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工智能的目的反思*

鄧達奇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政法研究所，廣東 深圳 518028）

既有的人工智能應被歸為技術問題來看待，因而無論是人工智能的設計過程還是其應用結果所引發的問題，諸如大規模失業、專制的可能性增大、社會關系異化、智能武器促成戰爭頻發、群體之間的文化歧視、權力和資源分化等[1]，根源基本都可以歸約到人及由人所構成的社會本身。換句話說，人工智能并非新問題的制造者，而是舊問題的放大鏡或顯微鏡，即它只是使得早已存在于人類社會的諸般問題加以凸顯而已。更重要的是，若是未來的人工智能真正超越了單純的技術定位，即在情感、欲望、價值等層面實現了自主和自由，人類也未必就能如預期那般，保有對它的控制權，反倒極可能使自身陷入無比危險的境地。[2]總而論之，無論是人工智能的現狀還是未來，人類真正需要并能夠控制的對象，與其說是智能機器，不如說是人類自身。

然而，目前學界關注和研究重心主要側重于，對人工智能所導致的或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來設置規范。典型成果包括：2016及2017年的年底，在計算機、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具有權威地位的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簡稱IEEE，全稱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先后發布的兩版“人工智能設計倫理原則”[3]，以及2 017年1月美國加州舉辦的主題為“福祉——人工智能（Beneficial AI）”的研討會所發布的“阿西洛馬人工智能原則”[4]。同時，國內學者近兩三年圍繞人工智能的主體與客體之爭，其實也主要是針對人工智能而發的研究成果。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是針對人工智能本身的探究，始終也難離人這一絕對的主體。

相較之下，借人工智能來反向審查人類自身，則不只關注人工智能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并將之作為人類自身問題的投射結果來對待，而且更進一步以整體的技術進化為窗口，反觀人類自身的定位與完善之道，為美好生活的實現規劃切實可行的實施方向。本文即以此為研究進路，首先分別解讀人工智能對“人之主宰地位”及“人之本質定義”所帶來的挑戰與啟迪，重申敬畏之心、德性挺立之于人類生命及世界秩序的重要價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論人工智能之于人類美好生活向度一體兩面的直接效能：既提供了相應的技術與物質支持，也擴大了社會的既存危機。為此，人類在積極發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同時，也必須完善與此相應的人文及制度建設，以期最終落實美好生活所要求的，效率與公平、技術與思想、物質與精神的雙向并進。

一、人工智能所引發對“人之主宰”的反思

在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對落后的時代，往往會將個體或群體的命運交由外在神祇或超越性天道，以尋求自我及世界的解釋與安定。因而早期人類文明，不約而同地以圖騰崇拜、神化傳說等神秘要素來建構認知及文化的體系。依照馬克思的解讀，宗教世界圖式的本質是現實世界的“顛倒”，即人在面對現實的無奈和無力時，尋求安頓和秩序的結果。正是因此，自近代工業革命開始，隨著人類科技的發展、知識的累積，生存性欲求的滿足變得更加便利，面對外部世界的無知感和無力感也趨于減少，宗教及宗教性也隨之從自然探究、物質生產等領域不斷退卻。伴隨“上帝”在現實世界的“退場”，人類開始逐步扮演自我欲望和外在自然的主宰者角色，并借由技術和物質的持續擴張強化這一身份認同。

然而，人工智能卻以其不同于以往技術物的能力及發展趨向，在某種程度上對人之主宰地位造成了挑戰。尤其是隨著近五年來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算法的開發、物理及網絡大數據的廣泛運用，使得其內在運作邏輯，不再局限于固定化的專家系統或者數據模型，而擴充為一整套為人所不可知的算法過程；其呈現結果，不再表現為機械的模仿人的對話和行動，而延伸到遠超于人腦的計算和創造能力。這在某種程度也預示著，人工智能在起點上雖是由人所制造，但最終展現的成果，卻已然超出了人所能控制和理解的范圍。換句話說，人類大腦在數據的儲存、記憶及聯想能力上的相對有限，使人工智能超出人之控制其實不僅是可能，而是正在日漸成為事實。當然，這并不是說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科幻小說及電影中所描寫的，能夠直接反向戕害人之身體的地步，而是說人工智能與其說是人所制造，不如說是“上帝”賜予人類新的禮物。因為，機器本身及其學習的數據或素材雖然都是人所提供的，但人自身卻無法對之進行精細、完整的把握和呈現，而人工智能在既有的部分運用領域，卻能如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將之一一刻畫和歸類。更重要的是，這些刻畫的過程和結果，最終只能由其制造者來反向猜測。所謂人工智能的“黑箱”，其本質也正在于此。如此一來，近代以后樹立起來的人之創造主體、主宰地位等形象，到底還能體現在哪里，是否真的只有神秘、超越的上帝，才是萬物真正的創造者和主宰者？近代以來所崇信的人之絕對主體及無限可能，是否只是人類自身的臆想？

