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城市建設的經濟價值

丁煥峰 譚一帆 劉小勇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科技自立自強目標下中國創新資源空間配置優化研究”（22AJY011）成果。

摘要：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的寶貴資源，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人文經濟學的價值判斷，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作為人文城市的典型代表進行準自然實驗，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探討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對所在城市創新能力的效應及其影響機制。結果表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具有顯著正面作用；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可以通過發揮要素積累效應、產業轉型升級效應與宜居宜業效應，助推城市創新能力提升。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人文城市建設、歷史文化遺產活化的經濟價值，進而探索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作用機理和理論框架，為構建人文經濟學話語體系提供實踐證據和實證方法，并為發展人文經濟提供理論和實踐啟示。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歷史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名城；城市創新能力；人文城市

【中圖分類號】 G12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2.010

引言

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在經濟學發展中先后引起了不同觀點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因其邏輯的、結構的、靜態的思維方式，長期把偏向歷史的、情感的和動態的文化因素排除在研究范疇之外。但隨著文化與經濟日益融合，經濟學無論是對文化產業，還是對社會制度以及倫理價值觀等方面的研究，均反映了經濟學對文化世界的關注[1]。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和經濟的關系多次做出深刻論述，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雹佟拔幕馨l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梢匝芯恳幌逻@里面的人文經濟學?！雹谌宋慕洕鷮W的提出，體現了人文性和經濟性的融合，是一種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建設性理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認為，人文不僅能為經濟發展起到正向推動作用，還能為經濟發展打開更加廣闊的空間，提供更加持久的動力，推動經濟增長從“快”向“好”轉變③。具體從城市的視角來探討人文經濟學，人文城市建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設”④。人文城市作為城市文化本質發育最好，文化功能與政治功能、經濟功能發展最為協調平衡的新型城市，在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承擔著“凝神鑄魂、文化賦能”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⑤。而歷史文化遺產作為前人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歷史遺存，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等人文價值，是城市的寶貴資源和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并活化，可以發展出文化旅游、文化創意經濟等人文經濟產業形態，有利于推進人文城市建設、促進人文經濟發展。2018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市荔灣區永慶坊考察時指出：“城市規劃和建設應高度重視歷史文化保護，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改善人居環境，更多采用微改造這種‘繡花功夫，注重文明傳承和文化延續，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雹捱@為人文城市建設、城市更新行動提供了科學指引。不過在一些城市更新實踐中，大拆大建等發展亂象導致眾多歷史文化街區、歷史建筑和文物建筑被拆除，由此產生了諸多新的城市問題，比如居民搬遷、房價遭到哄抬、生活成本增加等⑦。這一亂象本質上是在發展理念中缺乏對人文經濟學的理解，忽視了歷史文化資源在城市開發建設中的賦能作用。因此，人文城市建設的經濟價值研究作為人文經濟學的組成部分，既對深入理解人文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理論價值，也對推動城市集約型內涵式發展具有很好的實踐啟示。

