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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路徑研究
——基于交往行為理論的視角

2024-04-15 09:47樊航迅
黃岡師范學院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思政政治思想

陶 夏,樊航迅

(武漢工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新媒體與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傳播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200)

作為主渠道的關鍵環節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綜合性、理論性與應用性,并與社會實踐發展和理論發展緊密結合?!霸谛旅襟w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深刻認識新媒體傳播規律并將其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增強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互動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的開放性、增進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貼近性、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個性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到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盵1]然而,在新媒體熱的背后,需要對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行冷思考,目的是為了有效發揮“新媒體”手段在開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過程中的應有之義。

近年來,學者們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認識到新媒體對高校思政課帶來的積極影響,“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政課實踐育人模式具有時效性、廣泛性、開放性以及互動性等特征”[2];亦有研究注意到新媒體環境為高校思政課帶來的挑戰,比如新媒體時代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挑戰[3],新媒體的發展使思政課教學環境變得復雜,傳統課堂教學的權威性受到挑戰[4],并且提出了應對策略??梢?學術界對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從未停止,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將進一步推動新時代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發展。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行了相關研究,對新媒體環境給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進行了系統分析,然而,已有研究缺乏一種理論的視野。本研究基于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提出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政課的創新途徑,希冀提升高校思政課的價值意義,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樹立新媒體思維,轉變工作方式,積極應對新媒體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的沖擊和挑戰。

一、“人之闕如”: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2月召開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運用新媒體新技術使工作活起來,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這為創新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5]。堅持以人為本,充分把握人的內在本性及其外在表現,是高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然而,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無人區”踟躕,盲目的“技術崇拜”導致其實效性不佳、文化性匱乏、創新性不足等實踐窘境,最終造成“人之闕如”的弊病。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不佳 “實效”一詞,一般是指事物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帶有積極性的實際效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標的實現程度。新媒體技術突破了時空的界限,以其開放性、共享性等資源優勢改變著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內容,為高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高、更廣的平臺。教師和學生可以通過新媒體技術(微信、微博、QQ等)進行溝通、討論,或開展豐富的實踐活動,體現了新媒體時代思政教育的即時性、開放性等特征。這彌補了傳統思政教育方式的死板化、教學內容單一化的弊端,但與此同時,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也給開放的育人環境帶來了負面效應。在新媒體環境下,各種價值觀念、文化思想等意識形態迅速滋生并傳播,其中不乏一些扭曲的價值觀念,比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至上等。這些觀念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產生了較大的沖擊,“新媒體背后的意識形態斗爭是我們工作的最大挑戰”[6]。

大學生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尚未成熟,極易受到錯誤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大學生學習目的的功利化和生活方式的奢靡化是其具體表現形式。部分大學生理想信念不堅定、政治立場不清晰、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疲軟和無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在社會環境日益復雜的情況下實現科學育人并提高實效性,就有賴于在新媒體環境下進一步實施教育手段的變革。因此,新媒體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加強對學生的價值引領,使學生在信息爆發、多元文化的沖擊下堅守正確的價值觀念。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性匱乏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傳播功能在強化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隱患。在新媒體環境下,信息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不僅加速了信息的流動與傳播,也使校園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由于新媒體獨有的傳播特性,各種文化思想在網絡上散播,諸多落后的思想、媚俗的信息、丑惡的社會現象影響著大學生,使部分大學生走向罪惡之路。比如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沉迷于網絡游戲、網絡直播、校園貸款、非法傳銷之中,最終導致他們失去理想信念、上當受騙甚至失去生命。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選擇功能弱化。以微信、微博、QQ、B站、抖音等為代表的新媒體的迅速發展給予高校教師和學生更多的自主選擇權,那些新奇、獨特、有趣的思想與文化必將吸引大部分學生。相比之下,“枯燥無味”的傳統文化將失去吸引力,包括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精髓。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選擇功能在某種程度上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傳承、弘揚與創新經典,然而,這與當今物欲橫流、嘈雜浮躁、攀比放縱的社會風氣迥然不同?!扒趦€節約、艱苦奮斗”不是當今大學生優先選擇的生活方式與作風。不良的社會風氣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選擇功能不斷受到沖擊與削弱。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性不足 面對當今的經濟全球化過程和社會全方位的轉型,我國各類高校都在積極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組織整合各種教育力量和教育資源,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將思想政治教育納入大學生教育教學的全過程,努力探索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和方法,開展扎實而又富有成效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比較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TRSPCL”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零距離”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一本三向六段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等[7]。這些教育模式在堅定大學生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等方面,在培育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2030這一愿景的提出,再加上社會經濟利益、生活方式和就業形式的日益多樣化,當前我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尚未適應新媒體形勢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

