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下的規模經濟新優勢

[摘要]規模經濟效應在宏觀層面上意味著一國的人口或市場規模擴大時，生產成本被攤薄、分工與交易更加細化，從而可以提升經濟效率，即大國相比小國經濟可以實現更快增長。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讓小國通過參與國際產業鏈而享受了全球大市場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這導致宏觀經濟分析中對大國規模的重視相對不足。在逆全球化時代，大國可以憑借自身規模積累更高的競爭優勢，知識型經濟尤其是數字經濟的發展更放大了大國的規模優勢，大國在國防和公共服務成本上的分攤能力也更強，這在地緣政治風險抬升的當下具有重要含義。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總量居世界前列，擁有在新形勢下發揮大國規模優勢的基礎，關鍵在于做大國內消費、打造國內統一大市場，并重視外部性和壟斷等扭曲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尤其需要改進土地、金融、和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同時，中國產業體系較大、產業鏈前后向聯系更強，可圍繞本國的產業體系，加強與各國的產業鏈融合，促進跨國深度合作，提升產業的效率和安全。

[關鍵詞] 規模優勢；逆全球化；大國規模

[中圖分類號] 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11（2024）01-0012-16

一、規模經濟有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1978年以來，人口紅利和融入全球市場幫助中國GDP取得年均9.3%的高速增長，實現了對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迅速追趕。隨著中國老齡化加深，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速下行（圖1），同時儲蓄率下降和資本積累放慢，中國經濟未來亟需轉向更加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發展模式。當前，中國經濟處于增速換擋期，人均GDP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發展需求仍較大。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發展是第一要務，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有鑒于此，規模優勢能否促進高質量發展，是本文將要探討的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勞動力和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的投入可能遭遇瓶頸，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才是經濟長期發展的根本動力（Solow，1956）。在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方面，規模經濟效應的促進作用不容忽視。具體而言，通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打造完善的產業鏈、鼓勵科技創新等，經濟體能夠以相同的要素投入獲得更高產出，靜態來看表現為規模經濟效應。當規模經濟效應持續發揮作用，在時間維度上就表現為總產出不斷提高的長期發展。然而大國規模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現有宏觀經濟理論中強調得不夠，部分原因在于，相當數量的小國在過去數十年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邁入了富裕國家行列。在這一看似否定了大國規模效應的現象背后，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值得關注。二戰結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小國可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從而擴大潛在市場規模，享有全球范圍的規模經濟效應。極端情況下，就算國內需求規模有限，小國仍可通過國際貿易享有規模經濟效應。

當前，在地緣政治沖突、科技競爭加劇的影響下，逆全球化趨勢愈發明顯，全球產業鏈分工已有所放緩甚至有倒退的跡象（James，2018）。隨著過往的國際分工模式遭遇挑戰， 中國原本高度依賴外需以發揮比較優勢的出口模式、利用國際貿易的學習效應等提升經濟效率的路徑可能受阻。相反的，國內市場對于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和貿易模式的決定性作用變強。在此背景下，大國依托國內人口和經濟規模，相比小國更容易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擁有的規模優勢更加顯著。如果中國依托人口和經濟總量的規模優勢，充分挖掘自身規模經濟潛力，將能夠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

除了逆全球化以外，當前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新趨勢是知識型經濟尤其是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相比傳統經濟，知識型經濟的非競爭性和規模經濟效應更強，企業或產業初始規模的大小往往決定著其之后競爭力的高低。而大國更有能力支持知識型經濟的初始高額投入和后續多維度創新的規模，在發展知識型經濟上擁有更多天然優勢。但這也意味著，各國政府更傾向于對內扶植本國企業，對外采取市場分割、貿易保護措施。在大國競爭背景下，中國更應依靠規模優勢為本國知識型經濟爭取更有利的發展環境。

二、大國規模優勢的理論來源及其作用

（一）規模經濟及范圍經濟共同構成了大國規模優勢

早期經濟學理論更偏向于從生產端探討規模經濟的來源，例如規模如何促進分工和分工形式等。斯密認為人口規模擴大帶來分工細化，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并使整體經濟呈現規模報酬遞增（Smith，1937）。馬歇爾進一步區分了企業內部分工和企業外部的產業發展兩個渠道（Marshall，2009），其中后者來源于勞動人口規模擴大推動的產業發展，企業因而得以通過共享熟練勞動力市場和其他基礎設施提高生產效率，表現為外部規模經濟。在此基礎上，楊格指出需求市場規模擴大還將帶來產業間分工這一新形式，包括迂回生產方式和中間品部門崛起等，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率（Young，1928）。更重要的，基于楊格的理論，需求端作為規模經濟效應的來源之一也開始得到重視。

