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理論與實踐*

陳 翔

【內容提要】 “混合戰爭”是當前國際安全學界熱議的重要議題，也是美國霸權護持的戰略工具。從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來看，美國“混合戰爭”的理論研究歷經前理論、創立與發展三個階段，關于“混合戰爭”的概念界定與研究主題不斷演化。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出發點是維護包括軍事霸權、政治霸權、經濟霸權及文化霸權在內的全球霸權地位，重點是拉大與戰略競爭對手的實力與影響力差距，為此要沖擊對手的內外安全態勢、政治外交能力、經濟科技潛力與話語敘事體系。為達到這個戰略目標，美國把“混合戰爭”作為嶄新的霸權護持工具，涵蓋正式戰爭門檻之下的非常規軍事行動、代理人戰爭、政治戰、外交戰、經濟戰與信息戰等全譜系的對抗方式。在中美競爭中，美國把“混合戰爭”作為遏制與打壓中國的有力手段。出于霸權護持的戰略目標，美國不斷調配與整合軍事、政治、外交、經濟、信息等多個權力要素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其“印太戰略”被視為“混合戰爭”在亞太地區的呈現。分析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理論邏輯及實踐進程，有助于深化當代戰爭的理論研究及研判美國大國競爭戰略的未來走向。

一、導言

冷戰結束以后，隨著國際政治的演化與軍事技術的發展，戰爭形態逐漸發生深刻變遷。國際安全學界不斷探尋理解當代戰爭的新術語，復合戰爭（compound war）、“第四代戰爭”（the fourth generation war）、非線性戰爭（non-lineral war）等成為描述戰爭形態變遷的重要概念。①Timothy Thomas,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Military Thought: Integrating Hybrid, New-Generation and New-Type Thinking,”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29, No.4, 2016, pp.554-575.作為頗具新意的術語，“混合戰爭”是當代國際政治分析戰爭新趨勢最為流行的工具之一。②Rod Thornt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odern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Vol.160, No.4, 2015,pp.40-48; James K.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Connections, Vol.15, No.2, 2016, pp.73-87.北約、歐盟以及一些國家的官方文件正式采用“混合戰爭”概念。有學者為此指出，包括俄羅斯、美國、伊朗、以色列、朝鮮以及“伊斯蘭國”“基地組織”與黎巴嫩真主黨等非國家行為體正在使用混合戰略推進它們的國際議程。③John Mecklin, “Introduction: The Evolving Threat of Hybrid War,”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73, No.5, 2017, p.299.2013 年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后，尤其是2022 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混合戰爭”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作為全球霸權國，美國把“混合戰爭”戰略視為實現外交與安全政策目標的有力手段。2007 年，美國海軍、海岸警衛隊與海軍陸戰隊共同發布的《海洋安全協作戰略》把“混合戰爭”看作當代戰爭的最新方式，低端與高端技術、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常規與非常規戰術的交織混合成為當代戰爭的主要特征。④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7.2015 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認為美國未來將會面臨“國家間沖突”“非國家間沖突”與“混合沖突”，其中“混合沖突”指同時使用傳統與非傳統的力量對付對手。⑤Joint Chief of Staffs,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Washington, D.C., June 2015, p.4.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理論發展如何？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遵循怎樣的邏輯機理，有著怎樣的實踐表現？

二、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研究脈絡

21 世紀初以來，美國學界開啟了“混合戰爭”戰略研究的新階段。2005 年，時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發展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與海軍陸戰隊研究所專家弗蘭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首先提出了“混合戰爭”的概念，指出當前出現了一種結合常規與非常規軍事力量的新戰爭形態，涵蓋直接的正面軍事沖突以及游擊戰、輿論宣傳、網絡攻擊、恐怖行動、制裁封鎖甚至打入敵方內部的策反行為等非常規與非對稱沖突形式。①James Mattis and Frank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Vol.131,No.11, 2005, p.18.美國“混合戰爭”理論的生成及演進具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是美國軍事部門及學界對美國所處安全環境再評估與其戰爭實踐新思考的產物。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經驗表明，僅憑軍事優勢不足以贏得常規戰爭，提出“混合戰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一貫推崇的“技術制勝”與“軍事制勝”的修正和反思。同時，敘利亞與烏克蘭的沖突事件促使美國統治精英重新嚴肅考慮“混合戰爭”的構想。②Vladimir I. Batyuk, “The U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Hybrid Warfare,” Strategic Analysis, Vol.41,No.5, 2017, p.474.從學術史發展來看，美國的“混合戰爭”研究主要經歷了前理論、創立與發展三個階段。

（一）前理論階段

在前理論階段，“第四代戰爭”、復合戰爭、“三個街區戰爭”（three-block war）等學說為美國“混合戰爭”理論的產生奠定了譜系基礎。威廉·林德（William S.Lind）早在1989 年就對戰爭的研究層次加以分類，著重分析“第四代戰爭”，指出其并非要在物理層面摧毀敵人，而是要在國家內部摧毀它。③William S. Lind et al.,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Marine Corps Gazette, Vol.2, No.10, 1989, pp.1-2.美國海軍上校托馬斯·哈默斯（Thomas Hammes）認為，“第四代戰爭”利用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等所有可用的資源使得敵方的政治決策者確信其戰略目標要么無法實現，要么因為成本太高難以推進。④Thomas Hammes, “War Evolves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26,No.2, 2005, p.189.復合戰爭是另一個包含“混合戰爭”元素的概念，強調常規力量與非常規力量的結合。美國陸軍作戰研究院研究員托馬斯·胡貝爾（Thomas M. Huber）認為，復合戰爭是指同時使用正規軍或主力部隊和非正規軍或游擊隊對付敵人。⑤Thomas M. Huber, “Compound Warfa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Thomas M. Huber, ed.,Compound Warfare: That Fatal Knot, Kansa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Press, 2004,p.1.“三個街區戰爭”理論由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司令查爾斯·克魯拉克（Charles C. Krulak）于20 世紀90 年代末提出，他認為未來海軍陸戰隊需要在同一個城市的三個臨近街區分別實施大規模作戰、和平行動和人道主義救援行動。①Charles C. Krulak, “The Strategic Corporal: Leadership in the Three Block War,” Marine Corps Gazette, Vol.83, No.1, 1999, pp.18-23.

