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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六個必須堅持”蘊含的辯證關系

2024-04-13 11:52何建津竇雪丹
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理論

何建津,竇雪丹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福州 350001;福建師范大學,福州 350001]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中把握事物是辯證唯物主義觀察和分析世界的根本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集中體現為“六個必須堅持”?!傲鶄€必須堅持”中的每一個“必須堅持”都蘊含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做到“六個必須堅持”要善于在實踐中把握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以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把握“六個必須堅持”,這有助于我們更進一步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

一、在個體與群體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人民至上”

黨的二十大報告從黨的理論的來源、價值立場、實踐宗旨和創新源泉、形成過程、指導功能等多個方面,闡明了人民至上的本質屬性。鑒于“人民”概念是當今世界普遍共享的政治概念,我們有必要在現代政治的意義上,對中國共產黨與現代西方政黨政治話語體系中的“人民”概念作出適當區分,以加深對黨的理論的人民性的理解。

人民性是共產黨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屬性,而黨的理論性質歸根結底是由黨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如果我們把黨本身的性質理解透徹了,那么,黨的理論的性質,包括黨的理論創新為什么要堅持人民至上也就清楚了。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談人民性,仍然需要在比較視角下進行。

我們知道,從革命中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代政黨,必須超越“打天下坐天下”執政邏輯,把自己的政統建立在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的執政邏輯上。而“人民”無疑是表達現代政治文明內涵的核心概念,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共享的核心政治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保?]38在這里,他把“江山”與“人民”等同起來,非常成功地升華了中國共產黨源于革命的政統,確立了我們黨作為現代執政黨的政統。

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話語中的“人民”在執政時期并不僅僅表現為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政黨用短期政績去討好的“選民”。因為單個的“選民”一般只考慮或只看到自身的、眼前的利益。這樣的“選民”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理性個體。尊重和保護理性個體的正當權益,這當然是包括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內的所有現代政黨必須共同遵循的基本價值理念。

現代政治的運行邏輯如果完全受個體理性的支配,常常會造成集體的非理性。這種情況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集成謬誤”或“合成謬誤”。經濟學所說的“劇場效應”便是這種合成謬誤的典型體現。我們知道劇場著火時,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拼命朝門口跑去,結果必然是大家都堵在門口,無法有序撤退,最終導致集體悲劇上演。

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個體理性成為人們行為邏輯的起點,甚至成為主導性行為準則,是無法回避的現實,由此導致的集體非理性后果,也體現在社會各個領域。一些研究西方選舉政治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這種選舉制度無法克服的痼疾之一,就是選民的短視與自私。

這意味著:在存在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分化的社會,需要一種政治力量以“人民”的名義代表整個社會平衡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實際利益和根本利益,以避免個體的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這種合成謬誤。而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時期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力量。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是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保?]從這個意義上說,首先,我們要在個體與群體的辯證關系中看待“人民”概念的內涵。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代政黨,必須尊重個體人的正當權益,但是相比其他現代政黨,其先進性更應該體現在它對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維護上。黨能以人民的名義避免合成謬誤,這正是共產黨能以比其他政黨更先進的名義存在的原因,同時也是共產黨有資格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和執政的原因。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避免合成謬誤的制度設計,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相比其他制度更優越的重要體現;能代表廣大人民而非僅僅選民的利益,正是相比其他政黨更有力量的原因。其次,我們要把人民、共產黨看作在內涵上具有同構性的概念。那些試圖把黨和人民區分甚至對立起來的言論,不是未能真正讀懂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的人民概念內涵,就是別有用心。

以辯證思維理解“必須堅持人民至上”,還體現在要把握“人民”概念具有的歷史性。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民”概念的內涵在“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由于具體革命任務的變化而都有內涵上的一些變化,但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人民”內涵兼具革命性和建設性;改革開放后,人民概念的階級性逐漸淡化,社會主義標準和愛國主義標準逐步凸顯,直到現在黨章仍然延續十七大黨章界定的“人民”內涵,即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人民概念內涵的變化就體現了人民概念的歷史性。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道統要體現人民性,首先必須與時俱進地論證和規范“人民”這個政統,因為“人民”這個概念的具體內涵,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隨著黨的中心任務的改變而改變。