新經濟地理理論將規模經濟效應的多個來源加以綜合考慮，認為一定地理范圍內的要素和產業集聚將增強規模經濟效應。首先，產業發展更傾向于靠近大市場，運輸成本導致最終品和中間生產商被吸引至更大的消費市場和最終品生產商集聚地，即產業的后向關聯效應。另一邊，最終品生產商被吸引至中間品生產商集聚地，要素被吸引至產業發展更好的地區，即產業的前向關聯效應。上述兩個效應共同作用、相互促進，引導要素和產業向特定區域集聚，呈現規模報酬遞增。其次，隨著區域內產業集聚，企業得以共享基礎設施、增強產業間分工，產業發展的正外部性增強了規模經濟效應。最后，運輸成本支撐了要素集聚并推高聚集地收入水平，幫助優勢區域構建更大的本地需求市場規模，而這又進一步強化了規模經濟效應。

范圍經濟是大國規模優勢的另一重要來源，指的是由產品種類而非數量擴張帶來的效率提升，即同時生產多種產品的費用低于分別生產每種產品所需成本的情況。更具體的， 企業或產業的縱向一體化策略、產品多樣化策略、共享銷售和研發渠道等，均有可能帶來范圍經濟效應（Sakhartov，2017）。此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還有相互促進的作用，而這也是需要足夠大的市場和產業縱深才能夠實現的。因此相對小國而言，大國更有能力發展范圍經濟，而這也是大國規模優勢的額外來源。

（二）大國規模優勢促進產業創新發展和經濟增長

大國可以容納更高強度的企業競爭和創新，有利于培育更大、更有競爭力的企業（Desmet，2010）。首先，大國的市場需求為更多企業和產品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空間，有利于促進競爭、帶動企業下調加成定價比率。較低的加成定價比率迫使企業必須賣出更多產品才能實現盈虧平衡，企業規模隨之擴大（Campbell，2005）。因此在均衡狀態下，大國更大的市場規模能夠培育出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的企業。其次，依托大國規模發展起來的大企業能夠將研發的固定成本攤銷到更多產品上、投入技術研發更加有利可圖（圖2），也更有能力支持多線路創新。大國的企業規模更大，更能夠支付初始大額投入，更有能力在規模報酬更高、更高精尖的產業領域占據優勢地位。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來自“干中學”（Romer，1987），或是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研發投入獲得（Lucas，1988）。而大國能夠支持大規模生產、人力資本積累和研發投入，因此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更快。更重要的，技術在一國范圍內具有強溢出效應，一旦產生即可被所有行業共用，大國在增長端還享有額外的規模經濟效應。這一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一國啟動大規模工業化進程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可以解釋19世紀后半葉以來美國與其他國家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現象（圖3）。例如，西歐和日本在二戰后啟動了工業化進程，得以觸發規模經濟效應，實現了對美國的增長追趕。相反的，部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緩慢，導致這些國家出現增長滯后。

（三）規模幫助大國在跨國產業鏈中占據主導位置

在國際貿易方面，傳統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專門生產使用本國最豐富的生產要素的產品。這是因為該理論認為貿易的根本驅動力源于各國在生產端的差異，即比較優勢。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強調國內大需求市場將帶來本地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對國際貿易模式有決定性影響。對于規模報酬遞增的行業，大國借助更高人口和經濟總量，規模經濟效應更強，這在出口端表現為本地市場效應。具體而言，借助更大需求市場，本國企業積累了初始規模優勢，產品的生產成本更低、質量更好。本國企業因此在國際競爭中占優，迅速搶占市場，表現為本國出口更多該種產品，并通過全球銷售鞏固規模優勢。