在前理論階段，關于新型戰爭的學說為美國“混合戰爭”理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營養，有助于框定“混合戰爭”的概念特征及研究范疇?！暗谒拇鷳馉帯钡母拍顝娬{新技術與新力量，行為體通過互聯網等手段影響決策者和公眾，進而削弱對手的戰斗意愿。奧夫·弗里德曼（Ofer Fridman）認為，霍夫曼對“混合戰爭”的概念化是基于“第四代戰爭”，特別是基于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都可以發動戰爭。②Ofer Fridma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sation, London: Hurst, 2018, p.33.“第四代戰爭”強調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裝部隊和非武裝部隊、軍事和非軍事力量以及致命和非致命的手段實現既定戰略目標，為“混合戰爭”的研究提供了啟發。正如霍夫曼所言，“第四代戰爭”捕捉到了現代戰爭特征的深刻變遷。③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20.復合戰爭為“混合戰爭”概念提供重要的知識來源，“混合戰爭”的概念框架很大程度上基于復合戰爭，強調恐怖主義與犯罪行為的協同融合。在此后的“混合戰爭”研究中，霍夫曼本人承認從復合戰爭的概念中受益。④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21.“三個街區戰爭”則從特征方面推動了“混合戰爭”戰略術語的生成，集中于多層次與跨領域戰術手段的運用?？梢哉f，冷戰結束以來出現的戰爭新術語為“混合戰爭”研究奠定了語義學基礎。

（二）創立階段

在創立階段，被稱為“混合戰爭理論之父”的霍夫曼創造了“混合戰爭”的概念，把其界定為新戰爭方式?；舴蚵盎旌蠎馉帯钡母拍钪饕ㄔ?005 年《未來戰爭：“混合戰爭”的興起》與2007 年《21 世紀的沖突：“混合戰爭”的興起》等作品中，開啟了美國學界對該議題的研究?；舴蚵岢?，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新技術的推進，大規模常規戰爭與小規模的非常規戰爭演變成作戰界限趨于模糊、形態更為融合與手段漸次多樣化的“混合戰爭”。在他看來，“混合戰爭”涉及常規軍事力量、非常規戰術、恐怖主義、任意的暴力和脅迫以及犯罪行為。⑤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14.霍夫曼的論述引發了關于“混合戰爭”的學術辯論，美國學術界持續關注這個概念。從2007 年到2014 年，美國的安全學界普遍支持霍夫曼的理論，構建“混合戰爭”的理論與概念體系，專注于對當代軍事經驗的研究，認為“混合戰爭”是理解21 世紀安全的新概念。①David E. Johnson, Military Capabilities for Hybrid War: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Lebanon and Gaza,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0.當然，也有學者持懷疑態度，認為“‘混合戰爭’作為一個概念幾乎沒有什么新東西”。②Williamson Murray and Peter R. Mansoor, eds., Hybrid Warfare: Fighting Complex Opponent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

就概念體系與研究主題而言，創立階段的“混合戰爭”研究有著相應的內涵。在概念界定上，該階段的“混合戰爭”術語主要指涉恐怖分子或叛亂分子此類非正規軍事力量發起的戰爭，在同一戰場的戰術層面上的協同作戰被視為“混合戰爭”的標志?；舴蚵盎旌蠎馉帯钡亩x關注軍事領域，其概念主要指涉軍事學說。有學者直言，霍夫曼的“混合戰爭”概念主要集中于安全防務領域。③Murat Caliskan and Michel Liégeois, “The Concept of ‘Hybrid Warfare’ Undermines NATO’s Strategic Thinking: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with NATO Official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32, No.2,2021, p.297.在研究主題上，該階段“混合戰爭”研究著重特定的議程，經典案例分析成為主要的議題，強調弱勢方對優勢方的不對稱作戰，關注美國如何應對來自非國家行為體的“混合戰爭”威脅。該階段研究集中強調美國面臨模糊不清的傳統與非傳統戰爭威脅，威脅的主要來源是暴力行為體與“失敗國家”等，威脅的重要手段涉及常規軍事行動與犯罪活動、網絡襲擊、恐怖襲擊等非常規軍事行動?？梢?，霍夫曼的“混合戰爭”研究議程關注“混合戰爭”的軍事維度與戰術層面，作戰環境的調整與作戰對象的變化導致了美軍作戰方式的調適。

（三）發展階段

經過不斷的理論討論與實踐發展，美國“混合戰爭”研究進入深化期。2014 年以前，關于“混合戰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國家軍事力量的不對稱戰術，關注非國家行為體借助混合手段對抗強大敵人。推動“混合戰爭”研究逐漸火熱的重大事件是2014 年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及其對西方世界的沖擊?？死锩讈喪录院?，關于“混合戰爭”的文獻不斷增加，反映出這種戰爭形態的現實緊迫性與理論重要性。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正在使用“新的戰爭”，“混合戰爭”被提升為歐洲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④Jan Daniel and Jakub Eberle, “Speaking of Hybrid Warfare: Multiple Narratives and Differing Expertise in the ‘Hybrid Warfare’ Debate in Czech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6, No.4, 2021, p.432.

