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梳理及其演進特征分析

惠 寧, 楊金璇

(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西安 710127)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產業發展,圍繞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并取得顯著的成就。2023年10月,在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提出“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1)新華社：《習近平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報》2023年10月9日。,這為我國文化產業進行下一階段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學的行動指南。同時,數字經濟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正在不斷重塑傳統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式和產業生態,通過價值創造模式的創新和業務流程的再造,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帶來重大歷史機遇,在引領文化產業發展不斷取得新突破的同時,也以高質量文化供給增強人們的文化獲得感、幸福感,提升我國文化國際傳播力和文化產業全球競爭力。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22年第21期。,說明推進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必然趨勢。因此,立足于我國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現狀,本文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梳理數字經濟、文化產業、數字賦能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脈絡,剖析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整體演進特征,探析文化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對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加快推進文化數字化戰略,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 數字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及歷史演進特征

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后出現的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其出版的著作《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中首次提到“數字經濟”這一概念,兩年后美國商務部發布《新興的數字經濟》報告,至此“數字經濟”這一概念正式成型。隨后,在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政策的強力推動下,數字經濟快速創新、高速發展,并在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雙輪驅動”效應的影響下,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不斷催生出大量的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本文通過梳理我國數字經濟的相關政策,剖析數字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和前進規律,從整體上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情況,從而為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一) 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政策脈絡

1. 20世紀90年代—2002年：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

1994年我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但由于彼時上網成本高昂,互聯網發展十分緩慢,尚未引起政策主體的充分重視,僅出臺少數文件將“互聯網”作為獨立的客體進行規制管理。在21世紀到來之際,黨和政府準確把握世界發展浪潮,敏銳抓住信息化發展的歷史機遇,邁出了我國早期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部署的第一步。1997年,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信息化”一詞首次出現,這標志著信息化建設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边@次會議第一次將信息化建設與推進工業化聯系起來,奠定了黨和國家今后對于信息化發展的基本政策取向。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強調“大力推進信息化”“優先發展信息產業,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廣泛應用信息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要堅持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這也反映出當時數字化發展剛剛起步的歷史階段,政策體系的建立相對滯后,以信息化建設為起點的政策導向更大程度上是為工業化建設服務的。

2. 2003—2012年10月：規范電子商務發展,布局新一代信息技術業態

2003年,電子商務作為新興業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為了深入挖掘市場潛力、促進其平穩健康發展,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1月下發了電子商務領域的第一個政策支持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準確把握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指導思想與原則,重點提出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六大舉措,為進一步推動電子商務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和行動綱領,結束了我國長期以來在電子商務領域缺乏頂層設計的狀況,在我國電子商務成長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緊隨其后,《電子商務發展“十一五”規劃》《關于促進電子商務規范發展的意見》《關于促進網絡購物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先后落地,基本解決了物流、支付、誠信等瓶頸問題,基礎設施環境得以改善,為電子商務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同時隨著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我國對于信息化建設的政策更加深化細化實化,重點聚焦于支持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即數字產業化的推進上。一方面,致力于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普及應用,“寬帶中國”作為其中的主要戰略被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開始了對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業態,如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的布局工作,《物聯網“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國云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等專項文件相繼出臺,為后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3. 2012年11月—2018年：以“互聯網+”為引領,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2012年“互聯網+”這一概念在國內被首次提出,2015年3月“互聯網+”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意味著“互聯網+”正式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同年7月,國務院出臺《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將互聯網創新成果與創業創新、協同制造、現代農業、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務、高效物流、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人工智能共十一個具體領域進行深度融合,充分發揮互聯網的支撐引領作用,不斷增強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加快構建網絡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互動的發展新格局。意味著這一時期數字經濟政策重點轉向了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應用,即產業數字化的推進上。2015—2018年,在中央層面發布的近60項互聯網相關政策中(3)中央層面發布的近60項與互聯網相關的政策有：《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40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互聯網領域侵權假冒行為治理的意見》(國辦發〔2015〕77號),《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工商總局法制辦銀保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5〕221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入實施“互聯網+流通”行動計劃的意見》(國辦發〔2016〕24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展信息惠民試點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6〕23號),《國務院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6〕28號),《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國發〔2016〕55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的通知》(國辦發〔2001〕21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6〕21號),《發展改革委關于印發〈“互聯網+”高效物流實施意見〉的通知》(發改經貿〔2016〕1647號),《民政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關于印發〈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的通知》(民發〔2016〕157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互聯網+政務服務”技術體系建設指南的通知》(國辦函〔2016〕108號),《發展改革委能源局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推進“互聯網+”智慧能源發展的指導意見》(發改能源〔2016〕392號),《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國務院關于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中醫藥局關于推進中醫藥健康服務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國中醫藥規財發〔2017〕30號 ),《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印發〈公共互聯網網絡安全威脅監測與處置辦法〉的通知》(工信部網安〔2017〕202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互聯網域名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移動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進一步深化“互聯網+政務服務”推進政務服務“一網、一門、一次”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8〕45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8〕26號),《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衛生健康委中醫藥局關于印發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等3個文件的通知》(國衛醫發〔2018〕25號),《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印發《工業互聯網網絡建設及推廣指南》的通知》(工信部信管〔2018〕301號)等。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內容涵蓋智能制造、能源、農業、環保、醫療、交通、監管、政務服務、養老服務、公共服務、教育、旅游等20多個行業或領域,初步建立起“互聯網+”政策體系,極大地推動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在前期政策的鋪墊下,2017年數字經濟首次被寫入李克強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出要“推動‘互聯網+’深入發展、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p>

