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展倡議下的全球治理路徑與中國方案*

曹德軍

【內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與能力顯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轉換階段，中國具有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國時刻正在到來。傳統的霸權穩定論回避了霸權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負面功能，忽視了新興大國主動供給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動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豐富實踐，反駁了霸權穩定論與“金德爾伯格陷阱”敘事邏輯，為建構新興大國的全球治理新路徑提供了堅實支撐。全球發展倡議的普惠發展模式超越了“南北發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對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國“南南發展合作”的最佳實踐，有助于建設性促進國際發展多邊機制提質升級。長期以來，多層次、有步驟、凝特色的中國外交實踐，詮釋了全球發展倡議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國秉承“授人以漁”的內源性發展哲學，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援助、分享發展模式與經驗。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智慧”致力于尋求最大共識，秉持增量改進原則，以亞投行為依托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升級擴容、以全球數字治理為抓手進行模式創新，塑造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力。

全球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是為全人類做貢獻、謀福利的過程，作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發展經驗為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繁榮提供重要借鑒。①《中國式現代化為他國發展提供借鑒——訪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阮春強》，新華社，2022 年10 月27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10/27/c_1129082473.htm。展望“兩個一百年”戰略藍圖，創造性供給全球發展治理的中國方案，既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所謂“達則兼濟天下”，強起來的中國希望用自己的成功發展模式，為解決全球難題貢獻特殊力量。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世界向何處去，人類怎么辦，成為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新時代之問。落實“全球發展倡議”，需要進一步將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經驗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以超越傳統不平等的全球發展體系。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后發趕超之路，這些不平凡的發展道路積累的獨特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經驗，是支撐新時期全球發展倡議的關鍵。

化解新時期全球治理困境，需要創造性供給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自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治理格局發生深刻變化。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趨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②習近平：《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448—449 頁。在此背景下，2021 年9 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為中國創新性參與全球治理開辟出新路徑。全球發展倡議有助于實現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不僅對解決當前國際難題具有現實針對性，而且更從長遠的戰略角度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叭虬l展倡議”是中國提出的國際公共產品，對促進人類整體的永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引領作用。本文基于中國外交實踐，提煉中國發展經驗對國際發展的理論意義與啟示，回應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敘事，為構建中國特色全球治理理論奠定基礎。

一、中國發展路徑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

在全球治理領域，新興國家如何供給國際公共產品是一個重大的現實與理論議題。當新興國家崛起，大國權力競爭將塑造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政治基礎。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霸權穩定論”，認為供給全球治理方案是大國霸權的基礎。①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 30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p.242-254.他指出，20 世紀30 年代衰落的英國缺乏全球治理能力與意愿，而新興大國美國則推卸全球治理責任，從而引發國際秩序危機。②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 30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p.242-254.基于此，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扮演全球治理的“穩定器”角色，那么國際秩序必將導向混亂，從而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③Joseph S.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April 1,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reg.這種歷史類比邏輯認為，若美國缺乏能力且中國缺乏意愿來承擔21 世紀全球治理責任，那么國際秩序必將陷入危機。④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29—1939 年世界經濟蕭條》，宋承先、洪文達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年，第12—20 頁。該論點將全球治理責任推卸給新興大國，不僅有失公平而且有違事實。

（一）反思“金德爾伯格陷阱”敘事

“霸權穩定論”視角突出霸權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正面功能，卻忽視霸權國的負面作用。⑤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 9.歷史經驗表明，當新興國家的實力開始接近霸權國時，權力轉移帶來的敏感焦慮，很可能讓霸權國成為國際穩定的破壞者，通過組建權力聯盟壓制與破壞新興國家供給的國際公共產品。⑥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3.即便霸權國單方面供給國際公共產品，這也并非仁慈施舍，而是維持國際領導地位與霸權優勢的政治手段。面對潛在的戰略競爭者，霸權國完全有可能將國際公共產品私有化，建立排他性的消費門檻，或利用其他國家的不對稱消費依賴進行剝削、壓制或威脅。⑦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No.3, 1976, pp.317-347.由此，當相對衰落的霸權國無力繼續供給國際公共產品，卻又不允許新興大國供給時，就會產生一種逆向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換言之，是霸權國對新興大國的壓制，而非新興大國的不作為，引發了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赤字。

第一，霸權國并非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全能冠軍。即便霸權國擁有結構性的權力優勢，但并不能在所有議題上具有供給優勢。隨著國力或競爭態勢變化，公共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都可能發生改變。有些由霸權國供給的國際公共產品不僅不能發揮公益作用，有時甚至會破壞全球協作，成為公共危害。例如“北約”與美國的亞太聯盟網絡在冷戰期間發揮了所謂的“均勢制衡”功能，但是在冷戰結束后則成為霸權的私有物，變成干涉打壓他國的工具，制造區域動亂與沖突，其原本維護和平的公益性質發生異變。隨著霸權國的合法性衰落，其他國家可能聯合繞過霸權國集體供給公共產品，降低對霸權國的戰略依賴。

