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研究

摘 要：運用所建構的可及性五維10項評估指標體系，以6個行政村為例，對杭州市臨平區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開展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該地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在可及性五維評估中得分總體較高，但同一場館在不同維度的評估分差異明顯，不同類型場館服務可及性評估分差異明顯。場館的運行主體、村域公共文化空間的總體布局、數字化水平及鄉村研學項目的興起等是影響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增強多元運行主體聯動、進一步明晰場館特色與定位、加強數字化建設改進內容展陳、提升與鄉村振興其他項目融合度等優化路徑。

關鍵詞：公共文化場館；鄉村振興；服務效能；可及性；運行主體

當下，浙江正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而共同富裕不僅是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富裕，更是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富裕。在《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中明確提到要“構建高品質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創新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實施高質量公共文化服務標準……”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是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集中供給方，在促進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進而助力“精神共富”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關注其服務效能現狀及提升路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服務效能，是對服務行為的表現進行評價與判斷，包括服務主體的能力、服務目標的達成度和服務對象的滿意度。即服務效能既涵蓋了服務效益，還包含了服務能力（邱冠華，2015）。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則指公共文化場館集合各項軟硬件設施與資源，為用戶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均等化、專業化服務的程度，體現了追求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與需求相平衡的傾向。

至于如何評估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效能，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笨杉靶愿拍钭钤缭?968年被應用于公共衛生服務領域，2015年吳理財首先將其引入公共文化服務研究領域，成為評價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關鍵指標。蘇曦凌（2022）認為，可及性源自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服務產品的權利訴求，是空間權力運作的價值導向，包括產品可利用、價格可承受、地理可到達、信息可知曉，即“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到和知道用”，強調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需求的適配度?？梢?，可及性已成為評估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關鍵指標。本文主要參考馮獻等（2020）從可及性概念出發所構建的“可得性、可達性、可負擔性、可接受性、可適應性”維度指標，結合實際建構可及性五維評估指標體系，實證分析浙江省杭州市臨平區部分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現狀并探索其影響因素及提升路徑。

一、鄉村公共文化場館基本情況分析

2023年5月至7月，隨機選取浙江省杭州市臨平區所轄57個行政村中占比約10%的6個鄉村（CS村、YL村、DH村、TQ村、SQ村、XY村）的公共文化場館作為調查對象，實證分析該地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情況。

經過實地觀察、走訪村委會相關人員、場館工作人員及村民，6個案例村及其村內公共文化場館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從村域面積、戶數、常住人口數等數據比較，這6個村人口較多，并未產生“空心村”現象，對于文化振興及推進“精神共富”具有現實需求和行動積極性。從最為直觀的擁有場館數量來看，平均每村擁有3.33家公共文化場館，除浙江省內每個鄉村均設有的文化禮堂外，各村均增設鄉村博物館或共富相關場館等其他類型場館，場館資源較豐富。但各村擁有場館數量仍有差異，SQ村所設場館數量是DH村的2.5倍，明顯超過平均數。當然，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如何，不能簡單唯“數量論”。

鄉村公共文化場館類型日益豐富，負責其運行的主體除了村委會，亦呈現創新化、多元化發展態勢。文化禮堂均由村委會負責運行，仍是村民不可或缺的文化服務就近供給空間。鄉村博物館運行主體有個人、民辦非企業、民企、村屬全資公司、村委會、相關政府部門等多種組合。而共富相關場館則是新興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由村委會或村屬全資公司負責運行，其服務效能的發揮使鄉村文化振興與產業振興聯系更緊密。

二、可及性五維評估指標體系建構及測評

（一）可及性五維評估指標體系的建構

參考馮獻（2020）所運用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可及性指標評價框架的五維度指標（可得性、可達性、可負擔性、可接受性、可適應性），結合本研究實際，將其所使用的16項具體指標調整成更聚焦鄉村公共文化場館這一特定文化空間服務效能評估的10項具體指標。具體所建構的評估指標及相關指標解釋、各項賦值等，如表2所示。