二、在獨立自主與開放借鑒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自信自立”

理論上自信自立,首先是源自實踐上獨立自主?!蔼毩⒆灾魇侵腥A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3]。十九屆六中全會將黨的百年奮斗的寶貴經驗總結為十條,其中第四條就是堅持獨立自主。歷史反復證明,什么時候,我們獨立自主,黨和國家的事業就會蓬勃發展;什么時候,我們依賴或依附別人,黨和國家的事業就會遭遇曲折。在革命早期,我們黨聽從共產國際和蘇聯指示,吃了教條主義的虧。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有一段時期事實上并沒有完全做到獨立自主,構建國家政治經濟管理體制、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少方面借鑒了“蘇聯模式”。從1956年開始,黨中央開始逐漸覺察到模仿蘇聯搞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問題,獨立自主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開始覺醒。1956 年4 月2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中他明確提出了要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他還具體指出了蘇聯模式存在的問題,如“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4]等。1956 年4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蘇共教訓的會議上提出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F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保?]。1960 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的《十年總結》中又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保?]獨立自主在思想意識上的自覺,似乎并沒有在實際行動中產生明顯的效果,主要是因為堅持獨立自主更多體現在具體問題上,而在體制機制上還是受蘇聯模式影響較大。因此,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也沒有真正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正如1988年鄧小平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指出的:“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保?]

改革開放后,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明確堅持獨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也不時有來自國外的教師爺,對我們或誘導或施壓,希望我們走到他們設計的道路上去,但在誘導和壓力面前,中國共產黨保持了清醒和堅定,堅持獨立自主,拒絕一切沒有經過親身實踐探索的路徑依賴,明確表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保?]17可見,國家建設的各種現成版本,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都只有參考價值,沒有模仿意義,因為“照搬別人的經驗不是遭遇失敗,就是淪為別人的附庸”,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道路都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探索出來的。這種獨立自主精神,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得到鮮明體現,這突出表現在我們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實踐上的獨立自主必定造就理論上的自信自立。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自信,不僅僅因為她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更因為中國共產黨“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18。這種科學的態度、真理的精神就是在獨立自主的親身實踐中去探索科學真理、檢驗科學真理、發展科學真理,而不是在書本教條中、別人經驗中、權威論述中去尋找科學真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過程也遵循著這樣的原則進行。因此,實現了理論上的自信自立。

強調實踐上的獨立自主和理論上的自信自立,并不是要盲目排外、妄自尊大。近代以來,隨著人類歷史從孤立的民族史轉變為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世界歷史,任何國家只有融入世界歷史進程和時代發展大潮,才能實現現代化目標。在人類數百年的現代化史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在閉關鎖國中實現現代化的。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和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新發展格局,并不是重回封閉僵化的老路;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借鑒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生成和發展的偉大事業。因此,其中國特色不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僅需要進一步彰顯,也必將在開放和借鑒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在獨立自主與開放借鑒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自信自立”。

三、在堅持與發展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守正創新”

實踐上和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先進性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國際共運史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也有不少國家的共產黨從改革創新始走向改旗易幟終。從歷史上來看,共產黨改旗易幟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二是放棄對黨和國家事業領導權,擁抱多黨制;三是摒棄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了避免前車之鑒,黨的二十大報告立足黨的事業,從理論創新的角度提出“守正創新”。所謂守正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1]19。歷史證明,堅守好這三個方面,既能確保我們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又能防止我們黨被過多、過時、僵化的教條束縛手腳。所謂創新就是要“緊跟時代步伐,順應實踐發展,以滿腔熱忱對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斷拓展認識的廣度和深度,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于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情”[1]19。防止改旗易幟,要注意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辯證關系。因為離開守正的創新會失去方向,離開創新的守正會走向僵化。正像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說的,“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1]19。守正創新體現了堅持與發展的對立統一。

