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對《論語》的接受與再詮釋探究

張亦清,王曉鵑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論語》作為以語錄形式對孔子及其弟子日常言行記述的作品,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直接資料,直至今日仍被反復學習與訓釋。歷代學者基于不同觀點立場對《論語》不同程度的接受與再詮釋,為《論語》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也正是在后世不斷地詮釋實踐中,《論語》逐漸實現了文本的經典化,獲得了經典地位。

而司馬遷在《論語》還未獲得經典地位的西漢時期,就表現出對《論語》的高度重視。在《史記》撰寫的過程中,司馬遷通過對孔子行跡的實地考察、對《論語》原文的引用以及結合自身學問對于史實的前后勾聯,豐富了《論語》的記述背景,豐滿了孔子的人物形象,同時也根據自己對《論語》所建構價值觀的理解,對其他歷史事件進行評價。實際上,在《史記》中所表現出的對《論語》的接受與再詮釋,不僅是《史記》創作過程中為增添史料、完善文本的必要,而且《史記》中的這種接受與再詮釋,也在客觀上推動了《論語》文本的經典化并抬升了《論語》的地位?！妒酚洝吩诤笫莱蔀榻庾x《論語》的重要參考。

一、《史記》對《論語》的接受

司馬遷對《論語》的重視,首先體現在《史記》對《論語》的接受上。以下分別從接受的原因與接受的表現兩個方面來分析《史記》對《論語》的接受情況,為進一步研究《史記》對《論語》做了何種新的詮釋提供基礎與前提。

(一)《史記》對《論語》接受的原因

我們能夠在《史記》中直觀感受到司馬遷對《論語》的接受,原因可分為主觀與客觀兩個層面。

1.客觀原因:西漢前期儒學的復蘇

經歷連年的戰亂,漢初社會經濟蕭條、百廢待興,且由于秦火一劫,文化事業也陷入了停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漢初統治者在思想上傾向于“無為”,崇尚黃老刑名之學,推行與民休息的國策?！妒酚洝酚涊d: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1]1160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1]1975

漢初統治者對于黃老之術的推崇由此可見一斑。但與秦朝時的文化專制不同,在“無為”思想的影響下,他們對于其他思想的傳播也沒有進行干預與壓制。同時隨著政權的日益穩固,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較大改變。比如,《漢書》云:“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拆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盵2]1968-1969記載了文帝曾派遣晁錯向伏生學習《尚書》,后來更是要求晁錯向太子傳授儒家思想?？梢娙鍖W在這一時期逐漸恢復了發展。

當然,儒學在漢初還未獲得“獨尊”地位,其地位仍與除黃老之學外的其他學說相同?！稘h書》說:“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盵2]1969說明文帝時,博士的建立不僅限于儒學。趙岐在《孟子題辭》中也說:“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盵3]2662說明《論語》等儒家經典雖在文帝時設立了博士,但后來又取締了。

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漢前期儒學已然出現復蘇情況,尤其是《論語》在漢初的傳播很廣泛。王國維經過考證,在其《漢魏博士考》中,關于漢代“罷傳記博士”一事分析指出:“然《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并罷,其罷之意則不同?！睹献印芬云錇橹T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罷之者也?！盵4]524其中王國維將《論語》不再設置“博士”的原因歸納為“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于博士”[4]524,足以說明漢初《論語》的流行已成為學界的共識,這也正是《史記》中出現對《論語》接受的客觀原因。

2.主觀原因:司馬遷對孔子的尊崇

在《史記》中,司馬遷從來都不吝表達自己對孔子的景仰與尊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對于孔子的尊崇并不來源于孔子作為儒學肇始的重要地位,而是來源于孔子作《春秋》的史學成就。雖然孔子曾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盵5]65但漢人實際已經形成了《春秋》是孔子所作的共識。例如,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就明確寫道:“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盵2]2735與之相對,《論語》在漢代其實是被當作《春秋》之“傳”來看待的,所以才會有《漢書·揚雄傳》的評價:“傳莫大于《論語》?！盵2]3583因此,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自然會對擁有巨大史學成就的孔子心生景仰,并對記錄孔子日常言行且還是《春秋》之“傳”的《論語》倍加重視。

司馬遷對孔子的尊崇主要受其家學與師學兩方面的影響。在家學方面,司馬遷深受其父司馬談的影響,司馬談在臨終時,曾說: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1]3295

