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與國家認同:民族地區高鐵建設的時空政治

孫靜宇, 羅卓

就現代多民族國家的整合與發展而言,以鐵路、公路、航空為代表的交通運輸業既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重要工具。特別對于邊疆民族地區來說,交通在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也為各民族成員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客觀基礎與更為多元化的方式,是構建與強化國家認同的物理依托。

一、文獻梳理

高鐵憑借速度快,能耗低以及安全便利等優點,現在已占據交通運輸系統的核心地位〔1〕。當前,我國正由“交通大國”邁向“交通強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交通強國”,交通運輸體系要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要為國家現代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并進一步促進多民族國家內部的聯系與整合,從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貢獻力量〔2〕。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來說,尤其如此。高鐵列車的開行意味著這些地區的鐵路運輸邁進了新時代,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的互動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流動空間,也在交通運輸領域為國家認同的形成與強化構建了新的路徑。目前,國內學界對民族地區高鐵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對時空格局的重構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民族地區高鐵的開通運營首先縮短了區域間的時空距離,驅動民族地區多維空間的結構重構。趙麗江等探討了高鐵的時空壓縮效應與民族地區地域封閉的適配性,認為“高鐵植入能夠驅動民族地區在經濟發展模式、社會生計模式、文化傳承模式及政治治理模式等諸多方面發生裂變效應”,民族地區的高鐵建設將釋放出“民族空間的隱藏潛能”〔3〕。韋功鼎等以北部灣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為研究區域,分析了高鐵網絡對西南民族地區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影響,發現高鐵的開通提升了民族地區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能力,有利于帶動民族地區城市群的經濟社會發展〔4〕。然而,高鐵的開通運營也存在負面效應,可能造成民族地區區域交通分化嚴重。朱德穩認為高鐵建設并未改變民族地區相對閉塞的地理區位條件,甚至在高鐵建設的沖擊下,原有普通鐵路客運減少,反而使民族地區原有交通運輸條件不斷變差〔5〕。張自強等運用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了高鐵開通對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指出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反而縮短了游客在民族地區旅游的停留時長,導致每人次旅游收入下降的現象產生〔6〕。此外,國內的一些實證研究認為高鐵的開通運行給沿線地區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并不均衡,加劇了沿線地區的兩極化發展〔7〕,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如沿途核心區域與外環地帶的經濟增速會產生“盛者越盛,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這可能會進一步拉大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8〕。

二是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對社會關系的重塑作用。高鐵的開通運營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邊疆形態,打破了原先的封閉狀態,推動人們之間密切往來。漆先望指出,交通問題是制約民族地區發展的重要阻礙,民族地區有其“特殊的土壤”,即“落后的交通、閉塞的環境、落后的生產方式”,大幅改善藏區的交通條件,在國防軍事與社會進步方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9〕。宗剛認為構建交通網絡能推動民族地區人民的觀念更新,打破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封閉狀態,促進人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助推新思想的產生和流動,為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基礎〔10〕。孫紅林等探討了高鐵時代的“慢治理”,認為成昆鐵路“慢火車”成為了少數民族與外界連接的通道,其運營不僅促進了沿線社會空間的變遷,更促使鐵路部門“入鄉隨俗”地改造了鐵路空間,增進了民族團結〔11〕。王浩宇用“工程國家”的概念來闡釋“基礎設施與政治活動雙向塑造的一種現代國家形態”,指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為集體情感和集體意志的構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12〕。此外,“一帶一路”的實施也為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帶來新的機遇。平維彬指出,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進一步推進,邊疆民族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更加突出,使其社會結構處于人員快速流動的動態平衡狀態〔13〕。扈紅英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速度不斷加快,助推族際格局發生變化,形成了“民族交融的新型族群生活樣態”〔14〕。

三是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對其文化發展的影響。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促進了各民族互融互通,增強了少數民族文化自信,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創造了有利條件。趙麗江等指出,“‘交通融合’最顯著的政治功效在于‘民族融合’”,民族地區的高鐵建設具有促進民族團結的政治戰略價值,通過各民族間交往互動,高鐵將破解“民族地區的身份密碼”,最終構建大團結的民族意識〔3〕。然而,高鐵的建設也會對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傳承帶來挑戰。白光等認為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在增強民族地區與外界往來溝通的同時,也會對當地的民族文化產生影響,不當開發將對傳統民族文化造成破壞,對民族文化傳承產生負面影響〔15〕。

