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感染會影響生育意愿嗎？

孫維佳 王琳琳 王雨欣

摘要：大疫之后第一年，人們的生育意愿如何，影響因素又有哪些？對1197戶育齡家庭的調研發現，有潛在生育意向的家庭中，約有近四成在2023年有生育意愿。運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影響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兩個，即家庭經濟狀況如何、老人能否幫忙照顧孩子。此外，約有半數家庭雖然可能還會選擇要孩子，但在2023年無生育計劃。其中，約有200個家庭表示“擔心疫情會反復，今年生育有風險”，故而不愿意在2023年孕育。調查中還發現，家庭普遍把“兒女雙全”作為一種美好的憧憬，且這種憧憬能促進人的再生育意愿。

一、引言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2019年、2020年、2021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降至3. 32‰、1. 45‰、0.34‰，2021年我國總和生育率低至1.15，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時代。生育率低迷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大隱患，因此關注育齡人口的生育意愿尤為重要。

現有研究普遍認為，育兒負擔過重是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一是表現在經濟成本高昂。收入是撫養孩子的物質基礎，收入水平是影響家庭生育決策的關鍵變量，如家庭總收入的增加在短期會帶來生育率的提高。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不少育齡家庭的收入減少，經濟壓力增大導致生育意愿降低。二是表現在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高昂，這兩項成本又往往落在母親身上。育兒過程中父職的缺失，使得照顧孩子的時間成本更多地由母親來承擔；照顧家庭讓女性很難兼顧職場，必然影響職業發展，造成了較大的機會成本。此外，通常情況下，女性和父輩是家庭育兒主力，若父輩不能幫忙照料孩子，就會迫使家庭承擔更多成本，經濟成本和精力成本大大提高。三是表現在政策保障下觀念的轉變，多子多福觀念淡化、生育無性別偏好成主流，以及女性生育觀得到普遍認同等主流思想的轉變，對我國生育率的穩步上升造成阻礙。此外，父母能否提供更多的照料支持，可能對“首孩”生育意愿影響不大，但對“二孩”生育決策影響甚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已經逼近人口“零增長”。近三年來，我國生育意愿持續疲軟、生育基數持續萎縮、生育行為逐漸消極。在中國近年來出生數量持續走低的背景下，新冠疫情進一步壓低中國的生育水平，加速了中國出生人口數量下行。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甚至直接損傷生育能力并影響生育行為。

那么大疫之后第一年里，人們的生育意愿如何？沒有生育計劃的原因又是什么？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探究，能夠提供相關微觀層面的證據，讓政府制定支撐性政策時，更具備靶向性。

為探究這些問題，筆者所在的研究團隊在2023年年初進行了調研，然后對調研所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了分析，完成了此篇論文。

二、調查過程概述

本文的數據來源為線上調查數據。2023年2月初，本團隊以已婚且育齡家庭為調查對象，初步設計出對家庭生育意愿及其相關因素的調查問卷，主要涵蓋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育齡夫妻的婚姻狀況；另一方面是其家庭狀況。最終分三次在Credamo問卷調查平臺上發布問卷并收集相關信息數據。本團隊共發放1200份調查問卷，經過數據處理，最終確認出1197份有效問卷。

三、線上調研結果的回歸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記錄在表1中。

當問及再生育一個孩子，父母是否能夠繼續幫忙照料時，1001個樣本做出了“能或否”的回答1，其中有75.9%的家庭表明，父母樂于幫自己撫養孩子、分擔壓力。對于“是否得到來自父母的經濟支持”的回答中，有近一半的家庭表示能夠得到父母的經濟支持。

從樣本數據中發現，夫妻雙方人均收入與當地人均GDP之比在2020年至2022年的樣本均值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只有37.2%的家庭在2023年有生育計劃，當問及其余的740個樣本回答了“否”的原因時，“以后不再生育”的均值為0.276，即有204戶家庭表示絕不再生育。

表1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注：表中“父母”包括親生父母、岳父岳母、涉及性別的變量，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涉及“是”與“否”的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二）生育意愿的回歸分析

