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有組織科研政策動向與趨勢

姚林 代勝藍

摘? ?要：隨著知識生產與科技創新的不斷深入，作為新興科研組織模式的有組織科研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政府、高校、研究機構的重視，各國紛紛改革科研規章制度，制定有組織科研相關政策，鼓勵高校與行業、公眾開展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團隊科研攻關，以期推動科研的效率、質量和可持續性。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國，以及經合組織、歐盟等國際組織近年來圍繞科研政策，科研人員培養、評價與激勵機制，科研合作與交流機制，科研商業化與知識轉化機制四方面開展有組織科研改革，以幫助學術界適應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助力科技創新、解決復雜問題。

關鍵詞：有組織科研；跨學科研究；科研組織；科學政策；知識生產模式

中圖分類號：G321? ? ? ? ?文獻標志碼：A? ? ? ?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3.04

2022年8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推動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推動高校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有組織科研，全面加強創新體系建設，著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更高質量、更大貢獻服務國家戰略需求”。[1]此后，我國高校積極轉變科研組織管理形式、職能定位，并主動提升科研管理人員的專業化水平，為推進高校有組織科研創造條件，助力攻克國家前沿科技難題。然而，作為新興的政策話語與學術概念，學界對有組織科研的內涵與外延尚無統一的界定。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為：有組織科研是以現實需求為導向，通過一定的結構設計和制度安排，匯集不同領域的科研人員，集中優勢資源，對關鍵核心技術進行協同攻關的科技創新運行模式。[2]

根據我國學者的相關定義，與“有組織科研”一詞在內涵和應用語境上相近的英語詞匯主要包括：有組織科研（organized research）、團隊科研（team science）、科研協作（science collaboration）、合作研究（collaborative research）、大型合作項目（large collaborative projects）、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伙伴研究（partnered research）。本研究認為有組織科研是指以解決人類社會重大現實問題作為團隊科研目標，動員并整合來自不同學科領域以及不同高校、地域、國家的科研人員，通過分工協助、有計劃地開展團隊式、項目式研發攻關的科研組織形式。

一、 政府和研究型大學的科學政策改革

為提高研究機構和科學家的研究能力和競爭力，鼓勵科學家積極開展前沿研究，諸多國家政府和研究型大學正制定、優化科學政策以支持科研創新、科技進步。

（一） 優化國家科學政策制定機制

一是重視國家科學研究與創新戰略的制定。國家科學研究與創新戰略的制定能夠推動科學研究系統朝著國家戰略目標邁進。加拿大強調用包括開放式政府、循證決策、將傳統知識納入決策過程等方式制定科學政策。加拿大政府制定一系列科學研究與創新戰略，包括《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戰略》《泛加拿大基因組學戰略：我們聽到的報告》《國家量子戰略》《數字研究基礎設施戰略》《創新和技能計劃》等。

二是推動科研基金管理機構及其運行機制的改革。愛爾蘭2022年發布《影響力2030：愛爾蘭研究與創新發展戰略》，明確提出改進科學研究機構的結構，重點在于合并愛爾蘭研究委員會和愛爾蘭科學基金會的職能和活動，在高等教育、研究、創新和科學部下組建一個新的競爭性資助機構，以推動跨學科研究，并以所有學科的卓越研究為基礎，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對重大挑戰的影響。[3]英國科研與創新署（UKRI）是英國國家科研管理機構，在2022年發布的機構戰略中提出，其目標是成為一個高效且靈活，并適應當下科研生態的科研管理機構，為此采取以下措施：簡化機構運營模式，顯著降低機構自身的運營支出；開發綜合科研撥款服務與現代數字資助系統，為申請者合作、提交申請和獲得指導提供便利；利用自動化流程減少撥款專家審查的處理時間，降低所需信息的復雜性；開發由簡單可靠的關鍵績效指標組成的總結表，以跟蹤記錄UKRI運營交付的效率；整合UKRI數據系統和協議，創建有效的進度監控，以及更快、更有效的信息共享。[4]