第二，霸權國會轉嫁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成本。霸權穩定論指出，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與收益是不成比例的，大國需要“照顧”他人和“犧牲”自己才能供給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但霸權國的供給動機會隨時間而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免費乘車者期待其供給更多更優質的公共服務，霸權國也不堪重負。在還沒有出現真正的挑戰者之前，霸權國往往通過分享權力，讓兩個或更多的國家共同分擔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成本。例如，在冷戰中后期，美國面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的危機。為了緩解戰略壓力，美國允許德國和日本扮演穩定全球貨幣的領導角色，與之共同維護西方世界經濟穩定，最終逐步扭轉西方陣營的經濟衰退局勢?？梢娫诎詸嗨ヂ渲?，霸權國依然可以利用國際制度分攤合作成本。①參見：Jonathan Kirshner, 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Vol.110,No.1, 1998, p.112。

第三，霸權供給模式并非國際關系史的主流。霸權穩定論假設“世界經濟要穩定，就必須有一個穩定者”。但20 世紀30 年代的歷史教訓表明，霸權國有時難以扮演世界經濟與金融穩定的“穩定器”角色。②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305.實際上真正由霸權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時間并不長，主要集中在1890 年至1910 年英國的金本位制與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果著眼于長時段，可以看到國際關系主流是“無霸權”時代，例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與凡爾賽體系是多極協調的產物。而且歷史上，霸權國的存在本身就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成本，諸多國際系統的弊端有時恰恰是霸權國造成的。綜上所述，新時期的全球治理需要跳出英美崛起經驗，反思霸權穩定論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敘事邏輯，重視新興大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全球發展格局下的中國能動性

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轉換階段，新興大國具有充分的治理能動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豐富實踐反駁了霸權穩定論與“金德爾伯格陷阱”敘事邏輯，為建構新興大國供給模式提供了堅實基礎?！敖鸬聽柌裣葳濉钡年P鍵不在于新興國家是否愿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在于國際社會特別是霸權國是否相信與允許新興大國承擔全球公共責任。中國具有強烈意愿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經驗，也注重區分不同的國際發展需求領域，結合自身比較優勢，形成多層次、有步驟、顯特色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線圖。這種獨具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認可，以實際行動超越了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中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能動性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基于強烈的全球責任感，吸引他國搭乘中國發展的便車。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邏輯認為，由于缺乏國際強制力量，各國更傾向于“搭便車”而非主動提供公共產品，這將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困境”。①吳志成、李金潼：《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視角與實踐》，《政治學研究》2014 年第5 期，第111—124 頁。但實際上，中國反復表示愿為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2014 年7 月，習近平主席承諾“我們將更多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②習近平：《推動中拉關系實現新的更大發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311—312 頁。在11 月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③習近平：《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448—450 頁。供給國際公共產品讓他國消費，將有助于增加國際社會對供給者的認可與信任，這構成了國際領導力的合法性來源?；谖迩甑墓廨x歷史、新中國70 多年的奮斗歷程、40 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奇跡，中國有強烈的全球大國擔當。因此，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論忽視了新興大國強烈的國際責任感與政治抱負。

第二，立足比較優勢，供給“最佳”方案。擔任國際領導者角色不僅需要雄心和意愿，還需要有承擔全球責任的能力。從供給路徑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模式是多元的，美國學者杰克·赫什利弗（Jack Hirshleifer）等人總結出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四大模式，即累積加總、權重加總、最佳供給與最弱鏈接。④Jack Hirshleifer, “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ublic Choice, Vol.41, No.3, 1983, pp.371-386.其中，“最佳供給”模式由最大貢獻者的努力決定，允許和默認其他國家“搭便車”。盡管霸權國具有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實力，但其提供的公共產品可能難以贏得合法性認同。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政府阻礙中國供給新型國際公共產品，拜登政府提出“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劃與“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中國展開競爭。①毛維準、戴菁菁：《對沖“一帶一路”：美國海外基建“藍點網絡”計劃》，《國際論壇》2021 年第5 期，第55—75 頁。這種零和競爭的霸權壓制行動不僅違背國際社會對中美合作的期待，而且也會降低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因為中國的治理方案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充滿吸引力，也符合國際社會對優化全球治理格局的期待。

第三，保持戰略遠見與創造性介入，提升中國方案的認可度。供給國際公共產品是展示領導紅利、吸引他國支持與認可的重要方式。領導者的貢獻只有被國際社會認可時，才能產生影響力。換言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不是簡單的物力與財力的投入，而是一個關于角色、期望和觀念的塑造的過程。中國的全球治理展現出創造式領導力特點。這是一種面向未知挑戰的領導力，領導者能夠打破常規，為群體成員帶來新的發展思路或供給新的公共產品。富有創造性的領導者秉持有遠見、有激情、有動力的領導風格，以共享、互惠的方式將不同國家整合起來，為全球命運與公共事業持久奉獻、供給符合國際發展所需要的新型公共產品。②Robert J. Anderson et al., Scaling Leadership: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to Create Outcomes that Matter Most, London: Wiley, 2019, pp.5-10.以認可度為前提，中國的全球治理藍圖展示出基于相互尊重、和諧包容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致力于擴大現有國際體系的包容性。2017 年1 月，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發表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系統闡述了擺脫全球治理困境的新理念。③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540 頁?；趶V泛的共鳴，“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當年被寫入聯合國決議，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規范基礎。

