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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異? 祥瑞?
——金代龍文化初探

2024-04-15 06:20張書昊
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災異祥瑞文化

張書昊

(吉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龍作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虛構的動物, 多是神圣和祥瑞的象征, 所以龍文化在中華文化中一直保持著長久的生命力。 何星亮的研究將中國龍文化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即圖騰崇拜、 神靈崇拜、龍神與帝王崇拜相結合和中印龍崇拜相結合。 其中秦漢時期, 皇帝借助龍樹立權威, 實現帝王崇拜與龍崇拜的結合。 在漢以后到唐宋時期, 中國龍文化受印度佛教的影響, 龍王信仰得以廣泛傳播[1]57-64。 也有學者認為漢武帝之后龍及龍的神圣性被統治者賦予政治色彩而壟斷, 而接近民眾的民間故事中的龍或興風作浪或作為民間祈雨的對象[2]56-58, 此外還具有邪惡性的特點。

陳侃理在《儒學、 數術與政治: 災異的政治文化史》 一書中認為災異文化的范式主要由董仲舒建立, 在此之前沒有系統的災異論述。 他將災異與人事描述為因果關系, 統治者的失德失政都會招致災異[3]43-46。 此后的災異文化雖然有一定的變化, 但基本都是對這一范式的修正。 祥瑞文化同理, 也是按照天人感應的思想框架, 統治者的德行和良政會出現祥瑞。 但災異祥瑞文化除了關涉統治者, 在地方上同樣也有一套災異祥瑞文化。 安居香山的《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 一書認為, 儒家災異文化更多是統治者和思想者對災異從思想層面的理解, 但百姓作為災異的直接受害者, 必須對災異做出一定的反應[4]46, 也就是操作層面重于思想層面的災異祥瑞文化。 由于史料匱乏等原因, 關于金代龍文化的研究很少, 多集中于考古領域。 如趙評春的《金代女真服飾研究》 一文, 借助文獻資料和考古史料, 考證出女真貴族服飾中的龍紋年代位于熙宗皇統末年至世宗大定七年之間[5]92-93。 因此筆者將從災異祥瑞文化的角度出發, 對金代部分官修史書、 石刻材料和筆記小說中記載的龍文化進行研究。

一、 作為祥瑞的龍文化

(一) 《金史》 中的記載

自秦漢以來, 龍文化和皇帝相結合[1]61-62, 作為祥瑞的龍文化經常與皇帝產生聯系。 在官修史書《金史》 中, 記載了不少和龍有關的祥瑞現象, 且基本都與皇帝有關。 龍祥瑞的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宣揚合法性和增強權威。

金代作為女真人所建立的朝代, 尤其是金代初期, 具有與漢人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 早期女真人更加崇拜上天, 如世祖在戰勝強敵桓赧、 散達之后, 將勝利原因歸結為“非天不能及此”[6]9, 肅宗在戰前祭祀時也是說著“若天助我當為眾部長”[6]12。因此龍祥瑞并不如中原王朝那么尊貴, 只是作為宣揚太祖合法性眾多祥瑞中的一部分。 史載, “(收國元年) 九月, 克黃龍府……至江, 徑渡如前……己卯, 黃龍見于空中”[6]28, 這是《金史》 最早提及龍祥瑞的記錄。 因為黃龍府是遼國的軍事重鎮, 且對遼有重大的象征意義。 《契丹國志》 載, “(遼太祖) 后因游獵, 彌旬不止, 有黃龍在其氈屋上,連發二矢, 殲之, 龍墜于前……是滅渤海之勝兆也”[7]6, 是遼太宗為了紀念遼太祖此戰而命名的,所以金代祥瑞更多是模仿遼代祥瑞以宣揚太祖反遼的合法性, 從而否定天祚帝的合法性。 由于此時女真人漢化水平普遍較低, 對龍祥瑞不太重視, 對這場戰爭的紀念更多是集中于行軍過程中 “徑渡如前” 的祥瑞上, 《地理志》 載, “天眷三年, 改為濟州, 以太祖來攻城時大軍徑涉, 不假舟楫之祥也”[6]552, 試圖和遼代一樣通過更改地名以喚起女真人的太祖記憶, 從而加強祖先認同。 并且, 女真人尚處在 “軍民同川而浴, 肩相摩于道。 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8]324的時期。 “國有大事, 適野環坐”[9]17, 軍事民主制色彩還十分濃厚, 皇帝權威有限, 與之關系密切的龍文化地位較低也在情理之中。