交通發展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目前關于民族地區高鐵建設發展的交叉研究較為不足,特別是缺少政治學和民族學角度的深入分析。盡管部分學者意識到民族地區高鐵建設政治效應的重要性,并對其在時空格局、社會關系、文化發展等方面的影響進行了論述,但并未以民族地區高鐵實例支撐其觀點。在“交通強國”建設背景下,應從更為系統的視角去認識民族地區的高鐵發展,重視其所能發揮的系統性政治效應,如民族地區的高鐵建設如何推動構建統一的政治認同,進而為維護邊疆社會的長治久安和促進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

在民族地區高鐵中,蘭新高鐵和南廣高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涵蓋了空間分布、民族特征、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

首先,南廣高鐵和蘭新高鐵途徑地區分別屬于我國的漢族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南廣高鐵穿越了壯、苗、侗等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域,而蘭新高鐵則貫通了回、藏、維吾爾等多個少數民族地區。通過探討民族地區高鐵建設所構建的流動空間對國家認同和地方認同的影響,可以促進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融合。其次,南廣高鐵和蘭新高鐵的建設背景和時機各異,為研究提供了多維度的時空政治視角。南廣高鐵是連接中國南方經濟腹地與西南、西北等地區的重要交通通道,其建設在推動南方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涉及到了與其他地區的聯系。蘭新高鐵則是西北地區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交通線路,其與中亞國家的聯通對于實施我國在國際層面的地緣政治戰略至關重要。最后,南廣高鐵連接了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兩者在地域經濟水平和發展階段上存在顯著差異。蘭新高鐵作為連接甘肅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通道,在推動國家認同方面具有特殊意義。

總之,在綜合考慮地理特征、民族差異、經濟發展等多個維度的因素后,本文選擇了在邊疆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中具有典型性的蘭新高鐵和南廣高鐵作為實際案例,嘗試對民族地區高鐵建設的時空政治關系進行分析,以更全面地揭示高鐵建設對流動空間和國家認同的復雜影響。

二、流動空間的形成

(一)空間與流動空間的生產再造

現代法國思想大師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本身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空間的使用價值首先是政治性的?！叭绻臻g的形態相對于內容來說是中立的、公平的,因而也就是‘純粹’形式的、通過一種理性的抽象行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這正是因為這個空間已經被占據了、被管理了,已經是過去的戰略對象,而人們始終沒有發現它的蹤跡?！薄?6〕從這個意義上看,空間并不完全是一個自然屬性的概念,也關涉“社會生產”,呈現出對社會關系的重組和社會秩序的構建。哈維指出:“不去參照特定文化的語言、藝術和科學方面所發展的空間概念,就想理解地理學的空間概念是不可能的。關于空間的地理學觀念因此被深深地置于某些較廣泛的文化體驗之中?！薄?7〕于是空間本身不僅成了被“生產”的對象,同時也會作為一種“再生產者”參與人們的政治生活實踐,對于個體、群體和組織身份認同的形成、維系與強化具有特殊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由于交通運輸、信息通訊等技術的快速發展,空間與時間的關系不斷變化?！霸诂F代的時空之戰中,空間是戰爭中笨拙遲緩、僵化被動的一方,時間則是戰爭中積極主動、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運動速度和更快的運動手段在穩步增加,掌握了最為重要的權力工具?！薄?8〕可以說,馬克思的“時間消滅空間”并不是指自然空間的消失,而是說空間被賦予了更多的流動性特征。由于空間與政治、社會、文化因素密切關聯,“流動空間”的構建、強化與再造也促使現代國家的治理手段不斷發生變化?！傲鲃有栽诟旧现厮芰说乩砜臻g和社會空間的匹配關系,地域社會不再是一個簡單聚集的中心,而成為一個多向聯系的存在?！薄?9〕進一步說,時間與空間的重構為社會關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時空之間的切割并不意味著從此以后二者就變成人類社會組織中格格不入的元素。恰恰相反,時空切割為它們的再次重組提供了堅實基礎,這種重組以協調不必考慮其具體位置的社會活動這一方式而展開”〔20〕。因此,流動空間一方面使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的構建充滿動態性和復雜性,另一方面,流動性本身以及人們對于流動的體驗和適應,也為現代國家的社會治理及其意識形態的傳播催生了新的路徑和方式。

