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中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現代性

陳 寶，蘇志欽

（上海政法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701）

現代化是一個表征著人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總體趨勢的核心概念，綜合表現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整體。一般意義上來說，現代化指的是工業化主導的工業革命時代背景下人類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轉變，并伴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全方位、總體性的劇變趨勢［1］。西方現代化為人類探索現代化提供了相應的參考，但是由于西方現代化是現代理性與資本邏輯統攝下的現代化，其發展必然會出現相應的現代性危機。而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對西方現代性危機敘事邏輯系統反思基礎上的現代化新路，對于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和為人類更好地推進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本文嘗試對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現代性危機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并集中展示中國在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并建構自身的新現代性。

一、針對問題：西方現代性危機凸顯

在當今世界，“現代性”已成為融入我們現實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既定客觀事實。誠如美國學者馬歇爾·伯曼所說：“人們即使在其一生中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現代性這個詞，也能夠成為現代主義者?！保?］從理論上看，“現代性”與“現代化”的概念緊密相關，現代性正是對現代化歷史進程的理論反思的結果，是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邏輯表達，是一個歷史范疇。當代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曾這樣對“現代性”進行概括，他從時間意識出發，將其定義為一種“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的“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3］。具體來說，“現代性”與“現代化”都是“現代”的衍生詞，“現代”表達了一種相對于過去的新的歷史意識，現代化就是伴隨世界歷史趨勢形成現代世界的歷史過程，而現代性就是在此基礎上對象化的歷史特征，是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邏輯表達。西方現代性的精神內核源于《啟蒙辯證法》的思辨哲學核心，即現代理性與資本邏輯，彰顯主體中心理性，力求以人類力量征服與超越自然，實現主體性自由，即造就理想的理性社會與政治秩序［4］。然而，隨著工業不斷發展，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工業文明在延展人類生命力量的同時，過度的現代理性正在消解人類勞動自主自由的特性，社會秩序整體失序展現了社會“去同步化”趨向，導致了金融危機（美國2008 年次貸危機）、民主危機（新“柏林墻”危機）、生態危機（亞馬遜雨林退化所導致的生態系統失衡）等。社會文化層面由于科技的高度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無序性為人們帶來了新的異化，虛無了人類生存的價值與意義。要想在西方現代性危機中探討中國式現代化“新現代性”的多維超越，就必須在世界歷史背景下去探討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緣起及表征，這是問題意識的彰顯。

（一）過度的現代理性催生了人類生存危機

自西方現代哲學原生體系由笛卡爾基于幾何學創建后，這一體系背后的精神由斯賓諾莎挖掘并進一步進行研究，推動這一精神由概念轉變為一種實踐力量，生成了現代人所賴以生存的核心精神，即“新時期的降生”［5］的理性精神。這種理性精神具有相對的劃時代意義，它被內化為一種與現代世界相適應的精神力量，發揮著其應有的作用：認知層面上，這種力量在剝離了宗教神學的面紗中展現了人身為真正的人的主體意識，人與周圍世界事物的關系得以調整與重構；價值層面上，基于理性的現代社會表征著一種理性主體性原則的現代精神，賦予人們實現自我思考與自我實踐的主體性自由?？墒?，理性在伴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同時也催生著一定的現代性問題：一方面，工具理性在現代社會中擴大控制范圍力求統治社會，將人本身異化為異己的存在；另一方面，現代理性在現代世界中與資本邏輯相伴而生并屈從于資本邏輯，通過利己主義的精神使既定社會的倫理共同體轉變為異己的力量。

社會生活層面上，社會生活在工具理性的滲透下呈現出量化的特征。產生于資本邏輯的現代工具理性的意識已經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成為統治社會的絕對力量，社會生活淪為冰冷的數字與符號，排擠了其他的社會情感意識。在社會量化原則統攝下，社會經濟生成了貨幣主導的社會經濟評價體系；社會管理表現為技術官僚在控制立法層面的相應權力，針對的是犧牲別國利益的實現世界霸權的不合理利益訴求；個人生活中，人們通過追求心率、步數、卡路里等“量化自我”的指標使得自然的身心關系淪為通過技術與藥物支配計算的身體關系。社會關系在現代理性統攝下，異化為標準化、符號化的冰冷的制度規訓，排斥社會情感，消解了人類的生活價值。

