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粒社會下青少年手機“軟癮”現象的批判性分析

王 健

(常州工學院 師范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科技全面滲透到了大眾生活之中。為了獲得更便捷有效的生活,人們往往愿意借助移動網絡手段加工和存儲自己的信息,個體的需求進而能以數據的形式被各種算法精準測量,大眾也就隨之進入了個人生活被精細解析的社會。德國學者庫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提出了微粒社會(the granular society)的概念,微粒社會是高度解析且不再關注平均值的社會。(1)庫克里克：《微粒社會——數字化時代的社會模式》,黃昆、夏木可譯,中信出版社,2018,序言第6頁。這一概念中的“微?！币辉~源于計算機科學術語,用于表示解析程度。數據的發展讓精確度進一步提高,微粒社會就是個體和大眾生活被數據精細解析后的一種社會類型。

在微粒社會中,“單體”的價值被充分發現和重視,以平均值為判斷依據的科學規律被針對每一個“單體”的個性化分析和判斷所代替。(2)常生龍：《即將到來的新型社會——讀庫克里克<微粒社會>一書有感》,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215490,訪問日期：2023年9月3日。人們在互聯網上的瀏覽痕跡、通過APP上傳的個人信息被仔細地分析和研究,個體越來越被機器精細掌控?；ヂ摼W的精準投喂之下,青少年對手機的過度使用現象愈發嚴重。在沒有智能手機等上網設備的時刻,很多青少年會表現出“無所適從”甚至“憂心忡忡”,這些表現已經明顯具有了“軟癮”的特征?！败洶a”本質在于滿足個體表面的欲望,忽視或阻礙了更深層次的需求。(3)萊特：《軟癮——終結那些竊取你時間、奪走你生活的強迫性習慣》,董黛譯,花城出版社,2022,第55頁。>手機“軟癮”雖然沒有對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學習產生實質性的傷害,但卻明顯干擾了青少年的正常生活節奏、工作進程以及學習效果,家長、教育工作者、工作機構對此問題往往勞心費力卻收效甚微。當前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青少年網絡成癮、游戲成癮等這類明顯具有心理病理學特征的活動的診斷與干預,缺少從媒體文化批判角度對青少年以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設備的過度使用為主要特征的“軟癮”現象的分析。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手機“軟癮”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并助力于家庭指導、學校教育以及社會工作等日常實踐,就值得從文化和心理兩個維度對這一現象進行批判性反思。

一、手機“軟癮”：當代青少年的擬真化生活

擬真(simulation)這一概念是由法國哲學家、后現代理論家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這一概念的本質在于強調一種受代碼支配而非生產支配的時代與價值結構中的模式,擬真占據了已經死亡的真實的空位,是由數字代碼構建的“真實的荒漠”(4)張一兵：《擬像、擬真與內爆的布爾喬亞世界——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在當代青少年的生活場景中,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便攜電子設備已經成為微粒社會的一種象征物,一種不可缺少的身體構成。這些智能電子設備成為當代青少年規劃生活和感知外界的中介和代理,手機屏幕也變成了青少年感知現實的窗口。這種“窗口”雖然讓青少年感官得以愉悅,但其對現實的生活世界卻進行了簡化與稀釋。正如當代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以智能手機作為中介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個體與現實世界產生物性聯系,導致了一種去身體化的、無視線的數字化交流,“現實失去了它的當下在場狀態,感知失去了身體,智能手機祛除了世界的現實性”(5)韓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謝曉川譯,東方出版中心,2023,第39頁。。正是在此意義上,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智能設備為青少年群體構建起了一種擬真化的生活。

