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焦慮的實踐癥候及其可能紓解

◎陳 潭,劉 璇

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510006

一、問題的提出

數字時代是信息時代的進階版,是信息技術迭代發展的新興變革浪潮。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時代呈現信息傳播的高密集性、資源整合的強平臺性、社會聯結的無邊界性、治理賦能的廣覆蓋性等特征。因此,數字技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成為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發展的核心競爭力。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首次正式提出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的倡議,自此,“數字中國”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成為國家政治議程。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強調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由是觀之,數字中國戰略的提出與推進正是我國在數字時代浪潮中的主動作為,為把握數字機遇提供了重要指向。作為國家治理主體的政府和社會生活主體的人民自然也需要適應新形勢的變化、順應新時代的發展。

任何事物的出現和發展必然帶有雙面性,數字時代下產生的數字技術亦是如此。在數字化進程中不免存在掣肘數字技術與數字社會融合的因素,如數字鴻溝、信息分化等現實問題。容易忽略的是,在數字鴻溝、信息分化等負面現象發展的過程中,還會衍生出心理層面的負面情緒,并且會在數字時代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進化為一種持續性情感狀態,我們可稱之為“數字焦慮”。這是一種在數字時代背景下因數字異化而產生的數字實踐焦慮,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因為數字技術的應用并沒有將人從異化狀態下解放出來,只是將其形態從物化的異化變成數字化的異化[1]。更重要的是,數字時代下的數字焦慮在數字技術的掩蓋下變得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讓人不自覺地陷入焦慮情緒的旋渦而無法自拔。

本研究關注的是數字時代下的焦慮行為,因而我們將文獻回顧聚焦于與數字焦慮相關的信息焦慮領域。對于信息焦慮,學界已從學科背景、特定人群、研究模型、影響因素和優化路徑等多個議題出發進行了深入研究。劉明和孫瑞英從信息學和心理學角度出發論述信息焦慮癥的主要表現形式和心理學成因,并從網絡環境、信息資源、倫理教育和信息素養等四個方面提出控制信息焦慮的方法[2]。藍江從青年群體出發,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青年焦慮進行原因和對策分析[3]。Soroya等人借鑒“刺激-有機體-反應”(S-O-R)框架,提出假設模型來研究信息尋求、信息來源和信息過載對信息焦慮以及隨之而來的行為反應的影響[4]。袁靜和李柯認為,信息焦慮行為的發生與強迫使用、信息倦怠、抑郁情緒等因素有關,進而形成信息尋求焦慮、信息錯失焦慮、信息安全焦慮、信息貯存焦慮等具體表現[5]。Muse等人通過實證分析,論證了在線搜索健康信息可能會加劇健康焦慮,并將這種現象稱為“網絡病”[6]?？梢?信息的爆炸式增長促進了學者對于信息焦慮的多領域、多角度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幾乎未涉及數字焦慮,未能將焦慮行為的產生與當前所處的數字時代語境相結合,或僅是對于某一方面焦慮行為的具體分析,缺少宏觀場景與微觀行為相統一的研究視角,不利于在數字中國戰略背景下把握數字焦慮的面向與類別?；诖?有必要對數字時代產生的數字焦慮進行全面性和系統性梳理,了解其基本特征、界面類別以及消解路徑,進而推動數字社會的健康發展。

二、數字焦慮的基本表征

數字時代催生虛擬數字實踐行為。不同于傳統的現實實踐,這類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虛擬實踐是一種新型人類實踐形式,伴隨信息化和網絡化發展而產生,其實質是主體和客體之間通過數字化中介系統在虛擬空間進行的雙向對象化活動[7]。數字技術不斷地滲透人類生活,將人類行為實踐從物理場景擴展為虛實相交的多面場景,數字焦慮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相較于慣常研究的信息焦慮,數字焦慮是在數字時代語境下衍生出的焦慮狀態,其涉及的焦慮來源范圍更加廣泛、表現層次更加豐富,是處于數字時代的個體與數字技術交互時所明顯感知到的不良情緒,如不安、恐懼、焦急、內耗等。數字焦慮不僅僅表現在個體用戶對大量信息源的獲取、使用時所產生的焦躁情緒,更表現在身處特定數字時代情境下的數字個體與數字技術之間雙向度的交互影響,是一個涵蓋“過程-結果”的全時性心理狀態。因此,具有時代向度的數字焦慮表現出以下特征。

