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文化：土地崇拜的信仰傳承

寒鯤

土地作為一個包括地質、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多種自然要素在內的自然綜合體，是人類生產生活的“第一空間”，無論是何種形態的人類文明，都會在其神話發源、鴻蒙初辟的遠古時代，產生對于土地的崇拜。

隨著人類早期文明發展出了通過人工培育獲得植物產品的農業，以及馴化動物并獲得動物產品的畜牧業，大地的重要性自然一并飛升，動植物生產的豐饒，很容易讓先民聯想到人類社會中母親哺乳兒女，所以，我們現在已知的絕大多數土地神，最初都是母親的形態，并且大抵產生于農牧業誕生之后。

“皇天后土”的形成

由于早期生育與收獲的不穩定，風險系數較高，人類社會的各路大地之母，往往除了負責農牧豐饒、子女生育等神職外，還擁有命運女神、財富女神的神格，比如古巴比倫的伊什塔爾（伊南娜）、古希臘的蓋亞與提喀、古犍陀羅的阿道克狩、古印度的帕爾瓦蒂，以及我國的后土。

“后”字，在甲骨文中很可能是“一個母親正在生子”的象形，不過也可能是“司”字的“反寫”，有“負責管理”之義?？紤]到母系氏族社會的影響，以及很多上古祭祀中主祭者都是女性，或者說女巫，很可能“后”之兩義，本是相通的，“生子之母”擁有“管理部落”的職責。至于“土”字，自是土地上長出作物的表現，所以“后土”二字，翻譯成現代說法，正是“管理土地之神”或“大地之母”。

人類社會經歷了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歷程，后土神也在周代隨著這一歷程的強化，而一度由女性轉化為男性，或者是男女均有。周代就有一位男性后土，他是共工氏的兒子——句龍，他“能平九州”，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官之一的“土正”。

不過，這位名喚句龍的男性后土，在漢唐之后逐漸轉化為社神，并進一步在宋代之后演化為福德老爺土地公公，甚至城隍老爺也分走了一點上古社神的職能，后土則依舊保持了大地之母的女性性別，并在漢代開始成為國家祭典的重要對象，地位頗為崇高。后土因此而逐漸凌駕于山岳神、城隍神、土地神之上，甚至成為管理這些神靈的頂頭上司。

位于汾河注入黃河之“河汾口”南側（汾陰），有一處狀如臀部的黃土臺塬（脽上），因公元前113年在此處出土了一個青銅鼎，漢武帝視為祥瑞之兆，因此改元“元鼎”，以當年為“元鼎四年”，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年號制度的開端。又因此獲鼎之地不僅緊鄰黃河，而且其北方不遠處便是舉世聞名的黃土高原，當地很可能原本就有對這處臺塬的祭祀，被漢武帝視為祭祀后土的理想之地，作為西漢王朝祭祀后土場所的后土祠由此肇建。

漢武帝一生有六次前來后土祠親自祭祀后土，甚至漢武帝的代表作《秋風辭》便是在后土祠北側的汾水上創作的，以至于如今的汾陰后土祠，仍舊在建筑群的最后，保有一座清代建造的秋風樓，守望著曾經通衢東西的廟前渡與秦晉古道，化作一個點綴在漢唐兩京山河之間的典故。

漢武帝之后的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光武帝均有來此后土祠親自祭祀后土的記載，此時的后土，開始與“皇天”并稱，成為漢帝國徹底確立的皇帝、皇后制度在古典神話領域的投射，也成為我們如今仍舊在日常用語中使用的“皇天后土在上”的慣用詞組來源。

后土的人格化

漢成帝、漢哀帝曾兩度試圖將后土祭祀移入長安附近，不過均以失敗告終，直到王莽主政的漢平帝時期（公元5年）方才完成，移入長安的后土祭祀，在王莽的規制下成為方丘壇，也就是后世的地壇，祭祀對象便是后土，也稱“皇地祇”。此后一千九百年，中國封建王朝都城都會有一座方丘壇或地壇相伴，系帝王祭地之處。

不過，曾經的后土信仰中心汾陰后土祠并未被廢棄，甚至唐玄宗與宋真宗都曾親赴此地，按照方丘壇的祭祀儀軌在此祭祀后土，而且宋真宗曾頒敕，要求按照皇后的禮服為后土娘娘造像，宋徽宗則頒敕奉冊，為后土上徽號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并且依照“皇天”的進一步人格化——“昊天玉皇大帝”的規格，制定了后土娘娘的地位待遇與造像儀軌。