在人文城市建設中，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可以激發產業轉型升級。從國際上的城市來看，曼徹斯特是開工業革命先河的“棉都”，底特律則是汽車產業的搖籃。這兩座工業城市都曾因特定產業專業化發展而盛極一時，卻也因過度依賴單一產業陷入發展困境[2-3]。實現工業城市的產業轉型，充分活化歷史文化遺產是其中關鍵一環。通過各類歷史文化遺產活化項目的規劃和實施，曼徹斯特形成了以服務業為驅動的多元化經濟。以對老工業地區索爾福德碼頭的改造為代表，曼徹斯特一舉奠定了發展商務辦公和文化休閑等多元產業的優勢[4]。與之相反，底特律卻在2013年申請破產，其直接原因正是城市的大拆大建。底特律前市長David Bing承諾要大刀闊斧地拆除上萬間被棄置的房屋⑧，而房屋拆除計劃帶來了城市公共開支的急劇擴張⑨，使得城市財政難以為繼。兩座城市的不同命運充分說明，大拆大建并不可取，發掘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價值對推動城市產業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歷史文化遺產活化也可以激發城市創新能力提升。歷史文化遺產因其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理念，是知識在代際傳承和不同群體間流動的載體，也是社會凝聚力在地方得到塑造和增強的基石。而知識溢出是城市經濟增長和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表現在產業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兩個方面。知識在不同產業間的溢出驅動產業多樣化發展，使得具有產業多樣性的城市比專業化城市經濟增長更快[5]。從單純的保護對象，到作為旅游目的地的開發對象，再到驅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對象，歷史文化遺產不斷驅動著所在地建筑業、旅游業和文化創意業等產業多樣化發展[6]。同時，因知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員之間流動而形成的文化多樣性能為城市帶來社會凝聚力提升、技能互補和人才互補等諸多紅利[7-9]。因此，從產業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來看，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推動知識交流，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和經濟持續增長。

盡管歷史文化遺產對經濟增長與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引起了學界重視，如中國城市歷史名片的經濟價值研究[10]，但此類研究更多基于個別城市或國家的案例分析，如西安[11]、希臘[12]等。這些個案研究難以全面捕捉歷史文化遺產活化促進創新能力提升的潛在因素。為此，本文從全國范圍內歷史文化遺產活化的角度，基于研究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作為人文城市的典型代表，對人文城市建設的經濟價值進行研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護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可以用于考察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對創新能力提升的準自然實驗。

針對現有研究對歷史文化遺產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機制分析的不足，本文研究的問題是：從整體上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是否有助于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如果是，那么其中的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對創新能力提升起到哪些方面的正面作用？而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相對缺乏的新興城市，又如何通過文化建設提升創新能力？與現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有：一是結合經濟學因果推斷的研究特點，證實了人文城市建設的經濟價值。這一研究基于國際前沿實證方法，以本土分析框架為基準建立推理模型，增強了分析思路的嚴謹性與分析結果的一般性，豐富了人文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手段。二是提出可以通過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實現城市專業化經濟與多樣化經濟有益互補?，F有研究長期囿于專業化溢出和多樣化溢出之間優劣的辯論[13-17]，認為特定產業的專業化只是城市起步初期的發動機，多樣化才更有利于創新。本研究認為，在城市發展進程中，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特有的文化資源稟賦，通過對其進行品牌塑造和資源開發，不僅可以帶動旅游、創意產業等服務業發展，也可以帶動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三是創新地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作為提升文化多樣性的代理變量，探究其在要素積累、產業轉型與營造宜居宜業城市環境方面的作用。本研究通過準自然實驗的方式，檢驗發現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可以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為現有以文化多樣性促進城市發展的研究增加了歷史文化遺產的視角。四是提出了分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提升的理論框架。這一框架從要素積累效應、產業轉型效應與宜居宜業效應三個方面分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的效果，為更好地提升歷史文化遺產活化的經濟效應提供了證據，也拓寬了歷史文化遺產相對缺乏的新興城市推進文化建設的思路。

一、理論框架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從要素積累效應、產業轉型效應與宜居宜業效應三個角度闡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與創新能力的關系機制，并通過分析歷史文化遺產活化與城市創新能力提升之間的內在演化機制，提出相應的理論假說。在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中，首先，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有利于保留和積累當地優秀文化傳統，進而對高端人才和創新資源產生吸引力。其次，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的特色優勢資源。城市通過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活化，能夠實現資源要素向城市優勢產業流動和集聚，發揮資源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例如，將老舊文化遺址改造為創意產業園區，有利于實現城市廢棄土地資源的再利用，優化周邊居住環境以及完善配套設施，創造更加宜居宜業的生產生活條件，并創造出一批創業就業機會。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有利于提升城市創新能力。

