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探賾

李雨潞

（同濟大學 上海 200092）

當前，數字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基于互聯網技術的新興概念正闖入人類社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發布的《2021 年數字經濟報告》中已然指出，2022 年全球互聯網流量將超過截至2016 年的互聯網流量之和[1]。特別是新冠疫情的種種特性加速了人類世界生產生活方式的數字化進程。顯然，后疫情時代“數字”二字日益融入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勞動生產到民主政治，從社會運行到文化交流，數字時代的到來呈現不可阻擋之勢。2012 年，面對當時的社會歷史現實，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那么在數字信息技術前所未有地進入人類社會并具備巨大發展前途的當今，數字時代已然呈現出哪些現實特征？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出了哪些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何以可能？這是本文意欲回答之問。

一、數字時代的現實特征

（一）數據的資源化：數字時代的社會生產特征

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馬克思立足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將生產力看作人類改造自然使其適應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要素按一定方式結合而成。顯然，數字時代的到來豐富了生產力的外在表達，生產力超越了純粹的物質形式而呈現出部分虛擬化表征。一方面，數字技術融入勞動過程，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進入價值增殖過程。另一方面數據成為勞動者的勞動對象。數字勞動者依靠數字技術，作用于數據資源，探索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力量。數字技術與數據資源可以被看作馬克思所定義的生產力范疇在新時代的新形態。

作為一種生產力的新形態，數據資源與傳統的生產要素形態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即非競爭性和易流動性。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借帕累托效率的概念給公共物品的非競爭特性以經典定義，也即“每個人對該商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其他任何個人對這種商品消費的減少”[2]。當然，我們不能將數字時代的數據資源定義為純公共物品，但它確因其天然的虛擬性而具備了非競爭的特性。此外，大數據、云空間、區塊鏈等技術的發展使得數據資源得以在不同所有者之間快速流動，數字交流合作已然具備技術可能性。當今世界，數字經濟在全球范圍內蓬勃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數字信息技術融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各環節。數字技術的發展既催生出新的產業鏈條，又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傳統制造業的技術變革與產業迭代。顯然，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已然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和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數據資源的自身特性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拓展出更廣泛的可能空間。

（二）主體的個體化：數字時代的個體存在特征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涉及全人類價值認同，繼承了馬克思關于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價值旨歸，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必然導向對現實的人的存在狀態的關注，必然導向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認識。數字時代，隨著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狀況發生改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也必然發生變化。

數字時代出現了主體的個體化傾向。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嗽诘诙F代性的語境之下提出了“個體化”概念，“個體自我實現的倫理在現代社會中處于最有利的位置”[3]27。在貝克的論述中，“為自己而活”的可能性源于社會的高度分化。在這一層面，有理由認為數字時代加劇了主體的個體化傾向。這是因為，第一，從勞動者生產分工層面看，數字信息技術正重構當今社會的分工方式。分工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邏輯中的重要一環。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里，由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人類社會分工直接影響了社會交往關系。在數字時代，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知識和信息的極大豐富，對于同一工作門類，個體所需要具備的知識和所需處理的信息量大大增加。然而個體作為一個勞動者，其肉體和精神所能夠承擔的平均工作量必然是有限的，這就要求社會分工結構根據社會生產的新變化進行新的調整，也就會導致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和復雜化。社會分工的細化加劇了社會成員的差異性。第二，從人的存在空間層面看，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空間成為人的新的存在空間，人的社會生活由傳統的現實社會生活拓展為一種傳統現實與虛擬現實共存的多維空間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社會角色必然呈現出倍數增長。虛擬現實空間中的自我與現實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弱聯系，虛擬自我往往有別于現實自我。在理想狀態下，虛擬現實的存在易于打破肉體限制而實現個體的個性彰顯，個人的自我意識會呈現出更強的獨立性。第三，從個體的勞動生產層面看，在數字時代，“流動的群體、流動的勞動和流動的生活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勞動觀念和生活觀念，在數字資本主義中，勞動成了沒有固定場所的發散性社會創造”[4]。此時，由于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生產與個人的存在相伴而行，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單元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個人成為社會生產生活的基本單元。勞動成為發散性的社會創造的過程既表現出工人勞動的異化可能，同樣也可以突顯出主體的個體化程度的提高。不可否認的是，大數據使得個體成為一個獨立的被分析單元，人的工作被效率統治而無所遁形。但同時個人的生產也擺脫了時空的局限，個體性得以從中發展，世界日益多元化。