4. 2019年至今：頂層設計持續強化,全面優先發展數字經濟

從“數字經濟”一詞首次出現到2021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币皇菙底纸洕】蛋l展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二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三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該階段我國數字經濟政策數量不斷增多、內容日益豐富、體系愈加完善,逐步形成了覆蓋各領域、貫穿各環節、打通各層級的政策支撐框架,其中“數字政府”“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鄉村”“數據安全”等關鍵詞被頻頻提及,發展數字經濟已上升為我國最重要的經濟戰略之一。進入“十四五”以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作為我國首部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國家級專項規劃,明確了“十四五”期間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目標,從優化升級數字基礎設施、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大力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等八個方面部署了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圍繞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優化升級、數據質量提升、數據要素市場培育試點等內容謀劃了十一項重點工程,為今后工作的開展和產業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數字經濟放到了更高的國家戰略地位,不僅重申了“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等戰略性目標,而且從“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快發展物聯網”等方面構建了數字產業的發展路徑,強調以“加快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推進教育數字化”“發展數字貿易”“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等方式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還明確提出“強化經濟、重大基礎設施、金融、網絡、數據、生物、資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將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置于與經濟安全、核安全、海洋安全同等重要的層面。這是黨和國家首次將“發展數字經濟”正式載入綱領性文件,并將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化治理作為發力點擘畫數字經濟發展新藍圖,也是對“十四五”專項規劃的呼應和總結,再次凸顯數字經濟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毒W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等出臺,形成了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激發和釋放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巨大潛能。2023年,根據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強調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并布局了明確的“2522”整體框架,揭開了數字經濟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的新篇章。

(二) 數字經濟發展的歷史演進特征

1.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憑借其高流動性、易復制性、長期無限性等獨特優勢,不僅能夠直接參與生產,創造數字內容、產品和服務等新業態新模式,擴大數字產業的規模和范疇;而且可以通過與勞動力、資本等傳統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發揮乘數效應,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通過挖掘獲取和利用分析用戶、環境等各類數據資源,可以洞悉客戶行為、市場趨勢、產品質量等重要信息,并基于這些信息及時調整發展策略,驅動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4)楊佩卿：《數字經濟的價值、發展重點及政策供給》,《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從中觀層面來看,數據在不同企業、不同行業間的流通,能夠打破資源壁壘,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使不同企業、不同行業可以在研發、生產、物流、客戶服務等價值鏈全流程進行更加高效地協作,推動產業組織創新和產業鏈升級,重塑產業創新生態;從宏觀層面來看,數據不僅被譽為數字經濟時代的“石油”和“黃金”,已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同時更是“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5)范戴芫：《數博會三十八論：數字經濟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2017年5月29日。,成為影響我國戰略安全、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新格局的關鍵力量。

