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破解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

收稿日期：2023-12-28

基金項目：教育部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一脈三課三結合紅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模式研究”（23JDSZK107）成果。

作者簡介：張國義（1971— ），男，安徽定遠人，博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共黨史學、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

馮契：《馮契文集》第7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摘 要：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涉及在文化建設中如何將中華傳統文化由“古”變“今”，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在中國文化現代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問題。這是近代以來各歷史時期文化建設的焦點問題，也是必答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應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破解“古今之爭”，以堅定文化自信、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破解“中西之爭”，以“第二個結合”超越“體用之辨”，以守正創新的文化觀承擔新的文化使命，從而全方位破解文化建設中的“古今中西之爭”，推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古今中西之爭”；“第二個結合”

中圖分類號：D61；G122?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674-3210（2024）01-0005-07

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習近平文化思想包括一系列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論斷和重大理論成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及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正確指引和基本遵循，也為近代以來文化建設中的“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破解之道。

眾所周知，關于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是中國近代以來文化思想界經久不衰且頗具爭議的論題。正如哲學家馮契總結的：中國近代的“中心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其內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學習，并且對傳統進行反省，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鴉片戰爭后，由于民族危機帶來了傳統文化的危機，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如何看待外來的西方文化，如何創建符合時代潮流的中國新文化成為士大夫和知識精英持續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數十年間，產生了多種文化流派，如西化派、東方文化派、調和派、戰國策派、鄉村建設派；涌現了多種文化思潮，如文化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爆發了多次文化論爭，如20世紀20年代初的“科玄之爭”、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1935年的“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論戰等。爭論的核心圍繞如何處理中西文化的關系，即文化的“中西之爭”，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即文化的“古今之爭”。

“古今中西之爭”的余風流韻直至改革開放后還時常激起思想界的熱烈討論，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90年代的“國學熱”即是其表征。所以時至今日，“古今中西之爭”仍是文化建設的必答題。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此作出了明確回應：“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會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睆闹形覀兛梢灶I略到習近平總書記對于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基本理路，但目前學界對此尚缺乏系統解讀，本文拋磚引玉，略作闡釋。

一、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破解“古今之爭”

有論者認為，所謂“古”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所謂“今”就是順應世界現代化潮流的現代文化?！肮沤駟栴}”的核心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轉換和重構。就發展脈絡而言，近代百余年間的“古今之爭”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五四運動之前主要圍繞傳統文化存在哪些問題而展開；五四運動之后則多集中于傳統文化如何“今用”來探討。近代以來，各文化派別紛紛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有提倡“全盤西化”者，主張中西文化自然地競爭、淘汰、重構，形成新文化；有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者，主張以西方現代的理論方法解構和重塑中華文化，發掘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構建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現代新文化；有倡導“文化革命”者，主張全面批判封建文化，并以新的思想權威和意識形態取代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然而，即使是“全盤西化”論者和“文化革命”論者，也認為對傳統文化進行嚴厲批判所建成的新文化依然會保留“中國的特征”，不必擔憂喪失中國文化的“本體”。所以，上述各類文化方案都在試圖尋求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之路，以破解“古今之爭”。但遺憾的是，上述主張紛紛擾擾，莫衷一是，都未能完全解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如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論述為我們破解“古今之爭”提供了基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些重要講話中對于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再三致意，希望通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助力中華文化的復興。至于如何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亦有明確指示，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在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與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相統一。

所謂創造性轉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根據時代要求對傳統文化中仍有當代價值的內涵進行價值闡發和話語轉換，并對其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所謂創新性發展，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與時俱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使之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新性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是在不斷地創新和創造中接續發展的，如馮友蘭所言：“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敝腥A民族“舊邦新命”的歷史文化傳統不斷激勵著新時代的中國人民滿懷信心地去完成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大量關于仁愛、民本、誠信、正義、和合等具有時代價值的文化元素，可以之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細心梳理便可以發現“一帶一路”構想對古代“絲綢之路”的借鑒、“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與古代“民為邦本”思想的相通、“全球命運共同體”從“大同理想”中得到的啟發等等，管中窺豹，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確蘊含著大量可供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根據時代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兩創”的主要方法是“揚棄”。他在2014年9月的講話中指出，由于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條件所限，不可避免地帶有陳舊、過時和糟粕成分，所以今天我們對待傳統文化應結合時代要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則。而“兩創”的有效路徑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傳統文化的由“古”變“今”，不僅僅是對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文化要素從內涵和形式方面進行創造性轉化，還應凸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使優秀傳統文化有機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真正實現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一些重要講話中反復重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性，認為二者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理念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高度契合。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亦強調：盡管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許多理念相同，而且相通，從而能夠相互契合，進而有機結合，最終產生深刻的“化學反應”。