三是促進科學界與政府的交流。加拿大科學政策中心是加拿大最大的科學與創新非營利性組織，致力于解決科學政策的相關問題。通過向加拿大科學政策中心提供核心資金，政府有機會擴大加拿大科學界對于政策改革的參與度，以實現國家的重要目標。此外，加拿大科學政策中心作為獨立的召集者，支持并組織多領域專家參與討論科學和創新政策問題，具體包括組織年度科學政策會議、區域性座談會、科學政策系列講座、針對特定問題的小組和圓桌會議、公眾對話和咨詢會議。該中心的最新戰略計劃提出加強科學政策團體間相互聯系、促進對話和增進理解的兩項特色活動：國會中的科學家（Scientists on the Hill）——全國各地的科學家在下議院參加為期一周的國會活動，并根據此次經歷在科研機構中至少開展一次講座，為科研人員提供認識政策制定和決策程序的機會；從政府到實驗室（Hill to the Lab）——國會議員被安排在自己選區的科研機構或實驗室中擔任觀察員，與一名首席科學家一起工作1～2天，以深入了解科學研究的過程。[5]

（二） 推動科研項目資助模式變革

近年來，各國積極推動多學科、跨學科、任務驅動的科研項目資助模式的變革，促進不同領域、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以解決更復雜的關鍵難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科研基金管理機構在資助和評估研究項目時越來越重視跨學科合作。研究申請通常需要體現出多學科、跨學科合作的價值和潛在影響。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要求有多個首席專家參與的基金項目申請書要包括一個領導力計劃，確定每個合作者的角色和責任。為支持、促進科研人員之間的科研合作，部分國外高校聘用專職的研究發展專業人員幫助科研人員形成科研合作，建立跨學科、跨機構的橋梁以及協助制定合作性科研資助項目申請。

澳大利亞國家競爭性撥款項目針對兩種類型的科研項目實施撥款：一類是傳統的以科研人員自由探索為重要標志的探索計劃，用于支持個人和小型團體的基礎研究；另一類是面向新興的以有組織科研為重要特征的合作研究計劃，用于支持高校、產業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間聯系的應用研究。[6]合作研究計劃申請需至少包含一個澳大利亞本土或者海外的合作組織，并擁有至少一名首席專家。合作研究計劃申請書的評估標準由四個方面組成：科研項目的概念框架、設計與方法、創新能力（30%）；對澳大利亞的優先領域產生的潛在貢獻（20%）；研究者能力和科研團隊質量（20%）；研究聯盟在研究項目的組織與規劃、研究成果轉化以及建立長期伙伴關系等方面的能力（30%）。合作研究計劃的資助力度為每年5萬～30萬澳元，資助周期為2～5年。其中30%的科研撥款可用于對研究助理、技術人員和實驗室人員的薪資支出，以及管理機構或相關部門的津貼。[7]

（三） 重點資助關鍵領域科研項目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進，各國政府愈發注重在關鍵研究領域進行集中和持續的投資，引導科學界開展研發。這些重點資助的關鍵領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與數字化技術、氣候與清潔能源、量子計算與量子通信、健康與醫學研究、生物技術與基因組學、新材料與納米技術、信息安全等方面，各國重點略有不同。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發展戰略計劃（2022—2026年）》提出未來四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有三大著眼點：致力于拓展科學邊界與科技創新，確?？萍嫉膹V泛應用性與包容性，以及成為全球科研型企業的領航者。該文件還明確提出未來幾年重點研究領域包括：氣候與清潔能源研究；新興產業研究（制造業、無線技術、生物技術、量子科學與工程、人工智能、半導體）；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數據收集、處理與分析）；人、技術與變革（信息通信技術、機器人、社會沖突與變革、生物與非生物衰老、緊急危機）。[8]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2022財年和2023財年分別投入88億和99億美元用于基礎科學研究、社會福利、國家安全等多個領域，為科學家提供充足的研究經費和必要的資源支持。

