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豆科藥用植物整理研究

段娜梅 唐麗艷 趙飛亞 陶愛恩

麗江文化旅游學院醫學院，云南 麗江 674199

傈僳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一個人數不多但卻古老的民族，主要聚居于怒江、麗江、迪慶、大理、保山、德宏、臨滄、鹽源、鹽邊等[1]。長期以來，居住在偏僻遙遠的高山上，以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和狩獵為生，到20世紀50年代還保留著明顯的氏族社會痕跡[1]。為了使種族繁衍，在與自然和疾病長期抗爭過程中積累了許多民族醫藥知識寶貴經驗。早在唐朝朝代，傈僳族先民就有“毒箭射虎”“草根治病”“樹葉止血”的傳說，明代后期就產生了藥材交易的經濟活動[2]。隨著逐漸認識到某些植物、動物和礦物對身體的作用，進而形成了有目的的醫藥應用實踐[3]，加之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使傈僳族醫藥發展呈現出“巫醫合一，藥神兩用”的特色[4]。然而，由于傈僳族醫藥缺乏文字記載，近現代民族醫藥文獻遺產發掘受到重視，才開始出現相關醫藥典籍，大量醫藥知識落于文獻中。另外，受地域和文化的影響，傈僳族醫藥本草文獻記載較為散亂，民族藥普遍存在“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現象，開展整理、考證和修訂校對迫在眉睫。豆科是具有重要藥用價值的一個類群[5]，也是傈僳藥民族藥中數量最多的一個科。目前尚缺乏系統地整理和報道。鑒于此，本研究收集不同地域傈僳族醫藥文獻，包括《三江腹地的傈僳族文化王國》《怒江藥用植物志》《傈僳族醫藥簡介》《怒江流域民族醫藥》《怒江中草藥》《麗江傈僳族民間草醫草藥》《碧江縣衛生志》《怒江自治州傈僳族衛生志》《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恒扎鵬的故事》《怒江州中藥材民錄》《迪慶傈僳族藥用植物圖鑒》《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治》《中國民族藥辭典》《中國民族藥志要》《民族藥》(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藥志》(1～4卷)、《云南民族藥志》(1～5卷)、《云南民族藥民錄》《滇人天衍--云南民族醫藥》《滇省志》(醫藥卷)、《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大全》等專著，對記載來源于傈僳族豆科植物藥材品種、基原進行系統整理，并查閱現行標準探究對傈僳族藥用豆科品種的收載情況，進行分析和總結，為其資源開發利用提供參考。

1 方法

在整理分析中，以藥材“中文名稱”及“拉丁名”作為藥材品種劃分依據，整理分析藥材品種和基原植物種類。其中“中文名稱”參照《中國藥典》《中國植物志》等相關標準、專著；“拉丁名”參考《中國植物志》(lora Reipublicae Popolaris Sinicae，FRPS，http：//frps.eflora.cn)、Plantlist(http：//www.theplantlist.org)和《中國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FOC，http：//foc.eflora.cn)進行修訂，對拉丁名同異名進行校正，使用接受名(Acceptname)作為植物基原。