由上可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責任在于霸權國而非新興大國。霸權國的戰略疑慮和壓制，導致新興大國的供給潛力難以充分釋放，最終形成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位。新興大國不僅要考慮全球社會的治理需求，還需要顧及霸權國的感受與反應，在這種平衡過程中新興國家的供給能力與意愿會受到一定制約。但鑒于新時期全球挑戰加劇、全球治理赤字加劇，中國不失時機地供給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新選項，有助于超越西方國家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敘事邏輯。

二、全球發展倡議下的普惠包容發展新模式

當前全球治理的重大挑戰之一是南北發展失衡，解決發展質量差異、跨國階層不平等、公有和私有財產分化嚴重失衡等問題，需要探索全球普惠發展模式?；凇肮餐辉！痹囼瀰^經驗與全球南南合作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的多層次發展經驗為普惠發展提供新思路。長期以來，西方價值觀主導的當代國際發展援助面臨發展目標異化問題，部分西方國家將援助與政治掛鉤，使援助淪為一種政治利益交換的工具。與傳統援助模式不同，中國引領推進的新南南合作模式關注自我增長與發展賦能。隨著中國在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顯著成就，其彰顯出的發展理念、對外援助模式和路徑獨具特色，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秉承“授人以漁”理念，中國的技術援助、發展模式和經驗分享，將為南方國家帶來擺脫對發達國家依附困境的新機會。①Shaquille I. Gilpin,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System: A Challenge to (the Norms Underpinning)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58, No.3, 2023,pp.277-297.

（一）自主發展道路與能力建設

發展是實現民生改善的關鍵，發展合作是超越國界的公共產品。傳統發展援助忽視了國家建設的獨立性與主動性，而全球發展倡議則著眼未來，建立更可持續的自主發展能力。作為最具發展活力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全球治理的未來設計與探索將深刻影響南南合作與南北關系走向。積極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一方面要提煉中國經驗的知識體系，形成系統性的原創知識和敘事架構，為當下世界各國疫情后經濟復蘇重建提供理論支撐，諸如“要致富多修路”的基礎設施實踐，自由貿易區、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等經濟特區發展模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試驗邏輯等。另一方面應創造性地將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經驗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以超越傳統不平等的全球發展體系；立足新南南合作平臺，建構全球發展伙伴網絡。例如在全球農業、減災、扶貧等領域，突出特色，發揮倡議構想者與方案起草人作用、切實推進全球發展援助理念與體制的優化改革。

“授人以漁”的內源性發展哲學，成為中國幫助南方國家進行自主發展的核心原則。任何外部激勵都需要經過自身內因轉化，促進內源性發展，才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2011 年中國發布的第一份對外援助白皮書將“南南合作”視為援助的核心，通過積極分享中國知識與經驗、促進技術轉移與資金合作，實現對方國家的自力更生和全球發展能力建設。2021 年中國發布第三份對外援助官方白皮書，第一次使用“國際發展合作”取代傳統的“對外援助”，修正和拓展了西方的官方發展援助（ODA）概念，更加重視南南合作的新模式，促進援助、投資與貿易三者有機結合，實現更加平等多元的國際發展合作機制。①中國發布的三份對外援助白皮書，參見：《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 年4 月），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 年4 月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1-04/21/content_2615780.htm?ivk_sa=1024320u；《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 年7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4 年7 月10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4102/35574/35582/Document/1534198/1534198_2.htm；《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2021 年1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21 年1 月10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4691/Document/1696699/1696699.htm。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參與對外援助主體的多元化，對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漸從傳統的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垂直管理模式轉變為縱橫交錯的多元主體互動模式。②于浩淼、徐秀麗：《“雙軌制+”：中國農業多邊對外援助治理結構探索》，《國際展望》2020 年第4 期，第132—148 頁。南南合作框架下的雙向互助，體現了“發展合作”的平等性、互助性、互利性。2018 年中國成立“國際發展合作署”沒有用“對外援助署”命名，體現了對受援國的平等地位與國家尊嚴的關切，致力于全面提升國際發展合作質量。當前，中國發起了眾多重大國際公共產品倡議，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中非發展基金、南南發展基金、絲路基金與“一帶一路”倡議等。以全球普惠發展為目的，傳統援助、對外直接投資、主權財富基金、出口信貸、基礎設施貸款，都可以成為新型國際發展合作的工具。對于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而言，找到潛在比較優勢并通過產業規劃和基礎設施投資來激發與啟動深度結構轉型，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我發展。