隨著熙宗、 海陵兩朝推行諸如猛安謀克大規模南遷、 政治體制一元化改革等政策, 女真人的漢化程度大大加深[10]237-246, 君主專制得到強化, 龍文化的地位也相應得到了提升, 史載, “(大定七年)六月癸酉, 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6]139, 說明金世宗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限制龍紋的使用, 只限于皇帝使用。 這一時期, 皇帝已經十分熟練地利用龍祥瑞來宣揚其行為合法性, 如 《五行志》 載: “(正隆五年) 是歲, 世宗居貞懿皇后憂, 在遼陽, 一日方寢, 有紅光照其室, 及黃龍見于室上……八月, 復有云氣, 自西來, 黃龍見其中, 人皆見之?!盵6]537雖然海陵王的某些政治行為爭議較大, 比如弒母、 執意南伐等, 造成其后世風評較差, 但金世宗在其南伐期間稱帝, 本質上仍屬于叛亂。 好在海陵王在世宗稱帝不久便被部下殺害, 在金世宗穩定政局之后, “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 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11]1280, 借助改變輿論和歷史書寫的方式,敗壞海陵王的形象, 美化自身形象。 因為龍是皇帝正統的象征, 代表著 “真龍天子”, 且文本中的龍是世宗居母憂期間而起, 與海陵王不符合儒家倫理的弒母形象相對, 更加凸顯了世宗即位的合法性。

部分龍祥瑞用于增強權威, 如史載: “(大定十四年) 日中, 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 須臾, 乘云雷去?!盵6]161此祥瑞發生于世宗秋獵巡幸期間, 女真人巡幸習慣與漢人的認知有沖突, 很多漢人官員都進行過勸誡, 如史載: “(大定二年正月) 獻享山陵, 禮畢, 欲獵而還, 左丞相晏等諫曰: ‘邊事未寧, 不宜游幸?!盵6]125世宗此時已經度過了即位初期的政治危機, 為了消除漢人官員對于巡幸的質疑,加強自身權威, 在陪同人員都是近臣的場合下, 世宗選擇制造這一祥瑞。 并且從文本可知, 云雷這類天氣狀況與龍密切相關, 日中的光芒又和白龍的顏色相契合, 女真人有“完顏部色尚白”[6]26的偏好,因此將這些天氣情況解釋為白龍祥瑞也算是有理有據。 又如 “(貞祐二年) 壬戌, 上次宜村, 有黃龍見于西北”[6]542, 這是發生在貞祐南渡時候的祥瑞。由于宣宗作出南遷決策的爭議非常大, 無論是關于是否南遷, 還是關于南遷的地點。 趙秉文的《南遷論》 載, “上京中都, 國家之根本也。 議者或遷河南, 或遷陜西……愚以為莫若權幸山東”[12]312-313。 可知朝廷內部起碼有四種遷都的意見。 因為宣宗是個權力欲望很重的人, 如劉祁《歸潛志》 記載, “宣宗喜刑法, 政尚威嚴”[3]69, “南渡之后, 近侍之權尤重, 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13]71,所以在接連遭遇蒙古人入侵與貞祐南渡的政治危機后, 金宣宗急需借助龍祥瑞以提振朝野, 增強自己的權威。

(二) 民間文獻中的記載

以筆記小說和石刻材料為代表的地方文獻中具有豐富的龍祥瑞資料。 何星亮認為龍文化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將龍看作主宰雨水的象征, 第四階段則是與印度佛教的龍王信仰相結合, 認為龍變成了具有一定地域性的信仰, 且幾種階段相互關聯[1]62-64。這個判斷基本正確, 但忽視了地方上如道教和其他民間信仰的作用, 以及自晚唐以來三教合一的趨勢。