主體意識層面上，主體性自由在現代理性統攝下得以張揚，但卻摒棄了將人本身作為生活目標的既定觀念。這里所說的“人本身”是“個體的人”與“共同體的人”相統一的概念，而不是單指“個體的人”。然而，在西方現代哲學的敘事邏輯中，理性主體往往表現出“個體的人”高于“共同體的人”，這會導致倫理層面的危機?！皞€體是第一位的，社會是第二位的?！保?］西方在現代理性的規訓中向來遵循的是個體利益高于任何道德規范，然而這一所謂的“原則”削弱了個體的倫理自覺性，使得西方社會在保持個體與倫理共同體和諧關系的延續方面產生危機，喪失情感的張力，最終使得倫理共同體存在的意義走向虛無。

（二）社會“去同步化”的趨向導致社會結構危機系統呈現

西方現代性在發展結構方面呈現出去社會整體化的特征，表現為社會生活整體由整體結構走向分裂，社會整體的穩定性被大大削弱，危害自我與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能力。按照羅薩的社會系統理論，一般來說，這樣的社會呈現出“去同步化”的趨向，主要涵蓋了三個層面：一是總體生態系統“去同步化”，這是生態系統范疇的問題；二是社會基本面發展速度的“去同步化”，這是社會發展模式范疇的問題；三是社會成員心理的“去同步化”，這是社會精神范疇的問題。

第一，總體生態系統的“去同步化”。針對西方哲學體系對于知識的看法，培根首先賦予知識以價值意義，其為人類掌控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一定的論辯支持，他給予人類支配自然以合理性和合法性，以求突出科學造福人類的價值。然而，現代理性造就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要絕對地支配自然，“人類高于自然”，為人類支配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合理性。這種活動一旦超出了自然的承載力，必定會使自然的合人類發展目的性轉向人類生存的對抗性力量的一面，成為“極端而不受控制的怪物”［7］，以不受控制與不可預測地向人類進行反擊?，F代科技所造就的高經濟發展速度為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相應的人類生存空間的危機，即呈現出社會系統與總體生態系統“去同步化”的特征，表現為社會的高速發展超出了自然的時空承載力：人類的耗能活動超出了地球大氣再循環活動的速度，人類排放污染物的程度超出了生態系統自我恢復的能力，呈現出一種“去同步化”趨向，導致生態系統失衡，造成生物多樣性銳減、全球變暖等生態危機。這些都是總體生態系統全局性與整體性危機的表現形式，給生態可持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二，社會基本面發展速度的“去同步化”。前面講到社會發展速度過高導致生態系統失衡的問題，這是自然范疇的問題。這種類似問題同樣存在于現代社會生活領域，突出表現為社會領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從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狀況來看，在現代社會經濟層面，金融危機與社會民主危機頻發，呈現出市場經濟層面的針對經濟發展的民主決策的“去同步化”問題，由于現代經濟在科技的推動下高速發展，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沒有與經濟科技發展的高速度同步，相對地呈現出停滯甚至倒退的趨勢。民眾逐漸喪失政治參與感，取而代之的是加深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進一步，從世界歷史的宏大視野來看，西方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提升使得當代西方開始以數字資本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殖民主義”來取代資本原始積累的“舊殖民主義”。這種“新殖民主義”主要體現為虛擬空間的數字占有與生產，通過以數字化的知識產權為核心的霸權體系去推動西方的現代化。這種模式引發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負效應：經濟領域中，產生了知識財產私有化；政治領域中，產生了新“柏林墻”危機；文化領域中，西方借助全球互聯網將西方優越論的文化意識形態偽裝成“市場化”的文化產品滲透全世界，以求實現對全世界文化發展的絕對掌控。

第三，社會成員心理的“去同步化”。人們生活在西方現代性所締造的現代社會中，第一位的是人們切身的生活與生命體驗，而這種體驗也在研究的范疇之內，體現為社會系統與主體身心系統的“去同步化”，這種體驗源自現代理性與資本邏輯的作用。它們外化為現代社會，并形成了披著社會機體外衣的機器世界，技術成為統治世界的主體要素，否定著與人類生命機理間的真實聯系，人類淪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的附庸。在盧卡奇看來，就是“純粹的量的相互關系”［8］。人類生活的社會被異化為“一個巨型的松鼠籠子”［9］，人則是機器體系下的零件。無法脫離這個體系并無限循環，人們的身心就會陷入無限的孤獨與倦怠之中，形成全球性倦怠危機。資本邏輯作為推動這一現象發展的根本，在這一現象發展過程中建構人們的拜物情結，人們在資本邏輯主導下將這樣利己主義的意識付諸實踐，共同體內部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關系被遮蔽。