全球發展倡議包含的普惠發展模式，避免了西方國家的南北援助模式存在的不平等局限。傳統援助模式展現出的是居高臨下的“垂直范式”，使得援助國與受援國存在不平等的施舍關系，北方和南方國家的地位存在明顯差異。中國探索的新型援助模式，則是南南合作的互惠互利援助，更具有“水平范式”特點，關注和尊重被援助國的心理感受與主權獨立。③龐珣：《新興援助國的“興”與“新”：垂直范式與水平范式的實證比較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 年第5 期，第31—54 頁。換言之，由西方國家主導的援助忽視內生因素，依靠外部力量主導的援助模式會造成不對稱依賴，損傷受援國的獨立自主發展能力。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負擔》一書中曾指出，發達國家在提供發展援助時給受援國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導致援助的效力降低。①參見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負擔：為什么西方的援助總是收效甚微》，崔新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與西方傳統的援助理念不同，中國始終堅持以自力更生作為立足點，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將“輸血”與“造血”相結合。目前中國政府正式發布的三份白皮書（2011、2014、2021 年）對中國外援助及國際發展合作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其中展示的國際發展合作理念致力于突破傳統模式的局限，注重對援助過程與合法性認同的意義，促進國際發展話語從援助有效性向發展有效性轉變。②Jonathan R.W. Temple, “Aid and Conditionality,” in Dani Rodrick and Mark Rosenzweig, 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2010, pp. 4415-4523.

概言之，發展是全球南南合作的核心目標，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為南南合作框架下的發展知識分享提供了新思路。進入21 世紀，南方國家迅速崛起，根本上改變了全球發展的經濟社會結構。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與南北垂直差異的發展經驗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南方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發展制度的重要性，發起了新南南合作模式。③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邁向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發展體系中的角色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第30—31 頁。作為全球南方最大的國家，中國長期扮演全球南方國家與全球北方國家之間的“橋梁”，擴大和深化全球技術與知識轉讓。中國傳授國際發展知識，在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和權利平等的基本原則下與南方國家開展雙邊和多邊國際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全球經驗傳遞

歷經百年艱辛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超大人口規模社會的第一次現代化，是共同富裕與物質精神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國家與國家和平發展的現代化，為人類歷史文明提供了新選擇。將中國式現代化置于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大坐標中，方可發現其獨特的國際發展與全球治理意義。全球發展治理創新離不開最大發展中國家的最佳貢獻，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方案的期待不斷上升。中國式現代化很好地詮釋了自力更生與合作發展的關系?！鞍l展是硬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要解決的不僅僅是14 億人口的善治問題，更需要將全球問題引入地方試驗區，探索未來人類發展的新模式。在全球治理的國際發展領域，中國豐富的發展合作實踐經驗為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提供重要參考。④FAO 組：《中國設立第三期中國—FAO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農業農村部，2020 年9 月25 日，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9/t20200925_6353306.htm。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為完善全球治理供給新方案。新時期全球挑戰加劇、全球治理赤字加劇，中國式現代化有意識地嵌入全球普惠發展機制之內，通過內嵌式發展進行“增量改進”。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權力轉移進程加快，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開始順應時代需求，嘗試構建普惠包容的發展新模式。新時期中國創造性地通過構建亞投行、絲路基金、“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世界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通過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升級擴容，打造周邊安全共同體，增強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融資與第三方合作，凝聚新興經濟體的力量；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做出重要貢獻。當前，中國成立了各種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例如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共同富裕示范區、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家文創實驗區、國家傳統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一帶一路”綜合改革開放試驗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等，都致力于中國經驗的累積與全球多元發展路徑的探索。

第二，促進國內國際發展相結合，探索全球發展新規則。從國內規則角度探索未來全球發展新方向，其中創建貼近國情的政策試驗田就是一種獨特的實踐智慧。2013年3 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在上海建立自貿區的設想，表示“要用開放擴大內需，用開放形成倒逼機制，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①魯楠：《“改革促進開放”抑或“開放倒逼改革”》，《文化縱橫》2013 年第6 期，第74—76 頁。這是國務院第一次提出建立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方略。隨后國務院公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關注國內發展與國際發展有機結合，其強調的指導思想是：“緊緊圍繞國家戰略，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先行先試，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017 年3 月31 日，國務院印發了《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上海自貿試驗區進入2.0 時代。方案提出，要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要服務全國改革開放大局，形成更多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②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關于印發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7 年3 月3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3/31/content_5182392.htm。從制度創新上看，經濟特區試驗是孵化具有中國經驗與實踐特色的改革發展模式，根據自身國情為全球治理探索有效方案。③鄭永年、王璐瑤：《全球經濟新規則下的自貿區試驗》，《文化縱橫》2013 年第6 期，第60—67 頁。