《歐洲地平線戰略計劃（2021—2024年）》作為第九個歐洲研究與創新框架計劃，通過前沿研究加強歐盟的知識基礎，促進突破性創新，支持創新解決方案的開發。該計劃明確提出將投資具有明顯戰略意義的研究與創新方向：加速和引導數字和綠色轉型；管理可持續的自然資源、確保清潔健康的環境；使歐盟成為一個數字化的循環、氣候中立和可持續經濟體；創建更具韌性、包容性和民主的歐洲社會。[9]

（四） 政府科研基金大力支持跨學科研究

有組織科研項目的研究深度和復雜度往往遠甚于“小科學”，對諸如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等多個學科知識、理論與方法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開展跨學科協作攻關。通過改革NSF，新設立技術與創新部門，拓展機構職能，加大關鍵技術領域研究投入等方式，美國科學政策改革的重點體現了有組織科研的理念。多學科的觀點和方法是解決科學、技術和社會領域中一些棘手問題的必要途徑。NSF認為，合作研究和團隊科學可以為應對一些社會最緊迫的研究挑戰帶來潛在的協同效應和創造力。融合研究和開放數據共享，可以帶來前所未有的突破，形成全新的學科。NSF致力于維護各種機制，支持從小型團隊到多機構中心的協作和跨學科研究，同時倡導一種鼓勵冒險的學術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增加交流和合作的機會。[10]

英國政府鼓勵消除多學科和跨學科工作的障礙，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設計、評估和實施籌資方案時，消除多學科和跨學科合作的障礙，創建正確的資金組合；二是支持并增強多學科和跨學科網絡，使不同的研究和創新社區能夠交流知識和想法，并建立新的合作伙伴關系；三是采用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來應對全球挑戰。[11]

《加拿大魁北克研究與創新投資戰略（2022—2027年）》在科技創新關鍵性舉措中提出加強研究系統中的協同作用，具體做法包括：動員利益相關者參與合作研究——政府致力于提高研究中心績效，與包括大學、中介組織、其他研究中心、魁北克省投資局和工業研究部門等利益相關者合作；建設世界級的研究和創新基礎設施（2022—2027年投資6.76億加元用于研發和基礎設施項目）；將額外投資1500萬加元，優化研究平臺運營，培養高素質員工。[12]

（五）組建大型跨學科研究組織

隨著科學知識的不斷積累和學科間交叉融合，研究創新超越單一學科的范疇，通過多學科、跨學科甚至超學科的協同合作以整合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方法，以應對復雜問題的挑戰。為促進多學科合作，各國政府、高校以及社會積極凝聚優勢資源支持跨學科研究，組建高校內部、跨高校、跨地區、跨國界的跨學科研究組織，有組織的研究單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ORU）、“隱形大學”、虛擬研究組織等新型實體或虛擬研究組織應運而生。這些組織由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人員組成，通過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促進不同領域的知識交流與合作以解決跨學科的復雜問題。

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內部跨學科研究組織是美國大學的ORU。作為大學內部設立的研究組織，ORU旨在為跨學科和多學科研究提供支持性的基礎設施，尤其關注院系組織中無法實現的研究課題。ORU一般具有獨立的、相對穩定的不依靠院或系撥款的預算，由一位行政人員（通常是從教授或同等級別的人員中選擇）進行管理，有專職人員和明確的任務，并且至少要從大學之外，主要是從聯邦和州政府、私人企業和基金會獲得研究經費。[13]與以學科為中心、強調“價值中立”研究的學系相比，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ORU進行的研究，更多的是以任務為導向的研究或是有計劃的研究。