各個文化之間的龍祥瑞, 雖然主干部分都是圍繞著龍祈雨的特點展開, 但在龍的表現形式與龍的地位上稍有不同, 存在一些功能的延伸。 首先以佛教的龍文化為例, 因為佛教強調龍具有地域性, 且這一觀念影響深遠, 所以即便是在非佛教的石刻材料中也能看到時人受此觀念的影響, 如《重修嘉應侯殿記》 中載, “有泉浸于深池, 云龍藏乎其中”[14]8, 又如 《重修范縣妙應侯廟》 中載, “范之西南十里有古潭, 謂之黑龍潭。 中有神龍”[14]168, 這兩處廟宇都不屬于佛寺, 但很明顯都受此觀念影響。 龍的地位在佛教中相對較低, 如《白龍潭圣水感應記》 中, 雖然祈雨成功之后, 百姓和地方官都認為 “此龍神之德, 令尹之功也”, 能為雨水是龍祥瑞的結果, 但碑記中還有“其龍即守護超化寺舍利寶塔之龍神也”[15]315-316的記載, 很明顯在佛教話語中, 龍只是作為佛塔的守護者, 從屬于佛教。 道教同樣如此, 龍是從屬于道教神仙的, 如《續修太清宮碑》 載: “太極殿東有九井, 或謂老子初生,九龍吐水以浴圣體, 又謂老子生而作禹步, 步成一井, 井各有龍?!盵15]341從中可見, 道教也吸收了佛教對龍的地域性觀念, 借助老子的誕生傳說, 將龍納入道教神仙之下。 道教也有一定的龍文化特色, 主要體現在儀式方面。 《投龍碑》 中“載敕高功捧玉簡金龍環璧之懇, 遍詣名山大川岳瀆水府投送”[15]1174和《大茂山總真洞修殿記》 中“復以金龍負符簡而投于洞中”[14]454, 對投龍儀式的過程進行了大致敘述, 主要內容是將金龍符投入水中。 有學者認為這種儀式是把龍看作興云起雨的靈物, 以達到溝通神靈、 實現祈雨的作用[16]31。 龍在此儀式中是作為道士差遣的靈物, 可見其地位相對較低的。

中國本土的龍文化則更多植根于民間信仰中,地位更高, 功能更加強大。 《重建顯圣王靈應碑》載, “欲行天令而福生靈也……變化無方, 隱現不測。 或現真形, 或托白兔, 或化素蛇”, 可以看出由于沒有依托佛道二教, 龍單獨作為信仰, 直接承接上天的意志, 地位明顯更高, 而且并不拘泥于某處, 而是變化莫測, 各種幻化。 因此在祈雨儀式中, 出現“忽有大蛇丈余” 的情況, 會被當作“尊神化現”[14]438。 把蛇看作龍的化身也被佛教所吸收,如《續夷堅志》 中的《抱陽二龍》 篇目中, 在“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 的顯濟廟區域內, 流傳著“二青居山陽, 各有種類, 至數十百個, 都不毒蟄……凡在山陰者, 皆雜蛇”[17]60的傳聞, 表明龍與蛇關系密切, 當地百姓認為蛇可以受龍的影響沒有毒性,山陰面的蛇則仍保留毒性, 側面說明當地龍代表著祥瑞還意味著庇護百姓免受毒蛇的影響。

在地方社會上, 這些文化之間不是涇渭分明的, 相反, 各種文化之間互相交融。 這些文化共同塑造和豐富了龍祥瑞的內涵。

二、 作為災異的龍文化

由于《金史》 中關于龍的災異記載很少, 且與民間文獻中所反映的文化內涵相似, 只是在災異解釋方面有所不同, 所以將兩部分合起來論述。 兩者都認為龍是主宰天氣的象征, 把龍看作是導致水災、 風災等自然災害的直接元兇, 只是不同的文本載體, 出于不同的目的會對災異解釋稍有區別。

官修史書中的龍災異解釋理論依據是天人感應的儒家災異論, 災異是龍造成的, 根源則是政治敗壞。 《金史》 中的龍災異僅有一條, 《五行志》載: “(皇統九年四月) 丁丑, 有龍斗于利州榆林河上。 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 木瓦人畜皆飄揚十余里, 死傷者數百, 同知州事石抹里壓死?!盵6]536這個事件正好發生于熙宗末年, 熙宗晚年精神狀態異常, 政局相對混亂, 史載: “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后, 繼嗣未定, 深以為念。 裴滿后多專制, 不得肆意后宮, 頗郁郁, 因縱酒, 往往迷惑妄怒, 手刃殺人?!盵6]1860大臣因此人心惶惶, 海陵王不久就弒君上位。 雖然弒君行為不道德, 海陵王日后也因此飽受詬病, 但在其上位后大臣撒離喝的話很說明問題,“唐建成不道, 太宗以義除之, 即位之后, 力行善政, 后世稱賢。 陛下以前主失德, 大義廢絕, 力行善政, 則如唐太宗矣”[6]1878-1879, 排除其中阿諛奉承的因素, 時人總體上來說是認可這種弒君行為的。因此這條災異的記錄雖然認定災異直接原因是龍造成的, 但在天人感應思想的框架下, 則是認為源于熙宗晚年的失德失政。 此后不久, 在國都附近又發生了一起災異事件, 因此熙宗不得不對這一近一遠的兩個災異事件進行了反應, “以四月壬申、 丁丑天變, 肆赦。 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曲赦上京囚”[6]86, 試圖采取大赦和罪己詔的方式應對災異。