從研究框架來看，該階段“混合戰爭”研究在概念界定與研究主題等方面發生了變遷。在俄羅斯歸并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趨于不穩定之后，“混合戰爭”的概念得到了擴大和轉變。①Oscar Jonsson, The Russian Understanding of War: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War and Peace,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8-9; Paul B. Rich, “The Snowball Phenomenon:The US Marine Corps, Military Mythology and the Spread of Hybrid Warfare Theor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35, No.4, 2019, pp.430-446.在概念界定方面，“混合戰爭”的內涵擴大，不僅包括軍事安全維度，還涉及經濟社會等非軍事維度，而且更加強調后者在“混合戰爭”中的作用?？死锩讈喪录?，霍夫曼承認其理論未能捕捉到非暴力行為，如經濟、金融、顛覆行為和信息行動等。②Frank Hoffman, “Thinking about Future Conflict,” Marine Corps Gazatte, Vol.98, No.11, 2014, p.12.“混合戰爭”的概念包括一系列非軍事的手段，把正常的國家間競爭與沖突描述為戰爭，即便沒有使用武力。③James K.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p.79.馬克·加萊奧蒂（Mark Galeotti）區分了兩種“混合戰爭”：正在西方上演的沒有流血的“政治戰爭”和在烏克蘭政治軍事層面的“混合戰爭”。④Mark Galeotti, Hybrid War or Gibridnaya Voina? Getting Russia’s Non-linear Military Challenge Right, Prague: Mayak Intelligence, 2016, p.97.由此，該階段“混合戰爭”從原本的戰術安排延展到更為廣泛的戰略設計。從研究主題來看，“混合戰爭”從作戰概念變成政治敘事，其不僅涵蓋了弱者應對強者的不對稱戰略，還涉及強者間的戰略競逐。事實證明，它不僅是一種“弱者的武器”，而且在沖突中可以被占主導地位的一方使用。⑤Mark Galeotti, “Hybrid, Ambiguous, and Non-linear? How New Is Russia’s ‘New Way of War’?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27, No.2, 2016, p.287.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克里米亞事件以后，美國“混合戰爭”研究議程中的重要特征是出現了政治化的趨勢，也就是把俄羅斯對外政治與軍事的幾乎所有活動均稱為“混合戰爭”，促成了其對俄羅斯“混合戰爭”的夸大描述。美國對俄羅斯“混合戰爭”政治化的話語建構服務于北約整體尤其是其東歐成員國、學術界及西方國家的政治機構。北約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混合戰爭”行動的政治化是希望推動其成員國提供資源，應對包括傳統軍事挑戰在內的全方位威脅。⑥Ofer Fridma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sation, p.120.當然，也有學者呼吁謹慎行事，批評將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貼上“混合戰爭”標簽的舉動。⑦Samuel Charap, “The Ghost of Hybrid War,” Survival, Vol.57, No.6, 2015, pp.51-58.

回顧美國“混合戰爭”的研究脈絡可以發現，每個研究階段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其概念不斷明確，分析對象逐漸擴展，研究主題深刻變遷。美國“混合戰爭”研究存在相應的問題。一是“混合戰爭”一詞可以被運用到一系列行為方面，該概念在過去十多年中發生重要變化，但是依然不甚明確?！盎旌蠎馉帯备拍畎岩磺卸甲兂闪藨馉?，而軍隊也變成了一切。①Rosa Brooks, How Everything Became War and the Military Became Everything: Tales from the Pentag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Donald Stoker and Craig Whiteside, “Gray-zone Conflict and Hybrid War–Two Failures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inking,”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3, No.1, 2020,p.37.二是“混合戰爭”研究更關注戰術層面，強調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的混合。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認為，大多數關于“混合戰爭”的文獻缺少戰略的存在。②Robert Johnson, “Hybrid War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29, No.1, 2018, p.158.三是“混合戰爭”研究的理論與實踐需要進一步結合，特別是強調美國開展“混合戰爭”戰略的根本目標以及具體政策工具的綜合使用。

三、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理論框架

戰爭形態的演變同人類對以往戰爭的反思有著密切聯系，尤其是發現常規戰爭不能很有效地實現既定政治目標時。美國學界對“混合戰爭”的理論研究反映了美國在全球格局變化背景下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認知及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由于“混合戰爭”被不同的行為體使用，其概念邊界與具體特征具有差異性。③歐陽洛奇：《歐盟安全議程中的“混合威脅”問題》，《國際論壇》2023 年第3 期，第93—113 頁；郭金峰：《俄羅斯對“混合戰爭”理論的研究與實踐》，《俄羅斯學刊》2022 年第6 期，第72—92 頁。因此，理解美國“混合戰爭”的內涵與特征是深入剖析其推行這種戰略的重要前提。

（一）美國“混合戰爭”的內涵與特征

從美國“混合戰爭”研究進程來看，“混合戰爭”是行為體混合不同技術與資源實現戰略目標的沖突形態，低于傳統戰爭門檻的軍事斗爭與非暴力性的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斗爭在同一戰場空間同時展開?！盎旌蠎馉帯笔浅Ｒ幾鲬鹋c非常規作戰的混合體，戰場領域由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大到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及信息戰等，軍事、外交、經濟、信息與政治等要素交織，以往同戰爭難以發生聯系的因素逐漸成為戰爭的核心。在“混合戰爭”框架下，常規作戰往往能夠與非常規作戰在戰略和戰術上進行有效的協同，且非軍事手段在實現政治和戰略目標方面的作用增強。只有當非軍事手段與武裝力量的實際威脅或使用相協調時，決策者才應將國際政治競爭描述為一種“混合戰爭”的形式。①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p.80.美國“混合戰爭”涉及安全、政治、外交、經濟、信息等多領域，但是并非包羅萬象，“混合戰爭”的戰略目標突出強調破壞對手的政治穩定與內外安全，打擊對手的認知體系。比如，跨境水資源分配、碳中和等領域雖然是美國重點關注的戰略領域，但是不能歸屬于“混合戰爭”的范疇。美國“混合戰爭”戰略本身表明大國競爭的制勝機理發生了巨大變化，競爭范圍逐漸從傳統的物理域、信息域延伸到認知域，以認知爭奪為代表的“軟戰”成為大國競爭的有力表現。