從中可以看出,在國家政權穩定之后,作為史官的司馬談已經擁有了建立完整歷史體系的自覺。他認為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并沒有真正能承繼正確歷史價值觀的人來完成“修舊起廢”的工作。也因此囑托兒子司馬遷來完成這一工作,司馬遷日后念及父親的囑托: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又劣诮裎灏贇q,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1]3296

可見在其父司馬談的影響下,司馬遷也非常景仰孔子,將孔子著史的精神作為自己著史的指引,并立志繼承孔子在史學方面的成就。

在師學方面,司馬遷曾經師從董仲舒,主要學習《春秋公羊傳》?！豆騻鳌穼τ凇洞呵铩返恼f解更傾向于對其中“微言大義”的體會,主要著眼于《春秋》政治、倫理教化等現實意義。因此,司馬遷在學習中認識到了史學著作所蘊含的社會功能,同時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孔子在發揮史實現實作用方面所做的努力。

綜上,漢初寬松的學術氛圍與儒學的復蘇,以及司馬遷在家學與師學的影響下對于孔子的尊崇,都使得《史記》對作為研究孔子一手資料的《論語》的接受成為必然。

(二)《史記》對《論語》接受的表現

基于對孔子的尊崇以及對《論語》的重視,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的過程中對《論語》進行了大量的征引。整部《史記》共征引《論語》原文147條,而且除了與孔子密切相關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兩卷中共115條征引之外,還有32條分布在其他篇章中。如此廣泛的征引,足以說明《史記》無論是對《論語》的內容還是對《論語》的思想,都有著很廣的接受范圍與很高的接受程度。

1.《史記》對《論語》內容的接受

《史記》對《論語》的接受主要表現為:司馬遷在《史記》中一直是將《論語》作為可采信的歷史史料來對待的。在撰寫與孔子相關的內容時,《論語》是司馬遷的首要依據。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的結尾處就做過如下說明: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盵1]2226

實際上,由于儒學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較大的影響力,漢代除《論語》外還有許多著作涉及對孔子及其弟子日常言行的記錄與評價,如《禮記》中就有很多關于孔子與其弟子講禮和習禮內容;《孔子家語》與《孔叢子》雖是從家學角度入手,但依然是對孔子言行的記錄。然而根據以上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之后的說明可知,他認為這些評價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中,有不少“譽過其實,毀損其真”的內容存在。

與此相對,司馬遷非常認可《論語》的真實性。以《仲尼弟子列傳》為例,凡是《論語》中記錄了其言行的弟子,司馬遷都詳細記錄甚至補充了他們的事跡、刻畫了他們的性格特征,如對《論語》中頻繁出現的子路與子貢,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分別用了很長的篇幅來介紹他們二人的生平與言行,甚至對在《論語》中僅出現過兩章的宰我,司馬遷在介紹時仍然用了一大段文字來說明當時的情況。而對《論語》中沒有記錄過事跡的弟子們,如顏辛、冉孺等,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僅記錄了他們的姓名與年歲,甚至對于冉季、公祖句茲等弟子,文中只記錄了他們的姓名。以上情況反映了司馬遷在處理有關孔子及其弟子問題時,對于《論語》中沒有出現的內容確實是存疑并空缺的,說明《史記》對于《論語》的內容基本是全盤接受的,同時也說明司馬遷作為一名杰出的史學家,他對于史料來源的選取十分謹慎,不會使用他認為可信度不高的史料。

2.《史記》對《論語》思想的接受

在《史記》中,司馬遷常通過“太史公曰”來直接表達他對事件及人物的評論。而在發表諸如此類的評論時,司馬遷往往會對其他典籍進行征引,以增加評論的深度與可信度。其中,征引最多的仍然是《論語》,可見《史記》受《論語》思想影響之深?！妒酚洝穼Α墩撜Z》思想的接受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表現為司馬遷在對政治主張進行分析與評價時對《論語》中孔子的主張體現出的認可與承襲;二是表現為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分析與評價是以《論語》中的評價為依據的。以下分別來具體分析。

一是《史記》對政治主張的分析與評價。在《論語》中提到孔子的政治主張,最重要的就是“仁”與“禮”兩個概念。除了章節名稱外,“禮”出現了74次,“仁”出現了108次。正是從孔子對“禮”與“仁”兩個概念的反復申說以及細致的方法論指導中能夠看到,《論語》實際上已經將“禮”與“仁”之間的邏輯關系討論得非常清楚了。

