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澳門高校人才政策的調適與啟示

周江林

摘 要：高校是高層次人才集聚和培養的重要平臺遙 回歸以來袁澳門高等教育實現了有序快速發展袁高校人才隊伍總量持續增加袁集聚效應開始顯現袁這主要得益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的雙重政策調適袁正面引導和優化配置高校人才發展袁實現了澳門高等教育從自由發展到目標牽引的轉型袁澳門人才政策從封閉保守向自信開放的轉型遙 內地高校人才隊伍建設中，可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水平及適度的福利待遇袁切實提升高校人才治理水平袁嚴格控制人才認定標準和程序袁強化企業的社會公共責任曰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中可進一步增強高校高層次人才引進力度和提高人才獲得感和幸福感遙

關鍵詞：澳門特別行政區曰高校人才曰人才政策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3.02

在 2021 年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需要進行戰略布局。綜合考慮，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層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著力建設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臺，開展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綜合改革試點，集中國家優質資源重點支持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構，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為人才提供國際一流的創新平臺，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盵1]澳門由于地域狹小人口眾多，常被視為“微型社會”，但 2021 年人類發展指數（HDI）達0.946，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標準，已屬于高度發展地區①。

人才和高校人才均是一個具有特指內涵的概念。從人才學的角度來審視，人才是指有特殊才干的人，高校人才則是指在高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具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人才。由于澳門高校教師規模不大，科研人員不多，高層次人才更少，因此，本文所說的澳門在2021年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需要進行戰略布局。綜合考慮，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層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著力建設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臺，開展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綜合改革試點，集中國家優質資源重點支持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構，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為人才提供國際一流的創新平臺，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盵1]澳門由于地域狹小人口眾多，常被視為“微型社會”，但2021年人類發展指數（HDI）達0.946，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標準，已屬于高度發展地區①。

人才和高校人才均是一個具有特指內涵的概念。從人才學的角度來審視，人才是指有特殊才干的人，高校人才則是指在高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具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人才。由于澳門高校教師規模不大，科研人員不多，高層次人才更少，因此，本文所說的澳門高校人才與高校教師的外延基本重合。分析澳門高校人才政策的調適有助于尋找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的共同規律，為我國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提供借鑒。

一、回歸以來澳門高校人才發展的新變化

澳門是遠東地區高等教育的發源地，早在1594年就成立了圣保祿學院。盡管澳門高等教育起步較早，但中斷的歷史太漫長，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真正恢復和發展起來。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后，澳門進入過渡期。為滿足澳門中文合法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的需要，澳葡當局著手興辦高等教育，為此專門成立澳門基金會，該基金會于1988年2月收購了主要在澳門本地以外招生的東亞大學；1991—1992年，公立東亞大學又一分為三，成立了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大學、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2]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后，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投入，鼓勵社會力量積極投身高等教育事業，還更加注重頂層設計，從國家戰略高度、世界發展趨勢和區域一體化等層面謀劃澳門高等教育的中長期發展。澳門高等教育也因此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日趨多元化的新階段，并逐步形成公立私立并存、分工相對明確、層次類型多樣且初具規模的高等教育發展格局，高等教育綜合競爭力和整體實力也在穩步提升。相應地，澳門高校人才隊伍也發生了新的積極變化。

（一）高校人才總量增幅明顯

1999年回歸初期，澳門只有7所高校（分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游學院、澳門城市大學、圣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以及澳門保安部隊高等?？茖W校），1999—2000學年，共有教學人員834人。[3]澳門回歸后，中央政府賦予其“一中心（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一平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一基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重大使命，并將其列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珠江西岸唯一的中心城市。在此背景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更加重視高等教育和人才隊伍建設。2000年，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管理學院成立；2001年，中西創新學院成立。至此，澳門高校增加到10所。教學人員也在2001—2002學年達到1017人[4]，首次突破1000人關口；2009—2010學年再次突破2000人，達2088人[5]。此后十年穩步增加，到2021—2022學年達到2784人。[6]相較回歸之際，澳門高校教學人員增加了近2.4倍。