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創新資源積累與人力資本積累。歷史文化遺產是歷史上物質資本和文化積累的重要體現。保留歷史文化遺產的城市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正面城市形象、增加綜合文化實力等方面具有優勢。這將促使當地社會更加重視創新資源投入，推動形成更加濃厚的創新文化氛圍。此外，在薪資待遇和生活成本相近的條件下，綜合文化實力越強的城市對外地人才越具有吸引力，可以通過人力資本積累促進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通過積累創新資源和人力資本提升城市創新能力。

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促進產業綠色化和服務化轉型。從實踐上看，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可以促使城市更加注重環境品質的塑造，倒逼產業綠色化轉型。與此同時，通過歷史文化遺產發掘城市文化內涵、打造文化品牌，有利于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等服務業的發展[18-19]。產業綠色化、服務化轉型的現實需求是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歷史文化遺產活化能夠通過產業綠色化、服務化轉型提升城市創新能力。

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塑造宜居宜業的生活環境。在城市內部，隨著眾多老舊歷史文化街區經過微改造實現活化后，當地居住的衛生條件、安全條件和居民的生活品質得到改善，老舊建筑因其濃厚的文化氛圍吸引了咖啡館、創意集市等文化企業入駐。如在廣州，歷史文化遺產活化項目使歷史文化街區與城市線下文化活動的空間分布逐步耦合⑩，帶動了服務業在歷史文化街區集聚，不斷刺激社會的消費需求。同時，人居環境的改善和城市形象的提升也塑造了區域旅游、消費熱點，有利于營造創新創業的文化氛圍。這表明，歷史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再發掘，有利于釋放一批與歷史文化相關的創新創業機會、塑造城市創新文化。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對中心城市、消費城市與旅游城市等具有更為顯著的正面作用，即通過打造宜居宜業的生活環境帶動城市創新能力提升。

二、變量與數據

本文依照以下步驟研究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與城市創新能力提升之間的關聯：首先，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基準回歸；其次，針對異質性設立時點的政策，由于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可能會產生偏誤問題，采用Bacon分解進行偏誤診斷，驗證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異質性設立時點政策的無偏誤性，并且從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適用條件、內生性處理角度、數據角度等多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根據提出的理論假說，從要素積累效應、產業轉型效應與宜居宜業效應三個方面解釋其作用機制和異質性。

自1982年起，國務院已將142座城市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并對這些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了保護。歷史文化名鎮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的基本單元，是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組織評選的保存文物特別豐富，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紀念意義的，能較完整地反映一些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鎮11。這類歷史文化名鎮名單公布后，當地規劃建設帶來的潛在經濟效應是本研究分析政策沖擊效應的出發點。本研究運用2001—2016年27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創新能力的平衡面板數據，且經過手工匹配和統計，發現在這277個地級及以上市中共有118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轄區內擁有歷史文化名鎮。這些歷史文化名城名鎮遍布中國的東部、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區，涵蓋了從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到內陸發展中地區。隨后，本研究構造如下計量模型來檢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

[lnInnoit=β DIDit+θ Cvarit+ηt+μi+?it ??1]

[lnInnoit=ζ interactit+β DIDit+γ DIDitinteractit+θ Cvarit+ηt+μi+?it ?????????????????2]

其中，下標i表示地級及以上市；t表示年份；因變量[lnInnoit]表示地級及以上市城市創新能力；[DIDit]為核心關鍵變量，刻畫歷史文化名鎮帶來的政策處理效應；[Cvarit]為控制變量；[ηt]為時間固定效應，剔除時間效應的影響；[?it]為隨機誤差項；[μi]為個體固定效應，控制個體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的影響；[β]是重點回歸系數，衡量入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地級及以上市與對照組創新能力的平均差異；[interactit]為調節變量，考察歷史文化名城建設是否具有異質性，如果調節效應的系數[γ]為正，則說明調節變量與政策沖擊效應具有互補性，反之則具有替代性[20]。此外，本研究還選取一系列中介變量，采用Bootstrap自助法進一步檢驗間接效應（Average Causal Mediation Effects， ACME）是否存在[21]，如存在，說明變量在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中起到中介作用。