(一)再生性

數字焦慮并不是一種原生性焦慮,而是一種再生性焦慮,是在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步建構出來的、具有極強時代特性的負向情緒。作為一種被“制造”出來的社會心理狀況[8],數字焦慮其實是虛擬空間中多主體信息碰撞和技術應用下的產物?？梢?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過程也是焦慮情緒的制造過程。數字個體在借助數字技術實現信息互通與智能生活的同時,也就進入數字技術所建構的虛擬空間中,當其無法快速適應或過度依賴虛擬建構的情境時,便會產生一種自我發展受到威脅或原生秩序受到擾亂的感知,這種不安全感在數字時代信息快速傳播的過程中放大為焦慮情緒,并通過數字平臺進行網絡表達來紓解焦慮不安的情緒。

(二)集體性

焦慮原本是一種常見的情緒狀態,是個體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產生的一種應激情緒反應,并且隨著情景的調整而逐漸褪去,然而,數字時代下的焦慮卻逐漸演變為一種集體性焦慮,即數字時代下的個體有著共同的情緒狀態,這種共同的情緒狀態反映在社會之中便是以焦慮為特征的情感性聚集。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的普及和應用雖然能夠覆蓋大部分群體,但仍然有部分群體無法適應并獲得,例如老年一代因被隔絕在數字技術之外而形成老年數字鴻溝,當他們無法融入數字社會并熟練運用數字技術時,不免會產生一種數字焦慮情緒。除此以外,即使是作為“數字原住民”的年輕一代,依然會因為技術使用頻率增多而落入技術陷阱之中,容易產生一種不安全感和焦躁的情緒反應,這種焦慮情緒通過跨時空的交互傳播進行擴散并不斷滋生蔓延,進而形成一種集體性焦慮。

(三)依賴性

根據媒介等同理論,人和媒介的互動催生出一種人對媒介的依賴性情感,這種對媒介的依賴性可能會導致主體產生失去控制權的恐懼[7]。在數字時代下,傳統的傳播媒介發展為人人參與的平臺型媒介,更進一步提升了人們對于數字技術的使用頻率,進而促使人們在頻繁使用數字技術、參與數字平臺的過程中形成對數字技術的慣性依賴。數字技術主導下的數字社會是以數字平臺生產為表現形式的虛擬整合,借助數字技術的跨時空連接功能,實現以信息為基礎的不在場互動和數字化交易。正是數字平臺的發展,使得實踐環節被技術取代,失去了與客觀世界和外界事物直接接觸的機會,人被技術從社會場景中抽離出來,認知和實踐的斷裂削弱了人的能力養成[9]。當數字主體過度依賴數字技術帶來的便利時,便會形成數字技術產生的“拿來主義”思維,即直接通過數字技術獲取知識成果,不再需要經歷“實踐探索-知識獲得-認知提高”的勞動過程;反過來,隨之即用的技術獲取過程也在不斷侵蝕和削弱數字主體的自主發展和自我認知能力,使得主體意識弱化,缺乏自主性思考和辯證性認知。如果數字主體長期處于過度依賴數字技術的環境之中,一旦脫離數字網絡便會產生一種不安和焦慮的情緒,形成對于數字技術的依賴性焦慮。