第三，突出比較優勢，發掘與激發自主發展潛力。中國發展實踐表明，立足自身國情建立特殊經濟功能區，有助于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協助增強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的塑造能力，挖掘發展潛力。中國的工業園區發展經驗，有助于培育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力。例如，被譽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明珠”的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通過信息分享、項目支持推進能力建設。①Ana Cristina Alves and Celia Lee,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Global South: Reusing or Creating Knowledge i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Ethiopia and Cambodia?” Global Policy, Vol.13, S.1,2022, pp.45–57.自21 世紀初以來，中國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模式開始“走出去”，在“一帶一路”倡議規劃下建設經濟走廊，成為南南合作的新平臺。例如，埃塞俄比亞東部工業區（EIZ）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SSEZ）就是中國智力援助的新代表。這種局部試驗區合作，不僅可以展示中國發展經驗，而且有助于漸進式地讓受援國提升自主發展能力。此外，在合作路徑選擇上，中國不斷搭建“1+N”集體磋商與合作平臺，諸如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17+1”合作機制。②羅建波：《中國對外援助模式：理論、經驗與世界意義》，《國際論壇》2020 年第6 期，第39—63 頁。以全球普惠發展為目的，中國發起了眾多重大國際公共產品倡議。

基于“自力更生”實踐哲學與“授人以漁”內源發展理念，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更注重知識積累與經驗傳遞，以自主發展為最終目標。2015 年9 月，中國宣布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 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 年后發展議程。此外，為推進共建“一帶一路”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2017 年5 月，中國向“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提供20 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資10 億美元，在共建國家實施100 個“幸福家園”、100 個“愛心助困”、100 個“康復助醫”等項目。③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2020 年12 月），2020 年12 月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中國式現代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基礎，很好詮釋了自力更生與合作發展的關系，為南方國家樹立了典范。④FAO 組：《中國設立第三期中國—FAO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農業農村部，2020 年9 月25 日，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9/t20200925_6353306.htm。

三、完善與創建國際發展的新型多邊機制

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了推進國際發展目標的機構框架，該框架以聯合國安理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政治機構為支撐，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最初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簡稱IBRD）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為抓手。國際發展機制的建立對新獨立國家的發展給予了制度性支持。然而進入后冷戰時代，傳統國際機構有較強的路徑依賴與發展滯后性，在應對新的全球治理挑戰中往往捉襟見肘，靈活性與前瞻性不足。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需要被吸納進國際多邊機制中去，全球發展治理也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多元模式。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世界政治意義在于，跳出冷戰時期的“東西”秩序之爭與“南北”秩序之爭，對國際發展的多邊機制進行了建設性的完善升級。

（一）傳統國際發展制度的局限

傳統國際發展機制包容性不足。長期以來，國際多邊發展機制反映了歐美國家的利益與價值觀優勢。自由制度主義學者指出，美國在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中遵守國際制度的約束，通過供給具有全球合法性的公共產品，換取其他追隨國對其全球領導力的認可，因此傳統的國際發展機制成為服務霸權國領導力的平臺。①G. John Ikenberry,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No.2, 1998, pp.147–177;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1999, pp.43–78.但是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反思，全球治理沒有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尤其對新興大國的包容性不足，削弱了傳統國際發展機制的合法性。對此，中國、巴西與印度等新興國家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體系，要求進行國際機制改革，改革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機制的投票權重。②Phillip Y.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9, No. 2, 2015, pp.341–356.為完善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額重新分配改革被提上日程，新興國家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也促使全球治理的主要協商平臺從八國集團轉變為了二十國集團。③參見：Jeffrey M.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盡管部分西方輿論將中國倡議創建的亞投行視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者，但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并非“另起爐灶”。④Daniel W. Drezner and Kathleen R. McNamar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Financial Order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1, No. 1, 2013, pp.155–166.傳統國際發展機制存在顯著的局限性，難以滿足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訴求，也難以應對更加復雜多元的全球化現實。因此，關照全球普惠發展的訴求，對傳統國際發展機制進行系統性反思與改革則成為新的時代趨勢。

西方國際發展機制帶有意識形態偏見。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國際制度網絡，并將西方意識形態植入其中，形成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通過社會化勸說和社會互動傳播美式價值觀，建構了成員國的身份偏好。①參見：Peter J. Ka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然而冷戰結束后，全球治理的多元化趨勢也強化了意識形態沖突。例如，國際體系中的自由主義含義是有爭議的，關于什么是“自由”，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共識。歐美發達國家倡導的“自由主義”關注普遍的個人權利和開放的市場，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認為社會穩定與民生發展才是最大的自由，主權獨立是個人人權的前提。意識形態競爭還體現在多邊聯盟和國際機制的建設過程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之初便承諾，在發展問題上對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秉持“不干涉原則”。因此與世界銀行或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相比，亞投行在發放貸款時并不將借款國的國內人權與民主狀況與之掛鉤，這種不干涉原則非常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同階段的發展需求。②Erik Voeten,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1, pp.8-10.

