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社會建設的理論思考與政策分析*

錢 寧, 王文婷

(云南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引 言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但是,“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必然要搞“均貧富”式共同富裕。當我們把共同富?？醋魇侵袊浆F代化的重要特征時,必須把它看作是一個需要人人參與、人人負責的社會建設過程,用共建、共治和共享發展的理念和原則來建設的共同富裕社會。(1)以下簡稱共富社會。只有使共同富裕成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更有活力、人們有更多機會和能力參與社會創新、以更加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對待社會,從而夯實共同富裕的社會政治和倫理道德基礎。進而言之,共同富裕是一個包含了復雜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社會過程和社會狀態。它不能只著眼于社會財富的分配,也不能簡單地從不同個人或群體或社會階層占有財富的多寡來考量。共同富裕需要有高質量的社會發展作保障。只有通過提升社會的質量,發展人的社會性,為人們參與共富社會建設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和價值觀引導人們參與到共富社會建設中,共同富裕才能從一種政治追求和社會理想變成實際的行動和可及之物。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辨析及理論內涵

(一)作為社會經濟議題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首先是一個共享財富的社會經濟議題。通過共享來實現共同富裕,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首先必須要有可共享的財富?！肮餐辉Ｊ巧a力有較大發展條件下的產物,它不可能同低生產力水平并存?！?2)厲以寧.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5).因為,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社會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無法進行資產積累,也沒有能力擴大再生產,大多數人只能生活于“溫飽”之中。因而,只有發展經濟,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離開這一條件,只考慮如何“分蛋糕”,勢必陷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貧窮主義“均貧富”陷阱。對此,計劃經濟時代為了追求普遍平等而導致的普遍貧窮,仍然是新時代追求社會主義的普遍富裕需要警惕的歷史教訓。而建立一個合理的、有助于激發社會成員投身社會財富創造的積極性,有助于增加人們對不合理的生產體系、經濟體制和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創新的勇氣與行動力的機制,從而高水平、高質量地發展經濟,增加財富,才能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礎之上。

基于這些政治經濟學的考量,建設共富社會必須從解決基本的發展問題出發,把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和強化勞動致富觀念、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作為基本目標,為人人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提供條件。為此,一方面,為增加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必須通過教育提升勞動者的基本科學素質和勞動技能,建立有助于提高、增強社會成員參與社會財富創造“可行能力”的國民素質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社會道德教育體系,以解決社會創新能力和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中人的問題。另一方面,“法治是健全的財產權不可少的保障,而財產權又是經濟繁榮的基礎?！?3)威廉·J·伯恩斯坦.繁榮的背后[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132.保護社會成員通過勞動、投資、技術和制度創新獲得合法收入的權利及自由支配合法財產的權利,使勞動者、創新者和投資者的合法收入及其資產不會被隨意侵占或被剝奪,應該成為社會共識和實現社會財富增加的制度基礎?？傊?誠如威廉·J·伯恩斯坦所言,經濟繁榮的背后有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和交通與通信技術的改善等諸種因素的作用。如果把經濟增長比作蛋糕,這些因素就是做蛋糕的原材料。(4)威廉·J·伯恩斯坦.繁榮的背后[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133.要讓共同富裕有活水源頭,就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文化、培育科學理性主義精神,開展技術創新,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適應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可行能力、保護投資、保護創新,并且保護由此而獲得的各種收入,形成更有活力和開放的經濟制度,為共富社會創造好的經濟與制度環境。

(二)共同富裕的社會政治倫理要求

共同富裕不僅涉及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領域,也涉及社會的基本結構和人類關系領域。從現代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是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征。維護和發展公民權利、賦能公民義務,以增進社會的平等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議題。而共同富?；蛘哒f讓公民有公平地獲得個人收入、共享社會財富的機會與制度保障,則是現代社會民主發展追求的基本目標,也是所謂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沒有人人可共享社會財富的機制和體制,民主政治只能是虛假的口號而無實質的內容。用這樣的政治理念來看待共同富裕,開展共富社會建設,使共同富裕成為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同時也是他們的責任。從權利和義務、自由與責任的辯證關系入手,構建共富社會建設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基礎,把共同富裕的好處和負擔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個社會成員,不能因為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使另一部分人處于不自由中;也不能將一部分人的公民權利建立在其他公民的責任之上,而自己不承擔或少承擔公民義務,這應該成為公正社會制度的基本內容和人們的共識。

