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

金 星,霍婷婷

(牡丹江師范學院,黑龍江 牡丹江 157011)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是中國清代作家曹雪芹所作長篇章回體小說,在清道光十年(1830)左右傳入朝鮮。1884年李鐘泰主持完成了樂善齋《紅樓夢》韓文翻譯,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全文譯本。到了20世紀,韓國學者采用摘譯、節譯、全譯等方式對《紅樓夢》進行了翻譯,令不同歷史時期的韓國讀者可以閱讀了解中國經典文學。目前,國內學界對于《紅樓夢》的在韓傳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史的梳理以及翻譯技巧的研究。本文認為《紅樓夢》的在韓傳播與翻譯史不僅體現了韓國的文字、文學的近代化的過程,也反映了韓國讀者理解與闡釋中國文化過程與中韓關系的社會歷史背景。

一、《紅樓夢》的早期在韓傳播與閱讀研究

(一)《紅樓夢》的早期傳播 《紅樓夢》大概于19世紀初傳入朝鮮,憲宗時期李圭景在其《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七中就有提到《紅樓夢》及其他中國古典作品,“《桃花扇》、《紅樓夢》、《續紅樓夢》、《續水滸傳》、《列國志》、《封神演義》、《東游記》,其他為小說者不可勝記”。[1]264

《紅樓夢》剛傳入朝鮮時,不少儒學者將其通俗性批評為“反道德性”。即便如此,《紅樓夢》在士大夫階層和宮廷女性之間卻受到歡迎。朝鮮小說家南永魯甚至受其影響創作了《玉樓夢》。然而相較于受到韓國人廣泛閱讀與喜愛的《三國演義》,《紅樓夢》卻境遇慘淡。其原因主要歸結于一下兩點,首先《紅樓夢》相較于明代四大奇書,傳入朝鮮的時間較晚?！度龂萘x》在16世紀后半葉就已傳入朝鮮,加之當時朝廷官方的校書館給予刊刻出版,因此影響甚大。壬辰倭亂中明軍的支援更令《三國演義》的傳播有了廣泛的民眾心理基礎。文人李瀷所著《星湖僿說》載,宣祖在閱讀《三國演義》后引用“張飛一生走萬軍”的情節[2]26。并且《三國演義》的內容還被用在了朝鮮科舉考試中。朝鮮境內亦出現了不少關帝廟。與此相比,《紅樓夢》刊行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傳入朝鮮,時間上遠晚于《三國演義》。其次,《紅樓夢》的文體以及內容對朝鮮人而言理解起來存在困難。語言風格上,相較于《三國演義》的文白相間的語體,《紅樓夢》中有大量白話和俗語。故事內容上,《紅樓夢》中存在大量關于男女愛情的描寫,這并不能為理學思想統治下的朝鮮文人和社會所接受。敘事節奏上,《三國演義》描述歷史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沖突迭起,情節推進快速?！都t樓夢》則注重描寫貴族家庭的瑣事,情節平淡缺乏緊張感,因此朝鮮文人難以正確認識其價值[3]160-161。金芝鮮從文化角度對韓國人接受度低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她認為韓國屬于豪放、陽剛的北方文化,對于具有陰柔的《紅樓夢》而言自然接受度比較低[4]14-16。金芝鮮文化差異性的說法有一定說服力,但是《紅樓夢》本身語言風格、故事內容以及敘事節奏也是一般外國人讀者難以深入閱讀的原因。