傳統國際發展機制成為霸權國私有化的政治工具。國際公共產品往往具有半公共性或半私有性特征，霸權穩定論的邏輯也常常成為霸權干預和壓制他國的借口?！鞍詸喾€定論”的前提是霸權國具有戰略自覺，進行自我克制與約束，然而并非所有霸權國都有這樣的戰略自覺。在最極端情況下領導國家不僅會搭便車，還會制造全球公共危害。例如，美國是二戰后在全球范圍干預他國內政和制造戰爭最多的國家，盡管其借口為自由和民主而戰，但實際上卻展現出偏狹的地緣利益與單極傲慢。此外，美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累積最多的國家，其人均碳排放量常年居世界首位，甚至曾帶頭退出《京都議定書》。冷戰后美國單邊主義在中東、非洲等地加劇了族群內戰與國際沖突，其長臂管轄與強制性制裁外交，也讓不少國家從道義上批評美國的“強權主義”與盛氣凌人的霸道干預缺乏合法性。例如，2022 年3 月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因俄烏沖突對俄羅斯采取制裁，部分國際公共產品淪為西方國家打擊對手的權力政治工具，呈現私有化特征?！捌邍瘓F”將部分俄羅斯銀行踢出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利用全球生產鏈優勢對俄進行技術封鎖，強制將部分國家排斥在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范圍之外。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霸權國強制與威脅行動則會進一步傷害其全球領導力的合法性。

（二）中國供給新型國際發展機制

在冷戰結束后的相當長時間內，全球發展治理的制度建設曾一度陷入停滯，有關國際發展機構的改革呼聲不斷。對于國際多邊機制而言，吸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展最成功的南方國家，是展示其合法性與包容性的重要方式。對于崛起的中國而言，嵌入國際主流機制平臺是發揮比較優勢、作出獨特貢獻的關鍵路徑。因此中國倡議創建的新型國際機制與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之間并非對立零和關系，而是在合作共贏框架下完善與互補的共生關系。

其一，以漸進方式彌補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推動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系統，是中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重要目標之一。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真正成為了國際公共產品的“核心貢獻者”，創設了新型國際多邊發展機制，展示了“增量改進”的可行性優勢，同時用高標準的多邊開發銀行進行良性競爭與建設性補充。例如，亞投行更多聚焦基礎設施，傳統國際發展機構重點關注的知識銀行、開放數據等暫時不是其關注重點；同時對成員國資格保持高度開放性，如亞投行的成員資格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成員共同開放，而新開發銀行的成員資格面向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開放，優勢互補為全球治理的漸進改革和普惠包容奠定基礎。

其二，專注基礎設施比較優勢孵化新型公共產品。新型國際發展機構高度重視治理的平等性。亞投行在既有國際機制基礎上進行創新，隨著新成員的不斷加入而調整股權結構，使投票權更為平等，同時實現公共產品供供給的優勢互補，避免與傳統國際發展機構發生替代性競爭。①張春：《新型國際發展機構與新時代的全球發展治理》，《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 年第2 期，第118—128 頁。在亞投行成立之初，習近平主席就曾指出“亞投行應該結合國際發展領域新趨勢和發展中成員國多樣化需求，創新業務模式和融資工具”。②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談“一帶一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 年，第120 頁。此外，“一帶一路”倡議輻射區域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基礎設施陳舊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電力供給不足、通信設施匱乏等問題。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估計，2016 至2040 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94 萬億美元，而同期世界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達到19%。③Oxford Economics,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s 50 Countries,7 Sectors to 2040,” pp.3-4, https: //www.oxfordeconomics.com/publication/open/283970.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夠幫助弱小的經濟體更有效地參與一體化，補足網絡中的薄弱一環。④保爾·科利爾等：《中低收入國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探討》，《世界銀行經濟評論》2016 年第3 期，第134—166 頁。亞投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和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正為應對此類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與跨區域公共產品。①鄭永年：《“一帶一路”是可持續的公共產品》，《人民日報》2017 年4 月16 日，第4 版。

其三，以包容性發展模式升級全球治理體系?；A設施作為一項公共產品，其長期收益相對穩定可靠，著眼長遠而言其產生的“溢出效應”會對整個區域發展產生顯著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國從一開始就希望亞投行成為一流的、具備21 世紀高治理標準的開放式開發銀行。中國反復表示，亞投行并非僅僅服務中國國家利益，而是為所有成員國利益服務。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援助及貸款重點方向是社會平等、消除貧困、健康改善與綠色發展等，大多偏向“軟性”發展因素。而亞投行的重點則聚焦于亞太基礎設施、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相對關注“硬性”發展因素。亞投行致力于成為高標準、高質量、高起點的新型多邊發展銀行，為全球治理未來探索新模式。②何興強：《龍之印跡：中國與二十國集團框架下的全球經濟治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218—219 頁。中國無意徹底改變全球秩序，甚至沒有能力這樣做，它旨在提供一條可行的發展道路，讓全球南方超越西方模式限制，多一種發展選擇。③Hong Liu, “China Engages the Global South: From Bandu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Policy, Vol.13, S.1, 2022, pp.11–22.

