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數據的城市活力分布特征及空間治理策略

魏宗財 黃偉超 王世福 唐琦婧 黃峻 黃紹琪

摘要：提升城市活力的空間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以廣州中心城區為例，構建“人群—環境”城市活力模型，運用多源數據測度城市活力系統中人群與環境活力的協調程度。研究發現，廣州中心城區正面臨邊緣地段城市活力較低且功能組成較為單一、城市“人群—環境”活力耦合協調度有待提升的問題?；诖?，從公共空間營造、邊緣地段產業空間活化、完善多層級治理渠道、促進公眾參與四個維度針對性地提出面向活力全球城市的廣州城市空間治理策略，為建設和提升活力廣州提供思路，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空間治理提供實踐參考。

關鍵詞：城市活力；空間治理；活力城市；廣州

中圖分類號? ?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2.011

引言

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上，提升城市活力的空間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提升城市活力是空間治理的目標遵循。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推進，城市對空間的需求已從支撐外延增長轉變為謀求內涵的高質量發展[1]，要求空間兼具高品質與高活力。另一方面，空間治理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徑。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2]，這為城市活力提升與空間治理途徑指明了方向。因此，亟須在城市尺度上探索可操作性強的實施策略。

城市活力概念源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對于人群交往活動的觀察和城市形態的研究。1961年，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首次在城市研究領域中引入“城市活力”概念。她指出人群與對應生活場所的互動產生了具有多樣性的人群生活和富有活力的生活場所，對城市活力進行了初步探討[3]。1981年，凱文·林奇（Kevin Lynch）對城市活力的概念進行拓展。他認為城市活力是城市對人群活動、生態要求以及生命機能的支撐容納能力，并采用宜居性、人群活力、主觀感受、城市管理和目的地可達性等五大類指標來評估城市活力[4]。近年來，西方學者對城市活力的概念內涵進行了擴充。有學者提出城市活力代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人類活動的活躍性，城市活力的提升對城市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5]；密度、宜居性、可達性和多樣性四個指標被用于測度城市活力的強弱[6]；亦有學者基于物質環境、人群活動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三方面，對城市活力進行測度，并將城市活力定義為物質環境對人群社會活動促進的能力[7]。

國內學術界對城市活力的概念界定主要聚焦于社會、經濟、文化等非物質環境活力。非物質環境活力之間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城市活力。蔣滌非認為城市活力由社會活力、文化活力和經濟活力三個維度組成，是讓城市居民得以舒適生活的能力[8]。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的各種聚集和活動使城市具備有機生命體的特征，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城市經濟活力和社會、文化與環境等多方面的活力相互影響，四者共同構成了城市活力系統[9]；城市活力體現了某個城市可持續健康發展的狀態與能力，是對城市不同方面發展潛力的綜合性評價，為城市物質空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提供參考基礎[10]；此外，城市活力也能夠通過人群在城市實體環境中產生的活動進行衡量，由人群交往的頻率與密度、人群交往所在空間的魅力和文化所組成[11]。

近年來，隨著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深入落實，城市發展逐漸由過去粗放式外延擴張階段邁向精細化內涵提升階段，城市建設對提升活力的關注度逐步增加。除了聚焦于建成環境優化提升之外，滿足多樣化人群活動需求、提高市民生活空間品質、重塑老城區活力正成為目前眾多城市積極發力探索活力城市建設的新方向[12-14]。學術界對城市活力的關注也從建成環境拓展到人群活動，目前形成的主要共識是城市活力由人群活動和實體環境兩方面構成。人群活動對實體環境產生著重要影響，使環境活力不斷發生改變，因此人群聚集與人群活動是城市活力的來源，能夠反映城市活力。實體環境是人群開展各類活動的物理場所，也是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非物質活力的空間載體，體現了城市空間對人群各類活動的支持能力[15-18]。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提出城市活力由人群活動和實體環境兩方面構成，但對空間中人群與環境間的互動關系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诖?，本研究構建“人群—環境”城市活力模型，以廣州中心城區為例，通過測度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分析城市活力系統中人群與環境活力的協調程度，發掘城市活力在空間分布上存在的問題，結合廣州建設活力全球城市的遠景目標，為提升城市活力和未來城市發展提出應對策略。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范圍

