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何以突破城市社區自治三重障礙

陳天祥, 藍 云, 翁穎杰, 曾 欣

(1.中山大學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廣州 510275;2.廣州南方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廣州 510970)

一、文獻回顧和問題的提出

較長時期以來,中國城市社區自治面臨諸多困境,學者們對此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路,認為社區自治存在三個主要障礙：

一是社區居委會的行政化。城市政府為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推進社會再組織過程。政府制定統一規劃,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內,由上而下,重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其主要標志為社區組織行政化、社區空間行政化和社區事務行政化。(1)陳偉東、李雪萍：《社區行政化：不經濟的社會重組機制》,《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社區居委會長期以來被視為街道辦事處的附屬物,需完成大量由街道辦事處下派的行政任務,難以有效地協調社區事務。(2)何繼新、付美佳：《網格化管理在社區基層公共服務網絡關系中的變遷動力與反思對策》,《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已有研究分析了社區行政化的成因,認為政府干預、社區組織自身狀況、居民參與、歷史因素等造成了社區行政化的結果。(3)張勁松、秦夢：《論社區自治組織行政化傾向的治理》,《湖北社會科學》2004年第11期。④ 向德平：《社區組織行政化：表現、原因及對策分析》,《學?！?006年第3期。此外,有的研究從更深層角度分析社區行政化的成因,如路徑依賴等。(4)盧愛國、陳偉東：《社區行政化的反思：現實與選擇》,《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年第2期。⑥ 卜萬紅：《社區行政化成因的制度經濟學分析》,《社會主義研究》2011年第2期。

二是社區原子化。社區原子化是指由于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松散,個人與社區關系疏離,共同體精神難以形成的現象。其主要特征為居民互動頻次少,居民參與社區自治意愿弱。(5)胡慧：《社區自治視角下的居民參與有效性探析》,《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4期。(6)劉軍、閆石：《我國城市社區自治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科學社會主義》2008年第5期。(7)張雷、張平：《提升社區治理中居民參與自治的動力研究》,《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有的學者認為,全能主義是社區原子化的重要原因,(8)涂曉芳、汪雙鳳：《社會資本視域下的社區居民參與研究》,《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3期。使社區居民對政府存在依賴心理,從而阻礙了社會資本的積累。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對于個人、社區和社會的益處,包括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促進社區建設,培養集體精神,傳遞信任感和關愛他人等(9)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Simon & Schuster,2000),288—289．,這些都有助于推動社區自治。社會資本的缺乏,是社區原子化的重要原因,并制約著社區自治的發展。(10)張菊枝、夏建中：《社區自治：繁榮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有效路徑——基于社區自治與社會資本的相關性分析》,《蘭州學刊》2014年第2期。

三是社區邊緣化。社區邊緣化指的是社區自治邊緣化,其原因與社區行政化、社區原子化密不可分。社區行政化使社區居委會未能有效發揮自治的作用,社區原子化則使社區居民缺乏參與社區自治的意識和動力。由于這兩大關鍵主體的作用缺失,導致社區自治無法開展,社區自治處于社會治理的邊緣地帶。因此,社區邊緣化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指社區自治遠離社會治理的中心地帶。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簡稱居委會)作為法定的居民自治組織,其在社區治理中卻一直扮演著消極、被動的角色,甚至被邊緣化。(11)陳偉東、馬濤：《居委會角色與功能再造：社區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徑與價值取向研究》,《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第二個層次指社區居民遠離社區自治,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度偏低、參與熱情低,主體地位邊緣化。(12)賈志科、羅志華：《新時代城市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與發展路徑》,《晉陽學刊》2020年第3期。