(四)情緒性

情緒是個體心理狀態的一種外在表現,既可以表現為開心、快樂等積極情緒,也可以表現為傷心、氣憤等消極情緒。焦慮作為一種情緒,有利于調動個體的積極性,促進個體積極探索解決焦慮的方式從而恢復到良好的心理狀態,但數字焦慮在持續性的技術輸出和平臺交往的過程中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數字技術的聯結效應下擴散為持續性和集體性的負向情緒。除此以外,高度互聯的數字網絡將數字主體的身份角色從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轉變為信息的主動制造者和網絡參與者,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網絡輿論的煽動性力量。當焦慮情緒被暴露在透明化的信息網絡中,網絡輿論的導向作用會激發人們內心的焦慮,并與焦慮傳播者產生情感共鳴,試圖通過網絡刷屏等方式紓解焦慮情緒。因此,數字焦慮實質上是被數字網絡放大的集體情緒鏡像。

總而言之,作為數字時代下衍生出的一種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依賴慣性強、情感程度深的焦慮情緒,是數字網絡空間中基于數字平臺、社交網絡和數字信息交互構建起的集體情緒畫像。其中,數字平臺是數字焦慮形成的組織結構,社交網絡是數字焦慮形成的傳播渠道,數字信息是數字焦慮形成的內容支撐。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刻畫了數字時代下的數字主體的焦慮情緒生成過程。

三、數字焦慮的可能場景

數字技術建構了人際互動和生活便利的數字空間,但身處其中的數字個體也容易因為過度的技術介入或無法跨越的數字鴻溝而滋生焦慮情緒。數字焦慮作為一種在數字時代技術發展與個體環境適應性張力下催生的主觀性情緒,其基于行為實踐與認知目標之間的差異,在不同的數字場景中衍生出多重類別,即在工作場景中表現為內卷化焦慮、在學習場景中表現為碎片化焦慮、在生活場景中表現為智能化焦慮、在個人情感中表現為缺失性焦慮。

(一)工作內卷化焦慮

數字技術的跨時空性將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連接起來,進而延伸了人們的實踐空間和工作場所,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這樣的技術變革在滿足現實生產力提升需求的同時,也使人們無形之中變成了“加班工具人”,擠占了人們的私人支配空間,使人最終淪為技術隱蔽剝削下的數字勞工。學者們研究“內卷化”來解決不同領域存在的內部工作精細化、復雜化但工作效率沒有得到改善的狀態[10],本文也借用“內卷化”這一概念來解釋工作場景中呈現的數字焦慮狀態,即工作內卷化焦慮。工作內卷化焦慮是指數字技術運用到工作中并沒有使得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反而因為各種APP打卡、表格留痕等形式主義的操作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勞動者陷入一種自我內耗的狀態中,產生焦躁不安、煩悶茫然等負面情感。

隨著數字技術在社會各領域中的廣泛運用,包括基層政府工作在內的許多工作場景都會使用各類數字系統軟件進行數字化辦公、監督和考核。雖然其初衷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逐步出現形式主義的現象,需要基層公務人員每日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來應對。長此以往,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會被削弱,將工作看作不得不完成的任務而隨便應付,甚至還會產生厭煩、焦躁等情緒。例如,許多基層政府大范圍使用APP進行打卡式監督,對多個政務APP進行訪問量考核,外出執行公務時需要拍照上傳系統以存檔,日常工作也需要通過圖片、文字總結等形式留痕以應對上級的監督考核。除此以外,微信工作群也每天消息不斷,轉發各種政策文件或新聞要求學習并撰寫心得體會。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之下,部分基層公務人員經常產生工作焦慮情緒,似乎每天都很忙,但所做的事情卻沒有意義,無法實現自身價值。

