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的嬗變及其社會文化動因

李恩慧 張愛平

中國領導人著作的英譯，通常是由國家組織和支持下進行的專業翻譯行為。領導人著作的英譯，及時準確地向世界傳達了中國治國理政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及其內在邏輯，闡述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特點，展示了中國發展的沿革、成就和方向。中國領導人著作的英譯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現實狀況的了解，減少由于不了解造成的猜測和曲解，消除對立，促進國際交流，為“一帶一路”等跨區域合作發展打下基礎。領導人著作的英譯體現了國家意志，在翻譯上具有政治性、明確性、集體性、自主性和針對性特點。

領導人著作英譯的特征

一、政治性

中國領導人著作是中國建設和改革發展的高度總結，涵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內容，與中國文化緊密相承，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實踐的記錄和總結。領導人著作體現著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具有極強的政治性和權威性。領導人著作對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對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了長遠規劃。國家和政府的執政理念和各項政策的解析也是領導人講話的重要內容。因此，領導人講話的翻譯必須由國家翻譯和出版機構承擔才具備準確性和權威性。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觀點和立場對譯文的影響不容忽視。在對國家領導人講話的英譯中，往往需要廣泛了解講稿以外的政策背景，準確把握國家的政治立場，才能精準傳達中國的治國理政方針及各項內政外交策略，向世界傳達中國的聲音，擴大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譯者須要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志保持一致，在對重大問題和敏感問題英譯時，能夠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準確地構建國家的對外政治話語翻譯體系。國家領導人著作的英譯過程中，譯者不僅僅是語義的傳達者，更是國家對外宣傳的參與者和國際形象的維護者。

二、明確性

領導人著作進行英譯過程中，政治詞匯由于中外語言文化的差異，往往會造成歪曲和誤解，難以對等翻譯。因此，必須依靠以源語為取向，“以我為主”的英譯策略，發展政論英語翻譯的新思維，構建中國特色的英譯表達體系，才能確定國家政治話語表達的明確性。國家領導人著作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是國家發展建設各個方面的行動指南。領導人著作原文中所體現的嚴肅性和政治性，要求譯者同時具備較高的政治素養以及英譯專業素養。譯者要充分了解領導人著作的政治立場及相關背景知識，熟悉著作文本內容及領導人的講話精神，保證譯文的一致性和忠實性。同時，也應充分考慮到文本的多重語義，減少外語讀者對文本語義的理解與源語作者及譯者的偏差。譯者應從國家立場的角度，建立以我為主的翻譯新思維，善于在英文中尋找與漢語對應的表達形式，或者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選詞及句式，使讀者能從西方語境中順利地遷移到中國的文化思維語境中來，消除譯文的二義性和模糊性。

三、集體性

領導人著作通常由中國譯者和西方譯者組成的翻譯團隊進行集體合作翻譯。這種翻譯模式在中國政論著作翻譯中較為常用，穩定的團隊建制有利于系列著作的長期翻譯工作。國家領導人著作要求體現國家意志和政治立場，翻譯團隊的合作模式有別于一般團隊合作形式，會更加強調英譯的政治性。翻譯團隊的領導者和主譯通常都是由具有高度政治視野的黨員干部擔任，兼具過硬的翻譯專業技能之外，同時具備極強的政治敏感性，能夠把握國家和領導人的政治話語內涵，能夠準確對著作進行翻譯。團隊內的中國譯者也需要外國譯者的協同合作，在語言層面對譯文進行潤色，使得其更符合英語的詞法和文法習慣?？紤]到中外文化表述上的差異，譯稿還需團隊中外譯者進行集體討論，最后再由中國專家及團隊負責人定稿。

四、自主性

由于中外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同時，外文讀者對中國的理解來自本國的譯著，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理解偏差甚至誤解。因此，中國的政治論著必須依靠中國譯者主導。在英譯領域，大多數是將國外英文作品引譯為中文，而主動將中文譯為英文向外推廣的不多。同時，英文國家一般不會主動譯介中文作品，導致優秀中文著作鮮少為世界所知，減弱了中國文化和中國聲音的世界影響力。為了消除這種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局面，提升文化輸出和翻譯的主動性，中國政論著作為此提供了突破口，其實踐證明了自主進行中文英譯大有可為。由國內譯者主導，發揮翻譯的主動性，運用翻譯和異化策略，將中文語言特色主動融入英語言中成為新的熱詞和慣用法，將更好地輸出中國文化，擴大國際影響力。

中國領導人著作在英譯實踐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格，將中文語境在英文語言內進行了表達，并且已經形成了一種翻譯規范和模式。這有效帶動了中國文化進行外譯，走向世界的主動傳播進程。隨著我國經濟文化的蓬勃發展，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外譯需求旺盛，中文外譯形式已經形成獨特的語言現象。領導人著作的外譯在其中地位特殊，譯者在其中需擔負著重要的責任，也需發揮主動性不斷創新。

五、針對性

由于東西方意識形態及語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領導人著作的翻譯要對國外讀者有針對性。我國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外宣工作，領導人著作的外譯是外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外譯過程中也應考慮到國外讀者的文化背景和認知差異。國外普通民眾對中國的了解不足，過于堅持中文語言習慣在英譯中的延伸，容易造成外國讀者的閱讀和理解障礙。為了達到良好的對外傳播效果，在對領導人著作進行外譯的過程中要時刻注意讀者是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外國人，應充分考慮到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閱讀習慣，在翻譯中創新融合不同文化，搭建作者和讀者順暢溝通的橋梁，針對不同地區和文化，構建國際互通的對外政治翻譯體系，實現中國聲音與國際政治之間的有效對話和鏈接。