（二）高校人才結構持續優化

回歸后，澳門高校人才隊伍在學歷結構、來源結構等方面都在逐步完善和優化。澳門各高等院校不斷改善教學條件，積極從境內外招聘了一批具有博士學位及豐富教學經驗的人員任教。[7]數據顯示，2011—2019學年，澳門高校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比提高近20%，達66.47%。此外，回歸前，澳門高校普遍不重視科研，基本上以教學為主。1999—2000學年，澳門高校只有8位科研人員；2010—2011學年也只有47人，占教職人員總數的1.37%。[8]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加大研發投入，以及澳門高校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工程，科研人員的絕對量實現了重大突破：截至2019—2020學年，澳門高?？蒲腥藛T已經達到623人，占教職人員總數的11.1%。其中，澳門大學的科研人員增量最多，從2010—2011學年的1人，增加到2019—2020學年的372人。[9]

（三）高校人才國際化程度加深

澳門擁有“三文四語”的傳統，國際交流的優勢明顯，被稱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搖籃?；貧w前，這種特殊的優勢并未被充分轉化為澳門高校人才隊伍建設的動能。由于澳葡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忽視以及澳門高等教育自身辦學水平和影響力有限，難以吸引全球優秀人才來澳門高校開展教學和科研工作?；貧w以后，隨著澳門經濟的企穩以及國際影響力的增強，高校人才國際化程度日漸加深。以外聘人員為例，2012—2013學年澳門高校的外聘教學人員為657人，2019—2020學年增加到950人。[10]雖然外聘人員仍主要來自亞洲地區，但已覆蓋全球其他五大洲，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歐洲（6.84%）、北美洲（5.58%）、大洋洲（1.26%）、南美洲（0.53%）和非洲（0.21%）。[11]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2012—2013學年，該校共有309名外聘教學人員，但來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外聘教學人員仍處于空白；2019—2020學年，外聘教學人員增加到380人，不僅填補了上述外聘教學人員來源地的空白，來自歐洲的教學人員也由1人增加到11人。[12]

二、澳門高校人才發展的雙重政策調適

國內外的歷史實踐表明，政策干預和市場機制是兩種重要的人才開發手段，其中政策干預是影響人才發展的最大外生變量。合適的政策在促進人才發展方面發揮著積極的正面引導和優化配置功能。一般而言，影響高校人才發展的政策往往涉及產業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等多個方面，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對高校人才發展的影響力相對更直接和緊密。

（一）高等教育從自由發展到目標牽引轉型

澳葡政府管治期間，政府對其應該承擔的教育職責置之不顧。 回歸初期，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尚未散去，澳門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重心是推進經濟發展、惠及社會民生和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未給予更多關注。2000年3月29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澳門立法會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對高等教育的論述并不多，僅提及“政府將完善各高等教育機構的功能及提升高等教育的質素，進一步為本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13]。此后，隨著經濟發展態勢的逐步上揚以及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迫切需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才漸漸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政策干預。

第一，著手研制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貧w后，澳門的社會治安明顯改善，社會各界對民生問題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更加關注。為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委托馬克·貝磊組建研究團隊，對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開展評估，貝磊團隊提交了《澳門高等教育新紀元策略性發展咨詢研究報告》，從決策過程、成本、融資、素質等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2015年，澳門高等教育人員交流協會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制《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為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規模提出目標建議，提出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作為新的增長點和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引擎等觀點。2020年12月28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布《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作為未來十年發展的框架性、綱領性文件，并提出了建設培育優秀人才的平臺、引領學術研究的平臺和服務特區發展的平臺三個總體目標，明確了八個發展方向：完善機制建設；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和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保障高等教育素質持續提升；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等。[14]

第二，強調高等學校的科研功能?；貧w前，澳門高?；旧鲜且越虒W為主，且教學水平參差不齊，在市場化導向下，教學質量難以保證，這也是導致學生赴外地、外國求學的原因之一。2000年11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們將推動教師重視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啟發學生參與學術研究的興趣，亦將支持高等院校成立科研部門，并拓展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從而為澳門的發展作出貢獻”[15]。此后，澳門相關部門加大了對高校的科研投入力度，也增強了與內地的科研合作。2020年7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在澳門大學2019—2020學年大學議庭及校董會聯席會議上指出，推動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是澳門高校應有的承擔，并認為，澳門大學是澳門高校的“龍頭”，必須努力使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高校辦學功能的完善，尤其是科學研究潛力的挖掘及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代表了其在新時代對澳門高等教育使命的高度重視。截至2024年2月，澳門高校已經擁有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一批教育部研究中心及基地，聚集了一批世界頂尖的專家學者和學術團隊。

