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排行榜的信用危機
——美國頂尖高校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紛爭

張睦楚

（1. 云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云南 昆明 650500；2.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伯克利 加州 94720）

美國是大學排名的策源地，成為世界各大學競相創造大學排行榜的先行者。從歷史脈絡上來看，美國的大學研究項目排名肇始于1925 年唐納德·休斯( Donald Hughes) 教授所采用的同行聲望調查法，在該排名過程中運用相對科學合理的指標權重進行世界大學比較排名，該排行榜在全球高等教育界乃至政府層面、社會上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響。哈佛大學德布拉·斯塔特( Debra L. Stuart) 則在對前人有關著述進行總結和分析的基礎上，對大學排名的早期歷史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梳理，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科學家名人錄”(American Men of Science) 的高校排名，其方法論在半個世紀后的美國依然頗有影響。[1]隨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 S.News＆World Report，USNWR)成為首家獨家面向大眾發布新聞、給予消費者建議、進行機構排名和分析的美國媒體公司。1948 年，該機構將以美國為中心的周刊《美國新聞》和以國際為中心的周刊《世界報道》合并，形成了全新排名制造機構。1995 年，該公司推出了網絡usnews.com 賬號，對美國高校排名進行網絡公布，在全美產生了巨大影響力并深受公眾矚目，進而成為影響全美高中生申請大學的重要決策來源之一。[2]至今，學術界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行榜已有不少研究，研究涉及大學排行榜的構成、對大學聲譽的發布、在大眾范圍內的影響、各類排行榜的特征與差異、排行榜與各類大學的互動等諸多方面。但從典型個案的角度，國內外學術界對于大學排行榜作為治理術的研究探討依然有很大空間。大學及各類排行榜之間的拉鋸，體現出了本國高等教育系統中經由第三方“排名競賽”機構所引發的較為復雜的利益博弈，亦體現出大學“排名競賽”過程中的各方利益的種種沖突，大學的立場與排行榜的立場也表現出糾葛復雜與曖昧不明的關系。

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與大學排行榜的興起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1974 年到1986 年春天進行相關商業排名，推出了第一份商業排名統計，其主題為“誰將統治美國？”。1983年首次將視線自商業排名轉移至美國高校影響力排名，推出了首份“全美最佳本科學校排名”。在當年度排名中，將美國本科教育的各種信息通過強弱排列的方式向在美的高中生及家長進行公布。對此，其首席數據策略師羅伯特·莫爾斯（Robert Morse）指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進入高等教育這個領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也成為了美國第一家進入全球高校排名領域的美國出版商?！盵3]從歷史上來看，20 世紀90 年代后，美國范圍內相繼出現了各類對大學排名的相關排行榜。

進入21 世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仍在持續進行“世界最佳學院與大學”（World’s Be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排名工作，并在2014 年10 月發布了首屆“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榜。[4]該榜單中所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主要以13個指標的計算組合為各大學核心評價標準，指標分別是全球學術聲譽（占比12.5%）、地區學術聲譽（占比12.5%）、論文發表（占比10%）、圖書（占比2.5%）、會議（占比2.5%）、標準化論文引用影響指數（占比10%）、論文引用數（占比7.5%）、被引用最多的學術出版物中被引用數（占比12.5%）、學術出版物的比率（占比10%）、國際協作（占比5%）、具有國際合作的出版物總數的百分比（占比5%）、代表領域在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最多前1%論文中被引用論文數（占比5%）、出版物占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最多前1%論文比率（占比5%），通過對上述核心指標進行分類計分進而對全美高校進行排名。[5]此后，不斷發展及擴大自身版圖，并利用商業價值對各類排行榜的影響力進行助推。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成立至發布大學排名后的數十年間，在商業利潤、消費主義、社會問責、市場競爭和國家利益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其成為了全美商業性的報紙、雜志甚至研究機構和學術組織紛紛效仿的主要對象，并為全美大學的各類排名推波助瀾，進而使得大學排名不斷突破高等教育領域自身的界限，成為關聯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復雜場域。[6]對此，美國知名網站Inside Higher Education 也指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布的國際大學排名在該領域已經成為“世界四大全球大學排名之主導”[7]。時至今日，在全球各類排名中，尤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世界大學排行榜為主要影響榜單，除此之外還有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QS 世界大學排名的影響亦大，并稱為世界四大大學排名。