總之，“第二個結合”既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還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僅發掘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一些重要文化元素的時代價值，還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梢哉f，“第二個結合”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徹底超越了“傳統—現代”文化轉型的解釋框架，從而突破了中國文化由“古”變“今”的理論障礙。

二、以堅定文化自信、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破解“中西之爭”

近代以來的“中西之爭”從字面看是指中華傳統文化如何回應西方現代文化的挑戰，但時至今日，“中西之爭”并非僅指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的關系，實際上還指包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且后者更為現實和緊迫。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文化的“中西之爭”帶有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呈現為傳統與現代二元結構。如馮友蘭所說：一般人認為西方文化優越，并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是因為它是近代或現代的文化；我們的文化落后并不是因為它是中國的才落后，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的文化。也就是說，區分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并非在于文化地域的不同，而是在于文化的時代差異。但事實上，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往往由中國文化來“背鍋”，造成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即中國文化是中古的、落后的，西方文化則是現代的、先進的，使得“中西之爭”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泛濫。所以，破解“中西之爭”關鍵在于破解中西文化互動中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由西方中心主義衍生的“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等。而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于堅定文化自信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相關論述，就為“中西之爭”提供了破解之道。我們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來回應西方中心論，以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來回應“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

根據習近平文化思想，堅定文化自信和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破解“中西之爭”的重要條件。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理應一以貫之。錢穆曾有言： “否世可以轉泰，剝運可以轉復。其主要的樞紐，即在那一種無形的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國全部歷史為證。遠從周公以來三千年，遠從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其間歷經不少衰世亂世，中國民族屢仆屢起，只是這一個傳統直到于今，還將賴這一個傳統復興于后?！毕荣t之言，聲聲在耳。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發展史已經充分證明其具有回應挑戰、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強大生命力和文化主體性，并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道路，從而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而因為文化自信是更為基礎、廣泛和深厚的自信，也會產生更基本、深沉和持久的力量。隨著中華民族從近代的沉淪中崛起，我們終于可以不必再仰視西方文化，可以平視這個世界，我們完全有條件心平氣和地處理“中西之爭”。

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呢？那就是通過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只有這樣，才有與西方文化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的自信與底氣。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提供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才能找到文化意義上的自我，成為文化自信的堅實依托。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文明自身的文化標識，也是與世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互鑒時所呈現的鮮明文化特性。也就是說，只有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確立自身文化主體性，形成特有的文化標識，才能最終奠定中華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才有可能使中華文化“走出去”，讓世界關注并傾聽來自中國的聲音。

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是破解“中西之爭”的主要路徑。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數十年來，由西方中心主義衍生出的“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等扭曲了“中西之爭”。冷戰結束后，日益深入的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各種文明（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但不管是沖突還是融合，本來都是文明或文化交流的正?，F象，可有些西方學者卻片面地強調其沖突的一面，其理論底色就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和文化優越感?！拔拿鳑_突論”將世界文明按照“西方與非西方”的對立標準進行劃分，以西方文明的興衰成敗作為衡量人類文明進步落后的評定標準。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成為后冷戰時代西方宣稱全面勝利的重要標志性話語。福山認為，資本主義將全面戰勝社會主義，歷史的終點是自由主義民主，而這也意味著西方的全面勝利。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由于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文化差異性成為文明的內在屬性，應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文明，應借鑒國外優秀文化，守護自身的優秀文化，在處理不同文明的關系時，應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習近平總書記對外來文明或文化抱持開放心態，即尊重文明多樣性，強調開放包容既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強調要以文明交流、互鑒超越“文明沖突論”和“文明優越論”，把握住人類文明交流融合的主線?？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主張，是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從對立沖突的零和思維轉換到交流合作的建設性思維，這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繪就了文明多元共存的美好愿景，為真正解決文明沖突問題提供了世界性方案。