在如何化解上述社區自治困境的問題上,學術界和有關部門都進行了探索,如健全社區選舉、居站分離、議行分設(13)徐志國、馬蕾：《難以擺脫的行政化——城市社區自治改革的困境初探》,《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行政準入、撤街強社、三社聯動等(14)陳鵬：《社區去行政化：主要模式及其運作邏輯——基于全國的經驗觀察與分析》,《學習與實踐》2018年第2期。。但這些改革不僅難以實現“去社區行政化”的改革初衷,而且加重了社區行政化以及社區參與不足、社區參與結構不全等問題。(15)姚薇：《社區自治中的問題、原因及對策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09年第7期。(16)張雪霖、王德福：《社區居委會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論及其原因探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17)孫柏瑛：《城市社區居委會“去行政化”何以可能》,《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

與此同時,有的學者認為“簡化社區行政化”才是推進社區自治的重中之重。顧俊認為“行政社區”要走出困境,并不要求社區完全排除行政要素,而是要求協調利用各種機制,并做好整合工作。(18)顧駿：《“行政社區”的困境及其突破》,《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徐志國和馬蕾的研究表明,“去社區行政化”陷入“去行政化—再行政化”怪圈的原因之一,是沒有分清楚冗余行政與基礎行政,并認為“去社區行政化”的重心在于“去除冗余行政”(19)徐志國、馬蕾：《難以擺脫的行政化——城市社區自治改革的困境初探》,《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提出“從去社區行政化轉向簡化社區行政化”的新思路。(20)苗延義：《能力取向的“行政化”：基層行政性與自治性關系再認識》,《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1期。本文認同這一觀點,認為“去社區行政化”不切合中國實際。雖然居委會的行政化占據了社區大部分資源,但也有助于積累居民對它的信任,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昂喕鐓^行政化”的思路不僅承認社區行政化的正當性,也降低社區行政化對社區資源的消耗,以此為基礎逐漸健全社區自治體制才是一條現實可行之路。

近年來,通過技術手段推進社區治理的思路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尤其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為緩解社區自治困境和實現社區良治提供了新思路。已有文獻指出,科技手段的介入擴大了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可能性,鞏固了公眾參與的可行性,響應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21)張成崗、李佩：《科技支撐社會治理現代化：內涵、挑戰及機遇》,《科技導報》2020年第14期。近年來,隨著數字治理的快速發展,云計算、大數據、WEB等數字技術成為支持社區運轉的工具,為城市社區提供了激活自治力量的數字場域。一些地方政府進行的有益探索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例如上海市寶山區的“社區通”、浙江省衢州市的“龍游通”(22)沈費偉、葉溫馨：《基層政府數字治理的運作邏輯、現實困境與優化策略——基于“農事通”“社區通”“龍游通”數字治理平臺的考察》,《管理學刊》2020年第6期。。但是,當前關于數字技術與社區治理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數字技術對社區的物理改造上,如建設智慧社區(23)姜曉萍、張璇：《智慧社區的關鍵問題：內涵、維度與質量標準》,《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24)曹海軍、侯甜甜：《新時代背景下智慧社區建設：價值、邏輯與路徑》,《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旨在通過增添社區的智能化設備,優化政府對社區的管理方式,卻忽視了數字技術與社區產生的化學反應,鮮有探討以社區數字平臺促進自治主體的交互效應,更鮮有揭示數字技術與社區自治關系的探討。因此,本文將結合實際案例討論：數字技術的運用怎樣才有利于突破社區自治障礙從而推進社區自治?

