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德國的“記憶之場”

劉穎潔

在當代西方的政治文化中，“記憶”與“認同”成為新的關鍵詞。在近年的一些政治行動中，訴諸民族記憶的演說、對紀念碑與雕像的建造或拆毀等，成為不同群體表達立場和目標的常見方式。在歷史學中，記憶也引領了新潮流。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二年間主編的七卷本《記憶之場》標志著記憶史的興起。諾拉本來旨在讓《馬賽曲》、圣女貞德、埃菲爾鐵塔等法蘭西的象征去神圣化，剖析它們的意義變遷，但實際上提供了從精神和觀念層面書寫法國整體史的方法，重燃了公眾對法蘭西民族的熱情?！队洃浿畧觥芬惨蚨蔀楣駳v史教育的一部分，并為不少國家競相模仿。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往往要尋求歷史上的“高光時刻”，但不少國家面臨著集體記憶與歷史意識上的重負?！岸稹币院?，德國、日本等國均需直面法西斯主義政權的罪行。在反思殖民主義的思潮下，野蠻擴張的黑暗歷史同樣沖擊著不少國家的形象建構。歷史罪責應該在集體記憶中被銘記還是遺忘，消極的過去會不會阻礙光明的未來，成為國家認同中的難題。例如，日本直至今日仍舊采取回避甚至否認歷史罪責的策略，扭曲了民眾的歷史意識，更有違歷史正義。

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直面歷史罪責的聯邦德國。一九七0年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總理在華沙隔都起義紀念碑前震驚世界的一跪，一九八五年魏茨澤克總統要求德國人直面納粹過去的“二戰”紀念演講，以及二00五年在柏林市中心揭幕的“歐洲被殺害猶太人紀念碑”等，都獲得了世界各國的認可和贊許，使得聯邦德國成為承擔歷史責任的正面典范。

雖然德國采取積極的反思態度，但能否把積極的身份認同建立在罪責記憶基礎之上，始終困擾著德國人。在二00一年，倫敦德國歷史協會主席哈根·舒爾策（Hagen Schul ze）與柏林馬克·布洛赫研究中心主任埃蒂安·弗朗索瓦（?t ienne Fran?oi s）一同主編了三卷本《德意志記憶之場》。這部德國版《記憶之場》致力于回答德國所要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表明在面對罪責記憶的重負時，如何在“歷史真相—集體記憶—認同建構”三者間取得平衡，是遠比追溯民族象征的意義變遷更為艱難， 也更為重要的問題。

舒爾策與弗朗索瓦指出，考察德國人在當下的記憶與認同，要同時面臨三重交疊的背景。最為根本的是由納粹德國帶來的歷史重負。德國的民族國家記憶本身就是相當晚近的產物—直到一八七一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它才進入現代民族國家之列。并不穩固的民族國家記憶旋即又被第三帝國及其種族滅絕的罪行所摧毀，并且持續地受到其余波的侵襲。其次，東西德四十余年來在意識形態、制度以及文化上的對立，對納粹過去不同的解釋方式，也是造成身份認同割裂的重要原因。再次，隨著歐洲的聯結愈發緊密，德國獲得了在更大的跨國范圍內建立認同的可能性，但這也要求它首先整理好過去，并在歐洲范圍內承擔歷史責任。

諾拉在為《德意志記憶之場》所作的“后記”中指出，德國人對民族的認識“更為沉重、更不確定， 也更容易受到傷害”。如果說法國《記憶之場》是在追尋取代米什萊、拉維斯、布羅代爾等“經典”敘述的新法國史；那么對德國“記憶之場”的檢視有著更為艱巨的任務：它需要在缺乏統一的、被廣泛認可的歷史敘事的前提下，直面歷史的重負，探討德國的社會認同要走向何處。而在關注德國記憶工程在組織和內容上的特點之前，應首先考慮的是：怎樣的政治文化與歷史文化使得直面歷史罪責的記憶史研究成為可能？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后期，德國始終處于“克服過去”的政治文化語境之中，嘗試應對納粹罪責所帶來的重負與身份認同凝聚之間的困境。西德政府在戰后采取的歷史政策，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康拉德·阿登納以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主要目標，并將部分前納粹黨重新納入社會生活，對罪責的沉默和回避居于主流。從六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成為年輕一代的主導性意見。維利·勃蘭特在波蘭的下跪懺悔也成為西德直面歷史罪責的標志。進入八十年代后，赫爾穆特·科爾則主張“正?；钡臍v史政策—奧斯維辛不可遺忘，但德國人也應充滿信心地走向未來。從這一時期開始，“記憶”成為重要資源，圍繞“二戰”和大屠殺的紀念活動、博物館、紀念碑等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形成了聯邦德國獨特的回憶地貌，并旨在塑造反思的、負責任的國家形象?？傮w上，如史學家漢斯·君特·霍克斯（Hans GüntherHocker t s）所言：納粹歷史已經成為“德國政治話語中的主導話題，如果不加特別注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將‘過去理解為‘納粹的過去”。而大屠殺也“不是德國歷史眾多事件中的一件，而是消極的建基神話……是（聯邦德國）政治文化的試金石”。