本研究以廣州經濟最活躍的中心城區作為范圍。廣州中心城區承載了廣州的重要城市職能，并囊括了主要老城區，故選擇該區域作為研究范圍。該區域面積約為318平方千米，按社區邊界可分為451個研究單元。為更全面地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間分布特征，對中心城區進一步劃分，將《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18—2035年）》和《廣州市天河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所劃定的舊城區范圍以及天河中央商務區作為核心地段，具體范圍為北至廣州環城高速、南至昌崗路—新港路、西至白鵝潭珠江水道—石井河、東至天府路，其余地區作為邊緣地段（圖1）。

（二）數據來源

1. 人群活力數據

人口密度是城市人群活力最直觀的表現形式，也是活力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評價指標。本研究使用的人口密度數據來源于軟件開發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采集的人群畫像數據（簡稱“SDK數據”）。SDK數據可以提供精確的用戶定位信息，對于人群分布的識別能精確到樓宇級，能夠較為客觀且全面地表征人群活動的強度[19]，故使用該數據對人群活力進行定量評估?？紤]到社會經濟活動的晝夜差異[20]，故借鑒既有研究成果，選取日間活力及夜間活力兩方面指標來衡量人群活力，其中日間活力采取街區內7：00—19：00時段內常住人口密度，夜間活力選用19：00至次日7：00時段內常住人口密度進行測度，并運用熵權法確定其指標權重（表1）。

2. 環境活力數據

環境活力是城市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相關研究對環境活力主要構成因素的梳理總結[21-26]，從密度、設計、多樣性、交通可達性、目的地可達性五個維度構建評價體系，運用熵權法確定不同指標的權重，對環境活力進行量化評估（表2）。

（三）研究方法

環境行為學的相互作用理論認為城市活力是環境和人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要將人和環境進行客觀獨立的定義[27]。而環境心理學的“人—環境”一致性理論重點關注人群在與環境交互過程中所產生的主觀感受，強調人類對環境要求的反應與環境改變人類能力的關系，認為應從個體和環境的角度做出相應改善，以提升城市活力[28]。筆者以環境行為學的相互作用理論和環境心理學的“人—環境”一致性理論為基礎，構建“人群—環境”城市活力模型（圖2），該模型由人群活力子系統的發展能力與環境活力子系統的支撐能力所構成，兩者相互影響。

耦合度反映各子系統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29]，常用來刻畫多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30]。而耦合協調度是度量系統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的程度，體現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31]。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的差異，能體現城市活力系統中人群活力與環境活力的協調程度，并有助于發掘城市活力在空間維度的分異及其存在的問題。因此，筆者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以探究人群活力和環境活力交互耦合的協調程度。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如下：

1. 耦合度

式中，U1和U2為人群活力系統與環境活力系統的評價函數，C為城市活力耦合度，取值范圍是［0，1］。當C為0時，城市活力耦合度最低，反映人群活力和環境活力無關聯，系統趨向于無序發展的狀態；當C為1時，城市活力耦合度最高，反映人群活力和環境活力達到良性耦合狀態。筆者采用中值分段法將城市活力耦合度劃分為4個等級[32]，以展示人群活力和環境活力的不同耦合狀態（表3）。

2. 耦合協調度

式中，D為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C為城市活力耦合度，T為“人群—環境”城市活力綜合評價指數；α、β為待定系數，由于人群活力、環境活力在城市活力系統中相互協同發展，故取α和β的值均為0.5。進一步采用中值分段法將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劃分為4個等級[33]（表4）。

