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任弼時的領導智慧

張磊

任弼時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卓越領導人。長征初期，他以黨中央代表、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率領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師后，他兼任紅二軍團政委，領導創建了湘鄂川黔根據地。中央紅軍北上后，任弼時、賀龍等率領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不久，遵照中央命令，紅二、六軍團改組為紅二方面軍，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賀龍為總指揮。作為紅二方面軍政治工作的領導者，任弼時在歷時兩年多的長征歲月中，以高度的領導智慧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正確路線，堅持創造性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為推動紅四方面軍北上抗日，實現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作出了突出貢獻。

積極戰斗以牽制敵人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中央紅軍完全陷入被動局面，遭受了嚴重損失。為了減輕國民黨軍給中央蘇區的壓力，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電令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向湖南中部地區轉移，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取得聯系，共同開展游擊戰爭，并建立新的蘇區。任弼時奉命擔任黨中央代表，隨紅六軍團一起行動，同時組成了以他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擔負全面領導職責。8月7日，在任弼時等率領下，紅六軍團9700多名指戰員從江西遂川的橫石向西出發，經湘中，過瀟水，渡湘江，到達湘黔桂三省邊界地區，展開迂回作戰。10月24日，紅六軍團經過長途跋涉，在貴州印江縣的木黃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會師。經中革軍委正式批準，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擔任軍團長，任弼時兼任政治委員。紅二、六軍團聯合組成一個戰略單位，共同開展軍事行動。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伺機渡湘江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國民黨方面發覺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意圖，緊急調派40萬重兵，企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合兵一處，并叫囂要把中央紅軍消滅在湘江東岸。雖然中央紅軍強渡湘江成功，但人數由從江西出發時的8萬多銳減至3萬多。敵軍又在湘南布下重兵，企圖圍殲中央紅軍。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建議，決定放棄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進軍，以此爭取戰略主動。

當時，紅二、六軍團剛會師不久，部隊疲憊，極需休整，但為了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向西進軍貴州，任弼時、賀龍等毅然率部在國民黨軍的側后發動了凌厲的湘西攻勢。在持續一個半月的湘西攻勢中，紅二、六軍團先后殲滅敵軍3個旅的大部，擊潰1個旅又1個團，俘虜敵軍參謀長以下2000余人，調動牽制敵軍11個師又2個旅的兵力，大大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有力策應了其突圍作戰。

不久，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宣告成立，任弼時擔任湘鄂川黔臨時省委（后改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賀龍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席、省軍區司令員。湘鄂川黔根據地東西長400多里，南北寬250里，人口近50萬人，東控長沙、武漢，西瞰川黔，像一把銳利的尖刀直插“追剿”中央紅軍的國民黨軍后背。

遵義會議后，國民黨一方面集結川、滇、湘、桂、黔各地方軍閥以及中央軍合計150多個團的兵力，從多個方向“追剿”中央紅軍；另一方面則以6個縱隊分進合擊湘鄂川黔根據地，企圖消滅紅二、六軍團，鞏固自己的側后。在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指引下，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再占遵義，在靈活機動的轉戰中甩開追敵，逐步變被動為主動，然后轉道四川，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1935年2月至8月的半年內，紅二、六軍團在任弼時和賀龍率領下，利用廣闊的游擊區域，抓住敵人分路進攻中暴露的弱點，將之各個擊破，共斃傷敵軍1萬人以上，生擒敵縱隊司令兼師長1人、師參謀長2人，擊斃敵軍師長1人、旅長2人，從而牽制和吸引了大量的敵人，粉碎了敵“圍剿”計劃，保衛了新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配合、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加強紅軍的政治建設

紅二、六軍團會合后，力量壯大了，但部隊面臨的局勢依然嚴峻：紅六軍團從湘贛轉戰到黔東，勞師遠征，減員很多，部隊十分疲憊，亟需休整。紅二軍團自1932年離開洪湖根據地后就長期和黨中央失去聯系，肅反擴大化又使得許多干部遭受不應有的嚴重打擊，部隊的政治工作和自身建設方面存在許多迫切的問題亟待解決。

