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籌修與交涉

王占西

探討全面抗戰時期中國與英國、美國及中國周邊國家印度、緬甸、越南等國的地緣政治關系,能夠更深層次地理解全球視野下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抗戰時期,中國政府開通的國際交通線,是大后方與國際聯系的生命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政府為開辟新的國際運輸通道,急需修建中印公路,以獲取海外大量的軍事物資。中印公路線路的最初設計,要經過西藏區域,這牽涉到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內政調適,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態度直接關系到中印公路的勘測與修建。中印公路的籌建,不僅導致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政治軍事對峙,還牽涉中英、中印、中緬關系以及中國和盟軍的關系等,有著復雜的利益博弈與斗爭,成為各種矛盾的集結點。目前以中印公路為媒介研究西藏問題的文章較少,蔣耘主要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蒙藏委員會檔案為基礎,探討康印公路修建始末,反映當時的英國陰謀和中英關系(1)蔣耘《西藏地方政府阻撓修筑康印公路與抗戰期間的中英關系》,《中國藏學》2006年第1期,第12-18頁。;郭永虎、李曄以中英檔案文獻為依據,探討中英圍繞中印交通開通中的西藏問題展開的交涉,指出英國阻撓中國修建中印公路給中國抗戰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2)郭永虎、李曄《抗戰期間中英圍繞中印交通問題之西藏交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第18-22頁。;陳謙平以翔實的史料論述了1935-1947年國民政府與西藏及中英關系(3)陳謙平《抗戰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44-146頁。;譚剛論述了中印公路籌筑中的南北線之爭、建設困難、全線貫通等情況(4)譚剛《全面抗戰時期西南國際交通》,張憲文、朱慶葆主編《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第6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97-107、227-228、240-249頁。?？梢?以往的抗戰史研究較少將視野拓展至此,中印公路籌修與交涉問題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與拓展。本文即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臺北“國史館”檔案、英國外交部對華檔案(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19-1980)及美國對外關系文件(Forengi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等檔案資料為基礎,結合現有研究成果,以國民政府為主要研究對象,將中印公路的籌建置于各種利益交集與博弈之中,再現其歷史過程,補充既有的抗戰史研究,并討論全面抗戰時期地緣政治對中國抗戰的邊際效應。

一 抗戰形勢之演變與國民政府對中印公路開辟的多維考量

國民政府籌建中印公路是中國海上國際交通線面臨斷絕和陸上國際交通線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不得不作出的抉擇。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中國海上國際交通線被封鎖;日軍侵占越南后,中國賴以維持軍運的陸上國際交通線之一的滇緬鐵路遭到日軍轟炸。1940年,日本又強迫緬甸的英國殖民政府關閉滇緬公路,后英方雖重新開放此路,但也遭到日軍的空襲和轟炸。1941年2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攻占淡水,徹底封鎖大鵬灣和大亞灣,粵港交通越來越困難;12月,香港淪陷于敵軍,粵港交通完全中斷。日軍的轟炸和交通封鎖,給中國的國際交通運輸帶來巨大的損失和困難,中國進出口貨物特別是進出口軍事物資逐漸減少。蔣介石驚呼:“安南落于敵手,演成我西南邊疆之朝鮮,則我西南根據地,永無安寧之日,而且西南各省將演成為偽滿之可慮,如此則我、英、美國際關系,完全為其隔絕與包圍矣?！?5)《蔣介石日記》未刊稿,1941年2月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收藏,第23頁。由于此時中國大部分戰略物資,尚須從國際通道輸入,而滇緬公路運輸量有限,“其能力恐亦不足應所需求”(6)《擬筑康印鐵路計劃》,《交通部擬筑康印鐵路的文書》(1938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交通部檔案,案卷號20-2-505,第3頁。。國民政府雖然另有西北國際交通線,從甘肅至新疆,以連通蘇聯,但該路線長達4000余公里,地勢險峻,維持該線既為國民政府財力所不允,又超出油料等物資供應能力,不足以支持軍運。另外,日軍陳兵河內,對于滇緬路線威脅甚大。滇緬公路之運輸能力,“萬不足給我所求,況敵人正在百計破壞”(7)《黃炎培等呈蔣中正建議與美國代表居里商討中英美合筑康印鐵路等》(1941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067,第132頁。。因而,為維持持久抗戰,國民政府亟須開辟新的國際交通線,從中國西南之西康開通至印度的交通線成為首選,而修建從中國西康至印度的康印公路,“實為當務之急”,“蓋該路一通,對于抗戰運輸,乃最便捷、最安全之國際路線”(8)《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案(三):擬請建筑康印公路案》,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1130-00033-016,第36頁。。

中印公路最先以“康印鐵路”或“康印公路”的名義出現在國民政府文件中。早在1938年8月,國民政府交通部呈具《擬筑康印鐵路計劃》,計劃修筑中國至印度鐵路,國內路線為康定至雅江、理化、巴安,經寧靜至邦木塘、鹽井(9)《擬筑康印鐵路計劃》,《交通部擬筑康印鐵路的文書》(1938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交通部檔案,卷宗號20-2-505,第7頁。;1940年12月,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向蔣介石電陳修建康印公路方案,計劃由康定西經雅江、理化、義敦、巴安、寧靜、鹽井、察隅,以接印度阿薩密省(Assam)鐵道終點塞地亞(Sadiya),并計劃兩隊勘測組,一由康定至鹽井,一由塞地亞至鹽井,“同時并應立即注意將來修筑鐵路之便利”(10)《張篤倫電蔣中正電陳康印公路計劃是否可行伏乞核示祗遵由》(1940年12月24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匯集(九十九),典藏號002-080200-00526-138,第233頁。。1941年2月,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上,周士觀、錢公來、陳啟天、馬乘風等26人聯合提案,同時張劍鳴、陳其業、李中襄等24人也提案,建議修筑康印公路,計劃由中國西康省康定東接成康公路,西經雅江、理化、義敦、巴安、寧靜、察隅,以接印度阿薩密省鐵路終點之塞地亞,全線長約1000公里(11)《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案(三):擬請建筑康印公路案》,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1130-00033-016,第36頁。;黃炎培等人則提出了由中、英、美合筑康印鐵路南北兩線之設計方案,計劃北線由康定,西經雅江、理化、巴安,折而南行,經鹽井、察隅,以達塞地亞,南線由西昌、鹽源、中甸,北趨鹽井、察隅,以達塞地亞,南北兩線距離遠近相差無幾,并早在1939年川康公路修建之時,他就曾實地考察過這兩條路線,認為就天然資源而言,南線優于北線,“南線之富,遠非北線所能望其項背”(12)《黃炎培等呈蔣中正建議與美國代表居里商討中英美合筑康印鐵路等》(1941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匯集(九十九),典藏號002-020300-00015-067,第133頁。。顯然,在國民參政會參議員中,主張修建康印公路者占多數,以周士觀、張劍鳴等人為代表,主張修建康印鐵路者,以黃炎培等人為代表。1941年2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代表居里(Lauchlin Gurrie)飛抵重慶謁見蔣介石,在重慶期間,黃炎培曾與其商討建筑康印鐵路問題,主張康印鐵路由中國、英國、美國三國合辦,由中國、英國共同向美國借款,由中國管理,認為這對英國來說可以增加印度貿易額,其“贊成必惟恐或后”,而對美國來說,“中國之利,亦即美國之利,或亦樂于玉成”(13)《黃炎培等呈蔣中正建議與美國代表居里商討中英美合筑康印鐵路等》(1941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匯集(九十九),典藏號002-020300-00015-067,第133頁。。但是,黃炎培的建議并沒有得到美國、英國的積極響應。6月22日,交通部部長張嘉璈與白崇禧等軍方人員會餐時,在座軍方人員“均主張建筑中印鐵路”,但張嘉璈認為修建鐵路購料、運輸均屬不易,“不妨先擬輕便鐵路計畫”(14)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頁。。鑒于今后國防交通建設“似非有一較為省時省力省錢及較多運輸能力之輕便鐵路,不足以應抗建之需要”,8月7日,張嘉璈向蔣介石條陳了交通部擬將中印交通改按輕便鐵路設計建筑之原因及修筑條件,按照滇緬鐵路修建所需器材計算,中印輕便鐵路所需至多滇緬鐵路半數,約需2000萬美元,但又指出該路器材的供應,“必須依賴美國之協助”,應由宋子文從中斡旋;蔣介石復函稱:“先將路基筑成,再向美洽商材料借款亦可,此時似不必急與磋商?！?15)《張嘉璈彭學沛電蔣中正擬將中印公路改按輕便鐵路設計建筑由》(1941年8月7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082,第160頁。顯然,修建中印國際交通線,已成為國民政府當局的共識。并且,無論是主張修筑康印公路的周士觀等人,還是主張修筑康印鐵路的黃炎培,乃至主張修筑康印輕便鐵路的張嘉璈,都認為興筑康印交通線對于中國抗戰意義重大。

