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傳播在社會展開的邊界突破：一種沉浸體驗的視角

李理

【內容摘要】國家與大眾文化共同推動了紅色文化的復興。沉浸式體驗技術的應用，使得紅色文化的傳播更加注重場景的營造與參與者的親身體驗。這種傳播方式在社會上的流行，有效地激發了觀眾的沉浸反應，突破了傳統的自我闡述、場景和傳播內聚力的界限。本文以沉浸體驗的視角，通過對紅色文化傳播邊界的拓展進行探討，重新審視紅色文化在認識論、求真方法以及倫理層面的價值，以期有助于大眾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共產黨紅色文化資源的價值導向及其在傳播中的影響力。

【關鍵詞】紅色文化資源；沉浸體驗；實踐感；傳播內聚力

“紅色文化資源”一直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重要的價值建設部分，對中國民眾起著價值導向作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多年來，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豐富紅色文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就要教育引導全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雹冱h的二十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創新發展，從理論上推進了新聞宣傳工作與中國具體實踐和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②紅色文化傳播在社會展開的實踐探索研究，體現了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體的紅色傳統以及紅色基因的時代價值和重要傳播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實質是“一部講述中華民族同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和解放不斷斗爭的重要歷史，能夠充分凸顯中國共產黨始終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不懈斗爭”。③在當前社會背景下，紅色文化的傳播力度和深度存在不足，需要在流量驅動的環境下探索新的紅色文化傳播策略。這些策略應該能夠深入內容核心，具備廣泛的傳播潛力，并與大眾心理相契合，從而有效增強紅色文化的傳播效果和影響力。本文以沉浸體驗的視角，通過對紅色文化傳播邊界的拓展進行探討，重新審視紅色文化在認識論、求真方法以及倫理層面的價值，以期有助于大眾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共產黨紅色文化資源的價值導向及其在傳播中的影響力。

一、紅色文化傳播沉浸體驗的實踐邏輯

沉浸體驗，又稱為“心流”或“最佳體驗”，是一種個體在參與某項活動時所經歷的積極心理狀態。④在這種狀態下，個體會完全投入到活動中，忘卻時間與空間，內心的聲音也會變得安靜。⑤心流體驗通常伴隨著目標的清晰性、對活動的完全專注、對過程的控制感以及與活動的高度一致性。這種體驗不僅僅是一種享受，它還涉及內在興趣的驅動，即個體出于內在的滿足感而非外部壓力參與活動。⑥然而，內在興趣并不是心流體驗的必要條件，而是其發生的先決條件。

沉浸體驗在紅色文化傳播中可能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即研究情感體驗在沉浸中的作用。這首先強調了身體感知與環境（如黨史宣傳和革命遺跡）的重要性，呼應了知識可視化中視覺隱喻的應用。其次，沉浸體驗通過感官的全方位參與，擴展了個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體驗。最后，沉浸體驗與語言交流緊密相連，體驗者通過聽覺、觸覺等感官與環境互動，從而產生共鳴。這種共鳴使得講述者和體驗者能夠在共同的場景、物品和關鍵詞中交流思想，個人的感受轉化為主體間的感受。

在心流體驗中，思想的不可完全表達性意味著思想除了用于交流外，還包括其他一切事物，超越邊界，形成一種“音樂復調”式的在場感。所有內在心理的反映都與外界的交流溝通有關，這些交流溝通構成了萬事萬物的基礎。情感結構的定位是在思維過程中必然發生的，它涉及靈活變通與因循守舊的比較。在交流過程中，信息內容會發生變化，而個人創造的語言在詞匯概念上的不一致性，正是為了應對這種未能完全表達或在沉默中無法心領神會的現象?！皟仍谛睦淼乃斜憩F都體現在個體與外部世界的溝通交流中?！雹呱眢w力行的經驗與個體的其他心理過程，如記憶、描述、共鳴等，緊密相關。表面的語言表達方式可能具有誤導性，因為它提供了無限理解的可能性。不討論語言的內在意義，而只關注身體是否缺乏頭腦特質（如反思能力、同理心、共情能力）是沒有意義的。建構的本質在于日常實踐，⑧而個體的肉身仍然承載著內在和外在的隱喻負擔。通過論述自身的敘事維度，可以消除個體意識與個體意識調停的主體間矛盾，從而產生“每個自我在日常生活的時間流逝中產生的似曾相識的感覺”⑨。人的意識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它與個人的心理活動以及外部世界的導向標識密切相關。沉浸體驗的概念與笛卡爾以來的內在意識將世界理解為脫離實體存在的外部世界有所不同。它不是質疑內在意識的存在，而是摒棄了內在與外在的二分法，肯定了人的身體是意義和閱歷的載體。情感的認知不會自發地從深層認知中產生，而是需要通過調整來適應環境影響。在眾多影響因素中，人體承載著主體性。