(二)《紅樓夢》的閱讀與研究 最早閱讀并研究《紅樓夢》的朝鮮人是李海應。李海應(1775一1825),字圣瑞,號東華,居住于都城(今首爾)蓮花洞。他未被授予官職,以“生員”身份度過一生。1803年到1804年,李海應曾作為三年貢使節團來華訪京。1804年,李海應訪華過程中途經沈陽,專程在萃升書院拜見了程偉元,并與其進行了筆談。在他的《薊山紀程》中曾將《紅樓夢》比喻為“陽春白雪”。但即使《紅樓夢》對于外國人十分難以理解,李海應對中國古典小說仍舊充滿興趣,《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也是張口可出[5]221-223。1804年,李海應特地赴遼寧省考察了始建于隋朝鎮廟中的“翠云屏”。針對這塊石頭他寫道,“高可二丈余。兩根盤于地,而中卻空洞,可容一人匍匐?？唐涫瘞p曰‘翠云屏’。左曰‘補天石’?！盵5]229熟讀《紅樓夢》的李海應根據石頭上所刻的“補天石”三字,并參考石頭背后所附詩句“媧皇團土五色絳,落到人間小作峰”,從而認為“翠云屏”便是寶玉的原型。八十年后,作為“領選史”的金云植在天津出于學習官話的目的,安排“通詞鄭麟興”購買了“《紅樓夢》一部”,然后評價道“袖珍本,極細瑣訛迷,不可讀矣?！盵6]110本土化的語言風格與瑣碎的故事內容成了《紅樓夢》在韓傳播的重要障礙,由此可見優秀的翻譯對于文學經典傳播的重要性。

二、各階段韓譯《紅樓夢》概況

(一)朝鮮時代的翻譯 朝鮮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是藏于作為王妃圖書館的樂善齋中韓注音對照本,并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完譯本。1884年前后,譯官李鐘泰奉朝鮮高宗之命,召集數十個文人,翻譯了樂善齋《紅樓夢》系列叢書。李鐘泰出生于譯官家庭,1874年科舉譯科及第后從事翻譯工作。當時的譯官基本都是具備漢語知識并對中國古典小說有了解的文人,所以他們是翻譯與傳播古典小說的主體。此譯本共120卷,但第24卷、第54卷以及第71卷遺失[7]320。當時《紅樓夢》的閱讀者主要為后宮嬪妃與譯官。此譯本后被收藏于藏書閣,現在的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每卷均有朱印“藏書閣”字樣,一面分為上下兩段。上段占1/3,朱筆抄紅樓夢原文,漢字左邊對應韓文標記的中文發音。下段占2/3,為諺文翻譯。一面有8行,一行大約有18個字?；啬亢驮娍諆筛癯瓕?。

《紅樓夢》版本眾多,早期只有八十回抄本流傳,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等十多種。后程偉元收集四十回殘稿邀高鶚于乾隆五十六年刊行120回全本時的印本被稱為“程甲本”,次年修改重印的稱為“程乙本”。樂善齋譯本遵循的是程甲本系統的王希廉評本,對于中文的標記采用的是《老乞大》《樸通事》時的傳統漢音標記法,對于復母音也用一個韓字標記。翻譯特征有三點:一、對于漢語不加解釋而直接引用,導致在沒有原文的情況下無法理解翻譯。比如“親姐姐”“丫鬟”“一遍”等。二、將漢語改成當時朝鮮廣泛使用的漢字詞。如“說笑”改為“談笑”,“聽了”改為“聽罷”。三、對于漢語句子生硬的直譯。四、為了方便朝鮮讀者閱讀進行的部分意譯。如在秦可卿葬禮中原文用到了“料理”來形容治喪,諺文翻譯則直接改成了“治喪”。五、對于朝鮮讀者陌生的中國文物制度采取加注的方式。比如“小丑”下注“在賭場上游戲的家伙”[8]19-25。由于《紅樓夢》巨大影響,《紅樓夢補》《紅樓復夢》《后紅樓夢》《續紅樓夢》《補紅樓夢》等續書也相繼刊行。