借助微粒社會中的數字化技術,個體和群體心理特征通過手機得到了精準解析,可以視為當代青少年個體擬真化生活的底層技術邏輯。與“互聯網是有記憶的”這句話的本質一樣,個體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各種網絡設備上的瀏覽、滑動、點擊等行為,早已被相關網絡運營公司精準分析,形成了有關青少年個體生活的海量數據。借助大數據算法,運營主體得到了有關個體喜好和行為習慣的數據畫像,可以對相應個體乃至特定群體進行精準“投喂”。于是,當代青少年逐漸受困于“信息繭房”而無法脫身,最終形成了一種數字化生活習慣,即手機“軟癮”。這種習慣通常會導致青少年忽視對現實情境的體驗,只想在手機呈現的虛擬網絡上通過“點贊”等方式獲得愉悅;若達不到想要的目標,就會產生極大的失落感,于是更加熱衷于通過手機網絡技術“曬”“秀”。(6)迪芬巴赫、烏爾里希：《數字抑郁時代》,張驥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2,第3頁。結果導致青少年不再重視此時此地、此情此景的真實體驗,把現實中的一切分享到網絡世界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心。人們在生活中經?？梢杂^察到,青少年只要有時間就會在網絡上記錄他/她所認為重要的事件,這種行為也就成為了“軟癮”的主要表現之一。雖然借助網絡記錄生活這種行為并非完全無意義,但是青少年如果經常且過多“駐足”于網絡生活的建構和展示,不僅影響(甚至可能改變)他們對環境的認知和注意調控能力,而且還會助長青少年的虛榮心。把是否被記錄、是否得到朋友圈的積極關注,作為評判人生事件的價值標準,這也就導致青少年對手機影像或照片是否“夠好”的重視超越了現實體驗本身(7)同上書,第42頁。。

在此意義上,手機“軟癮”的本質則是“將個人對幸福的決定權讓渡給互聯網,讓其定義自己生活的意義”(8)同上書,第10頁。。大眾正是因為相信技術對生活大有裨益所以自愿過度使用智能手機。于是,盡管人們在不斷調侃網絡照片是“照騙”,青少年卻仍在“精修”手機圖像的道路上樂此不疲。因此,手機“軟癮”的形成具有相應的技術基礎。換言之,能夠廣泛占據當代青少年現實生活的手機“軟癮”現象,背后實際上暗含著社會大眾的一種技術價值觀。

二、手機“軟癮”的成因：技術霸權與心理需求

造成青少年手機“軟癮”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唯科學主義文化影響下社會大眾對信息技術的崇拜;二是個體的心理需求在大數據精準解析的基礎上不斷被滿足。

(一)外部成因：唯科學主義下的技術霸權

在著名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波茲曼(Neil Postman)看來,大眾對技術所隱含的意識形態的意義視而不見。(9)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第103頁。唯科學主義就可以視為對這種技術意識形態的反映。根據波茲曼(10)同上書,第162頁。的看法,唯科學主義有三個相互聯系的觀念：一是自然科學方法可以用來研究人類行為;二是社會科學生成的原理可以用來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組織社會;三是科學可以用作一個全面的信仰系統,賦予生命意義,使人安寧,使人獲得道德上的滿足,甚至產生不朽的感覺。在此意義上,技術對個體的生活信念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在晚期現代性大背景下,個人之無意義感——那種認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正逐漸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11)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夏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第8頁。于是,在唯科學主義意識形態和個體想要疏解無意義感的影響下,數字信息技術就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人們生活中的空白地帶,占據了社會的真空,讓人們在其間可能產生的無聊之感蕩然無存。(12)迪芬巴赫、烏爾里希：《數字抑郁時代》,張驥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2,第48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代社會壓力環境給青少年帶來的消極感受。

對于波茲曼而言,由于分值、統計數字、分類系統能為人們的境遇或信念賦予技術的真實,所以技術能夠清楚顯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進而使得唯科學主義成了社會大眾的一種絕望中的希望、一種虛幻的信仰。(13)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48頁。換言之,唯科學主義讓人們相信以標準化的程序為手段的“科學”能夠提供一種超人的基礎,一種無懈可擊并能夠回答許多問題的道德權威的源泉。(14)同上書,第180頁。在這種技術價值和信念標準下,個體行為是否有用或者有多大產出等功利主義價值觀主導了人們的生活,效率成了現代化評價所有事物價值的唯一標準。(15)艾愷：《持續焦慮——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第15頁。功利主義把人和其他物體視為具有一樣的性質,都可以通過有用程度和被使用后的成果來加以判斷。在此意義上,判斷一個人或一個行為也就是判斷其成效。這就導致大眾社會交往中的諸如親和、愛、感激等情感變得無關宏旨,工作成就大小才是評判個人存在意義的重中之重,除了實用之外的其他價值變得可有可無。(16)同上書,第21-23頁。正是在這種價值導向的壓力下,時間絕對不能浪費。換言之,人們在任何時間下都要有相應的價值產出,即便閑暇也要有價值,發呆因此就有了原罪。在這種時間壓力下,人們應有的放空自我的時間成了毫無價值的“無所事事”,為了破除這種無聊感,當代青少年的手機“軟癮”便應運而生。