美國的“混合戰爭”除了具有表現形態模糊性、行動領域多維性、行動手段全譜系性等“混合戰爭”的一般特征之外，也有自身相應特色。②陳翔：《“混合戰爭”與俄烏沖突》，《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3 年第2 期，第104—126 頁。從行動目標來看，美國“混合戰爭”具有鮮明的霸權導向性。在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美國以“混合戰爭”作為全球霸權護持的有力手段，借此破壞競爭對手的穩定，拉大競爭對手與美國在各領域的實力差距。從表現形態來看，美國“混合戰爭”具有顯著的進攻性傾向，展現出主動出擊的進攻態勢。這同美國強大的國家實力有著密切聯系，也與美國的戰略文化傳統有關。從行動手段來看，美國“混合戰爭”的技術性更加突出，強調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武器化運用。此外，美國“混合戰爭”強調“全政府路徑”（Whole of Government）的組織原則，以“全政府”為支撐調動政府與社會資源，制定與實施“混合戰爭”行動的機構涉及政府部門、軍事機構、國會等，商界、學界及媒體界也會參與其中，各種戰術運用交織，發揮協同作用，這是其不同于一般戰略競爭方式的重要方面。

（二）“混合戰爭”與美國霸權護持的邏輯

深入理解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邏輯，可以通過“目標+對象+手段”的視角加以分析。通常，戰略涉及目標和手段之間的關系。愛德華·米德·厄爾（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戰略不僅僅是戰爭的概念，而且是治國之道的內在要素。③Edward Mead 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p.26.從戰略的層面來看，“混合戰爭”通常涉及戰略目標、針對對象、戰略手段等方面。

從戰略目標來看，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是為了更為有效地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作為霸權國，美國把維護及延續霸權地位作為關鍵的國家利益。當前，新興大國不斷崛起并推動大國間權力對比逐漸縮小，這種權力結構變遷使得美國霸權護持的動力加強。美國對大國開展“混合戰爭”的根本目的是遲滯大國發展，擾亂大國戰略，贏得地緣戰略優勢，維護霸權地位。①王鍇：《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混合戰爭實踐》，《軍事文摘》2023 年第2 期，第35 頁。由于大國直接開戰的成本過高、代價過大，通過“混合戰爭”的方式可以降低沖突的成本。在伊萬·羅森（Ewan Lawson）看來，“混合戰爭”是低成本與相對低風險的戰略操作形式。②Ewan Lawson, “We Need to Talk about Hybrid,” The RUSI Journal, Vol.166, No.3, 2021, p.65.美國采取“混合戰爭”這個更為全面與軟硬行動相結合的戰略，形成針對競爭對手的全面打壓態勢，阻遏競爭對手的崛起勢頭，實現美國霸權護持的戰略目標。

從針對對象來看，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以遏制競爭對手實力與影響力發展為要，針對的領域與對象多元。一般來說，美國霸權的生成與延續的重要支撐包括軍事霸權、政治霸權、經濟霸權與文化霸權等。為此，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針對對象涉及競爭對手的內外安全態勢、政治外交能力、經濟科技潛力與話語敘事體系等方面。美國“混合戰爭”戰略著重針對競爭對手的安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人類活動領域。從具體層面來看，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是利用國家的全部權力工具打擊目標國家及其社會的脆弱之處，不但削弱競爭對手的軍事力量，而且在政治、經濟與價值觀等層面打擊競爭對手，獲取競爭對手內部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支持，贏得霸權的合法性支撐，實現維護美國的軍事霸權、政治霸權、經濟霸權與文化霸權的戰略目標。

從戰略手段來看，美國強調軍事手段與非軍事手段相結合。傳統大國競爭突出軍事與暴力方式的運用，從歐洲近代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大國戰爭到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及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戰爭，均可以看出這種競爭方式在大國博弈中的顯要作用。不同于傳統的大國競爭與霸權護持方式，“混合戰爭”雖然也講究軍事工具在大國競爭中的作用，但“混合戰爭”的發起國家不單純使用軍事力量或針對敵對國家的平民進行大規模的殺傷，③Valery Dzutsati, “Geograghies of Hybrid War: Rebellion and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32, No.3, 2021, p.442.其更強調經濟、科技、外交、信息等非軍事工具的協同運用。美國的“混合戰爭”戰略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間對抗形式，它并不一定需要使用武力占領他國或破壞其基礎設施來達成政治目的，而主要通過政治擾亂、外交孤立、經濟金融制裁和信息心理施壓等非軍事手段和最低限度地運用軍事手段擾亂目標國家。事實上，美國在大國競爭時避免直接軍事對抗，重視大國競爭的“護欄”建設，防止失控而爆發大國戰爭。①周丕啟：《凈評估理論與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國際論壇》2023 年第4 期，第98 頁。

（三）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具體形態

美國“混合戰爭”戰略以綜合路徑應對大國競爭時代的戰略對手，其具體形態分為不同的方面：一是面向競爭對手內部及周邊地區，干擾競爭對手的內外安全態勢；二是面對競爭對手內部、周邊地區及國際社會，削弱競爭對手的政治外交能力；三是面向競爭對手及其活動的全球市場，打擊競爭對手的經濟科技能力；四是面對競爭對手及國際社會，沖擊競爭對手的話語敘事體系。