第一,在安全上,康印交通線安全性極高,能夠支持中國持久抗戰。其一,康印公路距離西南日軍飛機航程較遠,且沿線地勢高出海面40公尺以上,“可減少敵機之威脅,對于抗戰運輸當較安全”;其二,康印公路與成康、成渝兩路相接,有四川、漢中天險為屏障,與山西、河南、湖北之淪陷區相隔較遠,形勢鞏固,日軍無法破壞,“實為最便利可靠之運輸路線”;其三,康印公路自東至西均無資敵之橫斷公路,“絕不致有被切斷之虞”(16)《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案(三):擬請建筑康印公路案》,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1130-00033-016,第37頁。,萬一滇緬鐵路被日軍破壞或截斷,前方之軍運物資均可由康印公路轉運;其四,康印公路經連印度出海,不受日海軍威脅;其五,西康、西藏為中國西南邊陲屏障,亦為各帝國主義覬覦日久之地,國防關系甚大,因交通不便,以致國家力量鞭長莫及,形似羈縻,康印公路完成之后,“籌邊應變皆可措置裕如”(17)《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十),典藏號002-080103-00043-008,第113頁。。

第二,在政治上,康印交通線的修筑可強化中央政府對于西藏地方的行政控制。九世班禪于1937年12月圓寂后,國民政府對西藏的影響力大大降低,加上疲于應付日軍的侵略,無暇顧及西藏,與西藏地方政府尚未解決的政治問題“暫緩進行”(18)《蒙藏委員會為擬定達賴喇嘛轉世掣簽征認辦法事致行政院呈》(1938年10月8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8頁。。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西藏地位日顯重要,國民政府遂于1939年在四川西部、西藏東部設立西康省,強化對該地區的控制。然而,康藏地區多為藏族,其政教風氣、文字語言與內地迥然不同,且其地近印度,“帝國主義者既以侵略為事,威脅利誘在在堪虞”,藏族民眾與中央遇事隔膜,在康定至拉薩中印公路線完成、交通暢達之后,“行政施教改弦更張,當易收指臂之功”(19)《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十),典藏號002-080103-00043-008,第114頁。?？涤」方ǔ珊?既可開發康藏富源,又可促進漢藏民族之團結,“鞏固國防,安定后方”(20)《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案(三):擬請建筑康印公路案》,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1130-00033-016,第38頁。?？涤」匪浿貫橹袊尤烙《葨|北地帶,此路修成之后,可以充實中國對印度邊界之防衛力量,“并可加強我對西藏之控制”(21)《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91頁。,實乃“開發邊疆,挽回西藏政權之大舉”(22)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279頁。?？挡氐貐^地大物博,居民稀少,康印交通線建成之后,可大量移民康藏,實行墾殖,“則邊儲亦有所恃”,不僅可啟迪與溝通內地與康藏文化,還可為聯通南洋群島及西歐文明之捷徑,“歐西文明亦可借此廣達于內地”(23)《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十),典藏號002-080103-00043-008,第114頁。。蔣介石也認為,此時為解決西藏問題之時機,“對新疆與西藏問題,應乘世界戰爭期間解決為便”(24)《蔣介石日記》未刊稿,1941年12月29日,第182頁。。

第三,在經濟上,開發康藏富源,增加物資輸送?？挡匚锂a豐富,各種藥材繁多?？涤〗煌ň€之建設,“此為開發吾國西部富源,以充實建國需要之計”(25)《擬筑康印鐵路計劃》,《交通部擬筑康印鐵路的文書》(1938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交通部檔案,卷號20-2-505,第5頁。。在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中,康印交通線被稱為西方寶藏。川康、樂山兩公路已相繼完成修筑,若能西展至印度出?？?則可形成一條國際新交通線,既有裨于開發利用康藏資源,加大出口,“增加抗戰資源”,“由此吸取國外物資,避免敵方?？胀{,即將來對于開發康藏,鞏固邊陲,亦關重要”(26)《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十),典藏號002-080103-00043-008,第113-114頁。,不僅在戰時可以輸送大量軍事物資,即便在戰后“亦可經常成為中印間一主要貿易路線”(27)《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92頁。。英、美、蘇各國對中國支援的軍需品,大部分先運至印度加爾各答,再轉運緬甸仰光,由滇緬鐵路輸入;若康印鐵路建成,則借印度鐵路可直通至加爾各答輸入物品,“皆可直接起運,免除轉口之繁時日,費用尤為經濟”(28)《擬筑康印鐵路計劃》,《交通部擬筑康印鐵路的文書》(1938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交通部檔案,卷號20-2-505,第4頁。。

第四,在外交上,聯絡中印民族感情,強化親英美政策。中印兩國因康印公路的修建,交通便利,可相互提攜,“以求共存共榮”(29)《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案(三):擬請建筑康印公路案》,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1130-00033-016,第38頁。。中印兩國因地勢限制,交通阻塞,彼此互相隔閡,若能文化互相流通,“實可奠定亞洲和平之基石”,此路一成,“則將來中印兩大民族間非第文化借以暢其流通,且亦為政治上經濟上之合作途徑,其利益實至無窮”(30)《擬筑康印鐵路計劃》,《交通部擬筑康印鐵路的文書》(1938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交通部檔案,卷宗號20-2-505,第6頁。。黃炎培還指出,康印交通線建成后,可以減少戰時中國對西北陸上交通線乃至對來自蘇聯物資的依賴,進而強化親英美之政策?？涤¤F路的修建,完全超出日軍攻擊范圍,且軼出蘇聯西北籠罩范圍,在遠東局勢未改變以前,“則親善英美政策,一日必不宜放棄,即此路價值一日存在”(31)《黃炎培等呈蔣中正建議與美國代表居里商討中英美合筑康印鐵路等》(1941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呈表匯集(九十九),典藏號002-020300-00015-067,第132-133頁。。

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修建康印公路。1941年2月8日,行政院會議議決修筑康印公路,并形成《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涤」酚媱澅本€、南線兩條路線:第一線北線,由康定西經雅江、理化、義敦、巴安、寧靜、鹽井、察隅,以接印度之塞地亞,全線長約1000公里;第二線南線,由西昌,西經鹽源,入滇境之永寧、中甸、德欽,再入康境,以接第一線之鹽井,沿第一線之西段路線入印度,與塞地亞鐵路銜接,長約1050公里(32)《擬建筑康印公路計劃書》,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全面抗戰(十),典藏號002-080103-00043-008,第120頁。。綜合比較而言,北線須繞道入西藏,較南線略長,且工程亦較難,但此線大部分在中國境內,中國可自由控制,“且可借以鞏固中央在藏地位”,是為中國西南邊境建一重要國防公路;而南線除一小部分在中國云南境內外,大部分在緬甸、印度境內,對我唯一好處在于路線較短,施工較易,但其弊端也較大,路線容易受英國控制,路成之后“不啻代英人建筑一謀我西南邊疆之侵略線”(33)《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96頁。。雖然南線與北線相較,其資源開發、建筑工程都處于優勢地位,但從政治、外交、國防上考慮,北線之修筑意義更為顯著,故而國民政府內部大多主張先修筑北線。

二 中英、中印之交涉與中印公路路線修筑之演變

中印公路的設計路線,要經過中國西藏地區和印度,或者緬甸與印度。英國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印度是英國殖民地,緬甸亦為英國勢力范圍。因而,國民政府將英國作為首要交涉對象,期望能夠得到英國的支持。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開始著手進行中印公路的勘測與修建工作,即執行“一面踏勘,一面交涉”之原則。

1940年11月,國民政府向英國駐華大使卡爾(Clark Kerr)提出修筑從中國到印度公路的意愿,卡爾表示贊同。1941年2月10日,蔣介石接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英國武官戴尼斯,在談及交通問題時,蔣介石表示中國政府擬自西昌建筑一條公路,直達印度塞地亞,希望英國政府能予協助;卡爾稱,英國政府認為“此公路能不經過西藏境內最好”;蔣介石接著表示“此路線經過西康以達印度者”;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補充稱,按照預定計劃,康印公路本有南北兩條路線,南線系經過鹽井、察隅以達塞地亞,“不經過西藏”;蔣介石進一步強調鹽井、察隅位于西康境內,“當然不經過西藏”;卡爾表示,中國政府交通當局已將原定路線修改,“可不經過西藏矣”;蔣介石稱,康印公路對于中國軍事、經濟之重要性,西昌、會理一帶為中國煤鐵之豐富產區,亦為將來工業之重要中心,且公路完成之后,可以溝通中印之貿易;卡爾稱,“鄙意亦正相同”(34)《蔣中正與卡爾戴尼斯談話紀錄:中英軍事合作辦法及康印公路問題》(1941年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一),典藏號002-020300-00039-057,第233-234頁。。蔣介石在日記中稱此次談話“頗相得”(35)《蔣介石日記》未刊稿,1941年2月10日,第24頁。。在此次會談中,國民政府規避了英國敏感的西藏問題,將西康與西藏區別開來,希望取得英國政府的支持,英國政府雖然表示支持中印公路的修建,也明確表示英國不贊成該路線經過西藏?？梢钥闯?是否要經過西藏,是中英交涉中印公路最核心的問題。