(二)開化后至1980年代初的翻譯 開化后由于印刷技術的進步韓譯《紅樓夢》也進入了新的階段。1918年,對中國小說戲曲頗有研究的作家梁建植在《每日申報》上開始連載翻譯《紅樓夢》,共計138回(原作28回)。之后,他又在《時代日報》以《石頭記》刊行翻譯本,但依然未能完譯。梁建植譯本的突出特點在于脫離了古典翻譯采用直譯的桎梏,采用開化期使用的現代韓語進行部分意譯以及縮譯。對于中式詞匯、人稱詞匯則盡量轉換成韓國人容易理解的翻譯方式,無法在文中進行說明的部分也采用了注釋的方式。詩詞翻譯則采用了韓國人熟悉的時調。

1930年,另一位精通中韓文化的學者張志瑛也開始著手翻譯《紅樓夢》,他對于《紅樓夢》的關心一直持續到了晚年延世大學任教期間。在《朝鮮日報》上為期一年的翻譯中,他總共翻譯了302回(原作40回),并且還邀請梁建植作文學評論。作為研究韓文學者,他在參照梁建植翻譯方法的同時,放棄了漢文與韓文混用的翻譯方式,盡量用韓文進行說明。為了故事的順利展開張志瑛還進行了一部分改寫,如將黛玉初次登場的年紀改為十二歲,并且對于描寫過分細致的詩詞進行了刪除[8]19-25。

光復以后,正音社出版于1955年出版了由詩人金龍濟的翻譯《完譯紅樓夢》,其中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的回目被改成單句。雖然金龍濟的翻譯內容多有刪減,但由于正音社的多次出版為《紅樓夢》在韓國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翻譯大量參考了日語譯本。1969年乙酉文化社出版了兒童小說家李周洪翻譯的《后樓夢》五卷,回目被改為三字單句,卷首則附有解說。李周洪譯本最突出的特點是將原文中沒有的說明性的文字添加到譯文之中,并且從對漢字詞語的使用上可看出參照了日語譯本。1980年知星出版社出版經吳榮錫修訂的李周洪的《新譯紅樓夢》五卷?；啬扛幼杂?有兩到四個字組成。此外,還有1974年徽文本出版社金相一譯本與1982年金星出版社金河中譯本,兩者都以日語譯本為底本,并對分卷進行了重新安排。1982年禹玄民的六卷譯本在瑞文文庫出版,在參考程乙本的基礎上保留了回目[9]549。此本前半部翻譯較為詳實,后半部略顯倉促,注釋方式則參照日本伊藤漱平的日譯本。以上的譯本都是譯者個人完成并參照日語譯本翻譯的作品。

(三)1980年代末至新世紀的翻譯 1988年古典研究會出版了八冊《紅樓夢新譯》。此譯本由李家源教授為首翻譯小組參考英文譯本翻譯而成。但是也正是由于翻譯人員不同,文彩與翻譯底本并不連貫統一。

進入1990年代,《紅樓夢》譯本以中國主導的朝鮮語譯本和改編本為主。北京外文出版從1978年開始用五年時間出版了《完譯紅樓夢》七卷。前80回采用戚序本,后40回用程乙本。其特征在于使用了傳統的朝鮮語詞匯。延邊出版社于1978至1980出版了以程乙本為底本的韓譯《紅樓夢》四卷,其中大量使用韓語固有詞。中國的兩個譯本在1984年到1990年分別在韓國出版。除了翻譯本之外,還有姜龍俊在《土曜新聞》和趙星基在《韓國經濟新聞》上連載的改編紅樓夢[10]114-133。

進入21世紀,不僅為了彌補舊有譯本的生硬直譯,參照日譯的二次翻譯,以及不適應現代韓語讀者的朝鮮式翻譯等缺點,也為了滿足新一代韓國人的閱讀需求,紅學研究學者崔溶澈教授和高旼喜教授重新翻譯了《紅樓夢》。他們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腳注版《紅樓夢》為底本(1996),合作翻譯了前80回以及后40回,并于2009年7月在Nanam出版社初次出版,并在2016年再版。譯本共六冊,每冊20回,回目在考慮韻律的同時盡量采用了意譯。譯本最后還對人物關系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和說明,并在最后附有大觀園的結構圖。崔高譯本整體上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為其他改寫本提供了翻譯的典范。