2 結果

豆科傈僳藥的種類及其資源特點：通過對現有傈僳族醫藥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傈僳族藥用豆科植物共收集到59個藥材品種，有40屬54種(含變種)。見表1。其中扁豆屬 Lablab、補骨脂屬 Cullen、草木樨屬 Melilotus、刺桐屬Erythrina、刀豆屬Canavalia、含羞草屬Mimosa、含羞云實屬Hultholia、笐子梢屬Campylotropis、合歡屬Albizia、葫蘆茶屬Tadehagi、槐屬Styphnolobium、黃花木屬Piptanthus、黃芪屬 Astragalus、黃檀屬Dalbergia、雞眼草屬 Kummerowia、豇豆屬 Vigna、金合歡屬Vachellia、榼藤屬 Entada、苦參屬Sophora、臘腸樹屬Cassia、鐮扁豆屬 Dolichos、密花豆屬Spatholobus、木藍屬Indigofera、苜蓿屬Medicago、千斤拔屬Flemingia、山扁豆屬 Chamaecrista、酸豆屬 Tamarindus、舞草屬 Codoriocalyx、相思子屬 Abrus、宿苞豆屬 Shuteria、巖黃芪屬Hedysarum、羊蹄甲屬Bauhinia、野決明屬Thermopsis、鷹葉刺屬 Guilandina、魚藤屬Derris、云實屬Caesalpinia、皂莢屬 Gleditsia分別僅涉及到1個物種；兒茶屬 Senegalia、胡枝子屬 Lespedeza、山螞蟥屬Desmodium、野豌豆屬 Vicia、豬屎豆屬 Crotalaria分別涉及到2個物種；葛屬 Pueraria、決明屬 Senna 分別涉及到3個物種。見表2。在資源分布上，這54種藥用豆科植物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除少數品種分布于低海拔地區或熱帶地區外，大多數種類分布于云南省高海拔河谷、荒坡草地或灌叢中，這與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三江并流”高海拔地區錯綜復雜的地域性特點高度吻合。從藥用部位來看，52個豆科藥材品種中，其中有49個藥材記載了藥用部位。在所有的藥材品種中，使用全草/全株類的頻次最多，有20個物種，占總數38.46%；使用根/塊根的頻次有15個物種，占總數28.85%；其次分別為種子11個、葉6個、莖/藤7個、果實4個、花/花苞5個、樹皮3個、果殼2個、心材1個。針對藥用部位，即使是同一物種，在文獻中記載的藥用部位也大多不一致，如刀豆，其藥用部位記載有種子、果殼、根等3個，且它們的功能基本相同，表明傈僳族醫學中使用的藥用部位是多樣的。

表1 豆科傈僳族藥用的品種、基原、標準及功效主治

表2 傈僳族藥物屬分布情況

3 討論

3.1 關于傈僳族豆科材名稱的規范 傈僳族豆科名稱規范在傈僳族醫學文獻中主要以三種形式記錄。第一種是使用中文名稱和傈僳族藥物名稱的音譯，如《怒江中草藥》；第二種是使用直接記錄的中文名稱，這是最主要的記載形成，主要為《傈僳族醫藥簡介》《怒江流域民族醫藥》《麗江傈僳族民間草醫草藥》《怒江州中藥材民錄》《迪慶傈僳族藥用植物圖鑒》等現代文獻，這與傈僳族醫藥在傳統方面沒有文字記載，主要通過口耳相傳和個人教育傳承休戚相關，與許多著作為現代挖掘整理保護有關；第三種是使用中文名稱、傈僳族藥名音譯和傈僳文，如《云南民族藥名錄》記載扁豆中文名稱為白扁豆[2，8]、扁豆[9-11，13-14]，傈僳族藥名音譯為喔朵巴反[14]、奪耙[2，9-10]、奪和[11]，傈僳文為D0∶B.[13]。在三種記載形式中，不同著作文獻，存在同一藥材品種中文名稱和傈僳族藥名音譯差異較大的情況，如基原植物榼藤Entadaphaseoloides[6，9-11，13]，漢文名記載為植藤子[6]、楂藤子[9]、梳藤[11]、木腰子[11]、榼藤[10]、榼藤子[13]，再如基原植物洋紫荊Bauhiniavariegata[8-11]，漢文名分別記載為洋紫荊[10-11]、白花樹[8]、老白花[9]，傈僳族藥名音譯分別記載為羊蹄甲[9，11]、老白花[11]、敗花[9，11]；甚至存在基原植物分別為麻里麻Dolichostenuicaulis[10]和嫌豆藤Dolichosfalcata[11]，但是傈僳族藥名音譯均為魯起莫。這些現象普遍存在，顯然容易導致傈僳族藥物混用和亂用，不利于臨床用藥的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加快藥物名稱的考證，統一使用中文名稱、傈僳族藥名音譯和傈僳文3種名稱進行規范。