在產業層面，運輸成本更高、差異化程度和復雜度更高的行業，本地市場效應也更強（Hanson，2004）。這是因為此類產業往往需要更大額的初始投入，更大的本地市場能夠支持這一投入并觸發后續更強的規模經濟效應。例如，發達國家因人口老齡化、支付能力更強，國內醫藥需求市場規模更大，激勵了醫藥領域更多的創新和研發投入（Acemoglu，2004），本地市場效應幫助這些國家在醫藥的出口端占據更大優勢（Costinot，2019）。本地市場效應反饋回國內產業端，進一步強化大國規模優勢，對經濟和產業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更重要的是，規模優勢可以降低大國對其他國家的產業依賴度，同時提升其他國家對大國的產業依賴度（Fernandes，2022）。大國因而在組織或參與全球產業鏈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小國融入大國主導的產業鏈。特別地，周邊小國與大國的貿易成本更低、需求偏好更接近，融入大國主導產業鏈的程度也更深。

三、規模經濟效應決定大國能否獲取經濟優勢和領先地位

對于大國而言，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可以促進創新和經濟增長，提高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歷史上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均有成功的經驗。但另一方面，具備規模經濟條件的國家并不必然能夠充分發揮其規模優勢，蘇聯和印度的經驗表明，即便具有稟賦上的規模，要獲得規模優勢還需具備完善的市場機制和與之配套的制度。

（一）美國憑借規模經濟效應取得經濟和技術領先地位

美國的規模經濟始于人口規模的擴張和統一大市場的建立。19世紀，美國的生產和分配政策相對平等（Engerman，2002），持續吸引大量移民涌入。1870年，美國已有4000萬人口，比英國高29.2%。并且，美國人口在后續50年里保持高速增長，不斷拉開與英法德等國的差距（圖4）。借助完善的交通和商業基礎設施，以及更同質的消費群體，美國成功打造國內大市場。1850年，美國境內鐵路總里程僅為9，021英里；1865年內戰結束后，在整合南北雙方原有鐵路網的基礎上，美國進入了鐵路的建設高峰；到1910年，美國境內鐵路總里程已達25萬英里，遠超同期其他國家（圖5）。與此同時，內戰期間南北雙方的軍事需要推動了電報網絡的普及，并在內戰結束后組成了覆蓋全境的電報通信網絡。這些都為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奠定了基礎。1900年，美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僅相當于英國的68.7%，但到1910 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112.3%，美國成功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Liu，2015）。

依托國內大市場，美國產業往大規模、標準化方向發展，產業的前后向關聯得到增強，幫助美國逐漸取得全球經濟和產業技術領先地位。Nelson and Wright （1992）發現， “美國本土由相對同質消費者構成的大市場，引導企業推行標準化產品的大規模生產方式，促進了專用機械行業的發展和科技創新。相比其他國家，美國企業普遍更加資本和資源密集，且單個企業的規模也要遠大得多，美國的優勢來自對資源和人口稟賦的規?；\用”。Rosenberg （1963）也指出“大規模生產引導美國大型企業在內部設立了專門生產設備的部門，后者隨著生產規模和產業的擴大逐漸發展成獨立的專業設備企業。產業間分工帶來額外的規模經濟效應，幫助美國實現在工業機械、農業設備、硬件和其他工程產品等出口的不斷增長”。此外，Braun （1983）發現“依托龐大的本土市場和企業規模，美國產業界對技術進行大額投入的意愿更高，也逐漸成為許多新技術落地應用的試驗場，從而取得全球技術領先地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許多發源于歐洲的技術均是在美國落地，并通過大規模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取得迅猛發展，包括鐵路、汽車、電氣技術等”。在取得技術領先地位的同時，美國經濟也實現了令人矚目的增長，美國與英國人均收入比從1879 年的70%上升至1929年的130%，美國成功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經濟和技術的領頭羊（Romer，1996）。

1850—1914年的第一輪全球化期間，美國憑借規模優勢鞏固增長領先地位。于1914 年爆發的一戰嚴重擾亂了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并帶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第一輪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導致跨國間增長分化加劇，尤其是小國的增長慢于大國。這一時期，美國憑借國內大市場進一步鞏固競爭優勢，推動了本國產業和經濟的發展，1900—1928年，美國工業產值占全球比重從23.5%上升到了39.5%（圖7）。

（二）歐盟一體化進程中，德國發揮了區內大國的規模優勢

德國借助國內市場和區位優勢，推動了歐洲區域內市場的一體化。一方面，1990年兩德統一擴展了德國國內市場的潛在規模。在此之后，為彌合東西德發展落差，德國政府在財政轉移支付、科技創新扶持等方面持續向東德地區傾斜。這些舉措縮小了地區間發展差距，推動德國國內市場邁向一體化（Gramlich，2019）。另一方面，德國是歐洲區域內鄰國最多的國家，具備推動歐洲市場一體化的獨特區位優勢。在歐洲區域內，德國與9個國家擁有共同邊境，其中8個國家是歐盟成員國。借助強大的國內市場、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德國深度推動了歐洲市場一體化，包括向其他歐盟國家開放本國勞動力市場等（Burda，2011）。2004年后，德國支持更多國家加入歐盟，例如德國主導的“柏林進程”引導塞爾維亞等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擴大了歐盟的地理邊界和潛在規模。