二、科研人員培養、評價與激勵機制改革

（一） 注重跨學科創新人才培養

為培養跨學科研究人才，英國近年來重視提供跨學科的培訓和教育項目。例如，由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和自然環境研究理事會聯合資助的數據風險和環境分析方法博士培訓中心支持的研究涉及與軟件工程師、計算機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其他專業和技術角色共同合作的大型跨學科項目。[14]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可以在技術研發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年輕研究人員提供豐富的培訓，包括有效的跨學科溝通、與非學術利益相關者的接觸以及復雜的項目管理。2020年，倫敦跨學科學院成立。該校著眼于當前高等教育體系中知識間相互孤立的狀況，以為學生提供在日益互聯的世界中解決社會和全球問題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為目標。該校的學習計劃結合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鼓勵學生跨越傳統學科邊界，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為發展跨學科研究技能和專業精神提供穩定的平臺，進而提高學生、研究人員、研究資助者以及非學術界人士對跨學科研究的認識。

增加獎學金投入，加大對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的支持。NSF通過資助研究項目、研究中心和研究獎學金以及為國內外本科生提供研究經驗等方式，資助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研究培訓，改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幫助學生為參與國家科技工作做準備。同時，NSF致力于本科教育的創新，培養具有廣泛商業、工業和學術職業能力的STEM人才。為加強基礎教育教學與知識前沿之間的聯系，NSF也支持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經驗。[15]

（二） 支持科研人員專業發展

由于有組織科研項目的研究深度和復雜度不斷提高，研究人員需要更加專業化的技能和知識?？蒲袌F隊成員需要具備專門的技術、理論和實驗技能，才能有針對性地設計實驗、分析數據和提出結論，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跟蹤最新的發展動態，不斷提升專業水平和技能。另外，規模龐大的有組織科研團隊的科研人員在年齡、性別、學科背景、文化背景、隸屬機構、地理分布等方面表現出高度的多樣性。作為一個極其復雜的動態系統，其科研工作必然受到成員的性格、角色定位和工作風格、時間安排、成員間的工作關系、評價與激勵政策等個人與團隊因素的綜合性影響。因此，為解決較復雜問題而開展的有組織科研項目需要重點關注有組織科研有效性，加強團隊成員之間溝通與協作方面的專業發展，提升研究人員之間的互動頻率和合作深度。加拿大科學家呼吁政府提供資金來雇用包括技術人員和程序員在內的研究專業人員，打造更穩定的研究隊伍，并允許有才華的畢業生擔任長期職位。

轉變研究文化，鼓勵研究與創新。英國政府在2021年發布《研究人員與文化戰略：人是研發的中心》，強調“人是研發的核心”，英國的戰略是吸引、發展和留住足夠的人才，以實現研究和創新目標。具體策略包括：在所有崗位上吸引足夠多的具有合適技能的人員，鋪設充滿活力、多樣化和可持續的研發人員職業道路，提升學術領軍人才的學術領導力。[16]2016—2021年，英國全球挑戰研究基金投資15億英鎊，用于資助英國研究人員提高其專業能力。[17]創新文化鼓勵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發人員合作與交流，推動跨學科研究的發展。2022年8月，UKRI發布《英國研究與創新署 2022—2025年整體計劃》，提出轉變研究文化，支持人才和團隊追求自己的想法，并強調倡導防止欺凌和騷擾的工作，重點是推動系統層面的變革以創造健康的研究和創新文化，包括召開跨部門論壇。

（三） 推動科研人員評價機制改革

在學術界，科學家的評價晉升、學術話語權與其發表科研論文或著作的數量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導致科學家重視獨立的學術探索，弱化對問題導向的合作型科研項目的重視程度。更為重要的是，合作型科研項目比傳統研究耗時更長，往往導致較少的科研論文或著作，或者難以在傳統期刊中發表，因此可能會限制科研人員的職業發展。盡管科研人員參與合作研究的興趣很高，但由于當前世界各國學術評價體系中缺乏相應的認定與激勵機制，年輕的研究人員很難全身心投入到有組織科研中。為改善這一情況，需要改革科研人員評價與激勵制度，以認可學術與非學術性有組織科研的團隊科研成果，并開發新的指標來衡量科研成果對科學與社會的影響。

