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實現路徑與地區差異性
——來自數字鄉村百強縣的組態分析

劉運青 戴澤坤 武亦婷

(安徽財經大學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近年來,國家密集出臺《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力求通過政策引領數字鄉村的建設和發展。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自然條件差異大、發展水平不一、優勢特點各不相同,地區差異問題明顯。例如,從2020年首批117個數字鄉村試點縣區發展至今,雖然我國整體數字鄉村指數已達到55.7,但在全國2 481個縣區中,高水平數字鄉村地區僅占5.6%。此外,據2022年6月北京大學農業發展研究院發布的《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顯示,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總體呈現出沿?？h區大幅度領先,內陸縣區較為落后的局面,數字鄉村建設的地區差異問題突出。然而,學界對數字鄉村建設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實現路徑尚未形成統一認識,難以指導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發展[1]。同時,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導致的“數字鴻溝”問題,也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大現實難題[2]。因此,全方位地整合數字鄉村建設資源,甄別數字鄉村建設的高質量實現路徑,識別地區差異的典型特征,進一步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是學界和業界關心的重要問題。

數字鄉村建設是實現高質量的農業全產業鏈數字化發展和農村全方位數字化發展[1],現有研究多強調單一因素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關系[3]。技術維度上,現有研究探討了技術能力對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性。例如,技術創新能力、技術支出力度對地區數字化的賦能作用[4];先進數字技術對數字建設的驅動效應[5]。組織維度上,探索政府服務效率的提升對數字鄉村建設的作用,政府效率與區域數字化間的聯系[6]。環境維度上,分析數字金融環境改善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影響效果和作用機制,以及數字金融的便利性、及時性和普惠性如何促進縣域鄉村數字化發展[10]。此外,部分學者討論了區域經濟水平與數字化建設的線性關系[11]。但當前研究側重于考察技術、組織、環境等因素分別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影響,基于回歸關系提煉單一因素對數字化建設的影響效應,忽略數字鄉村建設各因素的內部聯動機制,未能充分解釋數字鄉村建設的多因素并發的組態機制[12]。因此,基于組態視角,將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多重因素進行整合,研究不同條件組合下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的實現路徑與地區差異性尤為必要。

本文采用組態思維,結合NCA和QCA的新興方法,首先識別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條件組合[13],其次分析東南沿海與內陸省份數字鄉村建設的實現路徑和地區差異。研究貢獻主要如下:第一,組態視角下基于條件和結果之間的集合關系進行因果推斷,不同于當前研究中的“凈效應”分析,把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多種條件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豐富了當前數字鄉村建設的研究范式。第二,通過構建整體協同框架,系統探索了數字鄉村建設中各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和內在機制,發現了我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實現路徑,為我國進一步推進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提供理論參考。第三,識別了地區差異下的數字鄉村建設的典型特征和差異性,對不同地區的數字鄉村政策和發展戰略提供針對性指導,為縮小地區差異、解決“數字鴻溝”問題進而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啟示。

二、理論框架

數字鄉村建設作為我國農業農村信息化全面提升的重要表現形式,近年來愈加受到重視。不同學者從多種理論視角出發,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的底層邏輯、實踐方式與優化路徑展開了廣泛研究。例如,技術賦能理論認為,數字鄉村建設需要技術條件支持,通過信息技術和網絡服務實現對數字鄉村建設的賦能;組織角度的理論提出,統一規范的組織機制使當地采取的政策可以得到貫徹落實和遵守,從而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不斷發展和改善[15];環境復合理論強調內外環境的相互作用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推動作用。本文將分別從技術、組織、環境三個維度闡述其在數字鄉村建設方面的理論邏輯。

(一)前因條件和結果變量的關系

1.技術維度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關系

信息技術作為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已成為重塑區域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國家對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涵蓋高新技術產業、農業農村生產、數字鄉村發展等[5]。而數字鄉村建設的核心是技術賦能,該過程中技術能力決定了數字鄉村建設的可行性和效果,技術支出的增加通常會加速數字鄉村建設步伐,即技術維度分別分為技術能力和技術支出兩個方面影響數字鄉村建設。