二、烽煙驟起：美國頂尖大學與“被放棄”的大學排行榜

自1983年以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年度大學排名一直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推動力，也成為了美國國內最具有影響力的重要大學榜單，但最近，排名背后的利益關系逐漸開始變化，并影響到了排行榜單的權威。美國一些知名法學院近期宣布，它們將不再參與商業排名。目前斯坦福大學法學院表示，該校正在“認真考慮”排名一事，這一消息猶如巨石入潭，引發了排行榜的“地震”。[8]早在2021年11月，耶魯大學與哈佛大學就宣布將各自的法學院從大學排行榜榜單上全部撤下，并聲明今后不再參與排行榜的任何排名。其實早在耶魯大學做出這一決定之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對其排名的計算方式，以及其結果是否歪曲了學校真正為學生提供的東西，就一直受到公眾的批評。

在此前，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希瑟·K·格肯（Yale Law School Dean Heather K. Gerken）宣布退出排行榜排名時，提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排名存在嚴重缺陷”，理由是排行榜削弱了公益事業，削弱了基于需求的援助及工薪階層學生進入這一職業的支持。排行榜的衡量標準理應為法學院為學生提供了多少經濟援助、獎勵錄取了多少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并在入學過程中給予了哪些支持，但可惜的是這些關鍵指標在排名中的權重不足。他補充道：“許多學校被迫遵循一本商業雜志的偏好，并采用一種被誤導的公式。雖然我相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運作是出于善意，但它面臨著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用一小套一刀切的指標對192所法學院進行排名，這些指標無法準確地反映院校的多樣化。對學校進行排名的做法不僅不能促進法律職業的發展，反而是阻礙了進步?！盵9]他同時補充道：“排名過程正在破壞法律行業的核心蘊涵，自我們宣布這一決定以來，我們在教育界、校友社區、學生和教職員工中都得到了極大的支持?！绹侣勁c世界報道’只是一個商業實體，并沒有專業知識和法律教育能力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F在，大學與排行榜必須相互角力，思考他們是否為進一步促進國家公平做的足夠多?！盵10]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約翰·F·曼寧(Harvard Law School Dean John F. Manning)與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格肯持同樣的觀點，他批評排名創造了“不正當的動機，以削弱學生選擇的方式影響學校的決定，損害了學生的潛在利益，無差別化地強調了學生的就業率及畢業率”[11]。事實上，對排行榜的批評遠不止如此，早在2001 年10 月發表于《學術科學》（Academic Science）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表明，人們對排名的抱怨之一在于它鼓勵學校通過操縱或挑選數據來作弊，而真正衡量法學院的指標應包括學校對公共服務的承諾、學生的種族和民族多樣性。[12]