德國之所以成為歐洲產業鏈中心，關鍵是在歐洲區內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了大國規模優勢（Dustmann，2014）。首先，德國在歐盟共同市場中扮演了關鍵角色。2018年，德國對歐盟其他成員國貨物出口7787億歐元，進口6230億歐元，德國已成為整個歐洲區域產業鏈和貿易中轉的核心（Stephanie，2019）。據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的調查報告（Mion，2019），得益于歐盟共同市場，德國每年增收860億歐元，比其他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都要多。其次，德國也從歐洲共同貨幣中獲益頗多。有研究指出（Gasparotti，2019），德國從歐元區貨幣一體化中獲益1.9萬億歐元，人均約23，116歐元。最后，歐盟東擴延展了共同市場的邊界，德國得以更進一步推動區域內產業鏈整合。在此過程中，東歐和東南歐國家成為德國大企業的廉價生產基地，幫助德國產業在出口端鞏固競爭優勢。2017年，德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國的貨物貿易達2560億歐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德國企業在本土及中東歐國家的工廠之間進行的（BMWK，2019）。

（三）市場作用受限，蘇聯和印度未能充分發掘規模潛力

如前文所述，市場經濟帶來的需求規模對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至關重要，否則即便具備大規模的要素稟賦，也并不意味著規模優勢。歷史上，蘇聯曾作為全球面積最大的國家，各類要素稟賦都非常豐富，然而經濟制度層面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反而限制了大國規模效應的發揮。馬煥明（2004）指出，“為保證重工業的高速增長，蘇聯政府減少并抑制社會消費需求，把資源集中到重工業部門，導致消費品供應緊張。為解決消費品短缺與社會需求增加的矛盾，政府一方面實行必需品定量配給，另一方面通過提高周轉稅的辦法，剝奪新的需求，化解、彌合供求脫節并維持特權階層的特殊供應”。蘇聯的生產和消費之間逐漸脫節，不僅抑制了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也制約了技術進步，拖累長期經濟增長。因此，盡管蘇聯人口總量在1970年后持續增長，但人口總量的規模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增長逐漸落后于美國（圖8）。

印度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也具有發揮規模效應的基礎，但印度勞動力市場存在扭曲， 導致過低的勞動參與率，也未能充分發揮其勞動人口的規模潛力（圖9），這主要源于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性別歧視等“碎片化”因素妨礙了女性就業。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遠低于中國，是全球最低國家之一。過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并不全因為就業崗位短缺，家庭責任、社會歧視和安全問題對印度女性就業的影響更大，進而拖累了全社會的勞動參與率。其次，產業發展受限也不利于發揮人口規模優勢。除女性外，印度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同樣不高，15～24歲男性勞動參與率僅為37.2%，大幅低于中國的52.0%。這部分是因為印度產業發展呈現出典型的“跨工業化”特征，直接從第一產業過渡到第三產業。此外，印度勞動法規定雇員數量100人以上企業大規模裁員需經政府同意，且可能面臨長達7～8年的訴訟糾紛，變相阻礙了企業做大規模，同樣不利于制造業等第二產業的發展。由于第二產業未能吸納大量就業，整體失業率高企降低了印度年輕人的就業意愿和就業能力。

四、中國規模經濟效應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具備發揮規模優勢的基礎

2021年，中國人口總量高達14.1億，GDP（現價）達17.73萬億美元。若按購買力平價計，2021年中國GDP達27.31萬億國際元，位列全球第一，接近于印度（10.22萬億國際元） 的3倍。中國在人口維度擁有全球最多的潛在消費者，而全球第一的購買力平價GDP總量也為消費提供了有力支撐。此外，更高GDP總量也意味著中國產業發展更好、就業機會更多，是在產業端發揮勞動人口總量優勢的重要基礎。勞動人口數量方面，2021年中國15～64歲人口為9.89億，勞動力數量（=勞動人口數量*勞動參與率）達8.1億，相當于印度、美國、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四國的總和（圖10）。中國的人力資本存量也位居世界前列。2020年，中國受過高等教育人數高達2.1億，比美國和印度的總和還多。特別在理工科方面，2016年，中國的科學、科技、機械和數學相關專業（簡稱STEM 專業）畢業生高達470萬，遠超第二名印度的260萬和第三名美國的56.8萬。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也表明中國在促進科技創新、促進產業發展方面的潛力。

