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理論下的典籍譯者行為批評研究

胡平 馬建偉 任俊蓮 于治浩

［摘要］ 中國典籍是中華文明傳承與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典籍翻譯既是翻譯文化，又是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的橋梁，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凇拔谋尽袨椤鐣币惑w化理論，以林語堂與理雅各的《論語》英譯本為例，對典籍譯者行為進行“翻譯內”與“翻譯外”研究，即將典籍譯者行為置于“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理論框架中審視，選擇“以人為本”的典籍翻譯批評研究路徑，旨在為中國典籍外譯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關? 鍵? 詞］ 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理論；典籍譯者；行為批評

一、引言

中國典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特性，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典籍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包含著譯者行為、文本與社會的互聯互動關系，在社會這一大環境下進行的翻譯活動必然是一種社會屬性的交際活動。譯者不是孤立的，譯者與文本在翻譯活動中是一種互動關系。鑒于此，在典籍翻譯實踐過程中，受到“翻譯內”與“翻譯外”因素的相互制約，譯者在翻譯文本時實施的翻譯行為和選擇的翻譯方法與策略是多元動態的。

《論語》是作為中國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治學、治國、倫理、民本、愛國、仁政等諸多優秀的精神價值理念，孔子引用各種典例講述齊魯文化，彰顯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齊魯文化元素?！墩撜Z》英譯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60余種譯本流傳于世，這300多年的譯介與傳播正是中國文化對外交流的歷史見證。早期的《論語》英譯本是由英國傳教士出于宗教目的而譯介的，后來由諸多漢學家從西方研究視角進行翻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論語》由不同文化身份的譯者出于各種目的對其進行譯介。本研究以理雅各與林語堂的《論語》英譯本為例，將兩種譯本置于“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探究典籍譯者行為，一改傳統的“以文本為中心”的“注經式”翻譯研究模式，而運用“以人為本”的動態研究范式，以期能夠有效地促進典籍翻譯研究與實踐。

二、翻譯過程中“靜態”與“動態”翻譯

中國典籍文體形式繁多，包括古典詩歌、小說、散文等文學與哲學著作，其內容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及文學理論。典籍外譯旨在助推中華文化“走出去”，構建中華現代文明。當前諸多譯者對典籍翻譯多集中在科技、民族典籍等方面，典籍翻譯研究依然聚焦在傳統的“以文本為中心”的靜態詮釋意義的翻譯范式。這種傳統意義上的翻譯范式僅是借助靜態的史證解釋文本意義，尚未將中心轉移至參與社會翻譯的譯者上來?！耙匀藶楸尽弊g者行為批評翻譯研究，是以“人”的范疇審視文本與社會。譯者行為受身份、意志、目標、行為等因素制約，因此產出的文本內容可以更好地彰顯其社會性。目前翻譯研究依然缺乏全面性、客觀性與科學性，典籍翻譯研究亟待從微觀的翻譯延伸至宏觀的翻譯，深入翻譯過程的研究。

《論語》是儒家文化的經典之作，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語錄體著作?！墩撜Z》作為負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典籍，譯介早，譯本多，在不同時期產出的譯本各具歷史時代特色。理雅各與林語堂兩位譯者身居不同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對《論語》這一文本的譯介，傳統一元式的“以文本為中心”翻譯模式不足以展現其文本蘊含的精神要義。在典籍翻譯過程中，“文本內”與“文本外”的翻譯應相互輝映，且譯者身份與譯者行為間互動互聯，實現動態翻譯。

三、“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概述

譯者行為批評有外化性、人本性和動態性三大屬性。［1］譯者翻譯行為是基于行為主義理論將翻譯行為 （translational behaviour） 界定為“譯者在翻譯動機、翻譯認知等內在因素以及多重外部環境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為實現語言轉換進行的一系列有規律的行動”［2］?！靶袨椤笔恰拔谋尽袨椤鐣币惑w化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典籍翻譯研究的核心?！靶袨椤备拍钤从谡軐W研究中的“認識行為”，是指主體在認識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系列活動。周領順教授把翻譯行為與譯者行為進行了較為清晰的界定，他認為翻譯行為應被列入譯者行為之中，翻譯行為需要譯者對原文意義進行再現，并進行語言的轉換；而譯者行為不僅包括翻譯行為，還有譯者產出的譯本是流通的，并可以作為讀者對文本進行解讀，做出相應的社會性行為。［3］典籍翻譯作為一種復雜的跨文化交際活動，譯者與原作者、譯者與譯本、譯者與社會之間相互關聯。典籍翻譯是“文本+人本”路徑、“譯內+譯外”路徑、“靜態+動態”路徑、“譯者意義與譯者目標意義”路徑，各路并行，是全面、客觀、科學的譯者行為批評研究過程。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往往會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感和社會責任感，他們從自己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出發，在翻譯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審美情趣融入所譯的文本之中。古代典籍多以文言文形式書寫，而文言文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種文體，文言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4］譯者在典籍翻譯過程中，譯者的前解釋能力與所處的社會大背景是分不開的，譯者在“求真”與文本和“務實”與社會之間做出權衡并尋求路徑。