青少年“用工作、行動、娛樂和消遣來填補存在的空洞和空虛,直到再也看不到任何空余的空間”(17)迪芬巴赫、烏爾里希：《數字抑郁時代》,第52頁。,為了追尋這種所謂有價值的時間利用,青少年依賴手機創造他們所謂的趣味和意義,卻破壞了真實的生活世界。換言之,青少年越是想完全消除無聊時間,越可能會讓自己失去源于這種閑暇時間中的體驗和創造力。盡管數字化技術為那些能以數字化形式傳達的體驗創造了優先權,開辟了一片新的空間,為一種新的、永遠不受約束的、粗暴的討論文化提供了場所,比如青少年的網絡亞文化,但是真實的交流卻遭到了破壞。(18)同上書,第148頁。實際上,以無聊為感受特征的閑暇時間會讓人們直面存在的問題,而關于“何為生命的真正含義,何為人的定義,科學并不擁有這樣的權威去確定諸如此類的標準”(19)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180頁。。波茲曼曾舉例,如果醫生過分依賴醫療器械,醫生會失去仔細檢查的能力,越來越依靠醫療器械而不是經驗和洞見。(20)同上書,第108頁。與之類似,當代青少年對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過分使用,同樣也會讓他們失去最真切的表達,失去對周遭世界的具身(embodiment)體驗。在此意義上,手機移動網絡把當代青少年“有關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張置于從屬地位”(21)同上書,第122頁。。

(二)內部成因：績效主義規訓下的心理需求

作為一種技術性概念,績效主義主要是指企業中的一種管理方法或模式,這種模式將績效視為比完成績效的人更重要,并以績效來確定人的身份和價值。(22)王建華：《教育優績主義及其超越》,《高等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當代青少年一方面要迎合外在效率標準的要求,比如來自工作環境或者學校、家庭的期盼,又想滿足內心本能的放松欲求,于是,表面看似在“忙碌做事”實則“一事無成”的手機“軟癮”就成了最終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一種虛假的放松方式。青少年個體在犧牲必要的休息甚至睡眠時間的情況下,長時間使用手機(比如“刷”短視頻)之后,體驗到的往往是更多的疲憊與空虛。正因如此,手機“軟癮”既無法真正產生有價值的成績,也無法達到休閑的目標。那么,青少年為何還會寧愿犧牲本就少得可憐的休息時間也要進行這種毫無價值的活動呢?這就必然會涉及個體心理因素。

技術從來都不是技術,而是一個永遠充滿激烈情感依賴的世界。(23)西摩：《推特機器——為何我們無法擺脫社交媒體?》,王伯笛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第53頁。上癮是在一種情感關系失敗時被塑造出來的另一種情感依賴(24)同上書,第74頁。。精神分析的中間學派代表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認為,那些讓兒童可以確定無疑地過渡到現實的物稱為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在心理發展意義上,青少年雖然會放棄最初的過渡性客體,但是其內在本質特征卻并未丟棄,這些特征會賦予其后的其他物體或行為,作為一種過渡現象存在于日常生活領域并展現在青少年的心理圖景上,青少年花費大量的時間體驗、重新組織以及重新創造其內在和外在世界。(25)郗浩麗：《溫尼科特過渡客體理論的發展線索》,《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在此意義上,智能手機等數碼產品可以視為最“了解”青少年自我的一種客觀存在。正因如此,在韓炳哲看來,人們與智能手機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共生關系。正是由于這種共生關系,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數字移動設備就可以視為當代青少年的一種過渡性客體。借助智能手機等電子設備,當代青少年為自己創造出了游戲的空間——一個放松、安全、沒有爭吵的棲息地,祛除了對孤獨的恐懼。智能手機等電子設備幫助青少年實現了這種對生命具有重要意義的功能,為使用它的個體傳遞了一種安全感。就像兒童如果丟失了自己喜愛的過渡性客體就會非?？只乓粯?日常生活中的青少年一旦找不到或者丟失了手機,也會焦躁不安。換言之,青少年和智能手機之間已經建立起了一種親密的關系(26)韓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第43-44頁。。