概言之，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國方案核心在于，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理念，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經濟全球化發展成果。作為全球化受益者，中國希望提出包容性全球治理框架，普惠公正展示和諧的全球發展前景。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智慧”體現為，柔性引導與協調相關利益者關系，尋求各方最大共識；擴展開放合作的平臺網絡，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果普惠全球。④《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新華社，2021 年11 月16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四、數字時代的普惠發展與中國實踐創新

數字平臺通過創造新的全球市場，使全球化成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進程。全球數字化模式有助于全球發展更加包容均衡，數字信息跨界流動打破地理與時空界限，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微型跨國公司賦能。在數字經濟時代，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智能合約等顛覆性技術，有助于在“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行動中提供每個節點的參與度。①李彥等：《新時代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數字化技術創新理論研究》，《世界環境》2021 年第3 期，第68—70 頁。面向未來，“數字”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逐漸提升，中國特色的全球數字公共產品的供給將為全球發展賦予新的動能。

（一）塑造全球數字普惠發展理念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下，數字技術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為全球普惠發展提供新的抓手。作為全球數字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競爭、合作與治理，不斷提升數字領域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彰顯數字經濟治理的公平互惠原則，需要一方面彌合數字鴻溝，特別是要提升欠發達地區的數字技術水平，增加對落后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另一方面要推動建設更加包容開放的全球性數字經濟規則，既兼顧數字經濟發達國家的利益，也要盡量減少部分發達國家的高標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發展壁壘”。當前中國積極促進數字時代的全球新基礎設施建設，在“數字絲綢之路”框架內致力于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和包容的全球化格局。

首先，積極引領全球數字規則制定。當前，世界大國爭奪數字經濟制高點的治理競爭，集中體現在網絡基礎設施供給以及不同治理理念模式的競爭。立足比較優勢，可以嘗試在有優勢但缺乏國際標準的領域提出新標準倡議。2022 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加快建設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天地一體、云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②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21 年12 月12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1108.htm?eqid=aaec7d8b0001 34ba000000056458aaf3。通過建設數字“一帶一路”，中國在戰略性數字產業鏈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涵蓋了互聯網、電信、金融支付、大數據中心、海底電纜和云計算等。2015 年，第一個國家標準計劃《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致力于推進中國標準“走出去”、提升標準化基礎能力、實現關鍵領域的標準化工作突破，讓中國發展成為世界“標準大國”。③國務院辦公廳：《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5年12 月30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30/content_5029624.htm?！爸袊鴺藴?035”戰略指出，要通過“一帶一路”和“數字絲綢之路”等海外投資進行標準化實踐，同時在國際標準治理事務中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其次，搭建新型數字貿易全球治理系統。數字平臺除了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跨國陸地和海底電纜網絡、光纖電纜網絡、衛星導航網絡（北斗）、數據中心和相關云服務。其中數字平臺可以讓國際社會從數字基礎設施網絡中獲益，共享全球數據信息，并進行低成本全球交流。例如，“世界電子貿易平臺”（簡稱eWTP）尋求擴大全球貿易、旅游、培訓和技術方面的數字網絡，可以有效降低全球貿易成本，為中小型企業發展賦能，獲得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經濟論壇（WEF）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認可。2017 年第一個“海外電子樞紐”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數字自由貿易區建成。除馬來西亞外，中國已在泰國曼谷（2018 年4 月）、盧旺達基加利（2018 年10 月）、比利時列日（2018 年12 月）和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2019 年11 月）建立了電子樞紐。2018 年2 月，首屆全球跨境電商大會通過了《北京宣言》，確認“eWTP”是電子商務的重要國際機制，旨在塑造全球數字貿易的實踐，為供給新型國際公共產品奠定基礎。

最后，探索全球數字貨幣與新型金融模式。全球性數字貨幣作為跨境交易和投資決策所使用的貨幣，是一種潛在的國際公共產品。然而這一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往往是主權國家，存在全球消費與供給的錯位。當前，美元依舊是全球主要外匯儲備，美元在外匯交易、全球支付和貿易方面仍保持中心地位。全球金融市場高度依賴美元，很容易造成國際公共產品的私物化或工具化。為探索全球普惠金融與新型貨幣，中國成為首批發行主權數字貨幣的國家之一。2021 年1 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與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成立合資企業，升級跨境人民幣支付和結算系統。在2021 年3 月的國際清算銀行（BIS）創新峰會上，中國提交了關于全球數字治理的提案。數字人民幣建設實踐為全球數字金融孵化規則，這種數字貨幣和數字支付網絡是一種新型國際公共產品。①“China Proposes Global Rules for Managing 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ies,” Dezan Shira and Associates, April 4, 2021.