此后，總部位于俄勒岡州的里德學院（Reed College）加入了抵制“排行榜”的陣營。該校多年來最著名的批評者之一是科林·戴弗(Colin Diver)，戴弗曾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和里德學院的校長。自里德學院宣布從90年代中期不再參加“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起，他就寫過大量文章，指出大學排名是錯誤的，并出版了一本名為《打破排名》（Breaking Ranks）的著作。[13]2022 年11 月17 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也選擇退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法學院排行榜。伯克利法學院院長埃爾溫·切莫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在給學生們的一封信中說：“排名對從事公益事業的頂尖公立高校不利?，F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需要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表明態度，他們為法學教育創造了不公正的激勵?！盵14]切莫林斯基隨后談到：“它（排行榜）是一個設計拙劣的聲望標志，不符合國家的最佳利益。最明顯的缺陷是，排行榜包括對教師和研究生在公認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要求——這導致每所院校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驚人增長，引用量膨脹，加劇了為提高排名而進行的多邊博弈?！盵15]這一觀點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戈德曼公共政策學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Goldm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公共政策與高等教育高級研究員、研究教授伊戈爾·奇里科夫（Igor Chirikov）的看法相同。奇里科夫曾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這篇文章中指出：“一些大學為了在排行榜中有所突破，甚至與商業排名機構簽訂不合理合同，導致了其他大學也不得不加入這個‘非理性’游戲?！盵16]早期，根據奇里科夫的一項新研究發現，依賴大學資源的排名者容易受到無意識自私偏見的影響，全球大學排名亦可能會被商業活動所扭曲，其中包括向大學出售咨詢、分析和其他服務。他們為這些大學提供收費的分析、咨詢和廣告服務，有偏見的衡量方式會讓學生、大學、政府和資助者對大學和國家的全球排名產生誤解。奇里科夫的這項研究還首次提供了排名公司和大學之間的商業關系如何影響排名的實證證據。[17]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院長拉塞爾·科羅布金（Russell Korobkin）在一則消息中談到：“排名阻礙了學校支持畢業生從事公共服務職業，并阻止向其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己宋覀兊暮诵膬r值觀是以排名分數為代價的?！盵18]科羅布金隨后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審查方法提出了異議，他指出，排名并沒有衡量學生的學術能力及領導潛力，對選擇數學、技術、工程和科學等課程的學生不利?？屏_布金還批評了對少數律師、法官和教授的課程具有進行主觀“聲譽”評級的做法。他說，這樣的評估排行榜“不能期望他們對評估的近200 所學校均有詳細的了解”。此外，世界高校排名第37 位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法學院（UC Irvine Law School）也宣布加入抵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的行列。該校法學院院長奧斯汀·L·帕里什(Austen L. Parrish)在一則消息中說：“學校所做的一切核心，均在于強調公共服務、社會正義和全球參與，我們招收與我們有共同愿景的學生。學生想學的不僅是法律，他們更需要在社區中發揮領導作用。我們致力于通過促進法律專業學生的向上流動，并在研究和學術、教學和社區參與方面進行創新——很顯然，我們與本國其他知名頂尖院校一致認為，繼續參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并不符合我們的院校愿景?！?/p>

與哈佛并列第4 的密歇根大學及排名第14 的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也陸續宣布退出大學排名。[19]戴頓大學宣布該校已經開始放棄使用排名和引文索引來評估大學及其教師的表現，并認為通過退出排行榜，該校法商學院能夠擺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聲望制造之爭”（Freed themselves from the prestige battle that U.S. News had created）。[20]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院長泰德·魯格（Ted Ruger）在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訪時亦表示:“雖然排名在某些方面很有用，但它并不能清晰完整地反映出學校在培養未來律師方面的優先，本校正在評估必要性（Evaluating this issue and assessing a process for our own decision_making），以進一步確定是否繼續參加不合規則的大學排名。我們最好的學校往往在追逐那些毫無意義的排名，這種排名體系就是個‘笑話’(Too often,our best_resourced schools are chasing rankings that mean very little on mea_sures that truly count. That system of ranking is a joke.)?！盵21]美國教育部部長米格爾·卡多納(Miguel Cardona)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系統也做出譴責，因為它鼓勵學校在競爭系統中作弊，他進而呼吁高等教育應當“立刻進行文化變革”[22]。