2. 數字平臺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

數字平臺依托云、網、端等數字基礎設施,營造數字空間與物理世界互聯互通的數字生態,推動平臺、企業、用戶、監管機構及其他參與者進行聚合形成價值創造共同體。作為一種全新的產業組織模式,數字平臺具有傳統的商業模式所沒有的強大能力：一是數字平臺基于數字技術,能夠以極低的成本整合供給和需求雙方的資源,促成平臺參與者之間的精準匹配與高效對接,實現對資源隨時隨地按需優化配置;二是以網絡空間為載體的數字平臺,將原本分散的數據、生產企業、消費用戶連接在一起,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拓展了平臺的交易規模與交易空間,使得各個用戶群體依托平臺協同合作、并聯推進;三是隨著用戶數量的不斷增加和數據積累的持續擴大,平臺能夠更加精準地匹配供需交易,從而帶給用戶更高的價值,平臺也更具有吸引力,并且接入平臺的參與者越多,其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也會越大,即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使參與者都從中受益。(6)佟家棟、張千：《數字經濟內涵及其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超常貢獻》,《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第3期。

3. 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

作為數字經濟運行的基礎,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夠帶動終端設備的廣泛連接、海量數據的積累、算力的指數級增長,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一是信息通信業、軟件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等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信息產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等方面的支持,同時以5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加速突破應用,能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全面助力數字產業化發展。二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生產、經營、管理各個環節,實現傳統產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升級,促進了生產效率提升和產出增加,持續深化產業數字化轉型。三是只有依托數字技術,才能將消費、生產和服務過程中創造的海量數據得以收集、整合、分析和挖掘,使其轉化為有價值的信息和知識,為企業決策、產品創新和市場拓展提供支持,加快推進數據價值化進程。(7)趙劍波：《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邏輯與政策供給》,《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二、 文化產業發展相關政策及其歷史演進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得到逐漸恢復和長足發展,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日益完善,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厘清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演進脈絡,著重探討了文化產業發展的總體狀況與演進規律,以汲取文化產業發展的豐富內涵和寶貴的實踐經驗,為未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有益借鑒。

(一) 文化產業發展相關政策脈絡

1. 1978—1991年：逐步走向市場化

1978年,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文化事業開始復蘇。但由于文化領域的大多數資源都由政府部門掌握,文化單位中計劃經濟色彩濃厚,政策的基本取向體現為加強計劃和嚴格管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以及文化娛樂場所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國家相繼出臺《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廣告管理條例》《關于報社、期刊社、出版社開展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的暫行辦法》等文件,在規范文化經營活動的同時,逐漸放松了對文化行業發展的管控。1988年,在文化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文化市場這一概念,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合法地位正式得到認可,三年后“文化經濟”出現在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文化事業若干經濟政策意見的報告》中,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不僅從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文化產業,也開始從經濟屬性和產業屬性的層面來認識文化活動,這種認識視角和實踐視角的轉化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2. 1992—2001年：探索文化產業合法化

1992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中國文化市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黨和政府在一定文化“市場化”的基礎上開始探索文化“產業化”的發展路徑,文化產業也由此邁出合法性的步伐。1993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速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正式將“報刊經營管理”列為第三產業,報刊業開始率先進入了產業化發展的進程。緊隨其后,我國密集出臺了《關于對電影發行單位的發行不征收營業稅的通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做好文藝工作的若干意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文件,先后對文化事業單位和文藝表演團體的體制機制、財稅優惠、人事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確的改革,不斷積累了文化產業的市場基礎和發展動能。經過前期的鋪墊,2000年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首次使用了“文化產業”和“文化產業政策”的概念,并提出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任務和要求,真正標志著我國文化產業完成了合法化進程。

3. 2002—2011年：鼓勵文化產業大發展

在實現文化產業合法化,文化產業政策的歷史性出臺后,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如何發展文化產業的問題。2002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個概念,并對二者關系加以闡述：“發展各類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要貫徹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國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業,并鼓勵它們增強自身發展活力”“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重要途徑。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8)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央政府網,https://www.gov.cn/,2002年11月8日。2003年,文化部下發《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作為我國首部針對文化產業出臺的專項政策文件,該意見回答了從哪些方面著手以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標志著我國文化產業政策主題出現新變化。自此之后,有關文化產業的政策文件層出不窮,政策數量不斷增多、政策體系日益完善、政策內容更加細化,基本形成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主,以鼓勵非公有制資本參與、規范新興文化產業發展以及引導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為輔的宏觀政策體系,為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良好環境。2009年國務院出臺《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這是我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明確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應當遵循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主要目標,通過部署發展重點文化產業、實施重大項目帶動戰略、培育骨干文化企業等八個方面的重點工作指明了文化產業未來發展方向,標志著發展文化產業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偟膩碚f,這一時期出臺的大量政策圍繞文化產業的經濟屬性展開,即通過發展文化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