三、韓譯《紅樓夢》的特點

(一)韓譯本中的語言特點 1884年《紅樓夢》在韓國以古語體首次翻譯后,直到今天經歷了大概130年的翻譯歷史。在此期間經歷了古語體、韓漢文混用體以及純韓文的語言使用變化。宮書體被看做是最初的韓文樣式。樂善齋譯本的上端寫有原文以及漢字標音,下端則用韓文進行了翻譯。這一時期不存在隔寫,存在初聲并書以及“???”等情況,反映了中世時期韓文散文體的特征。梁建植的譯本使用韓漢混用和“???”,并且開始出現隔寫以及一些日式標點。張志瑛的譯本中采用了更為簡化的形式而廢除了“???”,但此時頭音規則并未被使用,因此出現“????(靈通)”等標記方式。一些常見詞也與現代標記法不同,如“? ? ? ?(? ? ? ?)”。光復以后由于韓文語法統一案的正式頒布,隔寫、頭音法則、口蓋音化等語法標準也得到了廣泛應用。比如金龍濟本就將“靈通”翻譯為“? ?”。80年代,朝鮮族的韓語并不適用韓國標準,因此不存在頭音規則。而崔高譯本采用現代純韓文的翻譯與語法標記,而被當代讀者廣泛閱讀。

《紅樓夢》的韓譯過程除了形式上的語言變化外,還體現了韓語中獨有的特征。首先是敬語體。白話中文中的敬語體系并不發達,而韓語是有語體的語言,對話雙方的關系要通過敬語與平語的轉換使用來體現?！都t樓夢》中賈寶玉與侍女之間常常表現得尊卑不分,但是韓語本身又不能不使用敬語。因此,崔溶澈認為敬語的添加破壞了人物間的微妙關系[11]146。但敬語本身也正是韓國人理解人際關系的方式,屬于韓國語言要素的添加。其次,擬聲擬態詞的使用。韓譯本中有大量擬聲擬態詞的添加,如張志瑛本中第一回用擬態詞“?? ? ?(明晃晃)”翻譯“明潔”,表現了“石頭”的生動感。李周洪在第五回翻譯寶玉“著急”的情況則使用了“? ? ? ? (氣喘吁吁)”最后，韓式俗語和方言的應用。金龍濟為了增加翻譯的趣味性增加了許多俗語的使用， 如第一回甄士隱來到“太虛幻境”時翻譯使用了俗語“? ? ? ?? ????(追雞之犬)”，表現了來到幻境后的新奇之感。李周洪作為小說家，他的譯本中則常常出現現代口語，比如“? ? ? ?”“? ? ? (? ???)”等。

(二)漢字文化圈下的直譯與意譯 《紅樓夢》翻譯中通過在直譯詞下加腳注解釋的翻譯方式是同屬漢字文化圈下的韓文翻譯的特點。通過腳注不僅可以了解譯者對于同一文化的熟悉與理解程度，也可以把握譯者翻譯的意圖。韓文譯本中基本只有固有名詞會使用直接借用漢字的直譯方法?！都t樓夢》第一回中說明了故事發生的背景，其中使用了相當多的固有名詞。比如崔高譯本中書名“? ? ?(石頭記)”“? ? ? ? ?(金陵十二釵)”和人名“???(甄士隱)”“???(賈雨村)” 的翻譯，都采用了漢字直接對譯的方式。對于有重要內涵的固有名詞，則通過加腳注的方式進行了說明。比如“甄士隱”的腳注下說明道：“隱藏真的事情，與‘真事隱’的音相同”，譯者還接著說明了《紅樓夢》中廣泛使用的以“諧音”表暗示的寫作方法。通過腳注的解釋，即使是對中文原文不懂的韓國讀者，也可以讀懂固有名詞后的真正含義。如果以漢字可以直接解讀出含義的話則通常省略腳注，比如“人參榮養丸”就可以直接通過漢字了解其含義為改善體制的藥。