關于政策變量，本研究設立交互項[DIDit]來反映政策處理效應，表示組別虛擬變量[treat]與時間虛擬變量[time]的交互項。[treat=1]表示當年該城市具有歷史文化名鎮，[treat=0]則為觀察期內沒有入選歷史文化名鎮。時間虛擬變量[time]反映城市當年是否具有歷史文化名鎮，設立當年以及以后的年份為1，否則取值為0。若兩個啞變量同時取值為1，則[DIDit]取值為1，否則為0。歷史文化名鎮名單來自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本研究將名鎮地址手工匹配到對應地級及以上市作為政策變量數值判斷的依據。

關于控制變量，本研究結合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和數據的可得性，分別選擇以下變量。人口密度（Density）：使用年末總人口數除以行政區劃面積代理[22]。城市化（Urban）：采用市轄區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金融發展（Finance）：使用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23]。對外開放（Open）：使用實際利用外資衡量?；A設施（Infrastructure）：采用人均鋪裝道路面積的對數來衡量。

關于中介變量，本研究分別選擇以下變量。人力資本積累（Human Capital）：以計算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資本存量[24]，計算方式為（小學在讀學生數×6+初中在讀學生數×9+高等學校在讀學生數×16）/總人口。城市創新投入（Tech Capital）：使用政府科技財政支出代理[25]。工業綠色化（GreenInd）：使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除以工業煙塵排放量代理[26]。服務業發展（Service）：采用服務業集聚度代理，以服務業從業人數在全國的區位熵衡量。

關于調節變量，本文選取以下變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lngdpc）：代表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旅游業收入（Domestic Tourism Income）：使用地級及以上市國內旅游收入代理[27]。消費規模（Consumption）：使用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取對數代理。是否歷史上的經濟文化中心（古都）：以當地是否屬于歷朝首都代理。是否中心城市（Central）：使用首都、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代理。需要說明的是，在進行數據處理之前，部分缺失數據從相應城市對應年份的省級預計城市統計年鑒中加以補充，如果補充后仍是缺失值，則使用線性插值法對數據缺失值進行處理。本研究也對主要經濟變量使用地區生產總值平減指數平減至2001年實際值，以消除通貨膨脹因素對數據的影響。除比率外，相應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

此外，由于歷史文物越多的城市越有可能入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這些城市往往也可能是歷史上的經濟文化中心，因而創新能力更強。這種內生性問題可能導致估計結果存在偏誤。因此，為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采用2019年地級及以上市博物館數、文物保護單位數量作為工具變量[28]。博物館數和文物保護單位的數量能夠反映城市能否入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概率，且歷史文物保護單位數量由歷史條件決定，與當前創新能力的績效無關，滿足有效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設。同時，參考相關構造工具變量的做法[29]，本研究選取了2019年地級及以上市博物館數、文物保護單位數（與個體相關）與年度文物保護管理機構支出（與時間相關）的交互項，作為政策變量的工具變量。

本研究的指標數據來源，除城市創新能力、國內旅游收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及名鎮名單、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外，其他均來自相關年度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由EPS數據庫整理。國內旅游收入數據來自各地級及以上市相關年度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及名鎮名單來自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來自國家文物局。城市創新能力數據選取《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中的城市創新指數的對數來衡量。城市創新指數可以劃分為創新指數和城市創業活力指數的平均值之和。創新指數反映了城市專利質量的綜合水平，其中專利質量是通過專利的存續年限來衡量的；城市創業活力指數則通過新成立企業的注冊資本總額來體現。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對城市創新與創業環境的綜合評估[30]。該數據基于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數據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新注冊企業數據，避免了僅從專利數量度量的偏差，能有效衡量城市的創新能力。地級及以上市專利授權和申請發明數量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文物保護管理機構支出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