可以說，從漢到宋，皇天后土逐漸演化為徹底人格化且儀軌完備的“玉皇大帝”（簡稱“玉帝”）與“后土娘娘”對偶神組合，而汾陰后土祠無疑是這一歷程的全程完美見證者。北宋時期的汾陰后土祠至此達到歷史時期最大規模，而這一盛況就記錄在一塊金朝天會十五年（1137年）的《后土廟碑》正面線刻全貌圖上，如今依舊存留在后土祠獻殿的東山墻內側。而山西省境內有明確文獻記載宋代之前創建的后土廟，就有17座之多。

隨著金海陵王完顏亮定都唐遼時期的幽州城，創建金中都（今北京），元明清三朝也接連定都于此，汾陰后土祠由此逐漸徹底轉化為山西中南部、陜西關中東部的后土信仰中心。如今的汾陰后土祠已是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因明清之際的多次黃河東移、舊址沖毀而遷址重建的清晚期古建筑群。

后土是農耕民族基于對土地的崇拜而所信仰的大地女神。

翻檢文獻我們能在山西省境內找到104座后土祠或后土廟，而僅僅是平陽府（今運城與臨汾兩地級市所轄范圍）就是79座，由此可見汾陰后土祠的影響力，至少在它周圍的毗鄰區域依舊后勁十足。如果我們再把視線放到整個北方，有過更多帝都分布的黃河流域，自然也擁有更多的后土廟宇分布。

宋金元時期，隨著道教的進一步發展，后土皇地祇逐漸被尊為道教的六合六御、四輔四御，是六御或四御中唯一以皇后女相形象出現的神祇。我們如今能夠看到的絕大多數歷史晚期后土娘娘形象，便以山西中南部的元明清時期后土娘娘壁畫彩塑，以及明清時期佛教水陸畫中的“后土皇地神”為主，她們基本延續了宋真宗時期確立的封建王朝皇后形象，不過也有民間性較強，用命婦禮服而非皇后禮服的降格、減配塑造現象，可能是因為財力不足、見識不夠或刪繁就簡所致。

比如，在山西中部汾陽田村圣母廟壁畫中，有一位穿戴比照明代皇后常服的后土娘娘形象：頭頂插金龍簪，左右插鳳簪，鳳鳥口銜珠結，其間綴滿珠翠，屬典型的雙鳳翊龍冠，身著圓領大紅色鞠衣，胸前金繡云龍團紋，袖口處有金繡騰龍紋，衣上加青色霞帔。

后土與西王母的混同

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西壁南側的女主神，配有宋代皇后佩戴的九龍四鳳花株冠，因此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后土神。不過也有學者根據其頭頂坤卦，周遭配有雷神、電母、雨師、太乙真人而認為她是西王母，反倒是對面東壁南側的女主神，因配有五岳四海與十殿閻羅而被視為后土皇地祇。

說起來，在漢代達到鼎盛的西王母，確實也是一位掌管壽命、命運甚至生死的“大地之母”。西王母信仰也是在王莽改制前后走向普及，成為我們能在巴蜀地區出土的青銅搖錢樹、全國各地出土的多枝陶燈，以及漢代石刻畫像磚、墓室壁畫上普遍出現的一個形象，甚至還融入北朝時期的佛教石窟藝術中，與北朝隋唐時期逐漸男人女相的帝釋天混同。

西王母與后土皇地祇在宋金之后逐漸被整合到道教體系之中，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便是兩位女神分別坐鎮東西兩壁的南側，共同構成朝拜三清元神的八位主神之二。在民間，王母娘娘甚至取代了后土皇地祇，成為玉皇大帝的對偶神，這個誤會本質上其實是西王母與后土娘娘擁有相似的上古神格與近古形象所致。

拋開后土皇地祇與西王母形象的“近古混同”，哪怕是在后土信仰的核心區域山西中南部，后土皇地祇的形象也在正統與變化中搖擺。我們既能看到山西中部汾陽太符觀內，作為正殿主尊昊天上帝“主君從臣”位置存在的配殿主尊后土娘娘；也能看到山西南部臨汾東羊后土廟，本是原東岳廟后殿內的碧霞元君，在東岳廟正殿倒坍后，被改換為后土廟宇；還能看到介休后土廟，前有三清殿、后為后土殿的配置；更能看到汾陽太符觀后土殿與汾陰后土祠坤秀殿中，后土娘娘塑像旁出現了分管生育的送子娘娘形象塑像，而汾陽田村圣母廟的壁畫上則有一個放滿小孩的車廂，正準備跟隨后土娘娘出巡，給民間賜子。

從以上例子中，我們能看到后土皇地祇，除了在正統道教儀軌中作為“三清”輔佐身份出現，還會在民間信仰中與王母娘娘、碧霞元君等女神混淆，甚至分化出送子娘娘的形象。一般而言，越是古早的上古神祇，越會出現如此這般復雜多元的神格重影與分化整合，這也是大地之母在全世界各路人類文明中往往呈現出多個神祇，甚至不同文明的大地之母會交互影響的大勢所趨。