技術能力是執行和管理技術所需的各種任務程序和活動的集合,在數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5]。從數字技術的獨特性視角出發,縣區的技術能力越高,則該區域在數字鄉村的發展上越具有相對高的“硬實力”,同時技術能力能夠強化對已有資源的整合,以此提高鄉村數字產業的核心競爭力[17]。例如,周浪(2020)[18]發現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加速了電商產業的集群效應,并在該基礎上使數字鄉村建設水平不斷提高?，F有研究多認為技術能力對數字鄉村建設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正向作用,但未能分析地區技術能力與其他條件的整合對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的影響效果。因此,技術能力與數字鄉村建設的聯動關系需要進一步檢驗。

技術支出是指應對科技創新所投入的研發費用,能夠反映出對區域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其作為數字鄉村建設的資金支持,對區域數字鄉村水平的提升十分重要[4]。技術支出的增加能夠推動數字技術的更新升級,從而帶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19]。實證研究發現,技術支出較高的地區通常具有更高的數字化水平,且擁有更多的資源用于數字鄉村建設,驗證了技術支出與數字鄉村建設間的線性關系[20]。因此,數字鄉村的發展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還需要足夠的技術支出作為資金保障[21]。雖然現有研究從技術視角驗證了技術支出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正向作用,但并未指出技術支出在組態思維下如何驅動數字鄉村建設。

2.組織維度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關系

數字鄉村發展戰略實施以來,政府組織在促進鄉村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組織的統籌規劃,在“數字中國”的基本框架中構成三位一體的重要一環,成為社會事業進步的內部加速器[22-23]。數字鄉村建設通常需要政府組織的協調和支持,而高效率的政府可以促進電商企業在農村地區開展業務。作為農村地區數字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政府如何聚集電商產業將會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成效[24]。因此,本文將組織維度歸納為政府效率和電商產業形成度兩個方面。

政府效率是當地行政服務水平的集中體現,服務效率的提升能夠推動治理效果的升級,同時對提升地區數字鄉村建設水平也起到正向作用[25]。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服務效率的提升對數字鄉村建設至關重要。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演進,政府已經有了更多的工具和機會來提升服務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居民的需求[4]。通過數字化平臺,政府可以更快速地響應和解決問題,為鄉村地區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持[3]。然而,一些地區可能由于資源分配、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服務效率較低,從而抑制了數字鄉村的建設效果。因此,本文認為加強政府效率,特別是借助數字化手段提升效率,是實現數字鄉村建設目標的必要手段。

電商產業在數字化時代扮演重要角色,通過互聯網技術實現“再造組織”,重新構建企業運作模式[26]。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電商產業在鄉村建設中的作用日益明顯,特別是與傳統農業融合,推動鄉村綜合發展,助力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然而當前對區域電商產業形成度的研究多通過區域產業集群進行概括[27]。如王核成等(2021)[28]利用能力成熟度模型,識別了產業集群效應對數字鄉村水平驅動作用。雖然電商產業的發展滿足了農村地區的特殊需求,但缺乏對農村電商合作社、農村電商孵化器和培訓機構等復雜電商平臺的整合。因此,在多條件互動下,需要進一步驗證電商產業形成度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實際作用。

3.環境維度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關系

外部環境是指對發展施加約束和激勵的一系列相關制度安排,而數字鄉村建設受環境影響較為明顯[29]。例如,穩健的金融環境能夠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而發展環境中的經濟水平、市場需求和資源分配也會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方向和速度[30]。因此,本文將環境維度擬定為金融環境和發展環境兩個方面。

金融服務可以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資金,并通過創新金融產品、風險管理、金融科技支持等多種途徑,推動農村地區的數字化發展[9]。數字普惠金融作為現代金融發展的新業態,通過優化區域金融服務環境對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支持[31],其對數字鄉村建設的賦能作用,通過集約化的數字金融發展體系降低區域金融交易成本,為地區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創造穩定的發展空間[7]。雖然金融環境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影響已得到多方驗證,但數字鄉村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一些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不夠發達,導致融資難度較大,使金融環境與多條件的聯動作用不能得到較好的檢驗。