基于沉浸體驗與主體間的實踐關系，本文探討了三個問題：首先，個體為什么要通過自我描述沉浸體驗來傳播紅色文化？其次，如何評估紅色文化傳播復雜場景的不同尺度，將求真的價值與規范框架聯系起來？最后，在解釋紅色文化傳播的現有框架下，如何將沉浸體驗的實踐價值與之聯系起來并應用，以避免在超功利性與狹隘懷舊策略之間做出選擇。

二、自我闡述的邊界突破

從時間維度來看，紅色文化的傳播在短時間內可能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敘事是人類自我認識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敘事的核心。例如，新華社推出的微電影《紅色氣質》，接近9分鐘的時間高度濃縮了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時代印記。紅色文化講演節目《閃亮的坐標》講述建黨百年來的英雄人物，刻畫建黨故事。兩者都選擇建黨百年的時間維度，在展演人物歷史故事的時間節點進行空間敘事，在演員的解說講演下打造時間與空間上的共同在場，通過以參與者的身份訪問故事發生的虛擬重現空間，或通過模擬紅色故事中人物的視角，用戶可以訪問伴隨紅色經典的場景和聲音，甚至情緒和感受。這種敘事是通過配置行為，闡釋了敘述與時間性之間的聯系，強調人與敘事之間的內在聯系，敘述是表達對生命時間維度的語言形式，時間性是到達語言敘事性的結構，敘事性是有實踐性的語言機構，時間為其終極指示。將預示時間（百年黨史）轉換為重塑時間（展演形式），給觀者以沉浸的體驗方式親臨中國共產黨近一個世紀來從獲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最終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走過的漫長歷史道路，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與追求、責任與擔當、氣質與情懷。通過講述建黨百年來的英雄人物和故事，以歷史時間為軸，結合空間敘事，創造了一種時間與空間的共同在場感。這種敘事方式強調了人與敘事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時間性在語言敘事中的重要性。

在紅色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當然“講述主體的選擇和敘事方式是政治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⑩。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敘述的世界中，敘述不僅是個體經驗的表達，也是集體記憶和文化傳承的載體。這種敘述的優先性反映了一種經驗上的優先性，它涵蓋了特殊社會團體的超個人經驗和觀念。因此，意識可以被視為一種意向、嗜好或官能，它不是個人獨有的，而是團體、階級、社會成員共有的一般意向。真正的意識通過概念對經驗事實進行綜合理解，力求全面而充分地反映實際存在的社會現實。在心靈與思維過程之間，意識的正常限制導致了意識與行為之間存在普遍矛盾。心流體驗不僅體現在個體的表情、言談、舉止和行為上，還包括那些未被表達、未被表現的意向，這些意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為、理解和概念的組織形式和范圍。

在講述英雄人物的戰斗歷程、烈士陵園的感人事跡或革命遺跡的慘痛歷史時，每個人心中的感受可能各不相同，但它們共同傳達的是一種勇敢的精神，這種勇敢在人物、革命遺跡和紀念展館中被體驗到，被看到、聽到、觸到、感動到、體悟到。勇敢的這種對照特性，使得它幾乎被體驗為一種驚愕和詫異，因為這種體驗打破了日常經驗的界限，暫時開啟了另一種現實，尤其是那種震撼的體驗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平頂山烈士陵園吳志國烈士雕像前的共讀紅色家書活動中，青年紅色文化學習者通過身臨其境的體驗，共同誦讀烈士的家書，從而獲得了獨特的感受。這種活動強調了人類作為“講故事的動物”的特性，敘事性統一被視為虛構與實際經驗的不穩定混合，它不僅揭示了個體自我敘事的寶貴性，也體現了敘事在個體生活中的重要性。

保羅·利科指出，如果一個行為主體的生命不能以敘述的形式匯聚，那么其道德權利的賦予就無從談起。紅色文化的傳播需要個體的自我敘事，這種敘事不僅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對未來的展望。敘事性統一被視為虛構與實際經驗的不穩定混合，它揭示了個體自我敘事的寶貴性，因為敘事揭示了有限性。紅色文化的傳播應當通過講述主體的選擇和敘事方式，來激發個體和集體的共鳴，這種共鳴不僅基于個體的經驗，也基于集體的記憶和文化認同。通過這種方式，紅色文化的傳播能夠更有效地觸動人心，促進價值觀的傳承和文化持續發展。