（三）世界的有張力：數字時代的世界交往特征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理論創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離不開對世界交往的探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世界交往的形成和發展，是世界歷史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力量?？v觀人類歷史發展歷程，幾乎每一次的技術變革都帶來了世界更深層次的關聯。從原始社會受制于人類肉體局限的偶發性交往，到得益于航海技術進步而成型的開辟新航路的自覺性世界交往，再到如今依托于數字信息技術而形成的世界范圍內的普遍交往，隨著數字信息技術日益成熟，數字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深刻改變，全球范圍內的國家和地區打破種種藩籬，日益鏈接為一個整體。在經貿領域，數字使世界范圍內的經貿往來日益便捷。數字信息技術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經貿往來提供了物質基礎。大數據、數據分析等技術的發展使得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經貿的往來同時也意味著人的往來，政治文化領域的交往常與經貿交往相伴而生。不但如此，隨著數字傳媒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和文化交往超越了對經貿往來的依托而表現為更直接的個體交往。然而在這樣的世界性政治文化交往中，由于主體的個體化，文化和個體思維的多樣性更加凸顯，文明交流互鑒與沖突將同時并舉。世界成為一個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離的富有張力的整體，這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出了挑戰。

二、數字帝國主義與數字鴻溝

盡管數字時代的到來為我們描繪了一個“世界大同”的美好藍圖，但辯證來看，一系列的外部阻礙因素依然存在，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數字帝國主義：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外在阻礙

列寧曾指出，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5]704，帝國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5]660。在這一層面，數字時代帝國主義的新形式就表現為數字壟斷，即對數據資源和數字信息技術的占有成為霸權統治的可能?！叭绻粋€國家控制了信息流，就如同在另外一個不同的時代控制了海洋一樣，人們將這種新型的帝國主義冠名為數字帝國主義?！盵6]如前文所言，數字時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數據資源化特征，數字信息技術已然嵌入當代人類社會運行過程。數據資源的非競爭性和易流動性為世界范圍內的數字合作提供了理想化的可能空間。然而共享的阻礙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資本邏輯始終存在。

資本邏輯是資產階級行動的基本遵循，無休止地追求價值增殖，無止境地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顯著特征。當數據成為戰略性生產資料后，它也當然具有了強價值增殖屬性，進入資本主義的壟斷視野?，F階段數字信息技術和數據資源融入生產過程本身在帶來高附加值的同時也對資源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業已掌握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少數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容易利用其資源稟賦優勢在全球貿易中走在前列，將數字壟斷推及世界，借各類手段限制后發國家的數字產業發展。非但如此，數字帝國主義的統治同樣表現在文化之上，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借數字傳媒壟斷世界話語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遭到扭曲。

（二）破除數字鴻溝：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應有之義

盡管數字經濟在世界范圍內以迅猛之勢發展，但聯合國《2021 年數字經濟報告》同時指出，除與網絡連通性有關的傳統數字鴻溝外，數字鴻溝又呈現出與“數據價值鏈”有關的新層面[1]。數字鴻溝既存在于一個國家的內部，也發生于不同群體之間，更存在于國與國之間。有學者認為對數字鴻溝的研究存在三個層次，即數字基礎設施接入差距、數字技術使用差距和數字化收入差距[7]?？梢?，世界范圍內各國數字發展公平所面臨的挑戰與數字時代的到來相伴而生。由于發展水平不同，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承擔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高昂資金、高技能人才引進以及高新技術開發和引入所帶來的開支。與此同時，在數字信息技術領域取得先發優勢的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出于自身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等方面的考量，以各類名義、各種手段阻礙跨國的數字領域投資以及技術交流和轉讓以維護領域內的壟斷地位。后發國家或是不得不屈從其下成為附庸，或是在依靠自身力量進行相關建設時受到打壓，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速度被迫放緩。因而數字時代的到來又有加劇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趨勢。有數據顯示，互聯網滲透率在北美已接近90%，在非洲卻剛達到30%[8]。顯然，發展中國家被迫處于數據價值鏈的底端，成為數據資源的提供者和數字產品的付費者，處于全球數字價值鏈的從屬地位而成為被剝削者。這凸顯出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必要性，也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三、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何以可能