（三）人們在“新異化”出現的世界中面臨日常生活的困境

相對于在宏觀層面針對西方現代性社會結構的“去同步化”的研究，西方社會“新異化”相關理論則是針對西方現代性的倫理層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深刻反映了“新異化”背后的危機?！爱惢痹隈R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理論視角入手，馬克思將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成為人們異己力量的這種現象稱之為“異化”，而“異化勞動”則被定義為人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進行的勞動。在馬克思對于異化的傳統研究的基礎上，當代現代性批判學家羅薩根據社會條件的變化對異化的概念進行重構，在一定的條件下（指社會發展速度超過一定的臨界值的既定條件），他將與人類相異己的對象由勞動和勞動產品拓展為整個世界的時空。在當代社會中，異化由傳統的“四形式”拓展為多元形式，并滲透于技術管控的手段中，對普遍異化進行了遮蔽，并阻礙著人們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當今世界，社會發展速度隨著科技進步不斷加快，而社會學家則從表層的社會現象中看到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技術革新與社會高速發展并未真正解決工業文明進程中產生的問題與矛盾，反而催生了新的異化形式。這些新的異化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種：其一，“空間異化”。其主要表現為社會發展速度加快導致社會呈現大量流動性，進一步導致社會成員心理距離與物理距離相應地脫節，推動物理環境的異化。其二，“物界異化”。其表現為隨著科技進步，產品更新速度加快，而其中所蘊含的主體的價值卻在不斷被削弱。其三，“行動異化”。其指的是在技術理性與資本邏輯所打造的碎片化的社會空間中，人們會傾向于脫離真實的自我認同，呈現為“所做的事（即使是我們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們真正想做的事的狀態”［10］。其四，“時間異化”。其表現為在數字化時代下構成人們生命體驗的時間與實際體驗的時間隨著社會發展逐漸加速脫離，并出現相互割裂的狀態。其五，“自我異化與社會異化”。其表現為社會加速發展直接導致主體與世界關系的崩壞，主體在當代世界中喪失達到自身理想狀態的可能。這些當代社會批判的理論昭示著資本主義社會將在現代理性與資本邏輯的作用下，加速運作其現代性危機，使得危機在社會系統中加速循環，人類陷入這種全局性危機中無法擺脫，最后被整個社會所吞噬，失去主體的意義。

二、問題反思：西方現代性敘事邏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針對上述西方現代性問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進行相應的系統反思，從而涌現出西方現代性批判的社會思潮。他們試圖瞄準西方社會的結構性功能分析以及文化策略的考察，找到社會的病癥并試圖通過規劃一些可行性方案來消解相應危機。他們深入剖析西方當代社會現實，對西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性敘事邏輯進行深入研究，豐富了現代性的理論研究。然而，他們對于西方社會現代性的診療卻具有根本的局限：沒有運用歷史的方法和實踐的觀點、立場去深入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真正展現西方現代性的歷史特點，從而未能從根本上找到破解西方現代性的出路。

（一）反思內容：西方現代性的敘事邏輯

從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上來看，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范疇主要是貫徹其獨有的治理邏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治理邏輯融匯于整個社會體系中，共同服務于西方社會的世界統治目的。這樣的治理邏輯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動態平衡”的社會結構邏輯。在既有的理論框架下，西方現代性批判思潮的核心觀點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處于“動態穩定”的狀態。這種狀態需要通過整體上保持加速運行的社會系統予以維持，這樣才能保證經濟持續發展以及政治穩定，實現社會結構再生產持續運行。而當視野回到微觀的社會個體上，人們只有加入這樣高速運轉的社會競爭體系中，才能生存下去。在這種狀態下，整個社會環境就像處于一個斜坡之上，社會高速運轉給人們帶來的壓力就像向下的牽引力。為了維持在現有的位置上，人們得時刻保持高度的緊張以投入社會競爭中，并盡力爭取向坡的上方進發，這樣才不至于被社會所淘汰。