2022年，《自然》（Nature）發表科學評論《建立大規模團隊科研》。圍繞世界著名的幾項大規模團隊研究項目實踐，指出團隊科研的難點痛點：研究人員激勵機制、研究人員多樣性、研究資金與可持續性。該評論的作者認為：如果不重新定義研究的方式，一些科學上最大的難題根本無法得到解答。[18]科學評論《大規模團隊呼喚科研評價改革》指出：大規模團隊科研挑戰研究人員須重新審視關于作者身份的三個問題——什么是值得署名的作者貢獻，科研貢獻應如何記錄，如何處理大型合著團隊中的作者分歧？[19]來自斯坦福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劍橋大學的科學家提出了解決這些難題的改革建議（見表1）。

英國皇家學會推出敘述性簡歷——研究人員簡歷，評估研發人員在跨學科科研合作中的個人貢獻，允許研發人員記錄除了出版數量和資金以外的活動，從而提供一個包括職業生涯成就和研發總體貢獻在內的更全面的圖景。

（四） 推動科研人員激勵機制改革

盡管有組織科研取得了公認的成果，但仍需改革研究人員激勵機制?！?022—2027年英國研究與創新署戰略：共同改變明天》報告中指出當前研究和創新能力的評判標準過于狹隘，導致機構和個人層面上出現同質化思維，最終限制研究人員的職業道路，造成部門與學科之間孤立。因此需要擴大激勵措施以避免思維同質化，促進英國多樣化的研究和創新活動組合，支持理念、人員、活動、技能、機構和基礎設施的多樣性。[20]

對于美國大學跨學科研究人員來說，競爭性的豐厚激勵與回報是較為明顯的。為鼓勵教師參與ORU中開展跨學科研究，美國大學制定促進跨學科研究的政策，在聘用、晉升工作中對合作研究給予應有的評價，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通過資源的分配、行政管理和學術評估等手段來引導、激勵和約束，給予跨學科研究者人力資本產權相應的激勵和相應的貢獻回報，極大地提高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

三、 科學研究合作與交流機制改革

（一） 國際組織推動科研國際合作

歐盟內部科研合作當前呈現出互補的趨勢，涉及合作研究與創新、前沿研究國際流動、多邊聯盟領導以及與第三國和地區的政策對話。具體包括：與國際合作伙伴開展的合作研究與創新舉措；前沿研究方面的國際流動與合作，支持人才流動和歐盟創新公司的國際化；歐盟參與和領導多邊聯盟，如應對氣候變化、可持續糧食和營養安全、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并考慮到歐洲國家和第三國之間的合作方案；與第三國和地區進行政策對話，旨在戰略層面加強研究與創新方面的合作，包括促進開放科學政策，制定普遍接受的研究倫理和誠信方法等。

聯合國、經合組織（OECD）和其他國際組織等國際機構在建立共識和實踐行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國際組織采取的一些具體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對技術研發的認識，召開發展捐助者和研究資助者會議，頒布技術研發的準則、最佳做法、案例研究，召開國際論壇。OECD于2020年發布《利用跨學科研究應對社會挑戰》，該研究報告從政府、科研資助機構、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學術界和科學協會等方面提出相應促進跨學科研究的政策建議。[21]