發展環境對社會事業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地區數字鄉村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環境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32]。良好的地區發展環境具備促進高數字鄉村水平的潛力;優越的經濟發展環境為鄉村建設提供多樣化資源支持,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必要的外部條件[33]。盡管中國整體發展環境明顯影響著數字鄉村建設進程,但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一些地區面臨基礎設施不足、人才短缺等問題,限制了數字鄉村建設的均衡發展[21]。另外,當前研究對發展環境集合效應的考慮較少,難以準確表達發展環境與數字鄉村建設多重條件間的聯動機制。

(二)分析框架

全方位實現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需要從整體視角進行分析[1]?，F有文獻對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相關因素進行了細致化研究,從單一因素驗證數字鄉村建設的“凈效應”。鮮有研究從數字鄉村建設的整體視角出發,論證多條件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組態效應。參考相關研究,把影響中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多重因素置于“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中,通過組態視角分析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實現路徑和地區差異問題。

TOE分析框架由Tornatzky和Fleischer(1990)[35]所提出,其優勢在于良好的通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成為研究各種主題的理想工具。在數字鄉村建設這一新興領域,TOE框架的通用性變得尤為顯著。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技術在農村發展中的創新應用,這一新型鄉村社會發展趨勢呈現出高度復雜性。數字鄉村建設的速度和水平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技術水平、組織支持、環境壓力等。但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通常不是單一的因果關系,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復雜網絡[13]。例如,對于技術因素,考慮數字技術的創新水平等,對于組織因素,可以考慮政府的政策支持、組織效率等。對于環境因素,則包括地區的金融環境、發展潛力等。在組態視角下,技術—組織—環境三個維度之間的聯動效應變得明顯。例如,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激勵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可能增強農業產業集群效應,從而提高數字鄉村建設的效果。另一方面,外部金融環境也可能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進一步影響數字鄉村建設的走向。因此,該框架有助于理解數字鄉村建設情景下多個維度之間的交互作用。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將技術能力、技術支出、政府效率、電商產業形成度、金融環境和發展環境作為TOE框架的要素,來分析數字鄉村建設和地區差異問題。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鄉村建設組態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一)NCA與QCA混合的方法

NCA作為一種新興的必要條件分析方法,主要通過R語言軟件實現,通常用于研究一個因素是否為某個結果的必要條件[36]。例如,Y的產生是由X的出現所導致的,則X是Y的必要條件。NCA方法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它能夠更好地體現前因條件與結果變量之間的緊密關系,通過CE和CR兩種分析方法檢驗條件變量的必要性;(2)NCA方法在檢驗前因條件的必要性時,使用效應量(effect size)和p值顯著性作為衡量指標,可以提供詳細的隸屬分數,避免模糊集僅以是或否的形式出現。因此,使用NCA方法進行必要條件分析可以增強研究信度。

QCA是一種用來分析不同條件間因果關系的分析方法——即前因條件怎樣組合能夠充分產生結果的組態路徑。QCA主要有三種形式:清晰集、多值集和模糊集。本文使用模糊集(fs-QCA)對數字鄉村建設進行分析,通過fs-QCA3.0軟件,識別縣域數字鄉村建設模式與地區差異的典型特征。fs-QCA作為QCA方法中最新的表現形式,適用于中小樣本研究,與傳統的實證分析不同,通過布爾代數的運算方式,不要求控制變量和虛擬變量,有效避免了遺漏變量偏差。并且它能夠結合定性和定量的優勢,在整體視角下進行跨案例比較研究。因此,使用QCA方法研究數字鄉村建設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22年6月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與阿里研究院聯合發布的《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中的數字鄉村百強縣為典型案例,探討中國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組態路徑。選取數字鄉村百強縣的主要原因如下:(1)縣域作為中國行政區劃的基層單位,能夠較好地反映農業農村的發展趨勢,具有較強的普適性;(2)《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是中國首個縣域數字鄉村發展情況的報告,是評估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依據,具有一定的權威性;(3)2020年的數字鄉村百強縣覆蓋范圍廣泛,包括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和欠發達的內陸省份地區,對促進區域間的協同發展和共同富裕作用明顯,具有較高的科學性。

為保證數據收集年限的一致性,數據分別來源于《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2021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21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1年各地級市統計年鑒及縣區政府統計公報。因年鑒統計數據滯后性,2021年鑒數據實際為2020年統計結果,因此專利數據來源于2020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所公布數據。電商企業數量來源于全國企業信用查詢系統。金融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公布的2020年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因數據收集過程中相關條件限制,剔除了桃城區、裕華區、郾城區以及溫縣四個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樣本量為96個縣區。數據來源如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數據來源