為了緩解各大學對排行榜的質疑壓力與榜單遭遇的“聲譽危機”，全美大學招生咨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的首席教育及政策官大衛·霍金斯(David Hawkins)立刻做出回應，他認為可以在大學評價模式方面做一些必要的“靈活變通”，諸如“知名法學院退出排名，顯然是朝著‘單方面裁軍’邁出了重要一步。大學若不能從排名本身或編制排名的方法中受益，它們可以隨時退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也將采取必要的行動，對具體的標準化評價做出進一步的調整”[23]。美國高等教育戰略協會(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主席亞歷克斯·亞瑟(Alex Usher)也談到，知名大學紛紛退出排行榜的舉措，暴露出了“它（排行榜）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全球高等教育真實的學術界以及如何制度衡量方面，兩者出現了越來越深的分歧，但從現實來看，未來大學排行榜的關注點可將重點放在可持續性、環境和氣候變化、公平和社會流動性、道德和透明度以及社會價值和影響等方面，諸如建立一個全新的名為Globethics.net①Globethics.net 大學排名(GUR)是最新被醞釀的排名，Globethics.net 大學排名旨在利用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反饋來衡量大學對建設公正、和平、可持續和包容社會的貢獻。它強調“有助于建設可持續、公正與和平社會的道德價值觀”。Globethics.net是一家注冊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是獨立的非營利基金會。Globethics.net成立于2004年，專注于高等教育領域的道德排名，包括高等教育機構的治理和管理，以及培養負責任的領導能力的教學，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擁有特別咨商地位。Globethics.net大學排名于2022年11月首次推出，其目的是顛覆當前的全球格局。作為首個將價值觀、倫理和可持續性作為全球高等教育機構核心原則的全球排名工具，目的在于收集學生和學術界在三個關鍵問題上的觀點：學生學習經歷；激發高等教育的領導力；對可持續發展和誠信的承諾。對于學生，問題則分為七個主題：1.教與學；2.評估；3.技能發展；4.社會互動；5.愿望；6.學術誠信；7.可持續性。對于教職員，問題分為四個主題：1.領導評價；2.研究所值；3.研究韌性；4.可持續發展。的大學排名”[24]。

三、硝煙中無贏家：大學與排行榜的拉鋸之爭

自排名第一的耶魯大學法學院退出排名以來，美國“T14精英法學院”中就有九所院校表示質疑排行榜的可信度，并宣布立即停止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交內部數據。目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喬治城大學、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西北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法學院均宣布了將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相關排名脫鉤。[25]沒有加入抵制活動的兩所“T14”法學院是康奈爾大學與芝加哥大學。但康奈爾大學法學院(Cornell Law School)院長延斯·大衛·奧林(Jens David Ohlin)對榜單表示了擔憂，并指摘排名扭曲了大學的真正涵義；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院長托馬斯·邁爾斯(Thomas Miles)則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公正性幾乎沒有表達任何質疑，其原因可能是芝加哥大學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中第一次躍升至第三位，第一次擊敗了哈佛大學，獲得了令人垂涎的位置。在一份聲明中，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稱贊了諸如芝加哥大學等同行機構“對排行榜提出了關鍵的批評”，前者認為當前整個法學系統所面臨的問題之一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算法“嚴重低估了用于學生經濟援助的資金，過度獎勵了學校在教師和管理人員工資和其他運營的支出，這導致了排名并沒有從整體上體現法律教育如何滿足當今社會需求的真實狀況”。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行榜“抵制”的這一趨勢也出現在了其他頂尖醫學院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Penn’s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在商學院方面，則有沃頓商學院宣布退出排名。沃頓商學院雖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商學院之一，但其負責人認為應對排行榜持懷疑態度，有必要進行雙邊嚴肅的對話，并討論排行榜應如何進一步打擊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義。

繼沃頓商學院提出異議后，其他頂尖院校也紛紛效仿，宣布將退出商學院排名，以上這一連串動作引發了排行榜“坍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26]一般來說，任何一份大學排名往往都側重于研究、學術人員和國際化水平(工作人員和學生)，既不是對“卓越”進行排名，也不是對“聲譽”進行排名。然而，大學不應當只是研究或是經費資助，而應對包括設施、學生滿意度、獎項和就業能力多加考慮。因此，任何一所排行榜單應廣泛關注不同大學和機構的多樣性，并重點反映少數院校的表現——而這恰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受到的最主要質疑之一。[27]事實上，一所大學對社會的貢獻，遠不止可以用于國際比較的論文數量和論文引用率等進行衡量。[28]但是，從本質來看，依然存在二律背反的現象，即排名意味著排序，排序意味著比較，比較意味著量化，量化則意味著設計各種量化指標。而大學中教學科研水平，尤其是科研水平是比較容易量化的，因此，當前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推出的大學排名依然主要是通過設計可以量化且可以國際比較的教學科研指標來對全球大學進行排序。