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第一個指向對象是干擾競爭對手的內外安全態勢，通過非常規軍事行動、軍事威懾和代理人戰爭等手段，達到在軍事上掣肘對手及鞏固軍事霸權的戰略目標。美國出于霸權護持的戰略需求，阻止競爭對手增強安全能力，削弱競爭對手在其周邊地區的安全影響力，破壞競爭對手穩定的安全環境。盡管軍事資源不是“混合戰爭”的唯一工具，卻是實現政策目標的重要依托。一方面，美國通過扶植競爭對手內部的反政府勢力及周邊反競爭對手的國家，借助代理人戰爭打擊競爭對手。美國的代理人戰爭組合拳包括為競爭對手的反對派或者地區對手提供武器裝備、后勤援助、軍事培訓、財政供給以及情報支持，借助代理人向目標國家發動軍事進攻。由此，美國能有效地消耗競爭對手的軍事實力，破壞競爭對手的安全環境。另一方面，美國通過在競爭對手的周邊區域強化軍事部署、加強安全聯盟體系建設等手段威懾與阻遏競爭對手。暴力仍然是“混合戰爭”的“重心”，其目的與任何其他戰爭行為類似，即利用威脅或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獲得對競爭對手的物理或心理優勢。②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p.86.為有效遏制競爭對手，美國不斷加強前沿地帶的排兵布陣，頻繁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收攏安全聯盟體系，擴大安全伙伴關系網絡，遏制競爭對手向外的安全輻射能力，給競爭對手制造安全麻煩。

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第二個指向對象是顛覆競爭對手的政治體系，通過政治戰、外交戰等手段，在競爭對手內部制造分裂及在外交上孤立競爭對手，延續美國的政治霸權地位。破壞競爭對手的內部政治穩定是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重點，政治戰是美國霸權戰略在政治領域的延伸，重在影響競爭對手的政府決策，弱化競爭對手的政治體系甚至將其拉入自己統領的“自由國際秩序”。按照喬治·凱南的說法，政治戰是“克勞塞維茨學說在和平時期的邏輯應用”。①Linda Robinson et al., Modern Political Warfare: Current Practic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 2018, p.321.美國政治戰主要由中情局、國務院以及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政府與準政府機構協力推進。美國政治戰意在從內部瓦解對手，即在意識形態和人道主義的掩護下，在對手內部秘密培植“第五縱隊”，資助親美代理人進入國家權力部門，甚至伺機發動“顏色革命”?！盎旌蠎馉帯迸渲玫?“顏色革命”極力放大競爭對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某一不平衡狀態，煽動民眾對本國政府的失望情緒，加強反政府宣傳，鼓勵抗議行為和反對派活動，扶持親美政治代理人在目標國家內部制造系統性危機事件，削弱該國家政府行動的合法性基礎甚至顛覆其政府。同時，聯盟體系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美國在外交領域不斷強化盟伴體系，推進塑造競爭對手的周邊戰略環境，增強美國政治霸權的國際支持空間。為最大限度削弱競爭對手的國際影響力，美國一方面不斷擴大盟伴體系，加強其外交政策的國際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過外交戰削弱競爭對手對外輻射影響力的能力與意志，使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第三個指向對象是削弱競爭對手的經濟科技潛力，通過經濟戰、科技戰等手段，打擊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與科技實力，維系美國的經濟與科技霸權。經濟戰可以破壞對手的戰爭融資能力和敵人領導層的合法性。②Ricardo A. Crespo, “Currency Warfare and Cyber Warfare: The Emerging Currency Battlefield of the 21st Centur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7, No.3, 2018, p.235.經濟工具是削弱和影響對手的有力工具，美國可從對手的經濟損害中獲利。③Pieter Balcaen, Cind Du Bois and Caroline Buts, “The Design of Russia’s 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Ukrain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35, No.1, 2022, p.28.為維護及鞏固霸權地位，美國采取的路徑除了強化自身經濟與科技實力外，還強調通過削弱競爭對手的經濟實力拉大其與美國的經濟差距，推行“去風險”政策，強化美國霸權的經濟支柱。同時，美國還通過侵蝕競爭對手的經濟基礎，激發對方民眾對現政府的不滿，引發社會紊亂。為維持自身科技領先地位，美國通過科技戰阻斷競爭對手的科技進步，抑制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美國在開展經濟戰與科技戰的過程中還注重推動經貿與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把經貿、技術同價值觀結合，提出技術的開發與使用需要由具有共同“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推動，技術發展需要實現共同價值觀的目標。美國通過給先進技術賦予“人權”“自由”“民主”等標簽，為其構造“芯片聯盟”“清潔網絡”等小圈子及推行技術出口管制尋找理由。此外，美國積極推動在清潔能源、糧食進出口等領域同競爭對手“精準脫鉤”，試圖聯合歐盟打造“關鍵礦產買家俱樂部”，將競爭對手排斥在清潔能源供應鏈及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以外。