(三)條件測量與數據校準

1.結果變量

本研究的結果變量為數字鄉村指數,數據來源于《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2020)》。該變量從鄉村數字基礎設施、鄉村數字經濟、鄉村數字治理以及鄉村數字生活四個維度進行測量。其中,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分別從信息基礎設施、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數字商業地標、基礎數據資源體系四個方面進行測量;鄉村數字經濟分別從數字化生產、數字化供應鏈、數字化營銷、數字化金融四個方面衡量;鄉村數字治理通過治理手段指數進行衡量;鄉村數字生活通過數字消費、數字文旅教衛、數字生活服務三個維度進行測量。

2.條件變量

(1)技術能力。地區技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推動鄉村數字化轉型發展,但地區技術能力的測度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衡量依據,參考主流研究采用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種專利的申請數量作為當地技術能力的代理變量[5]。測算過程中首先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然后使用熵值法確定三種專利的具體權重,所得結果為發明專利權重為0.37,實用新型專利權重為0.24,外觀設計專利權重為0.39。

(2)技術支出。地方科學技術支出是當地科技發展和相關科學計劃實施的重要保障,為提高地方科技能力以及數字化轉型步伐,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茖W技術支出越高,地區數字科技發展情況就越好,且可以加速傳統產業的更新迭代?？茖W技術投入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關鍵推動力,有助于提升鄉村的生產力、生活水平和可持續發展水平。因此,本研究采用縣區的科學技術支出作為技術支出的代理變量[4]。

(3)政府效率。數字鄉村發展過程中,政府強有力的行政服務效率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顯著影響。政府效率的改善不僅可以推動營商環境的優化,還可以促進數字鄉村建設。本文參考已有文獻使用政府一般預算收入與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兩個指標作為政府效率的代理變量[37],通過無量綱化處理,以及熵值法加權得出一般預算收入權重為0.62,一般預算支出權重為0.38。

(4)電商產業形成度。電商產業形成度作為縣區產業集群效應的數字化方面的體現,廣泛用于衡量地區電商產業的繁榮和成熟程度。從政府的組織效率角度來說,通過增加電商企業的數量能夠推動區域產業的數字化進程。因此,本文使用地方電子商務企業的數量和常住人口數量之比作為電商產業形成度的代理變量[24]。這種方法不僅可以反映電商企業的絕對數量,還可以提供關于電商企業在特定人口規模中的相對密度,從而提供了一個更全面和科學的電商產業形成度的測量指標。

(5)金融環境。中國通過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加快了數字金融體系建設,各縣區也在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參照現有研究的做法,本研究借鑒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相關指標作為金融環境的代理變量[8]。該變量主要包括支付能力、保險業務、投資能力和信貸服務四個指標。通過無量綱化處理和熵值法加權處理,得到的權重分別為:支付能力為0.34,保險業務為0.21,投資能力為0.19,信貸服務為0.26。

(6)發展環境。地區的發展環境直接體現方式為GDP產值[38],然而,僅用GDP指標無法對發展環境進行準確測量。為全面衡量縣域的發展環境,本文將從四個方面來測量區域發展環境,分別是GDP產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以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經過無量綱化處理和熵值法計算后,具體權重分別為:GDP產值0.34,第三產業增加值0.23,第一產業增加值0.2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0.20。

3.數據校準

使用fs-QCA3.0軟件,將6個前因條件和1個結果變量轉化為集合的表示方式,之后在校準過程中將最大值賦值為1,最小值賦值為0,以此產生[0,1]之間的連續數值。通過直接校準法,將變量校準為模糊集,以四分位數將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指標設定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3個校準點,即各變量以75%、50%、25%的隸屬度作為變量的校準錨點。見表2。

