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制度與課程

柴如瑾 閔瑞

【內容摘要】本文使用美國大學課程專家麗莎·拉圖卡和瓊·斯塔克提出的“學術計劃”（Academic Plan）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以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文學碩士為研究案例，對比二者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課程編排、培養對象、教學過程、教學資源、效果評估和項目調整等方面的主要特點、模式及問題，以期為完善我國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學術計劃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學術計劃；研究生教育

高校作為新聞與傳播人才培養的主陣地，一方面為我國培養了大量新聞傳播人才，另一方面面臨著培養目標模糊、教學理念落后、課程與實踐脫節、學生知識結構單一等來自政府、社會和市場的質疑。

尤其是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5G等現代化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互聯網對新聞傳播業界的影響已經從物理技術上升到傳播流程的多個環節，帶來了媒體交互即時、社交途徑多元、網絡空間延展等諸多變化。從2014年8月《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9月《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國家從戰略層面不斷深化全媒體傳播體系改革，不斷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不斷強調“要大力培養全媒體人才”。

在此背景下，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于2010年正式設置，以更好地滿足新聞與傳播實踐領域對專門人才的知識與素質要求。2018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簡稱“新時代高教40條”）等文件，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其中包括“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旨在“形成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培養造就一大批適應媒體深度融合和行業創新發展，能夠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優秀新聞傳播后備人才”。按照《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的規劃目標，到2025年，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將擴大到碩士研究生招生總規模的三分之二左右。這意味著，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將成為我國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主渠道。

上述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環境的改變，無疑給我國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帶來嚴峻挑戰，也倒逼新聞與傳播類專業的教學方式改革。在此背景下，如何創新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如何改革授課內容與授課方式，如何健全產教融合培養機制，如何使專業學位與職業資格銜接更加緊密，等等，一系列問題都亟待破解。

本文使用美國大學課程專家麗莎·拉圖卡（Lisa R. Lattuca）和瓊·斯塔克（Joan S. Stark）提出的“學術計劃”（Academic Plan）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對強調“實踐導向”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學術計劃展開比較研究。具體案例分別選取武漢大學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MJC）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新聞碩士（MJ），分析并對比二者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課程編排、培養對象、教學過程、教學資源、效果評估和項目調整八個學術計劃要素方面的主要特點、模式及問題，透視我國新聞與傳播人才培養的經驗做法與問題不足，為完善我國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學術計劃提供可借鑒的經驗參考。

一、概念界定

（一）專業學位

專業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或稱職業學位，是相對于學術性學位（科學學位）而言的學位類型，旨在通過高水平的專業訓練從而達到一定的水平，具有從事某種專門職業業務工作的能力，并掌握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①這一概念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指強調職業性的應用型專業教育；二是指本科層次以上（研究生階段）的專業教育，包括頒發專業學位、側重培養應用人才的研究生教育。②

我國的專業學位探索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在借鑒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學位多樣化經驗的基礎上，逐步開始人才培養類型多樣化的試點，工程碩士、醫學博士、金融碩士、法律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建筑學碩士、教育碩士等應用型高層次專門人才的培養試點先后開啟，培養直接面向實際應用部門的專門人才。1992年12月，原國家教委、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積極改革研究生培養規格和類型單一的狀況。碩士生教育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發展多種規格和多種類型尤其是應用人才的培養，加快專業學位的試點”。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允許按照專業學位類型授予學位，這是我國學位制度的一次大的突破，也是歷史性的突破。③此后，我國專業學位不斷發展，專業學位教育種類不斷增多，培養規模不斷擴大，培養對象和學習方式也從在職人員非全日制攻讀逐步擴大至應屆本科畢業生全日制攻讀。到2020年，我國已設置了47個專業學位類別，共有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5996個，博士專業學位授權點278個，基本覆蓋了我國主要行業產業。④

基于我國專業學位發展的大趨勢，以及新聞學和傳播學互相融合的學科基礎，2010年，我國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JC）正式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2010年發布的《關于印發金融碩士等19種專業學位設置方案的通知》中，明確了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具備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質和職業道德素養，具有現代新聞傳播理念與國際化視野，深入了解中國基本國情，熟練掌握新聞傳播技能與方法的高層次、應用型新聞傳播專門人才”。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規模逐步擴大，到2022年，全國已有167所院校招收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