流動空間的再造是一個獨特而復雜的過程,強調的是對現有流動性格局的重構和再設計。這一過程不僅僅是單一的技術升級,更包括對社會、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深刻影響,人們對地理空間的概念與位移時間的感知不斷發生變化,與此相對應,流動空間的形態也在發生新的變化。流動空間的再造首先體現在技術水平的提升方面。具體到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不僅意味著交通工具的更新,更代表了先進技術在流動性空間中的應用。高鐵建設縮短了地區與城市間的時空距離,重新定義了地理空間的概念以及人們對地理空間的感知距離,體現了流動空間在物理層面和想象層面的再塑造。這種技術水平的提升具體展現了對流動空間的重新構建,使得地理距離不再是限制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主要因素。此外,流動空間的再造還影響著社會關系和文化認同的重塑。高鐵的運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更是促進社會交往和文化傳播的媒介。通過高鐵,不同地域人們的相互交流更加容易,形成跨地域的社會網絡。這種社會關系的重新構建挑戰了傳統的地緣認同,使得個體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元素。流動空間的再造還涉及到政治層面的介入。政府在高鐵建設中的規劃和管理對流動空間的形成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例如,在蘭新高鐵和南廣高鐵的建設過程中,政府通過調整城市規劃、制定相關政策等手段,實際上在塑造新的流動空間形態。這種政治介入使得流動空間的再造不僅僅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更是國家戰略的體現。

(二)流動空間與區域通達性的提升

通達性是指一種在合適時間依靠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的能力,也指利用一定交通工具從某一給定地點到達活動區位的便捷程度〔21〕。在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中,通達性增強是指通過高鐵網絡的建設,使得原本相對偏遠、交通不便的地區得以更加迅速、高效地與其他地區相連接,形成更為緊密的空間聯系。隨著“流動中國”的發展,人們的交通出行方式不斷更新,大大降低了原先所需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可以說流動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生活常態。截至2022年底,我國鐵路運營里程累計達到15.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運營里程達到4.2萬公里,西部地區鐵路營業里程達到6.3萬公里〔22〕。中國高鐵不僅在發展中用速度重新定義了時間,也將中國西部地區與中部和東部地區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蘭新高鐵東起甘肅蘭州,與徐蘭高鐵相連,沿線經過海東、青海西寧、甘肅張掖、酒泉、嘉峪關、新疆哈密、吐魯番,西至新疆烏魯木齊,全長1786公里,2014年12月26日正式開通運營。作為中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八縱八橫”高速鐵路主通道之一,它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車里程最長和中國第一條在西北地區建成通車的高速鐵路,徹底打破了我國在西北地區沒有高鐵的局面〔23〕。

蘭新高鐵的開通運營提升了區域間的通達性,為民族地區流動空間的創造奠定了基礎,從時空秩序的多個維度重塑了沿線區域的空間結構。蘭新高鐵縮短了地區之間的時空距離,實現了在12小時之內即可從蘭州直達烏魯木齊,比現有最快的特快列車還要節省6個小時以上,且計劃未來運營時間將進一步壓縮到8小時以內,有利于蘭州和烏魯木齊兩市發揮省會和首府城市的地理位置優勢和國家政策優勢,帶動整個西北地區經濟的發展〔24〕。隨著交通運輸網絡的不斷發展,空間距離不再用傳統意義的物理距離進行衡量,而是逐漸被時間距離所替代。接近性作為地理空間的一個核心原理,其內涵隨之從“空間接近”拓寬到“時空接近”〔25〕。因此,蘭新高鐵的建設與發展改變了原有的時空格局,一是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增強,進而加速了中心城市的空間擴張和重構;二是強化了高鐵沿線地區城市的可達性,“核心—邊緣”的時空格局逐漸形成;三是促進了沿線地區城市之間的經濟往來,“廊道效應”不斷體現在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中〔26〕。這有利于不斷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聚合與發展,進而推動社會關系和國家認同的強化。