表2 校準錨點與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必要條件分析

1.NCA單個必要條件分析

NCA作為檢驗單個條件必要性的新興方法,有其獨特的優勢。其不僅可以確定單一條件是否為結果的必要條件,還能夠分析該條件對結果的必要性程度。另外,NCA主要使用效應量(effect size)來表示必要性的大小,通過瓶頸水平(bottleneck level)展示前因條件對結果的最低要求水平。根據Dul(2021)等[36]對NCA方法的研究表明,根據效應量的大小和p值顯著性來判斷前因條件的必要性。對于結果的要求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效應量(d)不小于0.10,且置換檢驗(permutation test)之后效應量必須顯著。在NCA中,效應量的取值范圍為0到1,其中當0≤d<0.10時為低水平,0.10≤d<0.30為中水平,0.30≤d<0.50為高水平。數值越接近1,表示前因條件對結果的影響越大;若d值小于0.10,說明該條件產生結果的效應太小。實際分析中,使用NCA方法對六個前因條件進行分析,并同時運用包絡上限分析(CE)和回歸上限分析(CR)來評估各前因條件效應量的大小。

如表3所示,除發展環境CE方法的檢驗結果不顯著,其他條件置換檢驗都顯著。但另一潛在條件未能滿足,前因條件的效應量都不大于0.10。所以通過NCA分析之后可知以上前因條件都不是推動高數字鄉村建設的必要條件。

表3 NCA必要條件分析

在表4中進一步分析了前因條件能夠產生結果的最低水平,通過瓶頸水平進行表示。通過表4可知,要達到90%的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則需要18.70%水平的政府效率,17.00%的金融環境以及1.00%的發展環境,其他三個前因條件則不存在瓶頸水平。

表4 NCA方法瓶頸水平(%)

2.fs-QCA必要條件檢驗

QCA作為一種因果關系的分析方法,適用于分析前因條件與結果之間的充分性關系,并能夠對各前因條件的必要性進行驗證。為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和科學性,本研究采用QCA方法驗證各前因條件的必要性。根據Furnari等(2021)[39]的研究,前因條件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90,即一致性大于0.90表示該前因條件是結果的必要條件,因此本文采用同樣方式進行檢驗。在表5中檢驗了是否存在單個前因條件能夠產生高/非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結果發現單個條件必要性的一致性都未大于0.90,因此各前因條件都不是結果的必要條件,此結果與NCA分析一致。

表5 QCA方法單一條件必要性檢驗結果

(二)組態分析

在NCA與QCA進行必要條件分析之后,用fs-QCA3.0軟件進行充分條件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條件的何種組合方式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的組態路徑。在具體操作中,fs-QCA3.0軟件能夠呈現三種不同的解——即復雜解、中間解、簡約解。本文以中間解作為識別組態路徑的主要方式,簡約解作為參考。對中間解與簡約解進行嵌套對比處理,在中間解和簡約解中同時出現的條件為核心條件,只在中間解中出現的表示為邊緣條件。根據Furnari等(2021)[39]的研究把案例頻數設置為1,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0。fs-QCA分析之后發現:6個前因條件通過不同的組合方式共產生3種組態形式,4條(S1a、S1b、S2、S3)高數字鄉村水平組態路徑,其中路徑S1a和S1b為二階等價組態。根據組態路徑中所出現的核心條件與該路徑下的實際案例縣,對4條路徑分別進行命名,S1a為技術—組織聯動型,S1b為技術—組織優化型,S2為技術—組織共生型,S3為環境融合型。組態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組態路徑

1.技術—組織聯動型

S1a表示高技術能力、高政府效率和非高技術支出為核心條件,非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高發展環境為邊緣條件的組態路徑,能夠催生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該路徑中,縣區的技術能力與政府效率之間相互聯系,共同推動數字鄉村建設。S1a中,雖然技術支出作為核心條件是缺失的,但技術能力的核心作用彌補了此條件的不足。金融環境的作用在此路徑中可有可無,表明該路徑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受金融環境影響較小。技術與組織的聯動作用反映了數字鄉村建設中對區域高技術水平的實際要求,同時組織效率的進步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內部驅動也得到較好的驗證。

2.技術—組織優化型

S1b表示高技術能力、非高技術支出和高政府效率為核心條件,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高金融環境為邊緣條件的組態路徑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對比路徑S1a,此路徑更注重組織層面對數字鄉村的驅動力,雖然技術支出作為核心條件同樣是缺失的,但技術能力與政府效率的核心作用抵消了技術支出缺失對數字鄉村發展的約束。例如,“福田模式”作為政務服務改革的典型,政府組織通過提高行政效率,加速了當地數字鄉村建設。而且,政府效率的提升能夠加速數字技術變革,為數字鄉村建設賦予新的“生命力”。因此,提升政務服務效率,關注組織力量對產業融合發展的影響,并結合技術能力創新,是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可行之路。

