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鄉飲酒禮的“異化”
——以賓客“冒濫”為中心

張會會, 查思揚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鄉飲酒禮是一種流傳范圍廣、延續時間長的禮儀性宴飲活動,最早的記錄出現在周代?！吨芏Y》中說“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1]。自漢代以后,鄉飲酒禮與賓興賢能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與正齒位的關系漸遠。在明代,太祖朱元璋將鄉飲酒禮與儒學思想、法治建設融為一體,開始重新厘正鄉飲酒禮正齒序的功能并使其具備明顯的教化作用。而在諸多明人文集和方志記載中,能很明顯看出明中期以后鄉飲酒禮出現了異化,晚明張受所概括這一現象：“鄉飲有不可與者三,請不從公,則高士以為恥,偶非其類,則賢者以為辱,酒不成禮,則大賓以為慢?！盵2]此語便集中體現了明中期以后鄉飲酒禮出現了賓客濫舉、禮儀失敬兩種異化現象,而“賓客冒濫”便是其中最突出的問題。目前關于鄉飲酒禮的異化問題,學者多從禮制變革、國家控制、地方社會權力結構變遷和風俗變化等角度展開,趙克生概括明中后期鄉飲酒禮異化的表現為“送席之俗的出現、禮儀錯訛嚴重、賓介冒濫等三個方面”[3]。邱仲麟認為“15世紀后,鄉飲酒禮已經是地方上各種勢力彼此競爭、比較和轉換社會資本的場域,將其冒濫歸咎于地方權力結構的變遷”[4]?？讉t認為“明中后期經濟的深刻變革所引起社會思想、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矛盾的相應變化讓明政府的社會控制日漸松弛,最終造成了鄉飲酒禮的一系列異變”[5]。趙軼峰把政治文化的理論方法運用到明史研究之中,他認為政治文化是指“社會共同體存續過程中形成的對于公共權力設置、運作方式的心理、思想、觀念傾向”[6]。在明代鄉飲酒禮的運行過程中,士人作為鄉飲酒禮參與的主要群體,承擔著選賓和主持禮儀的職責,在鄉飲酒禮賓客選舉中,鄉里社會、士人群體需要展開對鄉飲賓介選取標準的討論,在政治文化中就表現為國家鄉飲酒禮這一政治制度推行過程中士人群體以輿論、鄉評為依托,對“選賓”所表達的態度與價值傾向。如果說鄉飲酒禮儀式現場混亂、禮儀不周可以理解為社會風俗的變化。那么“賓客濫舉”不僅有地方權力結構變遷的原因,也明顯表露出明人的價值評判標準的偏離,因而鄉飲酒禮賓客的“冒濫”問題可以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解讀。

一、明代鄉飲酒禮的推行及賓客冒濫的出現

明太祖朱元璋初繼大統,認為喪亂之后,法度縱弛,要想重整綱紀“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7]273。此時全國重禮儀、興教化的大政方針和社會背景已然形成。鄉飲酒禮成為教化鄉里的重要手段。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四月,太祖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舉行鄉飲”[7]1342。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二月,朱元璋又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在賓客選舉方面：“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盵7]2147明確了鄉飲賓客要選舉年高有德的耆老。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再頒“鄉飲酒禮圖示”明確主賓座席,進一步表達了明太祖對于鄉飲酒禮禮儀規范的重視。明初類似于洪武五年蘇州魏觀、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江西郝公、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昆山李尚逸所舉辦的鄉飲酒禮均“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齒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睹,莫不感化”[8]。鄉飲酒禮在明初確實如太祖皇帝的設想發揮了教化鄉里的作用。