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本研究使用單位根檢驗驗證了每一個變量的平穩性，確保面板回歸方法是適用的。每個估計均使用以城市為聚類的穩健標準誤來緩解異方差和自相關問題。程序運行環境為Rstudio。

三、實證結果

（一）基準回歸

表1展示了基準回歸的結果，其中列（1）為不加入任何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為加入了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3）為加入雙向固定效應的面板回歸，列（4）為同時加入控制變量和雙向固定效應的回歸。本文關注的回歸系數[β]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正，表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具有正面作用。假設1得到證實。

（二）穩健性檢驗

表2展示了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在替換被解釋變量情形下，專利發明數同樣也能衡量城市的創新能力。列（1）、列（2）分別表示把因變量替換為城市當年專利授權數量（Patent G）和申請數量（Patent A）。在控制其他試點政策情形下，列（3）、列（4）和列（5）分別表示加入高新區（High Tech Zone）、國家創新型城市（Innovative City）與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城市（IP Demonstration City）作為控制變量再次進行回歸，其設置規則與本章DID變量的設置方式相同。為進一步排除樣本選擇性偏誤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得出列（6）的回歸結果。同時，本研究使用k-近鄰法并根據樣本的控制變量實施匹配，得到匹配前后變量的變化圖（圖1）。圖1展示了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得分變化，顯示匹配后的組別得分分布更為相似，且每個變量的標準偏差絕對值小于10%。因此，匹配滿足平衡性假設。這三種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表明，回歸系數[β]依舊顯著為正，其大小也與基準回歸基本保持一致。

（三）平行趨勢檢驗

平行趨勢假定是多期雙重差分法得到無偏估計結果的必要前提，即要求處理組和對照組在政策實施前具有基本相同的變化趨勢，否則可能會高估或低估政策實施的效果。本研究參照檢驗多期雙重差分平行趨勢的做法[31]，利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平行趨勢假定是否成立，構建如下動態模型：

[lnInnoit=k=-55γi DIDkit+θ Cvarit+α+ηt+μi+?it ?????????????????????????????????????????????3]

其中，i和t分別表示地級及以上市和年份，DIDkit表示政策虛擬變量，用si表示入選的具體年份，t表示樣本年份，當t-si=k（k=-5，…5），則定義DIDkit=1，否則DIDkit=0。圖2展示了政策實施前后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本研究將地級及以上市入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前一年設置為基準年，故圖中沒有-1期的數據。由圖2可知，-5期到-2期的系數并沒有呈現明顯的變化規律，且各估計系數在置信區間內為0，在政策期后大部分系數均顯著不為0，表明平行趨勢假設得證。

（四）工具變量回歸

表3展示了工具變量回歸的結果。列（1）為城市創新能力指數，列（2）為使用地級及以上市專利授予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二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Wald-F>10拒絕弱工具變量問題，Sargan檢驗結果說明工具變量滿足外生性假設。主效應系數都顯著為正，表明考慮內生性問題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的效果具有穩健性。

表4展示了Bacon分解結果。本研究使用多期DID實證評估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提升的影響，其中涉及多期多組數據。針對該類型多期多組的數據，本研究參考采用Bacon分解將雙向固定效應的DID估計量分解為各部分的加權平均值，通過分解結果判斷第三類分組的權重是否過大以至于影響回歸結果，以此保證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32]。本文分別涉及三類數據組：從未處理組（Never）、先處理組（Earlier）、后處理組（Later）。從未處理過的對照組通常為好的對照組。從表4可以看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凈效應有80%的影響來自處理組與從未受到處理的對照組，11.9%的影響來自先處理組與后處理對照組，另外還有7%的影響來自后處理組與先處理對照組。由此可見，大部分影響都是基于將從未受到處理過的組別作為對照組來進行反事實檢驗得到的結果，本研究的雙向固定效應估計量由負權重引起的偏誤較小。