馬克思是最早發現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動態平衡”結構狀態的，他從傳統的市場經濟領域入手，將這一特質的根本歸結為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本質屬性：“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保?1］714整體社會運作的最終目標都是維持這一“動態平衡”，根本容納于資本邏輯體系中。在當代，這一特性還由經濟領域逐漸向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領域滲透，尤其是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結構模式又誘發了全局性的現代性危機，一定程度上解構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制度模式。

第二，“占有與掌控”的文化邏輯。由于西方現代社會客觀的“動態穩定”特質決定了其只能在動態中維持穩定，所以就必須形成一種控制性的狀態去把控各方面要素，使其維持合目的性的穩定，具體表現為在結構與制度上力所能及地掌控當前所能觸及的空間，這就使得“文化感受……越來越從一種期待變成了一種脅迫”［12］。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人們陷入競爭性目的的進程中，客觀上也滿足了現代社會占有與掌控的目的。人們盡力去實現“可認知”“可抵達”“可掌控”“可利用”四個維度的世界，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其中，“可認知”指的是盡可能地拓展已知范圍的內在張力，具體表現為人們通過技術手段盡可能地獲取更多對于這個世界的認知，比如人們通過互聯網獲取更多的實時資訊；“可抵達”指的是通過物質手段超越時空的局限，比如通過考古可以明晰歷史，通過宇宙飛船可以探索太空等；“可掌控”指的是通過技術手段監管事物的狀態，比如美國政府的“棱鏡計劃”；“可利用”指的是希望世界在價值上由可控制的空間拓展為滿足我們目的的可利用工具。這四個維度相互統一、互相作用，構成了西方現代性的“占有與掌控”的文化邏輯，蘊涵了西方力求掌控世界發展的目的。

這一邏輯體現了兩個基本的傾向：一方面，占有與掌控世界的欲求與主體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相對立，人們在蘊涵占有與掌控世界目的的社會中要想“跟上時代”，就必須努力向上發展，最起碼保持現有的位置，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排除自我”的狀態，人們在這種狀態下逐漸失去主體性；另一方面，“占有與掌控世界”的文化邏輯會使得整個邏輯起點與目的本身背道而馳，形成一個各方面都“無法掌控”的世界，這樣將會消解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正向意義。

第三，“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殖民邏輯。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發展歷史入手，闡明了東方與西方既定的歷史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保?3］36這種殖民邏輯背后正蘊含著“支配—從屬”的關系，表現為殖民者為了滿足支配世界的欲望而將世界歷史整體裹挾進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之中。這種殖民關系的目的在于實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11］871。西方出于滿足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觀目的，通過殖民的方式試圖將世界上所有地區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客觀上形成“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外，工業革命不僅推動著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提升，而且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建構了完善的治理制度，為西方的殖民活動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反思工具：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內在張力

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揭示了西方現代性危機，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性批判的相關論述基本相符，進一步確證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理論的科學性，也豐富了現代性理論的研究。然而，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卻未能從根本上揭示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社會根源，同時也未能從唯物史觀的立場與觀點去解決這一危機，使得西方學界在這一方面未能真正突破西方現代性危機的邏輯范式。這種理論只能起到改良社會消極影響的作用，并不能為突破西方現代性危機困局提供真正的科學有效的歷史出路。

第一，形而上的現代性批判形式解構了社會歷史主體意識，致使其在社會群體層面被削弱。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學家針對既定的現代性危機，闡發了相關的社會思潮，包括浪漫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空間批判理論、生態馬克思主義、后現代批判思潮等，這些思潮針對西方現代性的困境，試圖重構現代社會人類的生存意義?！胺抢硇砸蛩亍笔抢寺髁x學派針對的重點，他們試圖以此重構藝術審美來救贖現代性，意圖消除技術理性對人們的消極影響；法蘭克福學派利用交叉學科的形式去探討當代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并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中蘊涵對現存秩序的批判意識；空間批判理論學派試圖將既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納入人文地理學科維度的研究；生態馬克思主義試圖將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政治生態學角度進行重新解讀；后現代批判理論通過重構社會歷史與社會主體的關系，去尋找適合西方社會的革命話語?？陀^地來看，這些現代性批判理論雖然能部分地揭示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種種現象，但是他們卻通過“差異化的研究視野”割裂地看待處于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歷史主體，使得社會歷史主體意識被削弱，指向“后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與主體意識。