正是基于這樣的政治和倫理道德的考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必須將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與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狀況、人們的道德狀況和實際的資源稟賦結合起來,以改善和發展人的行動能力和實質自由為目標,用積極的制度體制來規范、引導人們樹立這樣的社會政治觀念:一個平等公正的社會必須是建立在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地創造社會財富,并且能共同享有社會財富的體制與機制基礎上。在這樣的體制機制中,人們能充分地分享到他們應得的權利,即對他們的生存、發展和自由不可或缺的收入、資產和服務;但同時他們也有義務參與社會的生產勞動、財富創造,為他人提供服務,為國家和社會貢獻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促進財富的積累。

而從國家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要求國家不但要履行管理公共資產、協調、監督和管理社會成員及各種組織和機構公民行為的職能。它也有權力在取得公民認同和支持的前提下,使用公共資源來推行它的政治主張,實踐它的政治理想。不僅如此,國家還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發揮政府調節社會分配、發展和實施社會福利的職能,以保護公民權利,維護公正的社會秩序,防止某些利益集團利用自己的優勢或壟斷地位搞“贏家通吃”,避免放任市場自由而導致貧富差距的“極化”等不公正現象的發生。因此,對于現代國家,一方面,向公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保護弱勢群體、發展社會福利、預防社會問題的發生和減少社會不平等,是國家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維護平等公正的社會秩序的責任。另一方面,國家要為每一個公民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創造機會,使他們能夠發揮自身功能,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身體和智力進行生產勞動和各種創新性活動,以幫助公民實現他們的生活理想,并激發起他們的社會責任,為共建美好社會貢獻力量。

(三)共同富裕需要制度體制創新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5)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因而,國家在共富社會建設中扮演著更加積極和重要的角色。一是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國家價值、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運用國家的制度優勢,積極開展公民教育,營造開放、包容的社會制度環境和道德文化環境,凝聚人們的集體認同,為人們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文化活動進行社會賦權,使人們在發展自我行動能力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對共同富裕的社會共識,成為合格的共富社會建設的行動者。二是針對當前普遍存在的就業、養老、住房、醫療和教育等關系基本民生福祉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問題,深化以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氨M力而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6)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N].新華社北京分社,2020-10-29(001).形成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為共同富裕社會建設夯實社會福利基礎。三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城鄉分治的二元社會結構”,及其所造成的制度體制壁壘、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隔閡,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同時,通過政策創新,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城鄉發展不平等造成的“三農”問題。按照“十九大”明確的以促進“三農”現代化為核心的鄉村振興戰略所確立的目標,構建起推動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和發展規劃。

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解決舊矛盾,又不斷產生新矛盾的過程。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深入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僅作為一個進一步推進經濟現代化的目標提了出來,也作為全面現代化的社會目標提了出來。在這樣的新發展目標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同時,完善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構建一個以共建共治和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的社會分配體系,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就成為共同富裕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和制度基礎。

二、“第三次分配”在建設共同富裕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共同富裕社會建設中的分配正義

社會結構是關于社會的基本力量配置和主要社會階層關系狀況的概念表述。一個“社會結構狀況如何,不僅會影響該社會現實和未來推動力量的強弱,而且還會影響社會的安全運行與否”。(7)吳忠民.中國道路與現代化內生動力[J].中共黨史研究,2018,(10).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社會,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反映該社會對其成員的實際能力與收入狀況之間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公平的基本標準。而讓大多數功能正常的人能夠獲得與其能力和付出相等的收入,盡可能縮小能力強者和能力弱者之間的差距,并讓這兩者成為社會的少數,就是現代社會所謂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創造條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加他們的財富,對于激發社會活力,增強人們的抗風險能力和生活信心具有重要的激勵作用,同時也對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人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勞動收入、財產收入和社會福利。創造就業機會,保證勞有所得,通過教育、新技術運用、勞動者生產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提升來提高勞動收入水平,是基礎和主要的增加收入的渠道。而增加資產性收入,不斷提高財產收入在個人總收入中的比重,對于穩定收入預期、擴大收入來源、提高收入的安全性具有錨定社會秩序的作用。社會福利是現代社會保護人們的基本收入安全、防止低收入群體陷入生活困境的社會再分配制度體系。它對減少貧富分化、防治社會問題的發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因此,當我們從人們的收入構成考察社會關系結構的合理性時,“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8)習近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J].共產黨員,2021,(18).,就成為建設共同富裕社會的基本政策方針和政治原則。