國民政府將英國政府作為首要交涉對象。國民政府從中英兩國的利害關系出發,向英國政府交涉修建中印公路的必要性,試圖說服英國政府同意修建康印公路,然后再向藏方商洽,“俾不致(藏方)挾英反對”(36)《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55頁。。1941年2月22日,國民政府外交部致函英國駐華大使館,申明中國修建中印鐵路之路線與意圖,此公路之中國境內一段,中國政府現即著手勘測,以便興工建筑,至于印度境內塞地亞至中印邊境一段,擬請由印度政府從事修筑,以使中國西部可與印度鐵路銜接,借以通?？?請英國大使轉達英印政府惠予考慮,早日示復(37)《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47-48頁。。4月3日,國民政府交通部據此再電外交部稱,交通部已派員組織勘測隊,定于5月出發,準備勘測完成后即便興工,請外交部與英方交涉。4月3日、5日,外交部致函英國駐華大使館,請英方查照,并再請迅予轉征印度政府同意(38)《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56-57頁。。中英之間交涉康印公路一事,英國政府因該路有關西藏,“終推托不作確實答復”。4月15日,蔣介石致電倫敦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抱怨英國政府行事拖沓,“民主國作事往往延緩,為小利而忽大害,可嘆”;他指令郭泰祺向英國政府詳細說明,中英之間存在嚴重的利害關系,“務須作久遠之計”,亟須開辟一條不為日軍所截斷之交通路線,康印公路為中英聯系唯一可靠路線,望英國政府“從速確定”(39)《蔣中正電郭泰祺康印公路乃中英聯系唯一路線望英國政府從速確定》(1941年4月15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二),典藏號002-020300-00040-002,第20-21頁。。但英國政府并沒有正面回復此問題,英國駐華大使館表示修建中印公路會有很大麻煩,并致電英國外交部作出最好的決策(40)《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71頁。。

國民政府在與英國政府交涉的同時,還希望得到印度政府對于修筑中印公路的支持。1941年3月底,中國駐印度代表團會晤印度總督,團員鄭祺與印度外交次長作非正式談話,談論中印筑路問題。印度外交次長對中印公路持悲觀態度,認為中印公路修筑需四年時間方能完成,“對于中國目前抗日絕難利用”,中印公路還須經西藏,“不知西藏是否同意”,言外之意,若要修成此路,中英雙方對于西藏問題應“先有相當諒解”(41)《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59頁。。印度政府表示,如果該路修筑,“西藏作為事實上獨立的緩沖區地位以及與英國和印度固有的密切聯系就會受到損害”(42)轉引自:陳謙平《抗戰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第144頁。。印度政府向英國政府稱:“未經西藏政府事先同意,印度總督不能同意中國政府在西藏境內修建公路?！?43)Proposed Chinese Highway to Assam border, Dated 21st March,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2210/846/10.顯然,印度對于中印公路修建“不甚歡迎”(44)《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67頁。。5月22日,中國駐加爾各答代理總領事黃朝琴會晤印度政府外交部次長,印度外交次長秉承英國政府意愿,也不同意中印公路經過西藏,他告訴黃朝琴,中印公路經過路線山高雨多瘴重,工程困難,取道緬甸或可能,如中國同意,且可供給飛機,即可開始測量。此時,印度獨立運動尚需得到中國政府支持,但印度政府又不愿意得罪英方,故向英國政府說明其顧慮,認為中印公路不能修建,“惟恐中國以為印度不肯合作”,黃朝琴據此認為,印度政府似不欲此路經過西藏,“僅稱中英事實上站立共同戰線”(45)《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73頁。。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多次與尼赫魯會談,并與印度政府商洽中印運輸問題(46)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頁。。

英國稱中印公路為“China-Assam Road”或“Assam-China Road”。英國政府并不急于答復中國政府的聲明,原因在于其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在收到中國政府的外交函件之后,英國政府內部對于中印公路的修建展開過討論,并提出了應對措施。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向英國外交部報告此情況之后,1941年2月,英國外交部要求卡爾等人接受“中國對西藏內部的滲透的既定事實”,不要讓“過時的政治觀念”阻礙中英關系的進展,但卡爾并不認同,稱以往的政策并不過時,他還提醒英國政府注意“中國人對西藏東部的占領的程度”,國民政府建立新的省份西康省,英國人“對于那里的實際情況知之甚少”,卡爾還說,盡管中國政府目前有特殊的理由對英國表示友好,“但幾年后情況可能會改變”,他建議英國政府將此種態度傳達給印度政府,如果中國政府“干涉西藏西部”,“印度政府將支持西藏實行實際自治”(47)Proposed Chinese highway from Sichang to Assam border, Received 27th February,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360/846/10.。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答應修建公路,英國將提醒西藏注意中國修建鐵路的動機不僅僅是運輸物品(48)Proposed Chinese highway to Assam border, Received 7th May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3800/846/10.。直至各項秘密協商達成之后,6月6日,英國駐華大使館向國民政府外交部轉達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對于中印公路修筑之意見,稱: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在原則上贊同中國政府建筑一聯結中印直達公路之提議”,“惟以鑒于英印與西藏之傳統友好關系”,對于經過西藏地方政府管轄之領域建筑一交通線的任何計劃,“如無西藏當局之充分及心愿之同意,不能參與其事”,故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的第一步驟“為獲知西藏政府之意見”(49)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24th Octo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1222/846/10.。英國政府、印度政府以環境惡劣為借口,不希望中印公路通過西藏,提議路線經過北緬,即南至密支那或東經薩爾溫江、湄公河及揚子江為另外可能之路線。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一致以“西藏同意”為修筑中印公路的先決條件,堅持中印公路取道緬甸,與中國既定路線不同。

在工程測量上,英國與印度堅持航空測量,拒絕陸上測量。國民政府行政院指令交通部預估航空測量是否可行,交通部勘測隊報告稱,中印公路沿線多古木老林,山高影大,加以氣候不佳,不適合航空測量,且航測后整理工作繁復,并且勘測路線缺乏機場,諸如此類“均為航測之障礙”,所經地方為外人邊區要地,“于國防似有不利”,因此勘測隊隊長袁夢鴻認為“似無采航測必要”(50)《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23頁。。1941年7月13日,張嘉璈在會見英國駐華大使時表示,印度要求中方用航空測量,但中方認為“非實地踏勘,無法得知實際地形”,請其轉達印度政府“不必堅持航測”(51)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278頁。。國民政府拒絕印度政府、英國政府所提議的空中測量方案,9月13日,蔣介石在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時明確表示,西藏地帶多險峻之處,“空中測量恐難奏效”(52)《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編委會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第3卷《中英外交》,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

國民政府急于修建中印公路,不待交涉解決敏感問題,即行著手籌建中印公路。行政院確定對于中印公路籌建,“原則決定,一面踏勘,一面交涉”(53)《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43頁。。1941年2月16日,行政院肆字第2562號訓令,令交通部飭派隊勘測康印公路線;交通部還令敘昆鐵路工程局副局長袁夢鴻踏勘康印公路線并作沿線經濟調查(54)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272頁。。2月17日,蔣介石下令,由交通部與英國大使協商康印公路制圖與說帖(55)《蔣介石日記》未刊稿,1941年2月17日,第27頁。。交通部部長張嘉璈以時機迫切,不及等待外交方面具體答復意見,就于1941年5月間組織勘測隊。5月5日,交通部公布《中印公路勘測隊組織規程》(56)《交通部令》(1941年5月5日),《交通公報》1941年第4卷第9期,第1254頁。?？睖y隊以敘昆鐵路工程局副局長袁夢鴻為隊長,自西昌出發勘測,至7月份已勘測至永寧300余公里路線?？涤」房睖y隊自中甸起分為南北兩隊進行,北隊已于當年7月18日抵達德欽,將由察隅、瓦低入印境,南隊不日即可抵達貢山,經由葡萄(Putao)以達列多,“惟北隊因藏境通過問題尚未解決,何時可達印境目前尚難預定”,故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致電外交部,請其分別向印度、緬甸二政府交涉(57)《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11頁。。但國民政府派遣勘測隊之舉措,遭到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的反對。8月16日,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致函中國外交部,除重申中印公路之建筑須經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及僅同意采取航測西藏之外,還表達了對中國政府向西藏派出勘測隊的不滿(58)《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25-128頁。。8月21日,英國駐華大使館再次致函中國政府外交部,態度強硬,稱中國陸地勘測隊不僅不能進入西藏,而且不能進入緬甸及印度,“中國政府不必過于期望中國陸地測量隊能獲有進入緬甸及印度之便利”(59)《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42頁。。印度政府明確告知中國政府,如勘測隊由印度或緬甸入藏,印度政府“固所歡迎,惟入藏之后,有何危險,則由該隊自身負責”(60)《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編委會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第3卷《中英外交》,第69頁。。印度政府向英國表示,“中國政府不顧我們明確的建議而派出測量隊”(61)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27th August,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8456/846/10.;英國也向印度回復稱,英國對于印度無不尊重態度,但是不能理解中國政府未能經過英國、印度雙方的同意而向西藏派遣勘測隊(62)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4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8821/846/10.。英國和印度在反對中國政府向西藏派遣勘測隊上達成一致意見。8月21日,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領事館總領事黃朝琴會見印度外交次長,印度外交次長仍然堅持中印公路“取道西藏高山,工程困難,為不可能”;黃還指出中印公路修建關鍵在于英方態度,表示:“藏方惟英方馬首是瞻,非由英方慫恿,藏方恐難同意?！?63)《駐印度使領館報告電文》(1941年8月24日收),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990600-0047,第3頁。中國外交部長郭泰祺向蔣介石報告稱:“西藏當局業已允許中國測量隊前往工作,倘英國當局愿予協助,西藏方面不致再有任何反對?！?64)《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編委會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密檔》第3卷《中英外交》,第69頁。國民政府遂將交涉的重點放在英國方面。但是,英國政府反對任何有利于中國政府行使對藏管理權的措施。英國政府聲稱,中國政府擅派勘測隊到西藏測量的做法,“將產生不幸的結果”(65)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11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9204/846/10.,主張中印公路采取葡萄一線,即中印公路南線,意在促使中緬解決尖高山以北未定國界,從中取利,“得無蹈滇緬鐵路國界問題之覆轍”(66)《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23頁。?？梢?在中國政府意欲修建滇緬鐵路之際,英方曾欲以解決南段界務為要挾。

