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之間：氐羌記憶

劉大先

這首古歌歌聲長，

就像岷江江水淌；

日夜奔流永不歇，

訴說著祖先的英勇與堅強。

……

雖然句句是古話，

前人的智慧記歌上；

古歌代代傳下去，

千秋萬世閃光芒。

——羌族史詩《羌戈大戰》

“安登榜就是我爺爺！”坐在車后排的安波忽然說。

安波是北川縣文廣旅局的總工程師，負責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大禹文化、資源開發、鄉村旅游、旅游標準化建設、品牌創建等工作。此前在幾次工作會議上接觸過，聊天中知道他在西南民族大學讀過博士，但也沒有深入交流。這次是因為要去汶川縣參加四川省羌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我喊他陪同。路上閑聊，說起“紅色土司”安登榜，才知道原來就是他親祖父。

安登榜是近代史上第一個率眾參加革命的羌族上層人物，1895年3月出生于今松潘縣鎮坪鄉一個明代嘉靖年間受封的世襲土司家庭。安氏土司統轄松潘縣東南部的“六關十堡”以及白羊鄉地區的32寨，在松潘南部及周邊羌族、藏族聚居地區頗具影響。安氏土司的衙門駐地最初設在松潘縣甲竹寺，因此也被稱為甲竹土司。安登榜文武雙全，通曉羌、漢、藏三種語言，且有一手好槍法。

1933年11月，安登榜之父安興武去世，他以長子身份承襲土司職務。1934年春，松理茂懋汶屯區（松潘、理縣、茂縣、懋功、汶川）推行“團甲制”，縣下設區，他被國民黨松潘縣政府委任為第六區（即白草區）區長。但這只不過是國民黨政府收取苛捐雜稅的一個工具人崗位，安登榜出于自身族群利益考量，并不是很配合工作。這年6月，他因借故拒絕參加部署向災民征捐、攤派的區長行政會議，受到記大過處分。11月，又因拖辦攤派，拒繳槍彈、軍餉款，被免去區長職務?？h府委其繼母張玉貞續任，引起頭人們的不滿和反對。在各支頭人的支持下，安登榜領頭對抗，受到國民黨城防軍的通緝，于是帶十余名武裝親信和長子出逃到當時的北川縣城禹里，找他父親的好友、當時的縣長李國祥尋求保護。

這個過程可能涉及到土司家族內部的權力爭斗。在1986年田興茂先生搜集整理的文史材料中，認為是張玉貞為謀奪土司、區正的權位，對安登榜加以陷害，才導致他的出走。反正不管如何，當安登榜被松潘追逐而來的官兵和川軍陶凱部困在礅上（如今屬于北川縣壩底鄉）的時候，遇到了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某部。紅軍出手擊潰川軍，救下了安登榜，并向他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走投無路的困境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之下，他參加了紅軍。

加入紅軍隊伍后，安登榜擔任通司（翻譯）、向導和部隊前衛工作，作勸降工作。給敵部隊中的原部下王光宗等去信，勸其“不要再受騙上當，賣命當走狗”，同時訴說參加紅軍后的感受，請他們“以地方利益和羌族利益為重，不能再讓家鄉遭受災難”。王等人有所醒悟，答應撤離。紅軍乘機擊潰守敵，挺進松潘境內。在行軍途中，安登榜利用自己的聲望向羌民宣傳紅軍的一系列主張和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使群眾很快消除了顧慮，積極為紅軍籌糧、運糧，給紅軍帶路。在他的幫助下，松潘東南和南部先后有七個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1935年5月，安登榜奉命帶領紅軍從格蠶溝翻山去馬場，打敗了胡宗南駐扎的部隊，榮立戰功，在“馬場戰斗慶功會”上受到表彰。羌民游擊大隊成立，安登榜被任命為游擊大隊長。這年8月，安登榜赴毛兒蓋駐扎工作，一個早上他帶四個警衛員出去籌備糧草，直到天黑都未返回駐地，從此失蹤。當時毛兒蓋少數民族中的反動武裝殺害紅軍的事件時有發生，據后來調查，安登榜和警衛人員都已遇難。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安登榜為烈士。