第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學仍以大班、教師授課的形式進行。為了有效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學校通常會將思想政治課作為學生的必修課,然后把若干專業的學生合并在一起由教師進行統一講授。這種單一的傳統授課方式難以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思想政治課幾乎變成了教師一個人的表演。新媒體技術的應用只停留在形式上。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教學雖加進了課件、圖像,但仍以教師講、學生聽為主,新媒體技術與教學內容并沒有實現深度融合。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沒有很好地把握新媒體的發展規律和大學生的成長規律。新媒體形態不斷變遷,從過去的QQ、飛信到今天的微信、微博、B站、短視頻等,未來還會出現各類新媒體技術和平臺。如今的大學生具有更明顯的獨特性、自主性,具有強烈的表達欲望、參與意愿;他們積極運用新媒體技術和各類網絡平臺了解信息、互動交流、發表看法。然而在教育實踐中,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沒有結合大學生的特點、充分把握和利用新媒體資源,提高思政教育工作的實效性。新媒體的發展規律和大學生成長特點之間的最佳整合尚未實現,整個教育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有待優化。

二、交往行為理論視角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阻滯的探本溯源

“交往行為理論”是哈貝馬斯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進一步深化。他提到的“三個世界”分別是“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然后根據行為者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把社會行為分為四種類型,交往行為是其中之一,也是哈貝馬斯認為最合理、最理想的一種范式。雖然這一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在西方社會高度工業化、信息化和市場化下對人生存狀態的反思,且理論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采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它?;诖?本研究對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遇到的挑戰進行深層次剖析,從交往行為理論中“語言”“理解”和“生活世界”三方面探析當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存在問題的原因,以便后文提出應對之道。

(一)“語言”缺失:師生間雙向互動匱乏,未能搭建中介溝通橋梁 “語言”是交往行為最重要的中介,也是交往理性最直接、最簡單的表現形式。普遍可理解的語言交際功能就是一種最低限度交往理性的功能。作為交往媒介的語言不是單一的形式語言,而是日常會話語言。通過“語言”這一有效手段,主體之間的互動可以達到“理解”的目的?!肮愸R斯認為,只有通過參與者在相互作用中達到對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明的交互主體性的肯認,理性才以協調行為的動機起作用”[8]。在這種語言互動規范結構的基礎上,他更重視的是人與人在話語交流過程中所形成的主體間性。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語言”的交流更為直接和重要,意識形態、語言符號、道德價值和其他精神方面之間的聯系突出了主體間的精神溝通、視界融合等交往關系,并在相互承認語言有效性的前提下形成話語交際,但受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教育變成課堂上單方面的講授,“語言”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中介作用。

思想政治課堂這一教學場域,是在社會文化情景的制約之下,眾多的學生與教師在開展各自活動的同時,進行著借助交互作用而產生影響的活動。因此,在研究思想政治課堂教學改革時,既要把握教師的教育作用,又要把握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接受社會文化系統的種種外部變量的影響而發生的學生自身的“交感式變化”。但是,長期以來,高校一直把教師的教學視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且對新媒體沒有形成正確的認知,過分強調教師對教學手段適用的主導作用,擠壓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致使學生失去話語權。結果,教師成為課堂教學中的權威和唯一表演者,學生淪為課堂的失語者;新媒體僅僅是用來包裝,成為某種新型的教學手段橫亙在師生之間,師生之間缺乏溝通交流,嚴重壓制了學生在課堂學習中的積極性。雖然新媒體技術完成了對傳統教學課堂的超越,但是師生之間傳統的情感交流、價值觀的傳播被冰冷的技術所解構,通過一些簡單或復雜的符號呈現出來;交流的雙方看不到彼此的眼神、表情等。在傳統思政教育課堂上,片面重視新媒體技術的運用,缺乏教師和學生間“語言”的交流,使得“語言”這一交往行為的中介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所展現出的思政教育效果也不盡如人意,而這些致使交往授課方式更加抽象、虛幻,使得交往主體處于失語狀態。