但也應意識到，中國發揮大國規模優勢面臨著窗口期。根據聯合國人口計劃署預測， 中國人口總量在未來20到30年時間或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圖11）?？紤]到人口總數下滑還伴隨著老齡化程度加劇，這將給經濟發展帶來雙重壓力。這意味著在大力鼓勵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之外，中國還應抓住當前人口和勞動力總量全球第一、GDP規模全球第二的重要窗口期，挖掘自身規模潛力，以此對沖人口紅利消退和人口總量下滑對產業和經濟發展的拖累作用。

（二）中國出口部門顯現規模經濟效應

在國際貿易端，中國已初步顯現規模優勢。2000年以來，中國已逐漸成為全球制造業和產業鏈分工的中心之一，2018年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高達27.3%（Baldwin，2021）。依托產業與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中國26個制造業中的24個擁有本地市場效應（陳雯和李佳璐，2012），包括化工、通信電子、交通設備和機械設備制造等。按行業來看，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本地市場效應最強，技術密集型行業次之，而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則不具備本地市場效應（佘群芝和戶華玉，2021）。與前文結論一致，本地市場效應更可能存在于初始投入大和規模報酬遞增程度高的行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更具備上述特征。從出口目的地來看，中國對東南亞和中亞地區出口的本地市場效應更強（黃志華和何毅，2020），這部分是由于這些地區在地理和需求偏好上與中國更接近，基于中國本土需求設計、生產的產品也更容易銷往當地。相反，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國本地市場效應不強。

中國光伏和電信設備產業崛起印證了本地市場效應的重要性。中國擁有龐大的本土光伏需求市場，2019年中國光伏累計裝機容量達205兆瓦時，占全球的32.6%，遠超美國和日本等其他國家（Kratz，2021）。借助國內充足的原材料和需求規模，中國光伏企業積累了初始規模優勢。在單個企業內部，中國企業更多使用機器，推動產品標準化并簡化生產流程，降低了生產成本。而在企業外部，中國光伏產業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產商和供應商集群，光伏企業得以更容易獲得關鍵投入品，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2019年，借助本土市場需求優勢，中國光伏產業在全球市場取得了76%的市占率。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市場，世界上一半的4G基站都安裝在中國，中國還已建造70萬個5G基站，而數量僅次于中國的韓國只有11.5萬個。通過將本地大需求市場與理工科人才更多的要素稟賦優勢加以有機結合，中國通信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也頗具規模優勢。一方面，依托本國大需求市場，中國企業能夠在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從而在海外市場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中國多樣化和專業化的勞動力支持了新設備和技術解決方案的開發設計，工程師紅利在大規模生產過程中得到充分利用。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中國電信設備產業的本地市場效應相當突出，對于同類產品，中國企業的定價比國際競爭對手低10%至30%左右，中國企業的全球市場份額也保持持續擴張（Kratz，2021）。

（三）中國的規模優勢仍有提高空間

需求方面，國內消費大市場有待進一步培育。從總量來看，中國的人口和GDP（2017 年PPP不變價）總量均位列全球第一，代表著全球最高的潛在消費者數量和潛在購買力。然而，中國私人部門消費占比卻低于美國和歐盟，位列全球第三（圖12）。從結構來看，相比快消品和可選消費品，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在占比和增速兩方面表現相當突出（圖13）。2019年，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場，占比高達33%（BCG，2020）。

產業方面，中國規模優勢在高精尖產品領域的體現仍不充分。從哈佛大學公布的經濟復雜度（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以下簡稱ECI）指數來看，當前中國的ECI全球排名第17位，在過去10年中提升了7位，整體表現突出。然而，在產品復雜度（Product Complexity Index，以下簡稱PCI）大于1.3或1.8的產品領域，中國在此類產品的凈出口占比分別為13.0% 和0.4%，大幅落后于德國的19.5%和5.2%，以及日本的21.6%和11.6%。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在PCI大于1.3的產品凈出口占比遠高于美國的4.9%，但PCI大于1.8的產品凈出口占比僅相當于美國（2.3%）的1/6。這不僅凸顯了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面臨“卡脖子”的風險， 也意味著中國的規模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在帶動企業和產業升級、邁向更高精尖領域等方面仍存在明顯不足。