《論語》有許多篇章都表達了孔子對周禮的向往與贊美。北宋邢昺在為《論語》作疏時總結《八佾》一章:“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盵6]28《八佾》是《論語》中專門討論有關“禮樂”問題的一章,而且除《八佾》之外,其他章節中也有很多關于“禮”的討論。所謂“禮”,《說文解字》中解釋為:“禮,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盵7]3即沿著之前的道路走。引申到國家層面,就是指典章制度與社會規范。那么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這個“禮”實際就是指周禮,即周代的等級制度,代表著一種區別宗法遠近的秩序,重在規范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與相互關系,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盵5]126在《史記》中司馬遷也認可這種區別宗法遠近的政治秩序,在《孔子世家》中完整引用了《論語·顏淵》中的這段話。而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周王室衰微,外在行為規范的禮樂制度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在宣揚“克己復禮”這一政治思想的過程中,孔子敏銳地意識到:如果統治階層對于“禮”的遵守并不是出于心理認同而產生的自覺自愿的行為,那么這種遵守將是不穩固的。所以,如何能夠讓統治者與士人階級再度認同周代的社會規范,并發自內心地擁護與遵循“禮”,就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問題。

面對這一核心問題,孔子提出了儒家學說的“仁”?！墩撜Z》中并沒有對這一概念做出明確的界定,所謂“仁”,主要表示一種道德觀念,其核心在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愛護。用現代的概念做類比,可以說“禮”是一套周代的社會行為規范,而“仁”就很像是孔子為當時社會所設立的“價值觀”,一切都要在“仁”這個價值觀的導向下進行。在政治主張方面,首先要明確的是孔子非常反對采用強制的方式來迫使民眾接受既定的政治制度。為說明強制的后果,在《為政第二》中孔子對兩種不同的治理方式及其可能導致的結果做了比較:“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盵5]11-12此句被司馬遷引入《酷吏列傳》的序言中,并在之后又加上了:“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盵1]3131這一句同樣出自《論語》。由此可見司馬遷接受并承襲了《論語》中政治主張,他在政治治理的方式方法上更傾向于儒家德治教化,認為“政”與“刑”不能夠作為治理人民的首要手段,還是應該通過道德教化的方式,使人民能夠自覺自愿地遵守并踐行當下社會的政治秩序。

除《酷吏列傳》外,司馬遷還在《孝文本紀》中表達了對文帝“仁政”的贊美: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闭\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余載,德至盛也。[1]437

司馬遷的此段評論,引用《論語·子路》中的兩句,用以對照說明歌頌漢文帝的治理之功,同樣也是將做到“仁”放到了“德至盛”的地位,依然表現出了《史記》在政治主張方面對《論語》中孔子德治思想的接受。

二是《史記》對歷史人物的分析與評價。通讀《史記》可以看出,司馬遷在對很多歷史人物分析與評價時,都是以《論語》中的評價或道德標準作為依據的。

首先,受《論語》影響最深的肯定是《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孔子的各位弟子的評價。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一開篇就表現出了以《論語》中對弟子的評價為基點的創作理念,《史記》中對孔子最出名的幾位弟子簡短評價如下:

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1]2185

而此句來源自《論語·先進》: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盵5]114

除了對孔子弟子們的綜合評價基于《論語》之外,司馬遷在之后對各位弟子進行具體介紹時,也是以《論語》為依據來完善《史記》內容的。以孔子給予負面評價的宰予為例,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共記錄了宰予的三件事,分別是:“宰予問三年之喪”“宰予晝寢”和“宰予問五帝之德”。在《論語》中實際還記載了有關宰予的另外兩件事:一是在《八佾》中,魯哀公問宰予做社主應該用什么樹的事;二是在《雍也》中宰我問孔子假設有人掉進井中的事。而《論語》中并沒有出現“宰予問五帝之德”的記載。

