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域下跨階層流動對人民群眾獲得感影響研究

楊玉珍 張雪珂

(河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近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均GDP水平逐年攀升,人民的生活質量也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然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卻跟國家的快速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匹配、不同步的現實問題[1],人民對美好生活有著更高期盼,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滿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增進民生福祉,更要推動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的共同富裕。獲得感作為寫入黨章的中國特色新概念,包含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上的多維獲得。當前關于獲得感的概念和測度并沒有統一,總體來說,獲得感是建立在客觀獲得上的主觀感知,宏觀上是衡量民生福祉、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標;微觀上體現了個體對美好生活的滿足程度。實現共同富裕要求全面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是衡量共同富裕實現程度的重要內容。因此,如何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是實現共同富裕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跨階層流動為提升獲得感帶來了新的契機。隨著經濟社會活力迸發,各階層之間流動加速、機會增多,個體可以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不同崗位之間流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階層固化”?？珉A層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在現有社會結構和體系中,從一個位置或地位向另一個位置或地位的變動(個體地位向上或向下的移動),進而導致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工作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的變化。社會比較理論表明,當個體向上流動到更高的社會階層時,通過與周圍的人進行比較,能夠實現自我認可,進一步提升獲得感。然而,跨階層流動的現狀研究表明,我國的跨階層流動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并不匹配[2],貧富差距產生的“馬太效應”,讓部分個體的階層流動感知不升反降。社會適應理論也表明,即使個體成功實現了向上的跨階層流動,也會面臨新的挑戰和壓力,部分個體會因為無法適應新環境、無法滿足新需求感到失落或焦慮,反而會降低獲得感。有學者對階層流動的幸福效應做出了研究,并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3-4]。當前,關于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直接影響的研究較為缺乏,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到底如何,內在影響機制是什么,這一問題需要深入分析與論證。

為了分析跨階層流動能否通過提升獲得感推進共同富裕,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問題:第一,跨階層流動能否影響獲得感,影響效果如何,通過什么路徑影響獲得感;第二,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對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有何影響;第三,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在不同群體間有何差異。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從理論價值上,構建了共同富裕背景下獲得感的內涵和測評體系,拓展獲得感的理論體系,探討了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影響的邏輯機制;從現實價值方面,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契合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要求,探討提升獲得感的新路徑;從跨階層流動的角度,為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1.獲得感

作為一個中國特色的新理念,“獲得感”在評價主體、評價內容與評價標準等方面與已有概念存在一定的區別,當前學者主要從獲得感的內涵、測度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從獲得感的內涵來看,一部分研究聚焦于“獲得”,關注個體實際獲得的內容,包括經濟利益的獲得、公共服務的獲得[5],包括社會資源、發展成果的獲得,也包含教育、公共服務、醫療、保障等方面的物質獲得[6];另一部分研究聚焦于“感”,將獲得感定義為個體對美好生活的滿足感,強調個體的心理感受,如社會安全感,社會信任感等[7]?？偟膩碚f,獲得感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直接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從獲得感的測度來看,當前的衡量指標并不完全一致,學者或從個人發展感、社會安全感等維度測量[8],或在客觀獲得基礎上將獲得、感知、預期相聯系,細分為經濟、政治、民生等維度[9],或關注獲得感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10],根據研究的側重點不同構建不同的指標體系。由于獲得感涉及的方面較多,測度大多停留在理論層面,少部分研究是基于綜合調查問卷或調研數據對獲得感做出具體量化。從獲得感的影響因素來看,宏觀層面的社會發展程度、政策制定會對獲得感產生影響[11],包括消費、需求、供給等方面[12]。微觀層面的個人特質如性別、年齡等也會對獲得感產生影響[8],有學者基于影響因素探索獲得感的提升途徑。還有部分學者研究了幸福感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認為獲得感是提升幸福感的基礎,二者呈現“U”型關系,當獲得感不斷提升超過拐點的時候,就能不斷增加幸福感[13]。

