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石窟北朝的龍紋圖像

袁 星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一、 中國傳統龍紋的特點

龍是結合多種動物形態創造的一種動物， 同時它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象征。 龍紋是中華傳統的紋飾之一， 龍紋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都表現出了不同的風格特點， 石窟中的龍紋因其與佛教相關， 體現出了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民族大融合的階段， 龍門石窟中北朝的龍紋裝飾既體現了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也體現了漢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 在龍門石窟裝飾雕刻中， 龍和獅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動物， 本文主要就龍門石窟中的龍紋進行研究和分析。

除了中國龍以外， 印度佛教中還有一種名為“那伽”①的動物， 在佛教經典中多次被翻譯為“龍”。 《佛學大辭典》 對那伽的描述為： “長身、無足。 蛇屬之長也。 八部眾之一。 有神力， 變化云雨?！盵1]1362中國傳統龍紋與這種印度“那伽” 最大的區別在于中國龍具有龍角， 后漢王符言： “龍無尺木， 不能升天?！?唐代段成式在 《酉陽雜俎》 中解釋道， 尺木即為龍角， 是龍之所以具有神通與升天本領的重要標志， 否則等同于凡獸。 對龍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現于 《山海經》 與 《易經》。 《山海經》中提到應龍形象“應龍處南極， 殺蚩尤與夸父， 不得復上， 故下數旱。 旱而為應龍之狀， 乃得大雨?！睗h許慎《說文解字》 載： “龍， 鱗蟲之長， 能幽能明， 能細能巨， 能短能長，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潛淵?！?宋人羅愿在《爾雅翼》 中如此描述龍的外貌：“角似鹿、 頭似駝、 眼似兔、 項似蛇、 腹似蜃、 鱗似魚、 爪似鷹、 掌似虎、 耳似牛?！?龍是中國古人把蛇、 鱷、 魚、 蜥蜴、 鯢、 豬、 馬、 牛、 鹿、 虎、熊等動物， 和雷電、 云、 虹霓、 龍卷風、 星宿等自然天象多元融合而生成的一種神物[2]3。 綜上， 我們可以將傳統的龍的樣貌概括為： 馬頭、 鹿角、 蛇身、 鷹爪， 魚尾。 當前的考古發現中也有各式各樣的龍紋圖像， 關于最早的龍的說法也有差異， 有的認為1987 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的用蚌殼擺出的龍圖是最早的龍， 它也被稱為“中華第一龍”[3]2。也有認為遼寧阜新縣色拉鄉查海遺址出土， 用紅褐色石塊堆砌的一條巨型龍形堆塑才是最早的龍， 距今約8000 年[4]11。 中國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現了“龍” 字和祭祀龍神的記載。 中國對龍的推崇反映在各個方面， 龍紋作為中國傳統紋飾， 也被運用于各個地方， 墓葬、 建筑、 石窟甚至器物上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二、 龍門石窟北朝龍紋圖像的特征

石窟中的龍紋因其位置的特殊性， 表現出了不同于墓葬、 建筑、 器物龍紋的特點， 本文側重探討龍門石窟龍紋圖像， 梳理龍門石窟北朝龍紋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特殊性。 通過對比印度的那伽“龍紋”，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 龍門石窟中的龍紋顯然是受到中國傳統龍紋的影響， 其形象與印度佛教中的“那伽” 形象截然不同， 并未因佛教自印度傳入就受到印度文化太多的影響。 龍門石窟主要繼承了中國傳統紋飾中的龍紋形象， 均為長角的龍，且為馬頭、 鹿角、 蛇身、 鷹爪， 魚尾。 而且根據其位置的不同， 其形象也有差異， 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 位于窟楣或龕楣位置的二龍相交形龍紋； 第二類， 在造像碑碑首出現的二龍纏繞式龍紋； 第三類， 與香爐或須彌山相結合的二龍纏繞式龍紋； 第四類， 以御龍仙人形象出現的龍紋。 其中， 第一類龍紋在龍門石窟最具代表性， 變化也最具特點。