民間文獻中的龍災異數量相對豐富, 災異解釋可分為兩個方向: 單純解釋和吸引信眾。

首先是單純解釋, 這個方向通常是百姓自發尋找災異原因以尋求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續夷堅志》 中的《廣寧山龍斗》 篇目中, 廣寧先是“大陰晦, 雷雨環作, 聲不斷”, 接著 “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 終夜不息”, 最終 “水沒村落, 死者無限”。 面對這樣的極端惡劣天氣, 古代百姓通過現實抗災手段根本無法招架, 只能通過祭祀這種精神文化層面的方式進行應對。 百姓將這次災異解釋成龍打斗所致, “意群龍斗于此”, 為了論證這一觀點, 找尋到了所謂的 “證據”: “山巔龍斗處, 留跡數十, 所印泥, 麟甲爪痕”[17]71。 進行了合理的災異解釋后便可進行針對性的祭祀, 這部分內容雖未在本篇目記錄, 但在其他篇目中有所體現。 在《山石飛墮》 中, 遇到了地震這種威力巨大的自然災害, 百姓將其解釋為 “神物所移”, 并找到了應對措施, “立移山祠”[17]84。 這些舉措雖然不能在現實層面解決災異問題, 但能極大地緩解百姓面對自然災害的緊張情緒。

其次是吸引信眾, 這個方向通常是地方上的智識群體(主要是儒僧道人士) 所主導的, 將災異歸結為龍, 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起到吸引信眾的目的。 在《改修董神池記碑》 中載, “夫龍, 神物也, 實難制畜……或觸山抉石, 發大水以蕩城邑;或迅雷奔電, 降大雹以傷禾稼; 時而出為大害者,蓋嘗有之”, 將地方上出現的對百姓能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的自然災害全部歸結為龍的原因。 緊接著提出了解決辦法, “能豢養以致馴擾, 亦董父之力也”, 并且舉出了董父具有神力的論據, “城邑屢改, 而董父之廟巋然獨立, 蓋神物所護也”[14]22-23。通過一系列的論述, 將百姓吸引至董父廟之下。 道教的論述方式稍有不同, 《大茂山總真洞修殿記》載, “竊以為深山大澤, 實神龍之所居焉……稍褻瀆, 則洞中號怒, 池水洶涌, 迅雷烈風, 應時而作”, 將災異的原因歸結為對金龍洞有褻瀆行為,相應的解決辦法是“人急焚香謝過乃止”[14]454。 通過宣傳這樣的故事, 從而營造洞的神圣性, 以達到吸引信眾的目的。

三、 結語

還有一部分有關龍文化的篇目難以用災異祥瑞文化來定性, 比如 《續夷堅志》 中的 《三姑廟龍見》 篇目: “大明蠶神三姑廟旁近龍見……見龍鱗甲中出黃毛, 其形如駝峰, 頭與一大樹齊, 腥臭不可近……良久云霧復合, 乃去?!盵17]53又如在洪皓的《松漠紀聞》 中有非常相似的記載: “乙卯歲, 有二龍……相去數步而死。 冷氣腥焰襲人……悟室欲遣人截其角, 或以為不詳, 乃止?!盵8]324兩篇故事中的龍都為死龍, 且都因為腥臭而無法靠近, 但即便如此, 仍然可以看到龍文化的重要特征, 即對天氣的影響。

無論災異祥瑞文化下的龍怎么書寫, 都基本沿著龍的兩個特點展開: 皇帝象征與主宰天氣。 在《金史》 這類官修史書中, 將龍與皇帝緊密聯系;在地方文獻中, 龍雖然會受釋道等文化的束縛, 但總體上還是作為主宰天氣的神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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