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功業的歷史書寫與形象接受研究

王華寶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張騫(約前164-前114年) “鑿空”西域,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作為溝通中外文明的文化符號,舉世公認。而張騫形象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歷史書 寫,也有歷代文學作品中的塑造,還有歷史書寫與文學傳說、宗教傳播、文化歸因的交融再生等。張騫受到歷代關注,形象不斷演化,自有其強盛的生命力,有著極高的認知價值。本文簡要分析張騫功業在早期歷史文本《史記》《漢書》中的書寫以及歷代張騫形象的接受與特點,以期對張騫研究與評價有所助益。

一、張騫功業的歷史書寫

關于張騫的史料最早見于西漢司馬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大宛列傳》等篇章中,東漢班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漢書·匈奴傳》《漢書·西域傳》等文也有記載與充實,歷代涉及的文獻記載、評論眾多。這里簡要梳理《史記》《漢書》中的歷史書寫,以便辨源析流,梳脈理絡。

(一)“持漢節不失”的“博望侯”:《史記》對張騫的歷史書寫

司馬遷將名將衛青、霍去病合傳《衛將軍驃騎列傳》之后附有公孫賀等16位征胡將領的簡略事跡,張騫列于第9位,其文57個字:“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后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后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盵1]3561簡要介紹了張騫的一生:一是出使西域聯系月氏等夾擊匈奴,返回后封為校尉;二是跟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因功封為博望侯;三是作為將軍出征匈奴,誤期后贖罪成為庶民;四是第二次出使西域聯系烏孫等夾擊匈奴,返回后封為接待賓客之事的大行令,死后葬在家鄉。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前文一處提及張騫跟隨衛青之事,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盵1]3546另一處提到張騫跟隨霍去病之事,在元二年(前121年):“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后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盵1]3547兩處記載較57字之文豐富,可見太史公“互文”筆法之妙?！妒酚洝ば倥袀鳌肺摧d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及跟隨衛青出征立功之事,僅有張騫跟隨霍去病出征受懲之事,可以相互印證。由此可見,跟隨兩位大將軍出征,張騫一次因熟悉地理環境立功,加之以前出使之功而封侯;另一次因帶兵延誤戰機而贖罪成為庶民。作為軍事將領的張騫,似未立下軍功。

而體現張騫“使者”之功的最重要文獻,當數《史記·大宛列傳》。雖以“大宛”名篇,而記載張騫的經歷與言論最為豐富,是研究張騫最重要的文獻資料。開篇以“大宛之跡,見自張騫”,表明“大宛這地方是由張騫發現的”。開篇8字后接“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1]3833。 我們可以通過“漢中”“建元”“郎”等提取不少有用的歷史信息。如“郞”字的信息量很大,“郎”在漢代是一種官名,郎官可以理解為宮廷侍衛。在皇帝身邊做事,增加閱歷,經過歷練,再被任命擔任具體的職位。并且漢代郎官,一般是從貴族子弟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加之其家有錢贖罪等,張騫更可能出身于貴族,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才俊。比認為張騫只是普通農民,由馬夫當上郎官,似乎更為可信。

《史記·大宛列傳》以張騫兩次出使的經歷和言談展開,其后記貳師將軍李廣利之事,敘事與議論交錯。清代吳見思的《史記論文》認為該篇是“結構奇絕”[2]74的一篇好文章?！妒酚洝ご笸鹆袀鳌穼堯q出使西域、開辟絲路的艱難歷程有詳細的描述。為聯絡月氏夾擊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遭匈奴扣壓和軟禁了十余年,娶妻生子,歲月消磨人,“然騫持漢節不失”,終于找到機會逃出來,他不是保全性命往回走,而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踏上尋找月氏的征程,過沙漠,翻蔥嶺,千辛萬苦,找到月氏。由于月氏改變主意,張騫只能返回,而途中又被匈奴抓住,過了一年多,趁匈奴新老單于交替、內亂之際逃回長安。結果是“初,騫行時百余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可見其九死一生。

返回以后,張騫向漢武帝報告所到達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地情況,應當涉及蔥嶺東西、中亞、西亞,以至安息(波斯)、印度(漢代稱身毒或賢豆,唐代稱天竺)諸國的位置、特產、人口、城市、兵力等方面,為朝廷的決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趶堯q的匯報和記述,漢朝擴大了對外界的了解,這是漢朝的地理大發現。張騫之行也將漢朝的影響力帶到了他所到達的區域。這一區域是連接東、西方的橋梁,開通西域,則“絲綢之路”成為四處蔓延的網絡,成為整個世界的中樞神經系統,將各民族各地區各種文明聯系在一起。