通過兩書的比較能夠看出,司馬遷認同并繼承的是《論語》中對宰予性格的評價。從《論語》中可以看出,宰予是利口辯詞、思維活躍,但好逸惡勞,愛耍小聰明的性格,因此在《史記》中司馬遷沒有必要將《論語》有關宰予的事件都移錄過來,而只需要選取有代表性的事件:從“宰予問三年之喪”一事能夠看出其利口辯辭;從“宰予晝寢”一事能夠看出其好逸惡勞;而增添“宰予問五帝之德”一事則是為了直接引出孔子對其“予非其人也”[1]2195的評價,即孔子認為宰予是不能夠明白五帝之德行的,這屬于非常嚴重的負面評價,而這種評價正是基于《論語》的內容所做出的。同時司馬遷還基于《論語》和孔子對宰予的負面評價,在《史記》中補充說明了宰予的結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盵1]2195

其次,司馬遷在對除孔子弟子外的其他歷史人物做評價時,也常以《論語》作為依據。以對管仲的評價為例,《論語》中有兩條討論管仲的內容:一條出現在《八佾》中,孔子因管仲僭越禮制行為,評價其:“管仲器小哉!”[5]31另一條出現在《憲問》中,孔子評價管仲是擁有仁德的人。由此可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比較糾結,他肯定管仲作為齊桓公的有力輔佐,立下了推動諸侯會盟、停止戰爭的歷史功績,但同時他又否定管仲僭越禮制的行為。司馬遷完全繼承了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在《管仲列傳》中評論道: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1]2136

在撰寫《管晏列傳》時司馬遷也同孔子一樣,首先通過對管仲事跡的記載,充分肯定了管仲的政治才能,但在對管仲性格的刻畫上,還是表達出了對其不能恢復王道的惋惜。以上關于宰予與管仲的文例,表現出了《史記》在歷史人物的品評方面對《論語》中人物評論的接受。

綜上,關于《史記》對《論語》思想的接受,能夠總結出:在政治主張方面,《史記》對《論語》思想的接受表現在敘事中對孔子仁德思想的認同;在歷史人物方面,《史記》對《論語》思想的接受表現在史評中對孔子所作評價的承襲。

二、《史記》對《論語》的再詮釋

受漢代儒家經學發展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中對《論語》的接受范圍很廣,接受程度很深,但單純地承襲與移錄是不可能取得《史記》這樣重大的史學與文學成就的。司馬遷在寫《史記》時不僅做到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2]2735,而且做到了“成一家之言”[2]2735。通讀《史記》,能夠感受到司馬遷在接受《論語》的過程中,還對《論語》的內容與思想進行了再詮釋。他在《史記》中構建了一套屬于自己的完整的歷史觀與價值觀,也正是在這一套歷史觀與價值觀的引導下,司馬遷得以對各種歷史事件進行還原與演繹,使得歷史著作在發揮知古鑒今等現實功用的同時,也被視作思想與文化的載體,成為撰寫者思想主張的反映。

《史記》對《論語》再詮釋的表現可以分為對《論語》內容的再詮釋與對《論語》思想的再詮釋兩個方面。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對《論語》所進行的詮釋,客觀上進一步推動了《論語》文本的經典化。因而在探討完《史記》對《論語》再詮釋的表現后,還應當了解《史記》的再詮釋對《論語》經典化的影響。

(一)《史記》對《論語》內容的再詮釋

由于司馬遷將《論語》當作真實可信的歷史史料,《史記》中凡是涉及《論語》的相關內容,就算《論語》中的記載與其他著作有所出入,也基本都以《論語》作為依據與參考。但在對《論語》內容接受的同時,司馬遷也會根據《史記》的撰寫內容,對《論語》內容進行補充甚至發揮。

司馬遷的補充與發揮最突出體現在《史記》的敘事性上?！妒酚洝肥羌o傳體通史,《論語》是語錄體散文,兩本著作文體的區別,直接導致了《史記》與《論語》敘事性的差異?！墩撜Z》對一個事件的描述完全通過對話來展現,每章之間所展現的事件也不連貫,而《史記》的核心就在于敘事,司馬遷對每一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見解,正是通過圍繞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歷史事件來展現的。因此《史記》對《論語》內容的沿用必然需要增加《論語》的敘事性。仍以受《論語》影響最大的《孔子世家》為例。在《論語》中,敘事性最強的當數記述孔子日常生活的《鄉黨》一章。從征引數量上看,《史記·孔子世家》中共征引《論語》57條,其中有一整段連著征引了8條《論語·鄉黨》中的內容:

其于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1]1939-1940

由此可見,司馬遷在選取《論語》作為寫作材料時,就比較側重于選取敘事性更強的內容。而對于《論語》中其他敘事性不強的內容,司馬遷也會通過對孔子及其弟子生平的研究,來增添其故事背景,以增強內容的敘事性。例如,對“子畏于匡”的處理,《論語》中對此事僅有兩處提及,一處出現在《子罕》: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87

一處出現在《先進》:

子畏于匡,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痹?“子在,回何敢死?”[5]116

從《論語》中,只能看到“子畏于匡”的結果,并沒有完整解釋“畏于匡”的來龍去脈。因此當司馬遷把這一事件寫入《史記》中時,便補充了這整件事的原因與經過:

將適陳,過匡,顏刻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笨锶寺勚?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鬃訝铑愱柣?拘焉五日,顏淵后,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鳖仠Y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鬃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然后得去。[1]1919

可見《史記》中加入了這些背景材料,完整地解答了《論語》中孔子為什么會對匡這個地方有所畏懼。因而能夠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孔子以傳承文化為己任的自信與決心,并更好地理解顏淵與孔子之間的師生情誼。班固曾評價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2]2738。也正是因為司馬遷善于將搜集來的史料生動連貫地敘述出來,客觀上也為后人進一步地理解與闡釋《論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二)《史記》對《論語》思想的再詮釋

通過前文的分析,能夠看出在對政治主張以及對一些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時,司馬遷非常認可并承襲了《論語》中孔子的思想。然而由于西漢前期儒學并未獲得“獨尊地位”,盡管在師學與家學的影響下,司馬遷非常尊崇孔子,也非常認同儒學的處事方式,但他也從不排斥其他諸子學說,并不是完全以儒學的是非為是非,因而在《史記》中能夠發現,司馬遷的一些側重點與觀點,還是會和《論語》中的思想有一些區別。因此班固在《漢書》中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盵2]2737-2738這種批評其實也與班固和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背景不同有關。

《史記》對《論語》思想的再詮釋主要表現為《史記》的詮釋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傾向?！墩撜Z》作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記錄,其撰寫的核心目的在于道德塑造與人倫教化;而《史記》在論及孔子的相關事件時,更強調這一事件的政治功能。以兩書對于孔子論《詩》(《詩經》)的闡釋為例。

《論語》中有很多關于孔子與其弟子們談論《詩》的記載,而這部分內容也基本被司馬遷征引在了《孔子世家》中。然而《論語》與《史記》闡釋的側重點明顯有差別?！墩撜Z》中孔子曾對《詩》做出整體評價: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盵5]11

并且在《論語》中孔子還對《詩》的功用做出精辟總結: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盵5]183

從這兩句話中,已經能夠看出,《論語》更注重發掘《詩》所包含的哲學意義,更注重通過問答讓弟子自己體會《詩》的內涵與功用。而且《詩》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內容,《論語》中孔子對于《詩》的解讀是從人文主義角度進行的偏重于文學的解讀,同時也更強調《詩》對于人格的涵養與塑造。

而在《史記》中,司馬遷對于孔子詩學思想的處理,就有著明顯不同的側重。在《樂書》中有這樣兩句:

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圣王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1]1237

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1]1175-1176

可見,雖然司馬遷對于《詩》內涵與功用闡釋的基本思想仍然來自《論語》,但顯然他更關注《雅》《頌》規范貴族行為、激發道德精神的社會政治功能。同時《史記》對于孔子論《詩》的記載并沒有體現出《論語》中孔子與弟子討論《詩》的意義和功用的那種循循善誘、循序漸進的思維過程,而是直接將孔子對《詩》的看法擺在一個權威的位置,從而強調《詩》的政治意義與功用。

除了在孔子《詩》學思想上的側重點不同之外,其實《史記》在概念性問題的解釋方面,相較于《論語》也表現出了明顯的政治傾向。通讀《論語》不難發現,孔子在論“禮”“仁”“孝”等概念性問題時,都不是用概念去解釋概念,而是指導弟子們應該“如何去做”,給弟子們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一特征說明,《論語》是在記錄孔子與弟子對話的過程中,因材施教,目的在于道德人格的涵養。而面對概念性問題,《史記》卻沒有繼續強調孔子教育教學的方法論,而是在敘事過程中,強調這些概念性問題的政治作用,目的在于政治功能的發揚。

