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土：文史演繹與地景再造的新史學研究

岳永逸

一、引 言

作為一個具有界碑意義的學術事件，顧頡剛1924年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1)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歌謠周刊》第六十九號(1924年)、第七十三號(1924年)。讓當時遠在巴黎的劉半農嘆服不已，將之譽為“二千五百年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2)劉復：《通訊：頡剛先生》，《歌謠周刊》第八十三號(1925年)。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基礎之上，顧頡剛將章太炎、梁啟超、鄧實、王國維等人倡導的新史學的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全民”與“全域”。(3)岳永逸：《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27-130頁。不僅如此，在揭示出孟姜女故事日趨繁雜的歷史化、社會化、民間化和地方化進程的同時，該研究還賦予了孟姜女這個“箭垛”式的故事以學術生命，(4)胡適：《胡適文集》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33頁。使之成為百年來中國學界一個常青的話題。

新近，李志生和黃小峰對唐代虢國夫人這個歷史人物的探析，一個是史學的偏重讀文，一個是藝術學的偏重看圖。學科不同，二者卻明顯有著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暗流的影響。從歷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日漸受儒家倫理道德規訓、支配的文人心性的角度，黃小峰通過大量的圖文考辨和對虢國夫人住宅在長安宣陽坊的還原，明確指出：兩《唐書》《明皇雜錄》《楊太真外傳》和張祜《集靈臺》《邠王小管》，薛逢《開元啟樂》，鄭嵎《津陽門詩》等后生的關于虢國夫人的史、文、詩的敘事，明顯有有意為之或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污名化品質，即大抵是“欲望”(色欲、貪欲、窮奢極欲)的“黑歷史”。(5)黃小峰：《虢國夫人游春圖：大唐麗人的生命瞬間》，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3年，第41-69頁。與黃小峰對虢國夫人的“還原”止步宋代不同，李志生對虢國夫人的文本和日常生活的細讀延伸到了清代。其對虢國夫人從唐到清文本衍進的梳理、對這些文本內在旨趣從“禍首”到“花仙”演進的耙梳，都意在揭示日漸成鏡淵(mise en abyme)之象的虢國夫人這一歷史人物的生死辯證法：肉身的從生到死，精神生命的從生到死再到生，后人敘寫——神化的死(禍首)、生(花仙)之間的轉換。(6)李志生：《唐虢國夫人：文本與日常生活》，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2年。

同是歷史人物，楊貴妃(貴妃)的豐富性、復雜性明顯勝于因她而一度風光、富貴的虢國夫人。楊貴妃，開元七年(719年)生于蜀地，幼年早孤，叔父玄珪養之。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她歸于壽邸，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她從壽邸出，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天寶四載(745年)七月冊為貴妃。(7)《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8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93頁；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1頁。原本壽王妃的楊玉環，通過入道觀度為女道士從而過“關”以改換身份、象征性地“新生”。這與唐代道教和政治、權力、性別以及才能之間的復雜關系密切相關，有著必然性。參閱賈晉華：《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21年。與兩《唐書》將楊貴妃明確稱為“禍本”“賊本”稍異，唐代詩文傳奇、筆記小說等言說、書寫的主線大致是楊貴妃與唐明皇之間或濃烈或凄婉、或鋪天蓋地或遺世獨立的真“情”，而非被污名化后的虢國夫人長期單一對標的“欲”。雖然不像虢國夫人在元、明、清時化身“花仙”，對讓唐明皇癡迷而對歷史走向有著更大影響的楊貴妃，自唐以來的文人似乎因為“情”而有著更多的認可和包容，恍若有著不能已的“了解之同情”。(8)陳寅?。骸蛾愐〖そ鹈黟^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79頁。至少，在不知不覺、身不由己中流露出的“情”不遜色于“理”。這從光緒三年(1877年)將此前對貴妃和明皇書寫一網打盡的胡鳳丹(1828—1889)《馬嵬志》、1942年人們在重慶排演音樂家黃自(1904—1938)的清唱劇《長恨歌》，可見一斑。

在相當意義上，正史中要諄諄告誡后世的“賊本”“禍本”——紅顏禍水，因為文人士大夫集團中相當一部分人心心念念的“情”，而具有了不同的意義。要明了將楊貴妃視為“情”之化身的這一歷史心性、文人心性、接受美學和這一“情”所左右的憑吊、言說、敘事與地景再造、圣化，就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

宋人洪邁曾感慨今天被歸類到文學且“無諱避”的唐詩的真實性或者說歷史性的一面。他不無羨慕地寫道：“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隱避。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9)洪邁：《容齋續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68頁。其實，不僅唐詩，唐代士人的筆記、傳奇也多有此特征。而且，詩文所述，兩《唐書》也多有化用。盡管本文不擬討論歷史的“詩”性，也不擬厘清詩文的歷史性，卻會將同時兼具“詩”與“真”的構擬的歷史(10)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55頁。和相關詩文記述相提并重。

二、話把兒，文史中的本末

無論生前還是身后，作為一個確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而且是貌美多才又與圣文神武皇帝、開元盛世、安史之亂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歷史人物，楊貴妃一直都在生成過程之中，不停地被跨時空也是各有心思的人言說、書寫、表達與塑造。在唐代，楊妃故事，時人就“本所樂道”。(11)魯迅：《魯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8頁。陳寅恪亦言：“唐人竟以太真遺事為一通常練習詩文之題目，此觀于唐人詩文集即可了然。但文人賦詠，本非史家紀述。故有意無意間逐漸附會修飾，歷時既久，益復曼衍滋繁，遂成極富興趣之物語小說，如樂史所編著之《太真外傳》是也?！?12)陳寅?。骸蛾愐〖ぴ自姽{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2頁。

在《周秦行紀》這一文人的演繹中，已經位列仙班的貴妃根本不記恨自己的被賜死，對她的“三郎”忠貞不渝，還給落第的牛僧孺吟詩一首：“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云雨馬嵬分散后，驪宮不復舞霓裳?！?13)牛僧孺：《周秦行紀》，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317-3319頁。要說明的是，基于假小說以施誣蔑、排諂、攻擊人的前在認知，魯迅認為《周秦行紀》的作者不是牛僧孺，而是其政敵李德裕的門客韋瓘。參見魯迅：《魯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4、323、96-97頁；《魯迅全集.1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22-125頁。就“牛李黨爭”，也有人通過二人的賞石進行了別開生面的呈現，參閱黃曉，劉珊珊：《辭采與門第：唐代賞石的牛李之爭》，《讀書》2023年第12期。一如既往，在這個文本中發聲的楊貴妃是被代言的。在文人士大夫不斷疊加的演繹中，楊貴妃始終是“失聲者”。