北川的各種博物館或村史館中都會提到安登榜，沒想到他的后代就在我的眼前。安波剛到四十歲，民族史的專業訓練和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他對家族在松潘的歷史經歷相當熟稔，說起來頭頭是道。他自己少時還在茂縣生活過，后來又到北川上中學。我建議他干脆寫一本家族史，把這個線索捋一下。

他的家族在1935年發生革命性轉型，三百多近四百年的土司歷史終結于安登榜那代，是羌族歷史的關鍵性拐點。某種意義上，是過去的終結與現代羌族的開始，氐羌記憶與紅色記憶交織在一起，同時還疊加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傳入，如天主教的印跡。這些多重記憶對于當下文旅產業中構建禹羌文化而言，構成了復雜而多元的遺產。

一切都是記憶，一個沒有記憶的人，只有間歇性的當下碎片，而無法形成連貫的認知，也就不可能有自我的認識?？梢哉f，記憶構成了習得性的技能、地方與族群身份的構建、歷史連續性與自我同一性，使得人們能夠有個確定性的身份和認同。

話又說回來，過度的記憶會給個體和某個群體帶來過載和重負，最終它們會因為無法承受信息累積的密度和重量而崩潰。就像博爾赫斯筆下那個博聞強識的福內斯特，那些紛繁復雜的記憶內容紛至沓來，擁擠不堪，如同洪水裹挾著砂石，洶涌而至，四處漫延，沖垮了河道與橋梁，掩埋了路途與隧道，人們陷入到信息的洪流之中，難以有效地辨析方向，迷失在漫漶無涯之中。

因此，有效的歷史其實是記憶與遺忘的辯證與平衡。它需要從“過去”中擷取材料，結撰成敘事，進而讓這種敘事同當下之間發生互動，并且昭示與呼喚著某種未來的愿景。也就是說，它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產物，并不是對于過去一覽無余的全盤接受，那是一種缺乏批判意識與反思心態的盲目；也不會全然以無情而超然的邏輯進行客觀主義的科學探究，那或許只是學院歷史學者孜孜以求的理想；更不會為了某種未來而去杜撰一個過去，從而陷入到虛無主義。

對于北川這樣一個年輕的羌族自治地方而言，過去留下了何種樣態的記憶材料，如今的人們又如何認定何種過去才是遺產，并怎么樣用那些經過揀選的遺產塑造今日的形象，通往一個規劃和預期中的未來，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

中國一共有117個少數民族自治縣，北川則是其中唯一的羌族自治縣，成立于2003年。我無法確證相關信息，它也可能是中國成立最晚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縣。其實，北川北部緊鄰的平武縣，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汶川、理縣、松潘、黑水都有較多羌族聚居，甚至在某些專家學者看來，茂縣、汶川等地的羌族或許還更為“純粹”。另外，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貴州省銅仁地區的江口縣和石阡縣也散居有一部分羌族，但是那里都沒有成為羌族自治縣。

北川建立羌族自治縣相當晚，縣政協王主席送過我一本爭取建立北川羌族自治縣的文史資料，是李承霜先生匯編的，詳細講述了歷時十八年（從1986年到2003年）的正式申報，到最后2003年7月6日國務院批準設立自治縣的過程。自治縣建制無疑是地方精英試圖立足地理與族群基礎，從文化上構筑某種獨特性，進而獲取行政資源、推動本地發展的舉措，既有著傳承歷史的自覺，更有著現實利益的考量，也可見對于“過去”的征用和對于“歷史”的建構。