第一類位于窟楣或龕楣的二龍相交式龍紋， 根據其形象的不同大體分為三型。

A 型， 二龍尾部并不相連， 尾部仍為龍頭的形象， 與龍首相比較小。 龍身的鱗片雕刻細致清楚，龍身即為龕楣。 龍頭向上昂起， 龍首多呈反顧狀，嘴部微張， 似與龍尾的龍頭交流。 兩側各向下伸出兩只龍爪。 主要以古陽洞北壁第228 龕（楊大眼造像龕） 龕楣、 古陽洞北壁第234 龕 （魏靈藏造像龕） 龕楣、 古陽洞南壁第106 龕 （孫秋生造像龕）龕楣、 古陽洞南壁第111 龕龕楣為代表。

B 型， 二龍龍身合用一個， 而且僅在龕楣兩側雕刻龍頭， 身體作楣拱， 尾部龍頭消失， 二龍頭仍呈反顧狀， 張嘴露齒， 共同看著主像。 在印度， 這種龕形兩邊楣角上卷， 但是兩端并無龍形裝飾， 在中亞、 新疆和河西諸石窟中也無龍形作龕楣裝飾的案例出現。 根據這種龍紋身形的差異大體分為Ⅳ式。

Ⅰ式， 龍身清楚， 有頭有尾， 雖與龕楣融合，但仍能看清其身上的鱗片， 形象生動逼真。 以古陽洞北壁第75 龕龕楣、 古陽洞南壁第71 龕龕楣、 古陽洞南壁第57 龕為例。 龍首仍呈反顧狀， 龍首造型與Ⅰ式相似， 鱗片有簡化的趨勢。

Ⅱ式， 二龍龍身纏繞在一起， 似 “麻繩” 狀，但二龍身體鱗片模糊不清， 似被簡化， 仍不見龍尾， 僅在龍門石窟見到一例， 即古陽洞北壁第218龕龕楣。

Ⅲ式， 龍身徹底被簡化， 與龕融為一體， 成為龕楣上的一條細長帶。 龍首仍呈反顧狀， 有一些仍可見向下伸出的龍爪， 有一些龕龍爪也被省略， 僅刻出龍頭， 龍的形象大體呈現出騰飛狀。 主要以古陽洞北壁第237 龕龕楣、 蓮花洞北壁第66 龕龕楣、蓮花洞北壁第72 龕龕楣、 蓮花洞北壁第78 龕、 皇甫公窟窟楣、 天統洞南壁下部龕楣為代表。

Ⅳ式， 龍頭向上昂起， 從口中吐出蓮花、 忍冬、 化生等多種形象， 這種龍紋形象不只是傳統龍紋的應用， 而是融入了佛教元素， 雕刻手法不似之前強調立體感， 而是具有流線感， 更接近線刻。 龍的姿態優美， 凌空飛舞。 以蓮花洞北壁第41 龕龕楣、 蓮花洞北壁第69 龕、 蓮花洞南壁第29 龕、 蓮花洞南壁第25 龕、 蓮花洞南壁第28 龕、 蓮花洞南壁第41 龕、 蓮花洞南壁第57 龕、 蓮花洞南壁第58 龕龕楣、 藥方洞北壁釋迦多寶像龕楣、 路洞北壁下層內側武定七年造像龕龕楣為代表。

C 型， 區別于A、 B 型， 龍首不成反顧狀， 而是直視前方， 在龍門石窟僅可見兩例。 一是古陽洞南壁第22 龕龕楣， 該龕龕楣為區別于之前龍首多運用于尖拱龕的情況， 該龕龕楣為帳形龕， 龍頭直視外側， 龍身為連珠紋組合而成的裝飾帶， 龍嘴似乎叼著帷幕。 其二為藥方洞南壁大龕龕楣， 面朝外側， 獠牙外露， 前一足外蹬， 后一足朝上， 尾巴蜿蜒于身后， 末端分叉呈卷云狀。

第二類， 此類龍紋多運用于造像碑的碑首， 多為二龍纏繞， 且整體造型并無明顯區別。 根據其尾部的纏繞方式， 大體分為兩式， 兩式之間有細微差別， 但總體差別并不大。