此后,張騫提出與烏孫結盟以“斷匈奴右臂”的戰略設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赍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1]3846。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此次帶了絲綢等大量財物,300人的使團,到達烏孫。盡管未能成功游說烏孫王東返,但重要的是,烏孫派使者數十人隨同張騫一起到了長安。并且張騫又分遣副使持節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為漢朝與烏孫等的聯合與和平共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回到漢朝后,拜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

《史記·大宛列傳》:“然張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盵1]3748以“鑿空(開通道路)”二字評價其功,以后的使者用“博望侯”的名號做信譽的保證,以此彰顯張騫外交品行之高,可見張騫對后世影響極大?！安┩睢币灿蓮堯q的專名轉變為“漢使”的通名,由此滋生某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將眾多事跡歸功于張騫,成為一種可能。

明朝王鏊在《震澤長語》卷下“文章”類中說:“《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于《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后,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例。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為傳矣?！盵3]43指出了《漢書》為張騫立傳的正當性。

(二)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漢書》對張騫的歷史書寫

《漢書》列《張騫李廣利傳》,另外《漢書·匈奴傳》《漢書·西域傳》等也涉及張騫?！皬堯q傳”的主要材料來自《史記》,《漢書》增加了“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4]2698的內容。記載張騫之孫張猛仍然沿著祖父的足跡,出使匈奴,也為溝通民族關系做出貢獻?！稘h書·西域傳》有“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強調其“始開西域”之功[4]3873。

從史源看,張騫原始形象主要來源于《史記》,為漢武帝的軍事目的出使西域,有使節、將軍、大行令等身份。司馬遷書寫張騫的歷史文本,既是對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客觀記錄,也是對重大的典型歷史事件的意義闡發。由于司馬遷對漢武帝與匈作戰持批判傾向,涉及張騫出使西域的作用也就“事功”的評價著墨不多,對其開通西域的意義更難以體認,僅有對其個人因出使之功“尊貴”而引起吏卒效法“求使”的現象有所說明,但對張騫作為使者所保持的氣節也就是“道德”的評論,則有一定的褒揚,“持節不失”“為人強力,寬大信人”。

漢代揚雄沿此傾向,多加傳揚,如《法言·淵騫》:“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5]482彰顯了張騫“執節沒身,不屈王命”的情操。

《漢書》轉換視角,在《張騫李廣利傳》中記載:“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睆娬{“事功”,更為重視功名“尊貴”。又強化堅毅果敢、忠君愛國、智慧遠見的形象,張騫形象開始有所轉變并更加豐富,對其歷史功績多加肯定,如在《漢書·鄭吉傳》中“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4]3006;在《漢書·敘傳下》中以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8字總結張騫一生[6]4256;又在《后漢書·西域傳》中記載:“論曰”稱張騫“懷致遠之略?！盵6]2931張騫在漢代成為一種人生楷模。

二、歷代張騫形象的接受與特點

自西漢司馬遷客觀書寫張騫事跡以來,其形象便定格為一種文本,經東漢班固的描述,漢代中后期,張騫基本以持節“使臣”形象、將軍形象、功名形象[6]1571、開拓者形象[7]定型。其后,被人們以不同的視角和標準審視,被不斷地接受與闡釋、解構與重構。人們將各自獨特的生命體驗注入張騫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書寫著自己心中的歷史,也書寫著個體對人生的體悟,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歷代對張騫的評價,主要以“事功”與“道德”兩方面為標準進行衡量,展現出張騫形象的時代性、多元性、豐富性,背后隱藏的是不同的時代背景與作者的文化心理。這里簡要討論幾種形象的成因、特點等。

(一)物種引進者形象

從東漢后期開始,人們認為張騫帶回各種域外物產資源。因《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上》記載,漢使從西域帶來葡萄、苜蓿等物種,天馬等動物,生活在漢安帝、漢順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王逸等①,認為張騫帶回葡萄、苜蓿、大蒜等。此外,延篤也認為張騫出使西域,帶回大蒜。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普遍認為張騫引進更多的植物種子,除葡萄、苜蓿、大蒜外,還有胡荽、安石榴、胡麻、胡桃等②。東晉張華在《博物志》中記載張騫從西域帶回的各種物產。另一文學家陸機在寫給弟弟陸云的信中,也提及張騫“得苜蓿歸”“得涂林,安石榴也”[8]179。這些物產是否真是由張騫從西域帶回?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葡萄、苜蓿等,是李廣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伐大宛后,由漢使者帶回。人們誤讀文本,歸功于張騫[9]。

總的來說,張騫物種引進者形象是不符合史實的形象建構。而絲綢之路的開辟,張騫居功至偉,人們將這一時期中外的一切交往成果歸功于他,也是文化歸因的一種體現,又有著某種合理的內核。