2.跨階層流動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國社會階層經歷分化與流動。對于我國跨階層流動的現狀,當前學者的觀點分為三類,第一種基于“結構化”理論認為我國的跨階層流動較為微弱,社會結構較為固定[14]。第二種認為我國的跨階層流動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15];第三種基于當前的數據分析,認為我國的跨階層流動處在較為活躍的階段,不存在“階層固化”[16]。關于階層流動的影響因素較為復雜,研究發現政治、文化、社會制度與政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了跨階層流動[17]?？傮w上,跨階層流動是反映社會開放程度和分層體系變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強調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成功并改變自己的處境,跨階層流動性高的社會有利于實現公平正義[18],同時也能提升社會活力,減小不同地區、階層之間在教育和就業資源方面的不均衡差異,縮小貧富差距[19],促進共同富裕。

3.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

跨階層流動影響著個體的實際獲得和心理感知。實際獲得方面,跨階層向上流動能夠顯著提高收入水平,確保通過勞動等要素實現收入的增加[20];能夠拓寬社會關系,增加就業選擇,影響社會資本積累[21]。隨著階層的提升,個體會更加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增加個體政治參與度[22]。同時,個體跨階層流動,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水平能得到明顯提高[23]。心理感知方面,階層流動直接影響著個體的社會態度,個體跨階層向上流動時,公共服務滿意度、生活滿意度、政府信任度等主觀感知會上升,同時對未來抱有較強的信心[24]。然而,不同的流動體驗影響也不一致,分離性假設認為跨階層流動會使個體產生社會孤獨感和疏離感,當階層向下流動時,不僅物質方面的條件會明顯變差,更會帶來明顯的心理壓力與焦慮,生活滿意度、安全感降低[25],對個體的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當前直接研究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的文獻較少,僅有學者從青年群體出發,證實跨階層流動感知正向預測獲得感[26]。有大量文獻研究了跨階層流動對于幸福感的影響,但結果并不一致。部分學者研究發現,階層流動能夠正向增強個體的幸福感[27],這種影響在不同的群體之間存在著異質性;但也有研究表明,個體跨階層向上流動對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并不顯著[3];同時,二者的影響機制方面,跨階層流動可以通過收入、公平感、公共服務滿意度等路徑影響幸福感[28]。

4.研究述評

文獻分析發現,學者關于跨階層流動和獲得感的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第一,獲得感的概念與內涵有待擴展,獲得感尚沒有完備的、一致認可的定義,且當前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論層面,評價體系不夠全面,需要對獲得感的內涵進行擴充,構建指標體系進行量化與測度。第二,研究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影響的文獻較少,僅有的青年群體的研究尚且不夠,跨階層流動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不同的群體間影響效應也有所差異。當前文獻停留在跨階層流動對幸福感的研究上,但獲得感與幸福感并不是一個概念,還需進一步探究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找尋二者之間的影響邏輯和機制。第三,當前研究未充分關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影響,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技術給跨階層流動帶來了新的沖擊,數字經濟能否促進階層流動、提升獲得感,需要進一步討論。

在此基礎上,本文嘗試從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上進行討論:第一,在共同富裕視域下,對獲得感的內涵做出新的闡釋,從人民群眾“立身”“立命”“立本”的角度出發,構建包含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民生獲得感的指標體系,用客觀方法測度獲得感。第二,探討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機制和內在邏輯,從公平的視角回答階層流動如何提升獲得感這一問題,采用綜合數據庫進行實證檢驗,分析不同群體、不同流動方式的影響差異。第三,探究數字經濟背景下,如何推進共同富裕。揭示跨階層流動在推動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價值,為優化政策方針提供了理論和經驗證據。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的直接影響

馬克思主義需求理論指出,人的本質是追求需求的滿足,個體的需求不僅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總體分為三個層次,即生存需求、享受需求和發展需求;從馬克思的需求理論出發,結合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考慮人民群眾立身、立命、立本的現實要求,將獲得感分為經濟、政治、民生三個方面,經濟獲得感體現生活質量,滿足基本需求,立身是基礎;政治獲得感保證個體平等發展的機會和權利,立命是追求;民生獲得感保證個體對美好生活的滿足程度,立本是根基。只有通過提升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才能實現立身、立命、立本,實現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