3.2 關于豆科傈僳藥的藥用部位和功效 關于豆科傈僳藥在不同文獻記載的同一種藥材的藥用部位和功效存在一定差異，如基原植物刀豆Canavaliagladiata[9-11]，不同文獻使用的藥用部位分別有種子[9-11]、果殼[9-10]、根[9-11]；再如基原植物厚果崖豆藤Millettiapachycarpa[6，9-11，13]不同文獻使用的藥用部位分別有根[9-11]、葉[9-11]、種子[9-11，13]、全草[6]，其功能基本相同，這種現象在其他傈僳族藥用品種中較為普遍。在藥材功效方面，52種藥材中有3種在傈僳族專著中沒有記載。在51種有明確功效記載的藥物中，有10種藥物有“解毒、清熱解毒、清熱解毒”功效記載，占18.52 %，這可能與傈僳族長期生活環境和疾病有關。就效力的記載形式而言，主要有兩種情況。首先，文獻記載大相徑庭；第二，治療術語表達不規范，在使用傈僳語醫學術語或中醫術語時，存在兩種混用情況，如基原植物遠志木蘭Indigoferaneopolygaloides[10-11，14]，傈僳族藥名音譯維著那沘[14]、維羞那三七[11]、維修那三七[10]，《中國民族藥辭典》記載根治水腫腹脹、痰飲喘滿；莖髓治心煩口渴、口舌生瘡、尿路感染、小便不利、瘧疾?！对颇厦褡逅幟洝贰吨袊褡逅幹疽酚涊d根用于胃痛、腹瀉、菌痢。再如基原植物決明Casiatora[2，7，9-11]，傈僳族藥名音譯：捏勒士魯[2，9，11]，藥用部位均為種子[2，7，9-11]，但《怒江中草藥》《傈僳族醫藥簡介《云南民族藥志·一卷》記載其“苦、甘，涼。清肝，明目，利水，通便。治高血壓頭痛，急性結膜炎，角膜潰瘍，青光眼，大便秘結，癰癤瘡病?！倍吨袊褡逅庌o典》《中國民族藥志要》記載其“治療高血壓頭痛，急性結膜炎，角膜潰瘍，青光眼，大便秘結，痛節瘡病”，上述現象在傈僳藥物功能主治記載中極為普遍。因此，傈僳族藥物在藥用部位和功能主治上有必要進一步規范。

3.3 關于豆科傈僳藥材的品種和基原 關于傈僳族藥材的品種和54種傈僳族藥用植物的原始統計，共涉及52個藥材品種，在不同標準和專著文獻中，“品種-名稱-基原”記載差異巨大。主要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同一種藥材來自同一屬的多種植物，如“莫很情[10-11]”基原涉及陰山胡枝子Lespedezainschanica[10-11]和尖葉鐵掃帚Lespedezajuncea[10]；起爪[6，9- 10]、oncw[13]基原涉及葛Puerarialobata[9-10，13]；葛麻姆Puerariamontanavar.lobata[6]，修訂后分別是來自葛屬的山葛Puerariamontana(Loureiro) Merrill和葛Puerariamontanavar.lobata(Willdenow) Maesen &S. M. Almeida ex Sanjappa &Predeep；另一種是同種藥材來源于不同屬的多種植物，曲者勝[2，9，11]，專著記載基原分別金合歡Acaciafarnesiana[2，8-11]和蛇藤Acaciapennata[2，8-9，11]等兩種藥用植物，但經過《中國植物志》修訂拉丁名后金合歡為金合歡屬金合歡Vachelliafarnesiana(Linnaeus) Wight &Arnott，而蛇藤Acaciapennata為兒茶屬印度藤兒茶Senegaliapennata(L.) Maslin；“捏勒木魯[9]”基原涉及云實C.mimosoides[9]和馬豆Viciasativa[9]，然而云實C.mimosoides屬于含羞云實屬含羞云實Hultholiamimosoides(Lam.) Gagnon &G. P. Lewis，但馬豆Viciasativa屬于野豌豆屬救荒野豌豆ViciasativaL.。第三種是同種植物作為不同種基原藥材，這種現象最為普遍，如“四曲寡子[2，9-11]、云南皂莢[10-11]”在不同典籍分別記載為滇皂角Gleditsiadelavayi[2，8-9，11]；滇皂莢Gleditsiajaponicavar.delavayi[10]，修訂后均為滇皂莢Gleditsiajaponicavar.delavayi(Franch.) L.C.Li，如“魯起莫”基原涉及麻里麻Dolichostenuicaulis[10]和嫌豆藤Dolichosfalcata[11]，兩者通過修訂后基原均為纖莖鐮扁豆Dolichostenuicaulis(Baker) Craib?！岸髅D假[2，9-10]”基原涉及葫蘆茶Desmodiumtriquetrum[10]；葫蘆茶Tadehagitriquetrua[2，8- 9]，修訂后均為葫蘆茶Tadehagitriquetrum(L.) Ohashi。四是基原植物尚未使用修訂過后拉丁名或中文名稱，這種現象最為普遍，這樣容易造成混亂，如西南宿苞豆Shuteriainvolucratavar.villosa[9-11]修訂后為西南宿苞豆ShuteriavestitaWight et Arn.決明Cassiatora[2，7，9-11]修訂后為決明Sennatora(Linnaeus) Roxburg；大葉千斤拔Moghaniamacrophylla[10，14]修訂后為大葉千斤拔Flemingiamacrophylla(Willd.) Prain；海桐Erythrinavariegatavar.orientalis[13]修訂后為刺桐ErythrinavariegataL.；厚果崖豆藤Millettiapachycarpa修訂后為厚果魚藤Derristaiwaniana(Hayata) Z. Q. Song。上述傈僳藥材“品種-名稱-基原”的不規范現狀，與傈僳族藥材的分類記載和傈僳族藥材醫學文獻中植物分類的差異有關，需要進一步梳理，使其更加規范。