隨著制度的推行,鄉飲酒禮開始出現異化。前人學者一致認為約在明中期鄉飲酒禮出現不同程度的異化,其中甚至提到鄉飲酒禮“濫及匪人”的情況。弘治元年(公元1368年)國子監張裕曾上書：“天下有司行鄉飲酒禮,齒德不稱者或濫于實,有齒德者或終身不與?！盵9]295張裕所提到的齒德不稱者,便概括出了明中期鄉賓群體的“冒濫”。萬歷《余杭縣志》也記載：“鄉飲,重典也。鄉賓他志多不載,懼濫觴云?！盵10]由于鄉飲酒禮賓客出現冒濫,方志彰善隱惡,難以有冒濫鄉賓的具體傳記史料。但我們從明人的議論中也可發現蛛絲馬跡。成化年間,昆山學者龔詡在給巡撫周枕的信中提及鄉飲酒禮時寫道：“況其所被召之人,類多無恥之徒?！盵11]嘉靖年間,官員劉瑞稱：“鄉飲酒禮不論年德,染匠害民,里長亦側其列,生員吏胥,宿娼飲酒,略不顧忌,而廉恥之風漸衰?！盵12]明代士人都提及明中期以后鄉飲賓客的人選已完全偏離太祖的預想,也正是因為鄉飲賓客的冒濫,其教化士民的模范作用喪失,才最終影響到了社會風俗的變化。明中葉徽州人程敏政便一針見血地指出：“夫鄉飲之禮,所以示敬讓而明教化也。敬一人而民不偷,讓一人而民不爭,不偷不爭,教行化成,其系于王政也甚大。使夫齒德之爽者,一或位其上、當其人,則幾何其不為虛文也哉?”[13]可知只有作為道德模范的鄉飲賓客才能讓鄉飲酒禮真正發揮教化鄉里的作用。明太祖不斷要求地方官慎舉年高淳厚者充任鄉飲賓席,以作為社會的表率,其原因就在于鄉飲酒禮作為國家一大教化制度,其推舉的禮賓自然在禮儀現場成為鄉里民眾膜拜學習的榜樣,其所攜帶的年高德眾的標簽也正是國家所希望傳達的尊老崇德、明尊卑守禮儀的價值導向。而鄉飲賓這一道德模范人選的失落和濫舉正是鄉飲酒禮產生異化的根本原因,最終造成了“齒德俱隆者反擯之不禮,而月旦推重者多恥之不赴”[14]之鄉飲酒禮愈發被看輕的局面。

二、士人價值觀念的變化與鄉飲酒禮的賓客冒濫

據前所述,鄉飲酒禮賓客冒濫表現為濫舉失實、所坐非人;學者邱仲麟認為“15世紀時,鄉飲酒禮現場主要出現了四類新人,罷職官與捐納者、依例監生、省祭吏員、儒生生員和衙門吏邑”[4]。筆者認為這些群體冒濫入賓席往往與科舉制度畸形帶來的明人推舉鄉賓時的價值觀偏離有直接關聯。