(二)三次分配政治經濟學解讀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現代社會影響收入分配的主要力量有3種:市場機制、政府調控和道德力量?！笆袌鼋洕鷹l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形式,第一次由市場按照效益進行分配;第二次由政府按照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扶貧及社會保障統籌等方式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個人自愿繳納和捐贈等非強制方式再一次進行分配?！?9)厲以寧.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77.因此,根據不同的分配原則來調節這3種力量,避免經濟和道德秩序的混亂,就成為我們在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主張多元正義的政治哲學理論認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要按照不同的社會正義原則來加以調節。首先,“市場機制影響著收入分配”(10)厲以寧.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5).。在市場領域,公平正義的分配要按照人們對市場的貢獻來確定。也就是一個人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和個人稟賦、包括勞動、經營和資產等獲得收入是有差別的。能者多得,按勞取酬,效能優先的原則,體現的是市場分配(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但是,按效益進行分配是有缺陷的。人們的社會地位、個人的資源稟賦都是有差別的,忽視這些因素就會帶來市場失靈,形成分配不公現象。比如,一些人會利用市場機制缺陷和某些不透明的手段支配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如搞市場壟斷的資本或靠流量和“飯圈”上位的明星。因而,市場失靈使“財富不斷從金字塔的底端向頂端加速流動,勢必導致金字塔底座越來越大,頂部越來越尖銳”。(11)商界雜志社.共同富裕新征程[J].商界雜志,2021,(11).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強化市場監管、反壟斷和實施薪資限額(比如勞動力市場的最低工資標準和某些壟斷行業的最高工資限額)等政府事前干預外,通過收入稅收調節,進行二次分配的事后干預,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就成為社會正義的必然要求。

其次,在維護社會成員基本公民權利的社會領域實施社會再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是在基本社會生活領域內,維護所有成員的公民權利,以實現分配的公平正義。為此,一方面要通過制定工資政策來限制高收入,保護低收入;制定法律法規,防止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的競爭與利益輸送。另一方面,通過稅收調節初次分配形成的社會不公,建立由政府主導,個人和企業共同參與的社會福利制度,為公民提供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公共服務,糾正分配不公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但是,社會再分配關注的是結果的平等即成果共享,忽視了過程的平等即強調責任擔當與各盡所能的必要性。這就使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再分配往往會產生出公民權利與公民責任不對等、不協調的問題。如一些人把政府提供的福利看作“免費午餐”,只要自己的權利而不講應該承擔的責任;過高的福利供給會造成“懶人社會”,使社會失去活力;普惠性的福利難以解決處境不同的人的生活需要,造成政府失靈和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因而,建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共享發展的“共富”治理新格局,就成為糾正再分配的弊端,完善社會再分配的機制,促進公平正義的共同富裕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

最后,為了彌補二次分配所留下的遺缺,現代社會還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以社會自發的方式開展慈善分配。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次分配。而所謂道德力量作用下的收入再分配,按照厲以寧的說法,是“與個人的信念、社會責任心或對某種事業的感情有關”(12)厲以寧.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5).的公益慈善分配。它是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人們將自己的所獲收入自愿轉讓出來,用來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或遭遇戰爭、災難、疾病及某種意外而陷入危險與困境中的個人與群體。而更為全面的理解是:第三次分配是將潛藏于個人、企業和各種社會部門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以愛心、良心、公益心等方式自愿捐獻給社會,用于幫助那些在前兩次分配中獲益不多或者受益不足的個人、家庭、社區、群體,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及其行為方式,彌補其生活缺失。