二、分析框架的構建

(一)數字技術的高效性減輕了社區負荷,有助于紓緩社區行政化困境

數字技術的高效便捷讓人們得以從諸多重復性勞動中抽身,投身到更多非常規和突發性事務中。數字技術的高效性是指數字技術根據底層代碼的設置,在分解重復性任務的前提下,靈活運用“取代”和“增強”策略(25)劉曉洋：《人工智能重塑政務服務流程的認知邏輯與技術路徑》,《電子政務》2019年第11期。,解放組織人力資源,提高組織運行效力。一方面,對于簡單的重復性工作而言,數字技術采取“取代”策略,比如通過開發信息系統平臺(如微信小程序)引導社區居民按照個性化的需求辦理事項,由數字技術取代人力完成此類重復性工作。另一方面,對于復雜的重復性工作(如協助居民辦理政務服務、完成上級的表格和臺賬、應付上級的會議和評估、政務咨詢、法律咨詢等事務)而言,數字技術采取“增強”策略,比如數字技術通過信息系統平臺預先設置的程序,輔助組織成員高效解決問題,減少事務性工作負荷。大量重復的行政工作由數字技術來完成,推動“簡化社區行政化”,這使得社區居委會可以從繁重的行政事務中抽身,將精力集中到難度較大、復雜性高的工作上(26)羅俊、李鳳翔：《雙向驅動：以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為支撐的社會治理創新》,《社會發展研究》2020年第1期。,走進居民生活,投入到社區事務中,從而釋放社區自治的活力。

(二)數字技術的交互性激發社區居民互動活力,突破原子化困境

社區原子化的重要原因是人際交往的減少,人際缺乏互動和相互信任,而數字技術則可以增進人際信任,激發互動活力,積累社會資本,改變居民間的原子化狀態。在社會生活中,數字技術的雙向交互讓人們得以突破物理上的壁壘,增進人際交流。此外,基于數字技術的新型社會信任機制幫助人們卸下心理上的負擔,利用數字技術,通過底層代碼的設置,將社區居民的“相遇成本”和“信任成本”降低到零或無限趨近于零,促成社區互動與社區參與,并最終使社區居民擺脫依賴全能政府的慣性。

一是數字技術緩解“相遇成本”問題,提高居民社區互動的頻次。改革開放后,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和城市社區的快速變遷,鄰里的互助行為逐漸被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所取代,這降低了鄰里互助的重要性。同時,隨著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社區居民愈來愈缺少結交鄰居的時間。這兩個原因極大增加了現代城市社區居民間的“相遇成本”(27)吳錦良：《用“智慧革命”推進我國基層共同體重建——“浙江智慧社區網”對社區建設的價值分析》,《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6期。。不僅如此,社區規模不斷擴大,加劇了“陌生人”社會形態,進一步增加了社區居民的“相遇成本”,最終導致社區居民間的交流和互助行為愈來愈少。而數字技術的雙向交互讓人們得以突破物理上的壁壘,打破傳統社區相對封閉隔絕的空間結構,建立起一種交互式的社區網絡空間結構,從而提升社區公共參與度(28)葛天任、溥雨欣：《新興技術能否破解“共同體困境”——數字政府、智慧社區與敏捷治理》,《社會治理》2020年第2期。。同時,數字技術天然與互聯網聯系在一起,將互聯網溝通機制引入社區, 促進社區成員相互了解和社區參與(29)Keith N.Hampton &Barry Wellman, “Neighboring in Netville: How the Internet Supports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a Wired Suburb”,City and Community,4(2003):277—311.。社區可以運用數字技術搭建居民互助平臺,開展鄰里互助,每一位居民既能便捷申請成為服務他人的志愿者,也能在線上發布心愿需求,成為被服務對象(30)呂瓊雅、姚守約：《人人皆“志愿”,人人可“受助”：玉環推出社區數字化服務平臺》,華棲云,http://web.chinamcloud.com/yhdst/sybtxw/61015059.shtml,2021年7月16日。。此外,社區居民之間可以通過數字平臺與其他居民及時溝通、交換意見,增強參與能力,提升社區歸屬感。(31)劉鑫鑫、蘇珊珊：《大數據時代社區自治創新發展研究》,《電子政務》2018年第5期。(32)王穎、宋煜：《中國社區信息化建設和發展的宏觀思考》,《學習與實踐》2010年第11期。因此,數字技術大大降低了社區居民之間的“相遇成本”,推動社區居民從互動走向互助,重拾“鄰里互助”的重要品質。