(二)仙家神人形象

自東漢末佛學家牟子(公元170-?年)記載張騫與佛教有關以后,佛、道兩教的大量著作,一致認同張騫與佛教傳入中國有關。甚至讓張騫出現在200年后漢明帝派遣的求法使者中。張騫形象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呈現出與史志較大的變化,求仙問佛,呈現出仙家神人形象。具體又有西域求經、尋仙與乘槎經月之別。

漢武帝時代佛教傳入中國之說,開始于三國時張晏誤讀《史記·匈奴列傳》之“金人”,認為金人即當時的佛教金像,即便如正史之一的《魏書》,其《釋老志》中也記載張騫出使西域始聞佛教一事。湯用彤認為,“系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測之辭,并非述騫所言也”,“而其所流傳之故事虛妄不實”[10]8-9。張騫與佛教的傳播毫無瓜葛。魏晉時期,人們普遍認為“休屠王金人”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直至唐代中期以后,人們對西行求法之事淡泊,才對張騫西行求法之事少有書寫。張騫從西域帶回胡樂《摩何兜勒》,則是南北朝時期人們杜撰的歷史,盡管目前被移植入崔豹《古今注》中[11]17-18。

張騫通西域,也有與漢武帝求仙之事相關的解讀。有人認為漢武帝求生欲望強烈,對生命沒有達觀的看法,西方昆侖山神仙信仰一直吸引著他,使他對西域昆侖山、天馬等充滿幻想,乃至不惜發動戰爭。張騫受漢武帝之托去求仙[12]。

《史記·大宛列傳》有“漢使窮河源”之語,《漢書·張騫李光利傳》也有“自張騫使大夏之后,漢使窮河原”之語。魏晉以來,人們誤讀“窮河源”之人為張騫,如東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盵13]840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也認為:“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鼻迦藯钍鼐丛凇端涀⑹琛分兄赋?“此以窮河源屬之騫,乃刪節之過?！盵14]80

由此誤讀,張騫又有“乘槎經月”而形成登仙者形象。南北朝時期,牛郎織女的故事與張騫出使西域有了交織。乘槎經月之人由張華《博物志》所說“近世有人”變為“張騫”,由 “漢使”“尋源使”轉為張騫,張騫已經成為乘槎經月傳說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盡管從唐朝開始,就有人質疑張騫乘槎經月的真實性,認為此事荒誕不經。而唐宋詩詞、敦煌梵文、元明清戲劇等均多涉及,津津樂道,成為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

唐人趙璘指出,“《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都是憑虛之說……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v出雜書,亦不足據”[15]36-37。清人馮浩針對《荊楚歲時記》中張騫乘槎的記載指出,“《博物志》止言天河與海通,近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赍糧而去,芒芒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云云,不言張騫。本出傅會,不足辨也”[16]280。

(三)多元的、流變的、糅合再造的形象

隋唐時期人們充分肯定張騫拓邊之功。南朝江總《隴頭水》贊嘆“苦辛提漢節”[17]314,“詩圣”杜甫在《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詩中贊譽“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18]2428”。唐代詩人筆下的張騫形象,是“苦辛提漢節”的漢朝形象大使,是“許國不謀身”的大漢社稷功臣,是“尋源博望侯”的西域開拓者,是“只得靈槎送上天”的仙家神人,成為展示大唐文明與自信的典型形象。

宋代則發生明顯變化,對張騫“使臣”形象多有批評。猛批其功名、耗財的一面,雖然也有贊揚節氣的一面,但總體上精神隔膜較深,張騫形象遭遇了某種程度的價值否定。在宋代詩人筆下,張騫不僅是“博望昔所徙,葡萄安石榴”的探險家,而且還是“博望乘槎至”的仙人,更變成了“靡壞財力由斯人”的罪人,也是“爭殘四夷國”的惡人。宋人詩文中的張騫形象被割裂,其中百折不撓的開拓包容精神被否定,使宋代時的張騫形象失去了靈魂和魅力[19]。

元代跨過宋代的否定,張騫形象糅合再造。元代文人對于前代“張騫乘仙槎”等游仙意象進行了考證、梳理,并在繪畫作品中進行了加工、再造,將“仙人”“功臣”形象糅合一處?！安┩睢睆堯q成為元人心目中功成名就、德被高遠的代表人物,其“出使絕域”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登仙與功名形象之糅合,體現出元代的理性判斷[20]。

明代對張騫傳說故事給予較多關注,并增事繁飾,情節更加生動。鄧紹基在《典實和傳說: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張騫》一文中,立足于明清戲曲小說的主題學,對張騫文學形象有充分的揭示[21]。明人李贄評論張騫:“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余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盵22]629張騫有一種逢危難轉吉祥、變排斥為包容、將仇人變朋友的能力,應當具有相當的人格魅力。孫琪從《熙朝崇正集》詩歌中借用張騫乘槎刻畫傳教士的形象入手,討論晚明文人利用傳統文化對他者進行認知、重寫,認為“這種重寫反映了異質文化沖撞背景下士人的文化心理”[23]。