1、貌美如花

楊貴妃未進宮前，不缺美色的明皇是任性的，后宮也是熱鬧的。明皇自己常和妃嬪玩“隨蝶所幸”的游戲。他讓妃嬪養花插花，自己親放蝴蝶，看蝴蝶停歇在哪個妃嬪的鮮花上，就由那位妃嬪侍寢。為了爭得皇帝的臨幸，妃嬪自己也玩投錢賭侍明皇寢的游戲。(14)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頁、第92頁。在這個原本你追我逐、“其樂融融”的局面下，楊貴妃能獲得“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專寵，肯定不僅僅是其豐滿的嬌無力，光彩煥發、轉動照人的美貌。與美貌一體的才藝、氣質，在音律與舞美等藝術上的相通應該同樣是關鍵所在。

《新唐書》言，姿質天挺的貴妃“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15)《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93頁?！杜f唐書》言，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16)《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8頁。雖是演繹，陳鴻《長恨傳》所言同樣是有力的佐證：有意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的貴妃，“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17)陳鴻：《長恨傳》，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298頁。

天寶二年(743年)，欣承詔旨、奉命填詞的詩仙李白擬就的《清平調詞三首》，經常被后人釋讀出婉諷的微言大義，但其主旨顯然是貴妃的美貌和玄宗在美貌前的癡迷。李白“奉旨填詞”的創作情境、現場“巨星天團”的歌唱、琴瑟和鳴的欣賞和接受效果，主要根據李濬《松窗雜錄》(18)李濬：《松窗雜錄》，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308頁。所載，《全唐詩》編者寫就的“題注”都有交代。云：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詞，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19)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703頁。

對此，與李昉同時期的宋人樂史的《楊太真外傳》也有記述。(20)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137頁。讓皇上興起鳴笛媚妃，而妃意厚笑領的歌詞具體又是怎樣的呢？揮灑自如、馳思泉涌、語由信筆的李白，朦朧而又清晰地將人視——自視、旁觀、情人凝視/對視——與物視的太真婉膩動人、羞花閉月的美貌一一道來：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秾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21)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703頁。

實際上，詩仙的這三首《清平調》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多少有著事實的依據。至少可以說，一度出入宮廷的他確實對貴妃明皇的生活日常多少有著了解。天寶年間，禁中沉香亭培育木芍藥(牡丹)的成功——諸多異象在《開元天寶遺事》有載：“初有木芍藥，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22)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頁。

“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秾艷露凝香”“名花傾國兩相歡”既是抒情，也是寫實?！堕_元天寶遺事》“助嬌花”有言：“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于妃子寶冠上，曰：‘此個花尤能助嬌態也’?！毕嘈拍档ば丫频男?，一次與貴妃在桃樹下宴飲時認真地說：“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23)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4頁，第86頁，第78頁。鑒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開元天寶遺事》采自遺民之口，“委巷相傳，語多失實”的總體評價，晚生的王仁裕是根據李白詩意而敷衍成這些宮中逸史也不一定。

2、動移上意

貴妃迎意輒悟、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兩《唐書》皆有載，貴妃在天寶五載(746年)、九載(750年)因忤旨而先后兩次被送歸外第。(24)《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9-2180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93-3494頁。前一次，聰穎的她回宮后“伏地謝罪”，給足了原本因譴她出宮而茶飯不思、喜怒無常的玄宗面子，恩寵如初。后一次，貴妃則引刀剪發一繚附獻，以示以死相報明皇的恩情、愛情。其以死謝罪的誠心與真心，再次贏得明皇的歡心，恩寵愈隆。后邊這一次情感危機之化解，早于兩《唐書》的《開天傳信記》的記述亦活靈活現，值得參考：“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發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發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系冒l，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25)鄭綮：《開天傳信記》，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在《楊太真外傳》中，樂史也詳述了貴妃兩次忤旨而遭外放。就第二次外放，樂史串寫了《舊唐書》和唐詩的相關記述，演繹出更多細節，尤其是批判貴妃行為的不端、楊國忠的奸詐權謀、明皇對貴妃的遲疑不舍和貴妃的機警務實。原文豐富曲折，娓娓道來，如作者親見親歷：

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币虼擞肘柚?，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于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圣顏，罪當死。既蒙嘗恩寵，只合死于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背?，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賜。惟發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蹦艘都羝浒l一繚，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發搭于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后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26)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134頁。

《酉陽雜俎》中貴妃觀弈的小故事(27)張仲裁譯注：《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19頁。，同樣體現了貴妃的倩盼承迎。觀弈時，楊貴妃帶著她那只來自康國的寵物狗。在看到玄宗可能要輸時，貴妃故意把小狗放在座位旁邊。會意的小狗爬上棋盤，呆萌地攪亂棋局。這讓玄宗高興不已。晚些時候，王仁裕重寫了這個故事，并以“猧子亂局”名之。(28)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0-101頁。

貴妃的乖巧，還表現在其用語奇警，比象可愛。一年冬至大雪。雪停時，后宮獨處的貴妃，讓侍兒敲下房檐所結的冰條玩耍。晚朝視政后，明皇回到后宮。當他問貴妃玩啥時，貴妃以“冰筯”應之。明皇對左右說：“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币虼?，明皇將貴妃比作其“解語花”。(29)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頁、第96頁。當然，動移上意的貴妃更是多才多藝。

3、舞掩千古

貴妃善舞，有著滿滿的自信，自認為“《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在明皇眼中，貴妃舞又如何呢？一次，明皇與諸王在木蘭殿宴飲。雖然木蘭花開，明皇的心情則不是太好。乖巧的貴妃醉中舞了《霓裳羽衣曲》。結果，龍顏大悅，評說道：“方知回雪流風，可以回天轉地?！?30)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7頁、第135頁。

善舞的貴妃還善琵琶，且弟子眾多?！睹骰孰s錄·逸文》有載：“貴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園，音韻凄清，飄如云外。而諸王公主洎虢國以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奏曲畢，廣有進獻?！?31)鄭處誨：《明皇雜錄》，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頁?！稐钐嫱鈧鳌芬嘣疲骸爸T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32)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頁。但是，對于剛進宮貧窮但善舞《凌波曲》的新豐女伶謝阿蠻，貴妃則當場賞賜了“紅粟玉臂”。此外，或者與其曾在道觀為女冠的這個“過渡儀禮”(the rites of passage)(33)Arnold van Gennep，The Rites of Passage，translated by Monika B.Vizedom and Gabrielle L.Caffee，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有關，貴妃還善擊磬?！堕_天傳信記》言其拊摶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34)鄭綮：《開天傳信記》，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頁。