4. 2012年至今：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2012年,文化部頒布的《“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指出,文化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從培育壯大市場主體、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優化文化產業布局等十個方面入手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標志著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入新階段。政策焦點圍繞著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互聯網+”文化新業態的迅猛發展、基于“一帶一路”倡議下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該時期堅持以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基本原則,更加側重解決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式、行業結構、質量效益、融合跨度、發展動力等方面的重點問題,體現了對文化產業深層次問題、永續發展問題的準確把握。尤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從“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加強優質作品供給和文化文藝人才隊伍培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等方面對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作出了具體部署安排。同時,從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重申文化強國戰略,并將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到如今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強調“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不難看出,相比以往文化產業的經濟屬性,如今黨和政府更加側重文化產業的文化屬性、社會屬性以及意識形態屬性,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實現社會的文明進步成為政策制定者新的價值取向。

(二) 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演進特征

1.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運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根本動力

20世紀80年代,我國確立以“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為了解決這一主要矛盾,我國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民基本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首要任務。為了盡快擺脫生產力落后的困境,我國在深入實施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優先進行工業化建設。雖然文化體制的不斷推進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促進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但總的來說,文化產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僅占據一個局部的位置,對增強我國經濟實力影響不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不僅為國家戰略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且也為加快我國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根本動力與理論依據。在文化建設領域,對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描述反映了人們對更加豐富多樣、更高精神品位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一方面,反映在文化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發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反映在文化產業內部文化資源供給的不均衡、自主創新能力有限、配套機制不夠健全等方面。因此,以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來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是解決當前主要社會矛盾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的應有之義。從這一點來看,圍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加快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主題。

2. 產業融合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式

文化具有強滲透性、強關聯性的發展效應,蘊藏著與其他產業跨界融合的巨大潛力和廣闊空間。近年來,在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跨界融合逐漸成為文化產業的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之一,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與旅游業、科技、制造業等領域的融合上。一是與旅游業的融合。2018年國家將文化部、國家旅游局的職責相整合,組建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從政府機構設置層面對文旅融合作出部署。文旅深度融合,不僅有利于激發旅游消費活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有利于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和彰顯文化自信。二是與科技的融合。在科技力量的塑造下,文化的創作邊界被拓展,文化的生產組織方式被重構,新興的文化業態不斷涌現,為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帶來無限可能。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科技正在與文化產業加速融合,以數字內容為代表的新興文化業態已經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三是與制造業的融合。當前我國制造業面臨著“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品附加值低等問題,面臨嚴峻的轉型升級壓力。尋求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就是將文化符號、文化創意、文化價值逐漸融入制造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銷售服務等各個環節,既助力制造業企業實現價值鏈躍升,增強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又擴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文化產業和制造業融合發展主要有工業旅游、動漫產業園和工業設計等模式。

3. 文化創意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

文化創意作為一種精神層面的產物,從人類文明啟蒙時就已經出現并一直伴隨著社會發展而積累,在文化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傳統經濟時期,文化創意作為文化產業的生產品,不僅體現在教育、音樂、廣播、出版、報刊、電影、電視等創意產品的供給上,還孕育出許多與文化創意相關的產業形態,如廣播影視、動漫游戲、表演藝術等,不斷拓展和超越原有文化產業的范疇,推動了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從本質上來看,這些源源不斷涌現出來的文化創意在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的同時,也間接作用于現實社會的生產實踐活動,優化了傳統的產業結構,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多元化。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以來,以5G、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與文化創意融合共生,文化創意載體的固化和物質性的限制得以突破,文化創意的內容形式和表達形式不斷擴展,推動了文化產業在生產創作、傳播推廣、市場營銷全產業鏈各個環節上實現創新。(9)李鳳亮、潘道遠：《文化創意與經濟增長:數字經濟時代的新關系構建》,《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第1期。不難看出,文化創意貫穿于文化產業發展的始末,是啟動文化產業的引擎和創造文化價值的支撐,并為文化產業的改革創新賦能,增強了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和生命力。