2013年12月28日,隨著廣西桂林至北京的首趟高鐵列車開通運營,廣西正式進入了高鐵時代。目前,廣西高鐵總里程達到1771公里,動車通達全國一半以上的省份,位居全國前列,廣西“北通、南達、東進、西聯”的現代化路網格局也在7條高鐵與7條普鐵的互補聯動中基本形成〔27〕。廣西的時空格局因貴廣、南廣高鐵的發展發生了深刻變化,西部地區與內陸的交往越發密切。目前,廣西的大部分城市形成了以南寧為中心的“123”交通圈,“1小時交通圈”是指南寧到北部灣城市的時空距離,“2小時交通圈”是指南寧到區內各主要城市的時空距離,“3小時交通圈”是指南寧到長沙、昆明、廣州、?？诘认噜徥》莩鞘械臅r空距離?！?23”交通圈的形成與發展改善了人民群眾的出行質量,區域同城化的生活方式不斷發展和完善。南廣高鐵還將南方地區和廣西連接起來,原本需要通過傳統交通工具進行長途運輸的路程得以縮減,不僅提高了運輸效率,降低了運輸成本,還加強了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對于商品的快速流通和市場的拓展都具有促進作用。

三、流動空間的經濟效應

(一)資源要素快速流動

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區域間的人員流、物質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在全球范圍的快速流動,導致地區間聯系不斷加強,傳統的“地方空間”格局逐漸被“流動空間”所替代〔28〕。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也是如此,它通過拉近地區間的時空距離,促進資源要素流動、推動產業融合,給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在實際運營中,南廣高鐵、蘭新高鐵兩條高鐵線路的開通為地區內的人、物、資本提供了更為便捷、高效的流動通道。通過高鐵網絡的迅速連接,不同地區的資源、技術、市場得以更為迅速地對接,商品、服務、資本等要素得以更為便捷地自由流動。這種流動性的提升有助于推動地區內外的經濟合作,使得民族地區的經濟結構更為優化,實現優勢互補,進而促進產業協同發展。

在人員流方面,由于高鐵運營速度快、運力大的特點,高鐵的開通運營推動了鐵路客運量的顯著提高。蘭新高鐵在開通運營的一年時間內累計發送旅客427萬人次,疆內動車運送旅客超過196萬人次,相當于每12個新疆人就有一人乘坐過蘭新高鐵〔29〕。南廣高鐵于2014年正式開通運營,據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的公開數據顯示,廣西全社會鐵路客運量由2013年的3275萬人增至2015年的7046萬人。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促進鐵路客運提質增效,推動人員流向沿線城市匯集,為整個區域提供了更強大的發展動力。

在物流方面,流動空間的生產與再造不僅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同時也推動了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蘭新高鐵的開通,實現了客貨分流。原有的蘭新鐵路主要負責貨運和普通客車運輸,而蘭新高鐵則專門負責客流運輸,這就使蘭新鐵路輸送能力提高兩倍以上,貨物運輸量從之前的每年約7500萬噸提升到每年1.5億噸,大大降低了西北地區企業的運輸成本〔30〕,推動了沿線地區資源共享,促進了經濟交流與貿易往來。

在商旅方面,高鐵的開通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地區各區域間的時空距離,形成了鐵路旅游通道,有效促進了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蘭新高鐵于2014年開通運營,途徑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對鐵路沿線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蘭新高鐵開通后,沿線城市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呈井噴式發展。蘭州的旅游收入從2013年的212億元提升至2018年的594億元,旅游人次從2013年的2606萬人提升至2018年的6718.56萬人〔31〕。高鐵開通運營使旅游業成為新疆的支柱產業,烏魯木齊的旅游收入從2013年的276.73億元增至2018年的694億元,2015年旅游業帶動的相關產業的總產值占到了新疆GDP的10%以上〔29〕,為新疆公共服務的提升奠定了經濟基礎,也增強了當地群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

(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高鐵網絡的建設尤其是高鐵“公交化”運營打破了原有的地理壁壘,拉近了地區間的時空距離,縮短了位移時間,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更加便利頻繁,各民族地區之間的交通更為便捷、高效,人員、貨物以及信息能夠更快速地在各地區之間流通,促進了地區間互聯互通、資源要素合理配置,使得各地區能夠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從而促進沿線各城市經濟協調發展與區域經濟的共同繁榮。