實際上，這已不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面臨唯一的批評，也并非是它首次因排行榜公信力問題而惹上麻煩。除了國內的質疑之外，排行榜也面臨著國外的質疑與聲譽壓力。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就曾與《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周刊聯合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最明顯的現象則是美國大學實力聲譽排名相對下降，標志著“高校權力”開始向遠東地區轉移。前述兩份報刊的數據均顯示，雖然以美國、英國為主的各大學在各類排名中仍位居最高席位，但出現了令人堪憂的衰落趨勢，這緣于美國高校在政府財政資助方面一直處于“饑餓”狀態，在面臨財政支絀情況下與世界其他高校競爭，勢必導致美國高校的實力衰弱。[29]加州大學發言人薩利·索特（Sally Sowter）回應道：“那些正以遠東地區為代表的高等教育系統和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主要區別是資金。遠東地區的院校往往花數十年時間制定并實施一項全面的國家資助戰略，后者由于大量國家資金的支持，高校的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成效。相反，政府近年要求削減教育部71億美元的經費，州政府對高校提供的資金也逐年降低。哪怕是作為美國研究生態系統的一顆明珠，大學系統也無法從聯邦政府基金撥款中獲得較大份額，必然導致了大學‘學術氣候危機’?！盵30]

面對各頂尖大學紛紛推出大學排行榜的壓力，同時又受到國內外民眾的壓力，“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行動來維持榜單權威，以便向公眾消減此次大學排行榜聲譽危機的恐慌情緒，官方親自對某些不合理數據進行了澄清。早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取消了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排名，原因是該校提供了有關校友捐贈的錯誤信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接收采訪時也強調了俄克拉荷馬大學對數據的不當處理問題。具體來看，該州兩年的校友捐贈率為14%，而實際上是9.7%，而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布的“最佳大學”排名中，校友捐贈只占5%。因此，為了維持榜單的權威，機構只能將俄克拉荷馬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包括“最具價值”的大學、頂級公立大學和最適合退伍軍人的大學)從排名中刪除。[31]無獨有偶，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羅西爾教育學院(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也在2023年的排名中被剔除，原因是前者被發現至少五年來所提交的報告數據有巨大錯誤，導致大學面臨涉嫌欺詐的訴訟。以上兩所院校遭遇的大學排行榜“除名危機”并不鮮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早前就曾因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交虛假信息而被判14個月欺詐監禁罪。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由于收到相關院校錯誤數據而導致排行榜公正性削弱的事件并不僅限于上述案例。早在2020 年，為了供該雜志制定2021 年大學排名，哥倫比亞大學在提交數據時就采用了“過時且不正確的方法(outdated and_or incorrect methodologies)”，哥大這一欺詐行為隨后被公眾揭發，遂在排行榜中被撤下。哥大在事件聲明中說：“我們報告的數據中任何不完全、不準確的數據——無論大小或原因——都與本校所堅持的卓越標準不一致，我們對之前提交給“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報告中的缺陷與謬誤深感遺憾?！贝文?月，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教授邁克爾·塞迪厄斯（Professor Michael Thaddeus）對其排名從1988 年首次上榜時的第18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2位提出了質疑。[32]塞迪厄斯發表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尖銳批評文章，一針見血地抨擊道：“哥大提交的關鍵數據顯然是‘不準確、可疑和極具誤導性的’，負責人須認真對待，并立即對數據收集和提交流程進行審查。同時，為了避免哥大再次出現信用危機，應立刻發布一套通用數據集(Common Data Set)——一套標準化的松散統計數據，以便有效地避免再次出現此類丑聞?！睂Υ?，哥倫比亞大學的發言人本·張（Ben Chang）遺憾地談到：“不愿再預估本校什么時候會再次參與排名，并拒絕就賽迪斯博士關于通用數據集的言論發表評論，但學校會對此前提交的錯誤數據進行徹底的調查，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學排名數據的準確性和透明度?！备绱蠼虅臻L瑪麗·C·博伊斯(Mary C. Boyce)也對此事發表相關聲明，稱“學校內部正在進行的審查事關誠信問題，我們不會再走捷徑，會致力于把事情做好”。[33]