(二)學習碎片化焦慮

數字技術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習慣,多數人以手機瀏覽等碎片化閱讀方式為主,能夠真正靜心保持紙質閱讀者越來越少。信息資源的零散和碎片化特征,導致用戶的信息接收從線性模式變成非線性模式的認知拼接和整合,同時個性化信息推薦技術使信息更積極地吸引用戶的注意力,引導用戶從目的性閱讀轉向非目的性的信息瀏覽[11]。同時,網絡用戶由于在一定時間內過量接收無過濾信息而造成認知思維超負荷運轉,有限的信息認知空間中被大量無用且不規則的信息擠占,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甄別和提取。因此,在不斷更新的網絡信息環境中,網絡用戶的信息接收和利用常常處于不斷變化的壓力之中,容易導致信息焦慮情緒的發生[12]。正如許多人所經歷的,人們經常會害怕自己錯過任何有用的信息,也擔心自己只是泛泛瀏覽信息而無法真正獲得知識,時不時會產生一種喪失感和不平衡感,導致緊張、不安等情緒的出現。

信息的零散分布和算法的偏好推薦使得信息瀏覽者無法獲得完整信息去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微視頻和公眾號的流行加劇了信息的碎片傳播,人們所看到的僅僅是完整信息中的片段,難免會出現斷章取義或歪曲事實的現象。算法的智能計算和軌跡分析在為人們提供有興趣的信息內容的同時,也容易固化數字主體的信息來源和認知路徑,使得瀏覽內容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重復性。長此以往,數字主體將被困于智能算法所構筑的“信息繭房”之中,往往只能獲得同質且碎片化的信息,進而產生一種對于同質信息的厭煩情緒。

更為重要的是,網絡生態復雜多元,碎片化、情緒化、狂歡式和不可否認性的網絡語言表達影響了公眾對信息傳播的正向吸收和適度吸納[13]。大量經過加工的微、短視頻引導數字用戶的價值取向,網絡大V?；谄錂嗤?通過煽動性語言對數字用戶進行價值性引導,影響數字用戶的認知。在非結構性的數字空間中,數字主體陷于“認同陷阱”而缺乏分辨海量信息的理性認知,盲目跟從網絡風向,造成“拿來主義”的思維慣性,弱化了作為有獨立思維的人類的自主學習和認知能力。當數字主體所吸納的信息超過其控制限度,并在網絡語言的渲染下影響了對于信息的正確認知,日益增加的信息量與日漸退化的信息處理和學習能力就會加劇數字主體不安情緒,導致其知識學習的效率低下,呈現知識學習過程中的碎片化焦慮。

(三)生活智能化焦慮

在智能化互聯的現代社會中,數字技術的過度滲透導致了年輕一代產生對智能設備的持續性依賴,而老年一代則常常因為機能退化被排除在數字技術之外。無論是對數字技術的依賴還是被數字技術的排斥,其實都體現為生活中的智能化焦慮。

一方面,隨著手機等智能設備在生活中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使用時間越來越長,作為數字主體的人也逐漸與手機捆綁,當長時間脫離手機等智能設備時便會產生一種寢食難安、心緒不寧的情緒。數字技術的普及便利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使人們足不出戶便能輕松獲取信息、享受美食、進行娛樂活動,但這樣的智能化生活也容易使人們成為數字技術的附庸和“技術萬能主義”的踐行者。在“技術萬能主義”的思維下,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本末倒置,原本作為便利生活的手段的數字技術反而成為操控作為數字主體的人類的工具,使人類陷于技術依賴的怪圈中。除此以外,在數字主體應用各類數字軟件時,必須讓渡自己的隱私安全,向數字平臺開放身份信息以獲取訪問權限,個人信息被暴露于數字空間中,行為偏好在算法的計算下被精準畫像,為技術進一步操控個體行為提供了數據基礎。盡管身份授權可能會產生數據泄露風險,但大量數字用戶為了不被排除在數字生活之外,不得不對此妥協,進而陷入一種技術使用與風險排斥的對立矛盾之中,產生不安與焦慮情緒。