4. 產權制度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有力保障

文化產品的核心價值是靈感與創意,因而產品的價值多體現于無形的版權而非實物資產中。版權易于復制、抄襲,這導致文化產業的侵權問題頻發,并且在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侵權者的復制、抄襲成本被進一步降低,但卻能與創作者獲取相同甚至更多收益,負外部性對創作者創新精神的打擊,會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相悖。完善的產權制度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文化產業的核心在于創新和創作,而這些創造性努力通常體現在各種知識產權中,如版權、專利、商標等,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有助于文化產業的長期發展,為創作者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從而促進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另一方面,產權保護有助于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和個人創作者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更愿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來吸引消費者,而非通過惡性競爭和侵犯他人權益來獲取短期利益。此外,健全的產權保護制度還可以吸引文化投資,這是因為電影、音樂、電視劇等的制作通常需要大量資金,投資者更愿意在法律體系健全、知識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的環境中進行投資,以確保他們的投資能夠得到應有回報。

三、 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及其歷史演進特征

論述數字經濟賦能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變遷與內在邏輯,探索復雜政策體系后面的價值取向和行動主旨,厘清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作用機理,有利于我們精準把握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的發展趨勢,對深入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持續搶占數字化浪潮先機,引領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 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脈絡

1.1994—2002年：嚴格監管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

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因特網,基于互聯網的文化產品、文化服務開始進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作為剛剛起步的新興文化產業,其市場參與主體力量弱小、市場體系較為混亂、相關管理規范尚處于缺失狀態,因此該階段政府主要采用行政權威的約束性政策對互聯網文化產業進行嚴格監管。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我國首個互聯網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該條例從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的相關制度、監督主體、法律追責等方面保障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開創了中國互聯網監管的奠基性制度。此后,《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文化市場秩序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針對互聯網發展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從規范網絡內容與言論、整頓“網吧”等互聯網營業服務場所兩方面加強對網絡文化市場的監管。

2.2002—2012年：互聯網技術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并納入國家戰略

2003年是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里程碑式的一年,淘寶、支付寶正式上線,互聯網產業的整體形態初步顯現,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視聽等網絡文化業態開始崛起。這一時期政府開始調整對互聯網參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基調,由原有的約束性政策逐漸轉變為發展與管理并重,側重鼓勵發展。一方面,既有《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等文件進一步規范互聯網文化內容和經營場所,為互聯網文化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也有《關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關于鼓勵數字電視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等專項文件鼓勵動漫、數字電視等新興文化產業的優先發展。2009年頒布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出將“發展新興文化業態”單獨作為一項重點任務進行專門部署,鼓勵“采用數字、網絡等高新技術,大力推動文化產業升級”,這說明互聯網技術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已被納入國家戰略議程,互聯網文化產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傮w來說,雖然該階段黨和政府已經對數字技術催生下的文化新業態逐步放開限制,推動部分行業優先進行發展,但實際上僅僅將互聯網當作文化產業發展的一種傳播工具和傳播手段,政策重心仍在于以互聯網作為表現形式和信息載體時文化產業的發展問題上,并未認識到數字技術賦能下文化產業發生的本質變化。

3.2012—2017年：構建產業發展創新環境,鼓勵新興文化業態發展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深度進步,以網絡視頻、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為主的新興文化業態開始向著成熟化、規?；姆较蜻~進,助力文化產業發展再上新臺階。面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形勢,黨和政府開始改變以往僅僅將數字技術和互聯網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附屬產品和延伸性工具的觀點,轉而大力支持并鼓勵以互聯網為主體,“互聯網+文化產業”新興業態的發展與壯大。不僅在《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中新增了文化創意和設計、文化信息傳輸等新興產業門類,對數字賦能文化產業的發展成果予以肯定,并且通過相繼出臺《“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文化科技創新工程綱要》《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發展規劃》等文件,部署了“提高網絡文化產品的原創能力和文化品位”“加快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建設”以及發揮互聯網技術、云計算技術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帶動、引領和支撐作用等重點工作,從內容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三個方面構建產業創新環境(10)陳庚、林嘉文：《我國數字文化產業政策的演進脈絡、階段特征與發展趨勢》,《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鼓勵新興文化產業充分發展。