根據檢測結果，種植區重金屬As、Hg含量偏高。種植區重金屬偏高的原因來源于農灌水、農家肥以及其他肥料中的隱形添加劑等，建議主管部門加強辣椒種植指導，論證土壤肥料配方測試科學種植。根據現場調查未發現使用國家禁限用農藥情況，各產品未出現超標情況，表明主管部門在辣椒種植過程農藥投入品監管工作扎實有效。

二是緩解“信任成本”問題,增強居民社區參與的意愿。當代社會,人們從相識走向相知的過程充滿了各種不信任與猜忌,而消除猜忌又面臨較大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成本,這就是信任成本。而因互聯網而興起的電商憑借第三方平臺的擔保,搭建起商家與顧客之間的信任橋梁。在社會互助中,因互聯網而興起的眾籌憑借第三方平臺的背書,搭建起受助者與幫扶者之間的信任橋梁?？梢?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顛覆傳統的社會信任機制。在城市社區,基于區塊鏈技術可以構建公共資金監管體系和公共事項表決機制,使居民對相關資金的使用和監督更加高效便捷,賬目一目了然。(33)許雯斐：《南京江北新區首創“區塊鏈+社會治理”》,中共江蘇省委新聞網,http://www.zgjssw.gov.cn/shixianchuanzhen/nanjing/202005/t20200521_6652947.shtml,2020年5月21日。此外,數字技術可以為居民搭建起一個便捷且有效的參與渠道,即結合基于位置的服務(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技術、規劃決策支持系統(PSS,planning support system)等構建社區公眾參與平臺。社區居民可通過插入照片和位置的方式實時上報社區問題,社區居委會給予及時的應答和反饋(34)張曉娟：《以智慧社區建設創新社區治理》,《中國建設信息》2015年第15期。,使民主評議、民主監督、民主決策等價值有了更可靠的保障(35)沈費偉、葉溫馨：《基層政府數字治理的運作邏輯、現實困境與優化策略——基于“農事通”“社區通”“龍游通”數字治理平臺的考察》,《管理學刊》2020年第6期。。這樣,通過數字技術構建新型的社區信任機制,降低社區居民間的“信任成本”,使社區居民重拾“居民議事”的重要品質,推動“社區原子化”轉向“社區共同體”。

(三)數字迭代性不斷優化社區自治功能,突破社區自治邊緣化困境

社區邊緣化困境的緩解與社區行政化困境、社區原子化困境的緩解緊密相關。當社區行政化逐漸轉變為社區行政簡化,社區原子化逐漸邁向社區共同體時,社區自治也會逐漸回歸而成為社會治理的主導性手段。也就是說,數字技術通過“簡化社區行政化”和“構建社區共同體”喚醒了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居民的自治主體意識,社區自治也就步入正軌。

更重要的是,依托互聯網,數字技術只需要對代碼進行簡單調整,就可以實現對各種數據的分組控制和分析,試錯和調整的成本低廉,可以實現管理功能的快速迭代。在當代社會快速變化和需求復雜多元的背景下,社區居民的感受度和反饋形式是推動技術治理迭代升級的重要變量(36)汪仲啟、趙二毛：《夾縫中運作與非線性演進：城市社區中的技術治理生成機制研究——基于對S市L街道“社區智慧大腦”的歷時性分析》,《電子政務》2022年第1期。。借助移動客戶端、WEB、人工智能等手段,社區數字平臺可以分場景優化社區居委會對社區事務和行政事務的認知、按功能滿足社區居民對社區互動和社區參與需求的屬性,從而不斷優化社區服務供給和自治功能。同時,過去由于地緣和業緣障礙使社區之間存在“延遲學習”的現象,而數字技術改變了組織間的溝通交流模式(37)Todd Dewett &Gareth R.Jon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Organization:A Review, Model, and Assess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3(2001):313—346.,使得信息化溝通模式具有可訪問性與非層次結構的特點,為一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等交互式互動提供即時、易于訪問、靈活的技術手段(38)郭金元、陳志霞：《信息技術治理繁文縟節的二元悖論及其反思》,《電子政務》2022年第4期。,突破社區間相互學習的障礙,提高不同社區間相互學習的時效性。某一社區遇到新的自治難題,可以在社區數字平臺上系統快速學習類似問題的解決方法。因此,數字技術可以快速有效捕捉社區的需求變化,不斷推進自治功能的完善和迭代,從而防止因自治的呆板和僵化而被居民拋棄,推動社區自治的不斷向前發展,進而成為社會治理的主導方式。