3.4 關于豆科傈僳藥材的質量標準現狀 目前傈僳族醫藥缺乏本民族獨立的民族醫藥標準，通過查閱文獻得知，部分與中藥或其他民族藥共用藥材品種收載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部頒標準·蒙藥分冊》《部頒標準·藏藥分冊》以及其他省區的地方藥材標準中。經統計，上述標準中收載的傈僳族醫藥學藥用豆科植物藥材品種共有26種(表1)，約占總種數的48.15%。除了《中國藥典》收載的傈僳族醫藥、中醫藥通用的兒茶Acaciacatechu[7]、合歡Albiziajrulibrissin[2，7，9]、蘇木Caesalpiniasappan[2，8-11]、刀豆Canavaliagladiata[9-11]、榼藤Entadaphaseoloides[6，9-11，13]、大葉千斤拔Moghaniamacrophylla、遠志木蘭Indigoferaneopolygaloides[10-11，14]、白扁豆Lablabpurpureus[2，8]、決明Casiatora[2，7，9-11]、苦參Sophoraflavescens[2，7，9-11，13]、槐Stypholobiumjapnicum[9]、葫蘆茶Tadehagitriquetrua[2，8-9]、赤豆Vignaangularis[9-11，15]外，其他品種藥材僅對性狀、顯微及理化鑒別有規定，缺乏對藥材質量控制更為重要的檢查、浸出物、含量測定等項目的規定，缺乏對藥效物質基礎、生物活性評價、質量標志物探索等方面的研究，反映出傈僳藥材標準不完善，這顯然不利于傈僳藥材的臨床應用和發展。另外，盡管與中醫藥通用傈僳族醫藥，在功能主治上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研究符合本民族醫藥的民族藥質量標準，是非常有必要和迫切的。

4 結語

開展傈僳醫藥品種和標準整理與考證，是確保臨床用藥準確、安全有效的前提，符合國家對民族醫藥產業發展的需求，對保護和開發利用傈僳族醫藥藥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研究發現，目前許多傈僳族醫藥尚存在地方志、民族醫藥志、名錄、民間醫藥志和衛生志中，以至于藥材名稱使用混亂，缺乏規范的記錄，藥材基原植物“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現象普遍，藥用部位使用混亂，功用主治記載不一，缺乏本民族藥材標準等已經成為阻礙傈僳族醫藥產業發展和臨床用藥的迫切問題。加強傈僳藥物名稱的本草考證，促進品種整理和質量標準的建立，對于規范傈僳族藥材的臨床使用，保證藥材質量，合理保護和利用傈僳族藥材特色資源，促進傈僳族藥材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