第三，優化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澳葡政府對高等教育缺乏管理，直到1992年才在政府機構中設立高等教育輔助項目組，隸屬于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負責澳門各大院校的協調工作。在對大學的具體管理中，澳葡政府根據25/92/M號法令，采用行政總監制，行政總監與大學正副校長地位相同，作為大學管理委員會成員之一，負責大學的行政、財政和資產管理，導致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嚴重喪失。1998年，末任澳門總督頒布11/98/M號法令，取消高等教育輔助項目組，設立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定位為負責輔助、跟進及發展澳門高等教育，并對高等學歷進行認可的技術辦公室?；貧w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調整了公立高校的治理架構，采用校監制，特區行政長官為公立高校的校監，在課程設置、國際交流、科研創新、隊伍建設等方面賦予高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和學術自主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逐漸理順了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于2018年8月設立高等教育委員會和高等教育基金會。前者主要代表社會，協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高校之間的關系，推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緊密銜接；后者則代表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背景的第三方機構，為高校提供資助及財政援助等。2019年2月，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升格為高等教育局，專責處理澳門地區高等教育事務，監督高校的辦學行為，高等教育局直接向社會文化司司長負責。

第四，推進依法治理高等教育。1991年，澳葡政府頒布《關于訂定在澳門地區從事高等教育活動的一切公立及私立教育機構的組織和運作》，即11/91/M號法令，這也是澳門歷史上第一部高等教育制度框架，成為澳葡政府管治澳門高等教育的綱要性法律，奠定了澳門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法理邏輯?；貧w后，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澳門又新增了三所高校，高等教育發展日益受制于回歸前遺留下來的法律，跟不上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200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此進行了檢討，并于2003年擬定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行政法規草案，但未進入立法會修法程序。201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再次討論了該行政法規草案，從教育素質保證、高等院校管理、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和教育資助六個方面提出修訂建議。2015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通過該行政法規草案；2017年以第10/2017號行政法規正式頒布，正式取代原有的第11/91/M號法令，將澳門依法治教推上新的階段。此后，澳門又分別頒布若干行政法規，如《高等教育素質評鑒制度》（第17/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規章》（第18/2018號行政法規）和《高等教育學分制》（第19/2018號行政法規），進一步夯實了依法治教的基石。

（二）人才政策從封閉保守向自信開放轉型

人才是干事創業的根本所在，是社會發展最關鍵的因素。對于勞動力市場容納量不大且產業單一化程度嚴重的微型社會而言，任何通過引進方式增加勞動力供給的舉措都將引發對崗位競爭加劇的擔憂，甚至產生排斥心理，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就業不充分的歷史時期?；貧w初期，澳門用人單位和社會團體對外勞的輸入都持保守態度，陷入“本地人才培養不足，外部輸入不夠”的境地[16]?；貧w后，澳門特區政府對人才政策進行了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調適。

第一，明確提出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貧w初期，對于人才的引進，第一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僅僅提及“政府將致力于降低本地工人的失業率，積極推動職業培訓，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輸入外勞的政策”[17]。在外來人口增長方面也有諸多限制，明確提出不會考慮在可見的未來大量增加外來勞動力。此后，一連串重大事件的發生，在徹底扭轉澳門經濟低迷的同時，也引發對專業人才話題的關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2年，為使澳門的博彩業走向現代化、國際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開放博彩專營權，這不僅直接刺激了博彩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也對博彩管理和專業人才提出了更多、更高的需求。2005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在澳門成功舉行。經濟的快速恢復以及傳統經濟結構的新變化，也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看到了人才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領作用。因此，自2002年開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均提及了人才引進的話題，社會應該重視發掘現有人才，給他們提供發揮才華的機會，使澳門逐步成為一個涌現人才、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地區。2002年的施政報告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將適當引進外地專業人才，使其協助推動澳門的發展，并輔助本地人才的成長。[18]經過多年的摸索與實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明確提出“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并作為重要的施政方向加以持續推進。

第二，強化人才發展的頂層設計。為強化人才隊伍建設的頂層設計，201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了人才發展委員會，主席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兼任，成員主要來自社會文化司、教育暨青年發展局、勞務事務局、部分公立高校以及社會知名人士等，主要承擔三項職能：一是負責制定、規定及協調特區人才培養的長遠發展策略，落實“精英培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應用人才促進計劃”；二是建立鼓勵人才留澳和回澳的機制；三是推動協調與人才培養相關的本地、區域及國際合作等各項工作。委員會下設規劃評估、人才培養計劃和鼓勵人才回澳三個專業組，制定19項發展策略、45項措施或項目，由人才發展委員會和約15個相關負責機構或部門執行。至此，澳門人才隊伍建設確立了引進、培養和回流三軌并行的策略，也形成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專門負責人才隊伍建設的管理體制。2018年，該委員會發布《中長期人才培養計劃—五年行動方案》，該方案聚焦重點領域緊缺人才、產業多元人才、中葡雙語和海洋經濟人才等，旨在形成有競爭力的人才培養機制。同時，該方案還明確了特區行政長官專門負責人才隊伍建設的管理體制。[19]