但是,僅僅把第三次分配看作是靠道德力量的調節、能力強者向能力弱者輸送資源的過程或者是一種社會機制,是不全面的,也是對道德作用的誤解。人類學的研究發現,在人類早期的發展中,親屬間物品交換和互相饋贈體現的是一種相互援助的關系和情感交流?！巴ㄟ^送禮進行的物品交換不僅是一種機制性制度,而且是一種道德性交易,他在個體和群體之間產生并保持了一種人性關系?！币揽窟@種道德交易形成的人性關系,人類產生出一種獨特的超越于利益計算或“競爭性討價還價和在交易者之間自由的相互影響的戰略行為”,以滿足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共生性”需要。(13)哈伊姆·奧菲克.第二天性:人類進化的經濟學起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3～14.在這個意義上,第三次分配作為道德分配是由人類群體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不同個體或部分彼此依存的共生關系決定的。而從這種共生性需要產生出道德行為的視角來看,第三次分配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支配下的社會再分配,它不僅僅是擁有較多財富的個人和集團關愛他人,奉獻道德良心的善舉,也是對接受捐助的對象群體的道德激勵。它要求在慈善分配中的受益者也積極承擔各種道德責任,在自己獲益的同時也奉獻自己的愛心,用自己的“有”彌補他人的“無”,以回饋社會或感恩他人的幫助。對此,我們需要超越“再分配”的傳統觀念,從現代政治道德哲學的角度,對社會發展中道德力量與道德主體的意義做進一步分析。

(三)以人的主體能動性塑造克服“再分配”的局限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為的主體,他人在做出各種選擇(利己的或利他的)時候,也必須對自己所作的選擇負責,承擔起對他人(包括社會、群體和個人)的責任。因此,自由不應該是“一種一人得益意味著另一人損失的零和游戲”,(14)諾爾曼·P·巴利.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7.更不是能力強者獨有的特權和功能,而是不同主體在承認相互間差異基礎上彼此平等對話溝通、合作互動的能力。對此,當代政治哲學關于“承認”的理論為我們理解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提供了思路。承認理論認為,主體不是孤立的個體,“主體間存在著一種理想的關系,其中每一個主體視另一個主體為他的平等者,同時也視為與他的分離?！粋€人只有憑借另一個主體的承認和被承認才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體?！?15)南茜·弗雷澤(Fraser N.),阿克塞爾·霍耐特(Honneth A.).再分配,還是承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而“主題通過到的相互性的經驗獲得自我意識后,個體就能把自己理解成為人類之類存在中的一員。這樣的主體就變成了‘我們中的我’”(16)阿克塞爾·霍耐特.我們中的我:承認理論研究[M].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17.,因此,主體是建構性的,只有把人放置在社會關系的網絡中,通過彼此間的承認、認同,他的主體性才能夠確立。而所謂自由,也只有在“我們中的我”的關系中才成為實質性的。笛卡爾式的“沉思”(17)即笛卡爾哲學沉思的著名論斷“我思,故我在”。所推論出來的人的主體性及其自由,不過是現實生活無法實現的哲學“獨斷”。

承認理論對于我們重新認識社會再分配中,不同行為主體的道德責任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我們知道,對于把主體的自由當作現代性精神特征的現代社會來說,主體性及其自由對每一個參與社會生活的人都是應當具有的能力,也是現代社會倡導的人的美德。因為,“在確保他人的同樣自由的限度內,‘主體自由’的精神等于個人和群體為他們自己定義什么算作一種好生活,并為他們自己設計一條追尋這種好生活的道路?！?18)南茜·弗雷澤(Fraser N.),阿克塞爾·霍耐特(Honneth A.).再分配,還是承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這就意味著只有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看作是自為的主體,即擁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也承擔著對他人責任的能力時,才不會因為相互間的能力大小、社會地位差異、擁有財富的多寡而相互歧視或不負責任。唯有這樣,人才能擁有自由,也才是平等的。由是來看作為道德良心分配的第三次分配中不同個人和群體的作用,我們就不能把第三次分配僅僅看作是富人的責任和窮人的權利,更不能把慈善公益看作是能力強者對能力弱者的施舍和恩惠,而能力弱者也不應以乞憐的方式獲得他人的幫助。