(一)“序爵”的選賢傾向

根據《明會典》,鄉飲大賓應以致仕官員擔任,然而年高、才德具備也是鄉飲賓的重要選擇標準。介賓、眾賓的人選便與宦業無關?！逗贾莞尽份d“杭郡鄉飲酒,景泰間猶循舊,賓遵皆請鄉曲高年有德者為之,如有官而致仕歸,齒德視鄉曲無所劣也,則以致仕官為之,否則爵不加于齒德也”[15]828?！逗贾莞尽愤€列舉了閔人鄭珞任寧波太守時“歲鄉飲,必選諸列邑中必齒德尊者為賓”[15]828。鄭珞所邀請的大賓便是定海人陳端禮。陳端禮,字履中,終身不仕,“集子弟講明經術,謂圣賢之學自修身正家以達于天下”[16],堪為處士典范。陳端禮并無科舉功名,因為德行出眾被鄭珞舉為鄉飲賓,《杭州府志》因此載“若鄭可謂知體,而陳信非泛然芻豢者矣,主賓不茍,其于風化有足禆哉”[15]828。這段史料揭示了明前中期,鄉飲遵循著德高于爵的選賓標準,杭郡主賓均賢,因此風教使然,傳為美談。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景泰后杭郡鄉飲賓客的選舉便不再遵循德高于爵的選賓價值傾向,爵位成了能和德行媲美甚至更被看重的一項選賓標準。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十月,松江府李葵菴行鄉飲酒禮,“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資者,知府皆不準”[17]143。李葵菴于申文后批示道：“郡中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范后學者,該舉不知其人乎?”[17]143何良俊好友陸云山篤定此說必為何良俊,因此重舉何良俊入鄉飲介賓位,李葵菴當即批準何良俊入席鄉飲酒禮。而何良俊認為往年鄉飲“非高爵即富室也,今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垂念一寒賤之士,不由學校推舉,徑自批行”[17]143,僅僅赴飲兩次,便覺“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汗”[17]144從此拒赴鄉飲。于此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訊息：在松江府最初鄉飲酒禮的賓客選舉中,地方學校完全沒有將身為諸生的何良俊考慮在內,而是根據“以爵為賢”的價值理念選擇了顯宦和厚資外官,即使何良俊對于鄉飲酒“非貴即富”的選賢價值觀不滿,但其依然非常重視學校公舉,并認為那是一種公眾的選賢價值判斷,因此在未得到公論支持下,便不敢再赴鄉飲。

針對鄉飲酒禮的賓客濫舉問題,明代士大夫群體也多有議論,福寧人繼盛有《鄉飲議》一文,他認為鄉飲起到的作用是“禮廉夫,人恥崇賄矣;禮孝子,人恥無父矣;禮行檢,放曠者恥矣;禮長厚,浮偽者化矣”[18]382。從政治文化史的角度來說,這也是國家期望通過鄉飲酒禮來向鄉里社會傳達的廉孝、儉樸、長厚的價值導向。然而繼盛也發現了明中后期入席賓客與制度預想之初相差甚遠,因此他提道：“鄉飲古以燕所薦之士,方仕而匯升者,今以燕其鄉士夫既仕而歸休者?”[18]381即認為鄉飲酒禮應起到古時鹿鳴宴那樣舉薦賢良的實際效應,鄉飲酒禮的作用應該是讓鄉人向被選舉的士人學習。致仕士大夫和處士已然不能起到此作用,而賢者主要應以在朝和即將步入仕途的士人為主,“他日堪為世用之需者。三代設鄉飲以薦士,夙戒此,革為賓介,今日不可與燕乎?”[18]382繼盛所提倡的便是讓那些深受儒家教育、具有知識的基層士人被薦為鄉飲賓,才能延續古鄉飲的遺光、激發世人“相勸力學”,因此主張“諸生與燕鄉飲席”[18]382。繼盛將鄉飲酒禮崇德尊老的教化功能完全改變為選賢任能的實際效應,將“賢人”歸納成“士人群體”并具化到“儒學生員”,其所謂的“相勸力學”便是讓儒學生員成為鄉里的模范,實則是帶動鄉里社會人人向往科舉仕宦,追求功名,表現出一種更為功利性的價值導向。

從以上例子便可看出,鄉飲酒禮的禮賓人選已然排除了處士,出現了“獨重科舉功名”的選賢價值取向,并且這種價值觀已經深入地方社會,根據規定,鄉飲酒禮的賓客人選需要由地方學校公舉,再報州縣知府審核,最終由提學官敲定,中間往來反復,審核甚嚴。明代學校是選舉鄉飲賓介的重要部門,并被視為“公論”所出之地?！皩W校,公論之地也。甄去軌、礪來轍,公是公非,不敢僭忒,幟翊世風,學校職也?！盵19]而有秀才身份的學校生員本就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其追求宦業和科舉功名的功利心更重。在此等價值觀下,不僅舉薦鄉賓“尚青紫”,辱老和輕處士的行為自然也受其價值判斷的影響。明代中后期,士人追求科舉仕宦之風日盛,“十年寒窗,一朝及第”成為士人最向往的人生追求。地方鄉飲酒禮沾染了科舉社會的風氣,成了以科舉功名為重的“序爵”過程,鄉飲的禮儀現場才因此成了眾多官僚利益交流的私人場所。民眾也會受此錯誤的價值觀誤導,一心以追求科甲宦業為目標,而漠視那些德行兼備卻無功名的賢德耆老,扭曲了“尊老尚賢”的公論。