如同賞賜初次見面的舞者謝阿蠻一樣，對于善舞的同行，楊貴妃不吝贊譽之辭?！度圃姟分惺珍浀乃ㄒ坏囊皇自姟顿洀堅迫菸琛?，就是贊嘆其侍女張云容舞姿的。身為楊貴妃的侍女，張云容同樣擅長霓裳羽衣舞。楊貴妃寫道：“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里。輕云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35)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4頁。從詩中，我們看到的是楊貴妃對動人舞姿的沉醉和贊美。寫人又仿佛是在寫己。曼妙舞姿、動人舞者、現場觀感、恰切的通感比擬，都不僅僅是一個舞者自身的體驗，沒有細致的觀察和才情，沒有對“藝”的推崇禮敬，沒有可愛的比象，是難以寫出這首“舞詩”的?！顿洀堅迫菸琛纷屓饲椴蛔越叵肫鹉鞘壮蔀樘匣实奶菩谕砟瓿３ｌ[獨吟也是自況的《傀儡吟》：(36)鄭處誨：《明皇雜錄》，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頁?！翱棠緺拷z作老翁，雞皮鶴發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37)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2頁?！犊芤鳌愤€有“詠木老人”“詠窟磊子人”之名。其作者除唐明皇之外，《全唐詩》還有天寶年間的梁锽之說(《全唐詩》，第2116頁)。就該詩展現的才情、性情、頓悟與大徹大悟的哲思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它是親手締造了大唐盛世又親手將其消解而經歷了大起落、大悲歡、大無奈、大孤獨的玄宗所作。參見岳永逸著：《明皇打鼓，貴妃跳舞》，《讀書》2023年第10期。

顯然，貴妃這首“唯一”的詩與《傀儡吟》有著心靈的默契和跨時空的對話與呼應。甚或說，原本各自獨立的兩首詩完全是互文。合體品讀時，才明白它們道出了大唐的盛衰、人生的榮枯、短暫與永恒的悖謬、生離與死別的悽惋。真人與傀儡(真假)、云容與老翁(男女)、羅袖與雞皮(肥瘦/老少/榮枯)、舞與弄(軟硬)、風柳與刻木(動靜)、輕云與牽絲(剛柔)、紅蕖與鶴發(濃淡)、裊裊與須臾(快慢)、動香與寂夢(虛實)、不已與一夢(長短)、云容與貴妃/老翁與明皇(觀演)、貴妃與明皇(戲里戲外)，等等，因為貴妃和明皇兩位知音天人兩界的“四手聯彈”、高歌淺吟和凝視觀想，觀演得以自然轉換?！叭松粔簟钡娘h忽，人生苦短而捉摸不定如秋煙般的春愁，人生遲暮的不可逆轉、蒼涼，及時行樂、沉醉當下的茍且和迷思，都溢于言表。

無論真情、才情、性情，還是愛情，以三八虛齡縊死在馬嵬坡前的貴妃，終究定格在弱柳扶風而香不已的嘉年華，以“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尊號長眠在龍盤鳳息的泰陵的明皇，則定格在那位雞皮鶴發的傀儡老翁。

三、異文，徐賢妃與孟才人

在唐代，從(主動或被動)殉情抑或“殉葬”皇帝夫君的意涵而言，還有貴妃的“前世”“來生”。那就是唐太宗的賢妃徐惠(627——650)和唐武宗的孟才人(一說王賢妃)，盡管時人和后人對她們的演繹要遠少于貴妃。

與后來的楊貴妃和孟才人相較，兩《唐書》中的徐惠絕對是一個賢良淑德，正能量滿滿的“全人”與“完人”?！杜f唐書》言：徐惠出生后五個月能說話，四歲能誦《論語》《毛詩》，八歲能文。因手不釋卷、遍涉經史，她文思泉涌、揮翰立成、詞華綺贍。在被太宗納為才人后，徐惠很快晉升為婕妤，再遷充容。旋即，《舊唐書》的編撰者引用了徐惠勸誡太宗且讓太宗“善其言”的長篇疏諫，佐證其才與德。在這篇傳世疏諫中，有這樣的金句：“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庇绕渥屖饭俜Q善的是，太宗崩后，徐惠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重病垂危中，她對親人訴說了自己早日殉情(葬)太宗的真心誠意：“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边@樣，因為一心求死，永徽元年(650年)，逝于芳齡廿四的徐惠獲得賢妃封號，陪葬在昭陵的石室。(38)《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67-2169頁。

《新唐書》列傳中的“徐賢妃”直接是對《舊唐書》中“賢妃徐氏”的縮寫與改寫。為顯其才，當然也是殉情夫君和陪葬皇帝的宿命，編撰者增加其父孝德讓賢妃擬《離騷》而成的《小山》的具體內容：“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與此同時，編纂者也改寫了其矢志陪侍園寢的誓詞：“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39)《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72-3473頁。在這次改寫中，徐賢妃自比“狗馬”，更顯出宋儒想彰顯的皇權、男權與夫權和在皇權、男權、夫權支配下，作為女德典范的徐惠高度的“文化自覺”。

然而，或者是因為太過“正點”，因彰顯婦德而被史官書寫出的這個完美的徐賢妃，很少被后來的士人和凡夫俗子念想。與汗牛充棟的對貴妃和明皇的書寫相較，徐賢妃和太宗的相知相遇、生同床死同穴的相濡以沫儼然被遺忘。同是“真情”，何以至此？同樣值得玩味的是，在詩文基本“無諱避”的唐代，文人騷客還演繹出了一個“小號”的貴妃明皇，即以滅佛而著稱于世的唐武宗李炎和他善歌的孟才人。

對于貴妃明皇旖旎雄渾、大膽張揚而風生水起、滿朝風雨的情事，白居易《長恨歌》和元稹《連昌宮詞》無疑在這一情事的書寫史、敘事史和傳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這一“雙子星座”為軸和主體，陳寅恪探究了唐代士人之間的交往習氣，描摹、渲染出了那個年代以精英男性為主體的士風、禮俗。(40)陳寅?。骸蛾愐〖?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大致與元、白二人同期的詩人張祜，以“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十字贏得生前身后名。這十字出自其《宮詞二首》，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薄白砸心芨枞?，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41)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5834頁。

這兩首宮詞，究竟是廣景概寫還是微距特寫，歷來意見不一。因為那聲河滿子，因為雙淚垂君前，因為皇帝掌憐，因為腸斷，人們多數會將這兩首宮詞與張祜《孟才人嘆并序》連帶釋讀，認為張祜詠嘆的是善歌而被武宗寵幸的孟才人?！睹喜湃藝@并序》的正文是七絕，序則不短，交代了該詩的史實、消息的來源、傳播過程和哀興嘆的創作動機。云：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鄙蠎懭?。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鄙弦詰┰S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奔暗郾?，柩重不可舉。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于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話于余，聊為興嘆。

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42)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5849-5850頁。

在《新唐書·本紀第八》中，只述這首詩“序”提及的主角唐武宗的帝王業，未言及任何妃嬪事。(43)《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39-245頁。詩序所言的唐武宗與孟才人在深宮不為人知的生死相依的情事本傳于禁伶，稍后由懿宗朝重臣高璩帶出宮外。這個誠死誠命的深宮情事，就是高璩親口也是滿懷傷感地講給張祜的?！缎绿茣ち袀鞯谝话俣分?，有高璩的傳。這篇短傳記述了高璩是高元裕之子和歷任官階。不知是不是高璩四處叨叨武宗與孟才人情事的關系，抑情主理且要諷諫的宋儒編撰的這篇短傳，還特意提及在高璩身后太常博士曹鄴對他的品評：“交友丑雜，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剌’?！?44)《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286-5287頁。在武宗過世不久，其在深宮實踐的情事很快在宮廷內外傳播開來，成為禁中、文人士子茶余飯后閑談、感慨、嚼舌頭的“話把兒”“話根兒”。因為張祜的吟唱，唐末康駢(軿)《劇談錄》就“復寫”了孟才人這個動人的故事，且直接以“孟才人善歌”為目。(45)康駢：《劇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7-38頁。