中英之間因西藏問題交涉使得公路修建之事難以進行之時,國民政府內部再起中印公路路線之爭議。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以及宋子文主張繞開英國政府,直接與西藏地方政府交涉公路修建事宜,并從財政上分析了中印公路改走南線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但該主張未得到蔣介石的認可。1941年11月11日,孔祥熙指出,康印公路之修筑,以經過西藏北線為宜,因西藏為中國一部分,倘請英人轉令西藏就范,“于我主權不免受損”(67)《孔祥熙電蔣中正籌辦中印公路經過情形并請決定路線由》(1941年11月11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04,第190頁。?？紫槲醴Q,無論中國是否要修筑經西藏路線,都不必經英方代為轉達西藏,此關系到國家主權問題。宋子文亦持同樣看法,認為中印公路修建之關鍵在于西藏地方,英國一向認為中國對西藏只有宗主權,如只征求英方同意與協助,“不免有承認英人在藏特殊地位之嫌”,因而建議,“目前似不宜先向英方交涉”,至于大理至麗江路基業已筑成,由麗江至門工一段亦可盡先完成,將來展至藏邊時,“可再設法說服藏方。俟藏境筑路無問題時,再向英方正式交涉,較為妥善”(68)《宋子文電蔣中正修筑中印公路擬具向英國交涉步驟由》(1944年9月18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56,第282頁。?？紫槲踹€根據審核1942年度總概算數,建議妥協處理,放棄北線,“改采南線”,但蔣介石在復電中堅持走北線(69)《孔祥熙電蔣中正籌辦中印公路經過情形并請決定路線由》(1941年11月11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04,第190頁。。英國政府也判斷出,相較于南線,蔣介石更希望修筑北線(70)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3rd January, 1942, 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78/78/10.。盡管北線之測量遭到西藏地方政府拒絕,但國民政府要員多有堅持北線之議者。交通部次長彭學沛認為中印公路線仍“有重新考慮之必要”,自工程而言,南線較北線易為修筑,北線雖可附帶解決西藏問題,但北線所經路線只經過西藏東南之一隅,“并不足以解決藏事”,而康印公路南線、北線之議曠日持久,軍事、外交上費時必多,加上北線工程方面又多費時間,中印公路自倡議修筑以來經過一年時間幾無進展,“茍再遷延時日,不難再虛度一年之光陰”,因此建議,為今之計,似宜定改采南線,確定預算,全線分六段,同時興工,以期兩年完成,至于北線之勘測,“似不妨堅持辦完,以全中央之威信”;關于工程方面,康印公路工程局局長杜鎮遠、中印路勘測隊隊長袁夢鴻、副隊長陳思誠均已親自踏勘過南線,一致主張采取南線修筑方案;蔣介石也意識到北線一時不易建成,同意彭學沛意見,決定先筑南線,但從政治上考慮仍不放棄北線,仍應繼續測完,要求北線“亦準備修成也”(71)《彭學沛呈蔣中正中印公路宜采南線具申意見由》(1942年1月17日收),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29,第241頁。。綜合考慮之后,國民政府決定先修筑康印公路南線。

英方得知國民政府決定先修康印公路南線的消息之后,極為配合。在英國政府授意之下,緬甸政府表示不反對中國勘測隊進入緬甸,但要求“在進行道路工程之前,應就有爭議的邊界問題達成協議”(72)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4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8821/846/10.。1941年9月3日,英國駐華大使館致電中國外交部稱:印度及緬甸政府現已允準中國路上踏勘隊之南隊及北隊于返國途中,可各自由通過印度及緬甸(73)《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53頁。。英國外交部要求印度和緬甸政府允許中方人員攜帶設備自由通行,并向他們提供幫助(74)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24th Octo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1223/846/10.。隨后,緬甸政府稱,愿意修建中國騰沖至緬甸邊境的公路(75)Proposed motor road from Burma to Paoshan, Received 4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8853/846/10.。9月25、26日,勘測隊副隊長陳思誠帶南線隊勘測至英管葡萄轄境,英官先派人到補腦登修路建橋,代雇夫役,并親至三站外接待,“來坎各事均極順利”(76)《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25頁。。南線勘測隊進展順利,11月27日即到達印度;而北線勘測隊幾乎沒有進展。

國民政府與英方、緬方達成協議,先修筑中印公路南線,雙方也正在積極籌備修筑事宜。但該路線牽涉到中國、英國、印度、緬甸,各國對于公路路線及公路修筑所涉及的相關利益有著不同的考量,修建工作未能如期進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年4月29日,日軍占領緬甸臘戌,中緬交通斷絕。5月8日,日軍占領緬甸密支那,10日攻占云南騰沖,國民政府籌筑中印公路南線,即滇印公路之事,乃告中斷。中國公路之修建重心又趨向西北,積極改善甘新公路及修筑南疆公路,并組織新印交通勘察團,“以為另辟新國際路線之準備”(77)《抗戰期間公路工程概述》(1945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頁。。

三 西藏地方政府拒絕勘測隊入藏之原因與國民政府之應對

國民政府對藏交涉中印公路勘測幾經波折,西藏地方政府先是允許勘測隊入藏,但很快自食其言,并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對抗中央政府,堅持勘測隊不能入藏,國民政府甚至打算以軍事強力解決西藏問題。國民政府決定中印公路走南線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更設立“外交局”,進一步彰顯其自身“獨立性”。

1941年2月,行政院肆字第2562號訓令,令蒙藏委員會立即與西藏地方政府接洽康印公路修筑之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最初交涉較為順利,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康印公路勘測隊進入西藏并提供保護。7月14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致函噶廈稱,中央政府已與英國商妥修筑康印公路,指派袁夢鴻為勘測隊隊長,“仰速通知藏方飭屬保護,予以便利”(78)《孔慶宗為修筑中印公路飭屬保護勘測隊事致噶廈函》(1941年7月14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38頁。。7月30日,噶廈回復稱,已于該月六七日前通知昌都朗瓊噶倫轉令鹽井、察隅等地藏官,對勘測隊入境查看路線勿生誤會,予以協助便利,并候路線勘定后,請中央再將所經路線確告西藏,以便商討,呈報藏王,提請民眾大會議決;孔慶宗據此判斷,西藏噶廈“既無條件允許勘測隊入境,此案接洽已獲初步成功”(79)《吳忠信電蔣中正中印公路勘測隊已抵藏境并與藏方交涉已獲初步同意應允協助等》(1941年8月2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二),典藏號002-080200-00295-062,第171頁。。

就在國民政府派遣入藏勘測之際,英國駐拉薩代表向西藏地方政府傳達了中國政府“在西藏領土”勘測道路的信息;印度政府也認為“中國政府的行為不明智,引起藏人的懷疑”(80)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29th July,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6966/846/10.。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國王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信守承諾”(81)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1st August,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7111/846/10.的理念,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決定,暗示英、印兩國政府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拒絕中國勘測隊入藏。雖然最初噶廈答應允許勘測隊進入西藏并提供保護,但很快轉變合作態度,借詞搪塞,頓失前言。1941年7月底,勘測隊至西藏邊界時,竟遭藏人阻撓,破壞河橋,調兵扼守,不準勘測隊前進?？睖y隊就地與藏人婉商,藏官稱未奉上命;勘測隊回復已得藏方允許,藏人稱必系藏官受人欺騙。藏人轉變態度的直接原因在于,見測量人員攜帶大量器械,詢之英人代表答以“未悉詳情”,西藏當局便拒絕勘測隊進入西藏(82)《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8頁。。7月22日,蔣介石面囑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要求一個月內辦妥向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事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于7月26日訪問打扎感、27日訪問噶廈,申述中印公路建筑之重要性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之訓令,為應付國際局勢、聯絡中印交通、保障西藏安全,修筑公路勢在必行,而且勘測隊于7月13日已出發,即將抵達西藏地境,請噶廈從速通知鹽井、察隅等地藏官,妥為保護,予以便利(83)《吳忠信電蔣中正中印公路勘測隊已抵藏境并與藏方交涉已獲初步同意應允協助等》(1941年7月30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二),典藏號002-080200-00295-062,第171頁。。此時,英國方面也宣布,西藏地方政府僅同意航空勘測,中國勘測隊未得藏方允許即急于前往工作,責備中國政府此行為之“非常不幸”;英國還向西藏方面透露,印度政府對于中國政府試圖“滲透”西藏領土的任何調查行動不負責任(84)China-Assam Road, Received 27th August,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8456/846/10.,暗示英國、印度都不同意中國政府測量西藏路線。英國駐華大使卡爾一再宣稱,修筑經過西藏路線的先決條件是“西藏政府之同意”(85)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9th Nov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1978/846/10.。英國政府還與西藏地方政府私下接觸,表達了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反對國民政府“干涉西藏西部”(86)Proposed Chinese highway from Sichang to Assam border, Received 5th March,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360/846/10.的意見。此后,英國及時向西藏方面傳達中英之間的談判信息(87)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13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9286/846/10.,以掌握中印公路修建事宜的主動性。