3.技術—組織共生型

路徑S2表示高技術能力、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非高技術支出為核心條件,高金融環境和非高發展環境為邊緣條件的情況,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發展水平。該模式下,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需要強勁的技術能力和顯著的電商產業形成度支持。在政府組織的引導下,數字技術和電子商務企業的結合激活了鄉村建設活力,探索出了新型的數字鄉村建設道路。該模式中區域電商產業的發展能夠改善區域經濟狀況,在新型技術手段和電商產業的共同作用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模式得以實現。因此,提升區域技術能力,加速電商產業的融合發展可以推動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

4.環境融合型

路徑S3表示非高電商產業形成度、高金融環境和非高發展環境為核心條件,高技術能力、高技術支出和高政府效率為邊緣條件的組態路徑,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該路徑中,金融環境是主導數字鄉村建設的核心,而技術能力、技術支出和政府效率是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輔助條件。該路徑驗證了數字金融對數字鄉村建設的顯著影響,強調了金融環境在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中的特殊地位。同時,此路徑也突出了多種條件的融合發展,說明數字鄉村建設是多元要素共同作用的復雜過程。因此,推動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時應著重關注金融環境,并充分發揮技術、政府支持等多種條件的協同作用。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借鑒張明和杜運周(2019)[40],首先把案例頻數從1提高至2,原始一致性保持不變。提高案例頻數能夠縮小觀測對象,而該檢驗方式所出現的組態中,核心條件并未出現明顯差異,因此表明結果較為穩健。其次把原始一致性由0.80提高至0.85,案例頻數保持不變。一致性閾值提高時,更關鍵的條件變量重新被納入分析,發現總體一致性由0.80上升到0.90,總體覆蓋度由0.34下降到0.20,新的結果是原始結果的子集,因此結果較為穩健(1)限于篇幅,相關表格未列示,留存備索。。

五、進一步分析

數字鄉村建設中,地區差異造成的“數字鴻溝”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的一大障礙。為深入分析不同地區數字鄉村建設的特征進而縮小地區差異,是本研究需要探索的另一問題?；诮洕l展差異,本文把“數字鄉村百強縣”劃分為東南沿海和內陸省份兩大地區。其中,東南沿海在數字鄉村百強縣名單中共有68個縣區上榜,內陸省份為28個縣區。然后,分別對東南沿海與內陸省份產生的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的組態路徑進行分析,在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下為減小地區數字鄉村發展差異提供有益啟示。組態路徑如表7。

表7 不同區域高數字鄉村建設組態路徑

(一)東南沿海

如表7所示,東南沿海地區在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上共有3種組態,4條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路徑。因為X1a和X1b為二階等價路徑,因此進行統一命名。X1a和X1b為組織主導型,X2為多元協調型,X3為技術—環境拉動型。

組織主導型。X1a是指高政府效率、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非高技術支出為核心條件,高技術能力、高金融環境和非高發展環境為邊緣條件的組態路徑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水平。通過X1a可知,技術支出作為核心條件缺失下,對縣區數字鄉村建設是有制約性的,但組織層面作為當前數字化發展的內部力量,通過政府效率與電商產業形成度可以主導數字鄉村建設。該路徑下主要案例縣區為浙江省平陽縣。2017年平陽縣確立“最多跑一次”服務以來,政府效率顯著提升。2021年再次通過《平陽縣跨境電商產業發展扶持辦法(試行)》等政策,為鄉村電商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持。因此在高政府效率和高電商產業形成度“治力+智力”的支持下,數字鄉村建設快速發展。

X1b與X1a作為二階等價路徑,二者核心條件一致。主要為高政府效率、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非高技術支出為核心條件,高技術能力、非高金融環境和高發展環境為邊緣條件的組態路徑能夠催生高數字鄉村的發展,代表縣區為廣東省惠城區。此路徑中組織力量的核心作用不變,對比X1a與X1b,在環境維度上二者存在明顯差異,X1a重視金融環境的作用,而X1b突出發展環境對數字鄉村的支持作用?；莩菂^數字鄉村的發展中政府效率與電商產業形成度的核心作用從根本上豐富了鄉村數字化發展模式,并輔以技術能力和發展環境,不斷提高數字鄉村建設的水平。