三、沉浸體驗場景的邊界突破

紅色文化資源的文化價值與其傳播方式和社會組織的規模緊密相連。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新媒體尤其是VR（虛擬現實）和AR（增強現實）等沉浸式體驗技術，正在為紅色文化的傳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然而，這些技術手段尚未完全滿足在特殊和復雜場景中傳播紅色文化資源的需求。為了充分利用沉浸體驗的價值，我們需要在不同的場景考察其在紅色文化資源傳播中的作用。

（一）靜態場所

紅色文化的傳播傳統上依賴于靜態場所，如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和革命紀念館。這些場所往往給人以嚴肅性和距離感，限制了受眾的主動參與。紅色文化的展示通常側重于實物和道具的視覺呈現，這種平面化的展示方式可能不足以充分傳達紅色文化的深層意義。紅色文化讀本和教材在特定的空間和環境中對不同社會群體的閱讀意義也各異。閱讀這些書籍讀本不僅是一種個體行為，也是一種社會行為，它受到讀者社會環境的影響，包括精神、思想和職業等多個方面。閱讀行為的差異也因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具體的社會環境得以體現?；友b置的引入、教育基地的創新以及傳播場館的擴展，正逐漸將傳統的單向傳播模式轉變為更加互動的雙向人機交流模式。

（二）虛擬重建場景

紅色文化資源作為學校和社會探索創新學習形式的關鍵資源，其沉浸式體驗的感知能力正在不斷增強。通過技術手段，人們能夠借助物質的紅色資源，仿佛瞬間穿越時空，親歷歷史事件?，F場參觀、情景交融和網絡虛擬等活動，使得紅色文化資源的傳播更加生動和立體。在沉浸式體驗中，故事可以通過計算機圖形虛擬環境來構建，這些故事可以被帶入在線世界，通過顯示器或完全沉浸式系統（如頭戴式顯示器）進行觀看。隨著虛擬現實設備的普及和可用性提高，用戶的紅色歷史體驗感也將得到顯著改善。更高的沉浸感和存在感讓用戶在觀看內容和使用服務時，能夠有身臨其境的體驗。通過參與式的體驗，如以故事人物的視角訪問虛擬重現的歷史場景，體驗者不僅能夠訪問到經典的故事場景和聲音，甚至能夠體驗到相關的情緒和感受。這種體驗方式模糊了現實與虛擬的界限，使得體驗者在后人類時代中，能夠在身體與電腦模擬、控制機制與生物體、機器人的目的論與人類的目標之間，感受到本質上的連續性和一致性。

（三）聯動型社區行動和機構

在這種聯動實踐中，個體對自己在文化傳承中的位置有了清晰的認識，并由此產生了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推動了更廣泛的群體團結，共同創造出新的共同感。敘事性在這種組織模式中發揮了激勵作用，它將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說教方式，轉變為更加貼近實際、鼓勵集體思考和想象的互動過程。特定的行動與更廣泛的政治框架相互關聯，這種關聯是通過連續的空間和協同過程建立起來的。

（四）全社會官方宣傳

官方敘事關注的是構建一個“規范世界”，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官方敘事通過特定的話語來支撐國家及其個體行為的規范框架，確保這些行為在多個層面上具有可信度。同時，這種敘事也激發了公眾對紅色經典文獻的閱讀熱情和對紅色文化的深厚興趣。

在不同規模的組織中，話語權的重要性正在發生變化，從僅僅強調溝通（第一順序行為）轉向同時重視溝通和沉浸體驗（第二順序行為），即確保信息不僅被接收，而且被理解和內化。這種轉變意味著在溝通和沉浸體驗之間需要更加精細的平衡，這通常需要通過代表機制來實現，以延遲和重組信息的傳遞，確保在前兩個尺度上得到充分的展示。小型話語依賴于更大的話語框架和范例，以及其解釋的合法性地位。大規模集體話語權的變化往往與重大事件（如對百年黨史的總結）相關，這些事件作為范例，激發了新的敘事和傳播方式。