負面的納粹過去同樣是德國歷史學和歷史文化無法繞開的痛點，并催生了一系列爭論。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民族主義的傳統史學家和更具批判精神的年輕一代，圍繞德意志帝國是否應承擔“一戰”的全部責任，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是否具有連續性，展開了“費舍爾之爭”。本質上，傳統史學家認為納粹德國只是德意志民族“特殊道路”上的偏差，但年輕一代認為是其必然結果。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的“歷史學家之爭”中，恩斯特·諾爾特（Erns t Nol te）等保守主義史學家提出，大屠殺并非不能比較的獨一性事件，應該通過歷史闡釋讓它成為真正的過去；但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批評其為納粹過去辯護，是新修正主義。這場爭論更具政治性而非學術性，并演化為不同歷史觀與政治立場的爭鋒。此外，圍繞普通德國人是否普遍反猶的“戈德哈根之爭”、如何認識國防軍種族滅絕罪行的“國防軍展覽之爭”等，也都相繼引發熱議。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爭論不僅由史學家和知識分子主導，也通過報刊、電視進入公共領域，成為德國民眾歷史意識塑造的重要一環。顯然，德國的歷史學有著明顯的公共性以及政治參與的意愿，學者們的歷史闡釋本身也成為德國社會“克服過去”的一種方式。

聯邦德國能夠直面歷史重負，也與其地緣政治格局以及歐洲一體化的趨勢密切相關。納粹德國的侵略與種族滅絕罪行席卷了整個歐洲，是否能夠承認歷史責任，是聯邦德國與整個西方世界友好往來的基礎。勃蘭特的悔罪行動不僅為他個人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也重建了德國與波蘭的外交關系。一九八五年科爾總理邀請里根總統訪問“二戰”犧牲士兵的比特堡公墓，同樣是為了重塑西德的國家形象—但因為被曝出公墓里還葬有納粹黨衛軍，這場政治秀只得尷尬收場。

此外，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之下，歐洲共同的記憶與認同開始成為政治文化中的新命題。納粹罪責不僅是德國人的重負，同樣是歐洲人的記憶之場—主要的滅絕營都設立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納粹德國的盟國參與到了猶太人的滅絕之中，法國的維希政府也曾是其幫兇……在二000年斯德哥爾摩的“納粹大屠殺政府間會談”上，各國便提出以大屠殺作為新的歐洲記憶的根基，以對抗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仇外情緒。對于希望在歐洲重新居于核心地位的聯邦德國來說，思考納粹過去與整個歐洲認同之間的關系，這既是需要承擔的歷史責任，也不失為重要的機遇。

聯邦德國之所以發展出直面納粹重負的政治和歷史文化，樹立起民主國家的形象，一是要在承擔歷史責任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國家的健康發展；二則是希望更好地融入西方社會，并重新成為主導力量。在此政治與社會目標之下，記憶研究為德國提供了一種闡釋歷史以及當下與歷史之關系的新方式。彼得·赫舍爾（Peter Rechel）便稱，聯邦德國史是納粹主義的“第二段歷史”，是“罪責的和解與壓制的歷史，是公共記憶與遺忘的歷史，是闡釋與再闡釋的歷史……”不少史學家已經開始考察用集中營、紀念碑、第三帝國遺址等記憶之場來“克服過去”的歷史政策，這也為探討罪責記憶與德國人身份認同之間關系的《德意志記憶之場》奠定了基礎。