在心理學研究中,個體在早年生命歷程中缺失的東西,往往會在后期表現出過度滿足的行為或習慣,可以稱之為心理上的一種“過度補償”。在當代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來自家長和教師的嚴格的教育規訓,其自我掌控被弱化。在當前壓力重重的社會環境中,相對完整的閑暇時間非常難得,每天的學習空余、工作間隙以及睡前時間就成了青少年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資源。于是,學習或工作一天后的“報復性熬夜”現象也就成了典型(27)艾娟、張博凡、黃文馨等：《青年學生報復性熬夜與手機成癮、時間管理的關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青少年在智能手機等電子設備上的點擊和劃屏 “成了一種宗教儀式般的姿勢”,由此帶來的心理滿足仿佛成了“睡前甜點”。這不僅極大影響了他們與世界的關系,同時也強化了自我關聯的特性,讓世界服從于自身的需求,“世界顯現在完全可控的數字化表象中”(28)西摩：《推特機器——為何我們無法擺脫社交媒體?》,第33頁。。但是,這種貌似擁有“掌控感”的自動化卻讓青少年付出了代價。以煮咖啡為例,全自動咖啡機的使用讓獲得一杯咖啡更為快捷、便利,“一鍵式”煮咖啡讓人只關注結果。從按下按鍵到喝到咖啡之間的時間就成了毫無意義的等待,人們體會自己的手藝以及充分的參與感則不復存在。(29)迪芬巴赫、烏爾里希：《數字抑郁時代》,第18頁。最終,真實的身體經驗遭到了破壞。

長期沉浸于由數字移動技術所構筑的虛擬世界,青少年很容易失去對他人的興趣?，F實中的他人暗含著不確定性,附帶著不可掌控的風險,而擬真化生活方式則會讓青少年形成一種留戀。原因在于,相對于自己在虛擬網絡中構建出的或者被“精準推送”的美好形象,現實世界中的人總是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這也就導致真實的人是否在身邊變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網絡中大量存在的“更好的”他者。(30)塔登：《自我決定的孤獨——難以建立親密感的社會》,顧牧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第110頁。因此,表面上看,當代青少年深陷手機“軟癮”之中,實質上則是他們對讓人緊張或恐懼的生活面的一種抵御,是對符合自身理想他者的追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身的情感體驗能力。正如韓炳哲所言,由于人們在智能手機中主要是關注自己,于是個體通過智能手機退縮到自戀場域中的同時也摧毀了共情。(31)韓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第46頁。進而,青少年習慣于去身體化的交流、離群索居的生活以及對虛擬生活的偏愛,導致他們在由智能手機所構建的虛擬世界里,讓有生命的他者變成了沒有身體的存在。(32)同上書,第126頁。比如,青少年待在家里也能通過手機屏幕所呈現的虛擬空間了解遠方、結識新人,這也導致他們對分離和聯系、失去和擁有產生了新的理解。(33)同上書,第106-107頁。這就進一步加強了青少年的自戀、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對虛擬自我的美化。

三、手機“軟癮”的戒斷：當代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重構

根據以上分析,技術文化的滲透與個體心理的滿足是導致青少年手機“軟癮”現象的兩種重要原因。同時,手機“軟癮”也反映出當代青少年生活方式的“離身”傾向,即技術設備取代人的身體成為人與世界產生關聯的主要媒介,真實的身體經驗被邊緣化,被虛擬的符號認知和技能所取代。因此,破除手機“軟癮”,重構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可以從心理、技術以及具身三個維度著手。

(一)心理維度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指出,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34)孟慶延：《誰的問題——現代社會的非標準答案》,中信出版集團,2023,第238頁。然而,在當代青少年通過手機所構建的擬真化生活中,自己和他人卻成為一種抽象而非具體的形象。由于這種形象是以滿足自身喜好作為出發點,不具有任何現實中的威脅和壓力,青少年對擬真化生活的沉迷實質上是一種愛自己或自戀主義的反映。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勸導人們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要愛生活本身,勝于愛生活的意義。從心理層面而言,首先要幫助青少年明確自己在網絡上的行為表現的目的和意義所在,降低從事那些無任何成長意義的事情的頻率,避免網絡亞文化和網絡流行語成為自己思想和語言庫的主導。同時,在青少年認識到擬真化生活對自身心理具有消極影響的基礎上,家校社三方需要進一步提供各種心理支持,引導青少年走出充滿自戀感覺的虛擬網絡舒適圈,不以自己感覺安全和舒服作為人際溝通的唯一考慮,不把移動互聯網技術視為構建生活方式的最好媒介。在認識到微粒社會中的唯科學主義的弊端后,也需要幫助青少年破除對數字的迷信,不把網絡的精確計算當作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評判標準。