對于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回應：一者，將人工智能視作是人的創造物，將其全部成就最終都歸于人，并借此進一步強化人在萬物面前的存在感與優越性；二者，借由人工智能來重審人在世界關系網絡中的定位，借之重審人類中心主義的生存態度，回歸到對“未知世界”的敬畏上。前一種態度是堅持傳統思維，通常會將人工智能目前的發展困境視為人類制度變遷之缺陷，因而需要加強人工智能的程序正義、標準建設，以消除算法黑箱帶來的風險，這是“人工智能—人”雙向的關系傳統層面。相較之下，后者轉換了視角，在本體論及方法論上無疑更為具有前瞻性與反思性。因為，即便就人工智能在特定領域的發展現狀來看，人類智能已然無法匹敵。若是機器的深度學習，可以進一步擴張到德性、情感把握等領域，那么人類的優越性更是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雖是由人所制造，但它卻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人造工具或機器，其在智能上取得的既有成就，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態勢，使之不僅有助于增進人的理解力與行動力，強化人主宰萬物的地位；而且同樣也有機會作為獨立的他者而存在，甚至反噬人類秩序。這意味著，科技的發展固然彰顯了人的能力，無疑卻也讓人更清楚地知道世界之大，并非只有人而已；世界之復雜，更不是人所能隨意支配的。

鑒于此，一方面，人需要重拾農業時代對于他者及世界的敬畏之心，承認并直面世界乃至人自身的生存圖景，并非全然可控的對象。因此，如何遵循“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自我約束，便應該成為人類自我定位的重要原則，切不可一心妄想做自我和世界的主宰。對此，莊子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5](P104)，或許正可作為人類理解自我的核心態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要放棄對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認知，只是要為理性套上必須的枷鎖，以免其過于狂妄，占據了“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本該有的地盤。

另一方面，人需要培養克服欲望及虛榮的平淡心，揚棄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將自身視作唯一中心，可以凌駕并操控他物的錯覺。人作為萬物的一份子，毋庸置疑擁有自身的獨特乃至優勢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可以遺忘自然界本身的功績，更不代表人可以依照一己意圖來改造外在世界。人在整個世界或許是居于食物鏈的頂端，但食物鏈的完整及良性循環，其實少不了任何一環的存在與價值。換句話說，萬物跟人一樣都有其適于自身的運作邏輯，如何在有效利用它們來為人類謀求福利的同時，更應當抱著一種“自然命運共同體”的態度來形成彼此的共生與互助。

再一方面，人需要培養獨立人格、彰顯大愛的道德心，以真正從內在發出對于包括自身在內的人類社會的擁抱與寬容。世界的不完全可知，并不止于外在自然現象，也體現在人類社會之國家、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上。人類中心主義在既往歷史中的極端表現，尤其表現在人類內部的國家侵略、文化傾軋層面。人工智能所展現的超智力，無疑足以打破一切種族所可能持有的自我優越感，消解特定群體可以凌駕于其他群體的合法性。這也就意味著，人類世界內部應然的相處模式，應是在保持自身族群文化獨特性與凝聚力的同時，對他者文化秉持足夠的包容與同情，盡力消除國家、社會之間或內部人為制造的文明與野蠻、中心與邊緣相對立的生存態勢，努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來建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大同世界。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因人工智能對人之主宰地位的沖擊，所提倡的對于“未知之地”的敬畏，并非是要人回歸到巫術式信仰、盲目性崇拜的時代，而是要明了人不過是萬物之一種，有其特殊性，但未必有其超越性；人有智慧，但絕不意味著其他物種便缺乏智能；人可以尋找自身的特殊性，但萬物也有其獨屬于自身的邏輯；人類社會族群可以不斷強化內部的認同感，但也必須對他者的文化保持足夠的同情?？偠撝?，唯有依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盵6](P37)的原則來安頓世間，才能成就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才是對于人之主體地位最為有益的解答。