二、廣州市中心城區城市活力

空間分布特征及存在問題

（一）人群活力空間分布特征

廣州中心城區內人群活力高值區基本呈現沿珠江兩岸集聚分布態勢（圖3）。整體上，高活力區與較高活力區主要分布在核心地段內的老城區和以珠江新城為代表的中央商務區附近，一般活力區與低活力區主要分布于邊緣地段。分時段而言，中心城區日間人群活力與夜間人群活力在空間分布上較為相似，但日間人群活力整體高于夜間（圖4、圖5）。從人口密度來看，各社區日間平均人口密度約為5萬人/平方千米，而夜間平均人口密度約為4萬人/平方千米。日間、夜間人群活力差異在珠江新城一帶最為顯著。珠江新城日間人口密度約為17萬人/平方千米，而夜間人口密度僅為4萬人/平方千米。這主要是由于其土地利用和功能側重商務商業，故呈現出夜間人口數量銳減、人群活力下降的特征。

（二）環境活力空間分布特征

廣州中心城區環境活力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中心高，外圍低”的特征（圖6）。環境活力相對較高的地區集中在珠江新城、東山口、北京路等核心地段，這些地區具有較高的空間品質和多元化的城市功能，因而擁有較高的環境活力。環境活力相對較低的地區分布在中心城區的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等邊緣地段，如天河智慧城、琶洲、國際生物島等正在建設的產業區和龍溪、滘口等廣佛交界地區。天河智慧城等地區尚未完成建設，功能相對單一，仍存在各類公共服務設施配套不完善的問題。廣佛交界地區建成環境品質總體不高，城鄉交錯分布，因而環境活力較低。

廣州中心城區建筑密度普遍較高（圖7），黃沙、西關、北京路等老城區和大塘、東圃等城中村片區建筑密度均已超過50%。具體而言，購物餐飲、休閑娛樂等各類服務設施集中分布于核心地段的黃沙、西關、鳳凰新村等老城區和珠江新城附近，這些地區各類服務設施配置相對完善，居民生活較為便利；而邊緣地段等各類服務設施相對有限、密度較低（圖8），存在服務設施供給不足的問題[34]。

設計維度方面，廣州中心城區平均建筑層數呈現“核心高，邊緣低”的特征（圖9）。以珠江新城和廣州塔區域為代表的中央商務區平均建筑層數最高，北京路、廣州東站和琶洲等地區為次一級高值區；平均建筑層數較低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邊緣地段，如龍溪、石溪、生物島和東圃等。交叉口密度亦呈現出相似的空間分布特征，即核心地段的中央商務區交叉口密度最高，中央商務區外圍地區次之，而邊緣地段最低（圖10）。

多樣性維度方面，廣州中心城區的土地利用混合度普遍較高（圖11）。具體而言，五山、珠江新城、龍溪、石溪和生物島等地區的土地利用混合度最高；次一級的高值區主要分布在鶴洞、芳村、黃沙、西關和北京路等老城區；土地利用混合度低值區零星分布在員村和東圃以北、天河智慧城以南等正在建設的地區。

交通可達性方面，廣州中心城區路網密度較高的地區集中于廣州東站至珠江新城一帶的商務辦公集聚區，以及黃沙、東山口等老城區；路網密度較低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邊緣地段（圖12）。公交站點密度和地鐵站點密度的空間分布存在明顯的相似性（圖13、圖14），二者的高值區均集中于珠江新城CBD與北京路、黃沙、西關等老城區，其余地區的公交站點密度和地鐵站點密度均較低。這反映出廣州中心城區邊緣地段的交通可達性明顯低于核心地段，其居民出行便利性有待改善的問題。

目的地可達性方面，廣州中心城區居民的職住平均距離普遍在8～10千米（圖15）。高值區域（職住距離大于12.9千米）主要集中于廣州東站至珠江新城的城市新中軸線以及琶洲和生物島片區；次一級的高值區域（職住距離10.5～12.9千米）零星分布在滘口、黃花崗、天河智慧城等地區；其余地區居民的職住平均距離普遍較低，介于7.6～8.6千米；僅在海珠區中部的大塘村呈現較大面積職住距離低于7.5千米的情況。