(二)父祖封贈和“以子貴為賢”的價值導向

而與“序爵”的選賢傾向相對應的不僅是生員、顯宦入席鄉飲酒,還有因父祖封贈制而入席鄉飲酒的現象。趙克生與劉群英便提道：“在地方社會的鄉飲酒禮等活動中,受封贈的父祖得到足夠的尊重,主持者常常邀請封贈官擔當此位。父祖的社會身份因封贈而改變,成為地方上德高望重之人?！盵20]這類受封贈的父祖群體本身并無功績可言,僅“憑子貴”就被請為鄉飲大賓。嘉靖末年在徽州府歙縣“邑司行鄉飲禮,有以子貴僭賓席,先其賢長者,山人預執事,前曰：所以稱鄉飲,尚齒貴德耳,不聞以子貴稱祭酒。抑使下,其人恚,謀以事中山人,山人乃去”[21]?？芍尉改觊g徽州府確有“以子貴”而入席鄉飲酒禮者,并且在座位次序上被地方官安排在賢長者前。福建名宦蔡獻臣也提道：“鄉飲酒之禮,所以養老崇德,示勸懲也。今民間之老見為椎少文,不可與縣官揖讓。則以有爵、有封者充之,不則,或別有所為而舉。故雖有季次、原憲之賢,舉未必及,即及,亦逡巡而不敢當賓席?！盵22]蔡獻臣表達的也是對于“序爵”和“以封贈為榮”的選賓價值理念的不認同,正是因為這種偏離的價值觀,造成了清貧樂道、志操高潔的處士不被提及,且由于這種選賓標準深入人心,即使處士有幸被選為鄉飲賓,也遲疑不敢入席。

入席鄉飲酒禮成為父祖封贈制在鄉里的一種延伸。滿足了士人群體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孝親需要。且地方志的廣泛記載、家譜的錄入,封贈榮譽便廣泛傳播,提高了文官家族在地方社會和其他社會網絡中的聲望,這也帶動了士人群體更加追求舉業發達,光宗耀祖。然而這也會更加重“以爵位為重,以子貴為榮”的選賢價值判斷,從而讓鄉飲酒禮選賓更冒濫。鄒守益曾有這樣一段論述：“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生以鄉飲酒禮之,歿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其勸誡至精也。人之情不相遠也,世所賓禮而爼豆,則油然慕之矣。其所擯斥,則戚然赧之矣。故咸俯然修其德行道藝,遷善遠罪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于文采,或顯于爵位,或席勢于子侄,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泯,于是俗始靡然以易視聽,則亦相騖于華,相構于顯,相軋于勢而已矣?！盵23]

此言便提到了鄉飲酒禮和鄉賢祭祀本是重德行道義者,昭榮辱、別賞罰的敬賢禮儀。而“以爵位顯”的顯宦和“以子貴”被封贈的父祖入席鄉飲酒禮,在地方社會中則滲透給民眾一種價值觀念,即普通民眾可憑借自己努力追求科舉功名,如果為官勤勉、政績頗佳,父祖便可馳封官爵,被請為鄉飲賓客,榮耀鄉里。追求科舉功名的觀念便會愈發深入地方社會。筆者在《明代的鄉賢祭祀與鄉賢書寫——以江浙地區為中心》一文中首次提道：“‘獨重宦業’的選賢價值傾向使得宦業類鄉賢激增,影響了鄉賢入祀的結構,最終造成了鄉賢祭祀的冒濫?！盵24]鄉飲酒禮作為與鄉賢祭祀互為表里的兩項教化制度,當有其同一性。作為地方教化的模范鄉賢與鄉賓,由于生于斯長于斯,對于鄉人有血緣與地緣的親近感,故承擔著向鄉里社會傳達價值導向的作用。然而以“爵位為重”和“以子貴為賢”的價值判斷便會使鄉飲酒禮和鄉賢祭祀傳達的價值導向偏離,鄉里的輿論和公眾判斷便會被混淆視聽,由此造成“鄉評失實,故鄉飲或至濫觴,若使鄉飲又輕,即鄉賢亦同塵飯,漸不可長,所損實多”[25]。兩者的冒濫實可歸為一途。