另一方面,生活中仍然還有一部分老年群體因為身體機能退化或其他原因,導致數字技術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較弱,不足以支撐其自如地使用手機等智能設備,因此被隔絕在數字技術之外,無法享受到數字時代的智能成果。例如,在智能手機普及的現代社會中,老人們常因為不會操作智能手機而感到有心無力,他們無法出示健康碼,無法正確操作智能機器,因此也無法便捷地享受數字化公共服務?？梢?老年一代滯后于數字潮流的發展,成為智能化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容易形成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感知,進而產生一種脫離時代發展的焦慮感和落寞感。

(四)情感缺失性焦慮

數字技術雖然打破了時空的物理壁壘,但筑起了社交的“心理高墻”,群體性孤獨在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中走向顯著[9]。盡管社交軟件和在線數字平臺實現了遠程在場和即時聯系,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路徑更加通暢,然而人們情感關系卻愈發疏遠,形成一種基于數字空間的機械性交流。在虛擬空間交流的全過程中,人們沒有實際性的人際接觸,無法真實觀察到交往對象的表情、狀態等,只能通過冷冰冰的文字進行互通,容易觸發內心的孤獨感?？梢?數字技術看似充實了人們的生活,給人們帶來娛樂,但實際上卻使得數字主體慢慢成為一個“空虛”的人。智能設備為人們創造了在線互動交流的條件,促使人們更加依賴于虛擬場景下的不見面交流,但同時也減少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性交往行為,使人們內心的孤獨感更加強烈。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即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實質上就是人與人在互動和交往過程中構建起的社會聯系。人們在持續的互動交往中保持穩定的關系結構,進而構成各自的交際圈層。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使人的社會關系建構場域由物理空間轉向虛擬空間,在虛擬空間中重構和再現生活場景,打破了人們互動交往的時空界限,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無接觸互動成為現實,然而,虛擬數字空間是由數據構成的組合結構,原本真實的社會關系也在以算法為驅動的社交平臺中被數據化和格式化[14]。數字社交使得數字主體逐漸疏遠甚至脫離現實世界的社會交往,弱化了其自然情感。當數字主體長期處于情感缺失狀態中,就會產生對于真實情感的渴望,造成情感的缺失性焦慮。

四、數字焦慮的紓解路徑

數字焦慮作為一種數字時代發展中衍生出的再生性焦慮,可以通過形式治理、內容治理、能力治理和情感治理等方式進行針對性調整和紓解。

(一)形式治理

數字時代特征賦予形式主義數字化標簽,在數字技術的外衣下,數字形式主義被掩蓋,數字主體陷于形式主義的內耗中并形成惡性循環,在心理層面造成內卷化焦慮。因此,需要通過形式治理來化解數字形式主義帶來的內卷化焦慮:第一,創新績效考核體系?？冃Э己梭w系滯后于數字技術發展,導致工作中頻繁出現數字形式主義,考核指標過于量化導致“唯數據論”思想盛行,只關注最終結果而忽略過程性評價。因此,必須創新績效考核和評價體系,實現單一結果導向向“過程-結果”雙導向轉變。改變“唯數據論”的考核方式,更加注重全過程考核,增加以服務滿意度為評價標準的軟性考核,減少資料堆積、拍照定點、表格留痕等無實際效果的考核方式。第二,構建數字整合平臺。數字技術為工作效率的提高提供了現實條件,需要正確利用數字技術實現數字賦能。構建數據互通的數字整合平臺可以打破形式主義帶來的“數字作秀”,實現數據透明化和公開化,減輕基層公務人員負擔,同時也能夠壓縮數據造假、僵尸網站等因硬性指標考核而出現的形式化績效的生長空間。第三,重塑和諧工作氛圍。內卷化焦慮的內生原因來自自我的狀態感知,因此需要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來增強工作自主性,減少因工作內卷和形式主義造成的焦慮情緒。上級不應只注重錦標賽式的工作績效評比,更要關注員工的個人能力成長以及心態變化,通過建設良性組織文化以重塑良好的工作環境。必要時應提供員工技能培訓以增強員工的工作能力,并輔之心理疏導以緩解員工的心理焦慮,幫助其重拾自信心。同時還需要實行合法的制度工作時間,給予員工充足的私人空間,保持其對于工作的積極性。