在《新唐書·列傳第二》中，殉情武宗、生死同穴的并非孟才人，而是死后才由即位的宣宗嘉其節、贈“賢妃”的王才人。列傳言，善歌舞的王才人是邯鄲人，身世不詳，所謂“失其世”。她十三歲入宮，性機悟，成功陰助武宗上位。其貌與為求長生不老而常年服用丹藥的武宗相像，“狀纖頎”，以致苑中游獵時，外人分不清都穿錦袍騎駿馬的兩人。因服丹藥而身體惡化，武宗感到時日不多，就向陪伴在側的王才人惜別。王才人當即表示一旦駕崩，“妾得以殉”。在武宗駕崩后，王才人如言“自經幄下”。(46)《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509頁。詩文中孟才人和史書中王才人的不同，引起了比主持編撰《新唐書》的歐陽修稍晚的沈括的興趣。沈括注意到武宗重用的朝臣李德?！段奈鋬沙I替記》的記述。即，有專房之寵的王妃嬌妒忤旨，日夕而殞，這造成群臣對上位成功的武宗喜怒不定的驚懼。而且，李德裕言王氏為妃久矣，并非宣宗即位后的追贈。進而，沈括認為：《新唐書》所載的王妃殉情事，“疑其孟才人也”。(47)沈括：《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16頁。

與貴妃明皇情事在其生前就成為天下事不同，徐妃與太宗、孟才人與武宗都僅僅是個人事、帝王私事和后宮事。畢竟，只有楊貴妃才讓唐人感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并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的時謠。(48)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4頁。毫無疑問，楊貴妃的顯赫、張揚與恓惶落幕，觸及時人的價值觀、情感世界，甚至是淚點。雖然楊貴妃不得不身死馬嵬，但其波瀾詭異的生命歷程所承載的意義卻被文人騷客反復吟詠和鋪陳，并在華夏大地上蔓延開來，直至漂洋過海，不論正反都長命不絕衰。這也使得墨客騷人對孟才人以及徐惠的疊加敘寫，一直籠罩在潛存演繹的多種可能性的貴妃情事的陰影里。

四、錦靿，遺物的資源化

到宋代，對貴妃明皇的再寫作，勸誡、諷喻、警醒的特色日濃?！缎绿茣啡绱?，比《新唐書》早的《梅妃傳》《楊太真外傳》同樣如此?！睹峰鷤鳌返淖髡吆统蓵甏袩o定論。從留存文本及文本生成后的傳播而言，它都是站在正統道德家立場，哀“窮獨茍活”的明皇：“晚得楊氏”的他“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梅妃淑雅溫順，是值得愛的，貴妃儼然河東獅吼的悍婦，是不該愛的；因為該傳“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49)佚名：《梅妃傳》，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364頁，第1367頁。

《楊太真外傳》則是串寫了《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安祿山事跡》《長恨歌傳》《唐國史補》以及《酉陽雜俎》等書中關于貴妃明皇事。就該書旨趣，作者自云：“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辈坏珖@“紫玉笛”對貴妃與寧王的關系捕風捉影，該書還隱晦地敘寫了貴妃與安祿山的不同尋常，云：“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明駝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椀?！?50)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頁，第140頁。當然，這是對《唐國史補》“安祿山心動”(51)李肇：《唐國史補》，李肇等：《唐國史補 因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19頁。的繼續演繹也不一定。對因楊貴妃而榮耀一時的楊家兄弟姊妹的榮華富貴、飛揚跋扈、糜爛日常的渲染，也是該書的主旨之一。不言自明，這些負面信息的增多與總體呈現，都是要婉諷太平天子。寵幸貴妃后，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還數次欲“私幸”虢國夫人的明皇實在不堪，甚至可以說昏聵。這在該書對安祿山的刻寫中表現得明白如話。(52)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2頁，第141頁。

在貴妃縊死馬嵬之后，不僅是對于“茍活”的三郎，對于睹物思人、垂垂老矣而淚點較低、動輒淚涕的明皇(當然不排除“眼淚政治學”的表演嫌疑)而言，香囊、頭巾、玉磬等貴妃遺物和遺物指陳的貴妃之間，已經實現了生死轉換。(53)《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81頁；張仲裁譯注：《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19頁；鄭綮：《開天傳信記》，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頁。而且，在騷人吟唱、文人寫作和好事者的“口耳”之學中，在貴妃明皇和與之相關物之間，均有著鏡淵之效：物被人化，人被物化，人物互化，人人互化，物物互化；我死你在，人死物在，物銷香在，香散神在，神散詩在，詩亡情在，情在人在。凡夫俗子雖然沒有文人騷客那么多的神游八荒，但他們卻實實在在、直白甚至是粗糲地用自己的行動、實踐演繹著貴妃明皇的情事，讓貴妃明皇成為他們自己的?！短茋费a》“百錢玩錦靿”有載：“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媼收得錦靿一只。相傳過客每一借玩，必須百錢，前后獲利極多，媼因致富?！?54)李肇：《唐國史補》，李肇等：《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頁。

與兩《唐書》不同，“百錢玩錦靿”明言，在馬嵬驛，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在佛堂前的梨樹下縊死了貴妃，而非貴妃一了百了的自縊。貴妃死后，當地一開店婦人——馬嵬店媼，“獲得”貴妃的一只錦靿——襪子。此消息不脛而走。好奇的路人爭相前來賞玩，所謂“過客每一借玩”。應接不暇的“得寶”店婦，不但明了貴妃遺物這一“文化遺產”的價值，還有著經濟頭腦。居奇貨的她，明碼標價，“百錢一觀”。前后獲錢無數的店媼，實現了從文化經紀人向資本家的轉型，終成富人。

不論貴妃如何死、自縊還是他縊、真死還是假死，值得玩味的是作為貴妃遺物的那只錦靿！在李肇目的明確的這一“補”寫中，無論真品還是贗品，作為貴妃遺物的錦靿已經不是明皇思妃的專利品，而是民眾觀想、“借玩”，從而神圣自我表證、展現它自己的顯圣物(hierophany)。(55)[羅馬尼亞]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王建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頁。在對其絡繹不絕的借玩中，好奇、傷悲、慨嘆或占有欲得到(虛假)滿足的過客，實現了自己與高高在上、才藝雙絕卻肉身不在的貴妃的神遇和交際。如同其只有香如故的香囊，通過其原本穿在腳上、踩在地上的錦靿，已經香消玉殞的貴妃的氣息真切地得以傳接。對于當時那些“借玩”錦靿的過客——俗人而言：玉環這個楊家女子死了，楊貴妃還活著；或者說，楊貴妃死了，玉環這個楊家弱女子還活著！