在中共中央代表、湘鄂川黔臨時省委書記任弼時的主持下，紅二、六軍團兩軍領導經過會商，決定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為了消除肅反擴大化在紅二軍團中遺留的惡劣影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報告，建議成立由賀龍任主席，蕭克、任弼時為副主席的中革軍委分會，著手進行部隊整頓，同時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受冤枉的黨員黨籍，重新任用那些被無端撤職的干部到重要崗位上去。這就及時改變了王明“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時期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開始在實踐中踐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正確方針。

經黨中央批準同意后，任弼時等從紅六軍團抽調40多名有豐富政工經驗的干部，充實到紅二軍團師、團兩級政治工作機關，使紅二軍團政治工作得到加強，各種政治工作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1935年1月27日，任弼時在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作了長篇報告，全面總結了會師3個月來部隊加強自身政治建設的主要經驗，指出，會師后，紅二軍團的黨團員數增加了4倍，從會師前的213人，發展到1116人；會師前，紅三軍的師、團兩級并未設置專門的政治工作機關。經過整頓，師、團、營、連各級的政治工作機關全部建立起來了。紅軍部隊擴大了一倍以上，指戰員的積極性和部隊的戰斗力都有了顯著增強。

任弼時根據對敵軍事戰斗中的經驗教訓，提倡部隊指戰員進行嚴格的軍事技術訓練，強調要以最高訓練強度提高戰士們的軍事技術素質，要求每個紅軍戰士爭取在最短時間內熟練掌握拼刺刀、投手榴彈、對空射擊等基本軍事技能，強調黨員干部要特別努力學習新的戰略戰術，反對那種認為政治工作人員可以不學習軍事，以及軍事指揮員可以不學習政治的錯誤傾向。

堅持正確的戰略原則

由于戰爭的分割，任弼時和賀龍都沒能參加遵義會議。而在此前后，他們一直面臨著建立和保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艱巨任務。

1935年1月底，國民黨軍集結6個縱隊11萬人向湘鄂川黔根據地發起進攻。紅二、六軍團計劃在根據地內鉗制和吸引敵人，尋機打破敵人的“圍剿”圖謀。2月11日，中革軍委電示任弼時等：“你們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憊，于敵人離開碉堡前進時，集中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偟姆结樖菦Q戰防御而不是單純防御，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輔助的力量是游擊隊與群眾武裝的活動?！憋@然，這個指示已根本改變了遵義會議前紅軍在軍事上消極防御的局限。任弼時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時，國民黨軍郭汝棟部1個旅已從東面威脅湘鄂川黔根據地的門戶大庸。1935年4月12日，任弼時、賀龍等決定率領紅二、六軍團撤離湘鄂川黔臨時省委所在地塔臥，展開外線作戰，改變被動局面，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在相繼取得陳家河、桃子溪戰斗的勝利后，紅二、六軍團主動出擊，東進到敵軍側后方，佯裝要攻占慈利、石門，進攻津市，進而北渡長江，威脅敵人后方交通。敵人一時之間亂了方寸，一部分敵軍掉頭東返慈利、石門，一部分敵軍北上防堵紅軍渡江。敵人原來分進合擊紅二、六軍團的計劃至此徹底破產。

1935年9月29日，任弼時撰寫了《沖破敵人“圍剿”的經驗與教訓》，系統總結了前一段對敵作戰取勝的基本經驗與成敗得失：一是借助廣闊的游擊區域，盡最大可能集結紅軍主力，遵照決戰防御的戰略原則，緊緊抓住敵人弱點，選擇有利時機展開堅決的突擊，各個擊破分路推進中的敵人，消滅其有生力量，破壞其合擊計劃。二是以一小部主力紅軍部隊配合新成立的獨立團、獨立營和地方游擊隊，肅清根據地內部所有地主武裝力量，發動群眾深入開展土地分配和階級斗爭，并在敵人側翼活動，吸引和分散敵軍兵力，配合主力進行決戰，打擊敵人囂張氣焰。三是爭取在軍事勝利中鞏固和發展新根據地，但不死守一個城市或地區。在對己不利的條件下，采取主動的退卻，在移動中尋找新的戰機。