(二)內容治理

內容治理是消解數字焦慮的關鍵手段,因為海量無規則且復雜的信息是碎片化焦慮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通過提高信息輸入門檻、構建信息篩選機制、完善信息監管機制等方式促進優質信息內容的回歸,進而為數字主體構建完整知識體系提供信息基礎和學習環境。第一,提高信息輸入門檻。數字平臺的發展促使數字用戶從單純的信息接收者轉變為信息生產者和接收者的雙重身份,人人都可以在數字平臺上發布信息,成為信息的產出者,然而,這也容易導致數字網絡中充斥著大量碎片且無用的信息,必須從信息輸入端予以控制。這要求數字平臺提高信息輸入的準入門檻,將一些低俗且無用的信息排除在數字網絡之外,從源頭上控制信息質量。第二,構建信息篩選機制。平臺應在算法設計信息推送時增加優質內容的曝光率,發揮媒介的教育功能,將精準推送和優質題材相結合,實現平臺公共性和商業性的平衡[15]。同時,還應利用短視頻和公眾號密集快速的傳播優勢,促使其增加提供知識型、技能型內容,過濾泛濫的娛樂型內容,促使數字主體借助數字平臺構建多元的知識體系,實現自我提升和可持續發展。此外,還需充分發揮主流媒體的價值引領作用,在滿足數字主體求知欲的同時培育其信息篩選能力,引導數字主體主動參與健康數字公共空間的維護。第三,完善信息監管機制。由于數字平臺帶有一定的逐利性,可能會因為商業利益而推送大量迎合數字主體的短暫性娛樂或低級趣味的信息內容。因此,政府部門需要完善信息監管機制,對數字平臺的推送算法進行監督,適時公開算法操作機制,適當約束傳播內容,為廣大數字主體營造一個積極、健康的數字生態圈。

(三)能力治理

在數字技術生活化普及和應用的過程中,數字主體的數字素養和能力培育成為緩解智能化焦慮的關鍵因素,需要從數字批判思維、數字鏈接能力與數字熔斷能力等三個方面進行能力治理,以提高數字主體的數字素養。第一,強化數字批判思維。數字技術的智能化程度隨著時代發展而快速提升,從大數據到人工智能的演化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然而,隨著數字技術的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數字主體的自我反思和辯證批評意識卻日益減弱,逐漸淪為機械式、扁平化的“人”。因此,數字主體需要在數字實踐中增強反思意識和批判性思維,自我重塑為數字化生存中的強者。這既需要個體的自我提升,還應將其納入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并建立有效的培育機制和思維訓練體系,通過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合作教育來實現[16]。在個體層面,數字主體需要認識到數字技術并不是萬能的,需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正確利用數字技術,辯證看待數字技術的兩面性,在數字技術介入生活中時能夠理性認知,謹防其背后的資本力量的隱性利用和剝削。在社會層面,需要通過學校教育、社會培訓等途徑加強對數字主體的系統化思維訓練,普及數字技術知識,使其保持批判性認知。第二,培養數字鏈接能力。對于被數字排斥者而言,需要理解數字時代對數字能力的內在要求,主動適應數字環境,積極接納與了解數字技術,進而培養自我的數字鏈接能力。在個體層面,數字主體應對數字技術抱有積極的態度,努力學習數字設備的使用方式,接受數字技能培訓,提升鏈接數字網絡的水平。在社會層面,由于被數字排斥者多為老年群體,數字平臺應為老年群體提供便捷的訪問渠道,設計更簡單便捷的操作界面,提高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程度,緩解其智能化焦慮。第三,鍛煉數字熔斷能力。數字技術在滿足人類多樣化需求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強化了人們對數字技術的依賴程度。應培養數字依賴者的數字熔斷意識和能力,提升其自身的自制力,通過對數字設備使用時間的管理和專注力的養成來增強數字依賴者對于數字技術的主導權和控制權,進而降低其不安全感,緩解數字焦慮情緒。數字依賴者需要斷開不必要的數字鏈接,將線上虛擬數字活動轉變為線下場景化互動,增強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意識地在一定程度上熔斷數字網絡,培養興趣愛好以減少在線娛樂時間,平衡生活娛樂和自我提升之間的關系,做好自我發展的第一責任人。同時也可以利用習慣養成類APP,借助獎懲機制鍛煉自身的專注力,當專注時長滿足要求后便可獲得一定的獎勵,當專注過程中出現網絡連接行為則進行懲罰,從而強制減少智能設備的可用時間,促使數字依賴者克服拖延癥、專注度不足等問題,降低對數字技術的依賴。