在唐代，無諱避的詩文，互補也互現！“百錢玩錦靿”應該不是李肇無中生有。與李肇大致同期的喜歡“采風”的詩人劉禹錫，寫有《馬嵬行》一詩。詩中，根據自己從“里中兒”訪得的信息，劉禹錫提及待圣駕車遠，里巷窺覷場景和愛蹤跡的驛站郵童私手解鞶結、傳看萬千而凌波襪香不歇的“口述史”。當然，在明顯同情心更勝的這一口述史中，多少是延續杜甫《北征》“中自誅妺妲”將貴妃暗喻為妺喜、妲己和褒姒的這一婉諷寫技(56)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04-405頁。，貴妃有著“妖姬”的別名。而且，貴妃不是縊死，而是被逼吞金自盡。她“牽帝衣”“轉美目”的倩盼承迎，不再具有效用。原詩如下：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

軍家誅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

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

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

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

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57)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963頁。

五、故冢，馬嵬的圣地化

基于博覽的詩文和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不滿、責任與擔當，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對大唐遍布各地的官方建筑——驛站館舍進行了想象性的復原。對他而言，與街道、官樹、橋梁、水利、河渠等并列的“館舍”，是驛舍以及官寺、鄉亭等遍布州縣的體面、弘敞、雅致、舒適和愜意的園林式官方建筑。館舍可能有池、沼、魚、舟、林、竹，融山水、萬物與城郭為一體。其詩情畫意，足以慰藉、安放羈客士子身心，使之相忘于江湖，而且“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弘敞”。(58)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642-643頁。

目前，尚未看到唐代馬嵬驛建置的具體研究以及描述。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中，對京兆府興平縣馬嵬故城的記載只有寥寥數語：“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馬嵬于此筑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也?！?59)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金陵書局光緒六年(1880年)刻本，卷二第1頁。危難之際，能夠讓明皇圣駕停留、三軍與之博弈的馬嵬驛，應該不會太過簡陋。至少，元和年間頗有盛名的李肇，在《唐國史補》提及馬嵬驛有佛堂、有梨樹。亦即，與當時眾多的驛站一樣，馬嵬驛應該是一片可以“返景入深林”的棲居之地，至少是可以一晌貪歡、喘氣歇息之所。重要的是，因為貴妃之死，因為這只貴妃錦靿和最初埋葬貴妃尸身的故冢，馬嵬驛不再僅僅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自然空間，也不再僅僅是大唐一個基址弘敞的驛站，而是一個在后世文人眼中充滿詩情畫意的人文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雙重意義上的關鍵景觀。作為貴妃的魂斷之處，原本早已存在的馬嵬這個地方獲得了新生。反之，并非此前的馬嵬，而是因斷魂貴妃、貴妃冢而新生的馬嵬成為后來者的圣地。

光緒三年(1877年)，浙江永康人胡鳳丹《馬嵬志》問世。該書綴集舊聞、網絡軼事，征引了從唐至清的247種文獻，(60)胡鳳丹：《馬嵬志》，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藏板，卷首“引用書目”第1-8頁。計16卷，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再現與貴妃明皇捆綁一體的馬嵬的唯一的志書。它以古跡、事實、詞曲金石、圖畫服飾飲食、珍寶音樂、花卉果木、禽獸昆蟲、評論和藝文為綱目，對既有相關詩文進行了耙梳匯集，洋洋大觀。尤其是古跡、詞曲金石二卷，更加鮮明地說明在與貴妃明皇帝有關的沉香亭、華清池、驪山等眾多地點中，距離長安和洛陽都不近的馬嵬是如何脫穎而出，成為關鍵的人文地景，而被世人念想的。

該書卷首有《驪山圖》《馬嵬圖》和《楊貴妃小像》三幅手繪圖和胡鳳丹的題詩。作為輿地圖，《馬嵬圖》標識出了馬嵬坡、馬嵬驛、馬嵬、楊貴妃冢、馬嵬山和馬嵬佛寺等標志性景觀。貴妃小像所繪的貴妃體態豐美，儀容鮮艷，神逸嫵媚，華貴意遠。在差不多一個半世紀前，有別于在精英間有限流轉的關于貴妃的宮廷畫和文人畫，《馬嵬志》中這些應該受眾更廣的圖與像，仿若當下的VR(Virtual Reality)、AR(Augmented Reality)。它將景、人直觀化、一體化，完美互現，培育著讀者的視覺美感，激發著受者的超常體驗、臆想與神游。

其實，僅從乾隆年間《興平縣志》卷七“明皇帝貴妃楊氏故?！辈⒉皇翘L的記述，尤其是乾隆丙戌進士，時任興平縣知縣顧聲雷《重修馬嵬故冢記》就可知，地方人士不時重修、維護與陪護的楊妃故冢，始終在為馬嵬的圣地化添磚加瓦和助燃。(61)顧聲雷修，張塤撰：《興平縣志》，光緒二年(1876年)刻本，卷七第10-13頁。換言之，作為地方的文化資源、名勝古跡，馬嵬楊妃墓一直都是往來使者、騷人、逸士登眺、吟唱和勒石立碑的所在。而究竟諷喻還是稱頌，怨恨或者同情，都無關緊要了。如是之故，馬嵬驛在相當意義上不再是世俗的，不僅僅是世俗的，而具有了神圣性。甚至可以說，馬嵬驛不但是窺覷、把玩錦靿之過客——凡夫俗子的圣地，更是千百年來詠物抒懷的文人騷客——另一種過客——心中的圣地。因為香消玉殞的貴妃，因為貴妃當初完好的尸身，因為其遺物錦靿，凡夫俗子和文人騷客對貴妃或猥褻或圣潔、或怨恨不已或哀傷同情的念想，都匯聚、熔鑄到馬嵬驛這個地方和“馬嵬”這兩個書寫符號上。

光緒二年(1876年)，胡鳳丹為《馬嵬志》寫就了“自序”。與樂史在《楊太真外傳》卷末的自白大同小異，胡鳳丹編志本旨是意在勸誡。然而，情涌動于中，情大于理與智的《馬嵬志·自序》開篇的一段話，不但將歷代文人書寫馬嵬、楊妃的盛況說得清清楚楚，還將原本平凡的馬嵬轉型成為圣地的過程描畫得明明白白。前往憑吊的文人騷客不但進行著綿延不絕的悲、慨、憤等一系列語言建構，還前赴后繼地通過尋、拾、俯仰等肢體動作，在馬嵬這個地方進行著“鋤禾日當午”和“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身體書寫。原文如下：

馬嵬，一坡耳，驛耳。非有豪杰崛起于其鄉，仙佛棲靈于其地也。徒以美人黃土，埋玉此間。千百載后，騷人韻士，過而憑吊流連。尋墜履于荒煙，拾遺釵于蔓草。悲狐貍之拜月，慨鼯鼠之嘯風。相與俯仰其間，魂馳魄感，惝怳悵惘，仿佛若睹其人于尺組之下。郁為淫思，倡為艷曲。寄厥閑情，傳彼好事……(62)胡鳳丹：《馬嵬志》，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藏板，“自序”第1頁上。