建設湘鄂川黔根據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成立后，以任弼時為首的湘鄂川黔臨時省委在緊張的戰斗狀態下，及時制定了各項基本政策，領導群眾開展了土地革命、地方黨的建設、政權建設、黨政領導機關作風建設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土地政策方面，在任弼時領導下，臨時省委主動糾正了過去“左”的土地政策，注意保護富裕中農，強調要給富農以經濟出路，提出要團結中農，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取消了反對富農、消滅富農經濟的錯誤主張。這就恢復了井岡山時期的傳統做法，和不久后黨中央改變對富農政策決定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湘鄂川黔根據地是在全國蘇區和紅軍處于戰略失敗的情況下開創的新蘇區，黨員人數少，基層組織薄弱，黨的領導力不強。對此，任弼時敢于開拓創新，加強黨的建設。他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和調查研究，總結符合實際情況的工作規律，檢查黨的方針是否正確。在黨的組織工作上，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建立集體領導、巡視制度和加強黨內民主的建議。在政權建設上，任弼時領導的臨時省委提出“各革命委員會的工作應當建立起來，黨不能去代替包辦政權的日常工作，而是應該加強對政權工作的領導，培養政權獨立工作的能力，決定了的問題大膽交給政府工作人員去做，建立革命委員會在群眾中的威信，使群眾認識到革命政權是自己的權力機關”。對此，任弼時指出，要健全根據地政權的組織機能，使它成為革命工作強有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必須多吸收革命群眾隊伍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在黨政領導機關作風建設上，任弼時大力提倡“少說空話，多做實際工作”，認真了解革命群眾生產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各種問題，及時給予適當的解決；指出那種“只管發決議、下命令，不去檢查”的官僚主義領導方式，是極其有害的，必須要避免，至1935年9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進一步擴大，中心區域和游擊區人口達200萬，成為長江南岸蘇維埃運動的重要戰略區域。

1935年12月，黨中央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當時，紅二、六軍團已離開湘西進入黔東。任弼時在貴州石阡召開了紅二、六軍團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新精神，號召一切愿意抗日的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廣泛聯合起來，堅持進行抗日反蔣斗爭。這一時期，蔣介石利用“追剿”紅軍的機會，派嫡系部隊進入貴州，強迫貴州軍閥王家烈交出政權和軍權，導致參加“追剿”紅軍的各路地方軍閥人心惶惶，作戰消極。在這一形勢下，紅二、六軍團順利攻占畢節，發動各界群眾，團結上層人士，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久，曾任黔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的周素園老人提出要會見紅二、六軍團最高領導人。周素園讀過一些馬列的書，贊成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任弼時和他交談良久，并請他寫信給滇軍縱隊司令孫渡，告之紅軍的北上抗日主張，并指出蔣介石派嫡系部隊進入云貴，實為假途滅虢，貴州王家烈的下場已是前車之鑒，要求孫渡給紅軍讓路。這封信直指要害。后來，孫渡雖然沒有公開給紅二、六軍團讓路，但他在威寧、昭通一帶按兵不動，使紅二、六軍團得以在黔西休整20余天，打土豪，分浮財，建立臨時政權，擴充紅軍5000多人。

反對張國燾分裂路線

1936年6月30日，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翻越玉龍雪山，歷經艱險，終于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后，任弼時見到了久別重逢的朱德、劉伯承等，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交談。朱德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的經過告訴了任弼時，義憤填膺地說：“這里不是我們的目的地，紅軍要團結一致、戰勝一切困難繼續北上，到陜北和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會合?！眲⒉幸矎娬{，我們黨的中央在前面，不在這里。為了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維護黨中央權威，避免內部分裂，任弼時和朱德、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很快達成一致意見，既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又堅持原則反對分裂，同張國燾的錯誤主張進行了堅決的斗爭。7月2日，兩軍召開會師慶祝會。朱德、賀龍、劉伯承在演講中都強調北上與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會合的重要意義。任弼時在講話中指出，目前革命形勢很好，黨中央已經到達陜北，陜北根據地有了很好的發展，中央紅軍東渡黃河作戰也取得了勝利，兩軍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上與黨中央會合。

兩軍先頭部隊會合后，張國燾即派人向紅二、六軍團送來一批文件材料，其中污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北上抗日是“逃跑”，并竭力拉攏紅二、六軍團，說兩軍會合“將要更大地增強我們的力量”“有吸引陜北紅軍采取配合行動的可能”等。任弼時看到后，立即命令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對紅四方面軍送來的文件材料一律不準下發，紅四方面軍來的干部不得進行任何反中央的宣傳，不能攻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中央紅軍，只能講團結，不能搞分裂。