（二）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測評結果分析

一是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五維測評均分總體較高，但不同維度得分不均衡。該地區鄉村公共文化場館軟硬件設施普遍較先進，展陳內容體現了本村文化特色，距離村民聚居區路程較近，管理規范程度雖有差異但均有制度規定，服務可及性總體較好，有效促進了“精神共富”建設。就五維得分而言，其中“可負擔性”（7.75）得分最高，體現“精神共富”與“物質共富”相統一；“可得性”（7.06）與“可達性”（6.92）次之；“可接受性”（6.38）與“可適應性”（5.88）得分偏低。就10項具體指標而言，“村民可參與時間的充裕性”（5.25）與“村民參與的興趣度”（4.75）兩項指標的得分最低。因此，如何進一步提升服務人員專業化水平、場館開放時間與村民閑暇時間的適配度，如何使展陳內容與村民興趣度及文化理解度更契合、場館風格形象更相融于周邊環境等，需基層政府及村委會增強統籌布局規劃。

二是不同類型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測評均分差異明顯，且具體優勢維度并不相同，需積極實現優勢互補。從各類型場館的測評均分來看，文化禮堂服務可及性最佳（7.42），鄉村博物館次之（6.48），最后是共富相關場館（6.25）；從不同類型場館具體維度測評均值來看，文化禮堂（6家）為“可負擔性（10.00）＞可達性（9.58）＞可接受性（7.29）＞可得性（6.88）＞可適應性（6.67）”，鄉村博物館（10家）為“可得性（7.25）＞可負擔性（7.00）＞可接受性（6.38）＞可達性（6.25）＞可適應性（5.88）”；共富相關場館（4家）為“可達性（7.71）＞可得性（6.88）＞可負擔性（6.25）＞可接受性（5.00）＞可適應性（4.69）”?？梢?，文化禮堂、鄉村博物館、共富相關場館的測評得分優勢維度分別為“可負擔性”“可得性”“可達性”。

三是同一類型鄉村公共文化場館在不同村或不同主體運行下，其服務可及性測評得分有明顯區別。以最早出現且每村都有的文化禮堂為例，其均由村委會負責運行，總體服務可及性相較于其他類型場館得分較高。但6家文化禮堂的五維均分從高到低分別為：9.25、8.25、7.25、7.00、6.50、6.25，可見所在村具體情況亦會影響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而鄉村博物館和共富相關場館的運行主體較為多元，此類場館服務可及性表現相對波動較大。鄉村博物館中服務可及性測評得分最低的為個人負責運行，得分較高的場館則多有村委會參與。共富相關場館則與鄉村發展研學項目密切聯系，由于研學項目主要是面向外來游客，在“村民參與的興趣度”這一具體指標上得分低。由此，鄉村博物館和共富相關場館這兩類新興場館服務可及性提升成為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整體服務效能優化的關鍵。

三、影響因素分析

（一）運行主體的利益訴求

不同運行主體的價值取向和差異化訴求影響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表現。具體來講，村委會的訴求以提升本村村民滿意度為主，負責的主要是傳統文化禮堂，尤為關注農村“一老一少”的現實文化需求，鮮少經濟效益驅動，能有效調動村內資源服務于場館運行，是較為可靠和理想的運行主體；個人負責運行的主要是鄉村博物館，若無鄉村振興情懷或與所在村的情感聯結，其主要是為了追求個人名利，場館服務可及性明顯較低；企業負責的則主要是服務于鄉村研學路線的文化場館，企業行為的第一驅動力是逐利，故這些場館更多關注的是研學團的興趣度（滿意度）而非本村村民；民辦非企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其負責的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如何，與該組織本身的實力規模、發展目標與運行場館功能定位的契合度相關。

（二）村域公共文化空間的總體布局

鄉村對于村域公共文化空間總體布局的差異化發展思路影響具體某一場館服務可及性表現。DH村堅持集中力量辦好文化禮堂，走“少而精”路線。該村除去目前剛在原址改建的“三農”文化陳列館外，目前僅存文化禮堂1處場館。但對于唯一的這處場館非常重視，配有2名管理員及講解員，老年學堂活動豐富。YL村與TQ村抓牢本村特色，多元開花，打好“文化組合拳”，將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無論是傳統的文化禮堂，還是新興的其他特色文化場館，村民均受益較多。XY村與SQ村則以外向型服務為主，重點打造為鄉村研學項目服務的新興文化場館，文化禮堂作為傳統場館，保留并發揮著其應有功能，但并不是文化空間發展統籌布局的關鍵。CS村自然風光得天獨厚，更多致力于打造公共戶外文化空間，村民對于室內文化場館興趣度有限。