三、以“第二個結合”超越“體用之辨”

“體用之辨”是文化“古今中西之爭”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中國文化現代化中到底是“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或者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體用，即所謂“體用不二”，這是近代以來眾說紛紜、必須面對的問題。嚴復曾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改革開放后，隨著“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體用之辨”也影響著如何處理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有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是兩個對立的體系，兩者不可調和，“因為我們的世界觀無法接受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該觀點武斷地將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完全對立，既不能并行不悖，更不能相互融合，頗有“體用不二”的風格。況且，其否定傳統文化的主要依據是傳統文化為唯心主義體系，但以“唯心主義”一詞斷然否定傳統文化之優長及其現代價值確有可議之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指出，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也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點。這對于我們處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極具指導意義。事實上，我們已不能簡單將陽明心學歸于主觀唯心主義而簡單否定。如眾所周知的《傳習錄》所載“南鎮觀花”，友人指巖中花樹問王陽明：“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蓖蹶柮鞑⑽捶穸ɑ涞拇嬖?，他只是說沒看到花樹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看到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也就是說，當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發生聯系時才會產生認識，這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價值論并無抵牾。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言：“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倍哳H可類比。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同任何其他新學說一樣，“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梢?，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完全有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必要和可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都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也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尤其“第二個結合”是我們破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體用之辨”的重要理論依據。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薄案}”和“魂脈”的定位超越了“體用之辨”的理論框架，澄清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并非體用的關系，而是“魂”與“根”的關系，它們是彼此融通、彼此成就的一個新的有機的文化生命體。關于“第二個結合”的路徑方式問題，本文在第一部分“兩創”中已有闡釋，此不贅述。事實上，經過百余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早已融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業已融入中國現當代的文化傳統，哪還有什么體用之分。而正是經由了“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四、以守正創新的文化觀承擔新的文化使命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已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這一重大命題。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新的文化使命”進行了具體闡釋：“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本唧w如何承擔新的文化使命呢？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了三點，即堅定文化自信、秉持包容開放、堅持守正創新。堅定文化自信主要是針對傳承中華文明的中國文化而言，凸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的主體性，很大程度上是有針對性地破解文化建設中的“古今之爭”，將傳統與現代有機銜接，使中華文化能夠“立起來”。秉持包容開放主要是針對國外優秀文化而言，要通過融通中外，破解文化建設中的“中西之爭”，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堅持守正創新則是解決文化建設的方向和發展問題，是文化建設的總綱，也是我們承擔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指針。

所謂守正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三個“守”保證了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只有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筑牢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才能保證新的文化生命體能夠遏制文化虛無主義泛濫，抵御外來糟粕文化的侵襲，反擊西方中心主義所衍生的種種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理論，從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明的影響力。所謂創新是指在思路、話語、機制和形式方面有所創新，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從而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創新的闡釋為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和新時代文化建設確定了基本原則，指明了實現路徑。湯一介曾論及近代以來之所以存在“古今中西之爭”，很可能是由于沒有正確解決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共性與個性問題，可謂智者之論。時至今日，習近平文化思想終于為我們真正解決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破解之道。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痹诹暯轿幕枷胫笇Ш鸵I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不僅僅是在為中華民族打造現代文明，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文化形態，還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和全球價值。它打破了“現代文明 = 西方文明”“現代化 = 西方化”等西方中心主義的成見，宣告了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為歸宿的“歷史終結論”的破產，拓展了世界各國走向現代文明的路徑，豐富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形態，給那些既希望快速發展又希望能夠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世界文明多元化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On Solving the “Arguments of Ancient-Modern Culture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 with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ZHANG Guo-yi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s of ancient-modern culture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 involv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transfor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modern cultur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role and status issu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not only the focu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question that must be answered. In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so that we can solve the “argumen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ith the viewpoint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olve the “argumen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y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and surpass the “debate between noumenon and practice” with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 a word， we should undertake new cultural mission with staying right and innovative in order to build new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he Arguments of Ancient-modern Culture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