位為中心城市和高引力區域。 佛山、香港和東莞的引力值緊隨廣州和深圳之后,佛山和東莞的經濟實力一直位居廣東的前列,其中佛山與廣州同城一體化,而東莞與深圳交流密切,因此佛山和東莞被劃分為中引力區域,而香港則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優勢突出,輻射力也比較強,可以定位為中心城市和中引力區域。 引力值靠后的是中山、江門、惠州、珠海、肇慶、澳門,因其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城市人口偏少以及資源支持力度不夠大等原因,引力值較低,可劃分為低引力區域。

四、 主要結論及優化建議

(一) 主要結論

文章基于城市功能分工和產業協同的視角,運用城市功能水平、區位熵、城市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強度、引力值等測算方法來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功能水平和產業協同度,主要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4 個城市的服務功能專業化趨勢明顯,其余7 個城市制造業專業化功能初步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基本形成。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布局不均衡,產業結構相似程度較高、同質化明顯,產業協同度有待提升。

(二) 政策建議

1.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規劃協調機制

通過測算得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心城市已出現服務專業趨向,其他非中心城市也出現制造業專業化跡象,但不夠明顯,城市功能定位不夠清晰,優勢行業錯位發展的格局有待提高,后續需要建立整體的協調機制,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的科學規劃協調工作,避免城市產業之間的高度相似,形成攜手錯位發展的世界一流城市群。

2. 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合作的內驅力

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的協同發展,不僅需要統一的協調機制,還需要激發城市之間合作的內驅力,要從制度上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產業空間布局,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城市聯動的科學布局,讓城市不因產業布局的不同而導致經濟上的更大差距,要激發各個城市主動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內驅力,統一調配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等要素,從而真正實現的城市間的分工合作,降低城市產業結構的相似度,解決城市產業同質化問題,提升產業協同度,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3.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軟硬件”的有效銜接

首先,通過建立統一機構,銜接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之間法律法規、經濟制度等“軟件”方面的差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產業行業標準,為城市產業協同發展打下良好的“軟件”基礎。 其次,進一步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打造更便捷的交通往來“硬件”設施,提高灣區內各種要素的流動效率,為城市群產業協同發展打下堅實的“硬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