從立身的角度來說,個體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意味著個人或家庭的經濟狀況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這種收入和財富的增加會直接提高人們的經濟獲得感。資源交換理論表明,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資源交換關系,高階層的人通常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機會,當個體實現向上的跨階層流動時,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包括更多更好的就業創業機會,更優質的教育資源[24],這些資源又進一步提升個體的經濟獲得感。從立命的角度來說,高階層的個體通常擁有更廣泛的社會網絡和參與機會,當個體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時,能夠增加社會參與,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個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擁有更多話語權和參與權。當一個人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也會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秩序和規則,提升對社會公平的感知[29]。從立本的角度來說,當個體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通常會享有更好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如更好的醫療保障、養老、住房和其他社會福利,這些福利、保障的改善減輕個體的生活壓力,滿足個體的多元化需求,增加社會信任感。社會認同理論表明,當個體流動到更高的社會階層,會感到身份地位和自我價值得到認可,提升成就感和滿足感。社會比較理論也表明,隨著跨階層向上流動,個體開始從向上比較轉為向下比較,產生積極的情緒,增加生活滿意度[30]。反之,當跨階層向下流動時,個體的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會隨之下降?；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說1。

H1跨階層向上流動能夠提升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

2.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的影響機制:收入不平等與機會不均等

跨階層流動的通道是否暢通,反映了社會機制的公平與合理程度,有必要從公平的角度探究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收入平等是分配結果的公平,機會均等是分配過程的公平,本文選擇這兩個方面研究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路徑。個體發生跨階層流動,必然會帶來公平感知的變化。當個體跨階層向上流動時,收入隨之增加,會緩解收入不平等程度[31],個體順利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也意味著資源較多,根據歸因理論,個體會認為機會在各群體中的分配相對公平。然而,當跨階層流動不暢,甚至發生向下的階層流動時,收入明顯發生變化,甚至影響生活質量和生存質量,相對剝奪感促使個體產生不公平的想法[32-33]。如果個體向上流動的通道受阻,通過努力得不到期望的結果,更容易將原因歸結為外界的機會不公平,感知到的機會不均等程度較高[34]。個體感受到收入分配不公平,會導致不同階層之間的主觀落差加大,低收入階層因為不公平和失落而降低獲得感。當社會能夠提供公平的機會,讓不同階層地位的個體有機會向上流動時,有助于提高獲得感。相反,如果機會不公平,擁有較少財富和資源的個體更難向上流動,進而影響獲得感[35]。

H2跨階層流動通過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影響人民群眾獲得感。

3.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的調節效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數字經濟的發展為跨階層流動影響獲得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方面,數字經濟為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人拓展了更多可選擇的就業機會和職業,擴大了創業空間[36];另一方面,通過數字技術打破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民群眾可以平等地獲得更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因此,數字經濟能夠通過就業、教育等方面給個體跨階層向上流動提供更多機會[37],影響跨階層流動。同時,數字經濟推動數字平臺的建設和發展,使得人民群眾擁有更多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在社交媒體平臺能夠更加方便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參與社會討論。數字經濟的發展也使得信息更加公開透明,有利于減少不公平現象,促進城鄉協調,解決部分公共服務發展不均衡的現象[38]。因此,數字經濟從經濟、政治、民生等方面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根據分析提出如下假說3。

H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可以調節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的影響。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嘗試在共同富裕視角下,研究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并且從公平競爭、公平對待的視角分析二者之間的影響機制,分析數字經濟對二者之間的調節效應,具體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跨階層流動影響獲得感的分析框架