（四）中國發揮規模優勢的挑戰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國內大消費市場仍有提升空間，規模優勢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未充分體現。究其原因，外部性和壟斷這兩個市場機制的潛在缺陷，使得規?；A未被有效轉化成為競爭優勢。更具體的，收入分化、土地部門的拖累和產融結合壟斷，是中國發揮大國規模優勢需著力應對的三個挑戰。

大國要發揮人口和經濟規模優勢，存在著先決條件。具體而言，只有當主導產業發展收益惠及大多數人、消費需求相對同質時，大國人口總量才能夠有效轉化為對本國制造品的龐大市場需求，而后者是觸發規模經濟效應的關鍵所在（Murphy，1989）。相反的，英國等國的經驗表明，貧富分化導致本國富裕階層傾向于購買進口奢侈品。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收益不能夠被國內工業部門所吸收，大國規模優勢也就無從談起。當前中國仍面臨著經濟增長收益向消費轉化不足、消費分化等問題。未來，也需要更注重收入分配端的公平，為發揮需求側的規模優勢奠定基礎。

土地密集型部門對其它產業造成擠壓，且存在自然壟斷的特性，導致規模不經濟，大國需要尋找合適的應對方法。首先，相比其他行業，與土地密切相關的行業如建筑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較慢，可能將拖累整體生產率的提升和產業往更高精尖的方向發展。1995—2014 年，建筑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僅提升了21%，低于同期總體生產率的70%和制造業的97%。其次，土地所有權分布不均帶來收入分化，導致本國制造業的需求不足，并轉向非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路徑，導致增長滯后。宏觀上表現為土地部門過度擠占經濟發展收益，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具有負外部性（彭文生，2013）。此外，土地具有更強排他性，意味著土地是規模擴張時最短的那塊板，為其帶來溢價能力和壟斷權力。因此在微觀上，土地部門本身也是高度規模不經濟的。但另一方面，在某些產業上大國也具備緩解土地規模不經濟的潛力，例如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需要豐富多樣的地理條件，才能較好地平衡風、光、水電等能源供給的間歇波動，土地大國往往擁有更大面積和更多類型的土地，可以實現更大程度的能源生產和自給，這也是未來發揮大國規模優勢需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

規模經濟還可能帶來市場壟斷，而壟斷是否可容忍則取決于可競爭性。頭部企業可能積聚了更強市場勢力，極端情況下甚至導致壟斷，反而可能阻礙產業的發展和升級。例如產融結合模式下，綜合金融集團同時控股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將其享有的政府信用擔保延伸至實體部門，實體企業能夠更輕易地在市場競爭中勝出，獲取市場勢力。更嚴重的， 借助政府信用擔保帶來的便宜資金，低效的實體企業得以長期生存甚至蓬勃發展，其壟斷是不可競爭的，對本國產業和規模優勢的擠出效應更強。過去數十年全球過度金融化所導致的產融結合就損害了整體經濟效率，帶來規模不經濟（Pogach，2019）。在中國，也存在著少部分企業盲目向金融業擴張，風險和問題不斷累積的現象。在發揮規模優勢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壟斷與競爭之間的關系，關鍵在于壟斷是否具備可競爭性（Baumol，1986）。具體而言，當壟斷是可競爭性的，壟斷者迫于潛在競爭壓力，持續投入創新和效率提升，往更高精尖的方向邁進。長期來看，這種壟斷對效率的危害較輕，甚至反而有利于促進產業發展、強化本國規模優勢。

五、思考與啟示：如何更好發揮中國的規模優勢？

逆全球化和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中國本就具備一定規?；A，可促進內部市場競爭，推動大規模生產、激活規模經濟效應。在此基礎上，中國還有能力將其他國家融入本國主導的產業鏈中，發揮區域內大國的溝通、協調作用。綜合來看，中國可在糾正市場機制，緩解土地規模不經濟，以及加強跨國合作等方面發揮并強化自身的大國規模優勢。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