國際非政府組織全球科研理事會（GRC）是一個科研合作組織，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和工程資助機構的負責人組成。為支持多個群體間的國際科研合作，增進不同研究組織之間的科研伙伴關系，GRC發布《探索合作伙伴的研究項目：關于資助者設計、監測和評估合作伙伴研究方案的指南》，從伙伴研究項目的項目設計、項目監測和項目評估三個方面給出具體實踐建議?；锇檠芯宽椖吭O計中要協調資助者和合作伙伴的利益、明確項目目標和活動、項目邏輯建模、理清項目要求、評估準則及程序。項目監測的關鍵點在于確定目標和期望，并監測結果與影響之間的聯系，在此基礎上建立監測信息系統。項目評價包括何時和為什么評價、對方案數據的指導、建立評價框架和評價方法。[22]

（二） 各國政府推動科研國際合作

英國政府充分認識到科研集聚、集群的重要性，為確保英國成為全球領先的科研和創新國家，在其創新戰略中提出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加強集群和伙伴關系，以連接和利用整個研究與創新生態系統，包括國內外的學術界和企業界，以促進知識的創造和應用。具體措施包括：在英國各地的關鍵地點加強研究和創新集群，吸引投資，推動增長并創造就業機會；采取新的國際戰略框架處理國際伙伴關系；支持政府發展創新加速器新模式，投入高質量項目，壯大研發實力，吸引民間投資。[23]2016年，英國政府設立的旨在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性問題的前沿研究的“全球挑戰研究基金”（GCRF），五年間投資15億英鎊。GCRF還設立兩項共同基金，分別由英國研究理事會和英國五大學術院管理。共同基金的目標是使執行合作伙伴能夠開展貫穿兩個或多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活動，同時采用綜合方法來進行具有變革性的跨學科研究。

為增加科研貢獻，促進和優化全球科學研究合作與交流，瑞士發布《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際科研合作戰略》。該戰略確立了國際科研合作的基本原則：采用全球方法，將全球研究人員聯系起來；精簡程序，將國際合作和流動性納入定期研究資助中；推動多邊合作和知識流通，免費開放國際項目產出的出版物和數據；實施良好的科學實踐，致力于在評估過程和開展研究項目時進行透明的合作，采用尊重人權和研究的法律框架；促進學術自由，捍衛科學研究自主；追求卓越，將研究的卓越性作為分配資金的主要標準。[24]

（三） 搭建科研人員知識交流平臺

有組織科研對于解決當今社會緊迫問題至關重要，而這些問題往往具有國際或全球性特征，跨越地理和司法邊界，也超越學科和組織界限。因此，有組織科研需要遵守不同的法律和監管制度，合理使用數據，研究倫理和材料轉讓以及語言、文化、規范和研究成果所有權方面的差異?；诖?，搭建科研人員知識交流平臺成為必要之舉。

有組織科研需要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支撐，如建立跨學科的實驗室，讓研究人員相互交流與學習。為促進多學科研究合作，英國建立研究論壇、工作坊和會議等各種知識交流和合作平臺，其中享有盛名的有“英國科學節”和皇家學會會議等。英國科學節每年九月在不同城市舉辦講座、展覽、工作坊等活動，旨在向公眾展示科學和技術的最新發展，吸引了科學家、學生和科技愛好者參與?；始覍W會是英國最古老和最負盛名的科學學會之一，定期舉辦各種會議和研討會，涵蓋了各個學科領域，為學術界的專家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合作的平臺。

由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資助的英國學術院的“創新獎學金計劃”為英國知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藝術領域的研究人員提供資金和支持，促進研究人員與創意和文化、公共、私營和政策部門的組織和企業之間的伙伴關系，以應對創新方法和解決方案的挑戰。[25]

（四） 開放科學理念備受關注

科研人員正在創造、收集和使用前所未有的大量數據。在此背景下，一個新的、高效的“開放科學”范式已經發展起來，它對所有人開放，并與社會互動。開放科學的理念在有組織科研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開放科學倡導研究數據、方法和結果的透明度和共享，鼓勵科研人員將研究數據和成果公開，以促進科學研究的透明度、可重復性和創新性。歐洲高校層面的開放科學實踐主要在三個領域：一是在強調開放科學的戰略優先地位的基礎上形成較為完善的政策體系；二是將推進開放科學在科學研究中的應用，并衍生出更多細分的領域；三是建設開放科學的支撐平臺并完善其質量審查和監控機制。[26]