Ⅰ式， 相互纏繞后后肢位于碑額另一側； 以古陽洞北壁第228 龕（楊大眼造像龕） 碑首、 蓮花洞南壁中央下部第41 龕為例。

Ⅱ式， 呈環形相套， 后肢與前肢同處一側。 以古陽洞北壁第51 龕 （元祥造像龕）、 北壁第94 龕（尉遲造像龕）、 古陽洞北壁第234 龕（魏靈藏造像龕）、 北壁第304 龕 （比丘慧成造像龕） 碑首、 古陽洞南壁第106 龕（孫秋生造像龕） 碑首為例。

第三類， 此類龍紋主要以佛經故事為依據， 古陽洞北壁第228 龕（楊大眼造像龕） 龕楣中間二龍纏繞須彌山的圖像就是表現《佛說龍王兄弟經》 中目犍連降伏二龍王的故事。 而二龍纏繞香爐， 龍門石窟僅在古陽洞南壁第57 龕、 古陽洞北壁第304龕 （比丘慧成龕） 兩造像龕下部可見， 南壁第57龕香爐呈桃形， 二龍纏繞于香爐之上， 龍首相對，表現出守護香爐的姿態。

第四類， 以御龍仙人形象出現的龍紋， 這是典型的南朝裝飾風格， 在火燒洞窟楣兩側可見， 兩仙人并非佛教中的人物， 而是東王公和西王母， 東王公頭戴高冠， 西王母則梳雙髻， 二人身著南朝的“褒衣博帶” 式服裝， 一手扶龍， 一手持幡。 周圍環繞云氣和蓮花。 除此以外古陽洞南壁第140 龕龕楣的菱形方格中也有一御龍仙人的形象。 御龍仙人是中國傳統的形象之一， 與佛教并無關系， 卻出現在了石窟的雕刻中， 這似乎反映了當時的石窟裝飾的開鑿并非完全遵照佛教的規定， 當時的工匠們還融入了漢文化的特色。

三、 龍門石窟北朝龍紋的演變過程

根據龍門石窟北朝的龍紋發展變化并結合具體造像龕的年代， 我們可以發現龍門石窟其他類型的龍紋案例較少， 位于碑首的龍紋整體差距也不大。而交龍式龍紋可以發現明顯的演變過程。

龍門石窟北朝交龍式龍紋的演變過程， 大體分為三個時間段， 第一期為北魏太和二年至宣武帝始平年間 （公元478 年—公元508 年）。 這一時間段主要流行的是A 型和BⅠ式龍紋， 這一時間段龍門石窟造像多集中于古陽洞， 因此在古陽洞幾個大型造像龕上均可以看到此種龍紋的應用， 這一時間段龍紋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看出龍身， 龍身通常運用于龕楣和窟楣邊飾上， 刻出龍鱗， 拱端處龍頭呈反顧狀， 龍頭似馬首， 身軀呈長條狀。 雕刻風格為浮雕， 雕刻技法精湛， 構圖精巧。 這一時期往后這種龍紋的龍鱗有簡化的趨勢。 第二期為胡太后時期至北魏孝昌年間 （公元509 年—公元528 年）。 這一時期主要流行BⅢ式龍紋， 這一時期龍紋最大的特點就是龍身的簡化， 在龕楣或窟楣不見龍身作為裝飾帶， 僅刻出一條突出的條帶， 龍首較之前也更為纖瘦， 氣勢不如之前， 從雕刻技法上來看更加接近線刻， 整體更加平面化， 立體感不突出。 第三期為北魏末年至北齊 （公元534 年—公元577 年）。 這一時期主要流行BⅣ式龍紋， 多見于蓮花洞的尖拱龕楣中， 這一時期龍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口部銜一物， 且多為蓮花， 其他圖案還可見化生童子、 忍冬等， 均是與佛教密切相關的圖像， 可以看出當時的工匠有意識地將龍紋與佛教相聯系， 龍紋附近有些還雕刻有云氣圖案。 整體雕刻風格也與一期有所差別， 從寫實逐漸走向圖案化。 這些變化也說明龍門石窟龍紋圖案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