4.2017年至今：以文化數字化戰略為導向,加快推進數字文化產業發展

2017年4月,文化部出臺了我國首部明確提出“數字文化產業”這一概念的政策文件——《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充分肯定了數字經濟賦能文化產業的發展成果,在準確研判產業發展形勢的基礎上,從優化數字文化產業供給結構、促進優秀文化資源數字化等方面為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并以動漫產業、游戲產業、數字文化裝備產業為著力點進行重點布局和引導,進一步激發了文化產業創新創造活力。這一文件的出臺標志著文化產業已開辟出一種新的發展業態,從此,數字文化產業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和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受大規模封控和隔離限制的影響,網絡視頻、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等線上文化娛樂消費活動熱度攀升,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對推進文化數字化建設做出全面部署,確立了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標志著文化數字化已上升成為國家戰略。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對“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出統籌安排的基礎上,再次強調“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這也是文化數字化首次被寫入黨代會報告中。2023年2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中,明確要更加“深入”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進而“打造自信繁榮的數字文化”。這也說明推進文化數字化發展已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認識和行動指南,是新時期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和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著力點?？偟膩碚f,這一時期推進文化數字化發展成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價值取向,且重點聚焦于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政策內容涵蓋數字文化產業的內容開發、傳播、銷售、消費各產業鏈環節,同時政策靶向也從較為籠統寬泛轉為更加具體明確,政策可執行度顯著提升。

(二) 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演進特征

1.文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化文化協同推進

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文化數字化和數字化文化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促進、互為補充,共同塑造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新格局。文化數字化是將數字技術賦能文化的創作、生產、展現、傳播和消費的各環節,實現傳統文化業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在線閱讀、網絡視聽、數字博物館等形式的出現,豐富了文化表現形式,提升了文化傳播效率。數字化文化是指隨著5G、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帶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創新創造,從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文化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和新模式。如：網絡游戲、動漫、虛擬現實、沉浸式業態等。(11)楊永恒：《文化數字化與數字文化化——對數字文化發展再審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第1期。文化數字化為數字化文化提供了基礎和支撐,通過數字化轉型,傳統文化企業可以更好地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提高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同時,數字化文化也促進了文化數字化的進一步發展,通過數字文化產業的成長和壯大,為傳統文化企業的數字化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遇和條件。

2. 互聯網聯合是數字賦能文化產業發展的“助推器”

從我國接入互聯網以來,數字經濟對文化產業的促進作用始終離不開互聯網巨頭企業的引領與推動?；ヂ摼W巨頭憑借巨大的市場份額、前沿的技術支持和雄厚的資金實力,在進軍文化領域時具有顯而易見的領先優勢,往往能以自身平臺為載體,依托現有用戶群,圍繞IP資源開發數字文化新產品,探索數字文化新模式,培育數字文化新業態。21世紀初期,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網易、搜狐、騰訊在發展搜索引擎、即時通信、新聞傳播等主體業務的同時,開始進軍娛樂文化產業,以網絡游戲產業為入口,基于互聯網的文化新業態開始發展。阿里巴巴緊隨其后,作為世界級的互聯網企業,其旗下的“阿里大文娛板塊”一度囊括了阿里影業、合一集團(優酷土豆)、阿里音樂、阿里體育、UC、阿里游戲、阿里文學、數字娛樂事業部等業務,涉足網絡視頻、網絡音樂、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等數字文化產業領域。2016年,互聯網新興企業——字節跳動正式上線抖音業務,由此短視頻、網絡直播迅速發展,成為數字文化產業中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以騰訊、百度、網易、字節跳動為首的互聯網巨頭加快布局文化產業,引領數字媒體、數字音樂、數字直播等業態創新發展,為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澎湃動力。

3. 數字技術重塑文化產業發展范式

數字技術與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深刻改變了文化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的關系,為文化生產和消費提供了全新范式,形成了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一體化、大眾化的格局。一是數字賦能推動文化生產去中心化。在數字化時代之前,大眾文化的傳播與消費僅由少數人參與或控制,普通人很難在媒體上發出聲音。在數字化時代,隨著自媒體的蓬勃發展,文化的創作與傳播開始失去身份門檻,人人都可以參與到數字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傳播中,文化創作實現了從小規模專業創作者向大規模業余創作者遷移的轉變。二是數字賦能不斷提升文化消費體驗。相比過去以紙質材料、視聽技術為媒介的傳統文化行業來說,數字技術賦能的文化產業催生出一大批文化新產品、新場景、新體驗,極大地豐富了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滿足了大眾個性化、多元化、差異化的消費需求。同時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使文化產業實現了精準化服務、精細化管理和集約式發展,尤其是大數據技術能在充分收集用戶消費行為和消費內容的基礎上,挖掘文化消費的種類和推薦潛在文化消費產品,實現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精準定位和量身定制,帶給文化消費者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文化體驗。三是數字技術使文化的兩大主體一體化。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文化產業傳統的內容生產方式和消費行為受到沖擊,文化消費者從被動接受者成為主動參與者和價值共創者,由此建構起一種全新的文化發展模式——“用戶原創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UGC)模式。在UGC模式中,普通用戶都可以自主創作內容并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展示,從而大大強化了人與價值內容的關聯、人與人的關聯、人與商業的關聯。(12)黃永林：《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多維關系與時代特征》,《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第17期。四是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的生產邏輯進行深刻變革?！皵祿?算力”成為文化產業價值創造的新基礎,基于文化資源參與、數據共享制度和生產服務交換等方式讓數據融合到文化產業價值共創全過程,在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升級、多業態融合和生態系統再造的同時,也能創造性地開辟產業增值的新空間。