(四)情感治理

數字平臺能夠延伸人的感官,給予數字主體一種沉浸式體驗,如通過擬人化的人工智能呈現真實的購物場景、游戲場景等,但也會因此減少數字主體的線下互動,造成其在情感上產生空虛感和缺失感?；诖?可以通過情感治理的方式強化數字情感、再造數字空間,滿足數字主體的情感需求,緩解其情感缺失性焦慮。第一,強化數字情感。在數字時代,原本由親情、友情等紐帶聯結的情感聯系為數字平臺提供的第三方社會聯系所取代,數字主體的個人情感被數字平臺建構的虛擬情感所淹沒,進而激發人們對于真實情感渴望,造成情感的缺失性焦慮。在如此情況下,更需要強化數字情感來提高數字主體對于數字環境的感知,增強數字主體自我情緒調節意識,培養其主動構建健康社群關系的情感技能。只有當數字主體具備自主的數字情感時,才不會輕易被數字技術操控的虛擬情感迷惑,才能與數字技術實現共生發展。第二,再造數字空間。情感體驗是人與人交往互動的必然需求,而數字空間中的機械互動恰恰缺乏基于情感的真實體驗。交往空間是情感交流的現實載體和具體場所,能夠使數字主體的內在情感得到傳遞,滿足其內心的情感需求。數字時代下的交往空間表現為數字空間形態,交流地點則由現實世界轉移到虛擬平臺。因此,需要再造數字空間,通過構建線上線下交互網絡來形成組織化和規范化的數字結構體系,為數字主體創造與現實世界相連接的社會網絡,進而達到現實交往的情景化再現。這種虛實結合的公共空間再造可以打破時空限制,滿足在場主體和不在場主體之間的交互性需求,進一步強化其社群聯系。

五、簡短的結語

隨著數字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數字技術的迭代優化使其更加貼合人類特征,更容易滿足人類多樣化需求,社會形態也由信息時代向數字時代轉型升級,以數字平臺為核心的平臺型社會結構日漸占據主導。當平臺型社會逐漸成為新型社會組織結構時,數字社交網絡便在其中發揮著強大的傳播鏈作用,海量的數字信息可借助數字技術在數字網絡中傳播擴散,進而生成由數字平臺、社交網絡和數字信息交互構建起的集體情緒畫像。同時,數字技術的擬人化甚至超智能化特征也很容易將人類置于數字化困境之中,使其逐步喪失人類獨有的自主意識和反思能力,進一步演化為數字時代下的焦慮狀態。這種數字焦慮狀態便是數字空間中呈現的集體情緒畫像,具有再生性、集體性、情緒性和依賴性等特征,并在工作、學習、生活和情感中分別表現為內卷化焦慮、碎片化焦慮、智能化焦慮和缺失性焦慮。針對多場景的焦慮情緒,需要通過形式治理、內容治理、能力治理以及情感治理方式來加以紓解。在多方面治理方式之下,數字焦慮可以轉化為數字發展動力,促進數字個體的可持續發展和健康社會的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