多元協調型。X2表示在非高技術能力、高政府效率和高金融環境為核心條件時,通過高技術支出和高發展環境邊緣作用可以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此路徑中內部的政府效率和外部金融環境作用是決定數字鄉村建設的先決條件,二者在組織與環境內外聯動作用下反映出數字鄉村建設需要縣區優勢條件的融合發展。同時技術支出與發展環境作為輔助條件,能夠弱化技術能力缺失對數字鄉村發展的抑制作用。該路徑下的主要代表縣區為浙江省鎮海區。通過分析鎮海區數字鄉村建設模式,地方在提升數字鄉村建設中需要政府效率的提升和金融環境的改善,以此驅動數字鄉村的發展。

技術—環境拉動型。路徑X3為高技術能力、高金融環境、非高技術支出和非高電商產業形成度為核心條件,高發展環境為邊緣條件的數字鄉村發展模式可以提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分析該路徑發現,區域數字鄉村建設需要科技創新能力的推動,X3明顯地體現了技術能力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密切關系。金融條件作為另一外部力量,在數字鄉村建設中與技術能力的合力銜接孕育出了高數字鄉村水平。該路徑下雖然兩個核心條件缺失,但技術能力和金融環境,加上良好的發展環境支持,使得東部沿?？h區數字鄉村建設有較好的發展前景。該路徑下主要案例縣區是福建省安溪縣。

(二)內陸省份

表7所示,內陸省份地區共有3條組態路徑能夠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通過不同前因條件的實際作用,對以上3條路徑分別命名為:Y1—技術主導型、Y2—技術創新型、Y3—技術外壓型。

Y1是指在技術層次下兩個條件共同發揮核心條件的作用,同時重視金融環境的邊緣作用,進而實現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該路徑下的典型區域為河北省高碑店市。高碑店市作為京津冀城市群的組成部分,技術水平上受北京市的輻射作用明顯。同時一大批技術主導的智慧農業項目也有力地推動了數字鄉村建設。雖然經濟發展存在短板,但通過加大對技術能力的扶持力度來彌補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是數字鄉村建設的新型方式。

Y2表明了高技術能力和高電商產業形成度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影響,同時政府效率和發展環境對數字鄉村建設形成助力。高技術能力和高電商產業形成度作為技術創新的具體表現形式,創新水平越高越能推動技術能力進步和縣域電商產業的發展。典型縣域為河北省正定縣。該縣2018年被科技部確定為全國首批52個創新型建設縣之一以來,積極引進和培育高新技術產業。通過電商平臺加速鄉村農產品的推廣和銷售,縣域數字鄉村水平顯著提升。因此,通過高技術能力和高電商產業形成度的作用能夠明顯提升數字鄉村建設效果。

Y3中技術能力作為唯一的缺失條件同時發揮著核心作用,在該核心條件缺失下,通過本條件對數字鄉村發展的外壓推動了其他條件的優先發展。在技術能力的外壓下凸顯政府效率和發展環境的重要性。此路徑下的典型縣域為河南省鎮平縣。該縣圍繞“數字+”工程,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宿”,使技術能力對數字鄉村的賦能作用愈加明顯。而技術支出、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金融環境則在技術能力的外壓下表現出相應的輔助作用。通過以上條件的組合抵消了技術能力的缺失所導致的外部限制,因此可以產生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

(三)對比分析

根據圖2和圖3可知,東南沿海地區與內陸省份在數字鄉村建設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東南沿海地區的高數字鄉村建設水平主要依靠技術能力、政府效率、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金融環境等四個條件的作用。這表明東南沿海地區在數字鄉村建設中具有多元性,能夠從多個方面實現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經濟發展的顯著優勢,使東南沿海地區吸引了大量的技術人才,應用于數字鄉村建設。而行政服務效率的改善,使得電商產業獲得多方面的政策支持,進一步推動縣域數字鄉村建設。另外,東南沿海地區高效的數字金融能力為各縣區在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充分的資金保障。