蘭新高鐵開通前后部分沿線城市的人均GDP數據顯示,蘭州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47605元增至2015年的53326元,西寧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32280元增至2015年的38625元,烏魯木齊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59493元增至2015年的67248元(1)數據來自《蘭州統計年鑒》《西寧統計年鑒》《烏魯木齊統計年鑒》。。經濟的提升也為各民族之間在貿易、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深度交流提供了場景,為民族融合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與此同時,高鐵開通帶來的時空壓縮效應促進人口流動軌跡發生變化,重新塑造了城市與區域間的人口結構分布格局,推動高鐵沿線城市規模發生改變,非中心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經濟區位優勢迅速躍升。如蘭新高鐵沿線的蘭州、張掖、嘉峪關等城市,因高鐵開通,其在區域發展中的相對優勢得以提升,并對周邊城市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虹吸效應,呈現出城市規模擴張的現象〔32〕。蘭新線沿線的嘉峪關市經濟社會指數發展較高,超過了沿線部分中心城市〔33〕。

在“流動中國”背景下,民族地區高鐵運營的“公交化”在壓縮城市間時空距離、為民族地區帶來物質上的便利、提高整個區域綜合競爭力的同時,為沿線地區各民族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在貿易、醫療、教育等方面進行深度交流提供了場景,各城市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共享化顯著增強,城際間的時空效率不斷提高,時空格局與社會關系也在流動空間的發展中重塑〔34〕,進一步支撐了少數民族地區同城化的生活。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高鐵建設所帶來的休閑、旅游、教育、醫療等方面的便利使沿線居民的幸福感不斷提升,也為民族融合發展、形塑國家認同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四、時空政治的運作: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對國家認同的形塑

(一)時空政治與國家認同的形成

多民族國家的交通建設經常伴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與整合。在現代社會中,交通運輸不僅通過推動時間與空間進一步壓縮改變時空格局,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是政治文化傳播的載體。交通基礎設施在修建和使用的過程中體現了政治權力的運作,并通過傳播進步、民主等政治意識推動民族地區的國家認同,而“一個國家的邊疆是否安全,不僅在于邊界安全、邊疆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相鄰國家之間和平友好相處,更在于國家邊疆各族人民對國家‘認同度’的提高。從認同安全來考量邊疆安全,在人類很長的時間跨度里,邊疆安全的價值核心必然是也只能是國家認同”〔35〕。從這個意義上看,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塑造的流動空間不僅可以服務社會經濟的發展,更能促進政治文化的構建和繁榮,推動各族人民國家認同的形成和強化,進而提升邊疆社會治理效能。

1.以高鐵為核心的流動空間為國家認同的形塑提供了社會基礎,體現了時空政治運作的統一性

民族地區高鐵建設所催生的流動空間推動了國家空間連續性的強化,為社會關系的再嵌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促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群體之間的接觸得以建立在更為多樣化的場景之中,而非基于封閉的、單一的傳統地域空間?！熬涂臻g形式和過程而言,‘流動空間’逐漸取代地方空間成為主導性的空間形態,表征以具體地域為載體的社會文化,與那些繼續支配著社會但卻不受其自身控制的流動性權力與社會組織之間的脫落?！薄?6〕在這一過程中,流動不再是簡單的物理位移,傳統社會中的身份認同構建機制也逐漸脫離具體的地域地點而進行現代性的適應與改造?！皩Α鲃有浴睦斫?不應僅止于物理空間上人口的位移或城鎮規模的擴大,還應加入社會關系網中‘結構距離’的變化,甚至還應包括人們在多元文化中身份認同的情境性調整,形成一種‘跨界’的研究視角”〔37〕。對于少數民族而言,流動空間的生產離不開參與修建、維護、使用交通基礎設施的各族成員,個體的獲得感在實踐中體現,身份認同在流動空間的發展中不斷構建,進而促使個體將自身納入到更宏大的國家結構之中,推動了國家認同的形成。因此,民族地區的高鐵建設不僅關乎物理性的空間位移運動,更關乎民族與國家的融合發展,是社會共同體關系形成的技術表征,它所塑造的流動空間為各民族成員的社會互動提供了現實基礎,同時為構建統一的國家認同創造了一種彈力空間。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以鐵路為代表的陸路交通成為生產流動空間、推動領土整合和促進各民族成員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

2.以高鐵為核心的流動空間為國家認同的形塑提供了歷史基礎,體現了時空政治運作的延續性

就多民族國家而言,交通基礎設施這一流動空間不斷改變著傳統社會的“中心—邊陲”結構,其作用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所體現。民國時期,國人就開始意識到在邊疆地區進行鐵路的開發建設有助于維護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芭c晚清時期‘重防衛輕開發’的治邊理念不同,進入民國后,人們逐漸重視起開發建設邊疆地區,制定了邊疆鐵路的發展規劃。這一系列實踐緩解了邊疆危機,進而推動了國家統一?！薄?8〕在國家行政權威延伸、商品經濟“互聯互通”以及文化交流融合的共同作用下,不同區域之間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原本較為封閉的邊疆空間也變得更為開放。