英國政府意圖將英國置于數據革命的前沿，然而不同和不兼容的標準、不足的服務和基礎設施以及資金壓力繼續阻礙著開放研究數據（ORD）的整合和使用。解決這些挑戰有助于推動開放研究數據成為研究實踐組成部分，并釋放其中蘊含的益處。為此，英國于2016年成立開放研究數據工作組，致力于制定英國ORD的目標，并確定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步驟：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應采取措施激勵研究人員創建和使用開放研究數據；資助方和研究機構建立培訓計劃，培養研究人員在數據管理、分析方面的能力；研究機構加強在機構內提供專業支持服務，并增加在數據管理、研究軟件和數據科學方面的能力建設。[27]

（五） 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研究

在傳統的研究方法中，科學家會定義出社會問題，并規劃、開發和評估相應的解決方案，最終應用于目標人群。而有組織科研項目則采用參與式的方式，邀請目標人群、相關部門和其他行為者參與進來，以便更好地了解他們的看法、期望和優先事項，并有效利用他們的經驗和背景知識。公民科學是一種合作研究方法，將公眾作為研究過程的直接合作者和合作伙伴，而不僅僅是研究對象或研究顧問。公民科學相關術語主要有：基于社區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和社區參與研究等。通過直接參與和與公眾合作，公民科學為生物醫學、生態學、天文學、行為與社會研究提供新的機會。歐洲地平線計劃在整個歐盟資助計劃中發揮協同作用，確保大學、科學界和工業界，包括中小型企業，以及公民及其代表之間的積極合作，以彌合區域文化之間的差距。

具有代表性的跨地區、跨國界的科研組織是多嬰兒研究聯盟（ManyBabies）[28]，該民間合作組織由來自200多家機構的450名研究人員組成。為全面了解嬰兒的學習模式，該聯盟利用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等方式組建一個由69個實驗室約450名合作者組成的團隊。對嬰兒學習機制的研究可以為人工智能、公共政策、教育和其他方面提供信息。除此之外，虛擬的大規?？蒲薪M織還有約1200名研究人員共同創建的心理科學加速器、約100名研究人員共同創建的全球草原擾動與資源網絡（Disturbance and Resources Across Global Grasslands）、約150名研究人員共同創建的眾多靈長類動物項目。這些自發性的研究組織匯集資源，分別在心理學、生態學和靈長類動物學方面開展有組織科研。

四、科研商業化與知識轉化機制改革

世界各國均鼓勵高校與企業開展合作，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和法規、提供資金，以及建立科技孵化器和技術轉移機構等措施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加速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和商業化進程，進而增強科技創新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力。不同國家擁有獨特的創新生態系統，通常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環境、法規體系等不同要素以及政府、高校、企業等不同主體。有組織科研力求貫通“科技人才創新”鏈，構建更加健全和有活力的科研生態系統，為科技人才提供充分的支持和創新的舞臺，從而推動科研的可持續性創新發展。

（一） 強調科學研究商業化

一是調整研發激勵措施和創新支持計劃。研發在提高生產力和企業競爭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加拿大魁北克省主要以稅收抵免的形式為企業提供研發稅收援助，增強其競爭力，從而創造有利且靈活的環境?？笨耸∵€提供針對優先項目的財政援助，將援助重點放在能夠產生高社會回報或促進某些公共政策目標的利益攸關方或活動上。這種對企業創新支持主要通過政策性財政補貼來實現。[29]