三、案例分析：廣州市越秀區數字政府建設賦能社區自治的實踐經驗

越秀區是廣州市歷史最為悠久的中心城區,下轄18條街道,222個社區,2020年全區戶籍人口為117.33萬。2020年,為了推進基層治理,按照“黨建引領、凝心聚力,E網暢通、減負便民,問題導向、破堵解難”的建設思路,越秀區創建了包括“越秀智庫”“越秀先鋒”“越秀人家”“越秀商家”平臺為一體的“一中心三板塊”數字政府模式,推進城市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其中,“越秀人家”是面向居民使用的平臺,推動社區大小事、手機e點通,便民減負,推進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2021年,“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榮獲全國“互聯網+政務服務”十佳典型案例。

本文涉及越秀區的相關制度規范、數據、訪談資料等均來自作者自2020年11月至2022年5月的實地調查,調查對象包括越秀區相關職能部門、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調查形式包括座談會、個別訪談和實地觀察,同時收集政府文件和統計報表等。

(一)數字減負,釋放居委會的自治活力

發揮數字技術的“取代”策略,可以減少居委會的行政負荷。廣州市越秀區將“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與“粵省事”“穗好辦”政務服務平臺無縫對接,推動“一站式”服務向“指尖”服務轉變,使以前很多由人力完成的工作被數字技術所取代,其中以典型的重復性行政事務(政務服務)最為突出。數字技術深化電子證照、數據共享服務應用,拆解政務服務的辦理流程,并對每一個辦理步驟的決策行為進行機器學習,推動審批便利化。目前,共有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殘疾人證等共67項政務服務事項,可供社區居民隨時隨地通過“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的引導進行刷臉認證和自助辦理。這意味著,社區居委會不需要在引導社區居民辦理政務服務或社區服務上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無須被動地等待社區居民上門辦理相關事項,可以重新規劃有限的人力資源。對于那些非典型的重復性行政事務(社區服務),在未搭載“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之前,社區居民并不清楚社區內的服務。當他們有某一方面的社區服務需求時,需要抽空前來社區居委會咨詢。由此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上級政府傾注大量資源的社區服務落不到實處,二是社區居委會需要重復向社區居民介紹社區內的服務?！霸叫闳思摇蔽⑿判〕绦蜷_通后,越秀區將加裝電梯、法律咨詢、居家養老、“健康e站”、物業管理和金融服務等13個大項目、59個子項目上線,社區居民可以滑動手機輕松查詢到這些服務,不僅減輕了社區居委會重復性介紹社區服務的負擔,而且提高了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解答居民疑惑的效率。最近,越秀區開發了“艾小越”政務私聊機器人,打通16個部門75個平臺,接入2400多項服務,居民通過“越秀人家”鏈接“艾小越”,就能快捷獲得政務服務的各類信息,從而大大減輕了由居委會向居民提供政務服務咨詢(如社會保險、領取政府補貼、疫情防控等)的負擔。

還有一部分重復性行政事務并不能依據簡單的規則進行決策,為此,可以通過數字技術的“增強”策略,將數字技術的優勢和人的優勢結合起來,輔助工作人員提高工作效率。例如,社區居委會的日常工作存在報表多、重復填表和報表變化頻繁等問題,這類工作是不能簡單地被數字技術所取代的重復性行政工作。通過“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可以從兩個方面輔助社區居委會完成：一是“備好提前量”?！霸叫闳思摇蔽⑿判〕绦蚣饶芨鶕鐓^居委會的填報需求預先生產表格,實現填報需求前置化,又能將表格對接上級填表報數系統,讓表格上政務云。二是“用好現存量”?！霸叫闳思摇蔽⑿判〕绦蚶靡延械谋砀?實現快速輸入、統計和匯總等。