（三）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特征及存在問題

廣州中心城區“人群—環境”活力耦合協調度呈現出由核心地段向邊緣地段遞減的圈層式分布空間格局（圖16）。具體而言，極高活力耦合協調度社區主要分布于廣州東站至珠江新城一帶。例如，珠江新城CBD集聚了大量企業總部，形成了成熟的辦公集群，吸納了眾多就業人口[35]。同時，該地區囊括了文娛辦公、行政管理、國際金融、休閑娛樂等多種功能，空間品質極高，展示出極高活力耦合協調度。

高活力耦合協調度社區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區西部，如西關居住區、東山口片區、黃沙歷史街區、北京路商業片區以及東部的石牌村片區等產城融合地區。這些地區保持著傳統的職住融合型單元街區模式，不僅居住人口密集，還吸引眾多外來游客前來觀光打卡，擁有較高的人群活力。此外，部分歷史城區已經歷過一輪甚至多輪城市更新，其空間品質獲得了精細化提升，環境活力隨之提高。在高人群活力和高環境活力的交互作用下，此類片區也呈現出高活力耦合協調度。

中活力耦合協調度社區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區東部和南部，如五羊新城、東圃等，此類片區多為擁有主導產業的老城中村。以五羊新城為例，其在規劃初期就形成了辦公和居住相混合的空間結構，加之便利的交通以及位于市中心的良好區位，其居住和就業功能都對市民有較大吸引力[36]。然而這類社區普遍存在建成環境較為老舊、空間品質有待提升的問題，與較高的人群活力形成鮮明反差，故此類社區的“人群—環境”活力耦合協調度不高。

低活力耦合協調度社區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區北部和南部，多為生態型景區和城中村工業用地。中心城區北部擁有較多的生態型景區，開發強度極低，人口稀疏，環境活力與人群活力均較低。城中村工業用地多為自發形成，缺乏規劃引導，用地效率低下，空間品質較差，環境活力較低。這兩類片區的人群活力與環境活力之間的協調機制均未構建完善，體現為低活力耦合協調度。

概言之，廣州中心城區邊緣地段“人群—環境”活力耦合協調度低的原因在于二者未形成正向反饋。具體可歸結為以下兩點：一是現有的環境活力水平無法支撐更高水平的人群活力，而人群活力未能促進存量空間的環境活力向更高水平發展。環境活力層面，邊緣地段空間品質不高，難以支撐居民多樣化的活動需求，阻礙了人群活力的提升。這些地段老舊房屋較多，居民的居住與生活空間品質不佳，且城市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滯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部分空間仍處于改造中或待改造狀態，環境活力提升效果仍有限。人群活力層面，邊緣地段由于缺乏受教育程度高的創新型人才，難以支撐新興產業區的產業發展，導致環境活力水平難以進一步提升。二是由于邊緣地段勞動密集型的工廠較多，也導致了對各類人才吸引力有限的問題。因此，邊緣地段的人群活力難以促進當地存量空間的環境活力向更高水平發展。

三、面向活力全球城市的

廣州城市空間治理策略

《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美麗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遠景目標，增強城市活力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針對廣州城市活力建設的現存問題，從公共空間營造、邊緣地段產業活化、多層級治理渠道、公眾參與四個維度提出面向活力全球城市的空間治理策略。

（一）營造多樣化的公共空間，強化低活力區的功能混合

多樣化的公共空間是較高環境活力的體現，混合的功能組合能促進城市活力的提升。通過營造多樣化的公共空間，提高城市的環境活力水平，進而強化其對更高水平人群活力的支撐能力，主要包括公共空間品質提升和人群活動定期組織。一方面，采取“針灸”的方式對城中村進行公共空間品質提升，通過植入和塑造富有特色、高品質的公共空間節點，增強對人群的吸引力，以點帶面激活城中村的環境活力，促進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在社區中定期舉辦多種活動，將群體故事和群體記憶作為連接人群活力與環境活力的橋梁，著力形成人與環境的良性互動，提高環境活力和人群活力之間的正向反饋作用。