憐香不盡千詞客！每一次書寫、吟誦與尋覓、憑吊，都是將楊貴妃“激活”，都是對楊貴妃的再發現、再制造與再編碼。每一次朝拜，都使得當下、眼前的馬嵬，回到佛堂梨樹下縊死貴妃的那個瞬間的馬嵬、過去的馬嵬、原初的馬嵬，也是對馬嵬的再一次圣化與加持。

對馬嵬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63)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和對貴妃的“自我化”也就水乳交融。貴妃明皇、佛堂野草、瓣瓣梨花、三尺孤墳、為塵輕骨、錦靿香囊，相互滋養、相得益彰，都是千古詞客吟誦、書寫的對象與意象！原本是交通中轉站、歇息站、加油站的馬嵬驛，也成為不同階層、不同時代、各色人等的心靈交換器、離合器，甚至是大功率的情感渦輪發動機。這也是在貴妃身死后對其的海量寫作中，總是與馬嵬捆綁一起的心理學抑或說心靈學動因，及至衍生成為眾說紛紜、紛繁復雜、不絕如縷甚至濃厚的“楊貴妃文化現象”。(64)王炎平：《評歷代詠馬嵬詩——兼議楊貴妃文化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其實，與其說“楊貴妃文化現象”，還不如直接說“貴妃情結”。在相當意義上，中國古代的士人集團沒有西方古典的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但一直有著濃厚的貴妃情結，甚或說自戀(narcissism)進而自我封圣、志得意滿的情結。當然，這里的“貴妃”不僅僅是楊貴妃，而是對以身試/護法也是以身效/禍國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美女(其實是悲劇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蟬和楊貴妃——的概稱。這些集紅顏、禍水、才藝與智慧于一身、對家國、歷史都重要莫名的“貴妃”，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想左右自己，又身不由己。如誤撞蛛網的飛蟲，其左右手互搏的人生困境，實乃同樣隨時都不得不左沖右突的士人集團的群像、鏡像。這在明清時期，失意文人為了強調自己的忠孝而群體性對節烈女性的推崇、塑造與頌揚達到了極致，(65)田汝康：《男性陰影與女性貞節：明清時期倫理觀的比較研究》，劉平，馮賢亮譯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終致群體性地形成了對鏡貼花黃式的躊躇滿志、顧影自憐的“影戀”。(66)潘光旦：《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上海：新月書店，1929年。

我手寫我口，寫我心！與清末民初落魄、心不甘又孤芳自賞、自怨自艾的文人對老北京天橋藝人的吟唱一樣，(67)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231-233頁。歷代士人集團對“貴妃”的涂抹、無奈、嘆惋和憑吊，對不得不如此且只能如此的悲壯美的頌歌、挽歌與暮歌，為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也賦予了想象中的合情合理性。不難理解，在中國歷史的書寫中，在古中國的詩、詞、歌、賦、文與畫中，這種貴妃情結都揮之不去，凝聚在指端、筆尖，散布在字里行間與留白處。詛咒也好，歌頌也罷，婉諷也好，嘆息也罷，如影隨形，如鯁在喉。

事實上，雖然義存炯戒，要諷一勸百、挖空心思地要為“終不失為明也”(68)胡鳳丹：《馬嵬志》，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藏板，“自序”第2頁上。的明皇找補，《馬嵬志》同樣是對貴妃愛恨夾雜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一種表現。而且，胡鳳丹費心費力地為一坡耳、驛耳，無豪杰仙佛，僅有貴妃埋葬其間的黃土馬嵬樹碑立傳寫志，實則在無意中從另一種層面夯實、強化了馬嵬驛的重要性和后生的憑吊者/朝拜者絡繹不絕的圣地屬性?；蛘?，經過千年傳遞與沉積，生活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的江南文人胡鳳丹，對馬嵬有著更多的戀地情結，也比任何人有著更多的貴妃情結！雖然他給《楊貴妃小像》的題跋少了文人的矜持而近于辱罵，(69)胡鳳丹：《馬嵬志》，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藏板，卷首“圖”第6頁。但給《馬嵬圖》的題詩則道出其內心的糾結與小九九。詩云：

國門才出妃子死，生生世世今若此。香魂一縷土一堆，慘雨愁云呼不起。

桓桓敢怨陳玄禮，三郎枉自稱天子。伉儷不庇庇六軍，佛堂尺組伊誰使？

人亦有言拾敝履，夜半私誓猶在耳。生前恩不念床笫，南內相思空入髓。

梨花帶雨淚如洗，化作坡前嗚咽水。(70)胡鳳丹：《馬嵬志》，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藏板，卷首“圖”第4頁下。

六、野野史(71)在本文中，“野史”是與兩《唐書》等傳統意義上有專門史官和機構修訂“正史”而言，是在中國社會傳衍的楊貴妃的傳說故事。但是，如本文所呈現：正史同樣有著主觀性、時代性，有著對坊間里巷的遺聞、詩文記敘的抄錄、改寫?！耙耙笆贰眲t是相對“野史”而言，主要指在日本因楊貴妃而生成的遺跡、圖像、儀式實踐和口頭敘事等。，漂洋過海的名實

當然，也可以殘酷地說：與顧左右而言他的士人集團抑或說躊躇滿志、總覺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不同，原本弱勢的黎民百姓，不但同樣消費、再造著貴妃，還借貴妃錦靿，了然無痕地侵蝕著明皇的至高無上、大唐的輝煌和士人的臉面。

在《太平廣記》中，或者因為時過境遷，或者故意要吸引人眼球而找一噱頭，“百錢玩錦靿”這則逸史沒有采用劉禹錫的“凌波襪”，而是直接易名為“楊妃襪”。與兩《唐書》不同，“楊妃襪”保留了玄宗、力士、馬嵬、佛堂、梨樹、店媼、錦靿、過客等核心要素。表述更簡潔的“楊妃襪”如下：“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襪一只。過客求而玩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72)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709-2710頁。別有風味的是，張揚“道德”的《楊太真外傳》將《唐國史補》“百錢玩錦靿”縮寫成了更短的兩句話，廿七字，云：“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靿襪一只。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后獲錢無數?！?73)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頁。

落墨成蠅！盛唐氣象有了更多或真或贗、或美或丑的斑斑點點。這讓人欲說還休！元人張可久《落梅風·天寶補遺》就戲謔道：“姮娥面，天寶年，鬧漁陽鼓聲一片。馬嵬坡襪兒得了看錢，太真妃死而無怨?！痹谫F妃身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其書寫還出現了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轉換，諸如楊妃茶、楊妃菊、楊妃井、楊妃墓，以及貴妃腳是三寸金蓮等與時俱進的岔路、枝丫。當然，還有始于唐的眾多圖畫及其題詩。貴妃明皇事不僅是其身后詩文創作的靈感之源，也是宮廷畫、文人畫的母題，并在詩畫之間形成了聯動互現的回還。在《馬嵬志》卷十三中，輯錄的從宋到清給相關貴妃繪畫的題詩就有90首之多。這些圖包括貴妃春睡圖、出浴圖、調鸚鵡圖、洗兒圖、上馬圖、午困圖、霓裳圖、夜游圖、玩月圖、醉歸圖、病齒圖，等等。在繪畫史中，楊貴妃的形象也是唐代理想女性形象的典型，并在10世紀成為遼代貴婦墓室壁畫醒目的一部分。(74)巫鴻：《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167-205頁。