（二）學術計劃

學術計劃（Academic Plan）是美國大學課程專家麗莎·拉圖卡和瓊·斯塔克為彌補缺乏有關課程的綜合定義而提出的概念。學術計劃至少包括八個要素，即目的、內容、內容順序或編排、學習者、教學過程、教學資源、教學評估、調整。⑤其中，“目的”是指需要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內容”包括傳達具體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學內容；“內容順序或編排”是指旨在為學習者帶來特定結果的教學內容和經驗的安排；“學習者”指該計劃如何針對特定學習者群體；“教學過程”是通過某種方法能夠實現教學目的的教學活動；“教學資源”指學習過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利用的環境；“教學評估”是用于確定關于學術計劃的決策是否為最佳的策略；“調整”是指基于經驗和評估對計劃進行完善。這八個要素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

學術計劃可以適用于一堂課、單一科目、不同科目的組合，如教學項目或主修科目，更廣泛的不同主修科目的組合（校內不同學院）以及整個大學。

二、案例概況

（一）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學術計劃

武漢大學1983年成立新聞系，1995年成立新聞學院，2000年組建新聞與傳播學院，是內地新聞傳播教育重鎮、首批“部校共建”的試點院校之一，在歷次全國高校學科評估中均排名前5位。根據《武漢大學全日制攻讀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2018版）》等相關內容，武漢大學MJC學術計劃的主要情況如下。

1.培養目標

為新聞單位、媒介組織和廣告公司、企事業等職業部門培養具有社會主義新聞觀念和傳播理念，德才兼備、高層次、實務型的新聞與傳播專門人才。具體要求中除政治素養、外語能力、身心健康外，重點強調了從事新聞與傳播實務的職業技能，即“掌握新聞學、傳播學和數字媒介基礎理論，具備從事新聞與傳播職業所要求的職業技能。具備綜合運用新聞與傳播知識和其他專業知識、獨立從事新聞與傳播實務工作的能力，達到有關部門相應的任職要求”。

2.教學內容

研究方向包括新聞傳播、廣播電視、廣告傳播和網絡傳播；研究內容包括大眾傳播與新聞生產的基本理論與實務、新聞采寫編評、中西新聞報道分析和新聞管理等實務知識與技能等；廣播電視媒介的發展、廣播電視媒介與社會及文化之間的關系等；廣告傳播的基本規律與方法，包括廣告策劃與創意、廣告經營管理、廣告產業發展等實務知識與技能等；網絡傳播活動的發展規律，探索網絡內容的表達、創意、營銷與管理等。

3.課程編排

課程類別包括學位課程、選修課程、補修課程三個部分，總學分不少于36學分，不少于15門課程，專業課程大多為2學分。其中，選修課程中的“行業發展前沿講座”為必選課程，要求參加4次以上講座并撰寫學習報告，由導師評定學習成績；跨專業學生須選補修課程，不計學分；學位論文不計學分。具體學分分布及其在總學分中的占比情況如表1所示。

從課程時間安排來看，除“行業發展前沿講座”可以橫跨第1至第3學期、專業實習安排在第2、第3學期外，其余課程均安排在第一學年的2個學期內。專業實踐作為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重要課程內容，6學分的賦分及權重遠高于同學院學術類碩士學位專業實習的2學分。對實習的時長要求是不少于半年，可采用集中實習與分段實習相結合的方式。

4.培養對象

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或本科同等學力）人員。

5.教學過程

采用課程學習、教學實踐和學位論文相結合的培養方式，實行校內導師和業界導師雙導師制，學制二年。提倡研討為主的教學方式，將研究生集體研討、案例分析與教師的課堂講授結合起來，促進研究生的自主性學習和研究性學習，增強對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提倡通過要求學生撰寫讀書報告、實驗報告、調查報告等形式加強過程考核，以課程論文等形式進行期末考核。

6.教學資源

從學術資源來看，國家“985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一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一個、CSSCI收錄源刊兩本，全國高校第一家傳媒類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與美國伊利諾依大學、法國波爾多三大、香港中文大學等30多所教育、科研機構有長期穩定的交流合作關系。從師資情況來看，2023年8月30日更新的數據顯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專任教師62人，其中教授和編審23人、副教授和特聘副研究員23人、講師9人、聘期制講師6人、博士后1人，還聘請了50多位海內外知名的新聞傳播學者和業界人士擔任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在教師隊伍建設層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堅持“兩手抓”，一是引進與培養，二是借用業界資源。通過引進業界教師、展開校企合作等創新形式加強與業界的溝通交流。⑥

7.效果評估

學術計劃概念下的評估既包括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也包括對課程本身有效性、適用性的評估，本文重點考察的是學術計劃中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武漢大學MJC的學位論文不計入總學分，但要求完成論文開題報告、論文中期報告兩個必修環節，同時要通過學位論文答辯，并經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通過，方可授予學位。具體的學位論文選題需與新聞與傳播實踐緊密結合，論文內容應著眼實際問題、面向行業應用、具有實際應用價值，論文形式可以是相關研究方向的理論研究、調研報告、新聞作品、畢業設計等，字數不少于2萬字。