（三）場館數字化水平

當下，浙江省正積極推進數字鄉村、未來鄉村建設。村民普遍對抖音、快手等短視頻App養成使用慣性，習慣于夸張搞笑表達、視頻圖片沖擊以及實時迅捷互動。部分鄉村公共文化場館的展陳內容只是傳統的圖文上墻，沒有資料的數字化生動加工，已難以吸引村民。就場館數字化水平而言，鄉村博物館和共富相關場館比傳統的文化禮堂更有優勢，10家鄉村博物館中，由民企負責運行的鄉村博物館數字化建設較好，設置內容交互性強，受到周邊小朋友的歡迎。同時，數字化建設不足，村民無法及時獲取場館的實時使用情況，易導致鄉村公共文化場館部分設施浪費，降低場館服務可及性。

（四）鄉村研學項目的興起

目前，鄉村研學項目興起，6村中有5村已開發研學項目。研學項目的開發，對于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被納入研學路線站點的場館更為注重“精神共富與物質共富”雙向驅動，積極踐行外向型發展，成為村莊重要宣傳窗口，收獲諸多客流量和曝光度，甚至部分場館被打造成網紅打卡點，提升了鄉村文化氛圍。另一方面，這些場館聚焦的服務對象是外來研學團而非本村村民，“村民參與的興趣度”這一指標測評分較低。鄉村博物館、共富相關場館則更關注研學項目，更多以直接經濟效益為導向，本村村民作為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對象的主體地位受到影響，這一趨勢是否符合鄉村公共文化場館的功能定位，值得思考。

四、提升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的路徑建議

（一）增強多元運行主體聯動

多元主體應在利益訴求上“求同存異”，形成聯動合作網絡，共同打造鄉村“精神高地”。民辦非企業或企業的加入，增強了文化場館的創意設計、人氣聚集，增加了部分場館收益。但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面向本村村民，村委會的參與合作仍非常必要。同時，個人獨立負責的鄉村公共文化場館，客觀上在資金投入、人力資源及宣傳推廣等運行管理上處于劣勢。加強村委會、民辦非企業、企業及新鄉賢的合作聯動，構建良性互動的運行主體聯動網絡，有利于共同推進場館的可持續發展，助力鄉村文化振興。

（二）進一步明晰場館特色與定位

鄉村公共文化場館功能定位應進一步明確，防范走向“景觀打造”，出現功能異化。鄉村公共文化場館建設目前較為注重特色化發展，甚至部分成了網紅打卡地，但是否成為網紅景觀不應是評判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效能的主要考量，而更應關注場館服務對象的明晰化。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本應為村民生活交往、文化享受、精神愉悅提供更多空間選擇，若村民反而成了游人來往的“看客”，則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會陷入“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尷尬。同時，需找準場館自身在村域公共文化空間總體布局中的功能定位，與其他場館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配合，形成服務合力。

（三）優化數字化建設改進內容展陳

堅持“內容為王”和數字化建設并舉，基于村民精神生活興趣偏好和文化知識理解能力設計展陳內容、進行活動安排。只有切實回應村民真實的精神文化需求，村民才會自主“用腳投票”，選擇走進場館。結合村民所喜愛的短視頻及聽書類數字內容，增設數字化互動；運用數字化手段消除鄉村室內外文化空間服務的阻隔，將場館部分功能與“口袋公園”、鄉村“舞市”等受村民喜愛的室外文化活動相聯動；將數字化智能手段融入場館開放時間管理，嘗試根據需要將場館部分白天開放時段改至晚上，打破村民享受文化服務的時間困境。

（四）提升與鄉村振興其他項目融合度

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的提升，直接關系到鄉村文化振興，而鄉村振興是“一盤大棋”，與產業、人才、生態及組織等其他方面的振興項目亦息息相關。如負責“做活動、帶隊伍、排節目”的文化管家和負責鄉村產業發展、推進富裕興旺的鄉村CEO（首席執行官）如何配合協作，以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項目與產業項目的互促互融。結合上文提到的鄉村研學項目興起對于鄉村公共文化場館服務可及性的影響，探索將鄉村研學項目的經濟效益驅動與鄉村公共文化場館關注的“村民參與的興趣度”相融合。如，由村民參與設計將鄉村公共文化場館納入研學路線站點，邀請村民擔任研學參與者的“解惑助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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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松琳]

基金項目：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2023年度科研課題（HKYZXYB-2023-19）；2023年度杭州市社科聯立項課題（2023HZSL-ZC016）

作者簡介：姚麗麗（1991—），女，浙江湖州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鄉村文化振興、公共文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