與申報建立自治縣同行，北川的羌族認同和羌族文化建構遲至1980年代中期，王明珂在他從1990年代開始的羌族地區田野作業中也對此有過記錄。1950年代以前，并無統一的認同，由于族群間的歧視，在本地沿溪河的各村落城鎮人群間有一種“一截罵一截”的情況。也就是說，每一地方的農村民眾都被下游村落及更下游的城鎮居民喊作“蠻子”或“山蠻子”——他們都自稱是“漢人”，而罵更上游的村落人群為“蠻子”。小壩原先有在走馬嶺戰役中平定白草番的何卿將軍廟，本地人也都認同自己是漢人，并對何卿頂禮膜拜，如今則蕩然無存，只剩下李保將軍廟了。王明珂也講述過“白馬將軍”（何卿）和“走馬將軍”（羌人十八寨的首領）的故事。凡此種種，可以證明北川羌族身份認同從漢到羌的轉移，即他們放棄了漢人的認同，而轉向于以羌人身份為自豪，這種轉移的時間并不算長，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晚近三十年的事情。

從人口和地理分布來說，羌族如今已經是個小民族，絕大部分人可能一生都不會遇到一個羌族，它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性格”似乎也變得相當模糊。但必須要補充的是，那些后來被指認為是“民族特色”、“民族性格”與“民族文化”的東西，也并非空穴來風、憑空捏造，而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創造與發明。事實上，1950年代民族識別的時候，青片很多人被識別為藏族，而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縣的時候，那些藏族和漢族都改成了羌族。這倒不是說弄虛作假，而是中國內部民族身份本身的靈活性、流動性和變異性——它固然以血緣、族群、地域等自然地理與人口歷史構成為依托，但更多是以文化和情感作為根基。

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對羌族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我在北川的時候幾次聽到有人引用：羌族是一個向外輸血的民族。

為什么說羌族是“向外輸血”的民族呢？“羌”原是先秦時代中原族群對西部游牧部落的泛稱。它是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歷史上分布很廣，是漢族前身“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羌族的若干分支由于不同的條件和原因，逐漸發展演變而為漢藏語系中藏緬語族的各個民族。研究藏、彝、白、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普米、獨龍、怒、土家等民族的歷史，溯源而上，都要涉及到它們與羌人的關系。

古羌人原居甘青一帶，核心地帶是河湟谷地和大通河流域。甲骨文記載，早在殷商時代，羌人已活躍于當時的歷史舞臺上。商人對羌地的方國或部落，稱為“羌方”。商王朝為捕掠奴隸，不斷對羌方用兵，被俘羌人是商代奴隸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有少數羌人首領擔任了殷王朝的職官。羌人中的姜人部落，原居姜水流域，對周人影響很大。傳說周人始祖名“棄”，便是姜人部落之女姜嫄的兒子，周人對姜嫄十分崇敬，稱她為始祖母。周人敘述其民族始祖后稷事跡以祭祀之的長詩《生民》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這首詩的第4至6節主要寫后稷開發農業生產技術的稟賦，間接反映出當時部分羌人部落里，農業已同畜牧業分離，完成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西周時，羌人中的姜姓曾與周人中的姬姓相互通婚，結成長期的婚姻聯盟，故周王朝建立后，進入中原的姜人，在周朝形成了不少姜姓諸侯國和姜姓諸戎，逐漸與炎黃族及其他氏族、部落融合，構成華夏族，成為漢族前身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大部羌人仍居甘、青東部的黃河、湟水和大通河流域，西北至新疆鄯善，南到川西北。他們依隨水草，牧羊業發達。即如《后漢書·西羌傳》記載云：“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產牧為業?！惫省墩f文·羊部》解釋“羌”字從羊從人，即指此。其中說到的“賜支”是羌語中的“河曲”地帶——黃河自西來，到祁連山支脈的大積石山東南端，曲而西北行；經小積石山的東北麓，又曲而向東行；至曲溝，又曲而東行，凡千余里，都稱作河曲，位于甘肅與青海的交界區域。