三、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研究涉及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簡稱CGSS)數據庫2015年的數據、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簡稱CSS)數據庫2019年和2021年的數據。調查覆蓋全國各個地區,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和就業狀況,以及他們對社會熱點問題的態度。盡管調查并非專門為本研究主題設計,但它避免了針對性問卷設計可能存在的誘導被試選擇的缺陷。另外,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來自各地市統計年鑒。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根據前文對獲得感的內涵分析,綜合數據的可得性,構建包含經濟、政治、民生三個方面的獲得感指標體系。用“與同齡人相比的社會經濟地位”來測量橫向經濟獲得感,用“與三年前相比經濟地位變化”來測量縱向經濟獲得感,用“考慮工作能力和工作狀況,您認為您的收入是否合理”來測量預期收益獲得感,以上三個變量構成經濟獲得感,記為economic。以“做成下列事情的難易程度如何——去政府機關辦事,獲得完整、有效、易懂的辦事介紹材料”“您如何評價各類黨政公職人員的清廉程度——對各類黨政公職人員的總體評價”來測量政治參與滿意度,以“對當今社會是否公平”的主觀評價來衡量公平獲得感,用政治參與滿意度和公平獲得感組成政治獲得感,記為political。根據受訪者參與保險的數目、對公共服務各方面的滿意度打分,以及對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的滿意度評分,綜合為民生獲得感,記為livelihood。

采用熵值法這一客觀賦權法測度綜合獲得感,通過信息熵確定權重,避免主觀賦權的隨意性,首先測量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的權重,再使用加權法,按照百分制計算人民群眾整體獲得感的得分,記為gain,具體的指標構建體系如表1。

表1 獲得感評分指標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

使用主觀測量法來衡量跨階層流動。根據問題“在我們的社會里,有些人處在社會的上層,有些人處在社會的下層。最高10分代表最頂層,最低1分代表最底層。您認為在您14歲時,您的家庭處在哪個等級上”構造個體出生時的社會經濟地位,取值為1-10;根據問卷中“您認為自己目前處于哪個等級上”衡量個體當前的經濟社會地位,取值為1-10;用當前經濟社會地位減去14歲時經濟社會地位,二者的差值表示跨階層流動,記為mobility。

3.控制變量

為研究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的關系,本文構建了獲得感影響因素的線性回歸模型,并在回歸模型中加入可能影響獲得感的控制變量。個人因素控制變量,包括個人的年收入、年齡、性別、民族、婚姻狀況、戶口、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其次,鑒于中國人對家庭比較重視,個人的生產生活安排以及情感精神需求受家庭的影響,加入家庭子女數量結構、家庭資產情況、家庭房產數目等家庭因素變量。最后,考慮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加入地級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取對數衡量,地區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比第二產業的增加值衡量。此外,考慮內生性問題,可能存在部分遺漏變量,本文參考李濤等(2021)[39]的做法構造人格特征變量,考慮CGSS問卷問題可得性,構造三個人格特征變量,分別用于衡量順同性、樂群性和開放性。順同性用“對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任水平”來衡量,樂群性用“與朋友社交頻率”來衡量,開放性用“男人事業為重,女人家庭為重”這一傳統觀念的認可程度衡量,具體的變量描述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為了避免收入極值的影響,剔除了個人年收入不到100元和超過五十萬元的觀測值,同時考慮模型異方差,將個人年收入取對數,對家庭常住人口、房產數等連續變量進行1%雙邊縮尾處理。

4.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6 753個觀測值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人民群眾整體獲得感最低為14.51分,最高為93.95分,均值為55.90分?？珉A層流動的均值為1.24,整體呈現出向上流動,當前階層相比出身的階層有所提高,但流動幅度較小。

(三)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

因變量為獲得感,自變量為跨階層流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模型設定如下

Gainij=α1+β1mobilityij+γ1Xi+Pi+εij

(1)