美國推行“混合戰爭”戰略的第四個指向對象是塑造目標國家的話語敘事體系，通過信息戰打壓對手，強化美國的文化霸權。非軍事手段的使用特別是具有信息戰、心理戰性質的手段是“混合戰爭”的關鍵因素。①Katri Pynn?niemi and Minna Jokela, “Perceptions of Hybrid War in Russia: Means, Targets and Objectives Identified in the Russian Debat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3, No. 6,2020, p.835.信息行動與軍事行動經常同時進行，相互提供支持。信息作為一種權力工具，可以被用來塑造政治話語與文化敘事，影響人們的政治觀點。美國專注于贏得敘事之戰，有效地同步其國家力量的所有要素。②Cary Mittelmark, “Playing Chess with the Dragon: Chinese-U.S. Competition in the Era of Irregular Warfar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32, No.2, 2021, p.218.為更好地實現打擊競爭對手及維護霸權的目標，美國針對競爭對手開展敘事之戰，通過信息戰沖擊與再造競爭對手的認知與價值體系，擾亂競爭對手的社會秩序。美國信息戰的主體呈現多元化，不僅包括政府行為體，還涉及媒體、智庫、個體等非政府行為體。為打擊競爭對手的心理文化與身份認同，美國著重展開信息戰略武器化行動，發起宣傳和虛假信息運動，包括贊助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與陰謀論、操縱社交媒體。美國信息戰的重點是借助主流媒體、社交媒體、科技公司等打擊競爭對手的價值理念，削弱其文化基礎，向競爭對手民眾輸送美式價值理念，煽動競爭對手的輿論，影響競爭對手的公眾輿論與社會價值觀。社交媒體是“混合戰爭”的重要武器，美國在社交媒體制造話題熱度及創造虛假賬戶，持續地發起政治鼓動與造謠活動，沖擊競爭對手民眾及國際社會對該國政府的信任。

四、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的實踐：以美國對華競爭為例

“混合戰爭”的概念形成及理論建構緣起于美國，并逐漸成為美國安全與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盎旌蠎馉帯备拍畹某霈F及其理論的發展展現出安全威脅的模糊性以及戰與非戰的不確定性，需要借助多種方式促成戰略與政治目標?！盎旌蠎馉帯蓖苿映Ｒ帒馉幹饾u過渡到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信息戰等全方位作戰階段，突破了和平與戰爭二分法的傳統認知?！盎旌蠎馉帯睆娬{戰爭狀態的模糊性，人們不能確定是否爆發了戰爭及難以確定某項行動是否屬于戰爭范疇。大國戰略競爭是推動“混合戰爭”的內驅動力，也使得“混合戰爭”理論受到美國政界與軍界的重視。在大國無戰爭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政府不斷探究大國戰略競爭的新手段，并把“混合戰爭”作為大國競爭的重要工具，控制大國之間的沖突保持在常規戰爭的門檻之下。

隨著國際權力對比變化的加速與國際體系結構演變的加快，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態勢逐漸加強。①Michael P. Ferguson, “Strategic Imperative: A Competitive Framework for U.S.-Sino Relations,”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5, No.3, 2021, pp.48-68.2017 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從原本的“遏制+接觸”并重轉為重在遏制的方向發展，中美逐漸邁入大國戰略競爭階段。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7, 2017,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7.pdf.為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美國不斷整合國內各種資源，特朗普政府提出“全政府對華戰略”，動員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政策，把中美關系定性為“競爭性相互依存”關系，聲言對華展開“極限競爭”（extreme competition），實現“競贏”（out-compete）中國的戰略目標。拜登政府在2022 年2 月發布新版《印太地區戰略報告》，圍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面展開，本身就體現出“混合戰爭”的特征。同年3 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美國競爭法案》，強調以中國為競爭對手，要提振美國在外交、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③“U.S. Senate Bill’s Aim: Outcompete China in Tech,” Ecns.cn, March 30, 2022, http://www.ecns.cn/m/news/politics/2022-03-30/detail-ihawymkm2556416.shtml.美國把中國視為全球霸權護持的主要戰略對手，但是與中國發生直接戰爭的概率極低，由此逐漸開展“混合戰爭”戰略實踐，不斷調配與集合軍事、政治、外交、經濟、信息等多個權力要素強化對華戰略競爭。

在安全上，美國在亞太地區排兵布陣，強化安全聯盟，并試圖發動代理人戰爭。拜登政府在戰略軍事領域升級對華戒備與堵截，除了在東北亞部署大量軍隊外，還在東海、臺海、南海等方向加強對華軍事施壓，逐漸擴大地區軍事存在，突出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攻防能力。美國頻繁派遣飛機、軍艦在南海海域“自由航行”，利用偵察機對華進行電子偵察與情報收集。美國推進國防韌性議程，通過韌性建設強化美國國防抵御力和威懾力，再度影響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平衡。④丁思齊、劉國柱：《國防韌性建設：美國國防戰略的新議程》，《國際論壇》2023 年第5 期，第112 頁。拜登政府“競贏中國”的基本思路體現在“塑造中國的戰略環境”。⑤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在中國周邊地區，拜登政府積極尋求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改造與提升亞太雙邊同盟體系，推動“四方安全對話”擴容升級，試圖把“四方安全對話”打造為圍堵與控遏中國的“亞洲版北約”，積極利用“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系”與“五眼聯盟”遏制中國。拜登政府亞太安全政策的突出點是推動北約介入包括南海問題在內的地區安全熱點議題，推動英國、法國及德國等歐洲盟友在亞太地區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及海上巡航等軍事行動，把南海打造為未來海上“混合戰爭”的戰場。美國還借助地區代理人同中國對抗，不斷武裝澳大利亞，把臺灣地區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資產”，通過對臺軍售增強臺灣地區的武裝能力。在南海爭端中，美國幕后推動菲律賓小馬科斯政府在仁愛礁、黃巖島等區域挑戰中國的底線。2019 年以來，美國派遣海岸警衛隊到西太平洋，多次穿越臺灣海峽與南海，打著漁業執法合作的旗號同印尼、菲律賓等國進行聯合演習，阻礙中國在南海正當的維權行動。