四、《論語》英譯本中典籍譯者行為的典例分析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肩負著民族文化建構的重要使命?！白g者行為批評理論將翻譯活動看作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充分肯定譯者對譯文質量的決定性作用?！保?］理雅各與林語堂兩位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構成了“翻譯外”的時代社會背景，譯者對文本的翻譯選擇，即是譯者前解釋性行為與時代文本相結合的社會性產物。理雅各作為一個西方譯者，其自身就是“西方主義”的代表，而林語堂作為現代著名的語言家、翻譯家，深受中西兩種文化的熏陶，在實施翻譯行為時則是用英語講述中國文化思想。理雅各在選擇翻譯《論語》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譯者所處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理譯本是想用異化之法“務實”地闡釋《論語》的文本意義，但由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在翻譯過程中文本呈現的意義與作者意志體的意義產生偏差，所以在闡釋文本形式意義與內涵意義時，在文本的“求真”與“務實”度上難免會有參差。

例如：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

理譯：The Master said，“Is it not pleas and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6］

在語言維度層面，理雅各運用不同的修辭，使譯文更加符合英語語言的表達習慣，實現了譯文與原文之間在內容層面和形式層面上的高度契合，譯出原文的意義并使之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熬硬黄鳌保ā墩撜Z·為政篇》），理雅各譯為：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7］ 理雅各采用異化策略，將“器”直接譯為“a utensil”。對于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外國讀者而言，沒有辦法深入剖析孔子說這句話背后的隱含意義。在翻譯時，理譯本采用順譯和逆譯兩種翻譯方法。順譯是將英文原文中的句式結構按照中國文化思維的邏輯方式進行變換，達到在譯文中再現原文句子結構的目的，而逆譯是將中文句子結構按照英文邏輯進行轉換，使譯文符合英文句法結構，從而翻譯出原文句子結構所具有的語義信息。

林語堂作為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其對中國文化研究頗深，在翻譯選譯《論語》時，其翻譯行為必然受到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他站在中國文化視角向國外推介中國文化，用中國語言思維解讀文本，又兼顧西方讀者的接受度。在文本翻譯中，林語堂對于文本中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負載詞采用添加圓括號進行解釋性翻譯的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更詳盡地了解中國文化。林語堂將《論語》作為一部國學經典進行研究，并以此為基礎解讀《論語》，尤其重視對儒家思想的闡釋。林語堂認為《論語》不應該被翻譯成普通的白話文，因為《論語》的語言形式是中國特有的，與西方語言有本質的不同。從林語堂的譯文中可以看出他在翻譯過程中是以西方文化為標準進行翻譯的［8］。

林語堂在《論語》翻譯中遵循了中國語言的文化價值觀，根據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選擇了歸化策略，在遇到中國文化負載詞或歷史人物時，采用添加括號進行解釋性翻譯的方法，能讓西方讀者較容易地理解孔子的智慧。林語堂在翻譯時并沒有遵循漢語的語言修辭及句法結構，而是按照英語國家慣用的語言結構與話語修辭方式。

例如：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保ā墩撜Z·憲問篇》）

林譯：A man who has a beautiful soul always has some beautiful things to say， but a man who says beautiful things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a beautiful soul.［9］

在該句中，林語堂將 “德”譯為 “a beautiful soul ”，而沒用“virtuous sounds”，是因為他認為譯作“virtuous sounds”會給讀者一種刻板印象。而在《論語·陽貨篇》中也提到關于“德”，即“鄉愿，德之賊也”， 林語堂則將此句譯為“The goody-goodies are the thieves of virtue”。林語堂在選譯過程中對于“德”給出不同的釋義，選詞巧妙，符合原文語句的社會歷史語境，還原且重構了原文語境。

例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林譯：Heaven has endowed me with a moral destiny（or mission）. What can Huan Tuei （a military officer who was driving me away） do to me？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能夠使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的典故，林語堂選擇添加括號釋義的方式，對歷史典故的人物進行解釋性翻譯，對原文意思進行詳細的闡釋。

五、結束語

“文本—行為—社會”一體化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為典籍譯者行為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是“以人為本”的動態翻譯研究范式，跳出“以文本為中心”的圈子，立足人的行為去看“文本”的意義傳輸與其在“社會”中的接受度，以譯者的范疇看文本與社會，以“務實”社會為根本。譯本的最終質量與傳播效果與翻譯策略、語言修辭等有著密切關系，但不同時代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施加的翻譯行為是與客觀的時代社會相銜接的，給譯本注入新鮮的血液，使文本—行為—社會互聯互通，自成體系，最終使譯本具有可讀性，助推原文本思想文化對外能得到有效傳播。

參考文獻：

［1］周領順.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答研究者（之三）［J］.外國語文，2024（1）：77-89.

［2］錢春花.翻譯行為影響因素體系研究［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5（6）：86-91.

［3］周領順.譯者行為批評中的“翻譯行為”和“譯者行為”［J］.外語研究，2013（6）：72-76.

［4］許多，許鈞.中國典籍對外傳播中的“譯出行為”及批評探索：兼評《楊憲益翻譯研究》［J］.中國翻譯，2019（5）：130-137.

［5］李正栓， 張丹.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發展研究［J］. 中國翻譯，2023 （4）： 22-28.

［6］廖蕓.《論語》英譯與中西思想對話：以理雅各英譯本為例［J］.蘭州石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3（2）：71-75.

［7］James Legg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2010：15.

［8］楊艷.《論語》翻譯中變異現象的美學分析：以林語堂《論語》英譯本為例［J］.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23（1）：143-151.

［9］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M］.New York：Random House，1938：51-69.

作者簡介：

胡平（1987—），女，漢族，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典籍英譯。

作者單位：1.菏澤醫學?？茖W校? 2. 塔里木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