為避免可能的樣本選擇問題，本研究在277個地級及以上市中隨機剔除20個城市，重新進行基準回歸，并將這個過程重復1000次。圖3展示了前100次的回歸系數變化，顯示無論剔除哪組城市，回歸系數都至少在5%以上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潛在的樣本選擇問題不太可能影響歷史文化名城建設與城市創新能力提升之間的穩健性。

四、進一步討論

表5展示了引入中介機制的結果。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在促進城市科技財政投入、人力資本積累、產業綠色化轉型和產業服務化轉型的作用得到了檢驗，其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10.6%、14.3%、55.4%與11.4%。這表明在歷史文化遺產活化的過程中，城市對優良環境的需求不斷提高，將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與低價值產業，驅動工業綠色化轉型。與此同時，歷史文化遺產活化也提高了服務業的集聚程度，進而提升了城市創新能力。假設2和假設3得到證實。

表6展示了異質性檢驗的結果。本研究參考利用調節效應進一步強化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42]。根據理論，D通過某個機制影響Y，而這一機制在某些子總體中存在，在另外一些子總體中不存在，則進一步強化了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列（1）、列（2）、列（3）、列（4）和列（5）分別表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在經濟越發達、歷史越悠久、游客越多、消費水平和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具有更為顯著的作用，也進一步說明了在宜居宜業的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有利于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這一假設。假設4得到證實。

在發展較好的城市中，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之所以更為有效，主要得益于這些城市較強的經濟實力和投資能力、較高的居民素質和文化認同、成熟的政策支持與規劃能力，以及人口密度帶來的較大的市場潛力和商業機會。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創新，以及新型消費領域特別是旅游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反，在發展較差的城市，由于資源條件等多方面欠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可能由于規模效應不足，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現實收益。因此，推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煥發新活力，不僅需要外部支持和政策傾斜，也需要有針對性的發展規劃和措施，以激發新型文化消費的潛力。以廣州和深圳為例，本研究進一步討論歷史文化遺產活化、推進文化建設的現實影響。

對廣州來說，實現老城市新活力是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省會城市窗口示范作用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利用則是廣州保護傳承城脈、文脈、商脈和實現老城市新活力的重要路徑。實際上，老城市與新活力密不可分?，F代服務業、國際營商環境的建設等方面離不開老城市悠久的文化底蘊，城市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延續也需要不斷注入時代新活力。近年來，廣州在實踐中切實加強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利用，加快實現老城市新活力、“四個出新出彩”，取得了許多亮點與成效。在弘揚革命文化方面，廣州大力發揮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等紅色革命遺址的科教作用，通過紅色文化講堂、紅色展演等形式向人們展示革命歷史。在利用文化資源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截至2021年，廣州擁有222個產業園和基地，其中包括21個國家級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以及32家文化上市公司?。在通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活化不斷提高人居環境方面，廣州通過“修舊如舊”方式和“繡花”功夫，成功改造永慶坊項目，讓歷史文脈與現代生活相融合，讓粵韻風華的老廣州同現代國際大都市相得益彰?。

相比廣州等老城市，新興城市可能歷史文化遺產資源不多，但借助文化建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營造宜居宜業的創新文化氛圍，仍然是促進創新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近年來，深圳將文化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明確了一系列文化發展目標，如“創新型智慧型力量型主流城市文化”“國際文化創意先鋒城市”等，并制定配套政策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效彌補了文化積淀薄弱的“短板”[33]。特別是在以創造宜居宜業環境提升城市創新能力方面，深圳培育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建立“城市文化菜單”，規劃建設“新十大文化設施”，提升改造“十大特色文化街區”，打造“一區一書城、一街道一書吧”的文化空間格局等。通過這些措施，深圳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多次獲得“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地區”稱號，展現了新興城市在文化建設上的擔當作為。而這些文化資源同樣能夠有效轉化為創新資源，促進城市創新能力提升。