二、人工智能所導致對“人之本質”的哲理審視

“人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背后其實是一個諸如“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去向何方”“我與世間萬物是什么關系”“我該跟世間萬物如何相處”等的問題集。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既可以是生活化、表面化的，也可以是哲理性、抽象性的。對于“本質”的追問，無疑屬于后者，但卻也必然借由前者來通達。思考方式及其所得結果，卻可能會因為地域文化及時代發展的差異而出現不同的答案。這也就意味著，對于“人之本質”的詮釋，其實是存在多重可能的。在此，僅以時代變遷為線索來予以簡要展示。整體而言，人之本質，也即其區別于其他物種的核心特性，主要包括意識自覺與道德自覺兩大面向。然而，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人之本質的界定則存在著從“尊德性”到“道問學”的轉向。

在雅斯貝爾斯所稱之為的“軸心時代”，東西方文明都不約而同地邁入了人文大爆發的歷史，其典型特征則是人類靈魂及其所蘊含的道德屬性被高度推崇，并以之作為人與動物，乃至人類內部之間的等級劃分的核心標準。例如，蘇格拉底借由神諭提出“認識你自己”，正是要人重審自我的靈魂，將以往一切習以為常、自以為是的知識，放置到無限的追問和反省中，以拋卻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或行動，通達“美德即知識”的人生新標準。柏拉圖的“理想國”，則將個體之善與城邦之正義對應起來：個體應以理性為主宰，引導意氣，節制欲望，以實現靈魂的和諧與美德；城邦則應以代表智慧的哲學王作為統治者，引導勇敢的護衛者，管理節制的勞動者，以實現城邦的秩序與正義。亞里士多德則一方面以幸福作為人類特有的終極目標，并以靈魂中的品性之優與智力之優，也即德性與理性，作為通達幸福的路徑[7]；另一方面又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動物”，要人借由“總體的守法正義”與“部分的具體正義”，實現對他人的善，共同建構和維系城邦的善。

中國則出現了以儒、道、墨、法為主體的先秦諸子學，他們從“六經”之中各取所需，以求針對時弊提出各自的有效策略，最終讓統一的“道術”裂變為春秋戰國文化界的百花齊放。儒家之孔子提出的“為仁由己”、“克己復禮”、“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建構起一整套以“仁”與“禮”來定義人的價值體系。其后，孟子及宋明之際的陸王，沿著心性自主、德性自足的一面不斷延伸，最終發展出一套以人之良知、良能來詮釋世界的道德哲學。與之相對，荀子則通過對“化性起偽”、“隆禮重法”的強調，試圖借助禮制的張揚，推動人心及政治的善治。道家之老莊，主張“道通為一”、“自然無為”、“致虛守靜”等理念，以期削減現實之造作、化解人際的沖突，實現心靈的自足與逍遙。墨家則希望借助“非攻”、“非樂”等，反向降低人世的沖突與浪費現象；通過“交相利，兼相愛”、“尚賢”等，正面塑造現實之友好與良善。

相較之下，近代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則開啟了人類觀念中的欲望與理性；工業革命則直接讓人體驗到自身能力的強大。在此期間，雖說天文學的發展，讓地球失去了宇宙中心的位置，牛頓、達爾文以來的自然科學，又讓人類失去了生物意義上的特殊性。但整體而言，人從神所塑造的世界與形象中解放出來，為自身的獨立自由、科學理性而振奮，無疑更應該被視為近代人類世界的主流。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被迫打開國門來“開眼看世界”，自然也在自覺與不自覺中被此一主流所改造，以致“科學”的旗號一度遮蔽“啟蒙”的價值。