四、 龍門石窟龍紋的淵源與發展

（一） 對傳統龍紋的繼承

龍門石窟龍紋中最具漢文化代表性的即為御龍仙人圖像， 這種御龍仙人圖應該是對漢代升仙圖的直接繼承， 漢代的升仙圖一般由墓主人和神仙靈物組成， 神仙靈物有伏羲、 女媧、 朱雀、 白虎、 神獸、 日月等形象。 在漢代人們追求長生不老、 死后升仙的觀念下， 人們相信通過騎坐瑞獸， 可以羽化飛升成仙。 而龍具有好飛的特性， 這無疑方便了神仙乘御。 《管子·水地》 說龍 “欲上則凌乎云氣”?！秴侵尽?稱“龍非池中物， 雨必飛去”。 《揚子間神篇》 自問自答： “龍必欲飛天乎？ 曰： 時飛則飛，時潛則潛?！?《史記·封禪書》 記載： “鼎既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龍是溝通天地的使者和媒介。而在御龍仙人圖中， 它直接成為仙人的坐騎， 《莊子·逍遙游》 中就記載： “乘云氣， 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山海經中也有 “蓐收乘兩龍” 的傳說， 龍門石窟的乘龍仙人圖像中的仙人應當是西王母和東王公的形象， 這二位是漢代的兩位主神， 在漢代畫像石中可以看到他們各種各樣的身影， 西漢時期洛陽卜千秋墓墓室的墓頂平脊壁畫中， 有人物站立在龍背上， 龍騰躍在云氣之中[5]10-11。 《焦氏易林·臨之履》 載： “駕龍騎虎， 周遍天下， 為神人使， 西見王母不危殆?！?在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圖》 帛畫中， 一男子手執韁繩， 駕馭一條龍， 寓意著墓主人乘龍升天[6]07。

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 墓葬中也發現不少龍紋的身影。 洛陽發現的北魏畫像石棺有“神人御龍圖”。 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馬金龍合葬墓出土的北魏時期石礎， 上面即雕刻著體長肢健、 彎曲盤繞的雙龍， 龍的兩側還雕刻著念佛童子和蓮花[7]146。 丹陽胡橋吳家村南朝大墓東壁雕刻的龍紋整體細長， 昂首向上， 作騰空起飛狀。[8]圖119 龍門石窟運用到這種傳統的蘊含漢文化因素的圖像， 與當時北魏執行漢化改革密切相關。 賈誼《惜誓》 中說： “飛朱鳥使先驅兮， 駕太一之象輿。 蒼龍蚴虬于左驂兮， 白虎騁而為右騑?！?在漢文化傳統中， 龍有守護靈魂升仙的意思， 因此墓葬中的龍紋多運用于墓道前端，在石窟中， 龍紋多運用于龕楣和窟楣， 這二者的位置有異曲同工之妙， 均為從屬地位。 在大同沙嶺北魏墓壁畫中， 甬道頂部繪有伏羲女媧神話題材， 人物旁邊也可以見到騰龍的形象。 此墓主人是侍中尚書主客平西大將軍破多羅氏的母親， 為鮮卑人[9]16-17。由此可見， 這種龍形紋飾不僅僅在漢族墓葬中出現，在北魏時期鮮卑族的墓葬中也早已經得到運用， 充分說明當時少數民族政權對漢文化的學習與借鑒。