中國共產黨在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的時期,之所以不僅沒有垮臺,反而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更為蓬勃的生機活力,與她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善于守正創新有很大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等偉大創舉。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理論創新成果和偉大實踐成就,無不是守正創新的結果,無不體現堅持與發展的對立統一。

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則正處于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內外環境,與過去相比,正在發生不小的改變。用黨的二十大報告的話說,“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录S時可能發生”“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1]21。身處這樣一種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多的內外環境中,人們比以往更需要一種洞察世界真相、把握時代本質、指明前進方向、有效應對風險的思想明燈和理論工具?,F在仍然需要理論而且希望能夠產生理論來正確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現在仍然需要思想而且希望能夠產生思想來增強信心、凝聚力量、鼓舞人心??傊?,在這樣一個正在發生世界之變、歷史之變、時代之變的時期,我們必須堅持守正創新,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處理好堅持與發展的辯證關系。

四、在理論與實際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問題導向”

堅持問題導向,這是我們黨百年奮斗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條重要經驗。一百多年前,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廣泛傳播的時候,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胡適發表文章,奉勸人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的觀點雖然有片面之處,但對于防止我們脫離實際問題空談理論也是一種有意義的提醒。所以,李大釗在反駁胡適的時候,既肯定了“主義”具有根本意義,又肯定了研究問題的意義,認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并行不悖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所以談主義是必要的,如果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8]。李大釗對胡適的反駁啟示我們:無論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還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都應該堅持理論與實際的對立統一,在二者的統一中發現、研究、解決問題,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

在推進理論創新的過程中,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只是就事論事地談論實際問題,我們會陷入盲目;同樣,如果離開實際問題空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變得抽象而空洞;只有把理論與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堅持問題導向,就事論理,而不只是就事論事或就理論理,理論創新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

當然,這里我們首先要對“問題導向”中的“問題”本身有正確理解:第一,問題必須是真問題。什么是真問題?毛澤東有一個經典的答案:“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保?]第二,能帶來理論創新的問題必須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大問題。立足實踐回答這樣的問題是推進黨的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理論創新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為我們黨高度重視理論與實際的對立統一,即:一方面,我們黨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始終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就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自己的回答。習近平總書記說:“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和中國,如果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沒有理論創新的勇氣,不能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不僅黨和國家事業無法繼續前進,馬克思主義也會失去生命力、說服力?!保?0]如這些年面對中國之問,他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問題、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問題等三個重大時代課題作出了具有原創性的系統回答。面對世界之問,他提出了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提出了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面對人民之問,他用不斷與時俱進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回答如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面對時代之問,他的回答是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新時代新征程,中國現代化建設時間緊迫、任務艱巨;世界局勢變亂交織,世界之變、歷史之變、時代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任務更為艱巨。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說,“今天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明顯加大,給理論創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們要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1]22。為此,我們應繼續堅持理論與實際的對立統一,按照知信行統一、學思用貫通的要求,把學習貫徹黨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與進一步推進黨的理論創新統一起來。

五、在整體與部分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系統觀念”

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礎,而方法背后往往蘊含某種特定的哲學世界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根據新的實踐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保?1]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述,深刻指出了系統觀念具有的重要方法論意義,集中體現了新時代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堅持和創造性運用。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又進一步對系統觀念的哲學基礎、堅持系統觀念的現實背景和實現方式作出具體闡述,并明確要求把系統觀念運用于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工作中,充分說明了系統觀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具有豐富深邃的道理、學理、哲理。

系統觀念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具體表現形態。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一個由不同要素或部分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構成的系統整體;同時,系統整體會在自身內在矛盾的作用下不斷發展。因此,系統不僅是要素的集合體,也是過程的集合體。樹立系統觀念意味著人們既要在整體與部分的對立統一中把握系統,也要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把握系統。因此,系統觀念是辯證思維與過程思維的統一。