8.項目調整

對比武漢大學2012年、2017年和2018年三個版本的MJC學術計劃可以發現，該項目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培養對象、教學過程、教學資源、效果評估這些因素方面并沒有大的調整，而在課程編排上變動較大，尤其是專業必修課的學分要求有所調整（如表2），2017年版調低至10學分，而2018年版又將其增至14學分，增加“新聞傳播政策、法規與倫理”“媒介經營與管理”這兩門課為各研究方向必選課程。

（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文學碩士的學術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始于1965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傳播教研學術機構、香港傳播教育的先驅，也是港澳臺與內地以及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媒介。2000年前后，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始設立多個修課式碩士課程，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傳播文學碩士、新聞學文學碩士、新媒體理學碩士、廣告社會科學碩士和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五個方向。下面以2021年版新聞學文學碩士（MA in Journalism）課程（全日制與兼讀制）為例進行分析。

1.培養目標

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全球視野、卓越技能的傳播專業人員，同時擁有分析能力及創意思維，能夠生產優質的傳播內容。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旨在為不同背景人士提供專業及學術新聞訓練，學習基本的新聞知識和技巧，加深其對新聞和社會時事的認知。

2.教學內容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文學碩士強調理論與實踐要取得平衡和結合。必修科目包括應用傳播研究、新聞采訪寫作、傳媒道德與法律、新聞理論與分析；選修科目包括新聞采寫、廣播電視制作、新媒體生態與設計、媒介管理、議題設置以及新聞學和傳播學專題研究。課程設置既注重新聞業務素養和傳播基礎理論的學習，同時涵蓋文字、視聽、多媒體、媒介管理幾個主要方向。

3.課程編排

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類別包括必修和選修兩大類，但是針對學生的學習語言（中文/英文）和是否有工作經驗的不同，在總學分要求均為24學分（表3）的情況下，必修和選修的學分略有不同：有工作經驗的學生必修課比沒有工作經驗的學生必修課少一門3學分的課程“新聞采訪寫作”，相應的選修多3個學分。此外，有3年及以上全職新聞工作經驗的學生還可申請免修“新聞采訪寫作進階”必修科目。選修科目按照內容分為采訪、視聽、新媒體與新聞、管理、分析向度、專題研究6個類別，學生可根據興趣選科。

4.培養對象

2000年前后，香港中文大學在扎根香港之余，開始招收內地學生，兼讀制課程主要招收在職的新聞從業人員。

5.教學過程

將新聞傳播理論課程學習與校外專業實習結合，院方為學生統一安排校外正規媒體實習機會。學制為一年全日制學習或兩年非全日制學習。在實務與實踐方面，實習不作為畢業要求，也不計入任何學分，但會由新聞與傳播學院院方為學生統一安排校外的正規媒體實習。⑦合作媒體機構有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法新社等外媒，經濟學人、路透社等香港英文及國際媒體，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等香港中文媒體，以及《中國日報》、財新等媒體。

6.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種類多樣，學校創辦及出版了中英文期刊各一本，分別是《傳播與社會學刊》（TSSCI）和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SCI）；還創立了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和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各地傳播學者對話、各方調查提供研究平臺。師資隊伍方面，教師隊伍以本地人為主，不少還是校友，配合來自內地、臺灣及海外的學者，形成一個既本土又多元化的團隊。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教授介紹，該?！俺驹嘿Y深學者教授理論課程之外，更邀得業界資深人士作兼任講師，與同學們分享工作經驗，為社會培訓具有思考能力的專業人才”。⑧2023年11月該校網站顯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教師30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7人、助理教授6人、專業應用副教授3人、高級講師2人、專業顧問1人、講師5人、訪問學者1人。

7.效果評估

新聞學文學碩士屬于授課型課程，側重于課程作業，一般不要求學生提交論文，也不要求專業實習學分。這與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型課程以研究工作為主，學生需提交論文并通過論文評審委員會的答辯方可畢業大為不同。