在《德意志記憶之場》推出后，曾有史學家批評它是法國記憶工程的失敗翻版，因為后者要建立在高度同質化的國家歷史基礎上，但德國命途多舛的歷史注定使得中心化的“記憶教育”難以實現。然而，舒爾策與富朗索瓦恰恰不希望這項計劃成為規訓民族國家記憶的工具。他們強調這項研究首先應當以“對德國歷史的反思”為出發點，是以中立與解構為特征的歷史書寫，并希望讓讀者個性化的解讀賦予德國的回憶場更為豐富的意義和生命，而不是制造一部僵化的新民族史。

在反思德國歷史的目標之下，《德意志記憶之場》強調民主多元的組織方式。在籌備期間，項目組收到了逾五百項研究，最終選擇了其中的一百二十一項，形成了超過兩千兩百頁的成果。參與到德國記憶工程中的研究者有五分之一并非德國人，有三分之一并非歷史學家，有五分之一為女性，這些比例都遠遠高于法國的《記憶之場》。此外，研究者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出生于“二戰”以后的中青年學者，也更具反思和批判精神。在對“記憶之場”的選擇與分類上，編者們首先表現出對于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偏好。以德意志民族國家意識發生巨變、遭逢挫折的時期為中心，顯然表明了這項工程直面歷史重負的雄心。在內容分類上，與法國《記憶之場》簡單地分為“共和國”“民族”“復數的法蘭西”三大單元不同，編者“按記憶的邏輯”將一百二十一項研究成果細分為十八個單元。有趣的是，其中不乏消極意義的概念，如“罪責”“分裂”“宿敵”“規訓”等，這也充分體現出德國當前回憶文化獨特的反思性。

當然，研究者們如何檢視具體的“記憶之場”，才是這項記憶工程的核心要旨?？傮w來看，它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來處理對第三帝國及其罪行的集體記憶，這也是納粹罪責影響德國人認同的兩種方式：最具有標志性的做法，是直接將納粹罪行“制造”出來的“記憶之場”作為專門的考察對象，如集中營或大屠殺紀念碑等。編者們在第一卷中專門設置了“罪責”單元，可以視為其中范例?！白镓煛备拍钕碌闹行闹黝}無疑是直接將種族滅絕罪行作為回憶場所的《奧斯維辛》。以“奧斯維辛”來代表大屠殺自然符合期待，但作者彼得·赫舍爾卻表現出更深刻的反思性。他一方面回溯了波蘭小鎮奧斯維辛（Oswie?im）以及奧斯維辛- 比克瑙集中營本身的歷史；另一方面，則考察了成為“野蠻世界”隱喻的“奧斯維辛”（Auschwitz）的歷史。赫舍爾指出，“用紀念來寬慰”成為德國八十年代以后主導性的歷史政策，猶太人災難則是其中的中心主題：大屠殺的具體事實沒有紀念重要，奧斯維辛更成為人權、與猶太人的關系甚至審美文化之中的象征，也成為“沒有地點的地點”。

“罪責”單元還從地方性、區域性、日常生活等不同角度來考察聯邦德國對第三帝國的回應?！都o念碑》有意避開集中營、柏林的大屠殺紀念碑等中心性紀念物，而是關注散布的地方性紀念實踐，以反映出不同歷史意識和觀念之間的互動，也提醒人們不要因“典型”的記憶之場而得出輕率的結論。勃蘭特的懺悔無疑同樣是納粹罪責記憶的凝結點?！度A沙之跪》則把這一事件放在區域性的語境之中，討論了它對德國— 波蘭外交關系的影響。此外，曾經參與納粹體制和犯罪行動的普通人在戰后被稱為“隨大流者”，這個消極的身份概念也成為記憶之場。而它在戰后德國社會中的使用情形也表明，德國人還無法完全擺脫“隨大流”的傾向，因為與之相反的特性—個人主義、政治異見、公民信念、自決等，還沒有成為可以馬上讓人聯想到德國的特質。

《德意志記憶之場》處理罪責記憶的第二種方式，是意識到納粹罪責對于民族國家記憶無孔不入的滲透性影響。第三帝國大量利用德意志的傳統與象征來建構自己的神話與認同，如歷史學家于爾根·達尼埃爾所言：“許多代表著德國及其歷史的物質與理念上的地點，在經過了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的歷史之后，都被染上了一層冰霜?！倍鴳鸷蟮聡恳环N擺脫過去重負的嘗試—無論是東德將象征著軍國主義的柏林城市宮炸毀，還是西德將經濟現代化和文化西方化作為大眾文化的新特征—也都以對納粹罪責記憶的處置為底色與出發點。