蒙藏委員會電飭駐藏辦事處商洽,噶廈借口此事須召開民眾大會商定(88)《孔祥熙電蔣中正籌辦中印公路經過情形并請決定路線由》(1941年11月11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04,第190頁。。1941年9月,孔慶宗赴噶廈處洽詢勘測隊受阻一事,噶廈推托稱系因命令未到所致,“并允立即再派快差通知昌都朗瓊噶倫,仍用快差令飭當地藏官勿加阻攔,予以便利”(89)《籌筑中印公路(一)》,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3,第157頁。。噶廈雖然兩次對孔慶宗表示允許勘測隊入藏,并同意予以保護與便利,但藏兵一直阻撓勘測隊入藏,此種行徑令孔慶宗大為不滿,致函質問噶廈:“今邊區藏官乃如此違令,擅敢調兵遮梗,不知是何用意?”(90)《孔慶宗為藏官遮梗修筑中印公路事致噶廈函》(1941年9月16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39頁。事實上,如果勘測隊進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將認為是不可理解的舉動,也不會提供任何保護行為(91)Cypher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Government of India, Dated 10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9286/846/10.。10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致電蒙藏委員會指示補救辦法,由蒙藏委員會電飭駐藏員司,“就近向西藏當局剴切說明,務使顧全大局,信守前言,允許該隊通過并予切實保護”;而噶廈則派員與英國駐藏代表饒伊巴多商談中印公路修建事宜,歷時兩個小時;隨后,西藏噶廈電告孔慶宗,已將勘測隊進藏事宜提向民眾大會討論,“僉以藏境中歷未出現之測量人員”,“且此等無論如何演變,確具驚擾性質,是以探路測量人員絕對不能使入藏境”(92)《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5頁。,“請速令測量隊不入西藏之境”(93)《噶廈致蒙藏委員會電》(1941年9月),許廣智、達瓦編《西藏地方近代史資料選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頁。。西藏地方政府向蒙藏委員會表示,西藏無任何地上測量目標(94)Sichang-Sadiya land route, Received 16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9375/846/10.,“在任何環境下中國人都不能在西藏領土修建公路”(95)Sichang-Sidiya land route, Received 3rd Octo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0243/846/10.。

經過英國與中國西藏地方政府協商,西藏地方政府允許國民政府派員和英國共同調查,并確信在英國政府的干涉下,“能夠確保道路不會經過他們的領土”(96)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19th Sept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9540/846/10.。英國政府曾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英國駐華大使館已向中國政府說明,英方僅知西藏地方政府所允許者“僅為航空測量”,但中國政府決定派遣一陸上踏勘隊,英方對該踏勘隊“自不負任何責任”;噶廈政府曾令昌都駐防官南雄(亦稱作朗瓊噶倫)飭屬保護勘測隊,但南雄仍以循例演習為詞,于1941年11月2日下令禁止漢人入境,“英方人員亦企圖從中作?！?拉薩當局后正式訓令南雄拒絕勘測隊入藏。西藏地方政府此項措施令蔣介石大為不滿,該年11月14日,蔣介石發布第1817號令,令外交部采取強硬態度:“中印路線采用北線可也,如藏方再不允許,我可派隊測量,不必待其允準也?！?97)《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49頁。11月17日,孔慶宗將蔣介石此意轉告噶廈,要求其“善體中央善意,勿存疑忌”(98)《孔慶宗就西藏再不允許測勘中印公路中央擬派隊護送事致噶廈函》(1941年11月17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40頁。。但西藏地方政府并未理會國民政府之“勸告”,以“神示不允”答復國民政府,并私下積極做軍事應對準備,態度日益強硬。1942年1月13日,孔慶宗接到西藏噶廈復文稱,噶廈飭令召開西藏僧俗大會,對于新修公路問題進行討論,目下漢藏吉兇預卜行事,西藏乃佛法圣跡之地,向例藏中遇有關系事件,對于三寶佛虔誠卜卦所示吉兇依照辦理,歷有成案可尋。噶廈還稱,此次修路調查路線一案,“佛示不準”,“勢難從命”,西藏地方政府電告國民政府,不支持修路是佛法指示,如果堅持舉行,不但藏方有礙,且對于中央政治“恐有妨害”,所以懇請中央政府“收回成命”(99)《吳忠信電蔣中正藏方借詞佛諭拒絕測修中印公路報請鑒核由》(1942年1月25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30,第244頁。。此前,西藏民眾大會對勘測隊進藏意見允拒不一,最后卜于布達拉大護法神前,“神示不允,遂無敢允測主張者”(100)《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69頁。。西藏地方執意抗拒中央,但其軍事實力較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等人判斷,藏方與中央政府交涉之時,故意拖延時日,目的在于“一方面與英官商洽,一方面作軍事準備”(101)《吳忠信趙丕廉電蔣中正藏方似有對測勘中印公路事故意拖延時日并作軍事準備由》(1941年12月3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典藏號002-080200-00296-038,第355頁。。據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工作人員情報,西藏地方當局與英國駐藏官員“最近往返頻繁”;孔慶宗亦報稱,西藏正規軍共14營,約7000人,除警衛拉薩后藏4營外,現戍昌都方面及新開往之兵當在5000人左右,就地征調之民兵數目不詳,“惟缺乏戰斗力”,全藏共有武器約15000支,機關槍、迫擊炮10余挺(102)《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68頁。,“所有軍火均由英國供給,頗為精良”(103)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為應付國民政府軍事壓力,西藏地方政府增調4代本(西藏官名,統兵500名)赴昌都,以2代本拒青海軍,以2代本赴鹽井、察隅,拒修中印公路(104)《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全宗,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71頁。。

由于西藏地方官員一再阻撓勘測,為保證中印公路勘測工作順利進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強硬對待,蔣介石指令昆明行營主任龍云就地派兵一連保護,“準備隨隊工作”,同時要求龍云在昆明與中印公路工程處處長袁夢鴻面談部隊番號以及調集地點(105)《蔣中正電龍云中印公路測量隊受到藏吏阻撓令就地派兵保護》(1941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典藏號002-060100-00158-021,第65頁。。1942年4月21日,蔣介石致電龍云,要他全力以赴興筑中印公路,稱:“中印公路之能否如期趕成,乃為我國對國際地位與精神優劣之試金石”,“此事全賴吾兄負責主持”(106)《蔣中正電龍云鼎力促成中印公路如期趕成》(1942年4月21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43,第262頁。。國民政府準備派兵入藏保護勘測隊,并以此警告西藏地方的舉動,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彈。吳忠信報告稱,近聞各地藏兵均陸續調集拉薩,發交槍械,并將舊炮廢槍交修械所修理(107)《吳忠信趙丕廉電蔣中正藏方似有對測勘中印公路事故意拖延時日并作軍事準備由》(1941年12月3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典藏號002-080200-00296-038,第355頁。。1941年12月3日,青海省主席馬步芳指責噶廈自食前言,“西藏既已允之于前,又拒絕于后,此與西藏信用殊多損害”(108)《馬步芳為請向西藏當局進言勿阻修筑中印公路事致馬杰臣電》(1941年12月3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40頁。。12月10日,馬步芳派其顧問馬佐漢到拉薩,勸告噶廈勿阻中印公路之勘測,“否則青軍當聽命中央”;噶廈電復馬步芳:“中央前委測勘路線人員,對于修筑問題,藏方前后尚未應允,事關路政,西藏僧俗民眾代表大會深恐滋擾,勢難從命”;噶廈并面告馬佐漢稱:“將不惜任何犧牲,反對測勘此路?！笨讘c宗報稱,“現西藏地方積極調兵整械,暗作戰備”(109)《孔祥熙電蔣中正據孔慶宗電稱馬步芳派顧問馬佐漢勸告噶廈勿阻中印公路之測勘由》(1942年1月8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一年,典藏號002-080200-00297-004,第489頁。。張嘉璈、吳忠信等人欲借此機會解決西藏事宜,電告蔣介石及早做軍事沖突之準備,先在青藏及康藏邊區妥為部署,如果護測軍隊與藏兵發生沖突戰爭,“惟有以青康之軍隊合力推進,俾求藏事之根本解決”,請蔣介石召見青海省主席馬步芳、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商談對藏用兵準備事宜,“召集有關部會長官,與之作一會談,以資決定”(110)《張嘉璈吳忠信呈蔣中正具陳中印公路派兵護測經費籌劃意見由》(1941年12月23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典藏號002-080200-00296-051,第477頁。。1942年1月5日,張嘉璈與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何應欽、白崇禧、朱紹良諸將軍商談中印公路事,諸人皆認為康印公路應走北線,主張先籌備西昌至中甸段,同時應布置由青海以武力壓迫西藏,“第一步先占領昌都”(111)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296頁。。1月10日,蔣介石批準青海軍隊先駐玉樹,但顧及英、美“盟國”態度,在軍事上并未采取進一步行動,企圖通過交涉解決修路事宜。