（二） 自身風格的創建

龍紋并非龍門石窟獨有的形象， 其他石窟中也可見到龍紋， 例如敦煌莫高窟第290 窟人字坡東坡上段九龍灌頂圖， 九條蛇形龍在太子周圍噴出九條水柱， 太子已是接近成人狀的模樣， 旁邊有天人服侍。 此時的敦煌龍紋形象更接近于印度的 “那伽”形象， 之后莫高窟第361 窟北壁東側彌勒經變、 第61 窟西壁下部屏風畫的龍紋逐漸接近于 “中國龍”的形象， 但整體較少見。 敦煌石窟也有在龕楣位置運用龍紋的案例， 但數量更為少見， 例如莫高窟第254 窟中心塔柱東部的雙龍形龕楣， 大部分已經脫落， 僅可見大致形狀。 到了云岡石窟， 龍紋主要繼承傳統“中華龍” 形象， 在對比龍門石窟和云岡石窟的龍紋后， 可以發現龍門一期的龍紋應當就是受到云岡的影響， 云岡石窟第7 窟和第8 窟明窗位置反顧龍首與龍門石窟BⅠ式龍紋龍首形象極為相似， 這種反顧龍首于北魏太和時期開始流行， 云岡石窟第二期洞窟中， 反顧龍首多雕刻于尖楣圓拱龕上。 尖楣內多刻天人或坐佛， 龍首作為龕的圓拱，圓拱兩側造二龍立于柱首上， 作反顧狀[10]08。 這種BⅠ式龍紋應當就是北魏都城遷洛后工匠直接將云岡中的龍紋應用至龍門石窟中去， 但是又絕不是完全的照搬， 例如云岡石窟中就不見龍門一期中常見的A 式龍紋， 推測為當時遷洛后的工匠根據龍門特點雕鑿的新樣式。

而我們在比對龍門石窟龍紋與其他石窟龍紋的區別時， 可以發現龍首中吐出蓮花、 化生童子、 忍冬等樣式的龍紋在龍門以前的其他石窟中均未曾見到， 且這種樣式出現在北魏遷洛后的較晚階段， 此時南朝文化對北魏已經產生一定影響， 這種龍紋樣式的出現應當為北魏遷都洛陽后， 龍門工匠們結合云岡的樣式， 加入自己的思考， 創造出的全新樣式。 這種龍口中銜蓮花與龍門常見的供養人手持蓮花有異曲同工之妙， 龍不再僅僅是處于從屬位置的瑞獸， 而是信奉佛法、 崇敬佛的護法者。 其實早在東晉鄧縣彩色畫像磚墓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龍的周圍裝飾蓮花的形象[11]圖31。 在傳統漢文化中， 龍紋一般周圍多裝飾云氣圖案， 例如北朝時期元暉墓志。 這種蓮花與龍紋的結合應該是受到了佛教影響而產生的。 而到了龍門， 這種結合更加明顯， 龍口中所含蓮花、 化生童子、 忍冬等， 都體現了當時的工匠們想要表現龍與佛這二者之間關系的意圖， 龍也可以是佛的信仰者和守護者， 工匠們不再僅僅將龍紋作為一種裝飾來雕刻。

五、 結語

綜上所述， 龍門石窟北朝的龍紋有以下特點及意義。

一、 龍門石窟早期的龍紋風格是直接繼承云岡石窟的龍紋， 且均為“中華龍” 的樣式， 而非“那伽” 式的印度龍紋。 二、 龍門石窟龍紋風格受到漢文化的深刻影響， 基本從龍門早期到龍門晚期均可以看到龍紋的身影。 三、 與佛教的結合愈發緊密，早期的龍紋風格還多是處于從屬地位， 僅作裝飾用； 到了晚期， 龍變為佛的供奉和信仰者的角色，充當了佛的護法角色。 四、 體現了中華文化兼收并蓄包容的一面。 龍紋作為中華傳統紋飾， 是不斷發展的， 龍門石窟的龍紋裝飾也是中華龍紋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龍門石窟的龍紋整體風格瘦長而富有動感， 到了晚期還吸收南朝的風格特點， 雕刻上富有流線感。

注釋：

①印度的“龍”又叫“那伽”，梵語na^ga（那伽）乃蛇之神格化。在印度神話中，為人面蛇尾之半神，其種族有一千，為迦葉波之妻所生，住于地下或地下龍宮。 它與中國的龍有本質的區別，它本質上應當是“蛇”，古印度神話中它是人首蛇身的半神靈體，通曉各種法術，住在大海深處，后被佛教吸收為八部眾之一，成為佛教的守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