“我們原來每個社區辦公都是七八個人坐在同一個辦公室的,現在我們試點社區前臺就只是兩位同志,引導上門居民辦理服務,其他的人就可以去走訪居民,把重心放在處理自治事情那里了,比較有時間上門處理突發事情?！?訪談編號：NLJD20210804)

(二)數字技術激活人際互動,提高社區參與水平,營造社區共同體

通過“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可以完善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志愿服務機制,活躍線上議事活動等,激活居民之間的互動,增加彼此之間的信任,促進居民關心社區事務,提高對社區的歸屬感,營造社區共同體,從而緩解原子化困境。

通過數字技術平臺,可以有效地增加社區居民的互助頻次,降低“相遇成本”。越秀區開辟“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中的志愿服務活動板塊,發布社區志愿服務需求和動員社區居民參加志愿活動,并持續報道每一期社區志愿活動,及時向社區居民進行宣傳,增加社區居民互助互動頻次和建立彼此之間的社會聯結,降低了社區居民間的“相遇成本”,種下了“信任的種子”,逐漸積累社會資本,為邁向社區共同體創造基礎條件。

“用‘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開展社區黨員志愿服務非常方便。社區黨員和社區居民以前不了解社區工作,現在我們開展工作,需要招募他們當志愿者,他們參加了我們的志愿活動,才知道原來社區是要干這些活的,原來社區是這樣子開展工作的,對我們會有更多的理解、支持?！?訪談編號：NLJD20210804)

通過數字技術平臺,可以擴大社區居民的參與范圍,提高參與質量,降低“信任成本”。在城市社區的場域中,居民通過互幫互助的志愿活動而產生普遍的社區社會資本,但在缺少信任、規范與網絡的“加工”的情況下,普遍的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社會性)難以轉化為特殊的社區社會資本(社區公共性)。在普遍社會資本向特殊社會資本的轉換過程中,需要一些“催化劑”,它就是人們之間的普遍信任。(39)Pelle Ahlerup, Ola Olsson &David Yanagizawa, “Social Capital VS Institutions in the Growth Pro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009)1:1—14.在日常的社區活動中,社區居民只有在建立起基本的社會聯結且能判斷所反饋的問題得到了社區居委會、街道辦甚至是區職能部門的重視,以及其他居民愿意配合解決問題時,他們才能進一步認為居民議事是可信的,進而參與居民議事。有鑒于此,“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設置了“我要反映”的板塊。如果社區居民發現某一社區問題時,比如雜物堆放、噪音擾民等,只需要通過“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中的“我要反映”功能上報事件,事件即可流轉至各街道工作群,街道、部門快速響應、處置,最終將處理結果通過微信反饋給事件發起人。這樣,社區居民可快捷感受到政府相關機構、居委會對居民意見的反應速度和效果,也可以感受到其他居民是否愿意配合解決社區問題等,在互動的基礎上強化彼此的信任感,進一步把普遍社區社會資本所構建的社區社會性催化為由特殊社區社會資本所構建的社區公共性。從本質上而言,這正是數字交互性的具體體現,即提高了社區居民對社區居委會、社區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了社區居民的“信任成本”,助力社區居民將普遍社區社會資本催化為特殊社區社會資本,為緩解社區原子化困境,邁向社區共同體奠定基礎。