概而言之，近代以來的人類重新審視和定位自己，主要表現為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人從神的掌控中解脫出來，喪失了天之驕子的地位，以致自身的特殊和本質之處不得不面臨重構；另一方面，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及宗教改革等思想觀念上的革命，促使人逐步認可身體的欲望與內在的理性，并努力對之加以彰顯及擴大；再一方面，工業革命的開啟、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人之欲望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不斷被滿足，人之理性則在征服外界的效果中得以確證。由此，近現代人類借助科技和市場所形成的強大實踐能力，不僅再次確立了自身相對于萬物的特殊性，而且使自身幾近于取代上帝，成為世界的新主宰。人之為人的本質界定，也隨之既包含著對于塵世物質欲望的追逐與滿足，也統攝著理論理性與德性自主。近代以后所塑造的道德哲學體系，也呈現出與傳統極大的不同：一者，人類自身被視作獨立的價值設置與審定的源泉；二者，對于德性的詮釋及規定，開始明顯傾向于社會制度層面：以社會契約作根基、以社會正義為目標。此二者之成立的前提，又都在于認為人類才真正具有理性思維能力：人類理性不僅可以為自身和萬物立法，而且促成個體借由契約構建相應的社會規范及歷史文化共同體。然而，借用康德的概念可知，近代所訴諸的理性雖然依舊包含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也即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實踐與科學認知兩部分。但是，科學知識往往會披著一幅無所不知或不能知的外衣，褫奪本該隸屬于道德實踐的話語權。換句話說，是知識理性（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而非道德理性，才真正鑄就了近現代世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并塑造了與之相應的觀念上層建筑。

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視域出發，將人之本質訴諸于社會性及有目的的實踐兩大維度。其中，他對于前者的經典表述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8](P501)；對于后者的典型論證則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9](P208)。從根本上看，馬克思所發現的政治運作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依舊得益于近代知識理性的極大增進。因為，無論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還是實踐及實踐檢驗能力的實現，都只能是近代科學大爆發所帶來的特定結果。

總而論之，從傳統到近現代，人類對于自身本質的界定，經歷了從德性到知識、從個體到社會、從修養到生產的轉向。此一轉向的動力，主要來源于近代自然科學及工業生產的突飛猛進，使得人得以借由知識理性與勞動生產，在滿足自我欲望的同時，實現對外在世界的控制。

然而，近些年人工智能的飛速進化，卻猛烈沖擊著近代以來的人之本質的定義模式[10]。這一點，從人工智能在棋類領域的三次革命性進化，都造成人類對自身知識理性超越地位的質疑，便可證明。1962年，被譽為“計算機學習之父”的阿瑟·塞繆爾(Arthur Lee Samuel，1901-1990）在IBM公司開發的西洋跳棋程序，戰勝了美國當時著名棋手，既讓人感覺驚奇，也不免引發民眾對于人類命運的憂慮。隨著信息的傳播和技術的深化，人工智能會下西洋跳棋的事實，變成習以為常，不再顯得智能。1997年，IBM開發的深藍程序戰勝了當時國際象棋大師加里·卡斯帕羅夫，人工智能進化的速度及其展現的能力，再一次震驚世界，人類智慧的優越感一時間被沖得七零八落，智能機器威脅論又一次喧囂塵上。然而，隨著國際象棋及中國象棋成為計算機的日常應用之一，人們再一次習以為常。在民眾看來，無論是跳棋還是象棋，在步驟上都是可以窮盡的，以致無法完全代表人類智能。然而，2016年谷歌開發的AlphaGo，先后擊敗一眾世界頂級圍棋棋手，并且在對弈過程中表現得游刃有余，使得人類棋類領域最后保留的一塊圣土也被人工智能所攻陷，人類智能的危機也因此再一次被引爆。2022年11月30日，美國OpenAI發布了ChatGPT聊天機器人程序，其具有理解和學習人類的語言的能力，實現根據聊天的上下文進行互動，真正像人類一樣交流。再次引發對人類秩序規則建構的討論，如防止學術欺詐和剽竊、防止數據泄露、引發隱私權爭議等等。

當代的人工智能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發展著思維的能力和限度，在信息存儲、運算、傳輸等多個方面，都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思維的極限。而且，目前部分經過深度學習訓練之后的人工智能，已經可以根據勞動目的的需要來制造和使用工具。按照既有趨勢的發展，只要人類提供的大數據足夠豐富，人工智能很可能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能力、勞動的效率及效果等方面超越人類。就人工智能既有發展格局來看，未來的10—15年，將有40%—50%的任務可以被人工智能化。[11]若是期間技術研究得到進一步突破，此比例自然也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待到那時，人之理性思維，以及勞動實踐，都將不能再成為自身的專有標志。