在德意志民族的記憶之場中，第三帝國幽暗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例如，與對祖國（Heimat）的認識緊密相連的“血與土地”本來代表著扎根于泥土的、健康的德國農民形象，但其中對民族與種族、領土疆域的強調，與納粹德國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擴張侵略密切地聯系起來，成為陰郁且悲劇性的民族神話。源遠流長的神話故事也常被國家社會主義染上污點，比如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的前夕，戈林還在宣揚“尼伯龍根人的忠誠”。

最容易被國家社會主義所利用的當屬第一卷中的“宿敵”形象。它聚焦于十九世紀以來能在德國喚起民族仇恨的記憶之場，如將恥辱強加給德國的《凡爾賽條約》、布爾什維克主義、代表猶太人的“蘇西”（Jud Sü?）等。實際上，通過與他者的對比、賦予他者以陌生且敵對的形象，來鞏固本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在“一戰”以后的歐洲國家并不罕見。然而納粹德國的催化作用卻不可小覷：利用現代宣傳手段，如海報（布爾什維克的魔鬼化）、電影（戈培爾監制的《猶太人蘇西》）等，納粹黨以相當危險的方式凝聚德國人的集體記憶，而被強化的民族仇恨所帶來的是侵略擴張以及滅絕性的屠殺。

誠然，研究者們沒有回避納粹德國所制造的負面遺產，但如何在一部思考民族認同走向何方的著作中妥當處理歷史的黑暗面，的確是樁“費力不討好”的差事?！兜乱庵居洃浿畧觥芬苍趯W界引發了兩極化的批評意見。其中一種意見認為，兩位編者對納粹罪責的關注不夠集中，且缺少一些必要的主題。不少歷史學家指出，第三帝國或納粹主義、反猶主義是德國記憶圖景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應該成為獨立的單元。雖然納粹德國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但現在讀者們無法得到對于第三帝國的整體印象，它的中心地位似乎反而被這種安排方式有意弱化了。此外，“希特勒”無疑是全書被提及最多的名詞，但元首本人并沒有成為獨立的回憶場所。盡管編者指出，“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在許多篇目中都是實際上的主角，因此沒有必要再做單獨的考察， 但它們不正是人們長久以來的“德意志記憶”的中心？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對納粹罪責的談論已經太多，而忽視了其他德國記憶和認同上的重負。漢斯-烏爾里?！ぞS勒（ Hans-UlrichWehler）便質疑，為何整部德意志記憶史沒有為民主德國的回憶文化留下專門的位置。民主德國如何認識民族國家、納粹罪責、兩德分裂等重大歷史問題，也應該是德國集體記憶變遷的一部分。另一些可能引發民族情感刺痛的記憶凝結點也多有忽略，如象征德意志帝國殖民主義政策的“失去空間的民族”“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等，以及六十至七十年代間大量進入聯邦德國的“外籍勞工”。這是否意味著，只要反復表達對納粹罪責的悔罪，就可以將其他歷史重負遮蔽掉，而災難和歷史責任之間也有競爭的可能？

此外，需要看到的是，盡管編者強調這項研究不應該追求特定的認同方式，但這樣的集體工程似乎必然會帶來對建構性效果的追尋和偏好。不少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現的有著積極意義的記憶之場均聚焦于聯邦德國的成就，如“德國馬克”“德甲聯賽”“流行歌曲”。而兩位編者希望“按記憶的邏輯”將全書分為可以相互勾連的十八個單元，并且希望對讀者的解讀保持開放性，也暗合了對民主、自由價值的肯定。德國記憶工程的另一重建構性目的則在于，把德國的民族記憶植根于更為廣闊的歐洲空間之中。無論是強調德國與歐洲共同過去的“卡爾大帝”、用戰爭仇恨把歐洲聯系起來的《凡爾賽條約》，還是收束全書的歐洲友誼之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一個歐洲的德意志顯然是這部著作隱含的目標。

總體來看，盡管這部以歷史反思為宗旨的《德意志記憶之場》并沒有完全打破民族國家“記憶之場”研究認同建構的傾向，但聯邦德國史學家的工作依舊表明，正視歷史責任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當然，德國記憶工程所引發的批評，以及不同批評意見之間的對立也說明，如何將對歷史罪責的反思納入集體認同之中，是一個需要被持續關注，并且沒有唯一解的問題。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Band Ⅰ - Ⅲ）， Etienne Francois， Hagen Schulze（hrsg.），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