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推進,以“互利共贏”為特點的流動空間已經從國內向國際社會延展。在這一背景之下,“‘東南中國’不能完全支撐中國國家建設現代化的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北中國’成為實現中國國家建設現代化的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價值評判”〔39〕。因此,民族地區高鐵的建設既是多民族國家發展的內生動力,又是提升邊疆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徑,它通過不斷推動不同民族成員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促使他們形成相似或統一的身份認同。

3.以高鐵為核心的流動空間為國家認同的形塑提供了心理基礎,體現了時空政治運作的象征性

流動空間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象征,在其生產和再造的過程中能夠推動人們生成統一的時空想象。在流動性日益增強的社會環境下,與交通發展密切相關的流動空間為國家認同的形成提供了可視化的框架。民族地區高鐵通過改變人們對時空距離變化的感知,為多民族國家社會秩序的統一創造了全新的條件,其在強化人們符號認同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認同的形成。

一方面,鐵路可視為國家利用流動空間傳播國家意志和進行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拌F路的公共屬性決定了鐵路技術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的重要性,治理是政治的核心任務,鐵路通過提供公共運輸產品服務于社會大眾,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某些社會治理的內容?！薄?0〕另一方面,流動意味著發展,流動空間的生產是國家推動區域經濟增長、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關鍵舉措。流動空間的產生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行動上的便利和物質上的豐富,有利于國家認同的形成與構建;或者說,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流動性及其空間形態感受社會共同體的存在,并依據相似的時空感知,產生了對多民族國家整體的認知和認同。民族地區高鐵建設不僅為邊疆民族地區帶來各種物質上的便利,也促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漸產生心理認同,并自覺產生愛國主義思想,從而增進了民族團結,進而形成國家認同。

(二)“流動中國”背景下國家認同的形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指出:“一個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薄?1〕流動從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制度創新等多個維度增強了社會發展的活力,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傲鲃拥闹袊痹趶娬{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也更加貼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時代需求。少數民族地區高鐵的發展不僅促進了這些地區與內地之間經濟、社會、文化的往來交流,還強化了少數民族同胞對國家的認同,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1.民族文化融合

無論是空間意義上,還是社會意義上,旅程或出行都能夠有效地縮短不同民族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進一步強化民族團結?！盎疖嚿系墓餐眯?激發了平等與自由的感受與習慣。讓所有社會階級一起旅行,并且把他們并置在某種鮮活的馬賽克里,那就是各個國家能提供的所有的財富、地位、性格、習慣、風俗、衣著方式的拼貼?！薄?2〕以蘭新高鐵列車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地區高鐵雖然仍是一個封閉的流動空間,但為個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在這一特定的流動空間中,各民族在共同旅行的過程中感受生活習慣、民風民俗等差異,民族之間的交互性不斷增強,文化傳播與融合也在潛移默化中進行。

大規模高鐵建設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與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有利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對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作用。2021年4月,廣西推出百趟文化旅游高鐵專列,通過紅色旅游、詩歌高鐵等內容促使“高鐵經濟”與“文旅經濟”相結合,以增進“外地人游廣西”的文化體驗與“廣西人游廣西”的文化傳承〔43〕。游客乘高鐵列車前來體驗當地非遺文化,對民族文化易產生親切感,進而推動各民族間文化融合與和諧共生。廣西文旅廳更是推出城市主題月活動,“一月來賓、賀州沐泉,二月河池知味,三月梧州踏春,四月柳州賞花,五月南寧宿野,六月北海趣夏,七月貴港觀荷、百色品芒,八月防城港趕海,九月玉林養心,十月崇左探邊,十一月欽州啖蠔,十二月桂林尋色”〔44〕,以提升“廣西人游廣西”的文旅品牌影響力。2023年11月25日,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迎來瑤族盤王節祈?；顒?。盤王節是瑤族紀念其祖先盤王的傳統節日,匯集了豐富的瑤族傳統文化事象〔45〕。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盤王節不僅是一種少數民族的傳統祭祀活動,更是一種民族文化遺產資源,吸引大量游客前來參觀體驗。游客不僅可以感受瑤族傳統織繡技藝,還能體驗瑤族藥膳、美食、瑤族民俗風情展演〔46〕。而在民族傳統節日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展現了少數民族文化及他們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也推動了傳統節日文化與現代旅游文化的共生,促進了各民族團結交融。