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的嬗變

一、從異化翻譯策略為主導發展到多元互補的新規范

從早期的《毛選》，到最近《治國理政》的領導人著作的英譯中，翻譯策略發生了從異化為主導，到多元互補的歷史性變化?！睹x》遵從原文的忠實性，采用異化翻譯的策略實現譯文的對等性。譯者對原文語義和表達意圖多采用直譯的方式，很少根據中英語言文化差異對譯文進行額外的調整，翻譯策略和翻譯風格比較單一，國外讀者需要學習中國文化，才能對譯文有比較全面準確的理解?！吨螄碚返姆g風格更為成熟，在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方面保持了異化翻譯的特征，以中國文化為歸宿，同時在話語風格上力求簡潔易懂，向讀者習慣靠攏，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同時，也保持了譯文的欣賞性和可讀性。

國家領導人著作的翻譯規范，是在長期實踐過程中，不斷借鑒其他領域的翻譯方法和理念，不斷反思總結經驗，結合自身發展的規律逐步形成體系的。領導人著作翻譯的目的是客觀真實地向世界展現中國的歷史發展、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傳達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

二、從以我為主的策略發展為融通中外的翻譯規范

領導人著作的翻譯，目的是確保中國的政治話語能夠準確地對外傳播，因此必須由國家組織翻譯團隊進行相關工作，堅持“以我為主”的翻譯規范。這種翻譯過程不再是簡單的文本轉譯，而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語言服務。新時期下，領導人著作譯者的任務是通過翻譯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維護中國形象。翻譯規范須不斷適應時代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做出一定的調整，不斷調和與彌補讀者和原文作者之間在文本理解和語義表達之間的不對稱。

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譯者和讀者對翻譯忠實性的認知和需求也在不斷變化。在遵循原作的內容及其思想的前提下，對譯文的地道性、簡潔性和可接受性的多樣化需求在提升。由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在翻譯過程中通常要采取一些變通的策略，在忠實原文的同時也要考慮讀者的可接受性。對比研究《毛選》《鄧選》和《治國理政》的譯文，分析領導人著作英譯策略是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持續演進的。翻譯規范從注重嚴格的充分性逐漸過渡到關注譯文的可接受性的方向上，在翻譯上也發展為多元化的策略，而不是過去比較單一的異化翻譯策略。這些變化是國家領導人翻譯政策與時俱進和譯者適應時代不斷創新的結果。

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嬗變的社會文化動因

社會文化的變化推動翻譯思想和翻譯文化的發展，成為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嬗變的動因。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對領導人著作都有深刻影響，其翻譯規范則必然受到特定時代文化的限定。任何翻譯活動與當時的社會文化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社會文化作為翻譯的外部環境，是翻譯理念形成和策略制定的土壤。從社會文化視域的角度，社會文化的演進推動語言轉換的機制變化，是領導人著作翻譯規范發展的宏觀動因。

一、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語境變遷的影響

歷史文化和社會語境的演進對著作翻譯的作用不可忽視，社會文化語境制約著翻譯策略和翻譯目的，深刻影響了譯者的翻譯習慣。翻譯行為所發生的社會和歷史文化語境，以及國家與國際各國的關系和形勢，形成了著作翻譯的目的和政策決定的重要來源。領導人著作英譯作為重要的政論翻譯文體，與歷史的脈動緊密相關，歷史格局和社會語境的發展變化必然牽動領導人著作翻譯的規范。著作翻譯活動隨著歷史時代的社會語境的發展不斷演進，研究社會文化語境的發展脈絡，可以深刻認識領導人著作翻譯規范的形成規律。

二、翻譯史的演進和政治對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的影響

在世界和中國翻譯史上，翻譯策略，特別是關于意譯和直譯的側重和平衡一直都在討論之中。翻譯的本質在于跨文化交流，歷史文化環境的演進推動著翻譯理論的發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使得翻譯在天然上具有開放性，但同時對于領導人著作英譯而言，政治性必然要求翻譯具有嚴格的準確性和忠實性。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政論翻譯，可能會給國家和政黨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三、權力因素對翻譯規范的影響

當今翻譯行為不再單純是不同語言間的靜態轉換，而是已經成為社會空間的文化轉向行為，其中體現了各種權利關系的博弈。翻譯行為在社會文化交流中一直受到多種權力關系的調控和支配。翻譯行為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在文化轉向的介入下日益緊密。翻譯與各種文化因素的融合互動逐漸加強，翻譯已然成為社會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研究已經從單純的文本轉換的語言學領域，拓展到了更宏大的社會文化發展的范疇。西方文化轉向主導的翻譯理論并不完全適合中國的文化語境和現實，但有助于打破傳統的翻譯研究范式，在翻譯理論中提供創新動力。中西方政治經濟的發展差距導致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在翻譯交流中產生了權力的不平衡，這對領導人著作翻譯策略和規范的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翻譯行為在根本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的語言轉換行為，在復雜社會文化背景中，受到文化語境、翻譯目的、時政因素、權力關系、意識形態、讀者和作者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等多種條件的制約和影響。因此，譯文的意義時常處于源語和譯語二者的居間狀態。譯者必須在文本語義的忠實和靈活間取得平衡。領導人著作的翻譯由國家組織和領導，譯者必須在政治上與國家保持高度一致，翻譯規范和策略必須服務于翻譯目的，強調保持譯文的準確性。同時，譯者還需充分認識外部文化環境的復雜性，適應中外文化發展的差異性，跟進不同時期領導人英譯習慣的變遷，推動政論翻譯規范的發展。

本文系2021年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新時代語境下國家領導人著作英譯規范的嬗變研究”（項目編號： 21C1592）成果。作者單位：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