綜上，如果僅從理性思維能力，乃至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等維度來定義人之所以為人。那么，在某種程度上，人工智能或許將比人類自身更為符合、也展現得更為淋漓盡致。為此，重新正視并培育人之本質所內含的德性維度，自然也就變得理所當然。畢竟無論就人工智能目前發展程度，還是從科幻題材對于人工智能未來形態的想象來看以及人工智能的本質危害而言，人之德性的培養都始終是有意義的。

首先，就人工智能的現有技術而言，不僅無法完整、真實地再現人之情緒與道德能力，更是缺乏自我的欲望表達、意志自由及價值追尋等，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會依舊如此。[12]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所造成的系列倫理問題，從根本上講自然也就是人自身的問題，即人工智能的設計與運用，乃至道德主體的問題，其實不過是人類社會既有問題的投射或延伸而已。換句話說，現有人工智能其實就像金錢一樣，本身確實是中立的，問題的產生及后果，主要都源于設計者或操作者本身，即是人類社會既存的不文明、不公正、自由的不完全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工智能領域的相應問題。如果個體能發動其良知、良能，挺立一己之德性；社會能踐行公正契約、保障分配正義、維系自由原則等，那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問題，自然也將在很大程度上隨之消解?；蛘咧辽倏梢?，更大程度回歸到技術層面，而非倫理層面來進行分析與改進。

其次，假如科幻題材所想象或預言的“強人工智能”時代終將到來，也即智能機器有朝一日能實現意識和情感的覺醒。那么，突顯人之本質的德性一面，并以此來推進個體之人與全體人類的道德進化，同樣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人類社會奉行的道德原則與正義制度，概括而言不過“天下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禮尚往來”等等。反之，若是不懂得或者不遵循此道的人或物，自然被排除在同道之外，無需也無法實現有效交往、建立親密情感。而且，就全體自然界所展現的一般規律來看，基本也遵循相仿的正義邏輯。因此，若是人之德性能夠得到足夠的培育和擴充，逐漸實現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普遍關愛，那不僅是人與人之間，而且人與物之間，也能實現和諧共存。更重要的是，由德性挺立而通達的“兼愛”，本身就是依照平等主體的原則來進行對話和交往的。這也就意味著，壓根不存在人工智能因意識覺醒而與人爭權奪利的問題，因為其權與利早已作為事實而存在。

最后，人工智能作為一種人類發明的技術邏輯，終究是需要回歸社會實踐的。但如果完全按照技術邏輯的勝任規則，重構社會秩序，經由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以及工業革命所建立的人本主義價值觀及社會規則體系將會遭受顛覆性的打擊。即“如果有能力以最小成本的最簡單方式去獲得最大利益，人就會理性地選擇簡單粗暴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不會選擇復雜的高成本的方法……絕對強者的人工智能系統不需要苦苦地通過復雜而高成本的制度、倫理和法律去解決社會矛盾，而將會’理性地’選擇簡單粗暴的解決方式?！盵13]這即是人工智能的本質危害。對于這一點，需要的正是人之德性的輸入。成熟的文明及道德倫理體系的復雜性，往往體現在社會公平的搭建、財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社會階層的有效平衡等方面，因而出現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羅爾斯的《正義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等社會價值理論。雖然如何進行人之德性的輸入，還有待持續研究，但是“計算機系統和其他人工制品具有意向性——設計師的意向行為賦予它們的意向性。毫無疑問，我們的社會有能力將機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定義為道德行為者和承受者?！盵14]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產品的開發者與決策者在治理和監管機構方面保護人類（特別是兒童）權利和安全的重要性，以確保負責任的技術創新。例如，在K12人工智能教育產品的設計過程中，需要注重AI課程的先行實驗策略及風險評估機制，“注重國家戰略引領、智能素養導向和實證結果取向”[15]，以保障中小學學生公平、公正受教育權的實現。

三、人工智能之于人類美好生活向度的思辨

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僅是人類社會建構的目標，同時也是其發展的動力。在蘇格拉底看來，“德性是值得為之而生活的最高的價值，通過道德的完善，人們將會得到最大的好處。正是由于這種聯系，’德性’同時也是’好處’，而且是’完好’。正如蘇格拉底所說：’再沒有什么比每天談論人的完善更為幸福的了……沒有經過如此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生活?！盵16]