因此,筆者認為,在第三次分配中,道德的力量應以承認每個人平等的道德人格為前提,道德良心的分配應該不分貴賤高低,作為一個社會普遍的行為價值準則和生活方式支配每一個社會成員。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道德環境里,道德力量支配下的第三次分配,才是正義的,能夠增加每個人自由的道德分配。在承認每一個人的道德主體性同時,也承認主體之間資源稟賦和能力的差異,并且也要承認和重視他們各自所擁有的潛能與優勢,使能力強者不因其共享而倨傲自重,能力弱者也不因之而自我否定,矮化自己。相反,弱者的道德人格也應得到承認和尊重,并發揮其應有作用。

總之,共同富裕社會建設是一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共享發展的‘共同富?！卫怼?19)祝子麗,周益明,孫家回,等.基于共享發展的財富“濕地”生態實現路徑與策略[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22,(6).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減少貧富差別,是一項基礎性工作。而為求得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大公約數,開展道德治理,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社會倫理精神營造慈善公益分配的道德環境,讓每一個人都能夠運用自己的道德力量來為他人、為社會分擔責任,則自然成為完善“共同富?！敝卫斫Y構,形成人們生活富裕與道德成長的福利共生關系之必要條件。

三、共富社會建設中的政策思維轉變

(一)共富社會建設對社會政策的新要求

一個健全的、公平正義的現代社會,其根本性特征不是它擁有的科學技術有多高,物質財富有多豐富,而在于它所擁有的技術和財富是否為其所有成員分享,人們是否盡其所能地承擔起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同時也能夠獲得社會的幫助,使其獲得機會,增加權力,擴展能力,在參與社會生活的實踐中增進自身及社會的福祉。共同富裕的社會建設就是要通過基礎性制度安排建立一個能夠覆蓋全體社會成員,幫助他們解決所面臨的生活困境、彌補其獲得性不充分缺憾的分配制度體系,實現基本生活的保障和生活質量的提升。同時,共同富裕又不能僅靠發展社會分配體制,以再分配的方式來解決。合理的分配體制解決的是分配正義的問題,這只是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性前提。共同富裕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過程,需要超越分配主義的觀念,通過構建一個共建、共治和共享發展的社會機制、在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努力下創造出和諧共生的社會共同體。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20)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N].新華社北京分社,2021-06-10(001).這種以人的現實生活為中心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政策目標闡述,把共同富?？醋魇且粋€通過營造積極社會環境,形成責任共擔、成果共享的社會機制和制度體系,引起人們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質變和社會質量的提升的過程,而不是囿于“再分配”的“共富”觀理解的共同富裕。因此,從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理念和方法來看,共同富裕社會的建設是把共同富?？醋魇俏镔|富足、精神健全、文化繁榮和心理健康協調發展的社會建設新階段所要達到的狀態。在這樣的目標下,超越“分配主義”的狹隘眼界,圍繞人的改變與發展這個核心,開展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構建一個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發揮主體能動性的互助合作的社會,防止陷入分配主義“福利陷阱”,造成社會的“內卷”或“躺平”,營造充分地社會參與、社會賦權的制度環境,發展社會凝聚與社會包容的倫理價值關系,也就成為我們探索社會政策的新議題。