首先是要糾正市場機制缺陷，做大本地市場。在人口和消費市場規模以外，規模經濟效應的另一個關鍵影響因素是發展市場經濟。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促進分工貿易，將大國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得以更有效地轉化為競爭優勢。然而市場機制卻也存在著外部性和壟斷兩個潛在問題，針對這兩個缺陷，可著力促進內部市場競爭，減輕外部性與壟斷的負面影響，兼顧規模經濟和市場效率。特別是存在更強的規模和范圍經濟效應的數字經濟中，中國可更好厘清規模經濟和壟斷的關系，借助國內市場規模培育出更大體量的數字企業，幫助本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占優，同時也要堅持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提升知識型產業的可競爭性，減輕頭部企業對創新和經濟效率的損害。

其次，可根據產業特點有針對性地緩解土地資源的規模不經濟問題，并發揮大國土地規模優勢。土地是一種較為特殊的資源稟賦，一方面，土地密集型部門的外部性與壟斷相互交織，自然壟斷的特性導致了對其他產業的擠壓，繼而后者也強化了其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大國具有土地面積和多樣性的優勢，對于綠色能源等部門而言則是一個發揮規模優勢的機遇。針對土地密集型部門的規模不經濟特點，可考慮限制房地產等部門的過度發展，尤其是過度金融化發展。此外，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讓房子回歸居住屬性的基礎上，還可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等舉措，滿足居民合理的居住需求、釋放市場經濟活力。抓住全球綠色轉型的機會，依托大國制造業優勢，在大量綠色能源豐富的未利用土地上部署清潔能源設備，加大海上風能、屋頂光伏等節地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土地充足和土地有限地區的優勢互補。

此外，還要利用好本地市場，加強跨國產業鏈合作。新一輪逆全球化要求各國在促進國內市場經濟循環的基礎上，在聯系緊密的國家間、區域內推進更深入的跨國經貿合作，全球產業鏈分工因此呈現多極化且各極間相互聯系、競爭的新格局。中國可依托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在跨國產業鏈的組織、協調，甚至重塑等方面發揮更積極主動的作用。首先，中國可圍繞滿足國內大市場需求的目標，打造本土的產業鏈優勢。在支持國內龍頭企業做大規模、取得產業鏈主導權的同時，鼓勵這些企業帶領國內產業鏈上下游共同成長，整體向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等上游產業延伸，或向銷售、售后服務等下游產業延伸，在更多環節上提升產業鏈地位、鞏固競爭優勢。其次，圍繞國內產業鏈，中國可著力打通其與區域產業鏈和全球產業鏈的協調關系。積極促成其他國家，尤其是與本國聯系較緊密的、地區周邊的國家，深度融入中國的優勢產業鏈中，形成區域產業鏈，通過區域內深度合作放大并共享規模經濟效應，并牽頭加強與其他區域產業鏈的聯系，帶領區內各國融入全球競爭合作。此外，還要注重通過跨國合作激勵國內產業往高端發展，增強大國的引領作用。鼓勵國內企業積極參與創新和國際競爭，實現在產業鏈中的地位攀升，甚至是成為鏈主企業，幫助中國鞏固生產制造端的優勢地位，推動國內產業升級、擴大本國的優勢產業數量與規模。具體實踐中，可考慮給予適當的政策支持、降低企業的試錯成本，為產業發展和升級提供積極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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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dvantages of Economies of Scale in an Era of Deglobalization

Peng Wensheng

Abstract：The economies of scale at the macro level mean that when a country's population or market size expands， production costs are spread out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nsactions become more detailed， thereby enhan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i.e.， larger nations can achieve faster economic growth compared to smaller on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small nations have enjoye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brought by the global market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s， leading to a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the scale of large countries in macro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era of deglobalization， larger nations can accumulate highe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ased on their sca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especially digital economies， further magnifies the scale advantage of larger nations. Larger nations also exhibit stronger capabilities in spreading the costs of defense and public servic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ami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China， with its population and total economy among the world's leaders， has the foundation to leverage the scale advantages of a large country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 key lies in expand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establishing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and addressing market failures caused by externalities and monopolies， especially requiring improvements in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land， financ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Meanwhile， China's substanti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stronger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llow it to strengthen integ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dustrial chains around its own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e deep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f its industries.

Key words： Scale Advantage; Deglobalization; Large Country Scale

[收稿日期] 2023-11-26

[作者簡介]彭文生，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院長，研究領域：宏觀經濟、財政、金融。

本文修改自2022年11月9日中金研究院報告《逆全球化下的規模經濟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