樣本中有993戶家庭沒有表現出“以后不會再生育”的意愿，但其中什么樣的家庭再生育的可能性更大？運用Logit回歸模型進行建模。分析結果見表2。

回歸方程（1）：

“人的以后生育意愿”為Nobirth，“以后可能會生”界定為Nobirth=0，“不再生育”界定為Nobirth=1；children代表“孩子數量”，perfect代表“是否兒女雙全”，moneyin代表“父母是否給予經濟支持”，oldill代表“需要照顧的老人數”，futurecare代表“父母是否繼續幫忙照看孩子”，rel22代表“2022年夫妻平均收入與當地人均gdp之比”，husage、wifage、husedu、wifedu分別代表“丈夫年齡”、“妻子年齡”、“丈夫學歷”、“妻子學歷”，ε為不包含在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和其他一些隨機因素對Nobirth的總影響項。

表2是否還可能有生育計劃注：（1）*、**、***分別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2）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標準誤。下同。

回歸（1）中只有孩子數量這一項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生育意愿與孩子數量強烈負相關。

回歸（2）中“是否兒女雙全”這一變量在5%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兒女雙全是促使人們以后可能有生育計劃的因素。

回歸（3）中“孩子數量”和“是否兒女雙全”依然是決定生育意愿的重要變量；父母是否給予經濟支持和需要照顧的老人數的系數值都為負。

（三）2023年無生育意愿的原因分析

在調查的樣本中，有534人雖未表示“以后決不會再生”，但表示在2023年無生育計劃。調查中詢問了無生育計劃的原因，此問題的結果匯總在下表3中。

表3 2023年無生育計劃的原因

我們發現“擔心精力不足”是人們2023年無生育計劃的首要原因，“擔心經濟壓力過大”是第二原因，其次是“擔心疫情反復”和“擔心孩子太小”。

首先，以“是否擔心精力不足”充當被解釋變量，采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表明，因擔心精力不足而2023年無生育計劃與最后一個孩子的年齡正相關。

其次，因擔心經濟壓力過大而2023年無生育計劃與家庭收入和父母是否繼續幫忙照看孩子負相關。

最后，“擔心疫情反復”充當被解釋變量，采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擔心疫情反復成為第三大因素。另外，因擔心孩子太小而2023年無生育計劃與孩子數量強烈正相關；因擔心孩子太小而2023年無生育計劃與最后一個孩子的年齡強烈負相關。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筆者所在的研究團隊以線上調研的方式，對育齡家庭2023年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嘗試性探究。研究結果發現，對于擁有潛在生育可能的家庭，他們是否計劃在2023年生育，除家庭經濟狀況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父母能否幫忙照看孩子?！皟号p全”偏好普遍存在，但這不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更應該被認為是家庭的美好憧憬。選擇2023年暫不生育的家庭，相當一部分是擔心2023年疫情會反復，生育可能有較高風險。鑒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完善生育成本分擔機制

建立社會和家庭雙方良性互動的生育成本共擔機制，為育兒家庭減少生育成本顧慮。目前，政策層面更多關注直接生育成本，而忽略了家庭損失的間接經濟成本。為此，政府應當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育兒家庭直接經濟補貼，降低育兒家庭的直接經濟成本。

2.鼓勵隔代撫養并發展托育市場

無論從筆者線上收集的數據分析，還是線下的實地訪談，都發現“隔代撫養”這一傳統家庭文化的傳承，目前國內面臨“入公立托育機構難和入私立托育機構貴”這樣的難題，為此，政府應當鼓勵并帶動托育市場的發展，加強政府監管，對其質量、收費水平進行嚴格把關，切實解決幼兒入托問題。

3.鼓勵生育政策與養老保險制度掛鉤

隨著“社會養老”“自我養老”等多元養老方式的興起，“子女養老”的傳統養老觀念已不再深入人心。政府應重視社會養老保險對生育意愿帶來的正向影響，可以將社會養老保險費率同生育子女數量相結合，子女數量多的家庭可以獲得更高的費率及政策支持。

基金項目：2022年山東省大學生研究性學習與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后疫情時代農村地區‘三孩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基于山東省濟南、濟寧、臨沂等地的調研（編號：S202210454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濟寧學院儒商學院27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