(二)發展型社會政策對傳統政策思維的超越

發展型社會政策是一個擁有寬譜系知識和價值體系的政策范式。它用對社會發展的理念擴展社會政策的視野,使社會政策關注“社會福利資源的生成方式”和“經濟逆境期間所出現的財政問題”,避免社會福利發展與經濟活動相脫節的社會發展思路。它的形成,“使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政策與項目發生直接關聯”,從而把社會政策置于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情景關系中,“以動態的或有目的的方式使經濟與社會目標達成和諧?！?21)詹姆斯·米奇利.社會發展:現代比較社會政策經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在這樣的認識論基礎上,發展性社會政策(22)在本文中,發展型社會政策作為一種政策理論范式,包含了多種不同于傳統的保護型社會政策的新社會政策路徑。如可行能力、社會投資、資產建設、社會質量等,他們構成了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理論譜系。而發展性社會政策則是以米奇利(James Midgley,又譯為詹姆斯·梅志里)為代表的以社會發展為中心的政策范式。把社會發展定義為“與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一起協同促進人類福利的過程”(23)詹姆斯·米奇利.社會發展:現代比較社會政策經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而它的政策要點則集中在“影響人民生活和生計的一切計劃及其相關措施”。(24)安東尼·哈爾,詹姆斯·梅志里.發展型社會政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9.其實質是以人的全面發展和能力提升為目標,通過“跨部門的、整合的全面地生計支持”,使社會政策從依賴于經濟活動的社會干預措施,轉變為將社會政策嵌入經濟發展中,支持人們參與經濟活動,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環境的新型政策范式。這種轉變對于解決當今各國現代化中存在的“扭曲發展”(25)詹姆斯·米奇利.社會發展:現代比較社會政策經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問題,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理論譜系中,社會投資理論、可行能力理論、資產建設理論、社會質量理論等理論范式也分別從不同的問題視角,提出了超越傳統社會政策局限的新思路:一是在價值取向上,他們改變了傳統的以維護社會平等和公民權利為導向的價值觀念,把發展生計、培育人的能力、進行個人和家庭的資產建設、投資人力資源開發、開展社區建設等一系列促進人和他所處的環境改變、增強人的自主性和在社會政策中的主體地位的社會發展當作主要的價值追求。二是在政策目標上,改變以社會平等作為社會福利政策目標的公平與效率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倡導兼顧效率與公平、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相協調的包容性發展。它倡導福利混合經濟,既具有社會投資或生產主義特質,也主張將反貧困、社會保護等傳統社會政策與資產積累、增強生存能力和對抗社會排斥的社會發展結合起來,使傳統的“殘留性-制度性雙重途徑”社會政策目標擴展為綜合性社會發展目標。三是將社會政策干預的焦點,從“政府主導下刺激消費的再分配”,轉變為“多元主體的福利生產與投資”,這種由消費轉向投資的變化,使傳統社會政策的保護對象轉變為政策主體和福利生產者,為解決老福利國家的弊端開辟了新路徑。(26)錢寧,王肖靜.福利國家社會政策范式轉變及其對我國社會福利發展的啟示[J].社會建設,2020,(3).四是在推進社會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它要求政府要“積極管理并協調各種戰略的實施?！e極指導社會發展過程,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區、市場和個人的參與?！€應該通過各種公共部門政策與方案來直接促進社會發展”。(27)詹姆斯·米奇利.社會發展:現代比較社會政策經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1～162.

這些政策理念的變化,不僅表明了社會政策范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他們突破傳統政策思維的局限,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范圍探索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福祉的經濟發展、制度體制、道德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社會因素,為社會政策運用各種社會干預手段去協調平等公正和社會繁榮進步、物質生活保障與精神價值成長之間的關系,更好地解決現代社會發展富裕中的貧困、社會極化對社會公正與社會團結的威脅,進行了深度的理論思考和政策探索。

在具體的路徑方法上,發展型社會政策把發展教育和社會服務,投資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健康服務、支持各種就業計劃等政策措施,看作是有助于消除社會不平等,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投資戰略。與此同時,發展型社會政策把幫助窮人建立個人資產賬戶,進行金融賦能,增加他們財產性收入的資產建設方法,當作克服傳統福利政策“供養了弱者,但無助于使他們變強”(28)邁克爾·謝若登.資產與窮人——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弊端的政策工具,在微觀層面提出了一條幫助窮人走出“維持收入-保護消費”不斷循環的福利怪圈,使貧困家庭和社區通過家庭資產積累,能夠“更持久地參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出“更明確的未來觀、更穩定的家庭、更多的人力資本投入、更妥善的財產管理、更積極的社區參與等”。(29)邁克爾·謝若登.資產與窮人——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

而在改善人的處境,發展人的實質自由和提升社會質量的議題上,可行能力視角下的社會福利政策思考,聚焦在人如何能夠過上他所珍視、所愿意過的生活,以及人們所擁有的“實質自由”。而所謂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的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的自由?！?30)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30.這些自由是建構性的,需要在社會發展中,依據不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通過政治和社會的安排才能夠獲得。因而,發展的目標就是要形成多元化的制度安排,運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去調節這些自由的關聯性,以加強和保障人們的可行能力,幫助他們過上所珍視、所愿意過的生活。(31)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42～43.