四、晦暗的前景：雙方搖擺不定的關系走向

從情勢來看，面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行榜公信力危機與雙方面臨的數據造假，斯泰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法學院主席兼高等教育法律和政策卓越中心（The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Law and Policy at Stets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主任彼得·萊克（Peter Lake）表示，目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面臨的問題是十分棘手的，“我以前從未在高等教育系統中見過如此令人困惑（tricky）的問題?！比R克表示，校方與機構彼此所持異議，實際上只是“零和博弈”（zero_sum game），對雙方都沒有真正的利益。他補充道:“我認為，無論發生什么，這都將是一個美國高等教育聲譽系統特殊的研究案例——關于第三方大學公信力影響和對高等教育系統的控制，特別是在‘后疫情’時代大學排名更需要在國際范圍內產生重要影響力以便吸引更多的赴美留學生的現實需求之下，排行榜與大學系統關系變得問題重重、晦暗不明，排行榜公信力式微危機所揭示的種種問題令人一籌莫展?！盵34]

面對種種可能的因素，“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公關總監西蒙娜·比佐澤羅(Simona Bizzozero)在接受《大學世界新聞》（University World News）采訪時亦表示：“我們重視與所有參與排名的大學合作。然而，在極少數情況下，一所大學決定不向我們提供所需的數據，我們會傾向使用其他可信的來源?！盵35]“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首席數據策略師羅伯特·莫爾斯(company’s chief data strategist Robert Morse)與信息戰略高級副總裁斯蒂芬妮·薩蒙(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data Stephanie Salmon)也在一份報告中緩解公眾質疑的壓力:“我們意識到，排行榜可能無法在使用一組共通數據中捕捉到每所學校的細微差別，但確有責任為學生提供信息，使他們能夠繼續對那些選擇不提供內部數據的學校進行排名。雖然我們知道在一個共通數據集上對不同的機構進行排名是一項挑戰，但我們具有相同的目標——為未來的學生提供最好的信息，以便他們能夠做出學業與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睘榱擞细鞔髮W及公眾對排行榜的期待，該雜志在致各法學院院長的信中還宣布了評估方法未來可能的變化，諸如減少對知名學者評估調查的權重、增加各類資格考試通過率和就業的權重等。排名還將繼續增加學校資助與獎學金的權重，以便引導學生更多地參與公共服務事業。[36]此外，面對前述頂尖法學院對排行榜的質疑，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格特勒(CEO Eric Gertler)在一份聲明中重申：“‘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正在努力解決全美法學院、商學院提出的問題，包括將學生貸款減免和還款援助計劃納入評價系統，并更多地考慮院校多樣性及社會經濟因素，以便繼續確保學生在做出決定時能夠依靠最準確的信息——這一使命不會因近期各大院校聲明退出排行榜而改變?！盵37]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經歷的一系列危機與風波，折射出了深刻的內在涵義：學子進入高等教育機構作為實現社會流動的途徑，大學排行榜在其間仍然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系統聲譽競賽中相對客觀的第三方公信力量，對全球學子產生較強的影響力。雖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甚至國際各大知名大學排行榜四面楚歌、名譽受挫，但進入高等教育系統深造仍然是全球千萬學子奮斗的目標，因而不可避免地仍然要參考各類排名。雖然公眾對大學排名有各種意見與憤懣，但在普通大眾的簡單認知標準中，已經實實在在存在著“卓越大學”和“非卓越大學”的概念。正如范德堡大學法律系學生布蘭登·馮·克里格爾斯坦(Brandon von Kriegelstein)曾說:“當我考慮申請大學時，我確實依賴于排名，因為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盡管人們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的公平性和可靠性持懷疑態度，但它往往是高中生的第一個參考標準?！盵38]大學排名中的聲譽確實具有一定公眾合法性，并促使各大學重視聲譽建設，從而奠定了排行榜存在的基石。[39]但學術聲譽實力排名畢竟是經年累月努力的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和持續性，學術排名的可信度及公信力也并非是某一個排行榜的數據操作。[40]