(三)捐納得官與“尚義重貲”的衍生價值觀

捐納,又稱賣官鬻爵。弘治年間,軍費拮據,為緩和財政壓力,政府開設捐納制度,納粟捐錢便可得官?？疾熘T方志人物傳中,義行一類幾乎是被請為鄉飲賓的重點人群?！摆w順乾,號惕菴。城南人,不樂仕進,好施。于隆慶間自請于縣,出粟賑饑所活甚眾。有司以其事聞,撫按頻加獎賞。奉例贈義官,鄉飲禮為大賓。年九十八,朝廷給廩餼,子孫甚盛?！盵26]可知,捐粟可得爵,且義行能讓地方官舉薦其為鄉賓。不排除其本身品行俱優,但鄉飲大賓地位更為尊崇,必以致仕官為之,趙順乾無科舉功名,僅靠輸粟便列為鄉飲大賓本就不合禮法。然而國家對于這類義官的頻加獎賞、朝廷恩賜,再加上子孫繁盛的現實效應自然讓鄉里之人不覺效仿。由此產生的捐納得爵、以財貨為重的輿論導向便會讓品行不佳者僅靠捐納而入席鄉飲。萬歷年間孫能正便提道：“今儀制總集,僅載學宮鄉飲儀式,歲時猶一舉行。然富厚有力者,雖齷齪猥瑣之徒,罪過彰灼皆延為嘉賓,偃然上坐?！盵27]

胥吏、監生入席鄉飲酒也與捐納制度有關。王锜論及義官之濫“近年補官之價甚廉,不分良賤,納銀四十兩郎得冠帶,稱‘義官’,且任差遣,因緣為奸利,故皂隸、奴仆、乞丐、無賴之徒,皆輕資假貸以納”[28]。吏員如果想躋身身份性精英群體,捐納得官是最好的方式?！睹魇贰份d：“吏、承差、知印、書算、篆書、譯字、通事諸雜流,亦為選官一途?！盵29]1715因其役滿考核通過便可授官,由此成為官員銓選一大來源。天啟年間,吏員援例“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30],而佐貳官雖不能成為鄉飲大賓,但確實有資格入席鄉飲酒禮。因此吳縣縣令宋儀望在給友人書信中談到弘治、正德年間,鄉飲酒禮“率以虛文從事,而冒是舉者亦無大可稱述,甚者以嘗所服役干之流,茍年至貲裕,亦往往致之賓席之末,反為士君子所姍笑”[31]。而對于納粟監生,《明史》記載：“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盵29]1679庶民通過捐粟便可入國子監,而監生通過捐納銀兩,也可免除歷事環節,直接赴吏部栓選。學校的廩膳生員感受到國家對于義官群體的支持,再加上仕途阻塞、舉業艱難,不由得萌生“尚利”的功利心,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發生饑荒,守臣建議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勸諫：“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盵29]1683從中便可看出禮部尚書姚夔正是擔心捐納制度大開,影響了士人評價賢者的標準,然而捐納之制“其后或遇災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迄不能止”[29]1683。受到現實因素影響,捐納之風未禁,此等選賢的價值觀便不斷向下層社會滲透。禮部尚書沈鯉因此下令禁止捐納官預鄉飲：“鄉飲酒禮府州縣各行學,悉遵原降圖式,毋致少愆,其賓介俱以鄉善人高年者充之,如有曲徇情囑,濫將為事革職、納粟冠帶,及富民之無行義者一概舉請,訪出重治不恕?！盵32]