就貴妃馬嵬坡死狀，《楊太真外傳》敘寫無疑最詳。如同事無巨細的全景航拍，歷歷在目的貴妃死依舊延續了《唐國史補》玄宗“命高力士縊貴妃”的基本情節，并寫出了其復雜性。樂史先是將與虢國夫人亂情的楊國忠說成是武則天男寵張易之的兒子。在六軍以“楊國忠與番人謀叛”為名殺死楊國忠及其子暄之后，明皇責問為何六軍依舊不前時，樂史寫道：

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圣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回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鍔(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卞已?，上入行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钡墼唬骸霸稿由频厥苌??！绷κ克炜O于佛堂前之梨樹下。才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睹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奔篮?，六軍尚未解圍。以繡衾覆床，置驛庭中，敕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抬其首，知其死，曰：“是矣?！倍鴩?。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于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75)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2頁。

正是這一起承轉合皆具、嚴絲合縫的微距特寫，也是口頭文學慣有的一波三折“三疊”式的細膩鋪陳，進一步為貴妃漂洋過海的跨國社會化提供了充要條件。雖然以陳玄禮為首的六軍驗明正身了，但樂史代玄宗說的“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卻此地無銀三百兩。白居易《長恨歌》書寫史實，“詩多于情”，卻有著人本主義(humanism)的特色，渲染了人類共通的“性格”“情緒”。(76)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17-118頁；《中國大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3頁。因此，吟唱、渲染該情事的《長恨歌》不翼而飛。有早已在東瀛傳播的《長恨歌》的加持，作為“完美”文本的《楊太真外傳》這一小紕漏，再加之其后有的蜀地道士楊通幽為太上皇“絕大海，跨蓬壺”而覓得“玉妃太真院”，(77)樂史：《楊太真外傳》，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頁。又進一步助力促生了明皇和高力士合謀用丫鬟調包貴妃，并將貴妃送往海外仙山避難逃生的“野野史”。

野野史又并非純粹是無稽之談！時至今日，日本的山口、熱田等地，不僅有著系列的楊貴妃傳說在講述，還有著楊貴妃的故居、墓地、塑像，有著對楊貴妃一系列的敬拜實踐和與之有關的生活文化。(78)加藤蕙：『楊貴妃漂著伝説の謎』，東京：自由國民社，1987年；渡瀬淳子：「熱田の楊貴妃伝説：曽我物語巻二「玄宗皇帝の事」を端緒として」，『日本文學』54(2005)，pp.21-29；近藤乃梨子：「楊貴妃伝説で村おこし―山口県の小さな漁村にある真言宗寺院の住職を中心に始まった取組み―」，『集団力學』第30巻(2013)，pp.196-235；相田満：「楊貴妃日本に渡る：遺跡と遺物と伝説と」，『東洋研究』214(2019)，pp.49-74。這即異域的馬嵬，或者說馬嵬在異域的再生、活化。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和一個文化符號，曾經活色生香的楊貴妃這個人的“社會化的延展性”(79)岳永逸：《脫離與融入：近代都市社會街頭藝人身份的建構——以北京天橋街頭藝人為例》，《民俗曲藝》2003年第142期；《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296-301頁。抑或說生死辯證法，是歷時的，還是跨地域、民族與國別的，是超時空的。如同鏡淵，重重疊疊、生生死死、無窮匱也。

在信息時代與視頻社會，歷史同樣成為一個時髦而被反復咀嚼和消費的東西?！按笤挕痢痢薄皯蛘f××”“水煮××”，你方唱罷我登場。在聽說我在寫楊貴妃時，“你會寫李白、寧王、安祿山與楊貴妃的情事不？還有高力士？”這樣的發問，已經遇到數回。雖然有些荒誕，但好在人們還是將“貴妃”定格在“情”與“欲”的人的本色層面。在這無父無母的單調性的“青少年文化”、(80)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65-77頁。蕩滌掉孕育著生命力的粗糲的“萌文化”(81)劉文嘉：《別無選擇》，《讀書》2022年第2期。支配一切的時代，普羅大眾對歷史的奇妙想象，也是另一種意義上對楊貴妃及與她合歡、一體的明皇的社會化，是“貴妃/明皇”這個箭垛式的歷史人物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化的延展性”。

由此，有必要在《離騷》《洛神賦》《長恨歌》《鶯鶯傳》《西廂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紅樓夢》《浮生六記》《邊城》《圍城》《傾城之戀》《柳如是別傳》《受戒》《廢都》《白鹿原》這一長時段的男歡女愛的情感書寫流中，理解作為常人、良人的貴妃明皇的情事，理解對這一情事的書寫實踐史和傳注疏箋史。也有必要放在《蒹葭》《上邪》《有所思》《孔雀東南飛》和孟姜女、梁祝、白蛇傳與牛郎織女等口頭詩學的傳統中，理解作為非常人和藝人的貴妃明皇的情史。

七、非地點與常人

不得不看到，在出行速度、信息傳輸速度日新月異的后現代社會，此前被精英發明出來的“旅游”(82)黃微子：《旅游的發明：一段從精英到大眾的旅程》，《讀書》2023年第6期。已經成為普羅大眾標榜自己小資、中產、文明、優雅的一種生活方式，形成階級屬性明顯的“區分”(distinction)。(8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這使得本質意義上的“體認”和傳統意義上因體認而生的時空觀、地方感發生巨變。離地、離土的工業革命、現代文明反向促生的“戀地情結”正在退潮。故鄉不再令人魂牽夢繞，家鄉如異鄉，本土即異域。(84)[德]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戶曉輝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0-134頁。帶有溫度、情感，甚至某種情結的地方成為一個個扁平、同質、單向度的空間。指向“香火”也好，指向“星火”也罷，圣地不再具有神圣性，更不神秘。(85)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具有一統性、同質化的地點不再具有歸屬感、關系性與歷史性，成為“非地點”(Non-Lieux)。(86)[法]馬克·奧熱：《非地點：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牟思浩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76頁，第108-161頁。