其中,Gainij表示j地區個體i的獲得感得分,mobilityij表示跨階層流動情況,Xi表示個人、家庭、地區控制變量,P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εij表示隨機擾動項。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對模型是否過度擬合以及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通過方差膨脹因子進行驗證,加入所有的控制變量,得出的VIF結果遠小于10,說明模型沒有過度擬合,變量之間也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表3匯報了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影響的回歸結果,列(1)納入個人特征的控制變量,包括個人的年收入、年齡、性別、民族、婚姻狀況、戶口、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狀況自評、工作狀況,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用整體獲得感跟跨階層流動做分析?？紤]家庭情況以及可能的遺漏變量問題,列(2)加入家庭控制變量,包括家庭規模、家庭房產數和家庭投資,列(3)加入地區控制變量。列(4)—(6)因變量分別為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民生獲得感與跨階層流動?；貧w結果顯示,逐步加入控制變量之后,跨階層流動對人民群眾總體獲得感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進一步分析發現,跨階層流動對經濟獲得感的影響最大?；诖说贸鼋Y論,跨階層向上流動能夠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的影響可能在低階層群體與中高階層群體中有所不同,進一步對不同階層的獲得感進行研究,參考林相森和李湉湉(2019)[40]的做法,選取在14歲時家庭階層為3等級及以下的受訪者代表低階層群體,選取在14歲時家庭階層為3等級以上的受訪者代表中高階層群體,并刪除不適用的觀測值。在模型中加入個人、家庭和地區控制變量,區分低階層與中高階層群體,得到的結果如表4所示。列(1)、列(3)、列(5)、列(7)為跨階層流動對低階層群體獲得感的影響,列(2)、列(4)、列(6)、列(8)為跨階層流動對于中高階層群體獲得感的影響?；貧w結果表明,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回歸系數在所有群體中都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似無相關檢驗發現,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在低階層與中高階層的群體中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通過系數大小看出,對于整體獲得感、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和民生獲得感而言,跨階層流動對于低階層群體的影響大于中高階層群體。

表4 不同階層回歸結果

2.內生性檢驗

主要考慮獲得感和階層流動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這些因素會導致內生性問題。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使用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歸。因為影響獲得感的因素較多,根據“同群效應(Peer Effects)”的研究思路,選擇人民群眾階層流動狀況的均值作為跨階層流動的工具變量,這是因為地區跨階層流動狀況會對個人的階層流動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跨階層流動均值不會直接影響個體的獲得感。根據2015年CGSS數據可得性,選擇省份跨階層流動均值和鄉鎮跨階層流動均值為工具變量,分別記為IV1、IV2。

表5匯報了加入工具變量之后的結果。第一階段的結果檢驗發現階層流動均值與跨階層流動狀況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拒絕了弱工具變量檢驗的原假設,階層流動均值可以有效地作為工具變量。模型輸出的二階段最小二乘估計(2SLS)的回歸結果顯示,使用工具變量之后,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的影響仍然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5 內生性處理結果

3.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跨階層流動對獲得感影響結果的穩健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對獲得感進行測量。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從12個指標提取了3個因子,在因子分析的基礎之上,采用功效得分法計算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民生獲得感的得分,分別記為economic1、political1、lifelihood1,并根據權重計算出總體獲得感得分,記為gain1。同時對自變量進行替換,參考陽義南和連玉君(2015)[16]的做法,將受訪者現在的職業以及14歲時家庭的職業代碼轉換為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得到一個連續變量。如果現在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大于14歲時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則視為發生跨階層流動,賦值為1,反之為0,記為mobility1。將跨階層流動與總體獲得感、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和民生獲得感做回歸,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得到的獲得感與跨階層流動做回歸分析,并加入個人、家庭、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表6列(1)—(4)為替換因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跨階層流動對整體獲得感、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列(5)—(8)為替換自變量的回歸,結果表明,采用不同的方法測量,跨階層流動和獲得感之間的影響均為正且顯著。因此結果是穩健的,向上的跨階層流動能夠提升獲得感。