(三)用“社會性”重建社會政策話語

在社會質量理論的政策話語里,“社會質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夠提升他們的福利狀況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參與其共同體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程度?！?32)徐延輝,龔紫鈺.社會質量、社區能力與城市居民的能力貧困[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報,2015,(5).它關注的是社會發展狀況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影響,并且把人及其社會關系的發展狀況放到高質量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在對影響社會質量的因素的結構化分析中,以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和社會賦權為基本條件的社會質量指標體系,作為開展社會質量研究及對社會發展狀況評價和政策分析的主要依據,被廣泛運用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社會質量發展狀況分析和制定社會政策的考量中,突出了社會發展不同于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含義。

而在其中,最有意義的是發展型社會政策提出了一種批判和超越自由主義導向、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和靠市場經濟解決發展問題的政策路徑。同時也對傳統福利國家把再分配作為政策工具的平等主義價值觀進行了批評,用“社會性”的觀念重新解讀社會政策,(33)沃爾夫岡·貝克,等.社會質量的理論化:概念的有效性[A].張海東.社會質量研究:理論、方法與經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54.把社會質量看作是取決于影響、改變社會構成、人際關系及其互動方式、道德意識形態與社會認同的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和社會賦權等“人類相互關系結構的發展與改變”的狀況,以及人在影響和改變社會狀況中的主體性和行動能力,“轉變人類結構本質的行為能力的取向”和“評判互動結果(質量)的基本標準”(34)德斯·加斯珀.人類與社會性——人類發展、人類安全與社會質量話語的系統比較[A].張海東.社會質量研究:理論、方法與經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43.等條件。

歸納起來,將這些非經濟因素引入社會政策的框架中,體現出發展型社會政策用“社會性”和人的能動性去糾正社會政策從屬于經濟政策的錯誤,使社會政策在影響社會財富分配、協調社會關系、改善社會環境、促進人的發展等一系列推動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獲得了更多的獨立性,也為我們探索共富社會建設的政策理論與政策路徑提供了借鑒。

四、發展型社會政策對共富社會建設理論創新的啟示

(一)摒棄二元對立的政策觀

從構建共同富裕社會的理論基礎和政策框架的需要來看,發展型社會政策為我們進行共同富裕社會建設的理論探討,提供了多維度思考的空間和方式。一是從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哲學基礎來看,不同于傳統保護性社會政策以社會整體性為本體論依據的平等主義價值取向,發展型社會政策在吸收了福利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及其爭論的基礎上,把自由主義哲學所倡導的個體自主性植入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框架里,在堅持社會正義的前提下,將發展的公平性與主體能動性結合,并把后者看作是實現前者目標的條件,闡述了一系列以強化個人權能為核心的促進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平正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政策主張。在這其中,圍繞著“讓個人自由成為社會的承諾”(35)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31～33.這一核心價值觀而展開討論的可行能力理論,把擴展人的各種“工具性自由”(36)在阿馬蒂亞·森的理論體系里,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被看作是能直接擴展人的可行能力,并且能彼此相互補充、相互強化的發展型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醋魇菍崿F個人真實自由的條件。而資產建設理論則以更加明確的政策指向,把建立個人發展賬戶看作“激發希望并改變人們思想與行為”的工具,從而使社會政策從傳統的對個人的社會保護轉變為“改變人們的頭腦”,進而增進個體及其家庭的經濟參與機會和能力、提升他們“對未來福祉的預期”的重要手段。(37)馬克·施賴納,邁克爾·謝若登.窮人能攢錢嗎:個人發展賬戶中的儲蓄與資產建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22.這些將強化個人權能、鼓勵個人為其福祉的提升發揮個體能動性的政策主張,為我們建構積極的共同富裕社會價值觀,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