此外,通過數字技術可以規范居民的參與過程,使參與有序進行。在未搭載“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之前,居民微信群是社區居委會主要的居民議事陣地,發揮著組織社區居民討論議題的作用,但居民微信群的效果并不好。由于缺少規范居民討論的手段,居民議事常常演變為“居民罵戰”,嚴重影響了參與質量和效果,無助于居民之間信任水平的提高。針對上述問題,“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開發了居民議事板塊,設置了面向社區居民的特定端口,提供查看議事、發表意見和投票功能,使居民可以便捷獲得參與社區事務的信息,擴大居民參與的范圍,克服此前居民參與不足的問題。

“之前參與社區議事的都是一些中老年人,他們比較有空。我上班的話,基本上很難抽出時間參加討論。有了這東西(指‘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后,我覺得確實比較方便,年輕人也能參與進來?！?訪談編號：MPSQ20220527-1)

同時,設置了面向社區居委會和街道辦的特定端口,由它們提供發起議事、審核議事、結束議事和公告議事結果等功能。通過黨員的積極建言獻策,發揮先鋒帶頭作用,有效避免了過去社區治理中存在的被某種非理性意見帶偏、議而不決等情況的發生。(40)陳天祥、徐雅倩、宋鍇業、藍云：《雙向激活：基層治理中的數字賦能——“越秀越有數”數字政府建設的經驗啟示》,《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這些設置都較好地規范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行為,保證了參與的質量和效果,降低了“信任成本”,提高了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為邁向社區共同體提供了保障。

“就拿設置垃圾分類點來說,以前用微信群征求意見比較難。有‘越秀人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聊,聊得差不多了,由后臺發布幾個選項,大家就去投票。整個流程就比較可控,能夠避免出現由于個別居民的情緒過于激動議事被中斷的情況。這對我們開展社區自治,是比較有幫助的?！?訪談編號：NLJD20210804)

(三)數字技術優化升級社區自治功能,推動社區自治的持續發展

當代社會快速發展,人們的需求多元復雜和快速變化,社區自治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為居民提供適應性的服務,才能保持自治的活力,否則,積累起來的社區吸引力和共同體意識會逐漸消失,社區自治會再次陷入邊緣化困境。而數字技術的迭代性特點則可以不斷優化社區自治功能,為自治注入持久活力。

“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是一個信息搜集、匯總的端口,通過后臺代碼的調整,可以對各種數據進行分組控制和分析,實現數據可視化和信息趨勢把控,從而動態捕捉社區居民的訴求,進而不斷優化自治功能。在調研中,筆者發現“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運行不到兩年時間里,不斷優化服務和自治功能的軌跡,即上線“我的社區”功能板塊和“為您服務”功能,上線智慧社區健康數據查詢功能,優化“我要反映”功能,設立專區服務板塊和“黨建宣傳”“老年學堂”“社區活動”等專區功能,設立“人大專區”模塊并面向居民提供“選民服務”功能,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專區,上線“疫情防控”專區并提供疫情咨詢和服務功能等,使服務和自治功能不斷更新升級。截至2022年4月,“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已累計更新12次,上新了疫情防控、人大履職、黨建宣傳、為您服務等功能。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解決了加裝電梯、物業管理、社區養老和未成年保護等社區自治難題,累計發布居民議事投票事項2482項、民生服務11757項、社區活動444項,參與議事投票1.35萬人次,服務社區治理14.3萬人次。社區服務和自治與時俱進,既可以持續推進社區行政簡化,又保持了自治的不斷向前和活力。此外,廣州市越秀區探索將市住建局的業主電子投票系統合并到“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在諸如加裝電梯、物業管理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議題上更好地發揮自治作用,以更好滿足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越秀區很多老舊小區有加裝電梯的需求,自從‘越秀人家’開發了相關功能后,方便了很多。居民想要加裝電梯,在‘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對話室發起對話,即可表達訴求。社區黨組織收集到相關訴求后發起議事,加裝電梯智囊團從法律法規、加裝方案、協調推進等方面給予專業建議,相關業主在線上議事廳發表看法,在電子證照支撐下,進行實名認證的投票,最終投票結果在公告欄進行公示,議事過程和結果的公信力得到相關群眾一致認可?！?41)越秀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內部參考資料。