商本為四民之末,然而由于國家財政緊張,大開捐納之風,普通民眾捐粟便可得官,躋身士人群體。國家還以制度的形式表達了對于捐納義官的格外關照：“各處納粟義官,有司須要以禮相待,不許擅便差使及肆行凌虐,多般勸罰擾害,以致人心不肯尚義?！盵9]1176入席鄉飲酒禮也成為國家給予義官的一項榮譽。義官不論品德只憑財貨,在地方捐資筑橋,賑災濟貧。出于對實際利益的考量,地方官往往宴請其為鄉飲賓。捐納制度與鄉飲酒禮便被聯系在一起,地方志將其載入“義行”類,名留后世。鄉飲賓的“德行”便被收縮為“義行”,地方民眾與學校生員不免被捐資得官、榮耀鄉里的現實利益沖昏了頭腦。明中葉納馬納粟之監生甚至“濫授學正、教諭之職”[33],萬歷年間丘橓更是提道：“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關乎人才之盛衰、士風之邪正者也?！盵34]由此整個學校的選賢價值觀便開始偏離。這種價值觀主體雖然還是以積極入仕“重科舉功名”為中心,但是由于捐納制度大開,此種以科舉功名為重的價值觀發生了一定的畸形變化,也就是由“科舉入仕”變成了“捐資入仕”,額外衍生出了“以財貨厚重為賢”的價值理念,人人尚利,追慕財富。因此士人和鄉里社會將財貨豐厚作為選賢的一種公眾價值判斷,并不自覺地踐行、靠攏,才最終造成了商賈、富民、義官群體大量涌入鄉飲酒禮賓席。

三、國家與士人對鄉飲賓客冒濫的回應

如前文所述,鄉飲酒禮在地方執行時出現偏差,明代國家和地方官員往往通過改革制度、提高行政效率的手段加強對選賓的監督。地方士人則主要通過拒絕赴鄉飲、重申選賢價值觀和舉行相似的儀式如耆老會等來反應對賓客選舉價值觀的糾偏,以期望鄉飲重新發揮規范鄉里的作用。

(一)國家與地方官員改革制度加強行政監督

據前文所述,鄉飲酒禮從明太祖頒布始行,在洪武年間不斷完善。國家建立鄉飲酒禮制度,讓地方社會公舉賓介人選,就是讓地方民眾領會鄉飲崇德尊老的教化作用。而一旦發現鄉飲酒禮的實行與其所期望的價值觀傳導出現了偏差,國家便會通過調整制度的方式對價值觀的偏離進行糾正。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禮部題準：“今后但遇鄉飲酒,延訪年高有德、為眾所推服者為賓,其次為介,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為僎。不許視為虛文,以致貴賤混淆,賢否無別,如違該府具呈巡按,御史徑自提問依律治罪”[35]454。萬歷三年(公元1575年),國家再次重申鄉飲酒禮乃國家重典,鄉賓選舉應符合公論,甚加篩選：“今后提學官,宜以綱常為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盵36]這一政令便是要求提學官加強對鄉賓選舉的審核,在此期間許多在朝主政的士大夫也都針對“冒濫”問題提出自己的條陳和意見,禮部尚書沈鯉奏稱：“鄉飲酒禮乃貴德尚齒之意,故賓介雍容禮文揖遜,俾觀者有所興起至盛典也,近來有司視為故事,多將考察去任衙門退役及為事犯罪之人,為其子孫顯貴,或在冠裳之列,徇情濫請,有傷風化,且辱盛典。合無通行各該有司,查照律令憲綱,務要慎加推擇,每次舉行之后,即將所請職名逐一開送撫按及提學、分巡道,備加查訪,果否允協與情中,問有無私弊。其巡按御史及該道出巡之日遇該,考察有司,即以此為一事,如有前項,罷間有過之人,濫與鄉飲者,追究原舉師生一并罰治,有官職者與注劣考?！盵35]857