表6 穩健性檢驗:替換變量

考慮到數據來自2015年CGSS數據庫,存在一定的滯后。結合變量的構造方法與數據的可得性,從2019年、2021年CSS數據庫中找到測評獲得感較為全面的指標,參考上文的分析,重新構造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做分析。具體而言,以“與同學相比的社會經濟地位”來測量橫向經濟獲得感,以“五年前與現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變化”來測量縱向獲得感,以“五年后與現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變化”來測量預期收益獲得感,由這三個問題構成經濟獲得感得分,記為economic2。以“上次所在社區的選舉中的投票情況”來測量參與獲得感,“您對現在社會總體公平公正情況的評價”測量公平感,由這兩個變量構成政治獲得感得分,記為political2。按照受訪者的保險數目,以及對于醫療、教育、城鄉、住房、就業、文體、環境保護、國家安全以及其他等各項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打分,構造民生獲得感變量,記為livelihood2。利用熵值法計算出總體獲得感得分,記為gain2。鑒于CSS數據庫中不包括14歲時的階層地位自評,基于數據的可得性,2019年、2021年跨階層流動數據分別由職業流動、收入流動做替代[41],記為mobility2。

將2019年和2021年CSS數據合并,得到混合截面數據,進一步對跨階層流動和獲得感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貧w結果如表7所示,列(1)—(4)中跨階層流動對整體獲得感、經濟獲得感、民生獲得感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替換數據庫之后,依然能得到相同的結論,說明本文結果是穩健的。因此,假說1得證,跨階層流動正向影響獲得感,跨階層向上流動,總體獲得感、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民生獲得感都會提高。

表7 穩健性檢驗:替換數據庫

四、進一步分析

(一)作用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的論述,跨階層流動可能通過收入不平等、機會不均等影響獲得感。為此,本文研究跨階層流動通過中間變量影響獲得感的機制。

1.跨階層流動通過收入不平等影響獲得感

關于收入不平等RD的度量,本文使用 Kakwani 指數對個體層面的不平等進行測量,Kakwani 指數得出的范圍是0-1。個人不平等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2)

首先檢驗跨階層流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進一步檢驗跨階層流動和收入不平等對獲得感的影響。如表8所示,列(1)為跨階層流動對于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可以看出,跨階層流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為負且顯著,跨階層向上流動,能夠降低收入不平等感。列(2)是加入收入不平等與跨階層流動的回歸,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對于獲得感的影響為負且顯著,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會降低獲得感,而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為正且顯著,說明跨階層流動可以通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進一步影響獲得感。

表8 機制檢驗結果

2.跨階層流動通過機會不均等影響獲得感

從問卷中篩選出關于收入機會和教育機會兩個問題:“現在有的人掙的錢多,有的人掙的錢少,但這是公平的”和“只要孩子夠努力、夠聰明,都能有同樣的升學機會”。根據回答從不同意到同意依次賦值1-5,得到對收入機會不均等(IE)和教育機會不均等(EEO)的態度,結合公式IP=(IE+EEO-2)/8構造機會不均等指數IP,將機會不均等的取值范圍限制在0-1,數值越大表示機會不均等的感知越高。

為了檢驗跨階層流動、機會不均等和獲得感之間的傳遞路徑是否成立,首先驗證跨階層流動對機會不均等的影響,接著判斷三者之間的關系。表8列(3)表明,跨階層流動對機會不均等的影響為負且顯著,列(4)加入機會不均等與跨階層流動的回歸,機會不均等的系數為負,跨階層流動仍然為正,且都顯著,這表明機會不均等程度越高,獲得感越低,跨階層流動可以通過降低機會不均等程度,影響獲得感。因此假說2得證,跨階層流動可以通過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影響獲得感,跨階層向上流動通過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進一步提升獲得感。

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調節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

首先對數字經濟水平進行測度,本文選擇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三個方面代表數字經濟[42],并評估各省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為了與前文的數據匹配,測評了2015年各省的數字經濟水平,記為Digit,并將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與跨階層流動的交互項加入模型。

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列(5)—(8)回歸系數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于獲得感的影響為正且顯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數字經濟水平與跨階層流動的交互項為正且顯著,說明數字經濟水平能夠調節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能夠促進跨階層向上流動對于獲得感的提升,因此假說3得證。