1936年7月初，經中共中央批準，紅二、六軍團合并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紅二方面軍成立后，張國燾派人對任弼時說，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要團結一致，并提議召開兩軍聯席會議。任弼時明確表示，只有完全遵照黨中央十二月決議，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一致，至于召開聯席會議，紅二、四方面軍意見一旦不一致，導致兩軍上層領導同志立場對立，將會使得各方面工作開展愈加困難。

在此期間，任弼時多次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交談。過草地時，任弼時專門與徐向前交談，一再表示要為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不懈努力。徐向前聽后很高興，強調“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是錯誤的，自己堅決擁護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此后，任弼時在西北局的會議上多次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和斗爭。9月18日，西北局舉行會議，經過激烈討論，一致否決了張國燾提出的西繞青海，北出甘北的計劃。但剛過岷州，張國燾違反西北局決議，又準備率紅四方面軍從洮州過黃河西去。為此，朱德連夜通知西北局全體委員緊急開會商議，決定制止張國燾的分裂行動。9月27日，黨中央連續發電報給張國燾，使他被迫北上。10月10日，紅軍三大主力先頭部隊終于在甘肅境內勝利會師。

律己寬人的優良作風

在長征中，任弼時等率領紅二方面軍行程2.4萬多里，歷時2年1個月，在三大主力紅軍中是時間最長的。紅二、六軍團會師時，兩軍共有兵員8000人，離開桑植時增加到2.1萬人，北上后爬雪山過草地，物資補給困難，減員較多，即使如此，抵達陜北時仍有1.43萬人，是紅軍三大主力中減員最少的。在強敵在側，物資極端短缺以及與中央聯系困難的條件下，任弼時以堅定的革命意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優良作風，和廣大指戰員同甘共苦，起到了很好的政治表率作用。

遵義會議前，當時的中革軍委曾一度批評剛剛會師的紅二、六軍團聯合行動是非常錯誤的。但任弼時和賀龍等認為合兵則能形成一個強勁有力的拳頭，分兵則力量分散，很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于是他們一再向中革軍委申述合兵一處、統一行動的理由。實踐證明，正是因為兩個軍團統一行動，才最終打開了湘鄂川黔地區的革命局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公布后，任弼時根據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公開宣布：各支抗日反蔣的武裝力量，只要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就可以保持自己部隊的獨立性，不予收編。一時間，湘鄂川黔地方的抗日武裝紛紛前來聯絡，這極大增強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力。

任弼時的正確決策，來源于他對敵情、地形和群眾情況的周密調查．悉心研究。紅六軍團進入貴州時，連一張比例尺為十萬分之一的貴州地圖也沒有；進入藏族居住區時，不僅地形不熟，而且語言也不通。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面向普通群眾開展調查研究，依靠當地向導了解地理民情，為指揮對敵作戰搜集有用信息。

部隊宿營時，任弼時經常親自和報務人員一起分析電訊，破譯敵軍電碼。板栗園戰斗中，由于報務人員破譯了敵軍電碼，準確及時掌握了敵情，任弼時、賀龍命令部隊大膽向敵軍縱深切入，提前埋伏在敵軍必經之處，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長征途中，任弼時軍務、政務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堅持親自做工作總結，不僅有關于戰略階段的總結，還有關于具體戰役戰斗的總結。他親筆寫下的《沖破敵人“圍剿”的經驗與教訓》等文稿，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任弼時平易近人，以誠待人。每次下級工作人員向他匯報工作，他總是認真傾聽，不輕易打斷對方，直到人家把話講完，這才言簡意賅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即使下級在工作中出了錯誤，只要對方不是因為粗心大意才出問題，工作態度一向又是勤勤懇懇的，他就總是選擇寬容和諒解。紅二、六軍團撤離貴州畢節地區時，任弼時讓工作人員何輝把一支由地方游散武裝改編而來的抗日部隊帶出來，隨紅軍大部隊一同北上，但這支隊伍的負責人不愿意離開畢節。何輝沒能完成任務，心中忐忑，回到指揮部時已做好了受處分的準備，但任弼時并沒有責備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還算好，你自己安全回來了，連武器也沒有被他們下走?！辟R龍生氣地說：“要不是黨的政策，早把他們給收拾了?！比五鰰r笑著說：“算交個朋友吧，畢竟來日方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