由此沉浸體驗技術的創新為紅色文化傳播的場景邊界突破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一是體驗感的增強。沉浸式體驗不再局限于聲像、圖景、實物、場所和空間，而是擴展到更廣泛的地域和更長的時間跨度，使得紅色文化的體驗更加豐富和持久。二是共識的提高。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紅色文化的推廣和傳播更加廣泛，潛在影響顯著。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中堅持黨的領導的優良傳統、獨特政治優勢和重要發展經驗，不僅是政治言論，也是個人對紅色政權的深刻體會和認知。三是組織新領域。網絡傳播內容的能力使得傳統的有組織的行動變得不再必要，而是直接對重大事件做出回應，開辟了新的組織和參與領域。四是傳播空間的理解變化。紅色文化的傳播不再局限于封閉的物理空間、公共場所和網絡討論區，而是擴展到了陌生人的網絡空間。新類型的終端門戶和多樣化的社區實踐為網絡動員提供了更多資源和行動方式。五是傾聽的潛在力量。隨著公眾輿論范圍的不斷擴大，公民對紅色文化傳播氛圍的關注度也在增加，社會對紅色文化的傳播和接受度變得更加敏感和積極。

四、傳播內聚力的邊界突破

紅色旅游景點通過情景還原技術，精心布置歷史場景，旨在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體驗。這種體驗不僅僅是視覺上的“原裝原貌”，更是通過環境的營造，使觀眾仿佛置身于歷史現場，從而增強了代入感和情感共鳴。在這種體驗中，游客與紅色文化場景之間的關系超越了傳統博物館、紀念館、紀念碑等場所中主體與客體的簡單關系。這種關系更深層次地涉及社會建構的知覺與評判原則，即皮埃爾·布爾迪厄所說的“慣習”與決定這些慣習的“場所”之間的“本體論契合”。這意味著，在游客與紅色文化場景的互動中，實踐感在前對象性、非設定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即在游客對客體對象有所設想之前，實踐感所體現的社會感受性就已經在無形中引導著游客的行為和體驗。通過這種方式，紅色旅游景點不僅重現了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們通過沉浸式體驗，讓游客在無形中接受了紅色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從而在游客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強了對紅色文化價值的認同和理解。

在沉浸式體驗中，個體通過自發的預見和內在傾向，將所處環境構建為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這種自發的預見能力使得人們在強烈的情感和行動中能夠迅速做出判斷，他們的行動和反應往往是直覺驅動的，充滿了靈感和激情，而不需要依賴事后的理性分析或計算。隨著個體對特定場域的慣習適應，他們的行為變得更加自如和熟練，這種內聚力引導他們更加得心應手地應對類似場所。這種適應性不僅體現在對環境的物理適應上，也體現在對文化和社會規范的理解和遵循上。通過這種適應過程，個體能夠在各種沉浸式體驗中更加自信和有效地參與，從而在文化傳承和社會互動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紅色旅游景點如洪湖市瞿家灣鎮，游客通過情景還原的方式體驗歷史，這種沉浸式體驗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再現，更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文化實踐。游客在這種環境中，通過自發的預見和內在傾向，將世界構建為一個充滿意義的空間。他們的行動和反應往往是直覺性的，靈感式的，無須依賴事后的理性分析。當游客適應了這種沉浸式體驗的環境，他們的行為變得更加自如，仿佛這種內聚力是他們行動的自然引導。對于身處瞿家灣鎮的游客來說，這個地方不僅僅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地點，而是激發他們對紅色經典歌劇《洪湖赤衛隊》想象力的源泉。游客在紀念館、故居、船只、蘆葦蕩、街角街景等場所中，采取特定的行動，這些行動被環境所引導和推動。在參與快閃活動拍攝中，游客與第四代韓英扮演者馬婭琴共同演唱了經典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在歌聲中體驗洪湖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對黨的感恩之情。這種體驗讓游客在模仿式再現的情境中充分享受紅色經典文化的浸潤，盡管他們可能并未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場地本身已經融入了他們的實踐意向。游客的每一個行為——微笑、吟唱、揮手、歡呼、互動——都在調整著場地的特征，并創造出新的景觀。觀眾和表演者在同一時空中互動，這種互動關系凸顯了紅色經典展演劇的“在場性”。這種在場性表現為現場性的臨時表現，它不能被保存、記錄或存檔，觀眾和表演者處于同一時空，體驗著現象學意義上的具身在場。游客的行動反過來在新的范圍內擴展，再次改變了作為現象被感覺到的場所。