8.項目調整

面對數字化時代的挑戰，香港中文大學自2011年起逐步實行“教研新思維”發展計劃，以全面的軟件和硬件改革配合人才培訓來應對“數字化的挑戰”。具體包括兩方面策略：一是以新媒體導向更新課程設置和科研范疇，二是探討和比較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特性。⑨具體來看，2017年以來，香港中文大學的新聞學文學碩士項目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培養對象、教學過程、教學資源、效果評估這些因素方面并沒有大的調整，而“修讀辦法”（Study Scheme）幾乎每年更新。其中，修讀的總學分要求、必修科目的課程名稱及數量均未發生變化；選修科目存在增刪調整，增加兩門，減去4門，具體包括：2018年開始在辦法中區分專修中文新聞和英文新聞的不同對象，并在選修科目的“采訪”類別中減去“工商新聞采訪”；2019年在選修科目的“新媒體與新聞”類別中減去“工商新聞采訪”，并在專題研究類別中增加兩門“傳播專題研究”；2021年在選修科目的“管理”類別中減去“公共關系：理論與實務”，在“分析向度”類別中減去“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課程每年向顧問委員會就課程發展及方向征詢意見，以確保課程質量。目前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電訊盈科新聞及財經信息首席副總裁張志剛、《明報》總編輯梁享南、香港電臺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黃金鳳。

三、比較分析

通過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學術計劃八要素的分析（如表4）可以發現，這兩所院校在研究生層次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異，體現了內地和香港地區在人才培養理念、制度、課程三個層次上的不同特色。

（一）理念層面

兩所高校在研究生層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理念方面，均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專業教育，強調培養人才的職業能力。在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之下，內地和香港的人才培養理念也有所區別。內地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新聞與傳播專業，培養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實用型新聞與傳播專業人才。在“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推動下，武漢大學“部校共建”模式正在全國范圍內鋪開。⑩香港作為多種文化的匯聚地，其新聞與傳播的培養重點在于國際跨文化交流、不同傳播制度的比較等領域，合作媒體機構范圍廣、類型豐富，培養模式較為開放多元。

武漢大學更加強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指導地位，以及滿足新聞單位、媒介組織和廣告公司及其他企事業等職業部門的任職要求；香港中文大學突出強調全球視野、社會責任，重視多學科交叉、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強調為不同背景人士提供專業及學術新聞訓練，學習基本的新聞知識和技巧，加深其對新聞和社會時事的認知。面對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對傳媒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責任”二字是兩所院校都特別突出強調的人才培養目標。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堅持培養“有思想的新聞人，負責任的傳媒人”，著眼于互聯網時代新聞輿論人才培養，將先進科學技術融入全院教學環境當中，改革教學內容，升級教學條件，更新教學方法，全力培養合格的全媒型、專家型的新聞傳播人才。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致力強化學生的社會意識，讓他們對專業道德、表達自由及社會責任有承擔”。

（二）制度層面

從學位性質來看，內地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是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2010年發布《關于印發金融碩士等19種專業學位設置方案的通知》后開始設置并于2011年開始招生的，是區別于學術學位的一種研究生培養模式。在該專業學位下，內地高校開設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武漢大學設有新聞學、廣播電視、廣告學、網絡傳播4個研究方向；中國傳媒大學在新聞學院、電視學院、廣告學院、國際傳媒教育學院4個學院分別招收7個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全媒體新聞實務、媒體市場調查、國際新聞實務、新媒體實務、廣播電視新聞采編、品牌營銷傳播、國際廣播電視）；復旦大學開設新聞與傳播、財經新聞、新媒體傳播、國際新聞傳播、全球媒介與傳播國際雙學位5個專業方向；中國人民大學開設大數據與新聞傳播、戰略傳播等培養方向。香港在專業學位培養方面具有較大的辦學自主權，不同高校授課型碩士的學位類型略有不同。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授課型研究生包括全球傳播文學碩士、新聞學文學碩士、新媒體理學碩士、廣告社會科學碩士和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5個方向，授予的學位根據研究方向的不同也不相同；香港大學開設新聞碩士（Master of Journalism，MJ）。

從學制來看，以武漢大學為代表的內地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一般學習年限為兩年，較少有彈性學制。而香港的授課型研究生學制一到兩年，例如，港中文學制為一年全日制學習或兩年非全日制學習；香港大學采用全日制與非全日制結合的學習方式，規定需修讀不少于一年、不多于兩個學年的全日制課程，或者不少于兩年、不多于三個學年的兼讀課程。

從畢業要求看，武大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既要求不少于半年的專業實踐，同時也與學術類學位一樣，要求學生通過學位論文畢業答辯，但不計入總學分之中；而香港中文大學則沒有對專業實踐、學位論文的要求。