(二)異質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城鄉戶籍制度是跨階層流動的阻滯因素[43]。對跨階層流動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做城鄉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經過似無相關估計檢驗得出,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的p值都小于0.10,說明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在不同戶籍的群體中有著顯著差異。列(1)—(6)分別是跨階層流動對于城鄉居民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的影響。從回歸結果來看,跨階層流動對農村居民獲得感提升較小,對于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提升較大,對于民生獲得感的影響差異尤其明顯。出現這種結果,可能是因為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分配方式存在差異,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通常高于農村地區,人民群眾對于物質生活的要求也更高,會更加注重職業發展機會、收入水平等,再加上城市地區的資源和機會也比農村地區更為豐富,農村地區還是會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提升也更大。

表9 異質性檢驗結果

進一步研究發現,跨階層流動對于經濟和政治獲得感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地區不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對于民生獲得感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因為篇幅原因,在此只匯報民生獲得感的結果。列(7)—(9)是跨階層流動對于不同地區民生獲得感的影響,結果表明,跨階層流動對于民生獲得感的影響在東部地區最大,在西部地區的影響最小且不顯著,這說明跨階層流動也難以讓西部地區群眾提高民生獲得感。這是因為當前公共服務在地區間和城鄉間發展不平衡,東中部地區整體優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也面臨著部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投入相對不足,因此西部地區人民群眾即使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也大多體現在經濟獲得和政治獲得方面,對民生獲得感影響并不顯著。因此,當前政策的目標應該是縮小城鄉、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重點提高農村居民和西部地區人民群眾的民生獲得感。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已進入推進共同富裕的新階段,提升全體人民的獲得感至關重要,跨階層流動能夠促進社會的公正和平等,通過物質獲得和心理感知對獲得感產生影響,促進物質和精神的共同富裕,但是目前文獻缺乏對二者關系的探討。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也給二者之間的影響關系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在此背景下,為了厘清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機理,本文從共同富裕的角度出發,重新闡釋了獲得感的內涵,基于立身、立命、立本的三個維度構建了包含經濟、政治、民生的獲得感指標體系,結合2015年CGSS數據庫、2019年和2021年CSS數據庫,實證檢驗了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首次從公平的角度,對二者的影響機制做出探討,分析了不同群體間的異質性,并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納入分析框架。研究發現,第一,跨階層向上流動能夠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對于低階層出身的群體的提升效果更加明顯,提升跨階層流動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第二,跨階層流動能夠通過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機會不平等程度影響獲得感,跨階層向上流動緩解收入不平等、機會不平等,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第三,數字經濟能夠有效調節二者之間的關系,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正向影響也更加明顯。第四,跨階層流動對于獲得感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異質性,對城市居民經濟、政治、民生獲得感的提升均大于農村居民,對于民生獲得感提升在中東部地區較大,對于西部地區的影響較小且不顯著。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的政策啟示在于:第一,將促進跨階層向上流動作為提升獲得感、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通過改善教育機會,優化勞動力市場,提供職業培訓和技能教育,鼓勵創新創業等方式,保證流動通道的暢通,保障人民群眾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跨階層向上流動。第二,在保障程序公平下,努力實現結果公平。各級政府應通過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來緩解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在保持地區經濟活力的同時,實施收入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政策。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保障公民的權利,進一步完善人民群眾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和途徑,采取多種方式為公眾的意見表達提供制度化平臺。第三,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新引擎,為各階層帶來更多的機會和福利,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推進數字化轉型,提高人民群眾的數字素養,利用數字紅利,促進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性,增加個體向上流動的渠道,能夠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第四,積極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在于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夯實基層服務基礎,持續改善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設施,縮小教育、養老和醫療待遇的區域、城鄉差距,重點提高農村居民和西部地區人民群眾的民生獲得感。加強數字服務建設,通過數字技術彌合地區之間的服務差距,數字技術賦能人民群眾的需求和福利水平,提升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