社區自治是基于地方經驗而形成的治理機制,如果都靠自己的親身摸索和設計,需要較大的制度成本,從而制約了自治的更新換代和前進步伐,因此,如何實現快速學習成功的經驗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過去,社區之間的相互學習存在著空間距離、經驗識別、時效性和交流溝通等障礙,學習成本較高。而“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提供了一個高效的經驗學習平臺,使不同社區的居民和居委會可以非常便捷地查詢到其他社區的情況,如開展了哪些居民議事活動,或者開展了哪些志愿服務活動等。不同社區居委會之間可以向外輸出本社區的經驗,也可以向內輸入其他社區的經驗。因此,各社區居委會得以不斷優化自身的工作方式,獲得社區自治的主動權。

“有了‘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后,我們可以隨時在上面看到別的社區發生了什么事情,人家是怎么解決的。如果下一次我們社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就可以借鑒一下經驗。這更有助于我們主動地開展自治工作?！?訪談編號：NLJD20210804)

四、總結與討論

社區自治是公共管理領域較為棘手的研究議題。通過回溯社區自治困境的產生原因以及應對策略可以發現,傳統的制度化改革方案和技術化改造方案皆效力不佳,且會導致社區自治陷入“去社區行政化—再社區行政化”和“去社區原子化—再社區原子化”的怪圈,居委會和居民的自治力量得不到充分發揮,自治遠離社會治理的中心地帶。

通過對數字技術所具有的高效性、交互性和迭代性的分析,并結合“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的案例經驗,本文得出以下結論：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數字減負釋放社區居委會的自治活力,緩解社區行政化困境;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數字交互增加居民之間的互動,改變“陌生人”社區的人際狀態,增進彼此之間的互信,促進社區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緩解社區原子化困境,推動社區參與水平的提高;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數字迭代不斷完善社區自治功能,并保持社區的學習力,促進社區自治的持續健康發展,緩解社區自治邊緣化困境?？梢?數字技術釋放并鞏固了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居民的自治力量,將社區自治帶回社會治理。

學界對社區共同體精神的生成路徑持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自然主義的態度,認為社區共同體意識和公共精神不是制造而是生長出來的,能夠在社區內自然成長;另一種是建構主義的態度,認為特定歷史條件客觀上壓抑了社區共同體意識和公共精神的成長空間,通過社區主體主動培育共同體意識和公共精神的發育和成長,社區共同體精神可以“被制造”出來。(42)張宏志、吳新葉：《城市社區公共精神的建構性路徑——以上?！吧鐓^自治家園”建設為例》,《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在長期國強家弱社會格局下生長的中國社區,加上城市社區“陌生人社會”的特點,居民之間互動少,共同體意識和公共意識發育不良,采取“建構”的方式似乎是必然之舉,需要由公權力出面去培育居民的共同體意識和公共精神,進而推動社區自治的生長和發展。從本文的案例經驗可以看到,數字技術是一個建構社區共同體精神的重要手段。但是,這種由數字技術建構出來的社區共同體精神是否牢固,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區自治能否長久,還有待觀察。此外,我們既可以將數字技術視為生成社區共同體精神的“虛擬場域”,也可以將數字技術視為生成社區共同體精神的“標準車間”,它是否會阻礙社區共同體精神的多樣性發展,也有待觀察。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是對傳統行政建構方式的超越,快速而高效,并且容易傳播和模仿,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出現千篇一律的社區自治模式,這與社區自治本質上要求不同社區根據實際進行適應性個性化治理要求并不一致。還有,案例中的數字技術的運用是在政府主導下自上而下推進的,具有以公權力意志構建自治的特點,平臺一旦定型化,由公權力控制技術的運行過程,是否會成為另一種掌控公意的手段而導致形式上自治但實質上并非如此的局面呢?因此,如何良性發展是另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