習近平總書記曾談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盵9]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社會主義中國為“世界大同”提出的中國方案?！叭祟惷\共同體涵蓋利益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三個層面”[10]，其構建過程必定長期而復雜。顯然，探求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途徑十分必要。

（一）彌合價值分歧，凝聚價值取向

如前文所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面臨著多樣的價值取向的挑戰。首先，傳統的東西方文明對共同體的看法存在差異。西方文明中，現代性精神的確立伴隨著以“主觀理性”取代“客觀理性”這一理論形態的重大轉換[11]。這意味著人從共同體的束縛中擺脫出來，確立起自身作為個體的自由。而在東方傳統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始終存在。二者的對立使共同體思想的全球性價值認同面臨阻礙。其次，數字時代主體的個體性不斷提高，也使世界呈現出價值取向上的多樣性特征，全球范圍內行動和價值觀念的相對一致更難達成。最后，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數字媒介的存在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傳播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在這種復雜語境下，我們既要著力彌合分歧，從生態環境保護、打擊恐怖主義、保障衛生健康等全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出發，尋找不同文明的價值鏈接點，同時又要構建自身的話語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構建一個公平有序的多維數字傳播和人文交流渠道，促進世界各個國家、各國人民、各地文明的友好互鑒。

（二）推進數字建設，夯實共同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要理直氣壯堅持發展中國家的正義主張，把我們的共同訴求和共同利益轉化為共同行動?！盵12]數字時代，數據資源和數字信息技術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至關重要，數字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前文所言，當今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數字鴻溝，廣大發展中國家難以獨立進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缺乏數字技術開發和應用能力。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理應肩負重任，在增強自身科技創新能力和數字建設水平的同時，推動世界范圍內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在確保世界各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構建數字發展的交易平臺，輔之以合理的、符合共同利益的交易規則，使世界聯系為一個整體，借以促進世界范圍內資源的高效利用和世界市場的溝通聯結，夯實各國共同利益，打破數字壟斷，促進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力解放。

（三）破解治理難題，共擔治理責任

所謂的數字治理，既是對數字領域所產生的各類難題的治理過程，也是依靠數字信息技術進行治理的過程。數字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應用使世界發生了更加緊密的聯系，與此同時，數字倫理失范、數字信息泄露等現象頻發，數據控制權和分配權的歸屬問題未有定論，世界各國正面臨著共同的數字治理難題。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上提出“共同探討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數字治理國際規則”[13]。此時，數字治理絕不是某幾個國家或地區的獨角戲，一個維護經濟全球化有效運轉，保障跨境數據流動和數字人文交流秩序的全球治理體系亟待建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世界各國既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找準共同利益，承擔共同責任，著力破解數字治理難題；又要遵循“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各自承擔起與國家經濟實力、科技發展水平和國家發展階段相對應的責任。世界各國應積極探索數字信息技術在全球治理中的應用潛能，破除束縛全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關系之上的舊秩序、舊體系，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治理新體系。

四、結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如今“數字”正給人類社會帶來一場全新變革，成為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必須對客觀世界保持清醒的認識和及時準確的反映，因此認識數字時代的新特征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正是立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立場，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實踐向度這一具體問題的指引下，從人類個體特征、社會生產特征和世界交往特征三方面出發，著手探究數字時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新的外在表現形式，生產力超越了純粹的物質形式，虛擬的數據同樣成為生產要素的現實存在形式，是現代生產中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生產力的變化必然導致生產關系的改變，人類世界的主體個體化傾向愈發明顯，人類社會因數字時代的到來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整體聯結的趨勢，又因其內在多樣性而相互分離，數字帝國主義和數字鴻溝同時并舉。在這一語境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必然面臨新的現實前提。數字時代，欲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得以可能，就必須找準著力點，在數字產業建設、數字人文交往與全球數字治理中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