大學是一個多樣化的智性和文化生態，物種的多樣性決定了對大學的評價不能僅僅通過某一個榜單“一刀切”，也不是靠一些簡單化的測量指標即可精確度量的。理論上來看，將大學排名作為一種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所言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并用歷史視角審視之，可進一步對高等教育系統的排名資本生成進行分析。[41]“術”的治理本質是將治理理解為一種可以通過計算、重組來優化系統整體效率和可控性的治理程式，它強調技術治理、機械主義、科學管理和專家治國，認為可通過精密設計使人如機器的各個零件一般緊密嚙合，進而使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專業化、數字化、程式化的“社會工程”之中。[42]對作為“治理術”的大學排名的起源分析亦可知，它并非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產物，而已有百年歷史，帶有鮮明的美國印記，其特點是美國“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生態，以及高度市場化、商業化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孕育大學排名的社會溫床。美國式思維中的數據崇拜和統計文化，把大學視為具有“可計量性”的對象，既是大學排名產生的觀念和技術基礎，也造成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行榜的信用危機。[43]

自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高等教育場域發生從“封建割據”到“全國市場”的結構轉變時，新老大學對“一流大學”符號資本的競爭，成為了催生大學排名的直接動力；美國最早進入中產階層社會，大眾媒體有意傳播甚至制造作為高等教育指引機制的大學排名，諸多要素匯聚，孕育出作為“治理術”的大學排名程序，其背后的意識形態是，把大學視為可以用數據測量的對象，推崇高度市場化的高等教育體系。[44]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等學者將此類排名現象稱之為學術文化競賽主義，通過這種方式，世界一流大學唯一的標準化模式，即精英的盎格魯-北美高等教育模式已經被視為完美無缺的參照目標而被移植到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體系之中。但具有諷刺性意味的是，最具影響力的世界大學排名是在美國以外的國家產生的，例如QS世界大學綜合排名、THE世界大學排名和ARWU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等。這些世界大學排名無一例外地將美國高校列入大學排名的前列，并占據排名中的大多數席位。[45]“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行榜所公布的大學聲譽是表征大學質量的一種符號，也是大學發展的一項重要資本。伴隨排名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出現，聲譽這種主觀認知逐漸被納入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并被賦予了可以測量且可以計算的“客觀屬性”，大學排名也對大學治理、知識生產和招生就業產生深遠影響；其背后牽扯的商業利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也被學界剖析討論；它導致大學過于癡狂于“數字游戲”，偏離大學精神、本質使命的現象，自然遭到諸多學者的抗拒與批判，從以上美國各大頂尖院校對其的抵制就可窺見一斑。

在高校與排行榜之間的糾紛中，各利益方均或多或少獲得了利益，滿足了自身的訴求，雖然部分大學劃清了與排行榜的依附關系，但并未因此松緩實力提升的步伐；排行榜方面在各類質疑聲中也獲得了公眾的矚目。雙方根本訴求究竟為何？為何出現如此紛繁復雜的爭端？從本質上來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行榜作為一份純商業化、市場化運作的大學聲譽治理手段，必然要具有一定公信力以奠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時又受制于現實中各項客觀存在的拉鋸與局限，這就決定了其在聲譽及學術公正的“夾縫中”深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面臨重重困難、危機四伏?！懊绹侣勁c世界報道”大學排行榜與高校的糾紛是否會持續甚至是否引起連鎖反應？美國各頂尖大學是否會繼續抵制排名調查而導致反排名運動愈演愈烈？大學是否會反向推動排行榜進行更多改革？“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是否會先行啟動排名改革從而平息頂尖大學的反對情緒？種種問題凸顯了雙方晦暗不明的關系走向。對此，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特別評論道：“今天的美國高等教育系統，感覺像是一個公立高校系統與商業系統中存在著幾種非常分裂的利益群體，這里住著不同的部落，擁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信仰和目標，它們現在看起來愈加地分裂、彼此離得更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