此外，注重中心城區邊緣地段正在建設的產業片區在居住、游憩和交通等各項功能方面的混合，以產城融合促進人群活力與環境活力的耦合協調發展[37]。提高功能混合度能打破產業片區原有的單一功能局面，多種城市功能的置入能增加片區環境活力，為居民的多元化活動提供場所空間，進而促進片區人群活力向更高水平發展[38]。

（二）促進邊緣地段產業空間活化，培育和引進新興產業

持續推進邊緣地段產業空間活化利用，推動地區產業轉型升級。鑒于邊緣地段大部分老舊廠房承載著豐富的城市記憶和厚重的歷史底蘊，可充分發揮這一優勢將其轉型打造為創意產業園，為創新型人才搭建平臺，以改善其當前存在的環境與人群活力較低的問題。結合城市更新，融通“舊”與“新”，保留老機器、老廠房、老建筑等工業遺存，為城市留住記憶的同時，開發低成本、便利化、要素全、開放式的產業園區，進一步將邊緣地段打造成為藝術、設計、媒體等創意領域人才的聚集地，帶動環境活力提升。

培育和引進新興產業，營造創新發展新生態。新興產業的培育與發展是人才集聚的關鍵，這將助力城市活力的穩步提升。立足于片區現有優勢產業，通過頂層設計謀劃邊緣地段產業發展格局，培育和引進新興產業；強化創新孵化空間、創業加速器等創新創業服務平臺建設，為創新創業活動提供優質完善的空間支撐；創新并落實融資、稅收、人才引進等制度保障，吸引企業及人才集聚扎根。通過打造創新創業生態圈，提升片區對創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帶動邊緣地段內的存量空間品質優化，推動人群活力與環境活力相互促進協同提升，從而提升城市整體活力。

（三）完善多層級治理渠道，健全空間傳導管控體系

構筑多層級治理渠道，貫通頂層設計與基層關系，是激發城市活力的必要條件。相關研究表明，廣州傳統的規劃建設與空間治理存在上下層級間系統整合不夠、不同部門間統籌銜接不足的問題[39]，因此，要發揮政府作為治理主體的核心主導作用，由市政府負責綱領性文件的頒布，區政府根據文件來組建團隊與具體執行，街鎮單位作為工作中的對接部門和行政主管。具體到面向城市活力建設的空間治理方面，基層治理中可引入責任規劃師制度，通過建立跨域溝通平臺和對話機制，增進各層級之間的互動與交流[40]，以此激發城市基層規劃治理的活力。不同層級間相互銜接，構筑多層級治理通道[41]，確保城市空間環境營造、街道活力提升等城市活力建設項目順利進行。

健全空間傳導管控體系，提升多層級治理水平是活力城市建設有序開展的必由之路。重點針對本地約束、資源配置以及發展目標，構建以“傳導指標+部門責任指標”的指標管控、“城市五線+三條控制線”的管控線管控、“城鄉融合單元+產城融合單元”的單元管控為核心的空間管控體系[42]。構建一體化管理平臺以統籌規劃建設管理。鞏固既有的單向鏈式模式，并補充完善動態反饋回路，形成閉環的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聯動機制，及時反饋建設、管理環節所發現的問題并做出調整，利用一體化管理平臺推進各環節的協同統籌，保障監督管理意見的及時反饋。