（二）供給全球數字發展型公共產品

在新一輪“再全球化”進程中，南方國家的新理念與新經驗將為全球治理帶來新方案。②王棟、曹德軍：《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2 頁。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引領者之一，有望將國內技術創新與發展經驗外溢為區域性、國際性與全球性公共產品?！霸浦卫怼奔訌娏苏块T之間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數據共享，打破“數據孤島”困局。通過整合碎片化資源，將各部門的數據孤島轉化為單一的信息“云”，促使信息在整個平臺共享流動，從而改善跨部門之間的協調，提高總體治理水平。這種云治理模式若在全球推廣，則可能建立一個外向的、分散的、協商的全球治理新范式。

第一，順應數字全球化趨勢，構建全球基建新格局?！皵底纸z綢之路”（DSR）是中國建設連接世界的復雜基礎設施網絡的全球倡議，已經擴展到第五代（5G）移動網絡、物聯網（IoT）、人工智能（AI）、大數據、智慧城市、數據中心和數字經濟時代的云計算等前沿領域。標準連接是數字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15 年10 月，《“一帶一路”標準聯通行動計劃（2015-2017）》指出，標準化對“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基礎性支撐作用，并且概述了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促進投資和貿易、支持基礎設施聯通的10 個優先領域。①《我國發布〈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5 年10月22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22/content_2952067.htm。在2017 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論壇上，數字經濟被正式納入議題。2019 年4 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強調，“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②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 頁。當然，全球標準競爭涉及地緣政治，當前世界大國為搶占前沿技術戰略高地，在全球數字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相互擠壓，致使全球數字治理格局碎片化。

第二，促進包容性全球數字治理，破解南北“數字鴻溝”。南北發展不平衡是長期困擾全球的突出難題之一，而全球南方與北方國家在數字準入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移動寬帶普及率約是發達經濟體的一半，而固定寬帶普及率則僅為發達經濟體的三分之一。不同地區與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的差距仍然顯著，及時縮小“數字鴻溝”的需求十分迫切。③羅雨澤：《數字技術革命為南南合作注入新動力》，《中國經濟時報》2021 年9 月7 日，第1 版。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為推動縮小數字鴻溝作出積極貢獻。例如，通過援助肯尼亞國家光纖骨干網項目，中國推動了肯尼亞及其非洲鄰國的信息通信產業集群實現跨越式發展，在大幅提高網絡速度的同時，降低通信成本，促成了電子商務的興起。為使技術能夠真正落地、產生實效，中國面向東盟、南亞、阿拉伯國家建立跨國技術轉移中心，通過技術對接、示范培訓等，推動先進適用技術轉移轉化。為探索構建與數字時代相適應的數據治理體系，雄安新區加快創建全球領先數字智能城市、打造高質量發展“全國樣板”，基于此可為全球數據治理積累獨特的中國經驗。

第三，搭建多邊機制平臺，優化全球數字規則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以G20 為核心。2016 年G20 杭州峰會則率先制定數字經濟政策，發出全球首個多邊數字政策文件《G20 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標志著世界數字經濟發展正式走上全球治理議程。①Samm Sacks, “Beijing Wants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Internet,” Atlantic, June 18,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 archive/2018/06/zte-huawei-china-trump-trade-cyber/563033.2021 年8 月，中國網絡空間局在數字創新論壇上提出了中非互聯網合作倡議，與非洲建立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連通性，比如為塞內加爾建造國家數據中心提供資金，為非洲聯盟建設區域性數字經濟框架提供大力支持。此外，中國以東南亞為關鍵節點，重點建設中國—東盟數字中心與“數字命運共同體”，基于此加快境外建設跨國數字共享平臺的建設。②Karen M. Sutter, “‘Made in China 2025’ Industrial Policie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1, 2020.數字基礎設施巨大的正外溢效應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其外溢效應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更在于政治收益和國家形象提升。

綜上而言，在數字治理方面中國正成為全球參與者和引領者。作為數字大國，中國積極致力于促進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理念，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經濟全球化發展成果。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產品供給實踐，將為數字時代的全球治理供給新路徑與新模式。立足增量改進原則，中國致力于打破數字鴻溝，確?；ヂ摼W接入的可負擔性、可靠性以及可及性。同時依托G20 等多邊發展機制，提出全球數字發展的新規范與新倡議，為創設全球數字公共產品探索新規則。

“道者，自然也”。中國自身的發展是一種順應全球化潮流的“道”，如今促進中國倡議、分享中國智慧更是展示大國道義的重要方式。中國式現代化為全球普惠發展的重要啟示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時代潮流，提升大國外交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與塑造力；另一方面，跳出西方國家主導的發展話語敘事與傳統觀念制度框架，為人類社會發展提出創新性解決方案。尤其是，自2008 年全球金融以來，中國在全球治理面臨困境的時代背景下，充分發揮能動性，倡議創設了多個新型多邊發展機制與倡議愿景，致力于完善和改良全球治理模式。在功能分工上，中國倡議的新型多邊發展機制更專注于基礎設施發展和民生改善，通過接納本地區以外的成員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展示出顯著的包容性。③Ian Tsung-yen Chen, “China’s Status Deficit and the Debu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Pacific Review, Vol.33, No.5, 2020, pp.697-727.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智慧”致力于尋求最大共識，搭建開放合作的平臺網絡，讓中國發展的成果普惠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