結語

從實證角度研究人文城市建設對城市創新能力提升的效應，探索其內在機制、作用范圍與時效，有助于理解人文城市建設的經濟價值、探索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作用機理和理論框架，為人文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提供實踐證據和實證方法，并為發展人文經濟提供理論和實踐啟示。在理論啟示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不僅僅是文化象征，也可以經由活化助力打造經濟品牌。在人文城市建設、歷史文化遺產活化的進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斷協調發展，既塑造了宜居宜業的城市環境，也以人力資本積累與優秀文化傳承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歷史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現代轉化。這種文化與經濟交融的實踐模式適應了中國特有的國情和語境，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可持續性。在實踐啟示方面，城市更新要下足“繡花”功夫，將城市歷史文化融入經濟發展中。這不僅能傳承歷史文化，也有助于創新文化產品供應，推動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具體而言，城市建設部門在注重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要對其進行充分挖掘和活化，提升人居環境，推動城市集約型內涵式發展；要培育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吸引游客游覽、娛樂和消費，帶動相關上下游產業集聚發展，促進產業綠化、服務化轉型；要重視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對提升城市文化綜合實力和文化品位的作用，放大城市文化名片效應，讓更多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揚。

參考文獻：

[1] 聞媛：《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文化經濟研究：經濟學家的文化世界》[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4-17頁。

[2]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M]， Vintage， 1970.

[3] Edward L. Glaeser，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M]，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2011.

[4] 曹晟、唐子來：《英國傳統工業城市的轉型：曼徹斯特的經驗》[J]，《國際城市規劃》2013年第6期，第25-35頁。

[5] Edward L. Glaeser，?Hedi D. Kallal，?Jose A. Scheinkman and Andrei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6）： 1126-1152.

[6] Christer Gustafsson， “CONSERVATION 3.0 - Cultural Heritage as a Driver for Regional Growth” [J]， SCIRES-IT ：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9， 9： 21-32.

[7]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3）.

[8] Ottaviano and Peri， “Cities and Cultur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8（2）.

[9] Alesina Alberto and Giuliano Paola，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53（4）.

[10] 盧盛峰、吳一平、謝瀟：《歷史名片的經濟價值——來自中國城市更名的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8年第3期，第1055-1078頁。

[11] 謝正發：《文化旅游與經濟增長——基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視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65頁。

[12] Kostakis Ioannis， Lolos Sarantis and Doulgeraki Charikleia， “Cultural Heritage Led Growth： Regional Evidence From Greece （1998—2016）” [J]， MPRA Paper?No. 98443，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2020.

[13] Frenken Koen， Van Oort Frank and Verburg Thijs，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5）： 685-697.

[14] 李金滟、宋德勇：《專業化、多樣化與城市集聚經濟——基于中國地級單位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8年第2期，第25-34頁。

[15] 孫祥棟、張亮亮、趙崢：《城市集聚經濟的來源：專業化還是多樣化——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財經科學》2016年第2期，第113-122頁。

[16] 鄭江淮、冉征：《走出創新“舒適區”：地區技術多樣化的動態性及其增長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5期，第19-37頁。

[17] 同[5]。

[18] 孫汀、李同昇、安傳艷、王萬同：《西安市創意產業空間格局演化和影響因素》[J]，《經濟地理》2021年第8期，第125-135頁。

[19] 李錦宏、曾雪：《省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網絡關注度與旅游吸引力時空動態耦合協調關系》[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56-70頁。

[20] 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年第5期，第100-120頁。

[21] Imai Kosuke， Keele Luke， Tingley Dustin and Yamamoto Teppei，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Causality： Learning About Causal Mechanisms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105（4）： 765-789.

[22] Combes Pierre-Philippe， Démurger Sylvie and Shi Li， “Migration Externalities in Chinese cit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5， 76.