沈鯉疏中所言鄉飲賓選舉產生冒濫的原因正是擇取過程中出現了“為其子孫顯貴”和“在官裳之列,以爵位為賢”的問題。沈鯉作為國家最高禮法機構的主政者,與國家意識保持了一致,可知國家與在朝主政的士大夫均深刻意識到了鄉飲酒禮在地方實踐時出現了價值觀引導的偏離,其所做出的調整均在于改革制度,也就是加強基層學校對于賓介遴選的篩查,以及重視提學官對于鄉飲酒禮賓客遴選的監督和管理,以連坐的方式來取締行賄和請托。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在面對鄉飲賓冒濫時,不論是風憲官還是國家都強調學校的公論推舉。前文提到學校具有匯集鄉評輿論,并審核鄉賓的作用。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科舉時代,學校的設立既為養士,又為教化民俗,意義非比尋常。然而從學校出發加強行政管理是否能夠抑制鄉飲的異化,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前文有述,鄉飲賓客選舉中的價值觀偏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明代官僚群體價值觀念的影響,作為基層士人群體集聚地的學校,必然受到這種價值觀影響最深,這也直接影響到了賓客選舉的公論。雖然沈鯉和部分地方官均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在“以爵位而掩公論”的評判標準,但畢竟明代大部分士人或是想躋身身份性精英群體階層的人都是“科舉入仕”“捐納制度”“封贈之典”等制度的受益者,一旦擇取鄉飲賓的標準變成“序爵”“憑子貴”“捐納而尚財貨”并為大多數士大夫和基層學校所接受而形成所謂公識,那么無論國家和地方官員對鄉飲賓選舉程序監管嚴密與否,都不會從根本上解決鄉飲賓冒濫的問題。

(二)士人拒赴鄉飲和組建耆老會

在鄉飲賓客濫舉的冒濫現象下,很多明代士人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于鄉飲冒濫背后價值觀的不認同。首先一種便是拒赴鄉飲,萬歷年間福建同安縣致仕官員陳如松在被有司請為鄉飲大賓時寫下了《辭不赴鄉飲啟狀》,其中便提道：“竊惟鄉飲設席之初,論人而不論爵。末世濫觴之甚,論爵而不論人。至舉之者無足為榮,而當之者不自省?！盵37]169概括出了明中后期賓客所選的價值觀已然由年高德眾轉為序爵的論資排輩,使得朝廷巨典濫觴之甚,本來鄉飲賓客作為一種榮耀身份的象征,因賓介冒濫,被舉之人已不以為榮。同時陳如松提及自己立身有缺,若叨擾賓位,會為祖宗所笑,累及教化“與其匪人之濫觴,寧使西席之虛左,則盛典之舉彌重,而廉恥之道亦明矣”[37]169。用“空席以正風教”的方式表達對現世鄉飲酒禮賓介所坐非人,價值觀偏離的鄙視。萬歷年間吏部尚書張翰秉銓歸里,杭郡知府虛大賓之席以待,張翰也以“所敬或非老,徒以爵先,所尊未必賢,滋多偽飾”[38]為由拒赴鄉飲。