四、 數字經濟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趨勢

加快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科學洞察數字經濟帶動文化產業發展的未來趨勢,對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文化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增強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都具有深遠意義。

(一) 更多的新興數字文化業態將不斷涌現

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助推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其核心支撐在于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廣泛應用?！笆奈濉睍r期,數字技術將進一步擴散與滲透,元宇宙的普及、6G的嘗試、新基建的深度開發都將為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帶來新的思路和實現路徑,塑造更多的數字文化新業態。一是元宇宙通過集成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構建出可與現實世界映射或交互的虛擬世界,在未來不僅能賦能文旅行業,在景區、博物館、演藝場所、網絡游戲等環境內推出一大批沉浸式體驗場景,還能塑造虛擬數字人形象,在創新文化傳播方式的同時引發一種全新的文化現象。二是6G憑借全頻譜、全覆蓋、全應用、強安全的強大優勢,將進一步使AR/VR的信息交互形式逐步演進至高保真擴展現實(XR)交互為主,同時也為支持各種多維度、深層次智慧應用提供了前提,未來沉浸式云XR、感官互聯、智慧交互、數字孿生、普惠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將打造多種文化新場景,呈現出沉浸化、智慧化、全域化的數字文化發展趨勢。三是深度開發“云、網、端”等新型基礎設施,一方面能將不同領域、不同形態的文化資源以數字化手段進行整合,加快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和文化產業云平臺的構建;另一方面,將文化創意融入智能音箱、VR眼鏡、智能手環、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中,能培育文化消費新業態新模式,促進供需在“云端”對接。

(二) 加快構建數字文化治理體系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將“構建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單獨作為一項重點任務進行了系統謀劃。加強數字文化治理,不僅是推動我國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設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以來,數字技術賦能下的文化產業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動力,不僅重塑文化產業結構和文化企業組織形式,更催生了一大批文化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成長起大量適應數字文化生態環境的文化企業和文化從業者。但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的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也面臨著低俗粗糙的數字文化內容層出不窮、數字版權侵權盜版泛濫、市場無序競爭現象嚴重、網絡文化平臺壟斷等問題,使得數字時代的文化治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創新變革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健全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加強對數字文化產業的治理和保障,及時化解市場、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復雜多變風險,為數量迅速增加、規模迅速擴大的數字文化供給主體、消費群體以及平臺用戶等提供在成長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將成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三) 數字賦能文化產業的全鏈條發展

數字賦能文化產業是從改變文化產業的消費端開始的,即通過互聯網手段和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的消費環境和消費模式進行更新。消費數字化促使文化生產全域貫通,以數字技術引領和變革數字文化內容的創作和創新,推動消費端和生產端聯合發力,共同支撐數字文化全產業鏈構建,以大型數字文化企業為引領,憑借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和龐大的客戶資源,布局全產業鏈發展戰略,通過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國家化拓展和多業態融合多種模式,控制產業環節、延伸產業鏈條,實現數字文化內容價值的深度開發。未來基于互聯網平臺和數字技術的全產業鏈構建,一是繼續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在保持自身發展優勢的同時向外延伸,尋求合作,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發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有利于培育壯大數字文化核心產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文化產業集群。二是完善數字文化產業政策,打好“建鏈、強鏈、延鏈、補鏈”組合拳,促進傳統文化企業、互聯網平臺企業、政府機構、金融機構和其他組織的合作,加快數字文化產業鏈和創新鏈、金融鏈等的融合。三是加快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通過注重數字化思維在產業鏈上的應用,加快各種數字技術創新成果的擴散和轉化,賦能文化產業創意設計、制造、消費全鏈條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和業態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