(二)“理解”缺位:過度強調單一主體,思政教育“主體間性”缺位 在哈貝馬斯看來,“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即“最狹窄的意義是表示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學表達;最廣泛的含義是在與彼此認可的規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方面,兩個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協調。這也就意味著兩個交往活動過程中的參與者可以一致理解世界上的某種東西,且理解彼此的意圖?!盵9]然而并非具備主體及語言這兩個要素后“理解”行為就能發生。他認為,“理解”的過程“發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預先理解之背景中。這一背景毫無疑問是作為整體延續的,知識儲備中只有行為參與者在特定時間里使用和陳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檢驗。在由參與者自己所作的環境定義內,這個生活世界中的(被檢驗的)陳述部分是由參與者們以對自我更新的環境定義的協調來處理的?!盵10]135哈貝馬斯在這句話中強調了“理解”行為的核心要素,即文化背景和知識儲備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主體間相互尊重與商談,這就凸顯了主體間的交往性,消解了主體與客體間的目的——工具性。但在思政教育過程中,學生淪為被動的接受,缺乏積極主動的交流與溝通,喪失對思政教育的本質理解,無法形成共同認識。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長期存在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唯一主體的片面觀。在忽視受過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性的同時,受過教育的人只被視為被動接受教育的對象。這種對教育者主觀性的片面看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命令主義、強迫壓力和單向注入的傾向,從而致使師生雙方無法實現真正的雙向理解,最終難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有效性有三個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以及真誠性[11]。以此觀之,在思想政治教學中,教師提供給學生的知識必須是客觀真實的;教學內容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能夠被學生理解,而非脫離學生的實際生活;教學內容要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公共德性和個體善性,而非扭曲學生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教育者和學生必須真誠地表達各自內心的真實想法和感覺,從而促成理解。然而,在新媒體時代的教育實踐中,一方面,學校和教育者疏于對網絡信息和篩選,致使一些錯誤的、扭曲的文化信息、價值觀念等滲透到學生的生活和學習中;另一方面,在網絡教學中,師生間的情感交流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知識的傳授。新媒體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使用本應是讓學生更加形象、深入地理解教師的意圖和教學內容,也讓教師更深刻地了解學生的想法、從而達成師生間的理解。然而,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并沒有使高校教師及時更新自己的教學素養,特別是媒介素養,學生也沒有習得應具備的媒介素養。同時,在傳統的思政教育過程中,將老師和學生簡單區分為“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無法建立起共同交流對話的平臺,提前代入的身份區別使得雙方缺乏足夠的理解和溝通,“理解”所需要的主體間的相互尊重和商談也難以實現,從而使得思政教育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理解”的本質要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建立“整體教育”理念,即以尊重個體學生為核心,將“媒介素養”嵌入在教師與學生的素質結構中,并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與過程的整合。

(三)“生活世界”缺乏整合:思政教育資源分散,未能形成全方位教育場所 生活世界是人與人之間交流并達成理解的現實依賴條件?!敖煌袨檎呖偸窃谒麄兊纳钍澜绲囊曇皟冗\動;他們不能脫離這種視野。作為解釋者,他們本身與他們的語言行動同屬于生活世界”[10]58-61。生活世界為交往行為者提供了共同生活、共同言說、共同行動的機會和場域。生活世界是一直蘊含交往行為的情境,它是一個日常生活世界,包含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交往互動結構。這樣,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已經獲得了社會實踐的意義,具有現實意義。人們所獲得的知識、技能等同樣來源于生活世界,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只有在日常語言的交往互動中才能獲得指導我們行動的知識和規范,而生活世界就是這種知識的來源”[12]。思想政治教育以生活世界為基礎,在人類生活的世界中進行,既是現實世界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也是人們覺醒和品格形成的地方。無論是在課堂內,還是課堂外,思政教育都應貫穿其中。

具體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生活世界”則有課堂教學環境、社會環境、全球環境、網絡虛擬環境、制度以及校園文化環境等幾個方面。其中,新媒體時代的網絡環境看似脫離了學生的生活世界,實際上它是生活世界的映射。新媒體時代下的網絡虛擬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教學技術手段因素、教師自身因素、教材及教學資源因素、課程因素、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心理因素等。它們在“生活世界”這個大系統中所發生的作用雖然有直接的和間接的、主要的和次要的,但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經過一定的調整,可以組成師生之間、學生之間、教師與教學手段和教學資源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在“生活世界”中,師生間通過區別于傳統教學模式,寓教于樂,更為靈活、多樣的進行思政教育工作,可以極大地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但是,總的來說,受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影響,目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網絡資源的優化與整合方面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整體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缺乏整合。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只存在于傳統課堂之中,而忽視“生活世界”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育,這也是我們應該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三、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挑戰的應對之道