[23] 林毅夫、姜燁：《經濟結構、銀行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基于分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6年第1期，第7-22頁。

[24] 杜偉、楊志江、夏國平：《人力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4年第8期，第173-183頁。

[25] 韓律、胡善成、吳麗芳：《信息消費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嗎？——來自國家信息消費城市試點政策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年第6期，第77-96頁。

[26] 李繁榮、尚云舟、薛紫玥：《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綠色發展的影響——基于中國260個地級市的數據驗證》[J]，《經濟問題》2022年第4期，第75-84頁。

[27] Bing Zuo， Songshan （Sam） Huang， “Revisiting the Tourism-Led Economic Growth Hypothesis： The Case of Chin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vel Research and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2018， 57（2）.

[28] 陳海山：《歷史的饋贈：城市歷史時長與經濟發展》[J]，《世界經濟》2020年第12期，第3-26頁。

[29] 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8期，第5-23頁。

[30] 寇宗來、劉學悅：《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R]，2017年。

[31] Beck Thorsten， Levine Ross and Levkov Alexey，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32] Goodman-Bacon Andrew，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33] 毛少瑩：《深圳文化產業40年發展歷程及主要成就》[J]，《深圳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第146-157頁。

注釋：

①習近平：《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DB/OL]，2020年9月22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57.htm？eqid=a12779e2000570dc00000003646d6a82，訪問日期：2024年3月15日。

②《“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2023年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DB/OL]，2023年12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12/10/c_1130018000.htm，訪問日期：訪問日期：2024年3月15日。

③新華社研究院：《新時代人文經濟學》[DB/OL]，2023年12月3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12/03/c_1130006373.htm，訪問日期：2024年3月15日。

④《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DB/OL]，2014年3月16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44805.htm？ivk_sa=1024320u，訪問日期：2024年3月24日。

⑤劉士林：《若把“人民城市”比作一首詩，“詩眼”就是“人文城市”》[DB/OL]，2021年10月31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418853.html，訪問日期：2024年3月24日。

⑥鄧志慧、鐘焯：《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這件事在習近平心中有多重？》[DB/OL]，2020年6月1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0/0613/c1001-31745483.html，訪問日期：2024年3月7日。

⑦《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于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DB/OL]，2021年8月30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31/content_5634560.htm，訪問日期：2024年3月7日。

⑧“Detroit Has to Demolish Before it Can Rebuild” [DB/OL]， March 25， 2010， accessed March 8， 2024， https：//abcnews.go.com/WN/detroits-makeover-mayor-dave-bing-demolish-empty-buildings/story？id=10192373.

⑨“Ex-Mayor Bing Takes on Duggan Over Escalating Costs for Detroit Demolitions” [DB/OL]， October 30， 2015， accessed March 8， 2024， https：//www.deadlinedetroit.com/articles/13548/.

⑩許龍：《“老城市、新活力”——新時期廣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探索》[DB/OL]，2022年1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4osQ-HXVfUgSizlqPRh_JA，訪問日期：2024年3月7日。

11第一批于2003年10月8日公布，共10個鎮；第二批于2005年9月16日公布，共34個鎮；第三批于2007年6月9日公布，共41個鎮；第四批于2009年9月19日公布，共58個鎮；第五批于2010年12月13日公布，共38個鎮；第六批于2014年2月19日公布，共71個鎮；第七批于2019年1月21日公布，共60個鎮。

12《加強城脈文脈商脈保護傳承 擦亮廣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片》[DB/OL]，2022年12月16日， https：//www.gz.gov.cn/gzszfcwhy/2022n/12%E6%9C%88/content/post_8717531.html，訪問日期：2024年3月8日。

13《李顯龍到訪永慶坊，與“老廣”街頭親切互動》[DB/OL]，2023年3月29日，https：//mp.weixin.qq.com/s/XVQh1l

LlJ7WPwF4nwueNCw，訪問日期：2024年3月8日。

作者簡介：丁煥峰，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譚一帆，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劉小勇（通訊作者），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 ???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