圖2 東南沿海與內陸省份路徑差異

圖3 區域差異下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核心邏輯組合

內陸省份數字鄉村建設模式對比東南沿海地區,主要表現為技術能力是數字鄉村發展外部源泉。在3條產生高數字鄉村發展的路徑中技術能力全部表現為核心條件。本文發現內陸省份實現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中技術維度具有特殊作用,一般研究多認為內陸省份技術情況落后于東南沿海地區,但在組態視角下強調的是多條件的聯動作用,技術條件的核心作用表明在整體環境中該類型條件對數字鄉村建設的驅動效果會優于其他條件。因此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提高區域技術能力是推動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的可行方式。

綜上,數字鄉村建設在不同地區受到多重條件的影響。東南沿海和內陸省份的數字鄉村建設路徑存在顯著差異。東南沿海地區采取多元化的建設形式,同時重視技術能力、政府效率、電商產業形成度和金融環境的作用。內陸省份則更加依賴技術維度的發展。因此,在經濟較好的地區可以借鑒東南沿海的數字鄉村建設模式。欠發達地區,通過提升技術能力并輔以其他條件的聯動,實現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

六、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數字鄉村百強縣作為研究對象,基于TOE分析框架,采用NCA和QCA結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國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實現路徑與地區差異問題。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受到多重條件的驅動,使用NCA與QCA方法驗證了單一條件對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的必要性程度,結果顯示單個條件并不能實現高水平數字鄉村建設,說明縣區在數字鄉村建設中,單一因素的作用有限,應注重多種因素的聯動作用。第二,我國數字鄉村實現高質量建設存在4條組態路徑,分別為技術—組織聯動型、技術—組織優化型、技術—組織共生型和環境融合型;全樣本下,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特點強調技術與組織的耦合效應,表明縣區數字鄉村建設可以優先考慮對技術與組織層面的投入。第三,地區差異下,東南沿海地區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組態路徑分別是組織主導型、多元協調型、技術—環境拉動型,內陸省份組態路徑為技術主導型、技術創新型、技術外壓型,即東南沿海數字鄉村建設呈現出多元化形式,內陸省份受技術因素驅動明顯。

(二)實踐啟示

本文的研究發現有如下實踐啟示。

第一,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綜合考慮多重因素的聯動作用,避免單一條件的過度依賴。即應綜合考量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大要素,借助具有本土特色的策略路徑,推進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例如,可以通過深度研究和合理利用本地的文化、歷史和自然資源,探索具有特色的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路徑。同時,應大力倡導和推進區域內多元化的發展策略,以實現“量體裁衣”的高質量發展,從而有助于促進鄉村的技術升級和組織優化。

第二,由于東南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在數字鄉村建設的路徑上表現出不同的發展模式,因此,有必要著力于區域間的資源優化配置和技術共享。政府可以通過構建多維交流平臺,促進區域間的經驗交流和知識共享。內陸地區應重視本地數字人才的培養和團隊的構建,促進本地與外部專業團隊的協作,并促進技術和知識的交流和共享。此外,應出臺一籃子政策來引導和支持區域間的合作,這不僅可以有助于減少地區間的數字鴻溝,還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分配。

第三,為保障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在政策層面應進一步提供支持和指導。政府需要靈活地制定和實施政策,以鼓勵農村地區采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從而提高農村產業、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水平。此外,政府也應該支持數字創新和創業等舉措,以推動鄉村地區數字經濟的增長,從而加速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進程。政府的引領作用將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堅實的政策和戰略支持,推動農村地區融入數字時代,實現可持續繁榮。

(三)不足與展望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通過已有研究可知,本文與使用QCA方法的傳統定量分析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即如何深化質性分析,未來應收集更加全面的數據信息,從鄉村發展的各個階段進行更深層次分析。(2)受數據收集限制,數字鄉村百強縣名單中只獲得了96個縣區數據資料,一定程度上未能做到百分百的分析,對案例中所缺少的4個縣區的數字鄉村發展模式缺少了解,可能導致結論的整體性不足,未來可以通過收集更多的數字鄉村建設優秀縣區案例,對高數字鄉村發展邏輯進行再次分析。(3)當前能夠反映鄉村數字水平能力的數據相對有限,本研究在數據獲取上只獲得靜態的數據信息,未來通過TQCA的發展采用動態的跨時間數據,進一步分析高質量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