帕斯卡爾認為,人就是會思考的蘆葦,人的思想具有飄忽不定的特性?!盁o論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群體,成長的階段同時也是危機階段”[13]。在此基礎上,人才有可能接受教育,教育活動才能引導思想活動。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根本目的是促進學生的成長發展。那么,根據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三個基本點,在新媒體環境下,當前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進可以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突破。

(一)以“語言”構建對話式教學 “思想政治教育在實施過程中,主要是通過話語來進行展現。隨著新媒體時代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學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面臨巨大挑戰, 長此以往將使其淪入失語的境地”[14]。在新媒體環境下,圍繞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話結構,我們可以將其工作性質視為一個涉及三個維度的對話實踐,即整合新媒體資源,使得學生通過對新媒體的探究和理解,形成新認識、新觀點,構建客觀世界意義的認知性、文化性實踐活動;在與同學和教師的互動中,學生體驗多種意見之間的碰撞,促進知識的深度理解,通過新媒體的溝通交流感受社會互動,構建人際關系的社會性;通過學生自我反思,產生問題意思,激發創造性思維,讓學生主動、深入地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構建自我修養的道德性實踐活動。與此相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應是囊括了三個領域的過程,即探究、理解新媒體的含義;在與他人的網絡社交互動中發現多種意見,感受、學習交流和社交活動的方式;自我啟發、自我發展的內心活動。在思想政治理論教學中,這三個活動應該交織在一起。

(二)以“理解”彰顯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主要是指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超越主客體間的對立關系,目的在于構建社會主體間和諧、理性的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被理解是人的一種成長需求,是要求受尊重的一種表現和要求,是人的社會屬性和社會關系決定了他對理解的渴望。馬斯洛認為,尊重和自我實現是人成長的高級需求,能夠促進人生價值的實現。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對不同的受教育對象給予必要的理解,這也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礎。為了達到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理解,必須要保證話語的有效性。具體而言,思想政治教學要保證知識、觀念的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學生接受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等必須是真實的、正義的,而非扭曲的、丑惡的。這就需要學校和教育者在新媒體環境中注重對網絡信息的評估和篩選,確保網絡信息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行為理論主張交往行為者之間通過真誠的交流,來加強雙方之間的理解,從而達成共識。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要注重與學生進行真誠的對話,跨越技術的阻遏,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標。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教育與生產聯系更加緊密。隨著現代生產的不斷發展,教育結構和教育方法呈現出轉型化和多元化的趨勢,這為每個具有不同特征的個體提供了更好的學習條件。事實上,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解觀點,教育和受過教育的人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為此,我們必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體性彰顯上下功夫。思想政治相關的理論知識比較抽象、晦澀,那么如何改變他們對傳統思想政治課的刻板印象,高校教師可以采用深入淺出的講解方式,運用新媒體這一技術手段,利用慕課、微課、微信公眾號平臺等豐富多變的教學形式,將復雜抽象的原理和概念生動鮮明地傳授給學生,使知識以學生容易理解與掌握的方式逐步內化。因此,為了更好地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轉型,高校亟需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質和業務水平。

(三)以“生活世界”整合教育資源 “生活世界”對于思想政治素質的培育具有重要意義,日常生活構成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品質的基本載體。一般而言,大學生的生活世界在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大空間之中。學生對于生活世界的知識具有更深的理解和體悟,因此,教育者要關注學生的生活,從生活情境中汲取教育資源;要善于整合學生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實際資源,恰到好處地滲透性地實施思想政治教育。

此外,在高校學生的另外一個主要“生活世界”中我們也必須發力,即網絡空間。目前,僅靠線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來完成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困難的。在網絡空間中實施思想政治教育,發揮新媒體的教育功能,是高校改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行路徑。然而,這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極高,因為他要充分挖掘線上資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把教書和育人有機地統一起來。例如,在進行愛國主義主題教育時,教師一方面可以通過播放紀錄片、電影等視頻;另一方面,可以邀請參加過抗美援朝、抗日戰爭的老兵通過網絡平臺為學生講述戰爭年代真實感人的故事,以此增加學生對教育內容的感受,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和行為品質。

2016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15]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黨和國家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通過人文關懷使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技術、不是資源、不是責任感,而是……去發現新的思維方式?!盵16]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問題就如同哈貝馬斯對教育問題的描述,它“像灌木叢一樣錯綜復雜,既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問題,也有教育自身的制度、內容、形式、方法等問題”[17]。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缺陷的深刻理解,并致力于完善社會交往系統,防止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關系發生變化。合理吸收這一理論對審視新媒體時代下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戰,并提出相應的應對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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