（四）促進公眾參與多方位協同，提高決策科學性

完善多方參與機制，積極鼓勵和引導社會組織以及公眾共同參與，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城市活力建設中的作用。廣州中心城區用地性質復雜，致使該地區的空間治理事項涉及眾多利益主體，因此，需要通過積極推動城市開發運營機構等第三方組織設立相應機構，協助政府推進公眾參與工作，有效解決公眾無處咨詢、無處表達的尷尬。通過增設專門機構或組織，組織引導多元化協商主體，推進活力城市建設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進一步構建公眾參與的政府反饋監管機制，保障公眾意見的有效送達與采納，通過公眾與政府的雙向互動模式助力廣州全球活力城市建設[43]。一方面，通過行政規范性文件明確政府相關部門的反饋義務及反饋的工作內容，包括明確規定反饋的方式、方法、時限等，實現信息的雙向流動，并監督決策者在規定時限內對公眾意見和建議給予合適的反饋[44]。另一方面，及時對公眾意見采納情況進行公示與說明，確保公眾參與的有效性。對于合理意見的采納，應針對其科學性、可行性予以一定理由的說明，對于不予采納的意見也要明確說明理由，包括事實根據、法律依據或其他理由，強化公眾對意見采納情況的知情權。

結論

城市活力是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表征，反映城市空間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45]。通過梳理城市活力相關研究成果，明晰其概念內涵及研究進展，構建“人群—環境”城市活力模型，并以廣州中心城區為例，開展人群活力、環境活力以及城市活力耦合協調度評價。研究發現，目前廣州市中心城區的邊緣地段環境活力與人群活力較低，功能組成較為單一，且邊緣地段城市“人群—環境”活力耦合協調度有待提升。針對上述問題，錨定廣州建設活力全球城市的遠景目標，從公共空間營造、邊緣地段產業活化、完善多層級治理渠道、促進公眾參與四個維度提出空間治理應對策略，以期為當前高質量發展時代城市活力的提升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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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31]。

[33] 同[31]。

[34] 魏宗財、蘭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黃鐸：《高質量發展導向下大城市社會空間分異格局及調控策略——以廣州為例》[J]，《中國名城》2024年第2期，第41-51頁。

[35] 鄧昭華、朱雅琴：《大數據視角下廣州中心城區的活力差異與成因探究》[C]，202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成都，2021年，第555-567頁。

[36] 同[35]。

[37] 同[18]。

[38] 秦洛峰、吳超、俞淳流：《基于功能混合視角下的城市活力社區設計研究——以杭州灣高新混合社區為例》[J]，《建筑與文化》2020年第7期，第154-155頁。

[39] 劉雨菡、鮑梓婷、田文豪：《TOD站城融合發展路徑與廣州實踐：多層級空間治理與協作式規劃設計》[J]，《規劃師》2022年第2期，第5-15頁。

[40] 劉佳燕、鄧翔宇：《北京基層空間治理的創新實踐——責任規劃師制度與社區規劃行動策略》[J]，《國際城市規劃》2021年第6期，第40-47頁。

[41] 吳良鏞：《人居高質量發展與城鄉治理現代化》[J]，《人類居住》2019年第4期，第3-5頁。

[42] 何為、汪小琦、唐鵬：《〈市級國土空間總體規劃編制指南（試行）〉的認識和思考——以成都公園城市國土空間規劃編制為例》[J]，《中國土地》2021年第3期，第26-29頁。

[43] 施嘉俊、陳書潔、許亦竣、嚴丹：《智慧城市治理視角下參與式規劃過程中信息反饋問題研究——以上海市新華路街道社區微更新和英國斯嘉堡小鎮復興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23年第2期，第34-43頁。

[44] 鄧麗君、李平：《英國規劃公眾參與的特征與制度借鑒》[J]，《自然資源情報》2022年第9期，第1-6頁。

[45] 羅文靜、方可、吳嘯、耿云明：《以活力為導向的第三空間城市設計模式研究——以武漢為例》[J]，《城市規劃》2023年第7期，第64-75頁。

作者簡介：魏宗財，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亞熱帶建筑與城市科學全國重點實驗室副教授。黃偉超，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碩士研究生。王世福（通訊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教授。唐琦婧、黃峻、黃紹琪，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移動互聯網技術影響下城市零售空間重構特征與機理研究”（42271206）、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數字經濟視域下城市商業空間分布變化特征及調控策略”（GD22XGL08）、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2022年度課題“提升廣州城市活力的空間治理研究”（2022GGBT16）成果。

責任編輯：盧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