與之相對，孔孟之道雖然極力推崇“仁”、“義”的價值與作用，但卻也明確指出為政之道，并不僅僅是單純的道德教化便能了事的，而必須實現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發展，甚至需要先保障物質基礎，再推行道德教化?！蹲勇贰菲涊d孔子回答弟子關于治理的先后次序的對話：“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唬骸雀灰?，又何加焉？’曰：’教之?！盵17](P143)由此可見，道德教化固然重要，但卻絕不能將之當做空中樓閣來搭建，而必須率先實現百姓的物質生活層面的必要安頓。相比較之下，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更是直言，普羅大眾的德性教育不同于儒生士大夫，必須先使之擁有足夠的物質條件，才能使之追求品質的高潔，否則便只能是將之推于巧言令色、作奸犯科的境地，是對之變相的加害：“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盵17](P211)

事實上，如果僅僅是有德性，卻缺乏一定物質基礎的生活，必然不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的“美好生活”。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此中界定的“美好生活”，正是指向物質與精神的充分、平衡發展，是兼顧人之身體與靈魂、社會之效率與正義的綜合性表達。有鑒于此，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兩大反思：即解構人之主宰地位與重構人之德性本質，也并非要人一味舍棄科學、理性的一面，而恰恰是要人在既有技術的基礎上，更為適宜地安頓自身的行為。質言之，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也好，反思也罷，絕非是要人拋開技術不用，也不是要完全對既有生活樣態加以革命性顛覆，而是要人學會如何重新審視自身，學會與人工智能，乃至與整個外在于我的世界，實現友好共存。

為此，首先就必須正視和接納人工智能為人類之秩序與安寧帶來的系列福利。人工智能之于美好生活的首要價值，無疑首先是技術的、物質的：人工智能的信息集成、歸類功能，無疑可以極大程度提升人類視域的廣度與深度，推進決策前提的全面性及決策結果的科學性，需要進行相應的制度改良，如在人工智能司法方面，采取“從軟硬法結合視角建構司法系統的運行標準與制度規則、從全過程視角強化主體之間的協同治理及通過指導性案例和司法解釋賦權法官的司法解釋空間，提高法律解釋技術”[18]等。智能化的生活，使得人的身體和時間獲得進一步解放，以致有了更多時間和更大空間去進行自我喜好的活動；智能化的生產，則讓物質供應有了更為高效的保障，使得資源貧乏等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智能化的醫療，不僅讓原本殘缺的身體有了重新健全的可能，而且可以提前預防潛在的疾病，延伸人之壽數……凡此種種，無不預示著，人工智能及其進化，可以讓人類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其次，就人工智能對公私劃分、就業、資源分配等既有秩序造成的沖擊來講，與其將之歸罪于技術本身，不如借此來反思人類社會既有制度以及人性取向既有缺陷。就目前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況而言，在它出現及應用之后，人類社會出現的新問題幾乎寥寥無幾，更多都是原本就存在的。換句話說，中心與邊緣的分化，國家與社會集體與個人的沖突，效率與安寧的張力等一系列倫理困境的發生，只不過借由人工智能這個放大鏡而更加凸顯而已。這也就意味著，若想真誠地、根本地解決前述諸般倫理沖擊與問題，最基礎也最核心的環節，乃在于審查和完善既有的人性與制度。如此，才能為美好生活的早一步實現，真正提供相應的精神與制度支持，并更為根本地解決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現代科技帶來的諸般困擾。

一方面，唯有反省現代社會人的價值追求，盡力避免原子化的生存孤島及虛無化的生存態度，才能盡力突破電子時代“信息繭”的普遍束縛，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唯有普遍意義上個體道德的挺立，即增進其對于他者的同情、對于世界的包容，才能隨之讓人工智能的設計程序及呈現結果，也同樣規避種族歧視等不和諧現象。再一方面，唯有推進政府運作的法治化，塑造資源分配的正義性，以及強化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才能在守住公、私之間紅線的同時，也防止社會階層的過度分化。最后一方面，唯有個體之人乃至全體之人類，消除莫名的驕傲感，實現同情心、同理心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真誠信仰萬千世界都有其不可知，更不可侵犯的運作邏輯，才能將各種層面的平等對話加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