第三，制定若干重要人才制度和計劃。為進一步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增強引進效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了《人才引進法律制度》，2021年11月面向全社會征求意見，2022年7月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討論通過。該法律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定額、定向、定點的方式推進高端人才、優秀人才、高級專業人才三類專項計劃，重點引進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文化體育產業四大新產業的人才。高端人才計劃不設限額，主要是指具備超凡才能或技術并擁有公認杰出成就的人；優秀人才計劃設限額，指在某一專業或某行業中表現卓越的領軍人物；高級專業人才也設限額，通過澳門公司雇傭或創業、評分等方式申請澳門身份。

針對當地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現狀，人才發展委員會從2017年開始，推出“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主要是提升當地居民個人職業技能，滿足經濟發展水平對提高勞動力素質的需求，同時也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儲備各類人才。

為鼓勵澳門人才回流，建立了澳門人才回流資訊平臺，并設立“澳大濠江學者計劃”“教研及行政人員回澳短期工作獎勵計劃”，向不同專業、不同職位、不同類別的澳門人才提供短期及長期的配比計劃，鼓勵人才回流。前者主要面向在著名大專院校完成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澳門地區永久居民；后者則鼓勵正在外地從事教研工作或高等院校行政工作且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人士，利用其學術休假或自身假期回澳短期工作，每月獎勵2.5萬澳門元，最長可資助12個月，其目的是增進他們對澳門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認識和理解，以備將來回澳門工作。此外，針對外來聘用人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編寫了《人才需求清單》和《重點領域緊缺人才目錄》等指導性文件。

隨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開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也加大了人才流動與共享的力度。2021年，澳門與珠海簽訂了《關于推進澳珠人才協同發展的合作協議》，探索試行“一試雙證”制度，創新兩地技能人才認定工作，澳門勞工事務局還與珠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簽署《推動珠澳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工作框架協議書》，擬對電工、智能樓宇管理員、烹調師和保育師等工作開展培訓認定工作。

三、啟示

經過上述多重政策調整，澳門高校人才發展基本上實現了從自由發展到政策引領發展的模式轉型。當然，在此過程中，澳門高校人才發展也暴露出一些內在的短板和不足：一是人才發展依托的平臺載體有限，高等教育注冊學生總數甚至不及內地一所大學的在校生數，自身的吸引力和綜合競爭力也還有待增強；二是人才隊伍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如教學與科研的失衡，高層次人才儲備量不夠，在國際上有學術影響力或行業影響力的高層次人才數量更少；三是人才發展的溢出效應尚不明顯等，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等方面的支撐度和貢獻度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盡管如此，由于澳門獨特的歷史傳統和區位優勢，高校人才政策的調適還是為內地高校尤其是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提供了前期的探索和后續的啟發。

（一）對內地高校人才政策的啟示

第一，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及適度的福利待遇。數據顯示，2021年澳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350，445澳門元。[20]充足的財政資金也為高校人才的收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內地高校而言，雖然經濟發展程度區域間存在差異，但也要盡力加大高校經費投入，提升高校人才收入水平，同時改善高層次人才的福利待遇，從關注個人到覆蓋家屬甚至科研團隊方面分步遞進。

第二，要切實提升高校人才治理水平。一方面，要繼續強化政府在高校人才引才、育人和用人方面的引導作用，協助高校在人才發展方面破除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積極營造有利于高校人才發展的外部友好型環境；另一方面，要強化高校在人才發展方面的主體作用，尊重高校在引才、育才、用才、評才方面的第一責任人的地位，在人才評價、人才激勵等方面真正為用人主體授權，還要優化高校內部人才機構設置，聚焦人才的主責，積極為人才減負，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約束和瑣碎事務，讓人才安心、專心教學科研和教書育人；同時，還要倡導社會的積極參與，共同豐富創新高校的引才方式、育才模式和用才形式，最終形成政府引導、高校主體、社會參與的高校人才治理架構。