在春秋戰國時期，西北羌人建立義渠國，是秦爭霸西戎的主要對手。秦國向西開拓，引起了西北地區羌人的極大震動，同時也給他們的政治經濟生活帶來了深刻影響。自秦穆公以后，迫于秦越來越嚴重的軍事壓力，西北羌人開始了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當時有的向西發展，“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這支“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的羌人，即是“發羌”“唐羌”，后來成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有的則長途跋涉到新疆天山南麓，成為后來史籍所載“婼羌”（現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還有若羌縣，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縣，相當于5個瑞士，10個以色列）的組成部分。有的北遷至今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一帶。還有大量羌人繼續向西南移徙，成為“越羌”“廣漢羌”“武都羌”等，即今天的隴南川西北一帶。這些遷徙的羌人與當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彼此犬牙交錯，由于自然條件差異，有的處于河谷地帶，有的盤踞丘陵，有的棲居深山密林，加之其他因素的影響，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有的強大，有的弱小，或農耕，或畜牧，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同化于漢族，或與土著結合，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

南遷到如今四川阿壩與綿陽的羌族的歷史過程，以簡略而充滿象征意味的口頭文學形式存留在《羌戈大戰》史詩之中，其過程充滿了無數的掙扎、妥協、爭斗。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曾經在田野調查中，遇到了一位蘿卜寨的釋比張景鰲。作為族群文化精英，張景鰲為馬長壽口誦了《太平經》，內容同羌族的另一部英雄史詩《澤基格布》有交叉之處，其中有一段戰斗與遷徙歷程很耐人尋味：

車幾葛布的父親名曰比格砥·日羅爾瑪，母親名曰綿格砥·日謝爾瑪。產生一子，頭如斗大，耳如扇形，兩目如環，齒粗如指，臂長八尺，身高丈二，足長三尺。一歲吃母乳，與母親的另一乳搏戰；兩歲坐父懷，手足不停作戰；三歲持棍棒，在外指天觸地而戰；四歲在屋內呼躍而戰；五歲潑水而戰；六歲與家神戰；七歲在獨木梯上跳躍八跳；八歲耕田，與土地戰；九歲牧羊，與草地戰；十歲播種；十一歲跟所遇到的人們挑戰；十二歲騎牦牛應戰。十三歲從賜之南下。初到哈牛遇格地仙，與戰勝之。繼到闊笮，遇楚日仙，與戰勝之。又到哈蘇，遇戰不勝。又南到貴尼別格，遇蒲板仙，與戰不勝。乃轉至帕斜別都，雖然沒遇到人，但見其地的挑擔長九丈，草鞋厚九寸，弓長九丈，箭長九尺，螞蟻大如犬，蛤蟆巨■。從這些東西，推測其人，必然強大，遂不敢久留，回頭北上。所到之地，修筑城寨，以謀久居。修筑的城計有蒲支介格，一也；朱格巴，二也；巴些甲格，三也。途中遇見茂州的山神瓦巴仙，瓦巴仙問他為什么不向南方去呢？他說：“南方人體大力強，我不能戰勝他們呀！”

這段記載饒有趣味。車幾葛布又譯為澤基格布，是羌人英雄。史詩中的英雄往往就是一個“類”，一個族群的象征，他的經歷其實就是一個族群的經歷。車幾葛布從嬰兒時代就開始不停地與各種事物（母親的乳房、手腳互搏、指天觸地、房屋、水、家神、梯子、土地、草場、種子、所遇到的人們……）作戰，是史詩的寓言化手法，表面上呈現的是英雄自小的頑皮、勇武、與眾不同，實際上可以視作一個隱喻，講述微小族群不斷在成長中與自然環境及各種勢力斗爭并壯大的過程。