如今，千年前的馬嵬、舊京雜吧地兒天橋，(87)岳永逸：《老北京雜吧地：天橋的記憶與詮釋》(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369-425頁。如同一個個星羅棋布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高鐵站、飛機場、旅游景點、超市和連鎖店，它們僅僅是行色匆匆的人們穿越、眨眼而過的無差別的一個網格狀化的庸常時空點，僅僅是“到此一游”打卡、刷臉的所在。這些非地點，不再是有著歸屬感、關系性與歷史性的驛站、館舍之類的地點、地方，亦不再是融城市、鄉鎮、山林和江湖一體的中國社會(88)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5-220頁。，而是扁平的空間——筆直、空無一物、無始無終的單行道。這些攝像頭——天眼密布的扁平空間，無關枯藤老樹昏鴉，無關古道西風瘦馬和夕陽，無關“寂寞開無主”的梅花，無關祠堂廟宇、斷垣殘壁、荒冢廢墟，更與嘹亮清越的《紫云回》、蒼涼慷慨的《涼州》、回腸蕩氣的《雨霖鈴》無涉。

當下的社會，已不全然是閑暇時間去劇院、電影院、博物館或在家看電視、看書的“景觀社會(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89)[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它正在向與視頻等移動圖像相依為命的媒介社會、網絡社會全方位讓渡。在虛擬也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網絡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坐地日行萬里。遠方、世界、他者和自我，僅僅是一幀幀一閃而過的圖像。這個時代，不是指鹿為馬、白馬非馬，而是寶馬(BMW)非馬！速度遠勝于祖先白馬的四輪寶馬，讓人們將祖先四蹄騰空的“寶馬”拋之腦后。由此，人，不再具有地方感，也不再具有地點性，無故無鄉。人活著，不是一列列在軌道上飛馳的高鐵，就是一輛輛在高速公路上疾馳的寶馬，不是一架架穿云而過的飛機，就是一艘艘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慢移的游船。(90)于一爽：《船在海上》，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2年，第1-26頁。與盛唐連帶一體濃得化不開的貴妃情結，正被疾馳的后現代社會、閃爍的視頻社會拋離。如同當下大多數人與在人類社會演進史上長相廝守的馬和豐產的大地絕緣一樣，陜西人不知馬嵬驛、北京人不知雜吧地兒天橋，都稀松平常。在擁有種種技術手段的當下，文化保存非難事，但直擊心靈、融入生命的文化傳承反而并非易事。

總之，如果對關公形象的真切理解必須回到中國文學的“生活現場”，(91)李永平：《對戲劇及寶卷中關公形象的跨文本研究》，《思想戰線》2023年第5期。那么對揮之不去的貴妃情結的釋讀得率先將楊貴妃視為一個與你我他一樣活生生的有著生命尊嚴也必然是過客的人。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詩、文、史以及繪畫、墓葬中反復出現的楊貴妃，首先是一個常人，是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藝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倩盼承迎、動移上意的貴妃，才是所謂的“賊本”“禍本”與“妖姬”。無論嘆惋還是詛咒，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與意象的楊貴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揮之不去又向往的“情”，甚至是男女之“至情”，而非已經被污名化的“欲”。拋離愛恨夾雜且“自我化”的貴妃情結所支配的文史敘事詩學的瘴霧，楊貴妃的常人和藝人面相也就呼之欲出。作為一個雅俗共有、共享且歷久彌新的消費對象，貴妃的遺物完全擺脫了唐明皇的專利屬性。傳聞其遺失在馬嵬并引過客爭相觀瞻的錦靿與靜默的貴妃冢，猶如顯圣物將馬嵬圣地化，也在一定意義上支撐了貴妃在海外安家落戶的這一“野野史”。

八、結語：史地中的情理辯證

其實，馬嵬驛有無佛堂、佛堂有無那棵梨樹、貴妃真縊還是假亡、那只錦靿是否貴妃遺物、貴妃冢是否被看護、是否在他邦安營扎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貴妃和她的明皇確實來過馬嵬，確實在此生離死別。歷史從此處拐彎，情感在此定格，并被文學嘮叨、藝術點染。歷史因此更加厚重、深沉，更耐人咀嚼、尋摸，更容易被人一本正經、秉筆直書地涂抹。換言之，與理性一樣，情感不但成就了文學、藝術，它也塑造著歷史，且情感本身也有歷史。只不過與文藝創作中情感的張揚、熱烈不同，歷史寫作中的情感是內隱的，時常穿著理性的馬甲。其實，正因為情感的介入，隨著時間的后移，孟姜女故事本身及其所承載的歷史也才越來越“厚”，并使得承載了歷史的鄉土有了種種關系，成為散發著光暈(Aura)、(92)[德]華特·班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莊仲黎譯，臺北：商周出版，2019年，第25-69頁。具有膜拜價值而不可替代的故土。

無論歷史(楊貴妃)還是文藝(孟姜女)，好的敘事，都是情感與理性、“詩”與“真”的高度辯證統一。歌德自傳《詩與真》、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盛譽的《史記》、有“詩史”之稱的杜詩如此，白居易《長恨歌》、劉禹錫《馬嵬行》、張祜《孟才人嘆并序》、韋莊《秦婦吟》亦如此。好的抒情詩原本就自帶歷史性。在抒情詩中，由情感抒發產生的敘事交流主要以呈現歷史空間的空間意象敘事方式進行，因從個人經驗走向更廣大的空間，與帶有歷史意味的時代、社會、大眾的情感融合，個人情感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從而喚起不衰的共鳴。(93)譚君強：《論抒情詩的歷史空間呈現》，《思想戰線》2022年第3期。這也是本研究對詩、文、史同等視之的緣由所在。因為，與其說本研究在意的是楊貴妃的情感，還不如說在意的是對貴妃情感的情感史。

吊詭的是：在旅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今天，與個體真情實感基本沒有關聯的馬嵬，已經成為一個不再具有歸屬感、關系性和歷史性的非地點。反之，非遺運動的加持，使與孟姜女故事相關聯的不少地點儼然贏得新的生機。原本鄉土性的景致轉型為文化遺產景觀實踐，多少有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意味。(94)桂榕：《文化遺產景觀實踐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思想戰線》2023年第1期。而顧頡剛1925年帶隊研究的北京郊區的妙峰山(95)顧頡剛編著：《妙峰山》，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8年。，如今已經是學科、花會、泰斗、信仰、休閑等多重符號疊加的“箭垛之山”。(96)岳永逸：《朝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3-122頁。無論對于孟姜女故事流傳地還是妙峰山，原本意在革新史學，“使中國人認識中國”“使中國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97)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三卷1933—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第376頁。亦可參閱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37頁。的顧頡剛，也化身一個文化符號，發生了從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讓渡，成為地方/歷史有機的組分，寄托著言說他的不同主體的情與理。

或者，風土，抑或說文化，不是別的，就是在史地——時空連續統，亦即融城市、鄉鎮、山林和江湖于一體而持續互動演進的中國社會中，不同心性的行動主體情與理的對撞、共謀、交融——辯證，和基于此的具象化的生產實踐——文史演繹和地景再造的循環再生！簡言之，文史演繹，即風；地景再造，即土；風土的回環流轉，亦即中國社會與文化。在此意義上，本研究不僅是新史學的，它也有著歷史社會學、文學人類學、人文主義地理學與民俗學的意味。

謹以此文致敬顧頡剛(1893—1980年)先生1924年的宏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