2.意識形態傳播

交通運輸工具不僅是物質形態的存在,也是政治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關系相互交織的場域。流動空間的生產促進了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往來,打破了因距離限制所產生的隔閡,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地區高鐵列車作為一種特殊的載體,同時伴有傳播意識形態的重要功能,能夠推動不同文化在情感和認知的傳遞過程中逐漸融合,為文化認同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

2021年3月,中國鐵路南寧局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共同打造紅色教育主題列車,使動車車廂成為黨史學習教育的“流動課堂”。乘客可以在這一特殊的“流動空間”中利用碎片化時間學習百年黨史,接受紅色熏陶〔47〕。列車中學黨史、唱紅歌等活動讓黨史學習真正“活”起來,讓乘客從“流動黨史課”的聆聽者轉變為學習參與者?！傲鲃拥恼n堂”創造出一個立體化、多元化、全方位的運輸服務系統,擴大了各民族活動空間的范圍、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了各民族間資源共享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家現代化建設中面臨的交通運輸需求,使各民族成員在一個由社會公共服務和民族平等團結所“環繞”的空間內部進行互動,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體驗為國家認同的強化提供了新的路徑。在這一過程中,隨著不同群體交往的不斷加深,心理障礙以及某些舊觀念被逐漸打破,熱愛祖國、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成為人們構建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的基本立足點。

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角度來說,少數民族地區高鐵列車作為一種具有特殊表征的文化符號和實體運載工具,通過與流動性密切相關的自由、平等、繁榮、富強等推動沿線人民進行著關于未來社會的想象構建,從而加強了民族團結融合,進而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聚合。202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聽取匯報時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抓實”〔48〕。通過增強人們日常生活賴以依靠的流動性,少數民族地區高鐵列車構建了一個鮮活的命運共同體符號,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集體意志的重塑。2017年,“民族團結一家親號”特快列車首次開行,實現了烏魯木齊至和田、喀什等地一日到達,開行六年來累計運送旅客621.7萬人次,架起了民族團結的“連心橋”〔49〕。列車員還特地在大年三十舉辦特殊的“列車春晚”,通過開展寫春聯、送祝福、跳民族舞蹈等活動,拉近了各民族旅客之間的距離,讓大家感受到了民族團結的溫暖〔50〕,從而增強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融入感。

五、結語

少數民族地區高鐵是一種“流動的治理”,無論是從時空想象或時空體驗的角度,還是社會關系或價值觀念的維度,它都有利于邊疆地區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是邊疆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少數民族地區高鐵又是一種“治理的流動”,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多元性、動態化的交流與互動逐漸取代了單一性、靜態化的社會交往,流動空間對國土空間連續性的強化、身份認同的構建與變化也具有復雜而深遠的影響,因此“流動的治理”在促進民族融合和維護民族團結方面就顯得尤為重要。

民族地區高鐵建設強化時空壓縮效應,能夠推動沿線區域發展,最終促進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1)民族地區高鐵從經濟方面改變了民族地區的通達性、提高了沿線城市的要素資源流動、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交通政治效應的發揮提供了物質基礎;(2)少數民族地區高鐵列車以現代社會日益增強的流動性為抓手,從流動過程本身生產出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價值觀念,促進了各民族間的溝通與融合;(3)民族地區高鐵列車既是一種物質形態,也是一種符號象征,其通過人們日常生活的流動性構建出各民族成員關于美好未來的想象,從集體意志方面進一步助推國家認同的形塑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聚合。

以少數民族地區高鐵作為研究對象,在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兩方面都不乏現實意義。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南廣高鐵、蘭新高鐵所創造出的流動空間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治理提供了新的視角與路徑,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的交通運輸再次迎來重要的發展契機。伴隨著交通網絡的“互聯互通”建設,有關民族交融、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等問題的研究內容也會隨之得到拓展和延伸。從實踐應用方面來看,少數民族地區高鐵通過支持現代社會運轉必不可少的流動性因素,將政治認同與社會關系的構建結合起來,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治理路徑的優化,為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的交通建設樹立了示范樣本,也為邊疆民族地區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參考借鑒,這對于進一步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