以辯證思維把握系統,意味著我們要在整體與部分(個體)的對立統一中把握系統,既不能用整體主義去否定部分,也不能用原子機械論片面強調部分(個體)。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既著眼全局(系統整體),又兼顧各方(各個部分)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過程思維把握系統,意味著要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內在聯系中把握系統,既注重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定位現實,又著力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把握方向。這樣就形成了既立足現實又“瞻前”“顧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世情、國情、黨情新變化,創造性地運用以系統觀念為基礎的辯證思維和過程思維,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不僅形成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充分體現辯證思維和過程思維的新理念新戰略,如立足于人與自然及自然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提出不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種要素構成一個生態系統整體,而且人與自然也是“共生共存”關系。于是,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命題應運而生。又如,立足我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的國情,提出按照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改進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一。于是,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命題應運而生。再如,立足世界上存在近200 個主權獨立國家、多種文明類型、多種宗教類型、多極政治力量等這個多元現實和人類社會在數次科技革命、產業變革推動下不斷擴展和深化的經濟全球化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提出既要順應全球一體、融合的潮流,又要充分尊重多元差異和平等權利。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應運而生。

習近平總書記對系統方法的創造性運用,還體現在他深諳充滿唯物辯證法智慧的歷史思維,并且善于運用這種思維,激活歷史傳統,把握現實狀況,思考黨、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前途命運。例如,他注重研究和把握歷史客觀規律,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要端起歷史望遠鏡回顧過去、總結歷史規律、展望未來、把握歷史前進大勢”,“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12]。再如,他注重汲取歷史智慧,服務治國理政。他說,“歷史記述了前人積累的各種科學文化知識,記述了他們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思想與智慧,記述了他們經歷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13]。又如,他注重涵養歷史感、方位感和方向感,以立足現實通古今之變。他說,“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走向何方?中國到了今天,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要有這樣一種歷史感”;他強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放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70多年新中國史、100多年中共黨史中理解,也要放在180多年中國近現代史、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理解。

六、在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對立統一中把握“必須堅持胸懷天下”

胸懷天下,是共產黨的性質和時代潮流決定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歐洲有很多工人階級政黨,但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的工人階級政黨,才是共產黨。而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種純粹地域性、民族性的理論。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就將理論的目光,從落后的德國轉向當時引領時代潮流的英國、法國;從此,馬克思主義關注的問題主要著眼于世界歷史中的時代性問題,而不是民族國家歷史中的特殊性問題。雖然他的表達形式、思維風格具有德國文化風格、西方文明特色,但他關心的問題,早已超越了德國視野和西方中心。因此,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建立起來的共產黨,首先是國際主義政黨,而不是民族主義政黨。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保?4]這清楚表明共產黨是胸懷天下和人類的國際主義政黨,天生就打上了國際主義烙印。

由于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后,其中心任務是領導國家加快自身發展,追趕時代潮流,努力實現現代化。這也意味著天生帶有國際主義烙印的共產黨,還面臨如何處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系問題。在國際共運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曾脫離自身發展水平,通過輸出革命或一味用革命的、空洞的政治意識形態,去改變世界、影響時代。歷史證明:這種做法并不能有效地將共產黨胸懷天下的國際主義性質很好地體現出來。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性質,應該體現為以自身領導國家發展的實實在在的成就去影響世界。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對世界而言就是貢獻?!保?5]著名黨史專家章百家也曾說:“改變自己是中國力量的主要來源,改變自己也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方式?!保?6]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共產黨在處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辯證關系時,應把愛國主義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以愛國主義為旗幟,團結本國人民,發展壯大自身,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讓一個更好的自己去帶動世界變得更好。

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一個相互隔絕的世界,今天的中國也是一個深度融入世界的社會主義中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各種全球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為人類發展和進步事業作出了獨特貢獻:我們高舉和平旗幟,主張通過對話協商處理紛爭,以減少和平赤字;我們高舉發展旗幟,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以減少發展赤字;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減少安全赤字;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以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此外,我們還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積極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宏觀經濟協調、預防新型疾病傳播、打擊跨國犯罪、恐怖主義威脅等全球性問題治理上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以減少治理赤字??傊?,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發揮國際主義作用的方式,既不同于傳統強國,也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集中表現為在堅持以本國發展為第一要務的前提下,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與自身的發展成就相應的貢獻,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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