經過中英、中印及中緬交涉,國民政府決定先修筑南線,暫停北線之修筑。西藏地方政府自認為反抗修筑中印公路成功,“日益輕視中央”,更設立“外交局”,“對外表示其獨立自主”。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自本日起一切事件請處長向該局接洽,勿直接與噶廈提說”;7月7日,噶廈函孔慶宗稱,西藏地方政府任命札薩索康、貢覺仲尼大喇嘛二員主管“外交局”(112)《孔慶宗為報西藏設立外交局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42年7月6日)、《孔慶宗為西藏設立外交局請速示應付方針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42年7月7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41、2842頁。?？讘c宗向蒙藏委員會報稱,西藏地方政府設立“外交局”,“是視中央為外國,示西藏為獨立國”,建議中央政府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件,并速定“以實力根本解決藏事之大計”(113)《西藏內情》,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2600-0004,第9頁。。噶廈要求孔慶宗到西藏新設之“外交局”接洽商談各事,孔慶宗“憤不去”(114)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09頁。。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致電外交部稱,藏方在拉薩設立“外交局”,“其內容復雜,有人把持”;外交部并電蒙藏委員會稱,西藏“外交局”之設立,難免不受唆使,且“影響整個西藏問題及中印公路之進行”(115)《西藏內情》,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2600-0004,第49頁。,以致“中藏間僵局益為惡化”(116)《外交部情報司關于記者就西藏設立外交局等事采訪該局首腦情報》(1942年12月14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49頁。。7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外交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派代表在行政院開會討論西藏成立外交組織問題,決議一面竭力保持中央對藏主權,一面體念地方特殊困難,決定否認西藏攝政所設之“外交局”,運輸問題“改用商業組織方式進行”(117)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09頁。。

國民政府還決定繼續對西藏施以軍事壓力,大有一舉收復西藏之勢,并計劃于1942年10月前派軍進駐西昌,“再用政治方法解決西藏問題”(118)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14頁。。1943年,國民政府將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調往重慶,完成對新疆的直接控制,派軍到新疆、青海、西康等與西藏臨近之省份。4月3日,中國騎兵400名抵達青海結古以南,步兵200名到達離昌都約三日行程之處,另有3000名步兵由西寧開至青海南邊。中國試圖對藏用兵之舉動,英國極度敏感,其首相丘吉爾在同盟國參謀長會議上公開對宋子文發出詰難,稱:“西藏為一獨立國,中國在對敵作戰時期,何以對藏用兵”;蔣介石聞訊亦極為不滿,囑宋子文對丘吉爾提出質問(119)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57頁。。宋子文拒絕英方所表示之關切,稱:“一國之內部隊之調遣,實與另一國無關。至于一國之中央與地方接洽事件,無論其友國如何友好,亦無友國代為轉達之必要?！?120)《外交部為英國干涉中國軍隊調動事呈文及蔣介石批示》(1943年5月10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50頁。國民政府作出軍事行動之姿態,也是對于“英國對西藏事務的任何積極興趣感到不滿”(121)The Chargé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5,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632.。5月12日,蔣介石召見西藏駐渝代表阿旺堅贊,訓示國民政府對藏方針,并告以政府派兵理由四點:(1)藏方阻撓交通,(2)勾結日本,(3)設立“外交局”,(4)對待政府駐藏官員不予禮貌;并且明確指出,西藏當局“如能一一改善,情勢自可緩和”(122)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26頁。。在國民政府政治軍事壓力之下,西藏召開民眾大會,決議西藏“外交局”非新創機關,中央政府如仍拒絕接洽,西藏地方政府擬讓步,另設機關,與駐藏辦事處往還,否認西藏地方政府與日本勾結;但中印公路“仍以神意反對測修”,并稱西藏應與中央保持感情,“不應與中央西藏辦事處斷絕關系”(123)《蒙藏委員會為轉送西藏民眾大會關于外交局及修筑中印公路等事決議要點致軍事委員會電》(1943年6月14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51頁。。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支持下,在與中央政府交涉的同時,仍作軍事抵抗準備。1943年4月9日,孔慶宗致電蒙藏委員會稱,已有五六批軍火由印度進入西藏,除步槍、機關槍外,尚有小鋼炮,“為數可觀”;西藏先后派馬基饒噶廈及索康汪欽等赴印度訂購軍火,英方也力助西藏阻止漢人及貨物入境,英國駐藏代表與西藏當局要人“往還甚密”(124)《孔慶宗致蒙藏委員會電》(1943年4月9日),許廣智、達瓦編《西藏地方近代史資料選輯》,第380頁。。6月14日,馬步芳電稱,西藏地方在青藏及康藏交界地方仍積極布置軍事,并有進犯囊謙及蘇莽企圖,蒙藏委員會據此分析,“藏方現擬取一方拖延,一方備戰之姿態”(125)《蒙藏委員會致軍事委員會電》(1943年6月14日),許廣智、達瓦編《西藏地方近代史資料選輯》,第382頁。。西藏地方政府回復國民政府之表態,顯示藏方“毫無誠意解決,恐非軍事,不足以奏效”,但對于西藏用兵,劉文輝居中阻礙,而馬步芳“則躍躍欲試”(126)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68頁。。在西藏方面,“將以其指揮的一切手段抵抗這種侵略,可能包括向英國和美國發出呼吁”(127)The Chargé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ceived October 14,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640.。1944年1月27日,孔慶宗向蒙藏委員會致電稱,西藏地方政府仍寄希望依靠英國援助對抗中央政府,駐江孜英軍軍官孫德爾偕所訓練藏軍官兵、炮4門,于本月19日到達拉薩,并偕英國駐藏代表舍利福,為藏方裝備庫存炮3門;英方暗售軍火予藏,雖無證據,但藏軍槍炮概為英制,今又教以炮術,為其訓練無線電員,藏方還允許英方建學校、開醫院,“凡藏方拒我者,無不允英”(128)《孔慶宗為西藏當局恃有英援藐視中央應設法弭患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44年1月27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53頁。。英國派薩立夫少校為駐藏最高級別人物,在西藏布滿情報網,在亞東駐兵70名、甘孜駐兵60名、甘托克駐兵20名、拉薩駐兵20名,此外,在西藏設教堂、醫院、學校等作為掩護其秘密活動的機關(129)《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調查報告》(1943年8月10日),許廣智、達瓦編《西藏地方近代史資料選輯》,第382頁。。西藏當局恃有外援,故敢拒修中印公路,創設“外交局”,阻撓盟國運輸,禁止漢人入境,“藐視中央,凌虐漢人,沖擾駐藏辦事處,停止支應”,孔慶宗請中央政府設法應付,制止拉薩英國官員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僵局中暗助西藏地方政府整軍負隅,“以弭邊患”(130)《孔慶宗為西藏當局恃有英援藐視中央應設法弭患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44年1月27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第2853頁。。

英國政府一直主張中國政府對西藏擁有宗主權,而回避主權,其目的就在于否認西藏屬于中國一部分的事實。英國極力維持西藏的“獨立性”,就是想保持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以保證英國的利益。甚至中國民航飛機在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航線上飛越西藏,都遭到英國的反對。印度政府向中國航空總公司加爾各答辦事處抱怨稱,“這種飛越西藏的行為應該停止”,公司的美國董事建議不對印度政府當局的信作出答復,美國駐華大使高斯據此向美國國務卿報告稱:“這進一步表明了英國對西藏的興趣,而不是中國對該特殊地區的宗主權主張?！?131)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ceived November 18, 1943,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3China/d572.“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一直反對中國對西藏實行直接控制,而且沒有跡象表明這一政策在不久的將來會改變?！?132)The Chargé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ceived October 14,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etic Papers, 1943, China, 640.因此,當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修路問題上發生矛盾之時,英國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國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給予西藏對中國的外交支持”(133)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3rd December, 1941, China-Assam Road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38-1948, F13151/846/10.。張嘉璈感慨道,“英人始終欲西藏成為封鎖獨立地區,成為中印蘇之緩沖地帶,無絲毫開發西藏之意向。開發愈遲,愈利于印度局勢”,由于中國政府在西藏種種開發計劃“均非英人所愿”,“英人不愿在藏印邊境有便利之交通,以免多生事故”(134)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36頁。。