(二)技術維度

荷蘭學者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在拉圖爾(Bruno Latour)和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等技術哲學家有關道德物化(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技術中介論。該理論認為,技術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起著中介和調節作用,技術不但影響著人們對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還影響著個體的行為方式。換言之,世界的表象通過技術的中介顯現于人,而人的表象也通過技術的中介顯現于世界(35)張衛、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嗎?——維貝克“道德物化”思想評介》,《哲學動態》2013年第3期。,可以通過物的布置、使用和流行來踐行道德(36)王小偉：《道德物化哲學的當代科技倫理啟示》,《道德與文明》2023年第3期。。在此意義上,既然技術具有關聯人與社會的作用,那么網絡和電子設備的設計就需要重視技術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比如,技術作為情感教育的工具有以下缺陷：頻繁的多任務處理會導致抑郁、社交焦慮,以及無法讀懂人們的情緒。(37)特克爾：《重拾交談》,王晉、邊若溪、趙嶺譯,中信出版社,2017,第47頁。網絡技術人員和設備研發人員,可以將有助于提升道德或情感能力的技術嵌入智能手機這類電子設備中,比如,當前很多游戲廠商為了防止未成年人的游戲成癮,在游戲中運用了防沉迷技術。如此一來,就可以從技術維度上降低青少年對電子設備的依賴,從而提高這一群體處理與應對現實世界問題的能力。

(三)具身維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認知科學領域越來越強調具身性的觀念。具身性觀念重視身體在人的認知和心智中的基礎性和運作方式(38)冉聃：《賽博空間、離身性與具身性》,《哲學動態》2013年第6期。。然而,在當前青少年的數字化生活中,由于缺少面對面的交流互動,降低了身體接觸的頻率。研究者認為,當代社會中空間距離的增大、人們對高移動性的追求以及交流方式對技術手段的依賴,共同造成了這種局面。(39)塔登：《自我決定的孤獨——難以建立親密感的社會》,第18頁。同時,當代個體主義文化對邊界感的重視,導致青少年更傾向于避免身體接觸,保持距離,以免被突然的、無法掌控的親近所傷害或者避免自己去侵犯他人。(40)同上書,第80頁。但是,已有研究發現：人類能在沒有視覺、聽覺甚至嗅覺的情況下生活,但若失去了觸覺,就無法正常成長甚至死亡,肌膚接觸能夠促使身體成長,身體接觸能夠緩解壓力。(41)同上書,第12頁。在此意義上,個體只有在擁有“具身的自由”之后,才可以在關系、情感、心智上培養軀體的感官和感覺能力,才能在與他人的相遇和身體的接觸中真實地活著。鑒于此,家庭、學校和社會就需要在生活中積極營造可以讓青少年親身參與的活動環境,通過勞動、美育活動,提供更多符合當代青少年興趣的主題活動。換言之,通過不斷讓青少年增加真實生活中的具身經驗,幫助其戒斷手機“軟癮”。

四、結語

當前青少年手機“軟癮”現象的普遍化,可以視為這一群體對社會結構造成的困境的消極抵抗。換言之,手機“軟癮”是青少年緩解日常工作壓力、學業焦慮、未來的不確定性等問題的一種消極應對方式。正如學者萊特指出的那樣,“軟癮”只是人們安撫自身的一種錯誤嘗試,一種試圖緩解勞累、分散注意力、應對強烈情緒或自娛自樂的方法,其中的關鍵在于這類行為不會豐富個體的生活,反而會耗盡人們本可以用來推動實現夢想的寶貴資源。(42)萊特：《軟癮——終結那些竊取你時間、奪走你生活的強迫性習慣》,第21頁。關注青少年手機“軟癮”現象,不能只是考慮從物質層面限制或減少電子設備的使用問題,還需要重視分析青少年這類行為背后的情感訴求和身心體驗。換言之,在以風險、不受掌控、個體化為特征的現代性文化中,以手機依賴為主要特征的“軟癮”現象,本質上指向的是青少年個體與社會、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問題。同時,人們也應認識到,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被迫卷入“為自己負責”的文化語境中的時候,他們必然更加看重人際關系的有效性,重視環境與工作對于自身的意義。正因如此,如何指導當代青少年處理好外部環境與心理需求之間的平衡,從而構建起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將是社會、家庭與教育領域持續思考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