除了上述士人用拒赴鄉飲的方式來言明自己的價值觀外,還另有士人直接提出鄉飲酒禮賓的評選標準。因為根據《明會典》《明實錄》所記載,鄉飲酒禮的賓客審核標準以年高德眾為要,年高是一個可以把握的標準,而有德卻是一個模糊的界限。正德年間李濂在任沔陽知州時曾要求對鄉飲賓客考察“其月旦之重輕,年華之高下,家世門風之清濁,節行著述之有無”[39]。嘉靖時陳棐在為友人姚廷寶賀入鄉飲賓時,屢次提及姚君是因年高德眾為鄉里推服才入席鄉飲,且提及“鄉飲之人必六德具焉,曰隱、曰貞、曰惠、曰敬、曰慈、曰文,是故隱以飬晦、貞以避囂、惠廣惠施、敬以尊神、慈以裕后、文以淑宗,六德具而鄉飲之禮斯重矣”[40]?？梢钥闯?當時的士人認為鄉飲賓介不僅需要年高,還需立身持正、家世清白,且文學素養和仁愛惠民的鄉里作為要為鄉人所敬重,這顯然是因鄉飲酒禮本身就是一個教化的儀式,因此所選之人必要成為能模范鄉里、改善風氣的道德模范。這也反映了當時部分士大夫集團對于鄉飲賓客選舉價值觀的直接判斷。

除此以外,明末結社發達,老人集會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士人舉辦或老人自發形成的集會活動已然有代替鄉飲酒禮的意涵。如夏邑縣十老會,彭勇曾考察過夏邑十老會的參會人員,他認為“參會的老人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均為‘致仕耆德’之人,而十老會既是國家意識形態培養和塑造的產物,也有對國家意識進行傳承的作用”[41]。鄉飲酒禮作為國家向鄉里社會傳達崇德敬老價值觀的教化措施,當其傳達國家所需價值觀的功能喪失時,地方老人的自發集會便具有扭正價值觀,負擔國家意識形態在基層社會傳播的功能。蘇州王鰲便曾組織致仕官員舉辦東丘老人會,他認為“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后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為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42]251。因為鄉飲酒禮的荒廢,王鰲追慕前朝老人集會,所以聚集歸鄉致仕十一人,組成東丘老人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洇郁,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于道,作敬讓,而遠于四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42]251既記述了他們的游會盛況,同時又明確指出他們聚會的目的在于恢復古鄉飲重齒尚德的意涵,在鄉里社會起到示禮傳道的作用,此“接之于道”便有正直士人糾正價值觀的期望。王鰲進一步提道：“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好而已?！盵42]252即游宴尋樂只是其形式或目的之一,而向鄉里百姓傳達詩書禮樂、君子之風、崇老敬賢的價值觀,取得與故鄉飲酒禮相同的賓興賢能、教化鄉民的作用,同樣也是其集會的目的和意義。筆者此言并非概括性地認為老人集會的唯一目的是糾正鄉飲酒禮的選賓價值觀,但在明中后期鄉飲酒禮廢后,老人集會既是這一時期有識之士仿效歷史上文人雅士的娛樂性結社,同時也帶有地方士人期望以古時老人盛會的舉辦申明選人價值觀的傾向。

四、結 論

綜上所述,鄉飲酒禮賓客“冒濫”問題表面反映為顯宦、生員、父祖封贈官、義官群體躋身鄉飲賓席,在明人議論中便體現為“濫及匪人”而使鄉飲愈輕,其實質是士人評價推舉鄉飲賓時,推賢的價值觀念出現了偏離。明代中后期士人受到科舉文化的影響,官僚體制內追求科舉功名的價值觀念開始向社會滲透,地方學校與士人在選舉鄉飲賓時便摒棄尊德尚齒的選賢標準,而產生了“以爵高為賢”“以子貴為賢”的價值觀。當科舉制度發生僵化、捐納入仕之途開放后,繼而又衍生出了捐納得官“以財貨為重”的選賢價值觀,最終造成了鄉飲賓客的冒濫、鄉飲酒禮教化功能的喪失。明代一些有獨立價值評判標準的士人在面對鄉飲賓冒濫的不正風氣時,雖然通過拒赴鄉飲、重建標準、自行組建耆老會等方式來表達對鄉賓選取標準的不認同,但其影響力畢竟有限,在光耀門楣的現世利益誘惑下,明代士人大多還是選擇認同和積極迎合現有的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國家和地方官員加強行政管理和監督,也難以改變現有的價值觀念,這也造成了明代鄉飲酒禮不可避免地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