司馬遷對《論語》進行再詮釋時所體現出來的政治傾向,還影響到了《史記》中孔子形象的呈現。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孔子的形象從戰國發展到漢代,其實已經發生了改變,雖然司馬遷為了能夠還原史實做了很多考證工作,但對于孔子形象,也肯定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象。尤其是司馬遷還曾向董仲舒學習過《春秋公羊傳》,而公羊學派本身就偏重于講政治教化,所以《史記》中的孔子形象發生了一些變化。最明顯的一個表現就是,相較于《論語》,《史記》中孔子的地位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墩撜Z》中的孔子是力圖恢復周禮重視人格塑造的政治家,更是諄諄教誨、循循善誘的教育家,而在《史記》中司馬遷放大了孔子的政治與文化功績,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評價道: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1]3310

將孔子從一個學派創始者的地位,提升到了“為天下制儀法”的高度。同時出于《史記》敘事性的需要,司馬遷在處理孔子的形象時,把重點放在了對孔子“政治不遇”描述上。在《孔子世家》中司馬遷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記述孔子周游列國但不為諸侯所用的事跡,這種處理方式刻意淡化了孔子的教育家形象,但極大地加深了讀者對于孔子失意政治家形象的認同,也為他自己后來“仲尼厄而作《春秋》”的“發憤著書”說提供了鋪墊。

(三)《史記》的再詮釋對《論語》經典化的影響

漢代是《論語》經典化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論語》文本基本定型,且《論語》的地位有了明顯提升。到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了將原有的“五經”加上《論語》與《孝經》合稱為“七經”的提法。

《論語》的經典化首先與其自身的文本特點有關?！墩撜Z》中既有對社會行為的具體指導,又有對人生哲學的形而上思考;既有對禮樂制度的向往與堅持,又有對人性道德的關懷與探討。徐興無曾提出:中國早期思想上的突破就在于在“解釋”的實踐中完成了對禮樂傳統的人文轉化。帶著這樣的觀點再去看《論語》,能夠發現孔子在《論語》中實際上已經對當時的名物史實、禮樂制度以及自身修養進行了一些解釋。換句話說,也就是孔子在《論語》中已經完成了對禮樂傳統的第一次“人文轉化”,這就為后世的學者對禮樂傳統的解讀提供了一個既定的視角,從而為《論語》本身搭建了更廣闊的詮釋空間。

當然,《論語》的經典化更得益于后世的再詮釋,任何經典都是在“解釋”這樣的一種實踐過程中完成的,尤其是個人的“解釋”。而《史記》對《論語》的再詮釋,是對《論語》的再詮釋中一次非常成功的實踐,對《論語》的經典化影響很大。

首先,正如前文所說,《史記》提升了孔子的地位,放大了孔子的歷史功績。出于對孔子的尊崇,司馬遷甚至將孔子的生平事跡編入了“世家”,而“世家”正常來講是對諸侯生平的記載,這其實就相當于司馬遷認可了孔子“素王”的地位。除了孔子之外,其他學說的代表人物都僅出現在“列傳”中?？鬃拥匚坏奶嵘厝粫嵘墩撜Z》的流傳度,從而促進《論語》的經典化。

其次,《史記》對《論語》的再詮釋,即內容上敘事性的增加以及思想上政治哲學的傾向,豐富了《論語》的記述背景,豐滿了孔子的人物形象,使得《史記》本身又成為《論語》新一輪再詮釋的重要參考資料。以對后世影響頗大的《論語集解》與《論語集注》這兩個《論語》注本為例,《集解》中共征引《孔子世家》1條,《集注》中共征引《孔子世家》8條。雖然相對于兩注本的注釋數量來講,它們對《史記》的征引不算多,但足以證明《史記》在后世也成為解讀《論語》的參考資料。

綜上,關于《史記》對《論語》的再詮釋,能夠總結出:在內容上,《史記》偏重于選取《論語》中敘事性較強的部分,此外司馬遷還化議論為敘事,為《論語》中敘事性不強的內容增添故事背景;在思想上,《史記》體現出明顯的政治哲學傾向,面對同一問題,《論語》的詮釋側重于道德人格的涵養,《史記》的詮釋側重于政治功能的發揚。同時,《史記》對《論語》的再詮釋不僅展現了司馬遷高超的敘事能力和對史料的把控能力,而且還對《論語》的經典化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史記》也成為后世解讀《論語》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