車幾葛布前行的路線，那些羌語記音的地名清晰地展現了族群艱難遷徙、建立家園的途徑：賜之（即《后漢書·西羌傳》中提到的賜支河曲，在今天青海貴德縣以西、共和縣以南地區；賜支河首發端于黃河發源地扎陵湖、鄂陵湖一帶，往西則至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哈牛（即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汶羌族自治縣等地）——闊笮——哈蘇（汶川）——貴尼別格（娘子嶺，都江堰與汶川縣交界地帶，成都平原進入阿壩高原之處）——帕斜別都（白沙，這個地名成都、重慶和綿陽都有，但我推測大約在今成都雙流一帶）。他們在快到平原的地方，無法戰勝當地族群，于是返回茂州，建立了蒲支介格（汶川北的雁門）、朱格巴（茂州南的上清坡）和巴些甲格（茂縣的白水寨）三座城。短短的記錄背后，隱藏著血腥而慘烈的歷史；同時也顯示出羌人的機動靈活和審時度勢，當他們無力往南開拓時，則折返茂汶，就地建城。

史書中匈奴、鮮卑、羯、氐、羌并稱 “五胡”，在歷史前行的勢力盈消中，大多數消逝于時間的河流，如同雨絲落入湖海，融化在后發族群之中，到現在只剩下了羌族。但是，這個羌族顯然也只是早先羌人中的一支，絕大部分羌人如同匈奴、鮮卑、羯、氐那樣，都如鹽入水，匯入到其他民族之內了。后秦、西夏都為羌人所建，但在西夏國時就稱為黨項人了。宋代以后，南遷的羌人和西山諸羌，一部分發展為較為穩定的羌人族群，保留了羌的族稱，成為今日羌族的先祖。因為古羌人以牧羊著稱于世，羊首于是就成為后來羌族的圖騰。

羌與氐常常并提，按照馬長壽先生的說法，兩者并非一族。我沒有做過詳細考訂，很疑心《羌戈大戰》中的戈基人跡是氐人的一部分，如今被喚作白馬藏人的藏族族群組成部分應該也同氐人有著密切的關聯。氐自稱盍稚，原居隴坻之南，巴蜀之北，峻嶺大阪，巖石崩墮之聲遠播，故漢人稱之為氐。盡管氐羌兩者存在諸多差異，在漫長的歷史融合中逐漸化合無跡了。

現在的羌族從語言學上劃分，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扒肌狈瞧淙吮久?，而是他稱。應劭《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者，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以為號?！彼麄冏苑Q“爾瑪”或“爾咩”，聚居在高山或半山地帶，所以后來延伸被稱為“云朵上的民族”。

瀟湘電影制片廠的韓萬峰導演拍過一部羌族題材的電影，就叫《云上的人家》（2011）。他還拍過《爾瑪的婚禮》（2008）和《歡迎你到阿爾村》（2011）兩部與羌族有關的電影，分別是以羌族婚禮和釋比文化為主題。值得一提的是，前兩部電影的女主角就是互聯網上的初代網紅“天仙妹妹”，羌族姑娘爾瑪依娜。她2014年以出品人和主演身份拍攝了中國首部羌族母語微電影《莫朵格依》。不過，韓萬峰的電影是在汶川取景的，爾瑪依娜也是汶川人，北川背景的電影目前只有藝兮執導的《紅色土司》，就是根據安波的爺爺安登榜的事跡改編的。

韓萬峰的這幾部羌族文化題材的影片都有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即盡力將羌族的文化與民俗符號摻入到敘事之中，或者可以說他就是圍繞羌族文化與民俗來進行編劇的。他的“立此存照”的文獻意識，對于宣傳地方景物、民族特色頗有作用，但同時也將某種文化形象靜態化了。耐人尋味的是，羌族的服飾和許多過往的習俗與儀式在當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見了，它們更多以文化符號的標識性，出現在官方組織的節日慶典或者商業性旅游項目之中。

這里出現了意味深長的文化能動性，即借助文化作為媒介，發展經濟為旨歸的舉措，結果很可能會復興某些久已消失或者行將消亡的傳統。此種情形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與民族中并不鮮見，比如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的旅游業，讓勒貢和巴隆舞、仁辛科蠟染、烏布小鎮的“原生態”生活方式，以再造傳統的方式復興，呈現在外來者的目前。