清代之時張騫仍出沒于文人筆下和藝術品之中,甚至衍生出除妖救災的情節。鄒近《張騫傳說研究》多有論述[24]53、56。韓占紅認為:“文學敘事彌補了歷史敘事的缺陷,使張騫成為一人‘圓形’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動豐富?！盵25]隨著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F.von Richthofen)撰寫的《中國》一書、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的出版,將東、西往來的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張騫重新成為人們關注和贊美的對象,并引發人們對絲綢之路及其作用的研究。

到了中國近現代,學者充分肯定張騫的歷史功績。1902年,梁啟超在《張博望班定遠合傳》中高度評價張騫是“世界史開幕第一偉人也”[26]1。翦伯贊十分認同梁啟超的評價,在《秦漢史》中盛贊張騫:“他是一個冒險家,又是一個天才的外交家,同時又是一員戰將,真可謂中國歷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也?！盵27]156

一般認為,近代以來,在史學視角下,多著重于張騫及其出使西域的史事書寫、歷史功績、影響接受與墳墓考古以及與西域歷史相關的研究;在宗教學視域下,則以西行求法研究為主;文學界則更多關注張騫各種傳說,并與其他故事聯系而形成更大的敘事結構。張騫出使西域,開拓絲綢之路,推動友好交流,對消除邊患起到積極作用,適應了國家戰略的需要,順應了時代的要求。當前張騫已成為中國郵票上的華夏名人,進入中學教科書的歷史名人,張騫墓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張騫紀念館楹聯:“一使勝千軍,兩出惠萬年?！笔亲罹珶挼母爬?也是新時代對張騫的最精當的評價。

三、對張騫形象建構的幾點認識

對張騫的評價及研究應當注意到早期文本對張騫形象的書寫及態度,并系統梳理歷代對張騫形象的接受及其體現出的歷史認知,更要重視對張騫的歷史定位與功過是非評價。這里提供幾點未必成熟的認識。

一是早期史籍《史記》《漢書》等對張騫功業的歷史書寫是基于事實,在價值評判與道德評價上以肯定與贊揚為主,體現史學“實錄”精神。所載絲路沿線狀況,反映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具有極高的文明互鑒作用。當然,利用考古發現、域外文獻,追尋張騫的足跡,張騫與他的世界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間。近二十年涌現了一大批討論張騫形象在詩歌、小說、戲劇中流變的文章,人們對張騫的評價也有了更多的文獻依據,也讓張騫形象更為豐富、多元。

二是張騫形象呈現動態的接受過程與不同的鏡像,體現著各時代文化思潮的流變,各區域風俗人情的面貌,不同作者的情感心態,以及特定的民族思維模式與表達方式等。張騫形象提供諸多有意義的話題,激起歷代持久不衰的關注,而挖掘歷史人物形象流變的轉折點和特征,可以觀照歷史人物評價的價值取向和內在邏輯。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克斯認為:“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盵28]2各種文本在變化中深深烙下時代的印記,具有很高的歷史認識價值。

三是張騫通西域、開拓絲綢之路,過程艱辛,張騫展示出報效國家、不顧個人安危的愛國精神,勇于開拓、堅韌不拔的頑強精神,不辱使命的民族氣節,信義待人的精神品質等,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是寶貴的文化資源,具有極高的傳承價值。我們有責任不斷總結提煉張騫精神,彰揚其時代價值。著名學者張豈之先生認為:“沒有張騫出使西域,也就不會有絲綢之路的開辟。沒有絲綢之路的開辟,也就不會有了漢朝和西域以及和歐洲文化的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義十分重大?！盵29]235張騫通西域、開拓絲綢之路的過程、意義和時代價值等,特別是其中蘊含的“絲路精神”,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與傳承弘揚。

四是無論是歷史書寫、文學敘事、宗教傳播、文化歸因,還是融合再生,不同元素對張騫形象的歷史演化產生著影響。只有通過對不同載體中存在的“選擇、建構、想象、創造”諸因素進行分析,探究各種載體是如何被書寫、被建構的,以此正確認識歷代對張騫功業認知和形象接受的復雜過程,才能懂得當代評價張騫,應關注其最核心的內容,那就是“鑿空”西域、開辟絲綢之路,溝通中外文明。在“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語境下,張騫作為一名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楷模,人類文明“對話之路”的開拓者之一,必然成為一個永遠說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注 釋：

①《齊民要術》卷三《種蒜第十九》引王逸語:“張騫周流絕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薄短接[》卷七七九《奉使部三》引王逸子語:“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絕域,東西數千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始得大蒜、葡萄、苜蓿等?！?/p>

②參見《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博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