二是從方法論的改進來看,發展型社會政策在其哲學思維的創新中,摒棄了個人與社會、市場與國家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主張用價值多元和包容性發展的原則消解國家主義的福利政策與市場化的福利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張力,對社會政策研究中個人主體與社會結構、個體自由與社會干預相互抵牾的二元對立思維,進行了去本質主義的方法論處理。在承認理論的分析框架下,發展型社會政策以不同的方式將承認個體自由的重要性與社會結構對個人自由的建構結合起來,強調社會作為主體間相互承認的共生體系,對個人自由所具有的先天性價值,個人只有按照一個社會所確立的規范、并且有能力從這個社會的設置中獲取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開展社會所承認的主體間的互動,他才能擁有“真實的自由”。因此,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的范式里,幫助弱勢群體獲得可行能力,對他們進行社會投資、金融賦能,以及教育、健康、職業發展等方面的社會賦權,用“社會質量的發展促進他們的生活質量提升”(38)林卡.生活質量與社會質量:一項有關理論和方法論的比較研究[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5,(2).,構成了發展型社會政策以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促進人的發展的核心議題。

從這些理論建構思考共同富裕社會建設中的社會政策問題,它們對我們的方法論啟示是:共同富裕社會作為一個共生體系,不能被看作是依靠國家體制或個體自由的意志所決定的,也不單純由經濟因素決定,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因而,共同富裕的實現,不是單純的財富共享,而是建立在人們對社會的認同、參與和努力與付出的基礎上。沒有社會自身各種條件因素的支持、個人權能的提升、社會價值的引導等方面的發展進步,“共富”夢想只能是“鏡花水月”,既無法觸及,也容易破碎。而社會政策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就是要把促進國民生活質量和國家發展整體質量的提升當作自己的使命,以貼近現實的政策主張和行動方案,為增強和擴展人的可行能力和主體性,實現社會各方面的進步提供可行的理論方法和可操作的方案。

(二)用權利和義務的辯證關系塑造共同富裕的價值觀

發展型社會政策對開展共同富裕社會建設的另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它以鮮明的價值取向進行社會倡導,把消除社會排斥、增強社會凝聚和社會包容作為解決貧窮、不平等方面社會問題的社會價值目標,突出了社會賦權在促進人類福祉和個人權能發展的重要性。雖然發展型社會政策中存在著不同的理論范式在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發展的路徑選擇和政策關注點上存在差異,他們的理論范式的價值觀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個人主義價值傾向。但是,他們都對傳統的剩余型和制度型社會政策以維持個人消費為主要目的的福利理念進行了批判,明確了以公民責任為導向的積極福利政策價值觀在社會福利理論建構和實踐探索中的核心地位。這些理論把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結合起來,通過有計劃地干預社區和社會過程、投資人力資源,進行教育、健康、生計發展、金融和資產等方面的社會賦權,幫助弱勢群體改善其權能結構,增強他們在社會發展中的權重,幫助人們改善、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在自主地、體面而有尊嚴地追求向往的生活過程中,擁有更多“實質的自由”。

因此,當我們說共同富裕是“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39)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的過程時,辯證地看待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明確“權利并不因其自身而有效,而是因它所對應的義務”(40)西蒙娜·薇依.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以及“個人責任沒有替代品”(41)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84.的基本社會倫理要求,讓權利跟著義務走,通過社會賦權使每一個公民都承擔起對自己、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就具有了基本的政策價值意義。因而,在增加個人的權能,使成為人自信而有尊嚴的“參與性公民”(42)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76.的同時,形成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道德契約,增強社會信任和社會連帶關系,將“共富”社會建設變成人們實踐“共建共治共享”發展價值觀的過程,也就應該成為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需要有高質量的社會發展作保障。只有在有質量、系統性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形成的共同富裕,才是真實的、可持續的。依靠激進的政策措施,或者織密社會保障網來縮小貧富差別的共同富裕,只能是再分配政策杠桿加壓下的平等主義富裕,不可能形成有質量、有活力、公平的共同富裕。為了防止單純靠再分配政策杠桿作用來解決貧富差距,而產生的個人“躺平”和社會“內卷”,同時也防止把“共同富?！苯庾x為物質財富上無差別的“共富”,而忽視人的精神發展和影響社會發展的非物質因素對實現“共富”的價值支撐和調節作用,我們對“共同富?！钡睦硐朐O定,就必須要通過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發展社會質量,增強人的社會性和社會認同來解決共同富裕社會建設中的深層次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