這些以本地“傳統”面目出現的文化產品與實踐，并不是所謂的“原生態”“傳統”本身，而是過去的“傳統”在當代轉化與創新后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傳統”并沒有固定的形態，它總是隨著當代人的生活需求發生靜悄悄的變化。人們基于當下的現實，而從記憶材料中提取元素，傳承適應時代與社會需要的事物，而非抱殘守缺地固守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某個階段性文化樣態之中。也唯有如此，文化才沒有同文化的持有者生活發生分離，變成靜態的博物館展品，而永遠葆有其魚游水中、鳥飛天上的活潑潑的狀態。

“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現在”才是最重要的，而“現在”稍縱即逝，沒有定型的模式，總是處在不斷的動態過程中，這讓文化擁有了活力。

現在北川“關外”諸鄉鎮的羌族古老生產生活方式已經淡化，羌族文化元素更多體現在城里服務員的服裝、羌語祝福語、部分建筑的風格之上。那些顯然是經過元素提取、潤飾的結果，比原先的樣式要更趨于時尚感。比如，男士襯衫的領子與胸前點綴幾朵羌式云紋，既簡潔明了，又大氣端莊，政府機構工作的公務員都可以作為正裝，但如果穿個純羌式對襟汗衫就不免有些另類了。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的折中、調和與發展，透過這種細節顯示出來。

“關外”的民族文化保留了更多的“生活氛圍”，隨著白草河與青片河往上游走，愈是偏遠冷僻之處，愈少有外來影響之地，氛圍愈濃郁。片口和青片無疑是北川最貼近“原生態”的羌族鄉，也是離縣城最遠的兩個鄉。初冬時候我去青片的西窩羌寨考察基礎設施改造，那里的房屋為了接待游客也很早做過改建和裝修。但是，在青片鄉的山坳深處依然可以見到穿著長袍在菜田里除草的人，大爺上身是中山裝，下身則是長褲外面裹著藍色布袍，以起到保暖作用；大媽就是老式的黑色粗布裙子。他們服裝上的雜糅，體現的是變遷中一直存在的過渡狀態。寨里氣溫比縣城低了五六度，同行的村長給找了件羊皮坎肩，就是兩塊羊皮縫合的，比較硬，倒真是保暖。

西窩羌寨是較早開發的旅游接待點，十幾年過去，設施顯得有點老舊。原先的羌式房屋，一樓一般養著豬、堆放木柴雜物，二樓住人，氣味不免難聞，很多游客卻也因此對這種羌族特色建筑加深了印象，那是自南遷的羌人先祖阿巴白茍時代就基本成型的家園與屋舍：

山坡地高寒種青稞，

河壩地肥沃種米糧；

高山上的牧草多茂盛，

正好養馬放牛羊！

石砌樓房墻堅根基穩，

三塊白石供立房頂上；

中間一層干凈人居住，

房腳下面專把禽畜養。

青片河和白草河流域交通都是如此不便，才會留存了此種原來的生活方式。山區條件的限制，缺乏大片的耕地與牧場，讓人們在特色種植上下工夫，主要是中藥材和高山果蔬。

第一次去片口的時候，趕上初春雪融，泥爛路滑，有的路段還在施工，司機選擇了翻山。這樣一來我們就要多繞一點路，花了近三個小時才趕到鄉政府。片口鄉書記和鄉長匯報工作用了很長時間，搞到下午快兩點鐘才吃午飯。吃完午飯，我又往平武的泗耳鄉趕，路上經過松潘的白羊鄉。這幾個鄉都在白草河畔，主要的干道相連，雖然分屬于三個縣，卻因為地緣接近，鄉民相互趕場，所以要結盟起來聯合發展，也得去看看。泗耳是一個藏族藥鄉，面積不大，但園草坪的高山草甸和泗耳溝的山色很不錯。此地人口極少，全鄉就兩千多人，土石道路常有斷裂凸起，極為顛簸難行，二十公里距離開車需要近一個小時。