（三）課程層面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始終堅持平臺課程建設與專業課程建設并重；堅持人文理論類課程與科學技術類課程并重；堅持新聞專業人才培養與公共傳播人才培養并重”，強調課程要真正關注現實問題，能夠有助于提升我國新聞事業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及公信力，特別是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外傳播能力與國際話語能力。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課程向來以“學”“術”并重著稱，被稱作“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結合的典范”，以提供專業知識、培養宏觀的通識及陶冶專業操守為己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聘請不同的新聞機構的掌舵人、新聞報紙的總編輯、有線電視的前新聞總監來學院開設完整的學期課程。

從教學內容來看，武漢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必修課均強調新聞傳播基礎理論、政策法規與道德倫理。除此之外，武漢大學將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新媒體、媒介管理也作為必修課，共有不少于5門的基礎必修課程。香港中文大學除上述共性課程外，更加強調新聞采訪與寫作基礎與提升的訓練，開設兩門相關課程，強調學術與思考能力的培養、專業知識的培育，重視新聞實務教育。選修課方面，兩所高校均開設有新聞傳播、廣播電視、數字媒體等研究方向的課程。

從課程編排來看，武漢大學的課程類別相對復雜，包括公共課、必修課、選修課、專業實踐、補修課等4類課程，其中第一年主要是授課，第二年參加實習并完成論文。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類別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類，第1學期以必修課為主，第2學期以選修課為主。

從學分要求來看，武漢大學的總學分36學分遠高于香港中文大學的24學分要求。如果具體到課程數量，因專業課在武漢大學多是2個學分，而香港中文大學是3個學分，因此學生的課程數量也是武漢大學遠超香港中文大學。

從教學方式來看，武漢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均在課程方案中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武漢大學更側重相對集中的專業實踐，在人才培養中將課程學習、教學實踐和學位論文相結合；香港中文大學則是在各門課程中同時將理論學習與專業實踐相結合，二者互相滲透融合。

四、結語

基于歷史和比較的研究，本文對內地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改革的啟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革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學術計劃。按照“新聞教育實踐觀”的主張，實踐是新聞傳播教育的根基，是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內生性動力、貫穿性線索和引領性力量。從這個意義來看，實踐遠不只是新聞傳播教育教學中的一個環節，而是新聞傳播教育的起點和落腳點。對于新聞傳播碩士專業學位而言，實踐教育更是其題中應有之義，應當在學術計劃中突出實踐教育的重要價值。以武漢大學為代表的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的學術計劃，雖然在培養目標上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從教學內容、課程編排、培養對象、教學過程、教學資源等其他幾個要素來看，與學術型碩士的差別并不顯著，亟須在此基礎上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

第二，科學設置新聞傳播專業學位的課程體系。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武漢大學的課程數量和學分要求較高，較少考慮學生的實際專業水平；而香港中文大學會根據學生是否有足夠的新聞工作經驗來設計課程體系。事實上，不僅是武漢大學，我國內地高校學習量要求彼此不同但總體很高已是學界共識，而過高的學習量會將學生拉入范式陷阱，制約了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因此，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可在理論課程學習與專業實踐、專業學習與通識教育等教學環節的比重分配方面適當予以調整，既考慮新聞傳播作為應用性較強的專業教育對于實習實踐的要求，同時又考慮不同背景的學生在研究生學習中的現實需求。

第三，構建緊密聯系的產學研融合體系。高校受限于媒體平臺、技術手段等現實條件的制約，必然要與新聞傳播業界建立起廣泛的產學研合作關系。通過“請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互動，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和學生能夠與最為前沿的業界動態保持同步，進而彌合理論與實踐的鴻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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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黃福濤：《高等學校專業教育：歷史與比較的視角》，《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

③黃寶?。骸段覈鴮I學位教育發展的回顧與思考（上）》，《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年第6期。

④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009/t20200930_492590.html，2020年9月30日。

⑤〔美〕麗莎·拉圖卡、瓊·斯塔克：《構建大學課程——情境中的學術計劃》，黃福濤、吳枚譯，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頁。

⑥強月新：《新聞傳播教育的新航標》，《新聞戰線》2020年第14期。

⑦俞旭、朱立、朵志群：《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第1期。

⑧張園、李凱波：《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結合的典范——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教授》，《今傳媒》2014年第2期。

⑨馮應謙：《論數字化時代新聞與傳播學的課程發展》，《全球傳媒學刊》2017年第4期。

⑩王敏：《“部校共建”模式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研究——以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例》，《教師教育論壇》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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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虹、涂凌波：《“實踐賦能”視野下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理念與模式創新》，《中國高等教育》2022年第8期。

盧曉東：《論學習量》，《中國高教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柴如瑾系光明日報社主任編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閔瑞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二級文學創作）

【責任編輯：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