《紅樓夢》中意譯的部分一般體現在對稱呼語的翻譯上。比如在崔高本中，“劉姥姥”被翻譯成“???(劉老婆子)”，“馮胖子”翻譯成“??????(胖胖的馮大人)”，“多姑娘兒”翻譯成“? ??? ?? ?? ??(你我皆玩的妓生)”等。 《紅樓夢》涉及中國文化詞匯門類廣泛、數量眾多，如典故、飲食、禮俗、游戲、建筑等，對于此類文化性詞匯基本只能采用意譯的翻譯方式。比如對于第三回對于王熙鳳的登場中有許多文化性詞匯的使用，“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這段文字中有“髻、釵、圈、佩”等佩戴方式，以及“襖、褂、裙”等服飾，翻譯時中韓兩國語言并不對等而采用了意譯的方式。如“圈”一般是以金銀制作的護身配飾，韓語中選用上位概念“???(項鏈)”對應?！镑佟眲t用具有韓國特征的“?”處理，“襖”用“???”，“褂”則用“???”來意譯。

(三)韓譯的社會文化背景 翻譯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也是傳播者。翻譯者對于原文的理解情況反映在譯文之中,而譯者的身份又與其理解與翻譯有緊密的關系。從樂善齋譯本到崔高譯本的譯者身份基本都為不同職業的文人。樂善齋譯本的主持者李鐘泰是朝鮮翻譯官。梁建植與張志瑛為韓國語學者,特別是梁建植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并翻譯介紹了眾多中國古典作品。開化之后到80年代的大部分譯者都是精通日語的小說家或者詩人。比如金龍濟曾在日本留學,并曾在日本發表了以《鴨綠江》為題的詩歌而登上詩壇[12]153。李周洪也是在日本有近二十年留學與生活經驗的文人,吳榮錫則是小說家。80年代后中方的譯者基本都為學者與翻譯家。崔高譯本的譯者崔溶澈與高旼喜則為研究中文的學者。

從《紅樓夢》的韓譯過程可以看出譯者身份的多樣性,有詩人、小說家、韓文學者與中文教授,呈現出由文人興趣到專業翻譯的變化特點。究其原因在于朝鮮時代的文人雖然有很高的漢文修養,但是并不認同通俗小說為正統文化。趙在三在《松南雜識》的《稽考類-西廂記》中記載,“《金瓶梅》《紅樓浮夢》等小說不可新學少年, 律己君子讀也”,可見當時文人對于小說的排斥[13]153。由于當時的朝鮮文人都可以直接閱讀中國原典,因此《紅樓夢》的最初譯本以女性和平民為閱讀對象。這之后《紅樓夢》的翻譯出現了間斷,但隨著西方文學翻譯的進行,以梁建植為代表的文人意識到要立足東方而尋求近代化的轉換而著手翻譯東方經典。日本殖民時期到中韓建交這一階段,由于政治、社會等原因,韓國人對中國文學關心甚少。直到1992年中韓建交后,中國通俗文學引起韓國學者關注才逐漸出現質量較高的學者譯本。由此《紅樓夢》的韓譯過程也反映了韓國的近代化與中韓關系的變化。

《紅樓夢》作為超越時空限制的凝聚中華文化的文學經典,其價值不言而喻。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訪問韓國首爾中國文化中心的時候曾表示,《紅樓夢》不僅寫的是愛情,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變遷。對于藝術具有審美價值,對于社會、人生有認識價值[14]225。崔溶澈教授也認為翻譯《紅樓夢》最大的意義在于了解中國人與中國文化[3]165-166?！都t樓夢》的在韓傳播是中韓兩國百年間文化交流的結果,其翻譯歷史不僅是韓國人理解與闡釋中國文化的物質化,也反映了韓國語言、文學的近代化過程以及中韓關系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