在政治上，美國試圖扶持政治代理人，對華發動意識形態攻勢，在中國內部制造政治混亂。拜登政府重視價值觀在對華全面競爭中的地位，利用“民主自由價值觀”對華進行政治滲透，借涉疆、涉藏、涉港、涉臺等中國內部事務妄圖搞亂中國。美國積極推動“以疆制華”策略，政府、國會、媒體、非政府組織等主體共同發力，美國國務院、國土安全部、商務部等政府機構負責制定政策、實施制裁，美國國會通過反華涉疆法案向中國施壓，媒體與非政府組織同政府、國會配合，形成干預新疆事務的聯合機制。美國政府幕后支持從事分裂破壞活動的達賴集團，國會先后通過“2018 年對等進入西藏旅行法案”以及“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等決議案，以所謂“強制同化”為由制裁中國官員。2019 年7 月到2020 年6 月，美英對香港“修例風波”不斷發聲，給中國政府施壓。盡管美國宣稱不試圖改變中國的體制，但是依然圖謀推動中國內部政治秩序的變化，改變中國民眾的政治立場與信仰體系。美國還以塑造中國周邊戰略環境為遏制中國的重要一環，在中國周邊國家開展“顏色革命”是其政治戰的具體體現形式，積極支持地區國家反對派或者少數民族推翻相對友華的國家政府。比如，2021 年11 月，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發生大規模反政府騷亂，發動者是得到美國與臺灣當局支持、被總理索加瓦雷怒斥為“臺灣代理人”的馬萊塔省省長蘇達尼，目標直指剛剛簽訂中所安全合作協議的索加瓦雷政府。①“Solomon Islands Leaders Blames Foreign Powers for Unrest,” US. News, November 26, 2021,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1-11-25/protesters-defy-government-lockdown-order-insolomon-islands.

在外交上，拜登政府以意識形態劃線，積極拉攏與拼湊反對中國的地區聯盟，以美式“民主價值觀”孤立與遏制中國，達到強化追隨美國的聯盟及孤立中國的目的。美國《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指出，聯盟與伙伴是美國最大的戰略資產，美國將恢復與升級聯盟與伙伴關系體系。①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 /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p.10.一方面，美國妄圖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美國通過召開全球民主峰會，以意識形態劃分國家陣營，人為地把世界各國分為民主與專制，“民主對抗威權”成為美國遏華外交的主流敘事。2021 年12 月，美國召集全球110 多個國家與地區參加“民主峰會”，組建針對中國的“價值觀聯盟”。②The White House, “Summit for Democracy: Summary of Proceedings,” December 23, 2021,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23/summit-for-democracy-summary-ofproceedings/.2023 年3 月，美國召開第二屆全球“民主峰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把意識形態因素同安全、外交、經濟及技術融合起來，彰顯出“混合戰爭”的典型特征。2022 年，拜登在北約馬德里峰會提出團結盟友應對中國對世界的“系統性威脅”。③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June 30,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6/30/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madrid-spain/.另一方面，拜登把加強盟友體系作為亞太地區外交政策的首要之舉。組建遏制中國的國際聯合陣線正在成為美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部分。④Kevin Rudd, “Short of War: How to Keep U.S-Chinese Confrontation from Ending in Calamity,”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2, 2021, pp.58-72.在亞太地區，美國聯合地區盟友與伙伴，塑造亞太地區環境，搭建孤立中國的地區統一戰線。

在經濟上，美國持續對華展開貿易戰、科技戰，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排他性經濟機制遏制中國，構建排除中國的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拜登政府在布局“印太戰略”的過程中，更為注重對經濟與安全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試圖通過經濟利益進一步黏合其“印太安全同盟伙伴網絡”。⑤信強、余璟儀：《拜登政府“印太戰略”視閾下的中美安全競爭》，《俄羅斯研究》2022 年第4 期，第55 頁。美國在經濟、貿易、投資等領域對中國進行制裁打壓，通過經濟戰、貿易戰與金融戰，削弱中國在國際市場的能力。拜登在2021 年七國集團峰會發起全球基礎設施提議——“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企圖抵制“一帶一路”倡議。⑥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同年，美國提出“印太經濟框架”，夯實“印太戰略”的經濟基礎，利用地緣經濟方式整合盟友與伙伴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建立以“四方安全對話”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技術聯盟”。作為美國“印太戰略”的經濟支柱，印太經濟戰略“去中國化”的政策導向較為顯著。通過“印太經濟框架”機制，美國試圖以美國的印太產業鏈取代中國產業鏈，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打壓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增強的經濟影響力。

同時，拜登政府通過“小院高墻”戰略，構造“芯片聯盟”，積極在技術領域與中國脫鉤斷供，不斷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高科技領域是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的重點，自身加大研發力度以保證技術優勢，同時阻止中國獲取先進技術，維持中美技術差距。美國不斷把中國實體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國的技術與產品進入中國。2021 年6 月，拜登政府借口“中國軍工企業威脅”，禁止美國法人與自然人同59 家中國企業投資交易。同月，美國參議院通過所謂的“2021 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主要涉及強化美國自身技術發展及遏制中國技術進步，特別是加速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醫療技術等方面同中國的“脫鉤”進程。2022 年10 月，拜登政府升級針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制裁，限制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制造組件與設備。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高科技產業，采取全政府組織、全社會動員、全系統打壓的方式進行競爭性對抗。①趙剛、謝祥：《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及其對華科技競爭》，《當代美國評論》2021 年第3 期，第70 頁。在美國對華科技戰的推進過程中，包括國務院、商務部與國防部在內的行政機構及國會各部門不斷評估中國所謂的“技術威脅”及采取的對策，司法部、中央情報局及貿易代表辦公室等協同行動，共同打擊中國高科技公司。美國政府還推動本國的科研機構、科技企業與大學等同中國科技“脫鉤”。