“后無產階級”的表述，始于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對馬克思“無產階級”概念的重構，他們重新表述為“無實體的主體”，比如朗西埃的“無分者之分”［14］、齊澤克的“新無產階級”［15］等。他們對“后無產階級”的理論認同，集中于沒有共同的身份認同卻有充分的共同體意識的群體概念。這個概念表述表現了西方學界兩大方面的期望：一方面，他們希望在當代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尋找到新生的革命力量作為現代性批判的實踐主體；另一方面，他們將無產階級概念拓展為多元主體，“人人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這樣就使得這一概念群體化，與馬克思原本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真正共同體設想背道而馳，指向了虛假的政治共同體，這是典型的形而上論，使得現代性批判的變革主體意義再次陷入虛無。

第二，既定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偏離了唯物史觀的歷史的、實踐的立場，消解了超越西方現代性、解放人類的真正革命意義。西方現代性批判的理論視角僅僅局限于人本主義立場與思辨哲學所造就的西方倫理規范，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歷史的、實踐的立場相偏離，未能從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角度看到現代社會既定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因此批判的理論視角仍被禁錮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形態之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西方現代性危機的問題。

持西方現代性批判立場的社會學家試圖從社會結構功能、社會物化現象、社會身份差異化等理論視角對西方社會現狀進行批判。比如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在西方現代社會結構研究中嵌入文化意識形態范疇的研究，利用藝術、審美及文化領導權來破解西方現代性困局；盧卡奇從資本主義物化現象與物化意識入手，試圖通過重啟“無產階級意識”的精神層面去激發社會新的革命力量。他們的理論表述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弊端，但是卻未能看清西方現代性的真正社會本質，未能從歷史的、實踐的立場上貫徹徹底的革命性，使得“認識與改造社會”失去意義。

總體而言，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建構了以傳統的人文主義價值立場為核心的實踐批判哲學范式，但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而革命的批判立場。相比之下，馬克思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革命的、批判的實踐立場，在理論中灌輸革命的實踐意義，形成統一而堅實的實踐合力，這樣才能展現真正的新現代性。

三、解決問題的歷史路向：中國式現代化以建構新的現代性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現代化語境中的中國智慧，其展現出根本區別于西方現代性的新現代性特征，而這些特征正是基于揚棄與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的邏輯建構。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任務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整個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層面，我們發現：從共性方面看，“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表征著工業革命推動下歷史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大趨勢；從個性方面看，“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表現為“屬于中國人民的現代化”。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是與西方的本質區別，其現代性的建構是基于對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系統反思的歷史結果。

（一）以建構“全體人民共同富?！钡男卢F代性超越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邏輯

西方現代化本質上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其發展的目的就是維護西方資產階級的利益，這種社會發展模式是將人民群眾排除在外的，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將發展利益與人民進行共享，他們以資本邏輯作為驅動力，將階級差異的價值準則“植入”社會治理，“不平等”是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以國家力量保證社會各方面的公平，決定著其主導力量的性質根本區別于西方，能夠實現區別于西方的新現代性的建構。

從主導力量上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核心，帶領著廣大人民群眾共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性質根本區別于西方式政黨及背后的資本利益集團。從主導力量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來看，西方現代化的主導力量是西方的資本利益集體，代表的是占社會群體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由于階級利益的差異化，在推進社會經濟發展時會導致兩極分化；而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外化實體，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作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歷史與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是正確的選擇，黨始終把握正確的歷史發展方向，以人民為中心，領導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推進經濟建設，創造了穩定而繁榮的社會，在推動自身發展的同時客觀上影響著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轉變。

從價值目的上看，“全體人民共同富?！笔峭苿又袊浆F代化的基本價值遵循。相對于西方現代化是資本邏輯主導下和現代理性統攝下的現代化歷程，中國式現代化是以“全體人民共同富?！钡膬r值目的來推進現代化的。以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式現代化突出了對以現代理性和資本邏輯為主體的西方現代化的本質超越。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發展歷程來看，“共同富?！笔冀K作為中國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必須以多數人的利益作為前提，超越了西方現代化代表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利益的現代性特征。