第三，嚴格控制人才認定標準和程序。出于對本地就業人才的保護，澳門采取了“寧缺毋濫”的措施，加大力度控制對人才引進工作的責權分工和程序標準。在《人才引進法律制度》中，明確由人才引進評審委員會、人才發展委員會及治安警察局作為執行本法律的主管實體并制定相關職責。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有權核準各類人才引進計劃，并對按照各類人才引進計劃提出的居留許可申請作出決定，還有權制定各類人才引進計劃、獲批準的居留許可的特別規定及相關的稅務優惠措施。澳門高校也基本上遵照上述程序來推進人才隊伍建設。

對于內地高校來說，優秀人才相對短缺是不爭的事實，同時用于人才隊伍建設的經費也相對不寬裕。解決這對矛盾，各高校一方面要協同黨委組織部門進一步規范并簡化高層次人才認定的程序，另一方面，在人才供給量不斷增加的新背景下，還要適度提高人才認定的標準，確保引進名副其實的好人才、真人才。

第四，強化企業社會責任。高校的人才，并不是只服務高校。他們也是服務社會、為社會作貢獻的主力軍。因此，在高校人才隊伍建設方面，僅僅依靠政府和高校單一且有限的專項經費投入難以為繼，這需要倡導廣大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主動捐贈資金，共同支持高校引進人才。澳門科技大學之所以能迅速發展起來，固然與其重視國際化人才隊伍的戰略密不可分，但也離不開澳門企業的大力支撐，如為配合澳門科技大學人才引進計劃，澳門知名企業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300萬澳門元，設立“鏡海學者計劃”，專項用于人才引進，尤其是重點引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需求方面的人才。[21]

（二）對內地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的啟示

2014年之前澳門的人才引進觀念還相對滯后，針對容量有限的勞動力市場，對是否需要引進外專人才，社會各界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終于達成了一定范圍的共識，在充分保護本地人就業質量的前提下，適度引進外專人才并促進澳門優秀人才的回流，以此來實現與本地勞動力共同發展的格局。在此背景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了“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不僅重塑了人才治理架構，理順了人才管理體制機制，加大了政府投入，并推行了更重要的人才政策，雖然起步較晚，實施時間不長，但總體效果令人滿意。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采取主動干預的措施外，還要得益于其在人才引進等方面具備的優勢，如國際化的平臺、中西文化的底蘊以及相對優厚的待遇等。從長遠看，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加速推進，澳門高校辦學實力的逐步提升，他們在人才引、培、用等方面的優勢會更加明顯。這為內地高等教育發達地區的高水平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借鑒。

第一，增強高校高層次人才和團隊的引進建設力度。實踐證明，人才引領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通過引入高端人才，建設一流學科，形成一個創新團隊，帶動一個產業發展，已經成為高校與政府部門的共識。例如，北京和上海的高層次人才密度有一定的優勢，尤其是具有中國科學院以及上?？蒲袡C構的聚集優勢，具有較好的引進高層次人才的平臺。因此，要制定科學合理的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總體規劃。高校根據自身定位，科學合理界定辦學方向及發展戰略，從學校自身的教學科研、學科專業建設、人才培養以及服務地方等方面的實際需要出發，制定切實可行的總體規劃，做好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的頂層設計。同時要點面并重，注重加強科研團隊的成建制引進。做好單個頂尖人才引進工作的同時，變“單兵作戰”為“集團作戰”，著力打造高峰團隊，使領軍人才從一般性基礎工作中解放出來，真正登上高峰占領學術高地，走到團隊前列，引領學術前沿。

第二，提高人才獲得感和幸福感?？蓛灮瞬抛》勘Ｕ险?，優化公租房供給配置，完善引進人才租房補貼優惠制度；加強高層次人才子女入學保障，將各類人才子女入學政策納入當地人才工作體系，由人才部門認定標準和范圍，按照既有工作機制進行梯度化保障；支持相關科技單位與有關區和高校建立合作關系，由有關區按照同等條件人才標準和程序予以保障和適當照顧；探索實行分類施策的辦法，建立校地協同解決機制；妥善做好高層次人才的醫療保障工作。例如，北京和上海擁有全國較為豐富的醫療資源，在不拼重金、拼服務的理念指導下，要消解全國其他地方依然通過重金來引才所帶來的壓力，要繼續完善高層次人才療休養制度，提供就醫便利服務，并逐步擴大覆蓋面，保障高層次人才身心健康。

注釋：

①人類發展指數按照得分高低劃分為四種等級：極高、高、中、低，得分0.8以上的為極高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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