在信息上，美國不斷開展信息戰與輿論戰，對華展開密集的污名化敘事。拜登政府的對華敘事意在污名化中國，以削弱中國國際影響力。②賈付強、張濤：《拜登政府的對華敘事》，《現代國際關系》2023 年第1 期，第141 頁。拜登政府不斷強化針對中國的威脅敘事，在國內外大力宣揚“中國威脅論”，把中國描述為“修正主義大國”，認為中國正力圖改造“自由開放、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提出，中國是能夠把經濟、外交、軍事與技術力量相結合且給穩定及開放的國際體系造成持續挑戰的唯一競爭者。③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 /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p.8.在具體領域，拜登政府的信息戰體現在持續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倡議，污蔑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及在香港“壓制自由”，指責中國在全球的“黑客網絡行動”，大肆炒作間諜氣球事件，在俄烏沖突中對中俄進行捆綁敘事等方面。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政府及相關媒體不斷散布虛假信息，散播“中國事先知情論”。比如，《紐約時報》在2022 年3 月發布“中國已經提前得知俄羅斯對烏克蘭動武”的消息。美國還不斷宣揚“中國責任論”與“軍事援助論”，心懷不軌地揚言“中國關于烏克蘭問題的立場與其尊重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相?！?，捕風捉影地妄稱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美國還不斷操縱社交媒體對華開展信息戰，美國防部、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與國家安全局等機構頻頻散播虛假信息，操縱對華輿論宣傳及妖魔化中國。在新冠疫情病毒溯源問題上，美國的社交媒體提出“疫情陰謀論”，無端制造出“武漢病毒”。

總之，拜登政府對華“混合戰爭”戰略實踐采取了“全政府”路徑，集中政府、國會、軍方、學界、企業等全部資源遏制中國。美國政府把其話語體系內的“印太地區”作為全球政治權力的重點，視為決定美國霸權興衰的關鍵區域。以“印太戰略”為主要形式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是“混合戰爭”的現實體現。拜登政府在亞太地區構建以其為中心的網絡化區域結構，其“印太戰略”一方面展現地緣政治結盟新態勢，在軍事安全領域構建反華聯盟，另一方面推動建立地緣經濟與地緣科技的反華聯盟。美國對華“混合戰爭”戰略的重點是組建“全盟友”的對華戰略布局，搭建涉及多個政策領域的議題聯盟，根據相應的議題導向，建立安全聯盟、情報聯盟、價值觀聯盟與技術聯盟等。相對美國正在針對俄羅斯的“混合戰爭”實踐，美國對華“混合戰爭”更加強調經濟戰、科技戰以及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布局，且美國認定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威脅大于俄羅斯，因此對華“混合戰爭”的持續時間會更久。

五、結論

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安全環境的復雜化與戰爭實踐的深入發展，當代戰爭特征逐漸演變?，敻覃愄亍溈嗣讉悾∕argaret MacMillan）認為，“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思考戰爭”。①Margaret MacMillan, 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 London: Penguin, 2021, p.289.“混合戰爭”是未來戰爭的主要模式之一，其豐富了戰爭的內涵，但是沒有改變戰爭的本質。美國負責防務政策的國防部前副部長米歇爾·弗盧諾伊（Michele Flournoy）指出，“混合戰爭”將是未來安全環境的決定性特征。②Frank Hoffman, “Examing Complex Forms of Conflict: Gray Zone and Hybrid Challenges,” PRISM,Vol. 7, No.4, 2018, p.37.“混合戰爭”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常態化戰略工具以及國家間競爭的重要模式。同時，“混合戰爭”作為近些年較為活躍的研究議程，是國際關系學與國家安全學需要深入挖掘的知識增長點，需要進一步梳理其與已有國際關系理論間的聯系。

美國“混合戰爭”著重把軍事對抗、政治破壞、外交施壓、經濟制裁、信息侵擾等不同領域的手段融為一體，合力打擊競爭對手，最終服務于其霸權護持目標。美國逐漸重視并大力推行“混合戰爭”戰略，重在講究非軍事方式，可以輕易繞開大國核戰爭的門檻限制，為大國戰略博弈提供新選項。美國“混合戰爭”的理論植根于西方軍事理論，體現了21 世紀軍事威脅的復雜性。①Ofer Fridma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sation, p.95.新技術的發展以及新戰略思維的引入推動戰爭形態變化，美國“混合戰爭”的戰術正在發生變遷，人工智能的發展、算法推薦的運用、機器學習等推動美國調整“混合戰爭”的策略。美國“混合戰爭”理論推動了當代戰爭方式的進化，也給我們提供了如何思考與理解當前戰爭的新視角。

美國“混合戰爭”戰略理論的加速發展與當前及未來的國際沖突有著緊密聯系，需要更為密切的政策關注。面對美國對華“混合戰爭”威脅，我國需要采取相應措施，制定對抗和消除對方意志與能力的反戰略。在安全威脅日益復雜的背景下，戰爭往往從危機爆發之初就需要動用國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手段綜合應對。我國應深入研判美國“混合戰爭”生成與發展的規律，完善“混合戰爭”理論體系?！盎旌蠎馉帯钡难莼兄鄳囊幝煽裳?，通過分析美國在全球各地特別是其針對俄羅斯的“混合戰爭”實踐，可以總結出相應的規律，為我國更好地應對“混合戰爭”提供理論支撐。同時，要加強國家安全體系與安全能力建設，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思想，緊緊依靠人民，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構建政府不同部門以及政府、社會與人民協同的國家安全治理體系。此外，堅持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總體思路，推進與周邊國家在治國理政方面的交流，強化在網絡空間安全、信息情報共享等多個方面的合作，營造穩定有序的周邊安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