（二）以建構“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相協調”的新現代性超越西方“占有與掌控”的文化邏輯

西方現代性生成于現代理性統攝下的社會基礎之中，而現代理性塑造了“占有與掌控”的社會文化邏輯，內蘊著“剛性”的文化特征，存在一定的排他性。相較于西方的文明觀念，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開放包容的文明觀，遵循和諧共生、文明融合的文明特質，內蘊“柔性”的文化特征，具有兼容并包的開放性?；谶@種文明特質，中國式現代化努力建構實現“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相協調”的新現代性，并將其納入社會發展規劃之中，實現著對西方“占有與掌控”的社會文化邏輯的超越。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保?6］23這正是在反思西方現代性的工具理性統攝下的“占有與掌控”的文化邏輯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超越。西方通過技術革新過程中對資源的不斷占有與控制來實現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社會利用不合理的政策手段，以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源掠奪和轉移環境問題來維持自身的生態平衡，突顯出絕對的“經濟理性”，表征著一種單向度的現代化傾向，必定會造成社會系統關系的失衡，尤其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范疇進行表述：“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保?7］自然界是實現“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協調統一的重要生存空間，對于人類生存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西方經濟發展背后的“占有與掌控”的邏輯相反，中國式現代化始終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構建人與自然良性互動生態系統的關鍵理念?！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弊灾袊厣鐣髁x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來堅持指導生態環境治理的實踐，創新了“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治理政策體系，實現著對工具理性統攝下“占有與掌控”文化邏輯的內在超越。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保?6］24這是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的理念表征，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動態平衡”結構邏輯中對“增長”高度崇拜的超越。西方社會對“增長”高度崇拜，將“增長”理念作為社會經濟發展標準加以絕對化、指標化，整個社會一味地謀求物質利益，最終消解了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意義。相較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力圖破除對物質財富增長的盲目崇拜，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以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作為文明觀的內核，努力平衡新發展的雙翼：一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把蛋糕做大做強”，夯實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將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貫徹社會主義文明觀相統一，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大力發展真正屬于人民群眾的文化，在發展中關切“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推動人民群眾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高度統一，真正實現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物質豐富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的既定發展目標。

（三）以建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現代性超越“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殖民邏輯

與西方現代性具有的殖民邏輯不同，中國式現代化對待世界的方式從來就不是“支配—從屬”的權力視野，而是以一種平等的視野去看待中國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在實踐層面，具體而言，就是中國在推動自身發展的同時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平等地看待世界上各個國家與民族。我國始終堅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推進世界和平方面彰顯負責任大國的本色。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西方現代化的歷史緣起就是建立在對東方國家與民族的殖民與掠奪的基礎之上。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當時資本主義殖民動機的表述：“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保?3］35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力量的世界體系下，工業發展與技術革新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表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達的物質基礎與完善的制度建設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然而，發展中國家通過復刻他們的發展道路卻沒有實現自身的發展，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當今世界體系下未能突破資本邏輯在全球的權力與制度框架。換言之，西方的殖民與擴張的邏輯框架一直都沒有改變，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殖民與壓迫的動機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質屬性，發展中國家被限制于這樣的全球性的權力與制度框架內而無法超脫，最終只能陷入西方所描繪的公平、民主、自由的烏托邦幻象。與此相對，和平發展思想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基因，因為曾經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欺侮，中華民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更清楚和平發展的來之不易。我們的現代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合理兼顧他國關切，為人類現代化發展提供了突破資本主義權力與制度框架的新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在現代理性與資本邏輯的統攝下，以資本利益為中心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在這一邏輯下，人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物”的目的與手段，由“主體”淪為“客體”。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的利益為價值歸旨，突出現代化中“人”的主體地位，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16］63，超越了西方社會“虛假的政治共同體”與“狹隘的個體意識”的政治倫理傾向，揭露了西方現代性阻礙人類交流合作與共同發展的事實，在世界層面推動發展的目的回歸人類本身，以實踐推動全人類發展。

現代化發展任重而道遠，西方現代性在當代世界給全人類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有別于西方現代化的新道路，在探索中把握吸納現代性的優良“共性”，同時又堅持立足中國具體實際的“個性”，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文明觀，在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對外關系等方面對西方現代性進行多維超越，在超越中塑造屬于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的新現代性，為人類現代化發展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