四 盟軍之介入與中印公路之建成

經過中英、中印及國民政府與西藏交涉,中印公路之路線已有很大改變。國民政府將中印公路之起點改為云南昆明,自云南大理至印度塞地亞公路,又稱“滇印公路”。因抗戰形勢的發展,國民政府引入美國因素,由美軍將領史迪威牽頭修建中印公路,最終達成修建之目的,故而此路又稱“史迪威公路”。

國民政府一直未放棄從西藏修建中印公路的意圖。西藏地方以“佛示不準”四字禁止勘測隊越雷池一步,以后該隊雖曾密遣工務員陸筱丹化裝潛入,亦在門工被覺察擋回,“致使中印間最理想之交通線,在滇緬路封鎖期間不克利用”;蒙藏委員會又派一張某及第11集團軍上校、金滄上游調查組組長袁某喬裝商人經過該線,被發覺受阻之后,“藏方警戒甚嚴”(135)《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81頁。。1943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還拒絕了英國假道西藏向中國運送軍火的建議(136)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04頁。。1943年秋,國民政府交通部組織中印公路勘測隊,派張子敬為隊長,并與西藏巨商取得密切聯系,勘測隊已兼有秘密探險性質。10月,勘測隊由昆明出發,隊員化裝成商人實地踏勘,勘測路線即1941年交通部派袁夢鴻所未勘測成之線,1944年1月初到達塞地亞,張子敬所勘路線起自云南下關終至印度塞地亞,全長1140公里,為通往印度最便捷路線,中途經過云南大理、鄧川、劍川、麗江、維西、羊咱等約500公里;西康境內之門工、竹瓦寺、察隅等地,約370公里,在西藏勢力范圍內;印度邊境之托洛嶺(Theronliang)、丹寧(Denning),而抵達塞地亞,長約270公里。1944年5月3日,交通部部長曾養甫報告該路線情況,從路線情形、工程狀況、工程估計、人工與給養等方面總結該路線的可行性。盡管該路線經過西康境內370公里,至多不過兩三千戶,盡系藏族民眾,“將來是否聽任征用,亦無把握”,但他也指出,中印公路具有軍事、政治與經濟之價值,唯以“英人之傳統政策,或仍不欲吾人建筑國際通路,因而影響西藏之行政組織”(137)《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88頁。。

從英方態度而言,英人對于中印公路之修建,“勢將從中阻撓,慫恿藏方反對”,因而國民政府外交部歐洲司司長梁龍指出,修筑中印公路“困難所在,似不在工程而在交涉”(138)《籌筑中印公路(二)》,臺北“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6-0024,第192頁。。雖然修筑中印公路也存在事實上的可能性,但英國對于經過西藏的中印公路依然持抵制態度,即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英國仍輕視中國的軍事能力,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軟弱的盟友,無法給英軍提供太多實際的軍事幫助。直到1943年1月3日,英國駐華大使卡爾仍歪曲中國抗戰事實,向英國政府建議:“如果蔣介石要求我們采取一些行動來推進這項計劃,我們將不得不以西藏的反對為借口,但在此之前,我建議我們不必采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讓中國人自己發現這項計劃是不可行的?！?139)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Received 3rd January, 1943, 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78/78/10.

由于在緬甸戰役中英軍失利,急需中國方面幫助,英國政府對于中國修建中印公路的抵觸態度才有所放緩。1942年2月11日,英國政府建議,不論中國政府、緬甸政府是否能夠合作,先對塞地亞路線進行測量(140)Proposed Assam China Road, Received 11th February, 1942, 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386/78/10.;5月,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參贊臺克曼向英國外交部建議:“由于中國收回西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英國應該修改其對西藏的政策?！?141)轉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建議英國政府不要在西藏問題上與中國政府搞對立關系。英國部分政界人士也意識到政治因素與軍事因素同等重要,“應該支持任何可行的計劃來維持對中國的供應”(142)Proposed Assam China Road, Received 23rd February, 1942, Proposed Assam-China Road,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F1691/78/10.。5月11日,蔣介石決定,一方面仍由馬步芳出兵壓逼西藏,給西藏地方政府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繼續與英國政府溝通接洽,意在造成中英會同壓逼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局勢。5月12日,英國軍事代表團布魯斯(Bruce)將軍與張嘉璈會晤時表示,中印公路“逾北逾佳,最好中英兩方會同勸告西藏”,至此中英雙方似“一致贊成打通西藏”,張嘉璈即致函軍令部部長何應欽,建議:“中英會同壓迫西藏,并派兵護送測量人員入藏,將西昌至中甸路線即時動工。下關至中甸線則俟軍事形勢稍穩,再行決定”,如果阿薩密受到日軍威脅,“即派兵直趨拉薩,或由昌都入藏”。5月19日,布魯斯又表示,中英雙方會同通告西藏,“告以先辦驛運,自拉薩至巴安,并保證不干預其內政”。7月2日,蒙藏委員會報稱,英國駐西藏代表已與藏方洽妥驛運,待中方告以路線、運量及貨運種類,即可決定,交通部代表當即告以運路系自拉薩至昌都,運量先定為3000噸,運貨系軍需品(143)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304、305、307、308頁。。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加大對中國的軍事支援力度,努力通過西藏建立一條由印度通往中國的補給線,除開辟“駝峰空中航線”外,還積極溝通建立陸上交通線。美國在處理中國與西藏關系上較為謹慎。1942年8月15日,美國駐英大使館向美國政府建議,對于英國外交部在西藏自治問題上的態度,不需要向英國大使館發表評論(144)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5th August,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631.。1943年4月19日,英國駐美大使館還向美國政府歷數中華民國政府自1912年以來對西藏的“干涉”和“滲透”,辯稱印度政府不支持中國修建中印公路的建議“純粹出于地理和氣象的實際原因”,即使修建“也需要數年才能完成”,還說,即使在中國政府作出“西藏政府不能接受的規定”的情況下,“印度政府沒有停止繼續努力”,通過貿易渠道經西藏向中國運送貨物,之所以沒有取得進一步進展,在于“中國人的不懷好意和西藏政府對中國意圖的懷疑”(145)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9,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628.。8月5日,英國還向美國表示:“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西藏都沒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他們對與印度東北邊境接壤的地區保持友好關系和維護和平條件感興趣?！?146)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5, 1943, Diplomatic paters, 1943, China, Forengi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3China/d565.英國將中印公路未能修建的原因歸結于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制,并對中國進行各種不實的誣蔑,企圖讓美國在對藏問題上和英國采取一致態度。1942年7月3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羅斯?？偨y建議,美國對待中國與西藏的態度是“盡量避免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政府任何可能的冒犯”(14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July 3,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625.;羅斯福致信達賴喇嘛,表達美軍的善意與戰爭必勝的決心,稱美國人民同其他27個國家人民一道共同進行著一場正義戰爭,戰爭是由企圖征服世界的國家強加的,意圖摧毀世界各地的思想、宗教和自由,“相信我們會取得勝利,因為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能力是充足的,我們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148)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July 3,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625.。1943年2月15日,噶廈在給羅斯福的信中明確表達反對國民政府派勘測隊入藏的原因,認為西藏自古就已經取得了自由和獨立,西藏努力發展其宗教事業,“我們正在努力保持和加強我們的民族和宗教地位”(149)The Tibetan Regent (Tale-dak pundi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15th February,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622-623.。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成立后,美國、英國、尼泊爾駐藏代表立刻就與這個“外交局”發生聯系,美軍還派軍事代表團進入西藏“外交局”,據說是為盟軍探測路線及尋找飛機場修建地點進行交涉,并贈送了西藏地方政府一批通訊器材(150)李有義《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史實》,《待解放的西藏》,新華時事叢刊社1950年版,第88頁。。美國政府還提供修筑工具,“所有開山機等都已經由美國起運來華”(151)《中印公路核定北線 雷多到密支那段已大部完成》,《新華日報》1944年9月11日,第2版。。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稱:“這是西藏和美國第一次建立友好的關系?！?152)The Tibetan Foreign Office to Captain Ilia Tolstoy and Lieutenant Brooke Dolan, February,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622.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致電美國國務卿報告稱,西藏地方當局已經同意通過西藏向中國運送非軍事物資,每年一次的馱畜隊過境是可行的,但該運輸線對于中國的供應“具有較小的重要性”,他還認為,“中國人放棄了他們在西藏修建公路和駐軍的任何計劃,前者是因為修建公路所需的時間對戰爭沒有早期價值,后者是因為肯定會遭到西藏的反對”,雖然西藏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國無意改變西藏內部行政,實際上是自治的局面”(153)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627.。至于西藏政治形勢,美國戰略服務局多諾萬向國務卿建議,除非美國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驟,讓中英雙方協調參與,“否則我們什么都不想做”(154)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Donov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4, 194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Ⅵ,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960.。