實踐感在認知之前，它使我們能夠從當前的狀態中解讀出場域所蘊含的未來可能性。過去、現在和未來在個體的慣習中相互交織，慣習是一種虛擬的積累狀態，它儲存在身體內部，等待被重新激發。慣習作為一種自發的生成性力量，在不斷變化的情境中即時確定自身，并遵循一種實踐邏輯，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在紅色文化的傳播中，體驗者認為這種“身體與心靈都在路上”的實踐對于文化的傳承至關重要，他們通過親身體驗，感受到了紅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親近和真實。這種慣習與個體所處的實踐場域之間存在著無意識的契合，深深地根植于社會化的身體內部，“由于這些知覺范疇是根據既定秩序的各種劃分作出調整，并為所有按照這些結構而構成的心智所共有，所以它們把各種客觀必要條件的表現加諸自身”，社會結構和心智結構的對應關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為了使紅色文化資源的傳播深入人心并生根發芽，需要根據傳播工具和載體的發展成熟度選擇合適有效的傳播形式。每一處革命遺跡、每一片奮斗過的土地、每一件紅色資源都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崇高理想、堅定信念、愛國情感和高尚品質。沉浸式體驗在尊重歷史的同時，讓觀眾能夠通過視覺、聽覺和觸覺全方位地體驗，將最新的視聽技術和表達形式結合起來，創新革命舊址的呈現方式，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工具和載體的迭代更新為理論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場域，靈活有效的傳播工具和載體是影響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關注話語權不僅意味著鼓勵個體表達內心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能夠持續行使話語權的環境，并且這些表達能夠得到官方的認可。這不僅將個體作為參考對象，還將個體表達思想及其思想能否被外界接受考慮在內。

沉浸式體驗的實踐體系有時可能會被簡化為一種功利主義的策展或理性選擇，這種簡化傾向于將行動的目標和意圖納入一個策略框架，從而將行動塑造為一種明確目標導向、理性組織和深思熟慮的行為模式。然而，真正的行動往往與這些策展背后的利益相一致，并受到這些利益潛在激發的可能性的驅動。場景本身往往包含游戲和表演的元素，例如紅色文化遺址的展演、地理標志的標簽化，以及各種“演出來”的紅色經典人物角色。這些元素以紅色旅游資源為核心，與其他重要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相結合，形成了合理的旅游線路。戲劇呈現的演出在游戲結構內，根據規則完成既定的英雄模式敘事。然而，沉浸式策展并不總是能夠增強參與感或滿足感。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眾的特征和上下文，以及受眾的感知和預期。虛擬現實故事的觀看和接受依賴于受眾的想象力和沉浸體驗的方式。沉浸體驗的積極方面與用戶的認知有著動態的關系，沉浸體驗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眾的認知。通過受眾的沉浸式戲劇延伸和真人角色扮演式參與展演，當受眾具備個人認知時，更容易獲得沉浸體驗。這種體驗不僅要求場景和內容的精心設計，還需要考慮到受眾的個體差異和文化背景，以確保沉浸體驗能夠真正觸動人心，實現文化傳播的目標。

五、結語與討論：沉浸體驗的實踐倫理

在當前的新媒體傳播環境下，如僅僅作為觀察者參與紅色文化的傳播，則難以實現其價值建設和文化認同的深化。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沉浸式體驗為紅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紅色文化的沉浸式場景中，個體通過發言、記錄、觸摸、觀察、采訪、聆聽和共鳴等方式，體驗到一種逼真感和浸潤感。這種體驗通過全社會的參與，增強了紅色文化的鮮活性和貼近性，提升了其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我們需要將紅色文化的傳播視角細化，構建一套微觀的實踐程序，以便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國家的基本情況、社會狀況和民眾情感。

反思這種傳播方式，我們意識到沉浸體驗在紅色文化傳播中的重要性，它不僅關系到日常行動者的參與和激發，還涉及由此產生的倫理后果。官方主流媒體通過入駐新興媒體平臺，增強了紅色文化的傳播貼近性。例如，采用身臨其境的虛擬增強現實技術，讓人們仿佛回到歷史現場，講述那些鮮為人知的紅色故事。在重大歷史時刻，如百年黨史紀念，這些事件需要在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得到認可。同時，媒體機構本身也需要與公眾建立更緊密的互動，就公眾如何被對待以及如何表達意見的方式進行溝通。媒體在紅色文化的社會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既是參與者也是組織者，深入到沉浸體驗的合作過程中。然而，僅僅依靠熱情的自我闡述和大規模的在線網絡群體，并不能彌補線下交流的斷裂。特定的紅色英雄人物在新聞報道中被突出，這既是對傳統斷裂的回應，也是對更廣闊和久遠的世界文明傳統的借鑒。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文化傳統之間可能會出現沖突和張力，因此需要以邏輯性的追求方式來應對日常存在和實踐的緊迫性。人們對于遭遇現時所限定的未來后果縈繞于心，以及對于過去懷舊和緬懷挽歌的念念不忘，往往是由這些慣習激發的。這些情感和追求超越了物質利益的范疇，它們是對超功利性后果的深刻反思。任何以物質利益為目的的行動都被貶低，并受到否定性的約束。這種反思和批判性的態度，對于紅色文化的傳播和價值實現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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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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