再回到片口，天色向晚，又困又累，夜路沒法走，我決定留下住一晚，明天再去一下桃龍藏族鄉。我和鄉里楊書記在鄉政府聊了半天片口的定位，我建議他提取重點，就定位成“藏羌走廊小成都，白草河畔熊貓窩”。匆匆吃個晚飯，他帶我去老街后面的黑色塑料大棚看正在生長的羊肚菌。氣溫較冷，菌農說菌子長勢一般，我鉆進一個大棚，看到還不錯，基本上可以采摘了。這種菌子春節前夕下種，三四個月可以采摘，鮮菌約七十元一斤，干的可以漲十倍價錢。晚上到一個“銘藝商務酒店”休息，說是“商務酒店”，其實就是私人蓋的個體旅社，沒有什么住客，鄉黨委書記打電話喊了老板來開門，老板明顯是一個農民。樓倒是挺高，我進到房間，發現上一個住客留下的擰開了蓋的一次性牙膏袋還在盥洗池邊，就知道壓根沒人打掃房間。但是太累了，也無心講究。這就是鄉上的一般情況，倒是令我有種回到兒時小鎮的親切感。

作為聯通平武、松潘的三縣交界處場鎮，片口老街在上個世紀40年代是茶馬古道的一個集散地，曾經繁華一時，老百姓戲稱為“小成都”。新街同遍布在中國各地的大大小小普通村鎮沒有多少區別，老街上1912年修的三層碉樓，民國本地大家族的四合院和一些店鋪老屋，還依稀可見繁盛年代的痕跡。

老街上我居然還看到一幢天主堂，那是清同治年間修的，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算是老建筑了。同治六年（1876年），一名法國年輕神父葛耶被成都天主教會派到片口來考察修建經堂，地點選定在片口場下街梨兒園。經堂規模為四楹四和，樣式和成都駟馬橋的經堂一模一樣，占地2407平方米，于第二年完工。如果比照一下：貴陽第一所正式天主教堂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川閬中市福音堂是中國西南地區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建成于1869年；云南迪慶州德欽縣燕門鄉的茨姑天主教堂是云南最早建成的教堂，也是1876年……放在整個西南地區，片口的天主堂都算是比較早的。

片口天主堂規模宏偉壯觀，擁有房屋四十二間，共1641平方米，包括大廳、神臺鐘樓、廂房、廚房、客房，中間一個大壩子，修有魚池，四周栽滿花草，環境十分優雅。片口教堂建成后，由成都川西北直接委派神父進行傳教，并配有童貞女。片口教堂由當初入教的二十余人，直至后來發展到二百多教徒。1927年，葛耶神父還將教民劉子周保送到法國教會學校留學，準備培養為神父。葛耶走后陸續又來了陳神父（姓名已佚失）、周神父（周伯連）、楊神父（楊世如）。時至今日，片口還有教民十多戶，六七十人信奉天主教，每個周末都有神父和教徒做禮拜。

這些近代西來的文化延伸到當代，同氐羌記憶毫不違和地編織在了一起，成為本土化的記憶之一。同時，北川也有著近代以來光榮的革命歷史。宣統三年（1911年），馬槽鄉的羌族青年邢珍祿聚集了本鄉和鄰近的壩底、白什等鄉的數百人舉行起義，呼應辛亥革命的炮聲。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和川陜省委長征經過北川，前后在此駐留了一百多天，創建了北川、平南縣（今桂溪鎮）蘇維埃，以及下轄5個區、28個鄉、119個村的各級蘇維埃政權組織。北川人民在這一百多天的艱苦進程中，全力支持紅軍，與紅軍同仇敵愾，在千佛山戰役中取得了殲敵五千余人的勝利。其中涌現出來的羌人領袖安登榜，如今也成為寶貴的紅色文化遺產。

這是一塊經過文化編碼的土地，多重記憶如同頁巖一樣疊加在一起，不唯氐羌，更是氐羌的轉化與擴大，它交織著歷史的浮沉與實踐的流轉，僨踣蹉跎而又勉力前行，復古求新終能拭舊如新。

責任編輯? 喻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