此時,英國政府的戰略重點在非洲,對反攻緬甸推托敷衍,但對于重開雷多公路比較積極。在緬甸瓦城及密支那失守后,中國遠征軍在緬甸者,一部分由杜聿明帶領撤回國內,大部西撤至印度,成為中國駐印軍,由美國將領史迪威任總指揮,羅卓英任副總指揮。到1943年2月,美國政府意識到,中國人對缺乏軍事援助越來越失望和不滿,沒有大量的軍事援助,中國是否能無限期繼續積極抵抗日本,因而“關于中國局勢,主要的是向中國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155)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Hamilton), February 11,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9.。鑒于印緬戰場的重要性,1943年5月,美軍開始意識到開辟中印交通線的價值,最初計劃開通中國航線,使其每月運力達到10000噸,并在阿薩姆開發航空設施,與中國軍隊在云南的行動相一致,目的是“遏制盡可能多的日本軍隊,覆蓋通往中國的航線,并作為開通緬甸公路的重要一步”(156)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inutes, May 20, 1943,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t1943/d55.。同時,美國也需要從中國西南部獲取稀有礦產資源。并且,早在1942年5月,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就與中國航空公司達成協議,以每噸750美元的價格,將錫或鎢從昆明運輸到阿薩姆邦,但美空軍運輸“噸位不會太大”(157)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7, 1942,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42China/d556.。由于空中運力有限,美國亟須開拓新的運輸通道,中印公路成為首選的修建目標。

1942年,盟軍開始籌備反攻緬甸戰役,中印公路修筑之議復起。自該年3月起,史迪威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美國部隊最高司令官,在美國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下,史迪威決定重新開放緬甸公路,“為中國戰區提供供應和激勵”(158)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8, 1942,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42China/d113.。由于中國和英國都不愿意承認對方的領導地位,該年10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向總統羅斯福建議,史迪威在中國生活近10年,對中國有相當的了解,是確保英國和中國默許重新占領緬甸的戰役最佳指揮人選(159)The Chief of Staff (Marshall) to Present Roosevel, October 6, 12,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42China/137.;國民政府軍令部擬訂的《中英美聯合反攻緬甸方案大綱》,認為反攻緬甸之保證在于“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國援華物資大量輸入,及早完成中國總反攻之準備”(160)《軍令部擬〈中英美聯合反攻緬甸方案大綱〉》(1942年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滇緬抗戰檔案》中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3頁。。1943年8月,中國駐印軍奉命自蘭伽向中印緬邊區開拔,越過野人山,正式開啟盟軍反攻緬甸之役。

與此同時,盟軍決定修筑跨越此區的列多至密支那公路,“乃中印公路之原線”。經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英國海軍將軍蒙巴頓斡旋,中印公路得以順利修筑。1942年11月,英國首先著手施工。1943年初,由美國工兵團接手修建,2月初,中國工兵十團參加修筑,12月完成列多至新平陽一段。1944年秋,新平陽至密支那通車。到1945年1月19日,中印公路全線打通。此線從印度東北雷多至緬甸密支那,向東進入中國,經騰沖、龍陵,與滇緬公路相接,經保山、下關、楚雄抵達昆明。

中印公路之建成,“不僅于反攻在緬之日寇為有利,且為輸送物資至我國之唯一供應線,并為未來中印關系日期繁榮之銷(鎖)鑰”(161)《抗戰期間公路工程概述》(1945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十)》,第412頁。。1945年1月26日,蔣介石致電蒙巴頓將軍以表示感謝:“余及中國全體軍民謹向閣下致最誠摯之謝意。余深信今后吾人并肩作戰之努力必可由中印交通之建立而遂益加強?！?162)《蔣中正電蒙巴頓將軍中印公路經閣下努力而告完成謹致誠摯謝意》(1945年1月26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58,第285頁。蔣介石將中印公路改名為“史迪威路”,并給史迪威頒發一枚青天白日勛章,因之“美對華印象轉佳”(163)《何應欽電蔣中正請組設中印公路中國段警備司令部并請于黃琪翔霍揆章黃杰三人中擇一充任司令由》(1945年3月9日呈),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國際運輸,典藏號002-020300-00015-160,第288頁。。1月28日,蔣介石應美國互通廣播公司邀請,向美國播講中印公路開辟之意義,并宣布命名此路為“史迪威公路”,“以紀念過去史將軍督筑該路之努力”(164)《蔣中正應美國互通廣播公司之請蒞廣播大廈向美播講中印公路開辟之意義》(1945年1月28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典藏號002-060100-00196-028,第101頁。。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慶?！笆返贤贰遍_通的廣播中向美國民眾宣稱,中國為自由和正義而戰,美國向中國平民、中國士兵和中國軍官致敬,在日本封鎖中國陸上和海上交通之后,“史迪威公路的開通,重建了通往中國的地面交通”,“史迪威之路,象征著美國無私的目標和對盟友的忠誠”,“為了公路,為了航線,為了物資和美國士兵的努力,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表達了他們永遠的感激之情”(165)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y) to the Secretary State, January 29, 1945,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45v07/d16.。中印公路建成之后,國民政府下令,中印公路為純軍用公路,“絕對禁止商車任意通行,一切物資之運輸,均由政府統籌支配”(166)《中印公路純為軍用路》,《中央日報》1945年1月5日,第1張第2版。。至抗戰勝利,中印公路運輸時間達半年之久,運送了大量軍事物資。但至1945年6月以后,緬甸進入雨季,由于工程標準和施工質量不高,該路路基多處塌方,路面被水淹沒,道路阻滯,其實際使用價值大打折扣。

綜上可知,全面抗戰時期中印公路的修建,不僅中國政府,而且英國政府、印度政府、緬甸政府,乃至西藏地方政府、美國政府,都有著不同的利益考量。中印公路是各種地緣政治利益沖突的媒介物與聚集點,現代交通的政治功能日益顯現,在地緣政治關系的影響下更趨明顯。全面抗戰時期的西藏,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加上陪都時期的國民政府未能對西藏實施有效治理,政治控制力與軍事影響力也未能介入西藏。伴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西藏之地位更顯重要,國民政府希望通過中印公路的修建,解決國防、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并試圖強化對西藏的全方位控制。由于在西藏有著特殊的利益訴求,雖然英國政府部分人士默認中國政府對于西藏地方的影響力,但囿于傳統殖民政策,英國政府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因而不僅中印公路的修建,但凡有利于中國政府強化對西藏控制的舉措都會遭到英國的反對,英國甚至不惜支持“西藏事實獨立”,并把這一態度傳達給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國民政府與英國交涉中印公路籌修過程中,英國政府堅持以“西藏同意”為勘測及筑路的先決條件,并在暗中慫恿西藏當局反對,并指責中國政府不了解西藏地方的拒絕態度。在英國影響下,印度也反對中國政府修建通過西藏的公路。英國、印度政府的目的在于將西藏作為中國、蘇聯及印度的緩沖地帶,不放棄對西藏的滲透與控制,以保障英國政府在西藏的既得利益。英國政府還迫使國民政府改修中印公路南線,并借機解決滇緬邊界劃分問題,以期獲取更多的利益。另外,在地緣政治影響下,國民政府支持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也讓英國政府不滿,致使英國以進一步干涉西藏事務作為反制措施。美國政府則較多地從軍事角度考慮,希望盡快建成中印公路,以支援中國抗戰,盡快打敗日本,緩解美軍壓力,并從中國輸出錫、鎢等礦產資源。就西藏地方政府而言,既不受國民政府控制,又不愿英國及印度在藏影響力過大,保持其相對“獨立性”是其地緣政治選擇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因而不斷利用中國與英、印之間的矛盾來凸顯自身的政治定位與立場。西藏地方政府作為政教合一的政府,對于中央政府的命令陽奉陰違,企圖利用國民政府與英國政府的矛盾,并試圖以向美國示好的方式引進美國勢力,以中、英、美相互制約,達成維持自身“獨立”地位之目的。西藏地方當局堅持以“神示不允”的名義拒絕國民政府中印公路勘測隊進入西藏,甚至在美國斡旋下也只同意通過西藏特定地區運輸非軍事物資。針對西藏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及依靠英國政府對抗中央政府的態度,國民政府“先禮后兵”,在多次溝通無效的情況下,也試圖通過軍事高壓手段一舉解決西藏問題,但在各種政治力量博弈下未能成功實施。在國民政府作出妥協、放棄通過西藏的北線之后,西藏地方政府還設立“外交局”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外交機構,并企圖借助英國力量對抗中央政府的政治軍事壓力。因此,中印公路不能如期勘測并修建的關鍵因素,即在于英國政府的暗中反對及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在地緣政治的邊際效應上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日益惡化。從中國、英國、美國多方交涉的過程來看,中印公路修建路線也一再修改,從最初的“康印公路”演變為“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此路的建成,雖然能夠達成一定的軍事目的,但此時不僅全面抗戰已進入尾聲,而且因中印公路線沒有經過西藏區域,國民政府未能實現其預定的政治軍事目標,也未能改變西藏地方政府的“半獨立”狀態。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個交涉過程中,國民政府始終堅持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拒絕與西藏“外交局”發生聯系,使得英國政府不得不在西藏問題上作出更加相宜切實的抉擇,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妥協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