二是支持創新技術創業。創新創業能夠創造高研發強度與商業轉化能力的新的高增長企業?！犊笨搜芯颗c創新投資戰略（2022—2027年》提出將在五年內提供總額為1.1億加元的額外資金，以推行兩項措施：開發商業孵化器和加速器，商業孵化器和加速器能夠在系統中確定高質量的項目，評估其增長和創新潛力，以及鞏固融資網絡；支持初創企業，對處于市場引入階段的初創企業提供財政支持。該政策還提出促進企業與商業孵化器和加速器之間的密切合作。

三是促進投資和創新的商業化。為保持競爭力，魁北克政府大幅增加來自公共研究的創新項目的數量，并加速成果向市場、社會和現有企業的轉移，或者通過創建新企業來實現該目標。為促進投資和創新成果的商業化，《魁北克研究與創新投資戰略（2022—2027年）》提出將在五年內提供總計7.235億加元的額外資金，其中包括6億加元的風險投資。該資金最終將實現以下目標：為企業提供直接協助，以支持其開展創新項目；幫助企業通過市場引入階段；使風險投資成為獲得新機會的載體；促進業務增長；依靠魁北克省投資企業進行投資和商業化創新。公共研究成果的轉讓和評估、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保護以及創新的技術成熟是激烈的全球競爭的核心。[30]

四是加強大學與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聯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以其充滿活力的創新文化、跨越全球的研究伙伴關系以及與公共和私營部門組織的眾多合作而聞名。國際排名使多倫多大學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公私合作的頂尖大學之一。多倫多大學在北美許多基于新知識產權的初創公司、新發明披露、新許可證方面處于領導者角色。平均而言，多倫多大學及其合作醫院每三天代表多倫多大學研究人員提交一項專利申請[31]。在促進創新的過程中，多倫多大學的研究人員還與公共部門合作伙伴就新技術和新產品所需要的監管設計和政策分析問題進行合作。

（二） 注重產學研融合發展

企業與大學之間的產學研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是互惠互利的，這主要體現在研發與科研成本的分擔，以及享受相應稅收優惠兩個方面。企業可以降低新產品商業化的成本，在業務領域中獲得更多的優秀畢業生人才；大學可以縮短產權進入市場的時間，分擔技術和商業的風險。2022年2月，澳大利亞教育、技能和就業部發布《大學研究商業化行動計劃》，提出將投資22億澳元推動澳大利亞大學與行業在國防與空間站、餐飲、能源轉換和礦物、醫療產品、回收與清潔能源等重點領域的創新合作活動，以減少各地研發的碎片化程度。該計劃還提出鼓勵大學將研究人員的薪酬和晉升與研究商業化的結果掛鉤，通過解決關鍵的知識產權問題來支持企業和大學之間的合作，為行業吸收到更多世界級的科研成果產出。澳大利亞將改革現有的資金支持模式，并為大學創建一個新的知識產權框架，其中將包括關于知識產權許可和分配的合作標準化條款和協議，從而加強大學與行業的科研合作。[32]

澳大利亞企業與大學合作的方式主要分為以下幾種：合同式研究，即企業與大學合作，企業在獲得專業知識的同時保留知識產權；合作研究，即由政府出資，支持商業或社區組織與大學開展合作研究，知識產權通常由合作組織和大學共享，如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的合作研究計劃；學生實習和獎學金，即由大學建立的學生實習和獎學金的項目；創新網絡，即幫助企業和組織與當地的研究人員建立聯系，幫助大學尋找合作企業；協同定位，即在大學或創新中心與研究人員共同工作，把自己放在主要地位；行業咨詢小組，即幫助大學開發與行業需要具備的知識和技能接軌的課程、暫時借調大學專家到企業開展研究等。[33]

為推動高校與行業的科研合作和科研商業化，在“增加勞動力流動性”倡議下，澳大利亞政府計劃在2023—2032年花費2.06億澳元開展產業博士項目，打造“科研機構+大學+產業”三位一體的聯合培養模式，計劃培養約1800名產業博士。該產業博士項目將支持博士生從事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的研究項目，使之更好地將大學研究轉化為商業化成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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